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統論”能夠在“文革”中盛行，固然依仗於在“文革”中氾濫的極左思潮，而且也與長期以來的“階級鬥爭”理論緊密相連。
“血統論”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影響：“紅五類”子女自恃出身好，“自來紅”，無法無天；“黑七類”子女則心靈受到莫大的創傷，失去對前途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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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伯達在接受筆者的採訪時，曾說過這樣的話：“'文化大革命'是一個瘋狂的年代，那時候我是一個發瘋的人。”儘管如此，陳伯達在“文革”中，也做過一些“好事兒”。
“好事兒”之一，就是批判“血統論”。在“文革”之初，“血統論”曾一度非常流行。
“血統論”原本出自封建君主的世襲制。在“文革”中，這種封建糟粕卻被披上了紅色的外衣。 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學院附中紅衛兵貼出了這樣的“鬼見愁”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是“基本如此”。這副對聯一貼出來，就產生“轟動效應”：圍觀者、傳抄者、批評者、辯論者，比比皆是。 8月1日，這副對聯迅即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高等學校貼出，又一次引起轟動。這副對聯成為“血統論”
最形象、最有煽動力的口號。於是，出身革命幹部、工人、貧下中農等家庭的子女，成了“好漢”，趾高氣揚；而出身“反動家庭”的子女，則低三下四，成了“混蛋”，成了“賤民”。這副對聯引起激烈的辯論：有人高呼“好得很”，有人斥之為“糟得很”。消息迅速傳入“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的耳朵。陳伯達很快就作出反應。在這副對聯出現的第四天———8月2日凌晨，陳伯達在接見對於對聯持不同意見的兩派紅衛兵時，就明確表示，這副對聯“不全面”。陳伯達批判了“血統論”，指出“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實際上是封建社會“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的翻版。
陳伯達把那副對聯作了修改：
“父母革命兒接班，父母反動兒背叛”。
橫批改為“理應如此”。
陳伯達向紅衛兵們宣傳說，毛主席號召我們要團結大多數。 “血統論”不利於“團結大多數”，違反毛主席的教導。陳伯達當時作為“中央文革小組”的組長，有著“中央首長”
的身份，他在多次講話中批判了“血統論”，在廣大青年學生中產生了影響。應當說，“血統論”能夠在“文革”中盛行，固然依仗於在“文革”中氾濫的極左思潮，而且也與長期以來的“階級鬥爭”理論緊密相連。特別是在高等學校招生中長期貫徹了所謂的“階級路線”，出身“反動家庭”的子女即使成績優秀也被拒之大學校門之外。所以，“血統論”一提出，便得以大肆流行。儘管陳伯達多次批判那副“鬼見愁”對聯，但是“鬼見愁”對聯仍在廣泛傳播，而且還出現了《鬼見愁之歌》，歌詞就是這副對聯，只是在“老子反動兒混蛋”一句之後，加上了一句：“滾，滾，滾，滾他媽的蛋！”“血統論”以血統劃線：所謂“紅五類”是指家庭出身為革命幹部、革命烈士、革命軍人、工人和貧農的子女；所謂“黑五類”是指家庭出身或者親屬中有人出身為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右派分子（其實也包括“摘帽右派”）的子女。
後來，“黑五類”又擴大為“黑七類”，即加上“走資派”和資本家的子女。在“紅五類”和“黑七類”之間，還存在“中間地帶”，即所謂“紅外圍”。 “紅外圍”是指家庭出身為教師、店員、市民、中農、下中農的子女。
在“大辯論”中，當時流行“報成分”，即在發言之前，先要自報家庭成分。如果所報的家庭成分屬於“黑七類”，馬上被轟下台……
“血統論”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影響：“紅五類”子女自恃出身好，“自來紅”，無法無天；“黑七類”子女則心靈受到莫大的創傷，命中註定了“黑”，失去對前途的信心。
1966年10月16日下午，陳伯達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所作的講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中，雖然講話的主題即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是完全錯誤的，但是內中批判了“血統論”，卻是應予肯定的。陳伯達的這一講話經毛澤東同意，作為中共中央文件印發下達，產生了比較大的影響。陳伯達在講話中，首先指出高乾子女的“血統”未必“高貴”，接著，陳伯達深入地批駁了“血統論”：
現在有一些學生接受什麼“自來紅”、“自來黑”的觀點，接受什麼要在學生中劃分“紅五類”、“非紅五類”或者什麼“黑幾類”的觀點。製造這類觀點的人，是要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製造混亂，蒙蔽青年。我們勸青年們不要接受這种血統論的錯誤觀點，而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階級論來武裝自己的頭腦。同時，那些製造和散佈這种血統論的人，如果願意回到無產階級的革命道路上，就應該改正錯誤，停止散佈這種謬論。
值得提到的是，在1966年12月，一張署名“家庭問題研究小組”的傳單《出身論》，成為又一篇批判“血統論”的力作。 1967年1月28日，由“首都中學生革命造反司令部”
創辦的《中學生文革報》刊登了《出身論》。 《出身論》首先指出，“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副對聯“不是真理，是絕對地錯誤”。
《出身論》指出，過分強調家庭出身，“是長期以來嚴重的社會問題”。不是“紅五類”出身的人，“往往享受不到同等的政治待遇”，這是“不公正的現實”。 《出身論》指出，一個人的成長，社會影響遠遠超過家庭影響。如“領導的教導、報紙、書籍、文學、藝術的宣傳，習俗的熏染，工作的陶冶等等，都會給一個人不可磨滅的影響。這些統稱為社會影響。這都是家庭影響無法抗衡的。”“人是能夠選擇自己的前進方向的”，“娘胎裡決定不了”。因此，“一切革命青年，不管你是什麼出身，都應受到同等的政治待遇”，提出應努力“填平這人為的鴻溝”。後來，《出身論》受到追查，這才查明作者是北京二十四中學的學生遇羅克。 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稱《出身論》是“反動文章”。遇羅克於1968年以“惡毒攻擊”的罪名被捕。 1970年3月5日被處決。直至1980年，遇羅克一案才得以平反。陳伯達在“文革”中做的另一“好事兒”，就是反復向紅衛兵們宣傳“要文鬥，不要武鬥”。在“血統論”盛行的日子，“紅五類”們出於“強烈的階級感情”，先是用巴掌、用拳頭，後來發展到用皮帶，對“黑六類”進行“武鬥”。打人現象，越來越普遍。這時候，江青為之推波助瀾，於是“打人風”迅速在全國蔓延。周恩來，陶鑄、陳毅等，多次發表講話，要求迅速制止武鬥。
陳伯達所起草的佈告，也就是1966年11月18日中國共產黨北京市委員會發出的《重要通告》。全文如下：
任何廠礦、學校、機關或其他單位，都不允許私設拘留所，私設公堂，私自抓人拷打。
這樣做是違犯國家法律和黨的紀律。如果有人在幕前幕後指揮這樣做，必須受到國法和黨紀的嚴厲處分。從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處理。
1966年11月20日，經毛澤東同意，中共中央向全國各地轉發了中共北京市委的這一《重要通告》，並加以下按語：
北京市委11月18日的重要通告，很好。現在轉發全國，請各省、市、自治區用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名義大量印發，在學校、廠礦、機關或其他單位內張貼。各地如有同樣的情況，照這個通告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