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伯達為這個“小組”的“小組長”。
陳伯達在“組閣”時，首先把江青列入名單。對於陳伯達來說，當上這麼一個擁有無限權力的“小組長”，成為他一生的巔峰。這個“小組長”，遠遠超過他過去所擔任過的一切職務。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人稱“中央文革”，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怪物。
這麼一個“小組”，攪得華夏大地不得安寧，禍水橫流，災難四起。
這個“小組”，起初只說是“中央常委的秘書班子”，後來不斷膨脹，取代了中共中央書記處，直至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這個“小組”變成了中國“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同義語。誰敢說一句這個“小組”的壞話，誰敢說一句這個“小組”的要員的壞話，就要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就要受到“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小組”，是根據《五·一六通知》建立的。 《五·一六通知》中有這麼一段話：“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
不過，《五·一六通知》下達時，並未決定這個“小組”的人選。 ??毛澤東親自提名陳伯達為這個“小組”的“小組長”。據云，在起草《五·一六通知》時，毛澤東便曾跟陳伯達打過招呼。最初，這個“小組”的名字叫“文化革命委員會”，設立“主任”。陳伯達說，他還是當個“小組長”吧，於是在《五·一六通知》中寫成“文化革命小組”。儘管毛澤東親自提名陳伯達擔任“中央文革小組”的“小組長”，陳伯達仍推辭再三。陳伯達曾這麼回憶：“文革”前，週總理（毛主席那時不在北京，我認為，週總理是奉毛主席的指示同我談話的）對我提出擔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職務，我認為不能勝任，不肯擔任。記得，好像是談過幾次（三次？）。週總理說，“這樣，中央不能分配你的工作了？”我才表示接受。
陳伯達又這麼回憶：
不久，毛主席回北京來，我又向他提出，我是個“書生”，擔任不了這個職務（引者註：指“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之職）。毛主席說，你可把“書生”兩個字去掉。這樣，我就只好擔任了。
也就是說，陳伯達向周恩來、毛澤東都當面再三推辭過“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之職。推辭不了，這才應允下來。陳伯達回憶，在他應允之後：週總理說，“那你可開個小組的名單。”
這樣，“小組長”陳伯達便奉命開始“組閣”。陳伯達起草“中央文革小組”名單，首先這麼考慮的：
這件事既然是毛主席的意思，那時他在上海，江青也在那裡，前些日子，我也在上海，江青曾要我看一次“樣板戲”（智取威虎山），林彪也在那裡看，我想，這個問題會和江青有關。
這就是說，陳伯達已經清楚意識到江青勢力的崛起，而毛澤東本人當然不會親自提名江青，於是陳伯達在“組閣”時，首先把江青列入名單。陳伯達曾對毛澤東說：“讓江青同志當組長，我當她的助手！”
毛澤東理所當然地否認了。這樣，江青便成為陳伯達“組閣”名單中的名列第一的副組長。陳伯達接著這麼考慮：
還有毛主席要擬文件，有時曾指示我找關鋒、戚本禹、王力合作。於是，把康生列為顧問，江青列為副組長，王力、關鋒、戚本禹列為組的成員，寫成名單給周總理。
請注意，在陳伯達最初開列的“中央文革小組”名單上，沒有江青手下的兩員“大將”———張春橋和姚文元！江青一進入“組閣”名單，馬上提議：“春橋同志應該擔任副組長。”江青的這一提名，使張春橋從上海躍入中央。
經過陳伯達和江青共同“組閣”提出了“中央文革小組”的初步名單。經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報毛澤東批准． 1966年5月20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通知，通知中寫明組長為陳伯達，顧問為康生。
副組長的名字未寫入通知，但已定下來，共四人，即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
組員名單是陳亞丁、吳冷西、王力、尹達、關鋒、戚本禹、穆欣。
這份名單，實際上就是《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組成員名單。
後來，覺得陳亞丁、吳冷西有些“問題”，從名單中刪去了，增加了曾參加《紀要》討論的謝鏜忠。
對於王力，曾有過爭論。毛澤東對王力有看法，以為他不合適。陳伯達力保王力，仍把他留在名單之中。
姚文元原本“榜”上無名。
1966年6月16日至18日，“中央文革小組”在上海錦江賓館開成立會———因為當時毛澤東和江青都在上海。小組成員除王力之外，都來上海出席會議。據關鋒回憶，江青在會上提議增加姚文元為組員。
陳伯達對姚文元沒有好印象，大概是姚文元那篇“雄文”搶了頭功使他不悅，陳伯達當即表示反對，說道：“姚文元不合適，他的父親姚蓬子是叛徒，容易叫人抓住小辮子。”
陳伯達當眾如此說，差一點使江青下不了台，江青馬上甩出了“王牌”：“我請示一下主席。”
翌日，江青在會上說請示過主席了，於是，“中央文革”便多了一名成員姚文元。此後姚文元平步青雲，進入“中央文革”是關鍵性的一步。
江青力荐姚文元，陳伯達則力荐王力。陳伯達的理由是，王力是釣魚台“秀才班子”裡的成員，是個“老人”，起草文件比姚文元要熟練。
於是，在6月20日，王力接到正式通知———他是“中央文革”成員。
如此增增減減，“中央文革”的班子算是定下來了。經毛澤東提議，後來增加陶鑄為顧問。
以後又補充四名組員：郭影秋（代表中共中央華北局）、鄭季翹（代表中共中央東北局）、楊植霖（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劉文珍（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至於中共中央中南局和華東局的代表，由王任重、張春橋兼任。
這時，“中央文革”進入“全盛時期”，正式成員共18人。
“中央文革”在釣魚台“安營扎寨”。隨著“中央文革”的名聲大振，“釣魚台”在全國的知名度也不斷提高，以至後來“釣魚台”成了“中央文革”的代稱。陳伯達、尹達、關鋒住在釣魚台14號樓。那裡成了“中央文革”的辦公樓。後來，“碰頭會”改在16號樓召開，但“中央文革”的辦公室、會議室仍設在14號樓。
江青住在11號樓，由此得了個代號叫“11樓”，這時一說“11樓”的指示，便知道是江青。
隨著“文革”一步步推進，如同毛澤東所比喻的剝筍一般，在一片打倒聲中，“剝”去了陶鑄，“剝”去了王任重，“剝”去了劉志堅……“中央文革”的成員不斷減少，權力也越來越集中。
後來，真正成為“中央文革”的“首長們”，是這麼一些“大左派”：組長：陳伯達；顧問：康生；副組長：江青、張春橋；組員：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對於陳伯達來說，當上這麼一個擁有無限權力的“小組長”，成為他一生的巔峰。這個“小組長”，遠遠超過他過去所擔任過的一切職務，勝過《紅旗》總編，勝過馬列學院院長，也勝過那一連串的“副”———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國家計委副主任……這個“小組長”，實際上相當於五六十年代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而組員們相當於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