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10回到華盛頓

當沃倫。巴菲特從天而降出現在凱瑟琳。格雷厄姆的公司裡時，她便進入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轉變時期。她的父親曾在1933年買下了瀕臨破產的《華盛頓郵報》，當時，它在一個擁有5家報紙的城市裡排行最末。她那位才華橫溢，但最終神智紊亂的丈夫對著自己的太陽穴摳動板機之後，凱瑟琳在1963年接管了控制權。格雷厄姆並沒有像別人面對這種意外時感到手足無措，她最多也只對這件事表示了一點同情。作為尤金。邁耶的女兒，格雷厄姆生活在一個富裕家庭特有的孤獨寂寞中。母親是位金融及政治家，又是聯邦儲備委員會的第一把手，同時也是一位既世故又冷漠的母親。她在一個由大量女家庭教師和私立學校構成的世界中成長起來，習慣了從母親的私人秘書那裡收到回信。在很年輕的時候，格雷厄姆就在作新聞記者，但是她從來沒有想到家族的報業將由她來掌管。結婚以後，她便把精力都放在營造自己的家庭上了。

在被推上權力的高位時，她顯得既害羞、忸怩，又非常自卑，她的男性同事都對她畢恭畢敬，而格雷厄姆自己在一次採訪中稱，在現有社會的運行方式下，“一個男人比女人更適合於這項工作。”她只希望做一名中層管理人員。實際上，責任可以是一劑補藥。在當時，《郵報》是一家洋溢著智慧但略有些狹隘的報紙。格雷厄姆聘用本傑朋。希拉德利，《新聞周刊》的華盛頓機構主管，來經營這家報紙，而本傑明在她的鼎力相助下，把《郵報》推進入美國新聞界排行榜的前幾位。在1971年，當《郵報》的公司股票剛開始上市時，格雷厄姆撇開了那個態度搖擺不定的顧問，不惜冒著來自尼克松政府起訴的危險，出版了《五角大樓秘史》，即有關越南戰爭的政府秘聞（美國政府已經通過一項禁令來限制在《紐約時報》上登載）。以後，她又把《郵報》的調查拉回到水門事件上。儘管也許是在尼克鬆的唆使下， 《郵報》公司在佛羅里達的電視業執照受到了威脅，尼克鬆的律師總領約翰N.米切爾對即將問世的故事進行審查時說：“如果它出版了的話，那麼凱蒂無易於把自己壓入軋平機之中送死。”格雷厄姆知道，自己已經達到了目的。

但是她改變自己定位的第二步驟尚未展開。儘管《郵報》在政治圈子裡針貶時弊，但作為一家企業，它卻沒有絲毫吸引人之處。它的領頭報紙在華盛頓市場中占主導地位，但其利潤率卻只有平平淡淡的10％而已。它的電視台業務陷入了同樣的局面中。 1971年《郵報》股票上市以後，格雷厄姆開始把自己的注意力轉移到盈虧狀況上來。但是她已把財務方面的事務交給了董事長和她的顧問弗里茨。畢比律師來處理，按格雷厄姆的話來說：“我覺得圖表數字之類的事還是應該由男人來幹。”後來，在1973年春季，畢比死了，格雷厄姆成為了《幸福》周刊前500位大公司裡的第一位女董事長。她曾勇敢地對證券分析家們宣布說，她希望得到一項普利策管理名義獎，但是華爾街世界卻嚇壞了她。這正是發生在巴菲特開始買進她的股票的時候。

格雷厄姆通過《華盛頓月刊》的查理。彼得斯結識了巴菲特，但是對於巴菲特是何許人物或是他在忙些什麼都一無所知。 《郵報》有限公司裡警報頻傳；凱的兒子唐納德那時正在努力提高自己地位，他警告說自己擔心公司會被某些“來自於內布拉斯加的極端左翼分子”所搶去，凱自己也給嚇壞了，於是拼命找出版界的朋友們打聽有關巴菲特的消息——“跟踪著他的踪跡， 就像一隻狗圍著一條蛇打轉。 “其實沒有必要這樣做，因為據布拉德利說《郵報》有兩個級別的股票。公開交易的只有投票權很受限制的B股，對公司的控制權在於A股，而A股又只被格雷厄姆家族持在手中。但是凱畢竟是個新手，彼得。德羅，《郵報》新聞周刊部門的高級副總裁，一直安慰她說：”你有A股在手就不要擔心啦！ “但格雷厄姆還是十分驚慌，她不停地說：”他究竟要怎麼樣？有人想要同我們競爭董事會名額？ “

巴菲特猜想，作為一個執有10％份額的股東，他對公司的影響也許只是輕如鴻毛的。於是他寫了封信給她——“親愛的格雷厄姆女士……”——信裡他講述起自己曾經身為《郵報》報童的那些大膽的行為，而且否認自己有任何敵對的意思。她拿著這封信給許多精於此道的朋友們看，他們中有安德烈。梅耶以及芝加哥銀行家羅伯特。阿布德等等。每個人都警告她說巴菲特善意的表示也許是個陰謀，並且建議她離他遠點兒。 以前格雷厄姆太依賴她的顧問了，如果說這一次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她按自己的直覺來行事了。她給巴菲特寫了封回信，建議兩個人見面談談。 當格雷厄姆在拜訪《洛杉磯時報》時，巴菲特從位於拉古納海濱的家裡開車上來，兩人一起度過了被巴菲特稱為極其愉快的時光。巴菲特覺察到她的憂慮不安，於是答應她不再買進股票。儘管格雷厄姆對他還很拿不准，她還是邀請他來東部時去看看她的公司。

沃倫和蘇茜在這段緊張的時間裡住進了距《郵報》僅有一個街區的華盛頓麥迪遜飯店。印刷工人在磨洋工，警察和工會成員們在街上對峙。巴菲特弄到一條黑色的領帶，開車送妻子去和格雷厄姆共進午餐。當時，他坐在芭芭拉。布什和簡。馬斯基的中間，等著格雷厄姆的到來。 但是沒有人來。最後湯姆。默菲，大都會公司的主席，同時也是巴菲特的好友，和格雷厄姆一起吃了頓午飯，又建議她邀請巴菲特進入董事會。當格雷厄姆在拉古納拜訪巴菲特時，他還試圖取悅於她。他買來一把傘和沙灘椅——這引起了巴菲特家人的一陣騷動，因為沒人見過巴菲特下過水。格雷厄姆移過身子來說：“我希望您在某一天能加入董事會。”巴菲特說：“那麼，您還在等什麼呢？”當巴菲特開車送她回洛杉磯時，她說：“如果您想對我說什麼就請儘管說吧，但您要說得婉轉些。如果有人沖我大叫大嚷，我倒寧願去上吊。”巴菲特其實並不需要她說這番話給他聽。

