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19豪伊的傷感

1980年，巴菲特在奧馬哈《世界先驅報》上發表了一篇激烈的文章，強烈抨擊大富翁們的奢侈生活。在巴菲特看來，大批財富，包括他自己的，代表的是一堆“有主支票”，最終是要服務於社會的。他把炮火對準了赫斯特，後者把自己的有主支票揮霍在浮誇的聖。西蒙上，因此佔用了“大量用於其他社會目的的人力和物力”。 巴菲特也同樣批評把財產留給子孫後代的大富翁。比如說，後期的杜邦公司“對社會的貢獻幾乎沒有，卻多次聲稱捐獻了產值的多少”。巴菲特用人人平等的目光說，杜邦“可能認為自己很有眼光，發現窮人們的食物越來越少了”，但他們自己的“食物都多得吃不了”。 杜邦自然找不出巴菲特一家的毛病。沃倫有個堂弟在開出租，他的一位侄子在爵士樂隊演奏等等。他們中有些人擁有伯克希爾的股票，但巴菲特總是公事公辦，不會給他們特別照顧，也不透露內部消息。他認為，如果沒有經濟依賴這種討厭的因素，他的家庭會更“純潔”。

最重要的是，他希望已長大成人的孩子們能過正常的獨立生活。這迫使他，至少在他眼中，停止了給孩子們的經濟資助。他很擔心為可愛的孩子們“提供食物”會毀了他們，於是拒絕給他們絲毫的經濟幫助，而這樣的幫助即使是中等富裕的父親都覺得是理所當然的。 他的態度使許多富翁朋友們迷惑不解， （芒格除外，他基本上贊同巴菲特的作法。）當格雷厄姆集團在討論給孩子們留“多少數目”才合適時，巴菲特說幾十萬就夠了。拉里。蒂施反對道：“沃倫，你錯了。如果他們到12歲時還沒被毀了，那就不會被毀了。”當時正為兒子接管《郵報》而傷神的凱。格雷厄姆回憶說：“這正是我們（她和巴菲特）爭辯的話題。” 巴菲特的確非常關心自己的孩子，而且他是個慈祥，甚至有點活潑的父親。他鼓勵孩子們模仿心目中的明星，當有誰遇到喪氣事時——比方說，工作或婚姻方面——他也很耐心。但一旦涉及錢的問題他就變得強硬，公事公辦，好像孩子們只是初級經濟夥伴一樣。他的方法中有許多明智之處，億萬富翁應該有限度，但巴菲特就像在職業中一樣，從無折衷的餘地。當蘇茜需要20美元在機場停車時，她必須給父親帶回發票。當巴菲特給孩子們貸款時，他們要訂協議，白紙黑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們就這樣上了合法的鉤了。

伯克希爾的許多股東都把大量股票當作禮物送給孩子，但巴菲特不是這樣的。他只在聖誕節給孩子們及其配偶每人1萬美元——剛好是免稅的限額。 這些限制給他們個感覺，就像給了他們幾百萬一樣。當孩子們還是學生的時候，巴菲特給傑里。奧蘭斯寫過一封信說，他想推遲給孩子們錢，最早到他明白“樹上結什麼果子”時才給。步入青年的蘇茜、豪伊和彼得認為父親仍把他們當作剛長成的幼苗。原則上他們支持父親的作法並為此而自豪。 但他們止不住想，就像豪伊說的，為什麼他“高興不起來”，有時好像還痛恨這種單調的激勵措施。 在巴菲特眼中，孩子們的方式都很活潑、直接了當。 （他們沒有誰喝比可樂更烈性的飲料。）他們都像巴菲特那樣急切，但花開得很遲。他們的大學都沒畢業，婚姻上也都是早婚而不幸。經濟上孩子們繼承了祖父的那份，

這是沃倫為他們在伯克希爾投資的。因此他們本來可以一天活都不用乾就成為百萬富翁的。 蘇茜賣了部分股票（當時價格不到1000美元）買了一輛波爾舍轎車，她在婚姻破裂後搬到了華盛頓，並與凱。格雷厄姆有了聯繫。後者主動幫他在《新共和》雜誌找了一份管理工作。 1983年，蘇茜再次結婚，丈夫阿蘭。格蘭柏格是一位公共利益律師，後來成了國會裡的助手。沃倫和妻子對格林柏格心滿意足，他是那種不很英俊但溫和的人，巴菲特夫婦稱他為“理想的女婿阿蘭”。 當格林伯格夫婦搬到杜邦公司附近的一座房子時，蘇茜的伯克希爾股票也花完了，這對年輕的夫婦把自己房子的大部分租了出去，只留下一個很小的廚房。當蘇茜懷孕後她想要個大點的廚房，以便孩子出生後再添張桌子，並開個通往後院的門。她訂好了計劃，估算了一下大概要花3萬美元。蘇茜知道父親不會為她付錢的，於是她申請貸款，利息從優。

