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4月底，陳伯達離開北京，前往長沙。
毛澤東住在長沙———湖南省委大院西側的接待處九所三號，在那裡召見五個人。除了陳伯達之外，還有艾思奇、胡繩、關鋒、田家英。
這5個人，全是筆桿子。
艾思奇是哲學家，比毛澤東小17歲。艾思奇原名李生萱，雲南騰沖人，早年寫了《大眾哲學》一書，頗有影響。 1935年，25歲的艾思奇加入中國共產黨。筆者訪問艾思奇夫人王丹一時，據她告知，“艾思奇”這筆名的來歷有三：一是“愛”“思奇”之意，即喜愛獨特地思索；二是熱愛馬列主義之意，“思”即馬克思，“奇”即伊里“奇”（亦即列寧）；三是他不怕冷，冬日穿衣甚少，得了個雅號“愛斯基摩人”。艾思奇為“愛斯基”的諧音。
1937年10月，艾思奇來到延安，在抗日軍政大學任主任教員，儘管艾思奇比毛澤東年輕得多，但深受毛澤東尊重。現存的1937年底毛澤東致艾思奇的一封短函，便足以看出毛澤東如何看重這位富有才華的青年哲學家。
思奇同志：
你的《哲學與生活》（引者註：艾思奇在《大眾哲學》之後的另一著作）是你的著作中最深刻的書，我讀了得益很多，抄錄了些，送請一看是否有抄錯的，其中有一個問題有疑點（不是基本的不同），我請你再考慮一下，詳情當面告訴。今日何時有暇，我來看你。
毛澤東是在艾思奇抵達延安之前的一個月———1937年9月，便親筆作了《艾著〈哲學與生活〉摘錄》。艾思奇來到延安之後，毛澤東又親自去看他，跟他探討哲學問題。從那時起，毛澤東就很重視這位“秀才”。
胡繩也是老資格的“秀才”。早在1949年7月，中國社會科學工作者代表會在北平召開發起人會議時，他被推舉為常務委員。 1956年，當中央歷史問題研究委員會成立時，他是11名委員之一。據關鋒回憶，在“秀才”之中，大家都習慣地稱他為“胡大師”。
至於關鋒，原名周主峰，又名秀山。 1919年7月，生於山東省與河北省交界的慶雲縣，因此他曾用“慶雲”作過筆名。 1933年，14歲的他參加中國共產黨。 1938年擔任中共山東樂陵縣委書記。 1939年起改名關鋒……他只上過中學，並未上過大學。 1950年，他出任中共山東分局宣傳部理論宣傳處處長。兩年後成為山東政治學校校長。 1955年，中共中央第四中級黨校在山東成立，校長夏征農，副校長為關鋒。對於關鋒的升遷而言，1956年是關鍵的一步：他被借調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從山東跨入首都。這個研究室在北京万壽路一幢並不顯眼的小樓，卻是“藏龍臥虎”之地。他與陳伯達、康生、胡繩在那里共事。
當《紅旗》創刊之後，陳伯達把關鋒調到那裡。不過，最初交給他的任務，似乎與《紅旗》本身的業務無關———要他編《思想理論動態》。這一內部刊物的第一讀者便是毛澤東！儘管編這一內部刊物，使關鋒能有機會直接為毛澤東服務，但是關鋒覺得乏味，乾了半年之後，便改任《紅旗》編委。
據關鋒對筆者說，連他自己都未曾想到，他引起毛澤東的注意，是因為他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一篇《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方向》，文末提及應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研究中國哲學史。毛澤東向來對中國哲學史有興趣，便翻看了關鋒的文章，十分喜歡，竟寫下一段批示。於是，關鋒這支筆，便受到毛澤東的青睞。
毛澤東把陳伯達、艾思奇、胡繩、關鋒、田家英找來，為的是一起商量，落實一項工作：在1963年，毛澤東便已提出，全黨要學習《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等6本馬列主義經典著作。這一次，他建議為這6本書的中文版寫序。他召來5人，加上他自己共6人，正好每人給一本書寫序。他自告奮勇，要為《共產黨宣言》一書寫序。
不過，在長沙，他們只是做準備工作。毛澤東召集他們，讀一段書，論一段，為的是集中大家的智慧，以便寫好序言。
就在這個時候，陳伯達在毛澤東那裡見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編印的《毛主席語錄》（此書在1966年底再版，林彪寫了《再版前言》）。
“這是在給我編！”毛澤東打趣地指著語錄本對陳伯達說，“聽說，中宣部也在編這個東西。”
陳伯達吃了一驚。他身為中宣部副部長，居然不知道中宣部也有人在編《毛主席語錄》。
在陳伯達看來，不論解放軍總政治部還是中宣部，都沒有資格去編《毛主席語錄》，最權威的編者理所當然是他。何況，誰編《毛主席語錄》，那就意味著誰把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大旗抓在手，陳伯達豈肯把這杆大旗拱手讓人！
回到北京之後，陳伯達馬上找人，著手編選一本最富有權威性的《毛主席語錄》———
“理論家”最喜歡趕浪頭，他的注意力已經從“電子中心論”轉移到新編《毛主席語錄》上去。
不過，他編的《毛主席語錄》尚在進行中，便被來自上海的驚人消息打斷了，以致他再也沒有心思把新編的《毛主席語錄》編完……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突然推出洋洋長文《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署名姚文元。
報紙一到北京，北京震驚了！
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兼北京市市長彭真的反應是：
“批判一個副市長，竟然不和市委打個招呼，他們想幹什麼？這不是對同志搞突然襲擊麼？姚文元的文章簡直是胡說八道！純粹是學閥腔調！”
劉少奇逐字逐句細讀姚文元的文章。彭真給劉少奇掛電話，詢問他對此文的看法。電話是王光美接的。
接罷電話，王光美對劉少奇說：“彭真同志來電話，想徵求一下你對批判吳晗《海瑞罷官》的意見。我說少奇同志還沒有看到這篇文章，再說他對吳晗同志不大熟悉，很難發表什麼意見。你看，這樣回答可以嗎？”
劉少奇作了明確的反應：
“現在只能這樣回答，《文匯報》發表姚文元的文章，是毛主席支持的。所以你對外人講話要格外謹慎。不過，讓我說心裡話，這篇文章寫得併不好，缺乏實事求是的分析，靠的是仗勢壓人，我不贊成這樣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