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8 本性回歸

“現在是發財的機會了！” 沃倫。巴菲特1974年1970年夏天，當巴菲特和他的好友鮑勃從高爾夫球場回來的時候；巴菲特注意到在俱樂部的庭院裡正在舉行一個活動，於是他問鮑勃那是在幹什麼，“那是您的40歲生日慶典，看我們的吧。”鮑勃毫無表情地說道。當巴菲特茫然不知所措地站在那裡時，人群朝他湧了過來，突然唱起了熟悉的旋律。儘管巴菲特極力克制住自己，他還是被深深打動了。如今他人到中年，也已小有名氣。在奧馬哈，他的確算個人物：既是《太陽週報》的主席，也是奧馬哈國民銀行的董事。據一個參觀者在穿過奧馬哈市中心途中觀察到，巴菲特能夠說出路經的每一座樓房和企業的財務特點。 在他的合夥人企業清算之後，巴菲特就沒有專職的工作了。關照一下肯。察思和哈撒韋紡織廠只花去僅僅一點時間。他的3個孩子也都已經十幾歲了。 《林肯雜誌之星》的一個欄目把他刻畫成一個被世人遺忘的人物，說他在一個四套間裡掌管著他的投資，並且過著一種“相當簡單的生活”。對一位想向他討教的年輕的資金管理者，巴菲特簡短地回答他道：“我不再做投資管理業務了，因此只能拒絕所有的要求，包括你的要求。”——聽起來似乎在說華爾街將無法再從他那裡聽到些什麼。

在他40歲生日以後，巴菲特又重新在弗吉尼亞的威廉斯伯格招集起格雷厄姆集團，但這次沒有了格雷厄姆本人。古怪的是巴菲特是其中唯一一個不再搗騰股票的人了。市場價格高得失去了吸引力，而他也開始問一些自然而然的問題，比如：有2500萬美元的話，要把它積累得更多的關鍵方法是什麼？ 他的朋友卡羅爾。盧米斯在《幸福》雜誌中寫道：“巴菲特強烈地感到，他的時間和財富應該投向其他的目標，而不僅僅是為了賺更多的錢。”比爾。瑞恩甚至慫恿他去參加總統競選。 實際上，巴菲特正在嚴肅地考慮有關公共事業的事務。他倒不想去參加競選，因為他實在太平民化了；而且，他承認對於那場弱肉強食的角逐而言，自己太過於瘦弱了。但他正在逐漸涉足於舞台的後台，他支持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比如哈羅德。休斯和阿拉德。洛溫斯坦。他和政治家們結成密友，比如說參議員弗蘭克。邱奇和里查德。克拉克，以及政府官員傑伊。洛克菲勒。

杰弗裡。考恩，《鄉村音樂》的一名作家和約翰。卡爾弗一起在巴菲特家吃過飯。這個約翰。卡爾弗是美國參議員的一位候選人。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這幾位數百萬富翁的餐桌上談論的竟全是關於自由政治的話題。 霍華德。巴菲特曾經以一個完人的形像以及不需要任何變化的封閉的社會觀點征服了美國。沃倫則還有美國人對受壓迫者的同情心理。他與本。羅斯納一家和肯。察思一家站在了一起。和他的關係一樣，他憎惡無本獲利者（比如他對股票期權的憎惡），但是他在鄉村俱樂部和會議室裡對它們表現得還是很有見解。有一次，在一個正式的宴會上，當一位客人報怨說窮人的福利費用太高時，巴菲特尖刻地反駁道：“我倒是更擔心給富人的福利費用太高呢。”

