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9 變化的自我

霍華德。巴菲特，沃倫的大兒子，認為他的父親是自己所認識的人中第二聰明的人。在他看來，最富有智慧的是他父親的西海岸的哲學家朋友查理。芒格。對於作家莫里。伯恩斯坦來說，芒格是一個真正神秘的人，是一個古怪得總與你保持一定距離的思想家。芒格是巴菲特的共鳴板。芒格——只有芒格——巴菲特才會讓他走進自己的帳篷。兩人有一種特殊的如同共生的關係，而且就像一個美滿的婚姻，有著一種命中註定的機緣。曾協助安排兩人見面的埃德溫。戴維斯醫生對他們相似的舉止和機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巴菲特的女兒認為他們像“無性繁殖系”，向前邁著相同的步伐，甚至長得也有點像。 巴菲特總是一副歡樂的樣子，然而他這位洛杉磯的伙伴卻很冷峻。他沒有巴菲特那樣輕鬆優雅而且從來不會犯傻，他常常連再見都懶得說，而且喜歡在他對自己生意做出結論之後就從椅子上直起身並走得無影無踪。

芒格對他的手下疑心很重，因此巴菲特給他取了個綽號叫“可怕的非人類”。事實上，這倒為芒格的獨特之處提供了一點點線索。他對待生活的方式——尤其是作為一個投資者時採用的方式——就是去問什麼會出問題。他總喜歡引用幾何學家卡爾。雅各比的話“轉化，總是在轉化”。就這樣，在一所學校的畢業典禮上，芒格所做的“佈道”並不是關於那些帶來幸福的品質，而是關於那些必然導致悲劇生活的品質。 在許多次收購的活動中，巴菲特都用芒格作他的律師。芒格擁有由巴菲特控制的戴維斯菲爾德零售店一小份份額。然而他們的職業是彼此分離的。 自從60年代以來，芒格就一直經營著韋勒芒格公司，這是一個投資合夥企業，位於太平洋股票交易所樓層的一個位置便利且遍布管道的辦公室裡。這種結構很適合芒格的心意，因為這充分顯示出芒格對那幫裝腔作勢的公司扈徒的不屑一顧。更富匠心的是，芒格把秘書安置在背後的單人房間裡，他和他的合夥人則在敞開的前堂辦公。

連一小時還沒過去，芒格就會又朝秘書大喊：“給我接通沃倫的電話！” 芒格的合夥人，艾拉。馬歇爾感到巴菲特正在培養芒格，而且芒格也想成為巴菲特的合夥人。但是奇怪的是，他們職業上的聯繫純屬偶然。他們每人都各自獨立地在洛杉磯公司買進一種叫藍籌印花的股票。巴菲特為自己買了一點，也為伯克希爾公司買了一些。到70年代初為止，巴菲特成為藍籌股票的最大擁有者，而芒格則位居第二。 藍籌公司乃是一塊褪色的美國古董。它從分發它的贈券的超級市場收取費用，然後用“免費”的烤箱，草地椅及類似的東西來換取這些贈券。當然巴菲特對烤箱沒有任何興趣，他感興趣的只是錢。 藍籌公司具有吸引力的秘密在於它可以立即收集到現金，但是可以長時間分批地償還基金。因為這些贈券常常被塞進抽屜裡然後被遺忘了。在這段時間裡，藍籌公司就可以無償地使用未承付的轉帳支票。對巴菲特而言，藍籌不過是一家不太規範的保險公司而已。

它的“利潤”——也就是出售給零售商的那些贈券——每年達到了1億2千萬美元的數量，於是巴菲特除了在伯克希爾擁有的貨幣儲備以外，他又多了一個來源。他和芒格加入了藍籌的董事會，接管了投資委員會，並且開始將這些未承付的轉帳支票投入運作。 對於巴菲特來說，這是一場危險的遊戲，一個經營著兩部分資金的投資者在為一個競爭的，而且有潛伏性衝突的主人工作。但奇怪的是，由於巴菲特對自己名譽十分愛惜，這種事從未發生在他身上，他和他的朋友正一起經歷著買進廉價股票的大好時光。當巴菲特偶爾在加州的時候，他們會在一起對選擇股票談笑一番，使它聽起來似乎易如反掌。 有一個例子是有關原始資本基金的，它是一家封閉型共同基金，同樣也在洛杉磯。原始資本基金是由弗雷德。卡爾這位投資公司管理者在1968年建立的。在70年代早期卡爾隱退之後，它的股票便一落千丈。的確，它和別的股票一樣跌得太多了。儘管原始資本基金的資產價值有18美元/股，但他的價格卻只有9美元。藍籌在基金中佔有20％的份額。就這樣，巴菲特和芒格又繞回到投機上來了，但這時其他所有者都已經走開了。