沃倫拒絕了。 “為什麼不像別人那樣去銀行貸款呢？”他建議說。 他們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沃倫解釋說，如果他是內布拉斯加橄欖球隊的四分位，要是只把球傳給子女那是不公平的，在錢的問題上也是如此。這個回答十分“合理”，但不“合情”，好像蘇茜只是個普通人。她對這十分不快。 當蘇茜快生第二個孩子的時候，她常常臥床不起。她的密友“格雷厄姆夫人”常帶著食物來與她共進晚餐，她把水煮桃子和凍鯊魚肉一直送到樓上臥室。格雷厄姆發現蘇茜只有一個黑白小電視，她建議她買個大點兒的彩色的，當蘇茜說她買不起時，格雷厄姆夫人嚇了一跳——這可是巴菲特的女兒！ 畢竟巴菲特自己有個大屏幕彩電。格雷厄姆立即給巴菲特打了電話。這次巴菲特發了慈悲，給蘇茜買了個像樣的電視。

但格雷厄姆還是忍不住替他感到害臊。 也許錢是他生活中的主要動力，好像巴菲特以為所有人也都只是關心錢。他可能認為蘇茜會以錢來衡量新電視，就像他自己一樣，或者這樣的禮物會改變女兒活潑樂觀的性格。但在蘇茜眼中，它只是個電視而已。 但蘇茜十分崇拜自己的父親，很容易接受他的影響。她認為廚房事件只是她了解的父親的一部分。 “他是個很直率的人，”她說，“只不過不給我們錢罷了。” 對豪伊來說，靠父親養活比打仗還難。他也像父親那樣不修邊幅，不打領帶，只穿運動鞋。只有一點不同，即他可胖得多了。他把伯克希爾股票賣了之後開辦了自己的掘土公司，可惜好景不長，公司很快就倒閉了。於是豪伊跑到洛杉磯的喜詩糖業工作。 80年代初他回到了奧馬哈，第二次婚姻後建立了一個小家庭。他從事房地產業務。作為副業，他租了塊地種莊稼。

沃倫知道，豪伊真正感興趣的是農場。在一段時期的“自我折磨”之後（用某位朋友的話說），沃倫提出了一個在他看來最慷慨的建議。他要買下個農場然後以標準的商業交易形式租給豪伊種。 （豪伊必須把經營農場的部分收入交給巴菲特並承擔稅收。） 豪伊問他母親為什麼父親想插手。 “別問，”蘇茜說，“弄到農場再說。” 但事情沒這麼簡單。沃倫根據農場的潛力提出了封頂價格。豪伊跑了上 百個農場，但由於出價太低，只能被人嘲笑回來。他對買農場都絕望了，但沃倫拒絕妥協。最後在1985年他們以30萬美元在內布拉斯加的蒂卡馬哈買下一個農場，就在奧馬哈北部，驅車只要45分鐘。 “這是典型的沃倫。巴菲特購買方式，”豪伊說，“我們是以市場最低價買下它的，我想他也是想教我點談判技巧。”

豪伊的農場裡連電話都沒有，但那兒是他得意的避難所。每年春秋兩季他就帶著一家人開著拖拉機種玉米和大豆。但沃倫是不會和他一起度過這些時光的。 “我不能讓他到這兒來看看莊稼長得怎麼樣了。”豪伊哀怨地說。 6年里巴菲特只去了兩次。他對豪伊的新事物不屑一顧。他說：“把租金拿來，可不要少了。”儘管他買這個農場時已經左思右想，但豪伊還是不能相信他這麼幹不是出於經濟上的考慮。他可以看豪伊的書，但不看他的莊稼——那正是豪伊最關心的。在沃倫眼中，這只是場交易，玉米和大豆也只是商品。他對農場的這些事不屑一顧並諷刺說：“沒人會到超市買豪伊。巴菲特牌的玉米的。” 沃倫的確用農場教了豪伊點什麼。他同意只要每年豪伊體重不超過某值，他就少收租金。 （他自己就十分苗條，他認為這有益於長壽。同樣他也用錢來刺激女兒和妻子控制體重。）但多數年份，這種用經濟手段讓豪伊控制體重的明顯企圖都失敗了。