這正是巴菲特生活風格的鮮明反映。他或多或少還要依靠從伯克希爾得到的5萬美金工資來生活，他的孩子們在公立學校唸書，而且沃倫鼓勵他們去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從不計較他們能掙到些什麼。事實上，彼得是在報紙 上才知道他父親的財產是多麼巨大。年輕的蘇茜說： 我們的生活和別人沒有什麼不同。只是我可以買很多衣服，而永遠不會陷入麻煩——這就是唯一的區別。我連自己的車也沒有，16歲的時候就得去工作——在馬車商店裡做銷售員。 巴菲特總是盡量使自己的財富公之於眾。當他的財富吸引了公民的注意力，也令全家人感到驚訝時，巴菲特會開玩笑地說：“我們該在門上放個標誌，說今天是比爾。斯科特（他的助手）值夜班看守錢財。”或者他還會說句俏皮話：“還有彼得這個想讓我在遺囑裡提到他的傢伙。”“啊！彼得！”

當然，這並不真的只是在開玩笑。沃倫對自己的錢很有感情。他提醒孩子們說，他們不要奢望能從他那裡得到一個子兒。他似乎很害怕哪怕是一丁點錢都會讓孩子們變壞。 這也許有點過於成見了，但結果是使巴菲特的家庭對金錢很淡漠，並且處於一種隨意和平等的氣氛。在好萊塢的蘋果—滑雪車隊（apple—bobing party），巴菲特一家曾邀請每一位路過的要禮物的孩子——這種舉動在JP摩根或亨利。克拉維斯身上是絕不可能期望得到的。人們順路走過時，不用打招呼就可以使用巴菲特的球場，來的人非常之多，於是巴菲特管它叫“YMCA”。 在緊跟時代的老蘇茜影響下，巴菲特的房子成了伍德斯托克時代的上下代衝突避難所。小蘇茜的一位朋友，萊內。葉奇稱之為“安全屋”。人們可以就這麼走進來，把冰箱裡的東西一掃而空。 “如果下雪了，城裡堵住了的話，那兒就是你可以去的地方。”葉奇回憶說，“坐在客廳裡的感覺真是棒極了。”

蘇茜將房子裝扮成標誌性的明亮的桔紅色和黃色。不僅有她資助下的藝術家們作的畫，還有天瓶宮時期的海報，比如廣為人知的《戰爭對兒童和其他生命危害巨大》。巴菲特有時會下樓去爆一些玉米花，但是——無論他是否已從資金管理行業“退休”了——他通常還是呆在樓梯口埋頭工作，萊內。葉奇又說： 每到週六晚上，客廳總是擠滿了人。巴菲特太太也在那兒，我們為她演奏自己作的曲子；她也會為我們演奏幾曲。到晚上12點半左右時，就會聽到一聲“蘇珊呀——你上來一下好嗎？”。在這兒沒有任何限制。如果他要上床睡覺了，我們就把音樂聲關小點兒。 1971年，蘇茜和沃倫商量在洛杉磯南部的海濱買一幢價值15萬美元的度假屋。和其他更昂貴的房子一樣，它建在海附近，但又不直接臨海。幾把藤椅將它佈置得富有情趣。第一個夏天裡，13個十幾歲的孩子們呆在這裡玩耍了一番，巴菲特每天從辦公室裡帶堆報紙來，然後自己回去，他對孩子們的朋友很有耐心。一天晚上，他帶著這一大幫人去吃晚飯。飯後侍者拿著他的信用卡過來說：“您已用到限額了。”巴菲特朝他的妻子揚了揚眉毛，然後遞給侍者第二張信用卡，沒有說任何話來顯示他實際上付這些錢是綽綽有餘。

當沃倫為自己參與什麼樣的政治角色而冥思苦想的時候，蘇茜把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了北奧馬哈黑人地區上了（這兒也是馬爾科姆。X的出生地）。 她除了在地方志願者組織做主席以外，還到各個學校進行觀察，而且在北部似乎總有一些差事或任務。 （湯姆。羅傑斯，她的一個侄子曾這樣諷刺她說：“噢，難道你是黑人嗎？難道你很窮嗎？你到底需要多少？”） 在蘇茜的鼓勵下，沃倫開始大膽嘗試了。他們的私人信託基金——巴菲特基金——開始每年為50多名黑人學校的學生提供獎學金。在70年代初期，羅德尼。威德，蘇茜的一個正在推動黑人經營的商業發展的朋友，要求沃倫加入他的行列。更重要的是，懷有“黑人資本主義”幻想的威德，認為巴菲特正是可以協助他，使他的內布拉斯加聯營銀行起步騰飛的人。

