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毛澤東的談話裡，陳伯達馬上判明了毛澤東的態度。陳伯達飛快地把毛澤東的這段話，轉告江青，給江青幫了大忙。陳伯達事先對姚文元的文章也一點不知。看了文章之後，他馬上意識到此文非同凡響，必定大有來頭。
他很快就弄明白，此文的幕後指揮乃是江青。
從毛澤東的談話裡，陳伯達馬上判明了毛澤東的態度。陳伯達飛快地把毛澤東的這段話，轉告江青，給江青幫了大忙。 《海瑞罷官》的作者吳晗，又是如何反應呢？他對友人王麥初說：
“我寫的《海瑞罷官》，經上面（指黨中央和北京市委負責同志）看過，有的還修改過，不會有問題的，你放心吧。我怎麼會反黨？我相信這件事早晚會弄清楚的。”
“大左派”們的反應如何呢？
關鋒居然也對那篇“雄文”的背景毫無所知。當上海《文匯報》駐京記者找關鋒談看法時，關鋒居然把姚文元的文章當作“學術論文”談了一通。
陳伯達事先對姚文元的文章也一點不知。他比關鋒“政治靈敏度”要高得多。看了文章之後，他馬上意識到此文非同凡響，必定大有來頭。他的“第一反應”便是自己被冷落了！
“哼，姚文元算是什麼東西！”陳伯達有些憤憤。他知道姚文元是姚蓬子之子，當年姚蓬子被捕在《中央日報》發表叛黨聲明，他也都知道。這一回，起用姚文元來寫這樣的“大文章”，把他這位“理論家”撂在一邊了！何況，“保密”工作做得那麼嚴格，對他不透半點風聲。
他很快就弄明白，此文的幕後指揮乃是江青。他急於弄清詳細的背景，特別是弄清毛澤東的態度。姚文元的文章發表後，北京的《人民日報》、《北京日報》保持沉默，不予轉載，也不發呼應文章，南北嚴重對立。由他主編的《紅旗》，也未敢輕舉妄動，未對姚文元的文章作出直接反應。他只是趕緊在1965年12月8日出版的第13期《紅旗》雜誌上，發表了戚本禹的文章《為革命而研究歷史》，作為一種特殊的呼應。
毛澤東在杭州。陳伯達巴不得能夠去一趟杭州，從毛澤東那裡摸清情況。真巧，機會來了，姚文元的文章發表後20來天，毛澤東電召4人前往杭州。這4個人是陳伯達、艾思奇、胡繩、關鋒。不言而喻，毛澤東電召這幾位“秀才”，為的是繼續討論半年多以前在長沙尚未了結的為6本馬列經典著作中文版作序之事。至於田家英，因是毛澤東秘書，已在杭州。
幾位“秀才”趕到杭州，不巧，毛澤東感冒了，說是大家分頭先看看那6本書。幾天后，毛澤東通知陳伯達，一起前往上海。他們去了上海，多日未回杭州。於是，艾思奇便與關鋒結伴遊杭州，胡繩則到了上海探親。
陳伯達到了上海，住在市中心錦江飯店，才知道是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
會議從12月8日開始，至15日結束。會議的氣氛非常神秘。陳伯達到了會場，才知道會議的主題是背靠背“揭發”羅瑞卿。
這位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一到上海，便被軟禁在上海建國西路618號一幢花園洋房裡（今波蘭駐滬領事館）。
林彪在會上猛烈地攻擊羅瑞卿“篡軍反黨”、“反對突出政治”。所謂“彭、羅、陸、楊反黨集團”的冤案，自此時拉開序幕———第一步，便是打倒了“羅”。陳伯達作為“秀才”，對於羅瑞卿接觸不多，未能射出“重磅砲彈”。不過，會議那緊張的氣氛，使他不由得想及1959年在廬山上批鬥彭德懷。
毛澤東正忙於處理羅瑞卿問題，陳伯達沒有機會從他那裡探聽消息。
上海會議結束之後，毛澤東仍囑陳伯達回杭州去。因為關於為6本馬列著作寫序的事，還要照計劃進行。為寫序用的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大字本整整兩木箱也已從北京運抵杭州。
終於，在12月21日上午，毛澤東召集5位“秀才”開會了。
一見面，毛澤東就說，昨夜睡得很好，今天可以多談一些。
那天，毛澤東的興致很高，一邊抽著煙，一邊海闊天空地聊著，話題並不只是涉及作序的事。
艾思奇和關鋒按照自己的習慣，一邊聽毛澤東的談話，一邊在自己的筆記本上作記錄，幾乎是毛澤東一個人在談，別人很少說話。
毛澤東的談興確實很濃，話題廣泛，思維活躍。談著，談著，他談起了《紅旗》雜誌，陳伯達不由得豎起了耳朵。