沃倫對豪伊更有幫助的是他的指導，因為豪伊常徵求他的意見。在豪伊得到農場後，他決定像共和黨員祖父一樣參加地方競選。但他擔心人們會以為沃倫替他買選票或更糟——沃倫根本不支持他。父親打消了他的顧慮，他宣稱為他做一點捐助——最後豪伊當選了。 他們的關係改善了，因為豪伊有了自己的孩子，並開始取得事業上的成功。在他當選後，他被指定負責為委員會推廣乙烷的工作。乙烷政策使他有機會與朵因。安德魯——參與政治的阿切爾。堂。米德蘭德公司董事長——接觸。最後安德魯僱用了他，成了一名飛來飛去的經理。沃倫向一位朋友誇口說，豪伊比他還“能幹”，這是他為豪伊感到自豪的表達方式。豪伊說，孩子們的成功會使巴菲特“感到由衷的高興”，就像他們會對父親的表揚“感到由衷的高興”一樣。

沃倫的小兒子彼得公開承認了這一點。他從斯坦福大學退學後開了一個音樂室。儘管巴菲特竭力反對，他還是賣了他的伯克希爾股票，花了3萬美元買了一個24磁道的錄音機。但他很快就發現這給他帶來的收入沒有多少。 儘管如此，他還是和妻子慢慢在舊金山建了一個音樂出品公司，後來又搬到了密爾沃基。儘管他只能寫些叮響的作品，他卻批判了電影《與狼共舞》中在火堆旁跳舞的那一幕。他錄了新時代樂隊的幾張流行專輯。 在密爾沃基的一個寒冷的早晨，彼得逃出了他的隔音玻璃音樂室，那兒正有兩位音樂家在剪輯廣告，並開始談論起他父親來。他不由得想起了沃倫曾笨拙地想對他施加影響。他曾邀請彼得到華盛頓阿爾弗法俱樂部這個獨特的晚會上演奏，條件是，彼得得把傻乎乎的馬尾辮剪掉。彼得併沒有道謝。

“他總喜歡附加條件。”彼得說。近些年來沃倫開始以股票形式給孩子們1萬美元的聖誕禮物。彼得認為這是個“信號”。 “這又有個附加條件。這錢不能花。如果你投資於它，它就會增值。這是考驗我們的耐心。” “我把大部分股票賣掉了。我很高興這麼做了，”彼得補充說，他的馬尾辮用橡皮筋扎得整整齊齊的，“我不用等待就一步到了位。真不錯。”但 不久他又說很後悔父親沒有告訴他——或者他沒聽仔細——他本可以不用賣就可靠它藉錢的。 彼得明顯地喜歡刨根問底。好像他對沃倫的性格也很好奇。他對父親的成就和道德非常自豪。他回憶起沃倫有一次對他說：“總有一天你會不得不對你老爸說，見鬼去吧！”他說他跑到新城市打天地並賣了伯克希爾股票就是翅膀硬了的一個證明。沃倫是否對他爸說過見鬼去呢？彼得不知道。 彼得成為成功的音樂家後對父親的理解加深了。當彼得和他的15人樂隊在密爾沃基為700名觀眾演奏鋼琴時，沃倫也在場並對他大加讚賞。他對兒子說：“我們幹得都一樣。”對彼得來說，這是最好的讚揚。 到80年代末期，彼得這位兒時曾為孤僻的父親買《父親手冊》的人，終於和父親一起學會了相互交流。當彼得婚姻破裂時，沃倫以從未有過的同情來安慰他。有一次，父子倆在深夜的微風中漫步在法南大街上，彼得很自然地說起了他的母親。沃倫說他真希望蘇茜能在他的巴菲特世界中多呆一段時間。 “我們談起了媽媽有多少干自己想幹的事的機會，”彼得說。沃倫突然沉默了，這是他動了感情的習慣。彼得回憶說：“我們一直長談到深夜兩點。 談話後我只有一個感覺：天哪，原來老爸的感情如此豐富。你可以從他的表情和寡言少語中看出來。我真感動。 “ 沃倫與家庭的關係有了新篇章，但與蘇茜的關係仍無進展。她直接向他說明了更多的離開的原因。他們互相理解，也很坦率。他們的侄子湯姆。羅傑斯說，巴菲特根本沒有必要“設法彌補他們的關係，他們都是對方的影子。 一旦蘇茜嬸嬸下了決心，他和巴菲特叔叔一樣勇往直前，決不動搖“。 沃倫與妻子保持著經常的聯繫。