巴菲特同意了。他和尼克。紐曼（他的鄉村俱樂部的共謀者）加入了銀行的顧問委員會並且投入了相當的精力。巴菲特還做了一筆名義上的投資——佔銀行資本的1.4％。與蘇茜不一樣，沃倫遠遠不是一個天真單純的人，他再三警告銀行的董事們數目失調的少數民族銀行因為壞賬而被迫倒閉。當銀行營運走上正軌後，巴菲特給董事會送去一張令人心驚肉跳的便條，裡面夾著一張報紙報導的複印件，是關於丹佛一家類似的銀行倒閉的消息。 你應該注意到銀行的總裁說：“當我們開始業務時，我們的計劃是幫助少數民族投資者和那些所謂的小企業。我們做到了，但他們中的有些人在償還債務的時候對我們卻不怎麼樣，我們就是這樣敗落下去的。”總裁在譴責貸款人的時候犯了一個錯誤，每家銀行都遇到大量壞賬，而當初答應這些貸款者才真正是銀行家的錯誤。

當聯營銀行也限入掙扎的地步時，巴菲特自己離它遠遠的。威德曾建議巴菲特找一些黑人學生進行庇護，再教授一些財務方面的知識給他們，但是巴菲特沒作任何反應。 “沃倫像一個謎，”威德得出結論說，“他和善大方，他也很誠實，而且他還很勤奮。但他從來沒有懂得，在咱們這個被圍困的社會中自己所處的富人角色。”當未償債務堆積如山時，這正是巴菲特害怕發生的，他明確地拒絕再追加投資。 威德曾抱怨說巴菲特“根本不了解窮人的圈子”，而事實恰恰與此相反，巴菲特正是太了解這群人了，因此他才緊緊扣上了他的錢夾。當他意識到沒有希望得到任何回報時，他同不願意投資於紡織業一樣不願意投資於聯營銀行之中。 出於他的信仰，巴菲特對公開的只是簡單的花錢動機很有戒心。喬治。麥戈文當時正在參加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他曾呆在巴菲特家中，而且似乎贏得了巴菲特的好感——直到後來，他宣佈如果當選，麥戈文總統將賞賜給全美國的每個人每年1000美元的獎賞。巴菲特立刻像扔一個熱土豆一樣地扔了他，然後投了理查德。尼克鬆一票。

從某個方面來講，巴菲特是很小氣，但是他真的認為人們或組織機構（或自己的孩子）不應該享受來得容易的錢。他通過同樣的鏡頭像測度商業冒險事業一樣來測度社會事業：他要有回報。好的事業要求人們以反複試驗乃至於忠誠的基礎為依據，但是巴菲特無法邁出這一步。實際上，正是那些使他成為一個成功的投資者的原則擔保了這種為社會變化而工作的愛好。他需要一個尺度。 “在投資領域你可以度量成果，”他對一個記者坦白道，“而對這些東西，你根本不知道你到底是贏了還是輸了。” 和許多其他顯赫的人物一樣，巴菲特認為他在出版界既可以是公民，又可以是資本家。傑伊。洛克菲勒曾在60年代末期把他介紹給查爾斯。彼得斯， 和平集團的前任總裁。他現在正在創辦一本雜誌：《華盛頓月刊》。這本月刊所擁護的正是受到巴菲特推崇的實事求是的自由主義。於是他投資了32000美元，並且找來自於得梅因的一位自由黨朋友喬。羅森菲爾德做合夥人。巴菲特腦子裡充滿高尚的理想，告訴羅森菲爾德，“它很有意思，而且如果它能不賠不賺，那還是值得的。”