芒格代表藍籌進入了原始資本基金的董事會，並且對任何不滿意的地方都大刀闊斧地進行調整。有一次，當他審閱了債券組合之後，他發現原始資本基金將有一些安全級以下的債券。他直言不諱地對投資組合經理說道：“這的確是一個極好的令人羨慕的Baa級債券名單，但對於原始資本基金而言，除了A級債券，別的我都不想要。”巴菲特不可能找到比他更好的代理人了1 ——尤其因為巴菲特自己是如此不善於處理這樣的難題。 在1971年，巴菲特和芒格面向一種“好生意”——遇上了具有潛力的好機會——芒格偏好的那類“好主意”，不同於那種本。格雷厄姆類型的廉價股票。羅伯特。弗萊厄蒂是藍籌公司的一位投資顧問，他得知加州最主要的巧克力連鎖店喜詩糖果店將要出售。藍籌公司的一位決策者威廉。拉姆齊也很有意思要買下它來。威廉來到弗萊厄蒂的辦公室裡，兩人打電話給正在奧馬哈家中的巴菲特講述了這件事情。

“噫，鮑勃，”巴菲特說，“糖果生意！我覺得我們並不想做糖果生意。” 話音剛落，他就掛上了電話。 拉姆齊在聽筒裡聽到他這番話後，心煩意亂地在屋子裡踱來踱去，等著再接通巴菲特的電話。每一分鐘都過得那樣漫長。秘書在慌亂之中錯撥到巴菲特的辦公室裡去了，那兒沒人應答。 約摸三四分鐘以後，他們終於找到了他。他們還沒來得及說話，巴菲特就說：“我正在看它的數字呢。好吧，我願意出個價買它。” 這些“數字”告訴巴菲特：加州愛吃巧克力的人們都樂意為喜詩公司的深受讚譽的糖果多付一些錢，購買公司的價格是3千萬美元，但由於喜詩糖果公司的賬面價值較小，巴菲特和芒格決定買入價格不能高過2500萬美元，於是談判擱淺了。而這次，巴菲特卻犯下了一個常見的錯誤。

投資者常常臆想賬面價值可以估計或者至少可以暗示一個公司的“價值”是多少。事實上，這兩種表達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賬面價值等於進入到企業的資本量加上所有留存下來的利潤。而投資者關心的是將來能從企業裡取出多少價值，這才是決定公司“價值”（也可稱為“內在價值”）的關鍵。 暫且假設有一個新的公司在糖果生產設備、商店以及存貨上的投資與喜詩公司完全一樣，可是他生產的糖果品牌卻是鮮為人知的，因而這個突然崛起的公司比起喜詩來贏利能力要差許多，其價值也必然小許多。由於賬面價值無法反映出品牌之類的無形資產，因而對於喜詩這樣的公司來說，它的價值標識作用便顯得毫無意義了。 但是巴菲特和芒格非常走運，喜詩公司回電話答應了2500萬的價格——這也是巴菲特所做的最大一項投資。彷彿在突然之間，巴菲特的王國就已經擁有了糖果、紡織、零售、保險、銀行、出版以及贈券。

巴菲特的策略是把它們都劃分區域，就好像每個部門都是他唯一的孩子一樣。戴著他的喜詩公司帽子，他常常擠入人群中去聽有關白糖期貨的課。 在他寫給喜詩公司總裁查克。哈金斯的信裡，可以看出巴菲特是如何驚人地探索著各種細節。 我所猶豫不決的意向是接受12月29日週日那天的價格。我現在的想法是每磅20■～30■……如果砂糖期貨還像前幾天那樣繼續下跌的話，我傾向於推遲購買，直到我們得到市場對精煉砂糖作出的反應再說。 巴菲特不斷敦促哈金斯加強喜詩公司品牌的聲譽。有意思的是，巴菲特不適合於作一個美食家的特點反倒啟發他明白了公司真正“銷售”的是什麼東西。 也許產自法國8英畝葡萄園裡的葡萄的確是全世界最棒的，但我總是懷疑其中99%是說出來的，而只有1%是喝出來的。

此後他又把注意力放到了贈券業上。折價的超級市場從那些不用贈券的商店裡把生意搶了過來，顧客也越來越覺得光顧後者很吃虧，在他對著藍籌公司大肆鼓吹如何解釋這種洞察力的同時，他也帶著一點自我剖析的意味承認營銷並不是他所擅長的。 現在的問題是我像會計師或是保險精算師那樣來考慮問題。我所做出的反應就是對消費者解釋所有的事實，並且完成所有的數學計算，然後向她表明她買了我們的贈券是多麼合算。我想我能說服一群數學家、保險精算師、證券分析家乃至會計師，……但是卻無法說服家庭主婦們。 巴菲特又從來自於伯克希爾的資金源存取出4500萬投入到銀行股票中。 迄今為此，他在這場危險遊戲中仍舊安然無恙。他代表三個公司進行投資，它們分別是伯克希爾，藍籌公司以及戴維斯菲爾德公司，它們各自有獨立的股東群，而他也肩負著辦好每一家公司的責任。他該把《華盛頓郵報》放入三個口袋中的哪一個呢？喜詩糖果公司又該放在哪兒呢？巴菲特小心翼翼地想盡量公平一些，即便如此，利益衝突還是不可避免的。要安排好這件事情的確非常困難，而且也很不符合巴菲特的性格。況且只要哪件事情一旦複雜化，證券稽查人員就會理直氣壯地盯上你。