毛澤東提及了《紅旗》雜誌1965年第12期所載邵友勳（引者註：朱波的筆名）的文章《充足理由律在形式邏輯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澤東說：什麼充足理由律？我看沒有什麼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階級有不同的理由。哪一個階級有充足的理由？
在對邵友勳的文章評論了一番之後，毛澤東提及了《紅旗》雜誌1965年第13期戚本禹那篇《為革命而研究歷史》，提及了姚文元在《文匯報》上發表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陳伯達非常仔細地聽著毛澤東的話———雖然毛澤東是在那裡趁興而說：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對戲劇界、歷史界、哲學界震動很大，缺點是沒有擊中要害。 《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
從毛澤東的這一段話裡，陳伯達馬上判明了毛澤東的態度。向來“跟準”毛澤東的他，心中有底了。
陳伯達飛快地把毛澤東的這段話，轉告江青，給江青幫了大忙。
“向你致謝，'老夫子'！”江青得知這一重要信息，心中狂喜，而且也為陳伯達向她獻媚感到興奮。年已花甲的陳伯達，連毛澤東都當面喊他“老夫子”。 “老夫子”身為中宣部副部長，卻表明了與部長陸定一、副部長周揚等“閻王”完全不同的態度，從此，江青多了一位“盟友”。
江青深知毛澤東那段話的分量，催促田家英整理毛澤東的談話紀要，並把消息轉告張春橋、姚文元。
本來，那天毛澤東跟陳伯達等人只是工作漫談，艾思奇和關鋒也只是按平日的習慣記下毛澤東的話，以備今後參考，事先並沒有想到要把毛澤東的談話整理成為“紀要”。田家英那天也記了些，不過不是每句都記，只記了一些重要的話。田家英只得求助於艾思奇和關鋒：“老艾，老關，請你們兩位辛苦一下，整理主席談話紀要。”
艾思奇、關鋒都是快筆頭。兩人忙碌了一天，就寫出了毛澤東的談話紀要。第二天上午，艾思奇和關鋒把紀要交給田家英。田家英看後刪去了毛澤東關於戚本禹、姚文元文章的評價的那段話。
有人知道了，曾提醒田家英：“主席的談話，恐怕不便於刪。”
田家英回答說：“那幾句話是談文藝問題的，與整個談話關係不大，所以我把它刪去了。”其實，田家英這話，只是托詞。 1959年在廬山上，他就對彭德懷深抱同情。他對姚文元、戚本禹的文章也早有看法，所以毅然刪去了毛澤東談論這兩篇文章的那幾句話。
※ ※ ※
紀要印出來了。
陳伯達、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一看沒有那段話，先是吃驚，繼而震怒。因為他們要整理毛澤東的談話紀要，主要目的就是要用毛澤東的這一段“最高指示”壓人。江青去問毛澤東：“那一段話，是你刪的，還是田家英刪的？”
陳伯達去問關鋒：“那一段話，是誰刪的？”
很快地陳伯達和江青明白了是怎麼回事。
由於田家英刪去了毛澤東談及戚本禹、姚文元文章的那段話，後來他背上了“篡改毛主席指示”的罪名，以致被迫害而死———當然，田家英之死還有其他原因，但是“篡改毛主席指示”卻是導致田家英自殺的重要原因。也正因為這樣，關於田家英“篡改毛主席指示”，是一重要歷史事件。但是，關於這一事件卻有著各種各樣的說法。筆者以上所述，是根據筆者1998年3月初，筆者在北京對不久前從秦城監獄獲釋的關鋒的採訪。筆者以為，儘管關鋒是田家英的“冤家對頭”，又是此事的“告密者”，而且在“文革”中犯了嚴重錯誤，但是關鋒畢竟是重要的當事人之一，他的敘述畢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陳伯達也是重要的當事人。據陳伯達說，關鋒所講的記錄如何整理他不清楚，但是田家英刪去毛澤東關於戚、姚的那段話，是無疑的。
關鋒所敘，是否屬實？讀者諸君可以從以下種種說法加以比較：
說法之一，是1998年8月12日的《作家文摘》所載王凡先生所寫的《田家英之死》一文，對筆者採訪的關鋒的回憶提出異議，認為：
一、艾思奇沒有參加過記錄的整理；
二、記錄是關鋒整理的；
三、關鋒整理的記錄本來就沒有毛澤東關於戚、姚的那段話，因此根本就不存在田家英刪去那段話的問題。