1974年秋天，巴菲特成為了一名董事，其他的董事們——很少數的一夥，包括格雷厄姆的親戚、《郵報》的主管以及凱的朋友們——都很擔心他，引用《新聞周刊》主管德羅的話來說： 沃倫是個來自奧馬哈的外人，他佔有公司份額的10％。我們對此的反應是“為何我們從未聽說過他？”這令人覺得害怕，他是第一個自己帶著椅子坐到桌子旁邊來的人。 巴菲特很清楚這一點。他告訴主管們，作為一項投資，他為什麼喜歡《郵報》公司，以及從個人體驗來說這份報紙如何能給他一種回家的感覺。和其他新近加入俱樂部的人一樣，他所能說的一切不過是能到這兒來，心情無比激動等等。 他簽署了對唐。格雷厄姆的委託書（這使得凱的兒子和繼承人有權投伯克希爾的票）——這是他對管理層表示忠心的不尋常的舉動。同時，他還書面地宣布希望伯克希爾能“永遠”持有它的《郵報》股票——另外一些不過

是藉以迷惑現代的投資組合管理者的言辭。巴菲特通過各種方式來暗示自己不僅僅是個投資者，還是一個合夥人，就如同他曾對貝蒂。彼得斯做過的一樣。 巴菲特開始頻繁地來到華盛頓。在召開董事會會議的前一天晚上，他住在格雷厄姆在佐治頓的富麗堂皇的家裡。布拉德利，不再是個鄉巴佬，說道：“我們盼望有朝一日能登上舞台，我們從來沒有結識過這麼有錢的人。” 他似乎被我們迷惑住了，而我們也被他給嚇著了。多年來他總是穿著一件蘭色的皮夾克，每個人都像是想找這件衣服的碴兒。我想他正是因為這樣才總穿著它。董事會會議上，編輯們路過這兒，聊上幾個故事，他也會湊湊熱鬧。他很喜歡參與事情，喜歡我和凱之間隨意輕鬆的關係。有一次我們在打網球，我把她逼到欄杆那裡去了。沃倫說：“我實在要對敢於把自己老闆逼到欄杆裡去的人表示敬意。”他總是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極度感染力的熱情。

《郵報》的主管們都習慣於把自己當作新聞記者——自認為自己是新聞巨頭。巴菲特開始向他們點點滴滴地灌輸有關財務方面的知識。有一次，他突然跑進德羅的辦公室詢問關於《新聞周刊》的事。後來，他開始解釋自己對《新聞周刊》特許權有什麼樣的看法——其中，他運用了與漢堡包連鎖店的類比，顯得淺顯易懂。 “當我聽完以後，我對它的理解更深刻了。”德羅說，“他好像一股激光束，使你集中到一起。但絕不會讓你覺得自己很愚蠢。” 尤其特別的是，巴菲特成為了格雷厄姆的私人教師。每次他來華盛頓，總會帶上一大堆年度報表，然後讓她一行一行地閱讀它們。有一天，巴菲特送給她一張沃爾特。迪斯尼報告的封底圖片，上面畫著一個小孩熟睡在嬰兒車中。巴菲特在上面註明道：“這就是在讀完第20份年度報告之後的你。”

格雷厄姆的有些同事覺得巴菲特在操縱她，但格雷厄姆覺得和他在一起很有意義，他並不告訴她要做些什麼，而只是給出建議和勸告，他的魅力在於他富於耐心，這似乎是一股吸引她的強大磁力。格雷厄姆愈發了解巴菲特，她也就愈發喜歡他的觀點了。 不久以前，巴菲特提出一個重要的建議——就是《郵報》應該買回一大部分自己的股票，格雷厄姆覺得這簡直是在發瘋。如果一個公司償還了它的資本，那它怎麼能夠成長下去呢？巴菲特認為整體的增長率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每股增長率，它就像減少了一塊比薩餅分出的份數，如果股票可以用低價收回——此時《郵報》股票非常廉價——那每一塊餅上的奶酪就會多些。 巴菲特還幫她從數學上攻克了這個問題，在她那佐治頓的堆滿書籍的書房裡寫寫畫畫。

格雷厄姆接受了這些觀點，和《郵報》的其他主管談起這件事情，他們發現她運用了大量的財務術語。她公開引用巴菲特的原話，而某些人則對此極為反感，在回答職員們提出的建議時，她的回答方式讓人生氣：“有意思——我們去問沃倫吧！” 巴菲特加入董事會一年以後，格雷厄姆決定舉行一次罷工。她一直渴望能削減《郵報》印刷室嚴重超員的現象，並且把控制權從好戰的印刷工會手中重新搶過來。有的印刷工人砸壞了工廠，罷工也變得愈發嚴重起來，（臭名昭著的佈告宣布了凱已故的丈夫，費爾槍擊了錯誤的格雷厄姆。）《郵報》 只有依靠不參加罷工的工人出版報紙，而位居第二的《華盛頓之星》則趁機開始挖走它的廣告員人才。 格雷厄姆擔心《郵報》會在罷工中取勝而在競爭中落後。 “我所需要的，” 她說，“是找一個我能完全依賴的人。”此人便是巴菲特。他許諾他將親自掌管企業，並且在他認為罷工會對《郵報》的特許權造成長遠威脅時提醒她——而特許權的存在正是他投資的理由。他不必這樣做了，因為4個月後，工會紛紛瓦解，而《郵報》依然保住了領先的地位。 後來時代公司把敗下陣來的《華盛頓之星》買了下來，並和《郵報》商議兩家聯營。它認為聯營協議可以降低成本，而且也可以盡市民的一份美德①使華盛頓保持擁有兩家報業.在時代提出來的方案中，每個公司可以從報業聯合得到的收益中取出約定的份額。 巴菲特對此建議堅決反對。在他看來，《郵報》擁有整個華盛頓發行量的66％，而且正處於佔領市場的緊要關頭，因而沒有必要對排行老二的公司妥協。主要由於巴菲特的影響，格雷厄姆的反向建議更為猛烈，遭到了《華盛頓之星》的拒絕。不久以後，《華盛頓之星》破產了——給《郵報》帶來了意外的好運。 格雷厄姆幾乎每隔一天左右便和巴菲特談一次，每週能有好幾次談話。 