在這場令人震驚的遊戲中，有位經紀人向巴菲特提供加州帕薩迪納的韋斯科貝格公司股票。這家公司擁有一定量的儲蓄與貸款。巴菲特知道韋斯科公司，從60年代中期開始，他每年都讀它的年度報表——和他曾經讀過的成千上萬份儲備與貸款報表一樣。韋斯科公司股在市場上交易價只有十幾美 ①元，比它的賬面價值的一半還低.巴菲特和芒格查核了一番，芒格也認為韋斯科公司股很便宜，於是藍籌公司便買入了它8%的份額。此時是1972年夏天，韋斯科財務公司還是一個很小的，只有200萬美元投資的公司；但到了1973年1月，它便宣布要和加州的另一家擁有儲蓄和貸款業務的聖。芭芭拉財務公司兼併。 巴菲特和芒格立即得出了同樣的結論：“韋斯科公司準備放棄這個商店。

在兼併的條件中，韋斯科股票的持有者將把他們手中持有的低估的股票換成聖。芭芭拉的股票，而後者的股票又似乎高估了。引自巴菲特的話說： 我看過這些條件之後簡直不敢相信它們，我把宣布的條件告訴了芒格，他也同樣認為難以置信。但這確實是白紙黑字地寫在道。瓊斯的行情牌上的。 芒格想多買進一些韋斯科公司的股票，並希望藉此可以阻止兼併。因為兼併要根據股東投票來決定，巴菲特則不然，他屬於能對偶爾的損失堅忍克己的人。他說：“要是為這事痛苦，那可真是個錯誤。”然而芒格堅持自己的做法。在後來的六周里，藍籌公司買下了每一張出現的股票，逐漸積累了股票總數的20％。 可是，他們還是無法阻止兼併，並且現在藍籌公司已經陷得太深。正如芒格所說的，他們就像落入鼠夾的耗子，已經放棄對奶酪的渴望了。 2月份時，芒格給韋斯科公司的總裁路易斯。 R.文森蒂通了一次電話。 芒格遣詞用句顯得異常古怪。他說藍籌曾一直買進股票，目的是“想形成一種氛圍”，使文森蒂和其他韋斯科公司的董事不會因為感到任何的“道德的義務”而實施兼併。 而文森蒂堅持按原計劃施行。他發現藍籌公司可以隨心所欲地投票反對自己，而且還會勸說其他股東也這樣做。在芒格看來，這個民粹派人士的行徑簡直無比低俗。他曾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自信在這兩個人之間沒有任何問題是解決不了的。他宣稱說自己很喜歡韋斯科公司的管理方式。而且尤其是文森蒂與巴菲特和芒格是同種類型的人。實際上，芒格多次表示如果文森蒂親自過問他，兩人面對面地交談的話，藍籌公司就會停止購進股票。 文森蒂覺得這簡直是古怪之至。他無法理解芒格在常規的商業交易中竟會對道德有如此執著和喜愛，然而這也正反映出芒格與人不同之處，他是一個堅持舊式學堂倫理觀念的人。他從未試圖引用本傑明。富蘭克林的語句，但他卻認為富蘭克林的箴言比任何商學院所教的東西都更有價值。 不論是身在商界內外，芒格都恪守紳士應有的禮數，他執著地走自己的路，卻對最後結果的褒貶評價看得很淡。當醫生給他作了一個極其拙劣的白內障手術而致使他視力減退時，他竟毫無怨言地承認發生這種事會有10%的概率，從而開始熱衷於研究眼科學。 在私人生活上，芒格相當積極主動，繼貝洛斯墮胎一案之後，他為洛杉磯設立墮胎診所立下了汗馬功勞。身為古德。薩馬林坦醫院的志願主席，他徹底重組了醫院的工作團和專家組，只是他也會欺負一下醫生，就像他曾在當地計劃生育活動中欺負手下受託人一樣。巴菲特給人平易近人的感覺，而 ① 對大多數銀行而言，賬面價值是很有用的尺度。因為銀行資產由貸款和其他金融資產構成，所以類如品 牌等無形資產通常不太重要。 共和黨人芒格則儼然位高任重，他飛奔進會議室，搜腸刮肚找出一些亂七八糟的故事來講，彷彿是一位戴著形狀嚇人並且放大若干倍的眼鏡的獨眼哲學家兼國王。 “查理十分有趣，同時也非常自大。”巴菲特圈子中的一位成員說，“他信奉一種貴族式的觀點，總覺得世界上有一群經挑選出來的富有才華並且事業卓越的人，而他自己正是其中之一。” 芒格總是開玩笑說要建立一個芒格的“王朝”，當他與第一個妻子——“第一夫人”——離婚以後，就開始閱讀各種訃告，期望能為他臆想中的後代找一個具有他認可的品質的寡婦，他和他的“第二夫人”養育了8個小芒格君王和貴婦。 和他的奧馬哈合夥人完全不同，他的生活十分豐富，他常在河里或各種野潭里釣鱒魚，北梭魚，以及大西洋鮭魚；他在加州俱樂部裡掌管遊戲場地，有時還主持晚會，尤其當他灌下一杯葡萄酒以後。艾拉。