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明爭暗鬥，在“中央文革”內部激烈地進行。副組長江青的勢力，正在急劇擴大。
江青與顧問康生形成聯合陣線。江青的“第一夫人”的特殊地位，使她有恃而無所恐。
等到陳伯達病癒出院，他發覺”“中央文革”的實權已被江青“代理”了。除了江青之外，那位“顧問”也一直覬覦“中央文革”的大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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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成為中共第5號人物，陳伯達名聲大振。寫著“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收”的信件，從全國各地雪片般飛來。據陳伯達的秘書回憶，差不多每天都收到一麻袋的信！陳伯達從來沒有如此走“紅”過……
這時的陳伯達，有2位秘書……王保春和王文耀。
王保春擔任機要秘書，兼任“陳辦”的黨小組組長。他1947年入黨，原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做機要秘書工作。 1960年當陳伯達的妻子劉叔晏生孩子時，調他去擔任秘書。
王文耀則是1965年下半年，調他到陳伯達那裡擔任秘書。
兩“王”也從來沒有這麼忙碌過：一個“王”守著4部電話機，隨時作電話記錄，收看文件、電報、信件；另一個“王”則要跟在陳伯達身邊，時而釣魚台，時而中南海，時而人民大會堂，時而各大專院校。
司機於子云處於“時刻準備著”的狀態。陳伯達一聲吩咐，不論白天黑夜，轎車隨時出動。
從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中央文革小組全體成員列席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這麼個“小組”，權力正在無限擴大之中，正在取代中共中央書記處。陳伯達這個“小組長”，手握大權，躊躇滿志，他與別人的不同，在於口頭上還在那裡自稱“小小老百姓”、“普通老百姓”，掩飾著自己的勃勃政治野心。
陳伯達成為中國的“輿論總管”。他帶著工作組進駐《人民日報》之後，乾了一個月。
為了集中力量起草“十六條”，他把《人民日報》交給了代總編唐平鑄。他是《紅旗》的主編。這時，他把《紅旗》交給了關鋒。他作為“輿論總管”，來管《人民日報》，管《紅旗》，管新華通訊社，管中共中央宣傳部……
現存於檔案之中的陳伯達1966年8月13日致毛澤東的信可窺見當時陳伯達管得多麼寬。可以看出，他是名副其實的“中央文革”組長，由他直接向毛澤東匯報工作，他向毛澤東負責。
陳伯達處於他的“鼎盛時期”。
不過，他有他的隱憂。他成天價把“小小老百姓”掛在嘴上，無非想表白自己毫無權欲———儘管他的野心不小，權慾不小。
一場明爭暗鬥，在“中央文革”內部激烈地進行。
副組長江青的勢力，正在急劇擴大。江青與顧問康生形成聯合陣線。江青的“第一夫人”的特殊地位，使她有恃而無所恐。
陳伯達深知江青不可惹。原本江青只是4個副組長之一，並無“第一副組長”之稱——
—在四個副組長之中，她排名順序第一罷了。在“中央文革”初次在群眾中“亮相”時，有人指著江青介紹說：“江青同志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組長。”此後，“第一副組長”之稱便傳了開來，彷彿成了她的正式職務。
江青並不滿足於“第一副組長”。陳伯達深知其意。 1966年8月下旬，陳伯達患肺炎，發燒至40攝氏度，住入北京301醫院。經陳伯達向毛澤東提出，中共中央於1966年8月30日發出通知：“在陳伯達同志病假或離京外出期間，由江青同志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有了這樣正式的文件，江青在“中央文革”中的勢力越發膨脹。等到陳伯達病癒出院，他發覺”“中央文革”的實權已被江青“代理”了！陳伯達曾這樣回憶：
在毛主席第一次檢閱紅衛兵不久，我生病進醫院，江青就當然代理組長職務。毛主席再次檢閱紅衛兵時，江青致辭，從此，她就在小組中橫行跋扈。我向去醫院看我的人，提出一些看法，於是大大觸怒江青了。當我的病沒有好時，江青要關鋒去叫我出院。我已曉得這個女人很難對付，決定出院。我撇開江青，找王力、關鋒、戚本禹起草一個擬送中央的文件，確定中央文革小組是中央政治局直接領導的工作機構。意思就是：中央文革的言行都要向中央請示，不能擅自作主。這就要使江青受到約束。會議未完，可能有人洩露給江青，江青來了，大鬧一番。我現在不記得她要加了一句什麼，但她說，“我這句是最重要的。”從此以後，文革小組就沒有再單獨開會了。毛主席指示：以後開會，由周總理主持，叫中央文革碰頭會。
除了江青之外，那位“顧問”也一直覬覦“中央文革”的大權。
“顧問”康生最初與陳伯達在同一條起跑線上起跑，他倆在20年代是上海大學的“同學”。不過，康生比他更善於鑽營，所以在黨內的地位，康生很快超過了他。延安整風時，康生是陳伯達的上司。 1945年召開中共七大時，康生是中共中央委員，名列第17位，而陳伯達只是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名列第47位。此後，陳伯達靠著“跟準毛澤東”，才在中共八大上超過了康生。那時，陳伯達與康生同時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陳伯達的名字恰恰排在康生之前！
陳伯達與康生同為中共“大秀才”、“理論家，多年共事而面和心不和，論筆頭，陳伯達勝過康生。康生此人，述而不作，好出鬼點子，卻不願寫著作。所以號稱“理論家”，其“理論著作”寥寥無幾，陳伯達則拙於口才，長於筆頭，所以從起草共同綱領、憲法、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人民公社六十條、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二十五條”、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二十三條”直至《五·一六通知》、“十六條”，都由他執筆或參與執筆。論權術，陳、康各有一套，但是陳伯達畢竟不及康生。
康生對陳伯達，常常嗤之以鼻。當時陳伯達成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時，康生以挖苦的口氣說：“陳伯達能當什麼院長？他呀，只配當個'烏龍院'院長！”“烏龍院”，妓院也！
在“中央文革”中，有了這麼一位“第一副組長”和“顧問”，使陳伯達頗為棘手。
副組長張春橋乃江青的心腹，姚文元更是江青一手“提攜”的，對江青言聽計從。
王力、關鋒、戚本禹都是《紅旗》雜誌編輯部成員，原是陳伯達手下3員大將。自從田家英含冤去世之後，戚本禹取代了田家英，成為江青的心腹。王力和關鋒也都擅長“見機行事”。
在陳伯達作為“中央文革”組長而名聲鼎沸時，“中央文革”的軸心已逐漸向江青轉移。危機已經暗伏，只是他正處於政治巔峰時期，暗伏的危機尚未公開顯露，他自己已意識到了隱憂……
作為“組長”，陳伯達盡量壓住陣腳，帶領著“中央文革”衝鋒陷陣———因為劉、鄧只是在派工作組的問題上受到批評，並未徹底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