彼得斯馬上就注入了自己的資金。巴菲特和洛克菲勒來到紐約並且聘請了一位顧問來評判這份雜誌是否值得創辦。當得出結論值得創辦時，巴菲特答應再投資5萬。這時他開始懷疑它是否能夠如他所說的“值得”去做呢？ 他打電話告訴彼得斯說他想退出——這將是致命的一擊。於是彼得斯語速很快地向他保證說《華盛頓月刊》一定會是個滾滾的財源，其實兩人都不相信會是這樣。於是兩人在電話上討價還價了一番，巴菲特總提他那可惡的數字，而彼得斯則力圖誘他上鉤。最後，巴菲特同樣妥協了。 這筆錢的數目不大，可是正如肯。察思早已知道的這倒無關緊要。 “沃倫要的是年度報告——就這破玩意兒。”彼得斯說道。月刊恰恰正是巴菲特曾祈盼過的那種社論的傳聲筒——有一定影響力，而且常常驚天動地。但是作為一個企業，月刊著實是一個笑柄。儘管它人手不夠而且以極少的資金運轉（彼得斯掙2400美元），巴菲特還是差點勃然大怒，原因是彼得斯沒有做年度報告。甚至在一個分文不掙的企業裡，巴菲特都還是需要他的尺度。 巴菲特對羅森菲爾德抱怨說：“他們對開放的政府倒會高談闊論，可是卻不送報表來給我。” 巴菲特的確對新聞界十分關心，1971年，他打電話給月刊說了一個他聲稱的熱門的內部消息，遭到了一個年輕編輯的拒絕。他們認為如果這消息來自於一位百萬富翁，那就不會好到哪兒去。 於是巴菲特把這個消息告訴了《太陽報》，就是他為伯克希爾買下的那塊奧馬哈地區的周報。出版商斯坦福。利普西和巴菲特非常友好。利普西常常會轉到巴菲特那裡，喝上一些百事可樂，然後兩人一聊就是幾個小時，話題無非是如何提高報紙質量，如何把它變成奧馬哈的一種社會力量等等。他們還嘗試過噹噹決定王位的人。因此曾雄心勃勃地推舉一位候選人當市長（但失敗了）。有一次，巴菲特打電話告訴他說有一篇關於尼克松總統的工資和價格控制的社論寫得精彩極了。 “沃倫，你給我看過了。”利普西不得不提醒他。 巴菲特的內部消息涉及到青年之家（Boys Town），這是一家很有名望的奧馬哈機構。它是由一位愛爾蘭傳教士愛德華。弗拉納根於1971年創建的，為的是給任性的年輕人提供一個棲息之地。它因1939年奧斯卡獲獎明星斯賓塞。特蕾西而聲名卓著。有消息來源告訴巴菲特說青年之家正躺在成堆的金錢上，而且與創始人弗拉納根的夢想相距甚遠。 這個故事對於活躍的但相對《奧馬哈世界先驅報》而居於次席的《太陽報》簡直是再合適不過的了。而且巴菲特還給利普西一個重要的引子：青年之家首次被要求登記一份獨立的稅收申報單，從報告上表明，它已經積累了驚人的一億一千二百萬的投資組合——這是諾特爾。戴姆大學捐贈的兩倍。 同時，它卻很少為孩子們服務，並且在貧窮的偽裝下進行著攻心的直銷宣傳。 這種故事點明了巴菲特的良知，他對資本賦予了一種如神般的忠實。因為任何數量的金錢，甚至是王后伊莎貝拉微薄的財富，都為未來的億萬財富播下了種子，對金錢的揮霍或是誤用都無異於一種罪惡。 青年之家這件事的報導是秘密進行的，巴菲特以及編輯在臥室裡校對了這份長達8頁紙的報導。巴菲特引用《聖經》的一句話做這個故事的標題。 這是他對所有在公共生活中或是在商業中誤用資金的人想要重複的一句話：“就你的職位作一段描述。” 這個故事於1972年3月發表了，並獲得了普利策獎。 巴菲特喜歡報紙，他經常懷念童年時在《華盛頓郵報》做報童的時光。 他也喜歡報紙那散發著油墨香味的感覺。但是他對奧馬哈《太陽報》卻十分不滿。