馬歇爾想起在貝萊爾的一個晚會上，芒格一個人聲音洪亮，顛三倒四地獨白著，說的是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芒格覺得這樣很有趣味。當主人問馬歇爾說：“你能讓查理閉嘴嗎？別人都沒法兒說話了。” 一次，芒格的一位密友奧蒂斯在一次釣魚旅程的午夜醒來，發現芒格正坐著仔細研讀一本書，而且神情十分詭秘。還有一次與巴菲特以及馬歇爾去澳洲雨林探險的途中，他們的吉普車在叢林中拐來拐去，芒格卻一直在讀一本極其晦澀的古生物學著作。後來到了晚上，芒格便給同伴們講述他讀到的東西。 “在晴朗深藍的天空下，他向我們講述恐龍是怎樣進化成鳥類的。” 馬歇爾回憶道。 包括巴菲特的朋友在內的人都被芒格的一通關於黑洞和愛因斯坦的演說給嚇怕了，不再提起他不屑一顧的態度。一次，巴菲特的朋友羅克珊。勃蘭特說她唯一知道的洛杉磯的醫院只有錫達。西尼亞醫學中心一家，芒格立即反駁她說：“那是因為你是猶太人。” 芒格坐在扶手椅中，像一位令人敬畏的心理學家，其行為舉止尤其像一個學生。 他看透了許多現象背後的罪魁，比如：人們往往在改變自己看法時顯得無能為力，這也就是被他稱作“首次結論偏見”的現象： 這就是為什麼一個組織總是乞求公眾的諾言。真見鬼！這也是一個家庭組織總是舉行結婚紀念的原因。 這也正是芒格的洞察力對巴菲特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然而正是巴菲特，而不是芒格，能夠以一種更為自然的手法來運用這些理解力。巴菲特確確實實是一個能夠克服一個人的“首次結論偏見”的偉人。 在韋斯科公司這件事情上，在芒格與文森蒂交涉失敗以後，巴菲特開始設法說服那些有能力阻止兼併的董事。伊麗莎白。彼得斯是舊金山的一位女財產繼承者，也是韋斯科公司最大的股東。彼得斯的父母親建立了儲蓄與貸款業務，而且公司在50年代末期成為了上市公司。她的兄弟們都無法勝任這項工作，於是重擔落在了她的身上，主修英語的彼得斯被送去學商業，以維護家族的利益。她發現：首先，自己可以做得相當出色；其次，韋斯科公司為她其他的追求目標提供了一個可行的參照。她有一些其他的目標，包括去 盛產優質樹木的納帕峽谷葡萄園以及讀喬瑟的作品。 到70年代早期時，韋斯科公司還業績平平，彼得斯很希望給它一點激勵，但是其他董事不論是在財務方面還是其他方面都得不到任何利益。直到聖。芭芭拉財務公司提出收購條件以後，儘管彼得斯意識到條件非常苛刻，但是她希望兼併能夠鞭策一下韋斯科公司的發展。 巴菲特派藍籌公司的總裁唐納德。克佩爾去和彼得斯談過一次話，但是她還是強硬地支持兼併活動。在克佩爾剛離開不久，巴菲特又打了個電話來。 他很高興地向彼得斯介紹了自己一番，並建議兩個人找個機會好好商談一下。 幾天以後，巴菲特和彼得斯便一起坐在舊金山機場的休息大廳裡，巴菲特告訴她自己認為韋斯科公司的股票價值比聖。芭芭拉公司提供的價格高出許多。儘管這些陳詞濫調都是彼得斯從克佩爾那裡聽過多次了的，但從巴菲特嘴裡說出來就顯得更有說服力。比如，他對她說話時顯得好像他是她的合夥人，他的資金和她的生意融在一起。 彼得斯堅持認為必須採取某些措施來重新激發韋斯科公司的活動，巴菲特則說他樂意試一試，他談到了自己和其他公司的關係，他稱之為一種合夥人關係，他還談到了自己。他語氣鎮定，讓人覺得十分放心。 彼得斯終於發現自己很願意成為這個人的合夥人，她喜歡上了巴菲特——而且很喜歡他的風格，同時似乎也看到了一絲希望。 彼得斯只有一個問題還懸在心頭。 “巴菲特先生，如果我買下你，那麼假如你在路口被卡車撞了怎麼辦？那時又由誰來挽救韋斯科公司呢？” 巴菲特說有一位能力與自己相當的朋友。他已經安排這個人掌管伯克希爾公司，並且如果發生了類似的“卡車”事件，巴菲特家族的利益也將由他來保全。他認為完全可以託付給自己和他當中的任何一個人。 當巴菲特說完以後，彼得斯就已下定了決心，於是兼併之事終於化為烏有了。 巴菲特和芒格也開始感到對她要承擔起一定的義務，決定提高他們在韋斯科公司中所佔的份額。他們本來可以在低價位買進股票的。因為通常情況下，當一個兼併活動出現時，股票會上升。但是由於欺騙型投資者鑑於交易失敗而作的保證償還活動，而巴菲特和芒格對這失敗負有直接的責任——看上去並不怎麼樣。因此他們告訴自己的經紀人在價格上可以慷慨一些。 