有次格雷厄姆不得不作一個講座，她覺得十分害怕，於是給奧馬哈撥了個電話，巴菲特會立即給她一個深思熟慮的答复——她曾錄下了他們的談話內容。 他說到了結尾部分。我說“什麼？——你能再說一遍嗎？”他不會這樣做。這些話從他嘴裡出來是如此之快，簡直讓你大吃一驚，連他自己都無法再追想得起來。 有一次，當格雷厄姆打電話來時，唐。丹利，巴菲特高中時的彈子球夥伴，正在奧馬哈看望巴菲特，格雷厄姆擔心《今日美國》會對《郵報》採取行動，巴菲特就極力安慰她。令丹利感到十分驚奇的是，她竟然在電話里和他談了半小時之久。 自從巴菲特在董事會里呆了一段時間以後，他開始促使她變得更加自主一些，一次，她讓沃倫去華盛頓，參加一項談判，內容是要把《郵報》在華盛頓的電視台加上一筆現金，換成底特律的一家電視台。 “不行。”巴菲特對她說，“你自己去談判。” “那好吧！我們給多少價？”格雷厄姆問道。 “不知道，你自己想，你能想得出來。” 但是實質上，每個重大的決策中都滲透著巴菲特的影響，這尤其是他阻止格雷厄姆參加到傳媒資產近乎白熱化的投標大戰中去。作為一個相對來說的新手，格雷厄姆被那些傳媒的高調宣傳，比如發展迅速的大都會公司主席，湯姆。默菲，還有似乎要買光一切東西的蒂姆斯。米勒等等人物給嚇壞了。 她很想跟著他們出價，但巴菲特不斷提醒她還是不要花這筆錢的好。 當肯塔基的出版商巴里。賓厄姆，提出只要格雷厄姆能超過甘里特的投標，就把《路易斯維爾鄉村日報》和《時代》賣給《郵報》時，格雷厄姆馬 ① 1970 年《報紙保護法》允許競爭性的報紙合併他們經營中的商業部門，但要保留各自的編輯人員——但 必須是它們能向公平保護部門表明，如果不這樣做其中一家報紙將會倒閉。 上給巴菲特打了個電話，雖然他意識到價格簡直高得驚人，但他還是盡量小心地不明確表態，從某種更微妙的意義上來說，這種方法更有效一些。正如校長充分信任一名學生，那麼誠摯的學生絕不會辜負他。 “要知道凱是多麼想做那筆生意”，唐。格雷厄姆指的是《鄉村日報》，但凱終於還是放手了。 還有一次，一位曾想從巴菲特手中買下登普斯特防沙廠的投資者——戴維德。施德拉斯爾想把一家電纜公司賣給《郵報》。他在紐約與巴菲特和格雷厄姆一道吃了頓飯。他們兩人共事時的輕鬆氣氛給戴維德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與此同時他也預想到自己的目的要泡湯了。 “凱對電纜很有興趣。”他回憶道，“她非常老練，從戰略的角度來考慮這個問題。但我對自己說， '巴菲特是不會準她花那麼多錢的。'” 在意料之中格雷厄姆對巴菲特的依賴變得不僅僅是商業顧問的關係了，身為一個富有的寡婦，她對其他追求者都很不信任，因而過著近乎於隱居的生活。她性格相當脆弱，總把人拒於一臂之外，顯得十分傲慢。 《華盛頓月刊》的查理。彼得斯說：“凱極其需要有一位朋友。”她覺得巴菲特沒有任何威脅感，於是兩人變得親密起來，格雷厄姆邀請巴菲特到她弗吉尼亞的農場以及在馬撒葡萄園的家裡去作客。巴菲特也回請她去拉古納海濱遊玩。格雷厄姆還開始參加巴菲特的本。格雷厄姆團體的會議。 他們倆人的性格都很幽默，一部分緣於兩人不同的背景和素質。當巴菲特邀請格雷厄姆去奧馬哈參觀一趟時，他知道她根本不知道奧馬哈在哪裡，於是決定開開她的玩笑。登上飛機以後，他叫她畫一張美國地圖，標出奧馬哈的位置。這張地圖簡直糟糕透頂，他想搶過來留下作個紀念，但格雷厄姆手腳很快，一把就把它撕成了碎片。 還有一次，他們到拉瓜迪亞之後，格雷厄姆急著要打電話，便問他有沒有一毛錢，巴菲特在口袋裡摸出一枚二毛五的硬幣。和內布拉斯加其他的百萬富翁一樣，他捨不得浪費一毛五分錢，於是就跑出去想換成零錢。格雷厄姆大叫道：“沃倫，快把那二毛五給我！” 巴菲特去華盛頓時很少帶上自己的妻子，而總是陪著格雷厄姆在城里四處逛逛。 “凱的社交圈子擴大了很多。”作家杰弗裡。考恩說。另一位朋友說，“《華盛頓郵報》確實改變了他的生活，改變了他所面對的人。”突然之間，奧馬哈的沃倫。巴菲特就和亨利。基辛格之類的人物打起了交道。利斯。史密斯，一位隨筆專欄作者，報導說自從巴菲特成為凱瑟琳。格雷厄姆的常客和顧問以後，他變得風靡一時。史密斯又說道：“整個華盛頓社交界都很興奮，因為不管就餐時在座的人穿得多麼高雅莊重，巴菲特先生總是只喝百事可樂。”巴菲特不喜歡張揚，只喜歡在格雷厄姆家裡這種易於控制的環境中和要人們相聚。 格雷厄姆生日聚會那天，當許多大人物們一起用餐時，出版商兼文學鑑賞家麥爾考姆帶來了一瓶上好的葡萄酒。這瓶酒在格雷厄姆出世那年裝瓶入窖，麥爾奇姆藉此來暗示自己是花了血本買它的。當侍者走到巴菲特面前時，這個百事可樂的忠實飲者阻止住他：“不用，謝謝。”他說著，一面用手蓋住了杯子，“我看我還是節約點錢吧。” 當巴菲特在城裡的時候，格雷厄姆總讓廚師為他做漢堡包，還在曼哈頓的公寓內堆滿了巴菲特最喜歡吃的東西——油花生和草莓冰淇淋。 “當他來的時候，”她近乎奉承地回憶說，“這兒只有奶酪堡和炸——你管它叫什麼來著？——法國炸薯條，整個兒都沾滿了鹽粒。”為了讓他舉止變得更優雅 一些，她帶他去試穿皮革，還把他用漂亮的服裝打扮得整整齊齊的。 反過來，巴菲特把格雷厄姆帶到一些具有文化豐碑意義的地方去，比如位於新貝德福德的哈撒韋紡織廠等處地方。 “他想讓我去看看。”格雷厄姆說道。她把他當作自己“最貼心的朋友”，而且不論是個人建議還是商務諮詢，她都很依賴他。巴菲特也在突然之間變成了格雷厄姆孩子的叔叔。他至少每個月去華盛頓一次，然後在格雷厄姆會客室裡把所有的衣服都更換一遍，連巴菲特的孩子們都不知道拿這些衣服怎麼辦才好。 