和其他準社會企業一樣，比如說聯營銀行和《華盛頓月刊》，《太陽報》不是恰恰合乎他胃口的，儘管他為普利策獎感到自豪，但他想要的是利潤。 而《太陽報》卻是一個貧窮的企業，當它提高報價時，它的發行量便驟然減少了。 “沃倫可不希望那樣。”利普西說。局勢似乎令他相當震驚。巴菲特突然想要知道所有有關報紙的東西，於是他開始詳細地研究報紙以及其他媒介資產的經濟學理論。就跟從前他在發現GEICO以後完全沉浸在保險業中一樣，現在他沒把報紙行業從頭到尾徹底搞清就絕不睡覺。他了解得越多，他對《太陽報》就知道得越清楚。 《太陽報》作為一家二流報紙，是沒有什麼前途的，在寫完青年之家的故事後不久，巴菲特給一位同事寫信說到： 我曾經提到過在1910年，全國1207個城市有日報，其中689個有兩家或更多家相互競爭的報紙。到了1971年，有1511個城市有了日報，其中37個有兩家或兩家以上的競爭報紙。自從我那封信寫出以後， 《華盛頓每日新聞》在無數強大的斯克里普斯—霍華德聯營網下關閉了，與此同時的還有《波士頓先驅開拓者》和《紐瓦克晚間新聞》等。業主們通過痛苦的經歷明白了，一家在消費者接受情況和社會重要性方面只居次要地位的報紙只會產生大量的虧損，而這虧損往往是最出色的管理和最雄厚財力所無法扭轉的。 提到奧馬哈《太陽報》，巴菲特強調說，光靠有挽救故事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保證必然可以賺到利潤。 總是不斷有各種建議向我提出——通常是那些對地區壟斷日報業的評述觀點或多或少有些不滿的學術界人士提出來的——建議說，如果我們都轉向一家日報，那麼美好的未來就會等待著我們。這個建議確實是很有針對性的，同是也是很誠摯的。而無法擺脫的事實是，它從來未被實施過……沒有被這些理論家們提及過。 但是巴菲特已經註意到擁有一家主要的報紙的確是很美妙的一件事。這樣的一家報紙，他對同夥們說，就像一個小城裡唯一的一座橋，任何要從橋上過的人都得付過橋費。在只有一家報紙的城市裡，所有的廣告者都在同一條船上。奧馬哈的百貨店只有在《奧馬哈世界先驅報》上登廣告，先驅報就是壟斷了的日報業——這意味著這家報紙有相對的自由度可以提高它的價格。它擁有受到保護的特許權，而對那些次要的企業，比如哈撒韋紡織廠，這只能是個夢想。 巴菲特很樂意買下《世界先驅報》，但它並不出售。於是他開始在報業界四處搜尋，企圖找到一家報紙。他在加州和馬里蘭查過所有可能的報紙。 他向辛辛那提正式提出了要求，然而卻遭到了回絕。 他還讓比爾。瑞恩安排和湯姆。默菲一起吃了晚飯。湯姆曾是瑞恩在哈 佛的一個同班同學，現在是大都會/美國廣播公司的主席，同時也是在廣播企業中冉冉升起的一顆新星。兩人一見面便志趣相投。默菲帶巴菲特去參加了在邁阿密召開的共和黨會議，而且決定把巴菲特弄進自己的董事會。默菲從瑞恩哪裡得到消息後，便去了奧馬哈，在那裡他可以會見巴菲特而不受任何干擾。 他們打了“一場可怕的網球”，之後巴菲特請默菲吃了一頓牛排。巴菲特揣摩了默菲此行的意圖，他不想讓默菲提一些出奇不意的問題。 “你知道，默菲，”他說，“沒有多數的股份我無法成為你公司的董事，而你的股票價格又太高了。但是只要任何事我能幫忙的，你隨時可以打電話給我。” 股價太高對巴菲特來說一直是個問題。