藍籌公司以17美元的價位向韋斯科投標，這個價格是在這項交易失敗之前的普遍價格。儘管此舉非不同尋常，據芒格說：“我們在富於幻想的時刻作出的決定認為，這是一條正確的道路。” 藍籌公司把自己佔有的份額提高到24.9%，後來，韋斯科公司的股票隨市場行情一起跌了下來，而藍籌公司做了許多股權收購活動。在1974年中期時，藍籌公司擁有股票總量中的絕大部分。 （彼得斯仍舊是少數幾個大股東之一）。事情似乎還沒有完結，然而巴菲特和芒格並不知道的是，他們的行踪已經被證券及交易委員會盯上了。 災難來臨的第一個預兆出現在1974年秋天，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巴菲特和芒格之間錯綜複雜，很不規範的合夥人關係引起的。巴菲特和芒格在藍籌公司和戴維斯菲爾德零售店中各自擁有獨立的股份額，但芒格與伯克希爾公司沒有任何瓜葛。於是，當巴菲特從他的藍籌公司口袋中掏錢花時，這是帶有合作性的，而當他涉及到伯克希爾公司——他前面的口袋時——他又是獨 立的，這個內部關聯的所有權關係令人十分迷惑，於是易於導致衝突和混亂（圖示如右）。 作為解開這團混亂如麻的關係的第一步，巴菲特和芒格宣布把戴維斯菲爾德零售店兼併到伯克希爾公司裡去。但是證券會及交易委員會提出了質疑，向他們提了一大堆問題。 起初芒格以為也許是由於巴菲特和自己都是十分“有趣”的人物，證交會才會拖延他們的進度。在他腦海中，有一幅古怪的畫面：管理當局仔細察看藍籌公司，就彷佛它是一隻爬過顯微鏡的非同尋常的臭蟲。但是幾個月過去了，芒格漸漸變得焦躁不安。在寫給查爾斯。里克紹沙——他和巴菲特在芒格法律公司裡的律 師——的信中，芒格顯得十分不滿，彷彿在交通廳和一個步履拖沓冗繁的公務員打交道一樣。 但願我放棄這件事後，證交會的每個人都能感到心滿意足，如果不是這樣的話，你們就該盡快地讓我收到答复，最好是打電話直接告訴我，這樣我們就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也可以使我們的兼併計劃順利完成。 可是，芒格從未讀過卡夫卡，里克紹沙把一份措辭相對緩和的信件送給了證交會。在12月份的時候，芒格就收到了他最快的答复——儘管這答复並不是他所期望的。證交會對奧馬哈的君王提出控告：關於藍籌郵票公司，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沃倫。巴菲特公司（原文如此），HO—784號，等等，巴菲特成為了被全面審查的目標。 藍籌公司、伯克希爾公司以及巴菲特公司（原文如此）有可能單獨或相互協力增加過一些活動。在這些行動中直接或間接地作為一種機制、謀劃或是策略來進行欺騙。或者還包括有一份不真實的事實陳述材料或遺漏了…… 這些詢問都是集中在藍籌是否曾操縱過韋斯科公司股票價格的問題上，這確實是一個解決起來進退兩難的指控。在證交會的執行部門中，這被認為是一件大事，於是很快事情就擴大成對巴菲特涉及過的一切事情的全面調查。 在調查期間，巴菲特向華盛頓運來了紙箱的檔案材料，有他的股票經紀人的記錄，有他給藍籌公司的信，還有他對紡紗廠和喜詩糖果公司的每份備忘錄，以及巴菲特的銀行，一切都被證交會這個“真空場”給吸進去了。在伯克希爾公司的主管會計韋爾納。麥肯齊看來，“他們好不容易發現了一個 富有的人，於是便咬定他必然是一個惡棍。 “ 儘管巴菲特很擔心，但表現得很鎮定。他和作投資時一樣從容不迫，耐性十足，而不管自己的聲譽是否正處於危險之中。芒格卻正好相反，他幾乎要中風了。 羅德里克。希爾斯，芒格的前任法律夥伴，當時正擔任白宮顧問的職務。 當調查時有消息傳出來，說希爾斯曾被邀請擔任證交會主席的工作，巴菲特和芒格的律師給希爾斯打電話懇求他把此事拒絕掉，並聲稱如果他就任這個職位，證交會就會欲罷不能，從而導致更加嚴厲苛刻地對待他們。 “你那兒有什麼情況嗎？”希216爾斯問道。他暗指的是調查的事。里克紹沙說：“沒有，一切都是胡扯。”希爾斯對此顯得不屑一顧。後來芒格又打了好多次電話，每次都痛斥希爾斯在巴菲特最需要他的時候背叛了他。但是希爾斯還是接受了這項工作。 1975年3月，芒格來到證交會做了兩天的證人，他傲氣十足地向審問者保證“如果出了任何問題，沃倫和我將負全部責任”，好像這樣就可以結束這件事情似的。他把這件事看作對性格的一種磨煉，常常提到參加各種上流聚會時的榮耀。 