林彪在講話中，指名道姓，猛烈地攻擊劉少奇和鄧小平。陳伯達的講話，那激烈的調子不亞於林彪。
劉少奇檢討到這種地步，林彪、陳伯達、康生、江青並不放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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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新的激烈的鬥爭，又在黨內核心層中展開。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結束還不到兩個月，1966年10月9日至20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又在北京召開。
會議由毛澤東主持。中央各部門、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人出席了會議。會議的主題，便是“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亦即批判劉、鄧。
會議是毛澤東提議召開的。原來只准備開3天，後來開7天，以至開了19天。
在會上唱主角的是林彪和陳伯達。他們在會上都作了長篇講話，講話記錄被印成一本小冊子，廣為散發，作為“學習文件”。
林彪在講話中，指名道姓，猛烈地攻擊劉少奇和鄧小平。現照小冊子的原文摘錄如下：
……中央有幾個領導同志，就是劉少奇、鄧小平同志，他們搞了另外一條路線，同毛主席的路線相反。劉鄧路線，就是毛主席大字報說的，“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
陳伯達在會上作了題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的長篇講話，後來改題為《對兩個月運動的總結》印發。所謂“兩個月”，即指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的兩個月。
毛澤東曾在陳伯達的講話稿上作如下指示：
即送陳伯達同志，改稿看過，很好。抓革命、促生產這兩句話是否在什麼地方加進去，請考慮。要大量印發，印成小本子，每個支部、每個紅衛兵小隊最少一本。
毛澤東
10月24日22時
陳伯達的講話，那激烈的調子不亞於林彪，指責劉、鄧搞的是“國民黨的'訓政'”。
陳伯達的講話，除了談“形勢大好”、“兩條路線鬥爭的繼續”外，還談了另外兩個問題，即“去掉怕字，放手發動群眾”，“堅持毛主席提出的階級路線，團結大多數”。陳伯達在結束講話時高呼：“用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人民必將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據陳伯達自云，他是花了三天時間趕寫出這篇講話稿的。陳伯達的講話，跟林彪的講話緊密配合，在全黨掀起“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潮。
毛澤東也在會上講了話。他隨口而講，沒有稿子。從他的講話記錄來看，他的“調子”
比林彪、陳伯達要低一些，甚至提及了“也不能全怪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照毛澤東的講話記錄，摘錄於下：
我看沖一下有好處。多少年沒有想，一沖就想了，無非是犯錯誤。什麼路線錯誤，犯了就改嘛！誰要打倒你們？我是不想打倒你們的，我看紅衛兵也不想打倒你們。 ……有些同志說，不是有心犯錯誤，是稀里糊塗犯了錯誤，可以理解。也不能全怪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他們有責任，中央也有責任，中央沒管好。時間短，新的問題沒有精神準備，政治思想工作沒做好。我們17天會議以後，會好些。
劉少奇也出席會議。面對著種種的批評和責難，他只好作檢查。劉少奇在“文革”中作過多次檢查，這一次的檢查最長、最詳細。劉少奇的講話中，幾處提及了陳伯達。
以下摘錄劉少奇1966年10月23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檢查的原文：
同志們：
我堅決擁護主席和林彪同志的指示，同意陳伯達同志的講話。我看了各小組會的大部分簡報，了解到一些地方和中央的一些部門在指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程度不同地犯了錯誤，許多同志都進行了檢討，這使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因為這同我在前一段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錯誤，是有關係的。 ……
當工作組已經派出，已經有同誌發現工作組同革命的群眾運動發生對抗的現象，並且提出不要工作組，例如陳伯達同志早就提出過這種意見。陳伯達同志是根據毛主席的啟發而提出這種意見的。當時，我們如果能夠領會毛主席的思想，調查研究大量的事實，立即將大批工作組撤回，也還是可以不致於犯嚴重的路線錯誤的。但當時我們沒這樣做……
儘管劉少奇是被迫作這番檢查，但是劉少奇說“陳伯達同志早就提出這種意見”，使陳伯達喜滋滋的，似乎證明了陳伯達的“正確”。
“新帳老帳一起算”，向來是“流行”的“整人公式”。劉少奇也不例外。他的檢查除了被迫承認了派工作組這一“路線錯誤”之外，不得不歷數自己1946年2月、1947年夏、1949年春、1951年7月、1955年、1962年、1964年一次又一次的“錯誤老帳”。
劉少奇檢討到這種地步，林彪、陳伯達、康生、江青並不放過他。
中央工作會議收場不久，陳伯達主編的《紅旗》雜誌第十五期發表社論《奪取新的勝利》，提高了“批判劉鄧”的調子。
除了猛攻劉少奇之外，陳伯達還尖銳地批判鄧少平。陳伯達在1966年10月25日的講話中，稱“鄧是錯誤路線的急先鋒”，“鄧的面貌如果不在我們全黨搞清是危險的，他同劉打著一樣的旗幟”，“鄧搞獨立王國”“1962年搞包產到戶也是鄧說的”……
在“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高潮”的猛烈衝擊下，劉少奇和鄧小平完全靠邊了，再不露面了。 “中央文革”取代了中共中央書記處，陳伯達權重一時，他這個“小組長”擁有比總書記還大的權力。
儘管報上天天在批判劉、鄧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但是大多數黨的高級幹部想不通，誠如毛澤東1967年5月接見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謝胡等人所說的那樣：
《五·一六通知》已經明顯地提出了路線問題，也提出了兩條路線問題。當時多數人不同意我的意見，有時只剩下我自己，說我的看法過時了，我只好將我的意見帶到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去討論，通過爭論我只得到了半數多一點人的同意，當時還有很多人仍然想不通。李井泉想不通，劉瀾濤也不通。伯達同志找他們談，他們說，“我在北京不通，回去仍然不通”。最後我們只能讓實踐去進一步檢驗吧！
毛澤東提到的李井泉，當時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則是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劉瀾濤代表著一大批“想不通”的高級幹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