自從合夥人企業解散之後，巴菲特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生意。進入1972年時，伯克希爾的保險公司的證券組合價值1億1百萬，其中有1700萬投資於股票。巴菲特把餘下的錢都投到債券上去了。 但是，他逐漸一步一步回到了遊戲中來，這次導致他轉變的催化劑又是華爾街。曾被繁榮後的崩潰嚇壞了的基金管理者們，都紛紛縮回到殼裡去了。 他們的基金現在都集中到一群大的，廣為人知的成長型股票中，如施樂、柯達、寶麗來，雅芳和德克薩斯工具等等。它們被起名為“漂亮的50種股票”。 在普遍流行的觀點中，這些公司，不同於大繁榮時代那些“高材生”，將會永遠成長下去。因此它們被說成是“安全的”——的確，在任何價位都是安全的。 到了1972年，“漂亮的50種股票”以天文數字般的80倍贏利率的價格在市場上交易。華爾街從大繁榮中倒是總結出一些原則，但這些原則本身都不見得正確。基金紛紛聚集到“更安全”的股票上來，但風險卻從不專注於這種或那種股票。它在投資者相互盲目模仿的任何地方都會出現。 此時巴菲特開始在“漂亮的50種股票”之外尋找機會，並且為伯克希爾的保險公司買下這些股票。 在1973年，“漂亮的50種股票”開始破裂了，基金管理者們又在恐慌中退縮了回去。那些“安全”的股票正在下跌，到底該往哪兒去呢？一度曾突破1000點的道。瓊斯指數，回落到了950點。廣大的市場也搖搖欲墜。華爾街，剛從大繁榮時期的癲狂中徹底痊癒，如今又染了一身小病。經紀人的報告空洞無物，分析家們都在為人送包裹，那些1969年上市的公司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股票跌了一半。 這種精神上的貧血症給巴菲特帶來了既相符又相反的反應。他的改變，出奇地熟悉但又完全顛倒了方向，就像過去年代裡的電影膠片倒放一樣，在大繁榮的年月裡，他的主意和願望慢慢地干涸了。但現在，在市場沒落時，他卻活蹦亂跳得像一匹馬駒。 回顧1973年伯克希爾經濟所的業務，人們會有這樣一種印象，巴菲特席捲出一個巨大的商品通道——這兒抓一把NPI公司，那兒抓一把底特律國際橋樑公司，在另一條小徑裡又找到了斯佩里＆哈欽森公司，接著是美國卡車，芝星維公司，漢帝哈曼。當市場下滑時，他在通道上跑得更快了——沃爾特問普森公司，考德威爾班克公司，狄恩瑞特公司，國王商場，摩西鞋業公司，福特汽車公司，匹克賽夫公司，米切姆。約翰及坦普爾頓公司，格蘭德聯合公司，斯塔貝克一華盛頓公司。 紡織品推銷員，拉爾夫。里格比參觀了奧馬哈，發現巴菲特處於一種近乎狂喜的狀態中。 “他說許多人研究壘球地位或是競賽規則，”里格比說道，“他卻有一種讓他賺錢的嗜好，這對他而言是一種消遣。” 有一次，巴菲特的橋牌夥伴法官約翰。格蘭特，提到他曾在審判一個有趣的案子時深得其樂。巴菲特的眼睛眨了眨，“你知道，”他說，“有幾天我起床以後甚至想跳踢躂舞。” 到了晚上，巴菲特會去第五十大街的克里斯雜貨店買最新出版的《世界先驅報》，上面登有股票的收盤價，然後他回到家裡讀上一大堆年度報表。 對其他所有人而言這是一項工作，而對巴菲特而言這不過是一個平凡的夜晚。 他不僅從晚上9點到凌晨5點這樣地工作著，當他醒著的時候，車輪就轉個不停。他會要求輔導彼得做家庭作業，但彼得知道他的父親並不是真的想要這樣做。