在一次採訪中，格雷厄姆說，“我還很年輕”——當巴菲特進入董事會時她正好57歲——“這確實讓人吃驚”，但這句話並沒有激起關於她私情的謠傳。湯姆。默菲也曾拜訪過巴菲特，她戒備地說：“如果我使用他，那是一種令人皺眉的事。” 巴菲特有一大堆女性朋友——《幸福》雜誌的作家卡羅爾。盧米斯、魯斯。米舍莫爾、芭芭拉。莫羅等等。莫羅認為他是位“女權主義者”，因為他對婦女們都很和善。 “他對女人有一種洞察力。”她說，巴菲特身上有一種現在已不太流行的俠骨文士的風範。他對粗俗和下流的玩笑非常痛恨，盡①管他確實也曾講過一些幽默的關於床幃之間的笑話.對於沃倫有這麼多的女性朋友，蘇蒨絲毫不覺得緊張。有人提醒她，沃倫在華盛頓消磨了太多的時間，蘇茜回答說她對事物的形式本身並不感興趣，而只注重心靈的純淨——說這些話時，蘇茜一點不覺得難堪和羞澀。 （當巴菲特在華盛頓時，他們兩個人都住在格雷厄姆家。） 但是，到了70年代中期，巴菲特的生活失去了連貫性。蘇茜曾經為他付出和放棄了那麼多，如今，她對一個朋友說，她想要安排自己的生活日程了。 她積極投身於一項挽救當地高中的運動之中，由於種族問題，這所學校學生流失十分嚴重；同時，她也開始獨身外出旅行。很顯然，她對沃倫的工作沒有任何興趣。彼得是家裡剩下的最後一個孩子，他發現家裡越來越鬆散，爸爸常常呆在華盛頓，而媽媽似乎總是外出，彼得只好自己做飯吃。巴菲特意識到，像自己一樣，妻子在生活中也需要有“一家《華盛頓郵報》”。在這個問題上，他們談到了快要成人的孩子們。他說道：“蘇茜，你就像一個工作了23年後又失去工作的人。現在你打算做些什麼呢？” 蘇茜的夢想是當一名歌手，家里人都不覺得驚奇，因為沃倫工作時，她總是習慣於走來走去地唱著歌。如今，她有了一些自由的時間，於是和當地的一個樂隊鮑勃。埃德森。特里奧一起配合，在某些私人聚會露面。每當她想到公開演出時，她總是緊張不安，但沃倫很支持她，告訴她如果因為膽怯而退縮，她將來會為之後悔的。 1975年，在一位名叫尤妮。德內伯格的朋友的幫助下，蘇茜克服了恐懼心理，出現在位於奧馬哈郊區的一個名叫“精發洩”的夜總會的舞台上。 自那以後，在位於奧馬哈鋪滿鵝卵石的集市街區的法蘭西咖啡屋裡，蘇茜開始了她的表演活動。這個咖啡店的主人是一對周游過許多地方的奧馬哈人。他們是舞蹈演員邁克爾。哈里森和帶有文化前衛氣派的安東尼。亞勃特。 蘇茜曾在這家餐館主持過一場計劃生育的義演。 （查爾頓。赫斯頓也光臨了這裡，除了175美元一磅的魚子醬以外，他別的什麼都沒吃。）另一次，她 ① 有一次在加利福尼亞，巴菲特一家和羅伊、馬薩。托麗絲散步，路過一家旅遊品商店，看到櫥窗裡在一 些布料極其節省的比基尼邊上有一塊求救牌，巴菲特不禁詛咒道：“難道他們需要一個胖女人嗎？” 為賑濟非洲災民登台演出了一場——和客人們一樣，她穿著波浪形的印花棉布上裝，繫著鮮亮的絲巾，赤著雙腳。在奧馬哈，一個40多歲的家庭主婦在台上亮相是令人覺得古怪的一件事，但是城裡的人早在此事傳開之前就知道沃倫的妻子是一個很自由開放的人物。 在法蘭西咖啡屋裡，蘇茜在一個刷黑了的石窖中進行表演。她身材窈窕，顯得十分性感，渾身綴滿的金屬片閃爍著迷人的光芒。她比當初結婚時還顯得美麗動人——高高的顴骨，一頭棕色的短髮，還有一雙懾人魂魄的大眼睛。 她說話的聲音略有一點單薄，但唱起歌來，它就帶上了一種沙啞的特質，她表演極為風格化的爵士和流行曲調，比如憂鬱的史蒂芬。桑德海姆《讓小丑進來》。第一輪演出歷時6個星期，吸引了大批的觀眾，而且反應相當良好。 奧馬哈的一位藝術家肯特。貝洛斯說：“蘇茜作為一位餐廳歌手——充滿激情，風格獨特。記得有天晚上，沃倫也在場，他臉上的表情顯得那樣如痴如醉。” 蘇茜在台上表演時，巴菲特滿臉歡樂地看著她，彷彿著了迷，他對一位朋友說：“蘇茜唱歌的時候，聲音是多麼的甜美，幾乎讓我停止了呼吸。” 關於了他們的私生活，巴菲特說起時總顯得十分甜蜜。他常常說，在見到蘇茜之前，自己一直是鬱鬱寡歡的；如果沒有蘇茜，他是不會達到現在的成就。作為一對夫妻，他們拋開了一種傳統的模式。儘管他們的興趣，還有他們的安排都是各自獨立的，但是巴菲特一直很依賴她，即使現在，她也會在公開場合依偎在他的身邊，牽著他的手，彷彿他們都是十幾歲的孩子。她明白自己就像他的繆斯神一樣，永遠不會對他說一個“不”字。 相比之下，巴菲特和凱。格雷厄姆在一起時就完全不同，她依靠著他，不僅因為她沒有財務方面的經驗，還因為她沒有安全感。如果說得輕點，可以說巴菲特給予她的幫助和他對別的同事沒有什麼差別。當然，他也想從《郵報》公司裡賺得一些利潤，但這種意圖並沒有抹殺這個事實，他被格雷厄姆激發得生機勃勃，而他本人也對她非常寬容和大度。 出版商斯坦。利普西曾看到巴菲特和格雷厄姆一同前往尼亞加拉大瀑布。 “我不知道確切的答案，”利普西說，“但是從他們身上，我看不出有任何在一起睡過的人之間表現出的跡象，凱很有權威，同時也很羞澀。1000個人中有999個人都會把自己想對她說的話再三考慮一番，而沃倫則不會這樣。他們倆成了知心朋友。” 不論任何“答案”，似乎都無法解釋巴菲特為何能在這種關係中處理得十分妥當。也許他帶給她的年度報表與此有關。巴菲特喜歡充當老師的角色，就像他給合夥人寫的信一樣，而格雷厄姆是一個非常迷人、接受能力很強的學生，《郵報》的一位董事說：“這想法實在太愚蠢了，她總在會前就餐，除了沃倫，我們都得離開。我從來不認為這件事和性有關。” 主管們看到，巴菲特—格雷厄姆的聯盟對企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乃至於最終對巴菲特的投資產生了影響。