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中央文革”的“秀才”們獻策，毛澤東批准，“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一新口號，作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戰略部署”提出來了。
本來，派不派工作組，充其量不過是個工作方法問題。自從成為“路線”——這“路線”不僅是“資產階級”的，而且還是“反動”的，一下子便把劉、鄧的“錯誤”升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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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劉、鄧發起總攻擊的號令，是在1966年10月1日通過林彪之口發出的。
自從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毛澤東一次又一次接見紅衛兵。天安門廣場成了“紅海洋”。每一次接見，毛澤東穿著一身軍裝，只在天安門城樓上“揮動巨手”，沒有發表講話。他已被封為“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一開口便成了“最高指示”。所以，他在公開場合，只由緊緊站在他的身邊的那位弱不經風的“副統帥”林彪，用尖利的嗓音發表一次次的講話。林彪的講話，在那時成為全國人民的“學習文件”。
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七週年大會，照例由林彪發表主旨演說。
往常，林彪在各種會議上發表講話，只是事先讓秘書“拉條子”———寫提綱，準備材料，他喜歡隨口而說，甚至把提綱撂在一邊。可是，在如此莊重盛大的場合，林彪只能“照本宣科”，按照“秀才”們為他擬好的講稿照念。
這一回，林彪的講話稿，是由陳伯達和張春橋一起捉刀的。
在天安門城樓上，當林彪發表講話時，他站在毛澤東的右邊，而毛澤東的左邊站著劉少奇。據云，這是周恩來煞費苦心排定的位置。因為劉少奇是國家主席，而十月一日是國慶節，怎能把劉少奇擠到不醒目的地位？可是，把劉少奇安排在毛澤東身邊，勢必會引起“中央文革”的激烈反對。周恩來把宋慶齡、董必武安排在劉少奇旁邊，宋慶齡、董必武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這麼一來，“中央文革”挑不出毛病，毛澤東、林彪也同意了。
林彪所念的講話稿，激烈地攻擊著站在毛澤東另一側的劉少奇。林彪說：“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的鬥爭還在繼續。”
“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顯然也就是“劉少奇路線”的代名詞。
為了提出這麼個新的代名詞，陳伯達和“中央文革”的“秀才”們煞費苦心。
自從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江青便作了“註釋”。她說：“北京有兩個司令部，一個是代表無產階級的司令部，一個是代表資產階級的司令部”。
關鋒又對江青的話，作了“發揮”：“無產階級的司令部就是毛主席的司令部。資產階級的司令部是某幾個中央領導同志的司令部。”不言而喻，關鋒所說的“某幾個中央領導同志”，指的便是劉少奇、鄧小平。
姚文元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寫了一張題為《永遠跟著毛主席前進》的大字報，提到了路線問題：
“炮打司令部，指的是什麼呢？就是用馬列主義的砲打，毛澤東思想的砲打，打掉司令部裡的一切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反動路線。”
不過，姚文元的大字報，並未說得非常明確。
隨著反工作組的鬥爭逐步深入，一次又一次提到了“兩個司令部”的鬥爭，即“無產階級司令部”與“資產階級司令部”。
“兩條路線鬥爭”也由“秀才”們提出來了。 “兩條路線”中的一條，早已見諸於報刊，即“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那麼，與之對立的叫什麼路線呢？
按照“對偶”的原則，陳伯達擬出了“新名詞”，即“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
在為林彪起草國慶講話稿時，陳伯達把一“新名詞”寫入了講話稿，毛澤東、林彪在講話稿上畫了個圈，表示講話稿可用。
陶鑄看了講話稿，覺得“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用詞太兇，容易把執行“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的人等同於“反革命”，擴大打擊面，向毛澤東建議加一個“對”字，變成“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毛澤東同意了。
經林彪在天安門城樓上念了這個“新名詞”之後，當天晚上，當毛澤東和他的“司令部”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集合，準備乘敞篷車去看焰火時，張春橋向毛澤東提出：“'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在語法上不通，念起來也拗口。”毛澤東答道：“以後就提'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據關鋒對筆者說，是他提議改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得到毛澤東的同意。他是從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一文中，把那句“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加以演繹，理所當然被毛澤東所採用。
據王力回憶，周恩來當時不在場，不知道。周恩來曾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詞，向毛澤東提出異議。王力回憶說：
總理是很明確地表示不同意“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提法，他找了主席。事後他對我說，他是向主席這樣提出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個提法合適嗎？黨內歷來提路線問題都是提左傾、右傾，沒有反動路線這個提法，這樣提合適嗎？”
主席用英語作了回答，說原來用Counter－revolutionaryLine（反革命路線），後來改成Anti－revolutionaryLine（反對革命路線），最後還是用ReactionaryLine（反動路線）好。
總理知道這是主席的主張，就說：“我懂了。”
總理又找了關鋒，關鋒向他解釋了半小時。總理說關鋒同他主要講了民主革命時期同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對於路線的提法應當不同。
總理以後就照著主席的口徑講了，實際上總理是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見的。在當時那種情況下，總理把主席、關鋒駁掉是不可能的。
經過“中央文革”的“秀才”們獻策，毛澤東批准，“徹底批判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根據毛澤東十月一日晚的意見，改為“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一新口號，作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戰略部署”提出來了。
在林彪講話的第三天———十月三日，《紅旗》雜誌第十三期的社論《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發表了。這篇社論由王力、關鋒執筆，“中央文革”討論，江青、康生、張春橋審稿，陳伯達定稿，標題是陳伯達親自擬的。據王力回憶，社論初稿中用的是“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此，社論推遲到十月三日晚上才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十月四日見報。這篇社論向全國發出了新的動員令：“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徹底批判”。
“要不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能不能貫徹文化革命的十六條，能不能正確進行廣泛的鬥批改的關鍵。在這裡，不能採取折中主義。”
社論剛剛發表，十月六日，以蒯大富為“司令”的“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便召集十萬人，舉行“全國在京革命師生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誓師大會”。本來，派不派工作組，充其量不過是個工作方法問題。自從成為“路線”———這“路線”不僅是“資產階級”的，而且還是“反動”的，一下子便把劉、鄧的“錯誤”升級了。
“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口號聲在全中國響起，劉、鄧面臨著被徹底打倒的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