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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第二十七章主筆“十六條”

陳伯達傳 叶永烈 2335 2018-03-16
《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共十六條,通常稱之為“十六條”。 一時間,“十六條”成為全中國人民的“學習文件”。大街小巷貼滿標語:“學習十六條!熟悉十六條!運用十六條!” ※ ※ ※ 陳伯達躍為第五號人物,除了他在反工作組這一“錯誤路線”鬥爭中立了大功,而且還因為他在起草《五·一六通知》之後,又寫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由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成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綱領”。 《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共十六條,通常稱之為“十六條”。 8月8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十六條”。 8月9日,全國各主要報紙都在頭條位置全文發表了“十六條”。 8月13日,《人民日報》以頭版頭條位置發表社論《學習十六條熟悉十六條運用十六條》,聲稱“十六條是毛澤東同志親自主持制定的”,“是毛澤東同志提出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綱領”。

一時間,“十六條”成為全中國人民的“學習文件”。大街小巷貼滿標語:“學習十六條!熟悉十六條!運用十六條!”各種場合的會議,人們也高呼這樣的口號。 “十六條”是毛澤東指定陳伯達負責起草的。據陳伯達回憶,著手起草是在1966年6月下旬。王力也參加起草工作。據王力回憶,在周恩來回國時,他正在釣魚台和陳伯達一起起草“十六條”,當時他跑步去通知康生,告知周恩來抵京的時間,康生去機場迎接。周恩來離開巴基斯坦是1966年6月30日,歸國途中視察了某導彈試驗基地,然後飛回北京。所以王力的回憶與陳伯達回憶是相符合的。 “十六條”前後改過多次。陶鑄、王任重、張春橋參加過一些修改工作。 1966年7月16日,陳伯達交出供討論用的第一稿(此前的幾次草稿不在內),題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和黨的方針政策問題》。最初並沒有十六條,而只有十三條,毛澤東閱後,作了修改。

7月26日,印發第二稿,以供翌日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預備會議討論。題目改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和黨的若干政策問題》。 7月29日,根據討論的意見作了若干修改,印發第三稿,題目改為《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這一題目是毛澤東提出來的,此後一直沿用這一標題,直到正式公佈。 8月3日,經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討論,又改出第四稿。 8月8日,由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正式通過時,再作若干修改,成了第五稿,即正式見報的定稿。 “十六條”是“二十三條”和《五·一六通知》的“左”的繼續,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綱”。 以下是“十六條”的摘要: 一、社會主義革命的新階段:當前正在開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一個更深入、更廣闊的階段”。 “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二、主流和曲折:“廣大工農兵、革命的知識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這場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軍”。阻力主要來自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三、“敢”字當頭,放手發動群眾。 四、讓群眾在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 五、堅決執行黨的階級路線:要區分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 六、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要區分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要防止轉移鬥爭的主要目標。 八、幹部問題:幹部大致可分為以下四種:好的;比較好的;有嚴重錯誤,但還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少量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九、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大會:它們都是文革的權力機構。這些組織的成員都必須由群眾選舉產生,當選者如果不稱職,可以改選,撤換。

十、教育改革:“改革舊的教育制度,改革舊的教學方針和方法,是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極其重要的任務。” 十一、報刊上點名批判的問題:“在報刊上點名批判,應當經過同級黨委討論,有的要報上級黨委批准”。 十二、關於科學家、技術人員的政策:只要他們不反黨反社會主義,不里通外國,就要團結他們。 十三、同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相結合。 十四、抓革命,促生產。 十五、軍隊:軍隊文化革命運動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按照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的指示執行。 十六、毛澤東思想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南: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實行無產階級政治掛帥。 “十六條”與“二十三條”、《五·一六通知》一脈相承,都強調了“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8月4日,當時還在大連的林彪,看了“十六條”,打來長途電話表態:“這個決定是一個很革命的決定,它保證了能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保證了能夠把運動堅決地擴大和深入起來和長期堅持下去,我完全同意中央全會的看法和方針。” 8月7日,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作為會議文件印發。 8月8日,通過了“十六條”,全會便轉入了對劉少奇的批判。 無可奈何,8月10日,劉少奇在小組會上作了自我批評。劉少奇說: “主席不在家這一段由我主持工作,我絕不逃避責任。中心問題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反對群眾運動。這次文化大革命,群眾起來要民主,主席又這樣大力支持,把我們夾在中間,這也是上壓下擠。革大家的命可以,革我們的命可不可以?這是個大問題,要下定決心,革我們自己的命,無非是下台。我們這些人可以下台……”

在“上壓下擠”之中,劉少奇果然“下台”,雖然他名義上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列第八,實際上是靠邊了。 林彪升為第二號人物,他是在1958年5月中共八屆五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由中共八屆一中全會選出的副主席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四位。八屆十一中全會並沒有宣布撤銷劉、週、朱、陳的副主席職務,但從那以後,劉、朱、陳受到“文革”衝擊,周恩來也意識到林彪咄咄逼人,便囑咐新華社,“我的名義用政治局常委吧,不用中央副主席名義”。這麼一來,在報上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名義出現的只有林彪,他實際上成了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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