要想讓格雷厄姆簽發支票是不可能的。 為此，大家完全有理由歸咎於巴菲特，在奧蘭多市被徹底開發為旅遊省的麥加聖地之前，廣告部的總管喬爾。查斯曼曾有個機會用2000萬元的價格買下一家電視台。 “這真是一場痛苦的交易，”他說道，“現在就可以知道它將來一定會有很大的市場，但是公司上層部門有些人真是令人無法捉摸，它竟然被駁回了。” “真是有人不可捉摸嗎？”格雷厄姆曾給巴菲特打過電話，巴菲特認為 它價格太高了。 常常發生這種放棄機會的事情，於是《郵報》的主管們都很沮喪。巴菲特對蜂窩式電話和有線電視都沒什麼興趣，因為他們需要大量的資本， （他當初投資《郵報》是因為它的出版業和電視台——與航空公司所不同——能產生直接的現金流，利潤不必再投回到企業中去）。對於創辦新企業或是新技術，他都持懷疑態度。因為它們太新了，就像把口味從漢堡包變成了外國食品一樣。 如果巴菲特不能親眼看到一家企業，他就會覺得心裡很不舒服。僅僅有專家保證的新項目是遠遠不夠的，而這種保證卻是主管們所依賴的東西，如果對某種冒險的事業他沒有理解透——本能地——他就會認為自己在投機。 而巴菲特是絕對不會投機的。 由於格雷厄姆對巴菲特的依賴性，《郵報》有時會錯失良機。自信的大都會公司執行總裁湯姆。默菲也同巴菲特商議各類事情，但他總是有選擇地採納他的建議。但在總管房間的旋轉門背後主持工作的格雷厄姆連那些巴菲特自己也不精通的事情都要去找他，巴菲特的保守態度逐漸滲透了整個董事會。 在加盟《郵報》之前，查斯曼曾在紐約的Wins電台創辦了一個全新聞的版式。 70年代後期，他曾提議《郵報》創辦一個全新聞的有線節目，特德。特納也提出過同樣的主意。然而，在《郵報》的第一屆董事會會議上它沒有被通過。 “我覺得他們根本沒打算買什麼，這與一個富有創業精神的企業是相違背的。”查斯曼說道。他受到了很大的打擊，於是他想把《郵報》的廣播部門脫離出來變成一家獨立的公司。 《郵報》的總裁馬克。馬爾在辭職時寫了一封長信，極力主張把《郵報》私有化——因為在他看來，這樣一個拖沓臃腫的公司持有公眾資金是很不明智的，理查德。西蒙斯接替了馬爾的位置。 在另一項提議被拒絕之後，他冷冰冰地說：“奧馬哈的智者又開口說話了。” 有趣的事，對於巴菲特的推理，《郵報》的主管們並沒有真正的爭議。 在一次典型的評論中，馬爾說：“我不是不同意他的意見，價格的確太高了。 同時，從個人的角度來看，主管們都情不自禁地喜歡上了巴菲特。和其他人一樣，西蒙斯也曾踏上過前往奧馬哈的旅程。這趟行程總是一成不變，包括一頓牛排晚餐，去巴菲特童年常去的老地方走一趟，還有傾聽一席巴菲特的智慧之談。 “ 在《郵報》的董事會會議上，巴菲特很少說話，但偶爾也會插上幾句。 在一次會議上，一位致力於尋找投資新領域的年輕人，工商管理碩士杰弗裡。愛潑斯坦對每位消費者在傳媒和娛樂工業部門的花費作了一番概述。他指出，家庭娛樂的數目達到了50億美元。 巴菲特抬起濃濃的眉毛足有3寸之高：“50億，這數字很有意思，”他說道，“這意味著如果美國有2000萬十幾歲的青少年的話，那麼他們每人每月在錄像上都要花費20美元。”這就是他的腦子運轉的方式，數字，數字。 一下子就很清楚，愛潑斯坦的數字即便是真的，也是經不住推敲的。不用說，①《郵報》沒有涉足於錄像業之中。 令人吃驚的是，在巴菲特的董事會任期中，《郵報》幾乎沒有任何大的 ① 這些數字是建立在商店進貨基礎上的，這就大大高估了實際的購買水平。不到一年，錄像業的大王阿特 裡被損失所震驚，這個行業出現了危機。 作為，整整11年中，他開辦了體育雜誌而後又關閉了它；他在華盛頓賣下一家報紙的同時又在特倫頓買了一家；他還在蜂窩式電話和其他領域中佔有很小一份份額；但他們中的一部分又被陸陸續續地賣掉了。和從前一樣，98％的利潤“依舊來自於《華盛頓郵報》，《新聞周刊》以及4個電視台”。 與此同時，《郵報》的收入穩定在12％左右，這個比率並不可觀。唯一顯著的變化是它贏利能力得到了改觀。 1974年公司每1美元銷售額的營業利潤為10美分，而1985年時，達到19美分，股權回報率也翻了一番。 當然，如果沒有巴菲特的話，在這場報業大戰中，《郵報》就會早已取得勝利。他對它電視台贏利率取得翻一番的業績也並沒有起到什麼作用。 直到賺得利潤之後，他最主要的貢獻才姍姍來遲。巴菲特灌輸給格雷厄姆的是一種以股東為導向的考慮企業問題的方法，而在此時，傳媒公司們都爭先恐後地忙著搶占地盤。他始終提醒他們——和多年前在紡織廠外面對肯。察思說的話一樣——企業規模並不是目標，而對股東的回報才是目標。 機會縱然錯過了，但是他把《郵報》從企業真正的悲劇中挽救了出來，這悲劇是指把本應屬於好企業的利潤扔進了業績糟糕的企業之中。 在巴菲特的勸說下，《郵報》用它的超額現金收回了價值750萬美元的股票，也就是總股數的40％，淨贏利增長了7倍，而每股收益率——也就是每塊餡餅上的奶酪有了成10倍地增長。 當然，那幾年整個傳媒界的公司都很興趣，但是就巴菲特所認可的唯一尺度——利潤轉化成對投資者的回報——而言，《郵報》在整個領域裡獨占鰲頭。 試想一下，這幾年裡，從1974年到1985年，《郵報》為股東平均每一美元的資本掙到了可觀的23美分，而大都會公司和時代明鏡公司的業績為19美分，儘管還過得去，但也略顯遜色。 《郵報》的股票以年復利35％的驚人速度不斷增值。加上紅利，整個年收益達37％，大都會公司是32％，而時代明鏡公司勉強是24％。 《郵報》比它們都做得更好一些。在1985年底巴菲特即將離開董事會為止，伯克希爾所做的1千萬投資已經升值為二億零500萬美元了。 