他們常見面。他仍像以前那樣愛她。他們在西徹斯特縣湯姆。默菲家中過了一夜之後，與斯坦。利普希一起同坐一輛超長豪華車回曼哈頓。他們坐在後排，一路上一直手拉著手。蘇茜對他們共同的一位朋友說：“情況很好。”她指的是沃倫達到了與她保持婚姻關係的目的。 1987年沃倫為家庭做出了一大貢獻。他讓女婿阿蘭。格林伯格管理巴菲特基金會。與往常一樣，這次慷慨也是有條件的——蘇茜和阿蘭必須搬到奧馬哈住。他們同意了，並在離沃倫家幾個街區遠的地方買了所房子。蘇茜很快就加入了沃倫的後勤網。當他需要車時，她就跑到推銷商那兒為他挑了一輛。當年度會議召開時，蘇茜幫他安排活動時間。她去奧馬哈就是為父親服務的。 由於沃倫給女婿的年薪只有49846美元，小蘇茜的生活與奧馬哈其他帶小孩的婦女沒什麼兩樣。當她的兒子出生時，筆者有次碰巧去看過她。當時蘇茜給小孩洗澡。她沒有護士，也沒有保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一些想賺錢的人常常誤以為蘇茜有打開通往財富之門的鑰匙，為此蘇茜不得不左支右絀。 有一位沃倫陪著微軟公司億萬富翁神童威廉。蓋茨去參觀波珊的珠寶店。他們在一個角落裡看到了一個標著“巴菲特預訂”的小盒子。巴菲特問這是誰的。有位職員怯生生地承認是蘇茜分期付款買的一串珍珠。巴菲特付了這筆錢作為給蘇茜的生日禮物。他開始發現為波珊花錢真是可笑。另一次他好像發現了新大陸似地說：“哼，蘇，女人們真的愛珠寶。” 蘇茜在身邊的時候，沃倫發現家都大了許多。蘇茜常把孩子們留在沃倫家讓阿斯其德照看，這讓阿斯其德與巴菲特一家的關係更加密切了。蘇茜甚 至勸阿斯其德重新佈置一下房子，那裡正在消失的活潑格局還是蘇茜的媽媽原先佈置的。阿斯其德與蘇茜一起把房間裝飾得更溫馨，廚房裡擺上了阿斯其德收集的老式烤麵包機。 （沃倫的妻子與她家中的女朋友的關係更好了。 這個奇妙的三重奏小組給親戚們送禮物時，附上的卡片總寫著“沃倫，蘇茜和阿斯其德”。 ） 小蘇茜和她的孩子們總是圍著沃倫轉，這使沃倫人性化了。他會穿著舊運動服跑到格林伯格家，趴在地板上與兩個外孫一起玩耍。吃晚飯時他會漫不經心地聽一家人閒談，縮著嘴，敲著下巴，時不時插句俏皮話，而且每咬一口漢堡包就加一次鹽。他對凱。格雷厄姆說，蘇茜回到了奧馬哈改變了他的生活。他甚至給了蘇茜一支紅寶石手鐲。平時他可是連手勢都不愛打的人。 看到“樹上結出果子”了，沃倫漸漸感到放心了。他讓女兒當上了巴菲特基金會的一名董事，而且稍稍放寬了自己的繼承政策。孩子們每人可能將得到300萬美元左右。 （他沒說具體有多少。） 但不管數目大小如何，他都不可能讓蘇茜、豪伊和彼得過讓人討厭的“超級大富”的生活。除了改善生活外，他認為孩子們無權大把花錢。那樣子他們的財力會太多，而他認為這是社會的財富。 “我一向講究公平。正因為如此我才認為一輩子有飯吃就可以了，”他說，“這些錢必須回到社會中去。” 但他的慈悲心腸與他給孩子們錢十分矛盾。他在捐贈時（即使是為慈善事業捐贈）從沒痛快過。他的朋友詹姆斯。博克（他離開了約翰遜—約翰遜，參加了美洲無毒品運動）說巴菲特有個“障礙”，如果他掏錢，他就“少了可賺錢的工具”。 多年來，巴菲特基金會一直是人們取笑的對象。當1979年巴菲特有1億5000萬美元時，他的捐贈的總額只有725000美元，那年他也只捐了38453美元。但在1981年巴菲特開始實施伯克希爾慈善計劃後，蘇茜和他用它為基金會準備資金。巴菲特穩步提高了公司的捐贈額。當然它沒伯克希爾股價升得那麼快。到1990年，每位股東可從伯克希爾的這筆錢中為自己喜歡的慈善事業捐贈6美元，即巴菲特和蘇茜間接地捐了300萬。 