一位年輕的證交會律師搖動三寸不爛之舌，奮力挖掘他的內幕。他暗示說芒格曾參與共謀，以賣空韋斯科股票起訴者的股票為手段來破壞此次兼併。芒格抗議說，“這絕不是我們的經營作風。”他的語氣聽上去相當震驚，就好像一個神父偶爾作了一次警察而不是傳教士。 事實上，證交會是懷疑其中藏有陰謀。具體來說就是：藍籌公司究竟是不是為了接管韋斯科公司才對兼併加以阻止？ 提問者：在2月26日之前，你和巴菲特對這種方式（尋求控制韋斯科公司）考慮了多久？ 芒格：我以前說過，我們把98%的精力都投入了手頭的業務，我們都信奉這樣一個道理：一個人談的工作是手頭的工作，而不該顧忌遠處很模糊的東西。 不管加里的威懾，律師們更進一步涉及核心問題，那麼藍籌公司為什麼為韋斯科多付出不必要的價格？ 提問者：你完全可以便宜地得到它，你為何願意付出更高的價格呢？ 芒格：我們希望在路。文森蒂和貝蒂。彼得斯之間作得公正平等一些。 提問者：那麼你的股東怎麼辦呢！難道你不想對他們也做到公平嗎？ 芒格：是這樣。對於那些要求我們去做與矯枉過正不一致的事的股東，我們並沒有義務要做到公平。我們的想法和本。富蘭克林的一樣——如果你願意的話——最誠實的政策就是最好的政策……你看上去被攪得很迷惑？ 提問者：的確如此。因為在我印象裡，商界人士總是為了他們的公司和股東的利益而竭力達到最大利潤的。 芒格：也許我們想在更長的時期里達到最大利潤。如果我們希望和路易斯。文森蒂建立一種和諧、長期的工作關係的話，或許這只是一種私人興趣，正好傾斜到你們想當然的層面。 這場談話的論題與巴菲特在舊金山和貝蒂。彼得斯的談話十分相似，一項長期投資決不僅僅只在股票上押下賭注，它是一個合夥人的形式。一個大的股東——即一個合夥人——有付出，同時也有收益。對巴菲特而言，“合夥人”這個字眼有某種強烈的暗示，隱含了一系列沒有說出口來的責任和忠 誠，也正像他曾經對巴菲特合夥人企業的投資者所感覺到的一樣。 現代的投資組合管理者都二維地來看待股票，它們在屏幕上閃爍，隨著按鈕的摁下又消失得無影無踪。巴菲特和芒格需要扮演一個更重要的角色，他們常常談到僅僅經營資金是遠遠不夠的。芒格回憶道：“我對沃倫說，我們可不想像智者拉塞爾一樣成為一個精明、吝嗇的攢錢鬼。”我們不願意在①朋友和家人的記憶中只留下一張空空的白紙.可是，證交會的律師依舊疑心重重。這件事在他們看來彷彿藍籌公司曾經支撐韋斯科公司的股票——或者叫“操縱”它——從而達到在更高價位賣出的目的。但是由於藍籌公司並沒有做出賣它的舉動，律師們就變得迷惑不解了。於是，他們又來試探巴菲特：提問者：從商業角度來講，等到價格落下來時以便宜價位買進股票難道不更好些嗎！ 巴菲特：單一交易中可能是這樣的，但我認為如果你看到藍籌公司的整體格局，看到韋斯科公司的人們覺得股東確實得到了公平的待遇……我想藍籌公司的整體商業信譽從來沒有像現在那麼好過。 提問者：你對藍籌公司的股東負有什麼樣的責任呢？ 巴菲特：我自己也擁有相當數量的股票，因此這對我本身也會有影響，我可不是在完完全全花費別人的資金。 提問者：如果在兼併告吹之後你立即入市，同時股價下跌，你覺得這樣看起來顯得不太好，對吧？ 巴菲特：我覺得也許會有人對此相當憤慨的。 提問者：這理由讓我覺得很費解。儘管你認為韋斯科公司的管理層會感到不安或憤怒……我的意思是你為何對此在意，藍籌公司為何對此在意，而韋斯科公司的管理層又為何對此在意呢？ 巴菲特：韋斯科公司的管理層對我們的感覺是相當重要的。當然，你可以說我們擁有控制權，因此它不會造成什麼影響，但實際上它關係重大。路易斯。文森蒂並不一定真的非要為我們工作，他只是喜歡和我們共事而已，而我也願意與他合作，這就算一種良好的關係。你知道，如果他覺得我們是卑鄙小人或其他什麼，這種關係就不可能存在，這並不僅僅是建立在他拿多少薪水的基礎上的。 假如一個政府機構總是指責JP摩根或Sr.，太過於注意自己的聲譽，這倒顯得很不合理。 “你為什麼對此這麼在意？”對於摩根的同時代人而言，這個問題似乎令人難以想像。但這個時代裡，有某些東西已經被眾人遺失了。 的確，巴菲特和證交會的談話讓人覺得像一場跨世紀的對白，這個機構以及它所習慣於打交道的律師們都把公司的事務定義為一系列的交易活動，每個交易都是獨立的，今天的合夥人明天就可能反目成仇。巴菲特以建立關係的方式來做生意，顯得更為長遠。