在巴菲特加入《郵報》董事會後不久，他又重新對另一個老牌號的公司產生了興趣。這家公司不僅在華盛頓歷史悠久，而且早在巴菲特年少時便很有名氣了。當巴菲特從哥倫比亞坐火車來到華盛頓，敞開GEICO的門時，它還只是一家很小的公司。在隨後的幾年中，它成長異常迅速。洛里默。戴維森，這位曾在多年前的那個週六耐心傾聽巴菲特提出問題的人，已經晉升到了主管，而GEICO也一躍成為了全國最大的汽車保險商。 然而，在70年代初戴維森退位以後，GEICO有了新的管理層，公司的氣氛也相應地發生了變化。在拉爾夫。 C.佩克領導下，承保人們被新出台的“無過失”法律以及逐漸爬升的通貨膨脹率折騰得焦頭爛額，佩克努力想克服這些問題來謀求自身的發展，於是放寬了公司只接受低風險駕駛員的歷史性政策——甚至於在總體上還保持低價格。自然，贏利額升高了，現金也滾滾而來。 暫時一段時間裡，一切都顯得十分美好。令人遺憾但也一直不足為奇的是，高風險駕駛員開始琢磨著獲得更多的要求權，另外，通貨膨脹也引起GEICO所保險的汽車修理費用的成本提高了許多。 更糟糕的是，GEICO的管理層沒有足夠的資金留存來彌補損失，在1974 年到1975年的15個月的緊要關頭中，公司對這個問題採取了否認，貶抑或是欺騙的態度——不僅對華爾街，還對它自己。依舊在位的洛里默。戴維森抱怨說公司被搞垮了，但是，甚至連他都沒意識到情況究竟有多麼糟糕。 當董事會保留了一個獨立的保險核計公司以後，我們才意識到事情有多嚴重。 1975年聖誕節前一天，我們收到了報告，它可真是件聖誕禮物。我們有了千萬的虧空需要彌補——而令人驚恐萬分的是——我們根本就沒有這筆錢。 1976年之初，GEICO宣布前一年份的損失額達到了驚人的1億2600萬美元。 1974年時的股票曾創下每股42美元的記錄，而如今只標到47 8 元。 自從巴菲特售出手中持有的少量的GEICO股票以來，時間已經過了很久了，但他心裡一直懷著一個秘密的心願，想要大規模地重新投資於這個公司，就如同他對《華盛頓郵報》所做過的一樣。對於理性化的巴菲特來說，他對自己的過去也許是有點多愁善感（儘管在股票很貴時，他並沒有昏頭昏腦地投資於GEICO），現在，GEICO股票很便宜了，並且它陷入了一場很大的麻煩之中。而且，當巴菲特在加州時，本。格雷厄姆是GEICO的主席，還有一些積蓄在GEICO股票裡。於是協助挽救這家公司便帶有一種雙重的意味：跟隨格雷厄姆的腳步，拯救他的公司。 這時候，格雷厄姆和情人馬洛正在過著一種寧靜樸素的生活，一半時間呆在拉霍亞，另一半時間在普羅旺斯地區的艾克森。在他80大壽聚會上，他全家人都來到了拉霍亞，他滿懷深情地回顧自己往昔的生活，卻絲毫沒有提及他在華爾街的事業。他談到了自己從美學、文學、藝術以及許多女性同伴那裡得到的快樂，還像個孩子似地回憶起早年時見到馬克。吐溫的情景：“他容光煥發，穿著白衣服，還有頭銀白色的捲發。”但是，格雷厄姆並沒有對股票喪失興趣，他在拉霍亞有一個賬戶，儘管他很少交易，但這位“證券分析之父”會來到經紀人那兒，在角落裡的一張不引人注目的桌子旁坐下，讀一本他所鍾愛的標準普爾的書。一位前來拜訪格雷厄姆的人曾在他的書桌上發現過一本希臘語的書，而在臥室裡則看到了一座羅丹的雕像。 在GEICO陷入困境的同時，格雷厄姆叫巴菲特和他一起合著《聰明的投資人》的修訂版。他們通過寫信互相聯繫，但是巴菲特發現自己和老師之間存在著一些根本的分歧。巴菲特希望有部分內容關於如何確定“大型企業” （比如：喜詩糖果公司），而格雷厄姆認為一般的讀者難以達到這一點。而且，格雷厄姆建議一個人投資於股票的資產額上限為75％，而巴菲特更為勇敢，他願意在合適的價位押上所有的賭注。於是巴菲特非常想放棄合著者的身分，而只願以“合作者”的身分在書裡被提到一下。 可笑的是，沒有什麼股票比GEICO股票更能暗示出兩人哲學上的分歧了。格雷厄姆說它缺少安全裕度——在公司瀕於破產時，它確實如此。而巴菲特認為如果管理能得到改良，這將是一個機會，於是他緊緊關注著它戲劇般的變動。 1976年4月份，GEICO舉行了它的年度會議，400個股東把華盛頓的希爾頓飯店擠得水洩不通。就是在這兒，股東們差點把公司的行政人員轟出這幢房子。不到一個月，佩克就被解雇了。一位43歲的旅遊公司的老手——約翰。 J.伯恩取代了他的位置。伯恩精力異常充沛，常常四處奔波著。在新澤 西，他前去拜訪了詹姆斯。希讓，州保險委員會委員，要求他提高利率。後來伯恩發現自己走投無路了，便從口袋裡抓出一張紙，猛地擲到希讓的桌子上，說道，“給你該死的執照，我們不再是新澤西州的公民了。”然後，他當場解雇了700名職工，並且通知全州30萬投保人去尋找別的承保人。 伯恩在全國范圍內關閉了100家辦公機構，裁員將近一半之多，但這還不夠。華盛頓特區的保險業監管威脅伯恩，要他停止關門，除非GEICO能找到其他承保人，來承擔一部分客戶（這就是所謂的再保險）。伯恩做出同意的樣子，但到了7月初，行業領導人斯泰特。法姆卻像個隨意的旅遊者一樣棄他而去。 現在GEICO的財產值跌到了最低點，巴菲特非常敏銳地開始對涉足於GEICO產生了興趣——但是和往常一樣，他找來其他人為他的介入掃平道路。遵照巴菲特的旨意，凱。格雷厄姆給伯恩打電話說：“有一位貴賓想見見你。”伯恩說另找一個時間。後來伯恩接到了GEICO年長的政治家洛里默。戴維森打來的電話，詢問伯恩是否確實有怠慢沃倫。巴菲特一事。當他聽說確有其事時，不禁大聲叫道：“你這頭蠢驢！快到他那兒去一趟！” 7月裡，在《郵報》董事會會議召開的前夜，伯恩來到格雷厄姆的大廈①裡。