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陳伯達“榮登”那“中央文革”組長寶座的前五天，他的宿敵、年僅44年的田家英，成為“文革”的第二個罹難者———在田家英憤然離世的前五天，鄧拓含冤屈死。
關於田家英被迫害致死的經過，田家英夫人董邊曾作如下回憶：
1966年5月22日下午3點，安子文同志和王力、戚本禹來到中南海我家裡，當時田家英不在。他們等了一會兒，家英和秘書逄先知同志回來了。這時安子文對我說：“董邊，你也是高級幹部，應坐下來聽聽。”當時逄先知也在座。安子文、王力並排坐在長沙發上，戚本禹坐在旁邊的單人沙發上。
安子文嚴肅地向田家英說，我們是代表中央的三人小組，今天向你宣布：第一，中央認為你和楊尚昆關係不正常，楊尚昆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你要檢查；第二，中央認為你一貫右傾，現在我們代表中央向你宣布，停職反省，把全部文件交清楚，由戚本禹代替你管秘書室（即後來的中共中央辦公廳信訪局）的工作，要搬出中南海。田家英問：關於編輯毛選的稿件是否交？安子文說，統統交。戚本禹問：毛主席關於《海瑞罷官》的講話是否在你這裡？ （引者註：指毛澤東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與陳伯達等人的談話記錄）田家英回答：沒有。
點交文件進行到5點多，安子文、王力走了，戚本禹繼續點交到天黑才走。半夜12點，戚本禹打來電話，要田家英到秘書室去簽字。家英氣憤地把電話掛了，對我說：“戚本禹是什麼東西，早就是江青的走卒，我不去簽字。”又對我說：“我的問題是江青、陳伯達陷害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我不相信這些人有好下場。”
在當時那個情況下，加給田家英那兩條“罪名”，並宣布“停職反省”，“搬出中南海”，凡是了解“文化大革命”歷史的人，都不難想到這意味著什麼。這突如其來的大禍臨頭，家英是沒有精神準備的，使他難以承受。第2天即5月23日上午，家英含恨離開了我們。這裡我要說明一下，安子文同志當時是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1966年7月也被批鬥、關押，遭受到嚴重迫害，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才得平反，他在病重期間還關心地詢問家英和我的問題是否已經平反……
關於田家英的死因，他的摯友李銳在1980年一期《大地》雜誌上的一文中，曾寫得很清楚：
解放後，他住在中南海，很看不起周圍那些追名逐利之徒。他早就厭惡江青的一些行為（當然，那時議論的還多屬於生活方面）。據董邊同志告訴我，他同陳伯達作過長期鬥爭，針鋒相對，寸步不讓；因此，陳對他恨之入骨。我們當年臧否人物，就包括此人。他告訴過我：這位“陳夫子”制了一顆“閒章”，曰“野鶴閒雲”。特別喜愛，以此自詡。其實，這正從反面露出此人當年的極大牢騷：無權無勢。此人在中南海的房子住得很不錯，但還想方設法翻修，中央辦公廳的負責同志硬不賣帳，於是懷恨在心。家英最看不起的是，此人經常向他打聽“主席最近又讀了什麼書？”“注意什麼問題？”之類。這種察顏觀色，也覺得是一種危險之事……
1967年4月，我曾回到北京一次，才知道家英已不在人間了。前些日子見到董邊同誌時，她比較詳細談了1966年5月23日，家英被迫致死的情況。 ……他當時面對著兩個大敵，陳伯達與江青；還有一個小人叫戚本禹。他很憤慨，對妻子說道：“我的問題是陳伯達和江青陷害的。真想不到兢兢業業18年，落得如此下場！”“那些壞人、惡人，終會得到惡報。”記得魯迅談到自殺時，說過這樣的話：自殺是對環境的一種抗議。家英之死，是對當時環境的抗議。
當時與田家英談話的“三人小組”組長安子文，已不在人世。筆者為了了解情況，曾訪問過戚本禹。對於田家英之死，他不願談。筆者訪問王力時，他如此說：
家英被迫死去，是黨內兩條路線鬥爭造成的，而家英一直是站在正確方面的。極左路線的苗頭，從1956年開始出現，家英就積極抵制。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家英是少數幾個站在正確路線方面的人。家英是最早提出包產到戶並進行試點的人。 1962年夏季，極左路線初步形成了，在北戴河會議上，家英是被點名批判為“右傾”的四個人之一。據我所知，家英是極個別的敢於當面批評毛主席的人。他勇敢地提醒主席不要在死後落罵名。可惜，毛主席沒有聽取他的勸告，反而說家英是“沒有希望”的人了（有文字記錄）。
家英當面批評陳伯達是一貫的“左”傾機會主義者，是偽君子，因而遭到陳伯達的忌恨。陳伯達多次在毛主席的面前說家英的壞話。家英早就看穿了江青的惡劣品質，藐視江青，因而遭到江青的忌恨。在家英死前幾個月裡，江青策動了一系列嚴重打擊家英的措施，實際上把家英當做敵我矛盾了……家英之死，對黨是重大損失。他如果不死，對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黨中央幫助會是很大的。
田家英死後，戚本禹取而代之，成為毛澤東和江青兩人的秘書，掌握機要大權，一下子變成了“炙手可熱勢絕倫”。
戚本禹乃山東威海人，生於1932年。香港報紙曾報導他是“山東大學歷史系”畢業，其實他根本沒上過大學，只是個中學生。解放前在上海做地下工作。 1949年，他虛歲18調入北京中南海工作。他後來在《紅旗》雜誌當歷史組組長。進入“中央文革”時，他的職務最低，只是中共中央辦公廳的信訪科科長。
他覬覦著田家英的職務。當他終於如願以償，取代了田家英，他的政治野心便猛然擴大了……
這突如其來的大禍臨頭，家英是沒有精神準備的，使他難以承受。
他同陳伯達作過長期鬥爭，針鋒相對，寸步不讓；因此，陳對他恨之入骨。
家英之死，是對當時環境的抗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