一天當巴菲特回到家裡時，他發現自己年幼的兒子正痛苦地縮在樓梯平台上，彼得在換電燈泡時不小心摔得仰面朝天。巴菲特習慣性地向書房趕去，吹著口哨從他身邊上了樓。後來，他意識到自己是多麼的殘酷無情，於是主動向彼得道歉。 從某種意義上說，巴菲特是這個家裡的兒童。他對工作的全身心的熱愛達到了排除其他一切事情的地步，就像他極具個性地吃東西，他對改變的恐懼，乃至他永久的充沛精力和幽默風趣，都有著一種為人所不常見的孩童的特性。一位女朋友說當她和他在一起時，她覺得他們就像“玩彈子球的小孩”。 他在股票上的無比投入在很多方面都造成他妻子的很大的困擾。據蘇茜透露給她的密友說，她渴望更多擁有夫妻間那種共享的快樂。當豪伊，他們排行中間的那個孩子遇到麻煩時——有時會階段性地發生，蘇茜就只有求助於身為心理學家的父親給予指導，她那迷人的丈夫彷彿在一間夢幻之屋裡。 倒不是沃倫對自己的家庭不關心，他從來沒有這個意思——他們甚至知道他不會故意傷害一個跳蚤。正如彼得所說，他被遮眼物擋住了視線。 整個家庭都花了相當多的精力來討論這些遮眼物。他們認為工作是最主要的，而且是精神上的一種奮鬥，是任何人無法打擾的。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是對的，在那間夢幻小屋中發生了許多事情，而在70年代早期到中期，它更多發生了許多從前沒有過的事情。” 巴菲特會拿起電話以一種引人注目的大呼小叫的方式回答一句最普通的“你好！”，彷彿他無法控制自己喜悅的心情。據巴菲特的一個經紀人克利福德。海斯說，“巴菲特會每天兩次、三次、四次甚至五次地打電話進來。” 他就是想要一些信息，他不需要意見，他會詢問一些他感興趣的公司的情況。我就會說：“你想要什麼， 5000股？ 10000股？”他會說：“買了。” 他還會順著手指一行行地讀股票行情表上的市盈率一欄：通常每個P/E（價格/每股贏利）比率都是單位數，現在是華爾街少有的幾個時期之一：美利堅正在被拋棄，沒有人想要它。巴菲特的反應卻很獨特，“當別人害怕時，你要變得貪婪。” 如今他有了現金之外的別的想法，這完全是60年代的一個徹底反轉。 1973年的時候，經營FMC公司的鮑勃。馬洛特，要求巴菲特在管理養老基金的幾位候選人發言時做一個沒有看見的旁觀者。他們搞得神秘兮兮的而巴菲 特卻覺得他們不怎麼樣。 “整整兩天，”巴菲特回憶道，“我們都坐在那裡聆聽，最後他問我有什麼想法，我告訴他說完全是在浪費時間。” 原來馬洛特問巴菲特是否願意嘗試一下管理部分FMC的養老基金。巴菲特說：“可以。但你得明白，也許FMC只會得到我靈感之後的渣滓。我把伯克希爾放在首位，其次是沃倫和蘇茜。巴菲特公司，第三位才是FMC.”其實，他完全有足夠的點子用來分配在這3個公司上。 對於馬洛特來講，這可真是個錦囊妙計。沒有任何人——無論是領取FMC養老金的人，還是任何股東，任何公眾人士——知道巴菲特在為他經營資金就好像喬。迪馬吉奧曾經丟開他的華基服裝秘密地為另一個隊效力一樣（巴菲特經營5年之後，他的FMC組合增長了51％，而與此相比，道。瓊斯指數只有3％。） 正如他所說的，巴菲特首要關心的是伯克希爾。早在1973年，他就聘請所羅門兄弟通過出售優先債券來籌集2000萬美元。一位剛從哈佛畢業的投資銀行家丹尼斯。博溫在納古那比奇和巴菲特相遇。他們一邊欣賞著太平洋的風景，喝著百事可樂，一邊規劃這筆交易。