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二十三條”印發全國之後，陳伯達正忙於為毛澤東收集全國各地貫徹“二十三條”的情況，一個神秘的女人從北京坐專列前往上海。
此人便是當年的上海演員藍蘋。自從在延安成為毛澤東夫人之後，她蟄伏了20多個春秋。此刻，她活躍起來，正在抓“京劇革命”，樹“樣板戲”。她這次前往上海，明里說是去上海研究修改京劇《智取威虎山》，暗中卻是去尋覓“棍子手”，寫作批判北京市副市長、歷史學家吳晗的“大毒草”《海瑞罷官》的文章……
陳伯達對於江青此行，毫不知曉。照理，這位“理論家”是“棍藝”嫻熟的棍子手，何況又近在咫尺。然而，江青卻甩開這位“大秀才”，千里迢迢去上海找張春橋，選中了“小棍子”姚文元。江青避開陳伯達，自然有她的原因：她連中央委員都不是，怎麼可以去指揮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陳伯達呢？她當時的職務不過是中共中央宣傳部的一個處長，而陳伯達正是她的上司———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理論家”一點也不知道一篇“雄文”
正在上海一稿又一稿地秘密起草、修改著，他忙於提出“電子中心論”。
那陣子，陳伯達在北京、天津參觀了許多工廠、科研機構，醞釀提出新“理論”———
發展國民經濟，要以電子工業為中心。
其實，他的這番“宏論”，並非他的首創。他是從日本、從民主德國那裡，接過了這一口號，並企圖在中國加以貫徹。
1965年3月5日，陳伯達作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對中國科學院的一些領導人發表如下談話：
最近日本人提出，要“把發展電子技術作為國家方案”；東德提出，電子元件工業成了“整個國民經濟的中心”，要將電子工業“作為主導工業部門之一來發展”。日本人的企圖是什麼？東德的提法對不對？對自然科學和技術，我不懂，請大家認真研究一下，至少我們可以從中看出一點苗頭。
大家可以討論討論，抓電子化能不能促進四個現代化的發展，抓電子學、電子技術、電子工業，在各方面會引起些什麼連鎖反應？
為此，要研究一下：電子學與其他各種學科的關係；電子技術與其他新技術的關係；電子工業與其他各種工業的關係；應該這樣考慮一下，抓電子化會怎麼樣？不抓電子化又會怎麼樣……
1965年3月24日，陳伯達又對中國科學院發表談話，再度強調“電子中心論”。應當說，陳伯達在1965年提出“電子中心論”，無非是強調要重視電子工業的發展，強調電子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他的這一見解，應當說是正確的。他要求電子工業搞20年規劃，迅速把電子工業抓上去，希望在未來20年，中國的電子工業得到大力發展，他的這些意見是有預見性的。
然而，在陳伯達倒台之後，一錯百錯，“恨屋及烏”，把陳伯達提出的“電子中心論”，也作為“大批判”的對象。
1971年8月1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電子工業革命大批判寫作小組”的文章《“電子中心論”批判》。
經過對“電子中心論”這麼一連串的“批判”，最後歸結到“在政治上是極端反動的，在理論上是十分荒謬的，在實踐上是非常有害的”。
在中國流行著“因人廢言”。否定陳伯達的“電子中心論”，便是“因人廢言”的一個典型事例。固然，陳伯達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16名主犯之一，但是他並非一無是處。應當說，陳伯達在1965年提出“電子中心論”是有遠見的。如今的現代化進程、工業和科學技術發展的實踐，證明了“電子”工業確實起著“中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