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的“在政治上很強，在藝術上也是內行”的“高度評價”，大大增加了江青的政治資本。
陳伯達的兩個“點子”，贏得了江青的喝彩。自從陳伯達與江青“結盟”之後，很快的，江青邀這位“老夫子”參與“機要”了……
對於“偶爾露崢嶸”的江青來說，組織、發表姚文元的文章，只是打響了第一炮。可是，她連中央委員都不是，她要實現女皇夢，不能不提高自己的聲望。她，求助於林彪。
1966年1月21日，江青從上海前往蘇州，拜會林彪，請林彪拉她一把———她要搞一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求林彪給予“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名義，以提高聲望。
林彪和江青悄悄地說了一些什麼話，不得而知。但是，有段話是後來載入《林彪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的，白紙黑字，印得清清楚楚：
來上海之前，林彪同志對參加座談會的部隊同誌曾作瞭如下的指示：“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談了話。她對文藝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強，在藝術上也是內行。她有很多寶貴的意見，你們要很好重視，並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見在思想上、組織上認真落實。今後部隊關於文藝方面的文件，要送給她看，有什麼消息，隨時可以同她聯繫，使她了解部隊文藝工作情況，徵求她的意見，使部隊文藝工作能夠有所改進。部隊文藝工作無論是在思想性和藝術性方面都不要滿足現狀，都要更加提高。”
林彪的“在政治上很強，在藝術上也是內行”的“高度評價”，大大增加了江青的政治資本。須知，江青當時正欲在政治舞台嶄露頭角，多麼需要林彪這樣的“大人物”的提攜！
儘管她是“第一夫人”，但是她深知毛澤東絕不會對她作這麼一番“高度評價”的。
從林彪那裡拿了“令箭”，“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便於1966年2月2日至20日在上海錦江賓館開張了。參加這個座談會的正式成員，只不過5個人，即江青、劉志堅、謝鏜忠、李曼村、陳亞丁。據云，在18天內，“個別交談8次”、“集體座談4次”、“看電影13次”、“看戲3次”。
說是座談會，其實是江青“一言堂”。江青講，別人記，如此而已。用江青的話來說，她是請林彪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尊神'”，來“攻那些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
座談會結束了，由部隊的“秀才”把江青那番哇啦哇啦的“高論”，整理出一份“紀要”。
江青對這份“紀要”很不滿意，求助於“老夫子”和張春橋。儘管“老夫子”和張春橋都並無軍職，卻比那4個穿軍裝的出席座談會的正式成員的作用更大。
“老夫子”不愧為“理論家”，看了“紀要”草稿，給江青出了兩個重要的“點子”。
關於第一個“點子”，他說：
“17年（引者註：指建國17年）文藝黑線專政的問題，這很重要，但只是這樣提，沒頭沒尾，必須講清這條文藝黑線的來源，它是30年代文藝的繼續和發展。”經陳伯達這麼一“指點”，對於“文藝黑線”的批判，一下子便“刨根究底”了！江青馬上採納對《紀要》作了修改：
“文藝界在建國以來……被一條與毛澤東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這條黑線就是資產階段的文藝思想、現代修正主義的文藝思想和所謂30年代文藝的結合……我們一定要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
關於第2個“點子”，他說：
“要講一段江青同志領導的戲劇革命的成績，那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的東西；這樣，破什麼、立什麼就清楚了。”
此言正中江青下懷，一下子就把江青麾下的“樣板戲”定為“無產階級文藝”的“方向”。
江青丟一個眼色，張春橋馬上執筆，在《紀要》中補入了一大段文字，為江青歌功頌德。
“近三年來，社會主義的文化革命已經出現了新的形勢，革命現代京劇的興起就是最突出的代表。從事京劇革命的文藝工作者，在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武器，向封建階級、資產階級和現代修正主義文藝展開了英勇頑強的進攻，鋒芒所向，使京劇這個最頑固的堡壘，從思想到形式，都發生了極大的革命，並且帶動文藝界發生著革命性的變化，革命現代京劇《紅燈記》、《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襲白虎團》等和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交響音樂《沙家浜》、泥塑《收租院》等，已經得到廣大工農兵群眾的批准，在國內外觀眾中，受到了極大的歡迎……”
陳伯達的這兩個“點子”，贏得了江青的喝彩，以為“老夫子”到底有“理論水平”。
只是關於30年代文藝，怎麼會成為“文藝黑線”的“源頭”，連張春橋都有點說不清楚。
江青只得勞駕陳伯達：“'老夫子'，你寫一下吧！”
陳伯達思索了一下，寫了這麼一段文字，後來被補入《紀要》之中：
“要破除對所謂30年代文藝的迷信。那時，左翼文藝運動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組織上是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文藝思想實際上是俄國資產階級文藝評論家別林斯基、杜勃羅留波夫以及戲劇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們是俄國沙皇時代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他們的思想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資產階級思想……30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魯迅為首的戰鬥的左翼文藝運動。到了30年代的中期，那時左翼的某些領導人在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的影響下，背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觀點，提出了'國防文學'的口號。這個口號，就是資產階級的口號，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個無產階級的口號，卻是魯迅提出的……”
有人說陳伯達是有野心而無主見的“理論家”，這話頗有見地。在30年代，陳伯達寫過《文學界兩個口號問題應該休戰》，曾用十分堅定的口氣說：“我認為'國防文學'這個口號是不可駁倒的。”如今卻說“國防文學”是資產階級的口號。他的“理論”如同橡皮泥，可以隨意捏來捏去，以迎合不同的需要。
當然也有例外的時候，例如他後來起草中共九大政治報告的時候，曾堅持認為發展是主要任務。自從陳伯達把“文藝黑線”上溯到30年代，於是，所謂“四條漢子”———周揚、夏衍、田漢、陽翰笙，便成為“文藝黑線”的“祖師爺”，受到了撻伐。
《紀要》經過陳伯達、張春橋的修改，又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親自改了3次。 1966年4月10日，《紀要》作為中共中央文件下達全國團、縣級黨委。 《紀要》不僅成了發動“文革”的重要輿論準備，而且在全黨突出了江青的地位，為她不久出任“中央文革小組”的“第一副組長”奠定了基礎。
在共同炮製《紀要》之後，江青益發倚重陳伯達，而陳伯達也不敢小覷這個當年的藍蘋，對她恭維、恭敬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