這個計劃的經典之處還在於，它無須巴菲特掏腰包。這不是他個人或伯克希爾的幾千萬或上億財富中的一部分。他不為基金會掏一分錢。就連通過伯克希爾計劃的這些間接捐助也與他的40億財產全無關連。 巴菲特的吝嗇常常受到朋友們的批評。他們知道他很關心社會，也知道他沒把這些錢花在自己身上。從個人角度看，他們認為他相當“慷慨”——他們常用的一個詞。有個例外情況，就是他每年聖誕節都給兒時好友鮑勃。拉塞爾的母親一小筆錢。 （這是從一次銀行失誤中被發現。）更典型的是，他在非經濟問題上是十分大方的，比如給別人手寫一些值得深思的短信，或為他們及時提供建議。但即使是親密朋友向他要錢或有用的東西時，他總是搪塞過去。當作家喬福里。科萬得知全國公共廣播電台成功的新聞節目《週末編排》遇到資金困難時，他向巴菲特打電話求助。如果《週末編排》不能馬上湊到5萬塊的話就得停播了。在這種社會壓力下，多數人多少會掏點錢的。 但巴菲特的個性相當強，他說“不”時，一點兒也不會感到不自然。他一毛錢也沒掏。另一個朋友安。蘭德斯常勸他不要把錢抓得太緊了。她說她盡了最大的力來勸巴菲特對“能為世界做點什麼”感興趣。 他幹的就是積累，賺錢，賺錢，積累。但為了什麼？他是買了架飛機，而且很喜歡。於 是我們以飛機舉例說：看看這架飛機為你帶來多少樂趣！如果你把部分錢捐出，你會感到有趣的。他只是笑了笑——賺錢、賺錢，有勁嗎？ 巴菲特對慈善事業的嘲諷，有部分原因緣於70年代他與格林內爾大學的一件事。他的朋友說服他加入了該校的董事會，巴菲特把這個依阿華州的小藝術學校變成了經濟動力廠。在他的管理下，格林內爾花捐款中的1360萬元買下了代頓的一家電視台，4年後又以4800萬元賣出。但令他吃驚的是，他發現學校以他不喜歡的方式花了這筆橫財的一部分，這筆錢沒被用來提高教育質量就被教授們隨隨便便地花掉了。 這使他對高等教育大倒胃口，雖然他仍為許許多多學生提供獎學金。格林伯格說：“沃倫寧可被錢噎死，也不願意給大學寫支票。”當他的母親同布達拉斯加大學的集資人來到他的辦公室時，他連門都不開——雖然他是該校橄欖球隊的狂熱球迷。 巴菲特的慈善觀多少有點像搞投資。他拒絕“多樣化”，寧可把錢投到某些“高效率”的事上，獲得最大的社會效益。而且他希望能監督他的捐款，因為他認為多數捐款的一部分都被管理人花在午餐上了。有一次做東請朋友們去拉古納海灘玩時，巴菲特提出了一個經過再三思考的問題：“如果你們必須為某種事業捐款，你們選哪種？” 他好像是在為可口可樂尋找一種慈善事業，一種國內的，可以逐漸減少社會投資需求的事業。這種想法在股票上可以，但對公共事業不太合適。因為需要錢的計劃，比如醫學研究很快就可以對病人產生效益。捐助人願意承擔一些損失。但其他的如高雅藝術，用巴菲特的話是“對所有人都有益”，卻可能是件無意義的事。 （雖然對“部分人有益”是有意義的，但如果沒人為博物館投資，那整個社會也就枯燥多了。）換句話說，衡量社會的進步不像測可口可樂的利潤那麼簡單。但巴菲特想看看“具體的結果”。 由於這些限制，他發現很難找到一種合適的公益事業。巴菲特基金會名義上是由格林伯格管理，實際則操縱在沃倫和他妻子手中。它的大部分收益是留作將來的捐贈的。到1990年，基金會從伯克希爾和它的各種股票中的收入是380萬元。但它只捐贈了230萬。而當時它的資金已近1800萬，真像個小伯克希爾。它只為了少數經過仔細挑選的事業捐贈，而它的資產“不斷地積累”。 巴菲特對此有兩個主要理由。自從廣島事件以來，他一直擔心爆發核戰爭，而裁軍又不是普通公民力所能及的。巴菲特對美國駐蘇聯大使喬治F.加南的研究很欣賞，後者在普林斯頓時是核裁軍的積極鼓吹者。 1984年，巴菲特得知哈佛法學院的談判專家威廉。