說法之二，是胡喬木的回憶。田家英夫人董邊贈給筆者《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一書，書中收入胡喬木的回憶文章。胡喬木根據田家英生前對他所敘，認為：
一、那記錄的整理者是田家英本人，是田家英從杭州回到北京之後整理的；
二、田家英在整理記錄時“堅決不提”毛澤東關於戚、姚的那段話。
胡喬木的回憶如下：
1996年初，毛澤東曾向家英等人談及姚文元的文章，談話的情況家英曾詳細告訴過我，當時我們十分不安，聯想到楊尚昆、羅瑞卿兩同志分別在1965年11月和12月被撤，感到政治風雲日益緊張險惡。家英對陳伯達、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以及林彪夫婦雖深懷戒懼，對毛主席始終敬愛忠誠。正因為這樣，他在回京後整理毛主席談話時，堅決不提《海瑞罷官》是吳晗用來影射彭德懷罷官的說法。王、安、戚一夥故意捏造罪名，5月22日，戚本禹、王力等三人（引者註：另一人為安子文）以中央代表為名，宣布田家英的罪狀，逼迫家英遷出中南海。家英忍受不了對他的誣陷和侮辱，不得不在5月23日銜冤辭世。
說法之三，是田家英秘書逄先知的文章：
在整理毛澤東這個講話時，田家英提出，不要把這段話寫進去，因為它不符合事實，《海瑞罷官》與彭德懷問題沒有關係。這個意見先得到胡繩的支持，艾思奇也表示同意，唯有關鋒不表態。回到北京，關鋒糾纏不休，非要把那段話寫進去不可，經過一番周折，最後只好恢復。後來，關鋒把這件事告了密，田家英被加上了一條罪狀。
說法之四，《田家英小傳》的作者彭亞新，他以為：
田家英對毛澤東的意見有保留。為了保護這場批判運動可能傷害的同志，在整理毛澤東這次講話時，田家英毅然刪去講話中涉及彭德懷的內容。還刪去了毛澤東表揚關鋒、戚本禹的一段談話。
整理講話的事關鋒知道，他與戚本禹合謀向江青告密。江青立刻給田家英加上一條篡改毛澤東著作的“罪名”。
說法之五，是餘廣人的文章，他以為：
田家英認為這篇談話內容很重要，建議搞個談話紀要送給中央同志看。在整理時，他認為《海瑞罷官》不過是附帶提到的，和其他附帶提到的許多話不必記入紀要。這樣，就搞出了一個刪去了所謂“海瑞罷官的要害”的談話紀要。
說法之六，是田家英之女曾自（引者註：田家英本姓曾）和曹應旺所寫的《田家英與毛澤東的詩詞交》，原文如下：
1965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對陳伯達、胡繩、田家英、艾思奇、關鋒五人談話，談到《海瑞罷官》時說：“《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彭德懷是海瑞，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田家英在整理毛澤東這個談話紀要時認為重要的內容是關於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問題，而並不是《海瑞罷官》和其他問題，於是刪掉了這句話。這個刪掉了“《海瑞罷官》的要害”的紀要，在江青、陳伯達、關鋒等人的陷害下，成了田家英的一條罪狀。
以上六種說法，加上關鋒的回憶，總共八種，各不相同。究竟誰的說法更符合真實，有待於歷史學家細細考究。
此後的情況，如同鄧力群1980年在田家英追悼會上所致的悼詞描述的那樣：
幾十年的實際行動證明，家英同志確實是一個誠實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氣的人。
他言行一致，表裡如一。他很少隨聲附和，很少講違心的話。 1965年，家英同志參加整理一個談話記錄。他實事求是，堅持真理，反對把《海瑞罷官》一劇說成是為彭德懷同志翻案。事後不久，被一個混進黨的壞人告發，從此對他定下一條篡改毛澤東著作的大罪……
家英同志對於混進黨內並身居高位的壞分子，像陳伯達、江青之流，很早就看出這夥人的惡劣品質，曾長期同他們進行了不妥協的鬥爭，並被他們恨入骨髓。撬掉田家英，是陳伯達與江青的第一次“聯合行動”。陳伯達早已恨透了田家英，這一回借助江青之力，既除了宿敵，又贏得江青的信任，陳伯達可謂一舉兩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