他對自己的規則十分執著，好像自己對自我定位有某種奇怪的偏愛一樣。而可笑的是，這卻為別人的懷疑提供了根源。 巴菲特有漏洞的事實更加劇了證交會的疑慮。他們已經找到了共謀者，現在只差罪證沒找到了。自然而然地，他們想從巴菲特和芒格之間貌似神秘的聯盟關係中找到這種罪證。 提問者：在藍籌公司裡是由誰來做投資決策的？ ① 芒格在1976 年將他的合夥人企業做了清算，在1962—1975 年期間，以復利計算的年增長率達到了20%. 芒格：通常是由巴菲特先生來做的，他一般事先和我商量一下，然後他在行動之前還會徵得我的同意。 提問者：那麼在巴菲特先生第一次購買下訂單以後，他有沒有告訴你他想繼續買進韋斯科公司的股票呢？ 芒格：這種事情對於我們倆來說再自然不過了，因此我們通常沒有必要告訴對方或一起討論未來的打算都是些什麼。 提問者：那你問他了嗎？ 芒格：我沒有必要這麼做。我知道他腦子裡都是怎麼想的。 提問者：你自己是否覺得巴菲特先生是你的知己？ 這句不經意說出口的話頓時顯得提問者不太坦率。證交會曾經從貝蒂。彼得斯那裡打聽到類似的語句。於是他們又來試探巴菲特。 提問者：你覺得他可以成為知己嗎？ 巴菲特：這可取決於你談的是哪個方面的問題。你也知道，我們在許多投資項目上意見分歧是很大的。而大多數決策中，我們能夠保持一致。 提問者：自從你變得有幾分投資哲學家氣質以後，你確信自己在大多數投資問題上同樣徵求他的意見嗎？ 巴菲特：不，不再是……我的意思是有點這勢頭。 提問者：好的，因此你們討論一些有關投資學、哲學以及你所投資的項目等問題？ 巴菲特：確實如此。 提問者：所以大多數情況下，你基本上知道他在買進或賣出些什麼，而他也知道你的做多做空狀況吧？ 巴菲特：他知道我對什麼東西有買賣的興趣，我也知道他的興趣所在。 至於他在某個特定時刻實際做了些什麼，我並不十分清楚。 巴菲特一步步有條不紊地進行下去。他曾經多次非正式地拜訪證交會，而且似乎有意要協助他的審問者，他很有耐心地對證交會的一位叫勞倫斯。塞德曼的律師解釋藍籌公司這個拼圖遊戲。在他們吃午飯的時候，巴菲特還對塞德曼談起他在華盛頓的年青時代，他零碎地穿插進一些巴氏的哲學觀點，很快塞德曼就不知不覺陷入了巴菲特編織的蛛網之中，和貝蒂。彼得斯當年的情形一樣，塞德曼回憶說： 許多次，我和他圍坐在桌子旁畫圈，他說：“你這兒錯了，它不屬於這個公司，'或者'那個屬於那邊……”。我和他呆在一起的時間很多，他沒有什麼敵意，是一個可以相處的出色人物——即使我們是站在不同的立場上的。 對於現代的決策者來說，要是在沒有律師陪伴的情況下走進證交會，並且和一個無足輕重的調查者談起自己的案子——事實上這是給調查者提供信息——這一定是一件不可能發生乃至荒謬可笑的事情。即便他有這種念頭，決策者的律師們都會提出抗議，並且無疑會限制他的這種舉動。當代的精神總是處於猶豫之中，自發的行為早已讓位於謹慎地墨守陳規，產生英雄的時代已經被一種對專門研究的崇尚所取代。我們再也沒有偉人了，只有一些服服貼貼的小螞蟻。 巴菲特至少要在某種程度上做個英雄。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當人們還願意在沒有律師的情況下活動的時候，他覺察到這些現代的輔助部隊——不僅 僅是律師，還有政府公關人員，顧問以及無數其他的顧問——不光在發揮協助的作用，還在進行控制。這些都是他很厭惡的事情，不論成敗與否，巴菲特都不會容忍其他任何人來為他安排日程。 除了他十足的個人魅力以外，人們對他的開誠佈公也有很好的反應，同時也因為他從不爭辯而放鬆了對他的戒備，巴菲特並沒有直接反駁塞德曼而是扔還他一塊爛泥。 “拉里，”巴菲特終於說道，“你以你的方法來看，你是對的；這裡面確實有一些技術性的犯規行為。但如果你用我們的方法來看的話，就不是這個樣子了。但我們並不是故意想去做錯什麼事情。如今，我們該如何解決它呢？” 這個案子在1975年裡一直拖著。證交會又把漁網灑向另一個領域進行捕撈——原始資本基金，這是巴菲特和芒格控制的另一組基金。到現在為止，巴菲特已經被各種各樣的混亂局面搞得“奄奄一息”了。如果惡夢一旦結束，他告訴證交會說，他渴望能簡化他的事務： 我們希望擁有和現在一樣，但少些混亂的企業。我確實不喜歡亂七八糟的局面。我們做的時候它顯得很簡單，而現在卻遠遠不是那麼簡單了。 