尤格正從事研究防止發生突然戰爭的辦法。他請尤利到波士頓的里茨—卡爾頓吃年飯，並非常有人情味地講述了自己對最後戰爭的擔心。談到中國時，他打了個比方，讓尤利預測一下將來的情況。他說比如桌子上有數千顆白石子，其中只有一塊黑的，假如有人每天撿走一塊石子。那麼遲早，也許100年以後他會撿到那顆黑的。那就是核戰爭。 尤利曾提議在莫斯科和華盛頓之間建立“一些緩衝中心”，在那兒通過電話和傳真可以在危機時開通交流渠道。但尤利說，美國在裡根總統任期內對蘇聯非常敵視。 巴菲特說：“你看，這就是人性的另一面。我們建立的體係可以毀滅全 世界。 “他緊接著說：”我支持你，我要給你10萬美元。 “（最後基金會實際提供的是20萬。）裡根與戈爾巴喬夫在日內瓦舉行首腦會談時，同意了建立緩衝中心，直至今日。但直到冷戰結束，巴菲特對裁軍一直無能為力。 巴菲特所有事業的根本理由是人口控制。例如，1990年捐贈額的75%，即170萬是用於計劃生育、性教育、控制出生率和墮胎權力法案等的。蘇茜和巴菲特對此都深信不疑，但兩人之間有分歧。蘇茜是因為對第三世界的人，特別是婦女的惡劣生活條件觸動很大，而沃倫則是從宏觀經濟角度看待這個問題的。他像人口學家馬爾薩斯那樣，擔心人口過多會引起許多其他方面的問題，比如，食品，住房，甚至人類生存的問題。 他的這兩個理想都很實際。目的都是為了減少或防止將來發生的不幸事件，比如戰爭和人口過多。但他卻不願把巨大財富中的一分一毫用於幫助窮人、病人、文盲和居住在貧民區的人，也不為當地的音樂廳、博物館、大學①和醫院捐款（只有墮胎和計劃生育項目除外）。由於只關心宏觀經濟和將來，巴菲特的慈善觀看起來與現在毫無關係，甚至有點不近人情。 他認為普通的慈善事業是“浪費”他的錢財。從另一種角度看，捐款於人口控制也可解釋為一種“投資”，一種全球性的贖回股票，因為將來要求分紅的人會逐漸減少。同是馬爾薩斯人口論支持者的查理。芒格，在歡迎凱絲。盧塞爾的宴會上闡述了這個觀點。後者在加強貝洛斯墮胎權力法案問題上是芒格和巴菲特的戰士。在場的許多人曾是盧塞爾的病人，他們紛紛祝賀他接生了許多嬰兒，芒格也高舉酒杯站了起來說：“我想為盧塞爾醫生不曾接生的嬰兒乾杯。” 巴菲特關心人口控制最奇怪的一個方面是他並不因為人們得到了他的幫助而高興。他常問別人是否對公益事業有什麼好主意——好像這類事天下還太少一樣。但常常是一無所獲。他總是認為接受者可能並無價值，慈善事件的捐助者與受助者都無益處。有趣的是，巴菲特受人施捨時也同樣不安。有一次他在奧馬哈的古德里奇甜食店要了一份巧克力麥芽，但發現身邊最小的票子都是100美元的。可惜太晚了，乳品店找不開。有位老婦人知道巴菲特不常來此店，於是很慈詳地為他付了錢。巴菲特堅持要還她這一塊五毛錢，但他卻記不起她的名字來，真是太痛苦了。也許是良心不安，最後他終於找到這位老太太，把錢還給了她。 最讓巴菲特高興的一項公益活動是基金會每年都給15所公立中學的教師發1萬美元的獎金。獎金全是以巴菲特的姑姑艾麗絲的名字命名的。作為一名教師，她在巴菲特幼年與祖父一起生活時對他倍加愛護。獲獎人的評獎標準是業績，因為這份獎金不是食品救濟。巴菲特常指出，有錢人愛把錢扔到大學裡，好讓他們的名字刻在某大樓上，但他們根本不理對孩子們的影響更大的小學。他設立這項獎是對奧馬哈的感謝。 但他不參加奧馬哈一般的慈善事件常常招致許多老人的批評。當地有位廠主羅伯特。道格蒂說：“沃倫以不掏錢而出名。”在奧馬哈，你看不到一點跡象表明這兒住著一位全國最富之一的人。喬斯林博物館裡沒有巴菲特展廳，城裡沒有巴菲特公園，地方大學裡也沒有巴菲特的位置。 在幾年的表面冷漠之後，巴菲特再次出錢建立了一個基金會——施伍德 ① 也有例外情況。