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伯達意識到這是毛澤東對他的極大的信賴：江青和張、姚起草批判《海瑞罷官》時，完全瞞著他；江青搞《紀要》時，請他幫助修改；這一回，毛澤東把起草《通知》的重任，壓在他的肩上。南北對峙，形勢嚴峻。 1966年2月，當江青在上海忙於搞《紀要》時，北京以彭真為首的“五人小組”正忙於起草另一個與《紀要》唱“對台戲”的文件。真是歷史的巧合：在上海錦江賓館裡開座談會的是五個人，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西大廳裡討論起草文件的也是五個人！
北京的五個人是彭真、陸定一（國務院副總理、中宣部長兼文化部長）、康生（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周揚（中宣部副部長）、吳冷西（新華社社長兼《人民日報》社社長）。
五人小組是1964年五六月間，根據黨中央、毛澤東的意見成立的，在中央政治局、書記處領導下開展文化革命方面的工作，組長彭真，副組長陸定一。
這個小組針對姚文元文章發表後引起的一場大風波，寫出了《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人稱《二月提綱》。 《二月提綱》的主要內容共六個方面，其中第四點特別強調，左派學術工作者要“用適當的方式互相批評和相互幫助，反對自以為是，警惕左派學術工作者走上資產階級專家、學閥的道路”。另外，還指出：“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顯然，這些話不指名地批評了姚文元及其同夥。
2月8日，彭真等去武漢向毛澤東匯報之後，於2月12日把《二月提綱》印發全黨。
印發文件時，覺得“五人小組”一詞不明確，姚溱（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臨時加上“文化革命”四字，變成“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在此之前，這個小組一直只稱“五人小組”。
儘管《二月提綱》在正式發布前，由彭真等向毛澤東當面作了匯報，但毛澤東在不久之後便支持江青的《紀要》，而斥責《二月提綱》為“修正主義綱領”。
毛澤東不滿於《二月提綱》。 1966年3月下旬，毛澤東在上海跟康生談話時，多次批評了彭真。康生回京，向中共中央書記處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決定撤銷《二月提綱》。康生指定王力起草一個通知，準備作為中共中央文件發給全黨。據王力對筆者說，他記得，他所擬的《通知》只一句話，即：“中共中央通知，1966年3月12日中央批轉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現予撤銷。”這個《通知》經政治局討論同意。
《通知》急送毛澤東，他不滿意，說道：“《通知》不應是技術性的，而應是理論性的。”
於是，毛澤東找“理論家”陳伯達，要他另行起草《通知》。
據陳伯達告訴筆者，他領會毛澤東所說的《通知》“應是理論性的”，也就是從理論的高度批判《二月提綱》。 “那是要我寫一篇大文章呀！”陳伯達當過多年的毛澤東政治秘書，頗能領會毛澤東的意圖。
陳伯達意識到這是毛澤東對他的極大的信賴：江青和張、姚起草批判《海瑞罷官》時，完全瞞著他；江青搞《紀要》時，請他幫助修改；這一回，毛澤東把起草《通知》的重任，壓在他的肩上。
陳伯達找到了“快筆頭”王力合作。由陳伯達主稿，王力協助，兩人很快在1966年4月初寫出初稿。
初稿在釣魚台討論。康生在初稿上加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話，即稱《二月提綱》為“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的文件”。康生此人，比泥鰍還滑。作為“五人小組”的成員，他參加過《二月提綱》的討論，並和彭真一起飛往武漢向毛澤東匯報。此刻，他一甩袖子，說《二月提綱》是“背著他搞的”，提高了嗓門痛斥《二月提綱》。這麼一來，《二月提綱》彷彿只是“四人小組”的“匯報提綱”，與他無關了，論奸雄，康生堪為其首。
《通知》初稿送毛澤東。這時，康生又提出一個重要的“建議”：“光有通知還不夠，應該搞一份大事記作為附件，一起下發。”這麼一來，《通知》的規模就越搞越大了。
毛澤東決定，成立一個起草小組來起草通知。毛澤東點名陳伯達為起草小組組長，陳伯達提名以下人員為組員：康生、江青、王力、吳冷西、張春橋、陳亞丁、關鋒、戚本禹、尹達、穆欣。這個小組後來成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班底。陳伯達主持起草《通知》，康生負責起草《大事記》。
《通知》起草完畢，並未在杭州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亮相，卻由康生帶到北京。 《通知》不敢交中共中央辦公廳印刷廠排印，怕那裡會“洩密”———讓彭真知道；康生把《通知》弄到公安部部長謝富治手下的公安部印刷廠去排印。云密風緊，中國的政治氣氛日益緊張。五·一節，在天安門城樓上便見不到彭真了———他是北京市市長、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每逢五·一、國慶，原是必定上天安門城樓的。
1966年5月4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一直開到26日才結束。會議的主旨是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反黨錯誤”。另外，也涉及了田家英。
5月16日，會議通過了《通知》，從此被稱為《五·一六通知》。其實，它的全稱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
《五·一六通知》果真是“理論性的”，是一篇“大文章”。它羅列了《二月提綱》的“十大罪狀”，逐條加以批駁，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它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十年浩劫，就是從《五·一六通知》通過之日算起———這一天，已被公認為“文革”正式開始的一天。
《五·一六通知》以“中發（66）267號文件”向全黨下達。同時，在《通知》之後，附了所謂的《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文化戰線上兩條道路鬥爭大事記》。
《五·一六通知》中毛澤東親筆所加的話，是全文的點睛之筆：
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
尤其不能信用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而過去和現在確有很多人是在做這種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
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在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毛澤東的這些話，固然正是他晚年嚴重“左”傾錯誤思想的集中體現，但陳伯達作為《通知》起草小組的組長，也是負有重大責任的。這位“理論家”，已經成為中國的“文革理論家”，成為炙手可熱的“大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