到12月份，巴菲特的律師R.里克紹沙懇求了結此案。他辯解說巴菲特沒有做錯什麼事情不值得做這樣細緻的調查。他把巴菲特3年以來毫無瑕疵的準備個人稅申報表的記錄與林肯的圓木屋相提並論。 自從他14歲開始為送報紙掙的錢交稅以來，就一直繳納聯邦收入所得稅。 30年積累起來可以有數百萬美元了，並且他的平均誤差還不超過200美元。 1976年時——調查已經進行了兩年——證交會終於作出了處理。證交會正式指控藍籌公司對韋斯科公司的購買不僅僅是一種投資，而正如它曾披露的一樣，同時還為了阻止兼併（這也的確是事實）。它還宣稱在3週時間內藍籌公司曾人為地抬高韋斯科公司的市場價值。藍籌公司同意以後不再有類似的舉動，沒有對罪行的確認或否定，而只是此類事情的一種慣常處理。對於證交會認為在藍籌公司交易中受到傷害的韋斯科公司股東，它將支付115000美元。 證交會沒有採取敵對巴菲特的行動。但幾週以後，它又派他去參加一個藍色緩帶研討會，研究公司報表披露實踐的情況。也許，證交會以此來表明對巴菲特的赦免。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對於前兩年一直處於被調查的地位的巴菲特來說，這種待遇已經是非同尋常了。 彷彿一個帶著重新做人的熱情的罪犯的巴菲特終於結束，也可以說是簡化了這種“混亂”的局面。他把藍籌公司在原始資本基金中的份額脫手出去（已經翻了兩倍）。從此他不再以FMC資金管理者的旁觀者身分出現了，他把韋斯科公司和藍籌公司合併在了一起（他本來要買下整個韋斯科公司，但應貝蒂。彼得斯的要求，他只購進了80％）。經過兩年的中斷之後，他繼續著手把戴維斯菲爾德商店兼併到伯克希爾公司中去。 令巴菲特高興的是，兼併活動把他和芒格之間的聯盟關係規範化了。為了換取他的戴維斯菲爾德股票，芒格在伯克希爾公司中投入了2％的股票， 同時，巴菲特還把他的好友任命為副主席。芒格繼續留在洛杉磯迫求一種零散的利益，但對於自己在伯克希爾公司中的地位，他始終很謙虛。 “從很大程度上來說，大多數點子都是沃倫出的。”他說道。然而對於像巴菲特這樣一個偏狹的人，有聰明過人的芒格在遠處觀察戰況，提出忠告是非常重要的。 兼併活動同樣也使伯克希爾公司在藍籌印花公司裡佔有了主要的份額。 實際上，巴菲特只剩下一個“口袋”了——那就是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 他沒有任何別的投資組合，實質上也就是沒有個人投資了。但是伯克希爾公司，這個被他從紡織行業的死亡地帶裡營救出來的企業，正是他的“個人投資”。 在最初10年中，巴菲特使伯克希爾公司的淨價值從20美元/股升到了93美元/股。他對公司進行了徹底的改頭換面。巴菲特自行收購了保險團體、銀行，股票組合以及他在藍籌公司，喜詩糖果公司和韋斯科公司中佔有主要股份之後，公司原來的樣子都蕩然無存了。 要是另一位決策者就會重新命名公司來反映出這些變化——也許叫做伯克希爾。哈撒韋實業公司或是“伯克希爾實業”。但是巴菲特對這種調包沒有興趣。他喜歡現在的名字，它使人想起公司的起源歷史，雖然他不是一個多愁善感的人，他還是叫肯。察思。從新貝德福德的檔案堆裡刨出昔日總裁們所作的記錄，然後把它們都運到奧馬哈來了。正如巴菲特對證交會解釋的那樣，他永遠不會出售伯克希爾。 我就是喜歡它。我將為伯克希爾公司傾注我的餘生。它是屬於公眾的，但現在它更像一家家族企業。 他說的不只是長期，而是他的餘生。他的事業——某種意義上也就是他的生命——都決定聚到這個公司裡去了。他做過的每一件事，每一項投資，都是在一幅永遠畫不完的油畫上添加的一筆。沒有任何人能從他手中搶走畫筆，就像他當初從西伯格。斯坦頓手中搶來一樣。 70年代中期時，巴菲特擁有了43％的股票份額，而蘇茜持有另外的3％。為了得到伯克希爾公司以及藍籌公司的下屬機構，巴菲特投入了1540萬美元。這相當於每股伯克希爾股票價值為32.45美元，這也是巴菲特願意注入的最大資金。對這幅油畫的任何進一步的修飾——即伯克希爾股票價值的提高，以及巴菲特財商的增加——都將從每股32.45美元的投資中，以及他對這項投資所作的一切努力中源源不斷地湧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