如1982 年巴菲特以他外祖母的名義向內布拉斯加州西點的一個圖書館捐了10 萬美元； 更典型的是在1992 年，他給了哥倫比亞大學公共衛生學院40 萬美元的禮物，讓其用於計劃生育醫療活動。 基金會，只為奧馬哈的慈善事業提供資金。儘管它的規模比巴菲特基金會小得多，但它表明現已60歲的巴菲特終於明白了奧馬哈為造就他而做的一切，而他卻基本上沒什麼回報。 令奧馬哈大吃一驚的是，儘管巴菲特是個小氣鬼，但他的群體意識非常強。政治上，他不屑募捐並沒有導致想像中的保守主義，而是他強烈認為政府應該代表整個社會而不是為某些個部門服務。早在1977年人們還未攻擊“特殊利益”之前，巴菲特就尖銳地批評了“社會上許多團體用選舉力量來轉移而不是解決經濟問題的惡習”。 從那以後，他常常寫些解決經濟問題的建議性的提議，發表在《華盛頓郵報》上。主題通常都是“擴大大餅”而不是“大餅重分”，（就像他嘲笑華爾街的“大餅重分”一樣。）其中某個主意可以簡單地避免交易的缺陷而無須使用配額、關稅和繁瑣的手續。在這個了不起的設想下，自由市場只需要算出要進口多少日產卡車和出口多少阿迪達斯跑鞋，政府只須一個法令就可限制進出口總量。前提是社會的整體貿易平衡上有一定的法碼，而無須在多種工業之間進行協調和仲裁——事實上它幹得不怎麼樣。 雖然他並不反對政府解決實際的“溫飽問題”，但他對政府的措施冷嘲熱諷。他有一篇措辭激烈的文章裡用了一個“穩定島”的喻言警告。那是一個假想的具有穩定人口的社會，他們隻大量種植大米和生產白酒。由於這是個“有同情心的島”，工作者將為失去勞動能力的老人提供食品。巴菲特說，這樣當退休者日復一日地增多時，通過簡單的計算我們就可得出，工人們得累斷脊梁地干，而且自己沒酒喝來保證先輩們法定的大量配額。 他的多次建議都提到了新保守主義的作法，即約束人們的自私行為而不是依賴他們的“人性善”。沃倫與妻子不同，他對“人性善”不敢苟同。 70年代蘇茜與拉里。金成了朋友。他辦了一個假裝在為黑人提供信用的信用組織。儘管金的工資只有16200塊，但他開的是白色奔馳，戴的是金表，穿的是斑馬皮衣和豹皮大衣，經常出入高檔晚會。他騙遍了半個奧馬哈城，包括蘇茜。但他騙不了沃倫。他不客氣地說：“我知道金是個騙子。我想他也知道我知道。可能我是奧馬哈唯一沒被他要過錢的人。”那時金已經因為詐騙了幾百萬而進了大獄。 還有一次，蘇茜請沃倫資助奧馬哈的民權活動家查爾斯。華盛頓。沃倫雖然滿腹狐疑，但還是藉了他24900美元。 6個月後華盛頓沒有按期還債。 沃倫對這筆小錢被詐十分反感，於是他把華盛頓送上了被告席。這是他生平唯一一次起訴別人。 在國家級的政治家中，巴菲特與其中幾個十分要好，如丹尼爾。帕其克。莫尼漢、比爾。布萊德利和鮑勃。凱利。但與多數總裁不怎麼樣，巴菲特並不對他們阿諛奉承。紡織貿易組織反复要求巴菲特幫著遊說實行進口保護，但他從沒這麼幹過，儘管他自己的紡織廠也可從中受益。 還有一件更富戲劇性的事。伯克希爾的存款和貸款是美聯儲的一部分。 與其他類似機構一樣，美聯儲也認為自己的任務是為各成員爭取盡可能大的政府分的“大餅”。甚至在S＆L醜聞曝光之後（它的成員已欠了納稅人1000①億美元） ，它還四處遊說要更多的資金。 ① 在那件醜聞爆發前6 年，在一次引人注目的帶有先見之明的預測中，芒格指出：“一個美國政府的機構 （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像以前一樣，繼續為儲蓄與貸款業的儲蓄賬戶保險，其結果必將是儲貸協會越來越 巴菲特和芒格不清楚說客們是否還有社會良知，但他們退出了該組織以示抗議。