此時GEICO的股票只值2美元一股了.這個一度不可征服的公司正面臨著成為保險業有史以來最慘痛的失敗者的危險——用巴菲特的話來說就是“保險業裡的泰坦尼克事件。” 巴菲特領著伯恩走進富麗堂皇，天花板高懸於頭頂的圖書館時，一種神秘的回憶向他襲來。 25年前，當他敲開GEICO的大門，由看門人領到洛里默。戴維森面前的情景又浮現在眼前，雖然他的處境完全變了，但做法還和從前一樣。他又一次渴望盡全力地了解GEICO的情況。據面色紅潤的伯恩回憶說，巴菲特和他談了好幾個小時。 我們大概談到凌晨二三點鐘左右，他想知道我要採取的措施。我對企業生存下去的能力的看法如何。記得我們談到了家庭，還有一些別的東西，一直談到深夜。但大多數內容都是關於GEICO的，我敢說大概有80％的談話都是我在說。 巴菲特幾乎無所不知了。 GEICO依然保持低成本營運法（沒有銷售代理人），這方法曾使它很有優勢。粗略地說，GEICO每1美元的利潤有15美分用於費用，而其他承保人大約平均花費24美分，因而GEICO收費可以低一些，於是在挑選客戶時就更具有選擇性。最近幾年來，GEICO顯然放棄了這個成功的辦法，但它潛在的成本優勢依舊沒有變化。巴菲特相信只要它能平安度過當前的危機，它的贏利能力就可以得到恢復。 即使當GEICO陷入徹底的混亂而且面臨破產的威脅時，天才的巴菲特還是清醒地看到了這一點。和60年代的美國捷運一樣，它是“一個正在度過一段困難時期的偉大的企業”。而且即使是在這樣艱難的時期，他也能預見到暴風雨是會過去的。 這天晚上，巴菲特親自對伯恩評價了一番，伯恩給他的印像很深；他的談話就像一個業主，而不是經理或官僚，他堅毅果斷，精力充沛，而這正是危機時期所需要的。也許他性情多變因而不能平和地率領部下，但作為一個 ① 如果要同現在價格比較，必須考慮在1994 年左右GEICO 曾經以1 ∶5 的比例拆股。 戰爭時期的將領，巴菲特認為他是絕好的人選。 我並沒有問，“傑克，這需要多長時間？”這根本無法預測，（但是）傑克對這個問題的方方面面都理解得很透徹。 反正，伯恩一定會去做的，而且一旦他去做了，股票自身就會證明這是一筆不錯的交易——也許比這還好。 在伯恩離開幾小時以後，巴菲特起床給戈德曼。薩克斯交易所的經紀人羅納德。古特曼打了個電話，指示以2 18 的價格買進50萬股，並說隨時都準備“買它幾百萬股”。在《郵報》董事會會議上，暈頭暈腦的巴菲特洩露出消息：“我剛剛投資了一家興許會破產的企業。也許下週，所有的投資都會化為泡影。”但是一旦他越界了，他就絕對不會停下。伯克希爾很快便投資了400多萬美元到GEICO的股票上。 伯恩後來說：“在凱家的那個晚上是一個轉折點。”但GEICO還遠遠沒有脫離危險。它需要的是，首先，說服管理當局給它足夠的時間；第二，說服競爭者提供給它再保險，以此來減小GEICO發生損失的風險。 巴菲特為伯克希爾提供了再保險，同時還給特區的保險業督察馬克西米利安。沃勒克打了個電話。事實上，巴菲特認為如果伯克希爾在深思熟慮後對GEICO投入了數百萬美元，那麼沃勒克也許就不該這麼著急地要把它關閉掉。 與此同時，伯恩也在爭取使其他承保人同意承擔再保險——但僅僅以“如果”二字作擔保是不夠的， GEICO必須籌集到新的資本。伯恩跑遍了華爾街上的8家公司，都一一遭到了拒絕。他極度沮喪地回到了當時還是個小公司的所羅門兄弟公司。 所羅門公司的第二把手約翰。古特弗倫德早已直言不諱地拒絕過了伯恩。但是有位名叫邁克爾。弗里凱爾的初級研究分析家曾約請伯恩在午飯後和所羅門談一談，由於伯恩要到樓裡來，古特弗倫德便同意讓他順路拜訪一下自己的辦公室。 當伯恩坐定以後，古特弗倫德拿走嘴裡叼著的雪茄，沖他很不高興地冷笑了一下，“不知道誰會買你想兜售的這該死的再保險協議。”他說道。 伯恩心平氣和地答說：“你對自己所說的該死的東西一無所知。” 他表現出來的男子漢氣概給古特弗倫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把伯恩送出門去以後，告訴所羅門的分析家弗里凱爾研究一下GEICO，然後寫出一份推薦書。弗里凱爾的結論是GEICO可以被挽救回來，並且應該去挽救它。如果它恢復了元氣，他說：“它對投保人會很有價值，同時對於投資者而言也有利可圖。”聽到巴菲特投資的消息後，古特弗倫德更加安心了。 8月份時，古特弗倫德同意辦GEICO承銷價值7600萬美元的優先股，這可是驚天動地之舉。其他公司都認為GEICO非常危險，因而都不願意加入這個辛迪加之中。正如通常的情況一樣，一旦發行失敗，所羅門就會因7600萬的巨額資金而陷入困境之中。 參與這項交易的一位律師在一些細節上對銀行家不厭其煩地摳來摳去，古特弗倫德大聲說道：“你有什麼可擔心的？工作是你的，可錢是我的。” 在11月份發行的前一天時，所羅門公司看樣子得承擔一大筆損失了。 在承銷前不久，巴菲特告訴古特弗倫德說他願意承購下所有股票，而且 由他自己來作價。伯恩希望以每股10.50美元出售，但古特弗倫德很清楚巴菲特的上限，堅持以9.20美元的價格出售，他不做任何讓步——一分錢都不讓，巴菲特是他的後盾。 最後，發行終於成功了。巴菲特買下了25％的股份，相當於伯克希爾2300萬的投資。幸虧有了Catch—22，投資一旦做出，就不會再有風險了——追加的資本使GEICO脫離了危險。在伯恩眼中，此次搭救的英雄是古特弗倫德，是他在其他任何人都不願意出面的時候促成了資本的投入。巴菲特對古特弗倫德的印像很深，很顯然，古特弗倫德也是他這種類型的投資銀行家。 