芒格幾年來一直對S＆L的危險信號提出警告，他在報告上發表了一封信，尖銳地抨擊了委員會“修飾自我服務的廢話”的作法。 由於委員會長期以來已明顯地誤導了政府，它應就給納稅人造成的損失公開道歉，並保證不再變本加利地進行誤導。 雖然巴菲特嘲笑政府對聯儲的袒護，但他完全不同意新保護主義者認為市場判斷永遠正確的觀點。他不同意眼下時髦地認為自由市場是個人價值的最終判斷者的論點。從事不重要工作的人，尤其是婦女從未發現巴菲特有自高自大，目中無人的行為。有一次他把自己同秘書對比時，他同意秘書“可以帶孩子和參加社團活動。市場社會對她的許多才能的評價方法並不一樣。 如果把我扔到阿富汗或什麼地方，你就會發現我有什麼才能了。 “ 作為一個億萬富翁，他是十分激進的。當然他的政界朋友都是民主黨人，但他的某些觀點與他們相比要左得多。有一次在大都會公司的Q＆A，有人問如果他有權改變稅收法，他會怎麼做。 “如果我真有這樣的權利，我會讓你大吃一驚的。”巴菲特說。他要對個人消費課以重稅，並收取很高的遺產繼承稅。 如果我想坐飛機旅遊，我是這麼幹的，那好，我用支票結算。但必須對我課以重稅，因為我消耗了社會的人力和燃料資源等等。 他的觀點如此自由，但人們不理解為什麼他做得不夠多。芒格雖然對公益事業也持諷刺態度，但他是個慷慨的認捐者，而且與一家醫院和私立學校牽連甚深。但巴菲特拒絕參加進去。諾曼。利樂有一次請他在為一條叫商業企業托拉斯組織的頒獎儀式上做個簡短的介紹。巴菲特對此組織很信任，因為它表彰的是對社會有貢獻的商人。他表示無論發生什麼情況都一定到場，但同時明確表示不願做演講，因為他每個月都收到50個類似的請求。利爾感到很沮喪，他不相信似地補充說：“其實他只要走上12級台階，到台上做個半分鐘的介紹就可以了。” 巴菲特認為，每個人都想從他身上撈一把，就像帶著相機的旅行者追尋有色土著一樣。凱。格雷厄姆認為他的自我保護是為了堅持自己的做法，不管是在公益事業上還是其他方面。抓著錢是保證控制權的一種辦法。當他還是個孩子，為凱。格雷厄姆當報童時，他就不讓母親碰他的錢。 成年後的巴菲特對他的474948股伯克希爾的股票也是如此。比爾。蓋茨時常賣點他的微軟股票，李。艾柯卡賣點克萊斯勒等等，但巴菲特對他的漂亮股票就連一個角都不願撕。可笑的是，伯克希爾如此上漲，卻沒為他的口袋裡增加一毛錢。 從社會的觀點出發，他爭辯道這是件好事情。他現在能給的毛票不只是自己的毛票了。它的一筆錢代表著街上的兩毛五和半美元。 “我想，”他說，“現在存在的嚴重的社會本質問題，在我死了之後仍會存在。”他計劃把股 膽大。格萊欣法則（劣質貸款驅逐好的貸款）可能只對充分競爭的而不是存款被保險的機構發生效應，如果'膽大妄為取代了保守穩健'，最終定會出現由大膽信貸擴張導致的災難引起的大範圍破產。 “ 票留給蘇茜。不管誰先死，活著的那位都要把它遺贈給基金會。那樣社會就可以從他積累的財富中得到更大的利益。這個觀點無疑是正確的，但仍帶有成見。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巴菲特本來每年只要拿出1%的收入，就可為“嚴重問題”提供數千萬美元而不影響他的財富積累。 讀者也許會想，他對財富的控制欲會不會至少是部分，因為他不僅想控制自己的生活，而且想控制死亡。只有人才希望或相信在某一偉大的旅程中是不會死的。以巴菲特的“人心之不可測”的觀點看，他對伯克希爾的控制，或許可以保護他一生不受恐懼的侵襲。也許與林肯一樣，在這一場戰鬥結束之前，上帝是不會召喚他的。只要他仍在不斷積累，事情就還沒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