短短6個月時間裡，GEICO就上升到了818 美元——達到了原來的四倍，這只是對它潛能的一點點微弱的顯示。隨後的幾年裡，伯克希爾把份額翻了一倍，從而使得巴菲特成為了具有控制權的投資者。 GEICO似乎陷入了巴菲特的模式——巴菲特對許多公司都有類似的影響。 GEICO，和《華盛頓郵報》一樣，購回自己的股票，GEICO的老闆也養成了常常拜訪巴菲特的習慣，它完全被巴氏化了。伯恩是一個很老練的行家，但是他與巴菲特的商業關係與凱和巴菲特的關係沒有什麼差別。引用伯恩的話來說： 我問他各種各樣的問題。他對我展示各類有關財務方面有價值的方法。他從不吝惜自己的時間，但永遠不會——也從來沒有——給過我建議。很久以前沃倫就曾想過，如果他是個樂善好施的股東，他會為伯克希爾掙更多的錢。就是這個傢伙使他賺了更多錢。 每年巴菲特都會和GEICO的主管們舉行一次提問對答式的活動。他在台上顯得從容自如，運用凱西。施藤格爾的技巧來避免過於文學化。他把問題的動機都當作一般化來處理，他還會繼續講一個小故事，其中常常蘊含著一個關於投資的訓誡，他的表述風格非常簡單樸素。他很隨意，然而遣詞造句優美精確，你不能不為之吸引。 伯恩發誓說，GEICO的人們寧可取消假期，也不願錯過這個機會。有一次，巴菲特說一個投資者在進入股票市場時，就彷佛拿著一張能永久保存的計時卡。每次他買了股票，就相當於在卡上打了個洞。當這卡上有20個洞時，他此生就不再做更多的投資了。非常明顯，這個投資者將篩選出最棒的點。 正在經營GEICO投資組織的盧。辛普森說，這個比喻對他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實際上，巴菲特早就拿定了在GEICO“打一輩子洞”的主意，並且不遺餘力地想讓伯恩明白這一點。不論是私下里，還是在伯克希爾的公開報告裡都是如此。在這樣一個時代裡，管理者們要么是被迫抬高股票價格，要么就是得面臨著被別人接管。但是，巴菲特希望伯恩從長遠角度來進行管理，並且一再強調自己一定不會將股票買掉。 當一個在《幸福》雜誌排前500名的企業做出一個嚴肅的投標想要收購GEICO時，它必然面臨著一場考驗。伯恩曾打電話給巴菲特詢問他的想法。 巴菲特說：“這取決於你。”伯恩說：“噢！拜託——你完全可以告訴我是什麼。”但巴菲特什麼也沒說，只是同意陪伯恩去參加一個在紐約沃爾多夫—阿斯托里亞舉辦的夜市交易。 投標者和他的銀行家自然是要對這個具有控制權的股東自我介紹一番的。巴菲特說：“你們的談話對象就錯了，他（伯恩）才是你們該找的人。” 伯恩把巴菲特拉到一邊懇求道，“你就在我耳朵邊悄悄說個價格嘛！”結果 巴菲特還是保持緘默。 “真是難以置信，”伯恩說，“我們要談的是大約10億美元的買賣，他卻把它都託付到我手上來了。” 最後，伯恩定的價格超出了收購者所能承受的範圍，談判中止了。這正是巴菲特想要的結果，他覺得GEICO的好日子還在後頭呢！那為什麼他還袖手旁觀呢？ “要想知道沃倫腦子裡究竟想什麼是一件很困難的事。”伯恩回憶道。 毫無疑問，巴菲特想讓伯恩知道自己信任他。而且他必然也已經猜到一旦他顯示出這種信任，伯恩就不會使他失望。誰都可以說巴菲特是幸運的，除非說他總是幸運而外。 回想起GEICO經歷的坎坷波折，沃爾特。施洛斯，巴菲特在格雷厄姆—紐曼的兄弟，稱整個過程“十分悲哀”。 “有的人成為了百萬富翁，有的人卻沒得到任何好處，還有的人甚至傾家蕩產。”GEICO創辦人的兒子利奧。古德溫在低谷時期曾作過償還保證，而本。格雷厄姆則徹底保留下了他的GEICO股票。在1976年9月，正好是保證償還結束之前，格雷厄姆在法國的家中逝世，享年82歲。 格雷厄姆逝世以後，評論家們常常提到巴菲特與格雷厄姆的方法論之間的偏離，巴菲特明顯地進步了。他不僅受過查理。芒格的影響，也受過身為作者兼投資者菲利浦。費舍爾的影響。他們各自都強調：一個好的經營完善的公司與從流行角度上來看的廉價公司是完全不同的，同時對他自己的經歷也有很大的影響。 巴菲特比格雷厄姆更主觀地分析公司。在一些公司，比如：喜詩糖果公司裡，他找到了它的“內在價值”，而這些公司卻是格雷厄姆從未涉足的，但這些差別的存在使得進一步的忠誠難以實現。關於股票有“內在”價值，而與行情機無關的思想，巴菲特是從格雷厄姆那裡學來的。的確，難以想像的是，要是巴菲特沒有讀過格雷厄姆對“市場先生”所做的生動比喻的話，巴菲特會在投資年月的高潮時刻終止了合夥人企業，而在1974年市場低落時又縱身跳了回去。巴菲特為《財務分析家雜誌》的撰文之中，他對本。格雷厄姆方法的持久性給予了很高的讚揚： 在上市以後幾週或幾個月的時間裡，那些看似愚蠢的時點，本的原則總是奏效——在一場摧毀脆弱的智力結構的金融風景之後，它們的價值常常會增加，而且也為別人所理解了。 許多年以後，巴菲特承認說他買的那些股票與格雷厄姆會買的股票一定是不同的。他從本那裡得到的是“一種恰當的關於本質的模式”，那就是，買入價值的原則，蘊含在格雷厄姆的安全裕度原則下的保守主義以及超脫於每日市場起伏的態度。 巴菲特從來沒有否認過自己是格雷厄姆的追隨者，也從來沒有否認過對這位對分數毫不吝惜的老師的感情。很久以後，當巴菲特與作者談到自己的事業時，他明顯帶著喜悅，說道：“我最成功的事情是選對了英雄人物，它都來自於格雷厄姆。”當作者提醒他，這番話正被格雷厄姆的一些孩子們聽到時，巴菲特的聲音突然大了許多，“我希望你能告訴格雷厄姆。”他回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