博溫對巴菲特在華爾街的聲譽並不太了解，後來又在紐約的所羅門兄弟總部遇到巴菲特。他們漫步走過寬敞的公開交易大廳，人們都衝著巴菲特指指點點，交易商們也爆發出一陣陣叫聲——這一切都預兆著巴菲特在公司裡發生的戲劇性事件。股票總交易商羅伯特。施皮格爾跑過來脫口而出說道，“沃倫，我有一大堆……”，拼命地向他兜售股票。 巴菲特以自己的經驗為基礎做出了出售債券的決策：趁著便宜多撈點進來。 （如果你等到需要一筆貸款時才去借，很有可能此時別的人也想藉，這時——不得已的——利率就升高了。） 借到款的人並不是十分熱心。所羅門兄弟得說服他們，說這錢是為了給巴菲特——而不是紡織品行業的，債券出售文件再次註明了伯克希爾已經把紡織品中的資金從2400萬降到了1100萬。即使如此，借款人還是堅持要一條款，以便他們在巴菲特售出自己股票時要求償付。終於，他以8％的利率得到這筆錢。幾個月以後，所羅門公司的唐納德。馬奇耐爾給巴菲特送去了一份賀辭： 從旁觀者角度來看，資金市場明確地證實了著名的巴菲特在財務方面確實相當精明。我無法肯定有沒有可能今天就為你融資，或者是否……利率將達到9％，這對你來說是再好不過的機會了。 還有一件事是馬奇耐爾所不知道的，巴菲特正在一點點地吞食《華盛頓①郵報》公司。 2月份的時候，伯克希爾在27美元的價位買了18600股，到5月時，股票跌到了23美元/股。在所羅門低息資金的支持下，他又買了4萬股，價格還是大跌，巴菲特還在買進。 9月份時，他以20 34 的價格買了181000股。到十月份時，在公眾面前並沒有什麼名氣的伯克希爾已經成為《華盛頓郵報》最大的外部投資者。這份報紙是巴菲特童年曾經發送過的，它也正是他心目中渴求的媒介資產。 由凱瑟琳。格雷厄姆經營的《郵報》還擁有4家電視台，《新聞周刊》 ① 這個價格是為了和現在價格作比較。到1994 年為止《郵報》股票已經一股拆四股。 雜誌以及印刷工廠。這些資產通常就是私人買賣交易，因而難以估價。巴菲特以為它們值4億美金，而股票市場卻只將整個公司估價為1億美金。 做空頭的人們——那些職業基金管理者——不會對這些數字有什麼爭議。那他們又為什麼要拋售股票呢？原因很簡單，他們擔心股價會跌得更厲害。他們擔心別的人要做空。 巴菲特獨自將《郵報》分析了一番，認定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市場上人氣正在低落——事實上是嚴重的消沉。這種時候，股票價值和標的資產的價值已經沒有什麼關係了，現實世界中很難再找到這樣的機會。巴菲特回憶說： 去卡拉馬祖和讓那些擁有電視台股份的人出售股票有很大的差別。因為當天又下跌了20點，所以他該以更便宜的價格把電視台賣給你。當你做生意時，你便置身於現實社會中，但每個人都在考慮股票的相對價格。當我們在一個月內買下8％或9％的《華盛頓郵報》之後，賣給我們股票的人之中不止一個都會覺得自己把價值4億的資產以8000万賣給了我們。他們之所以願意賣給我們是因為電訊業股票已在下跌，或是因為其他人都在拋出，或別的什麼因素，這些理由都是毫無意義的。 我們很清楚他們的理由，當巴菲特投資於《郵報》時，華爾街記錄單集結了一群華爾街的媒介分析家來評估這個行業。他們一致認為，根據“基本原則”來判斷，正在出售的報紙股票已經超過最近距離，可是他們不敢摳動扳機。奧爾巴赫的肯德里克。諾布爾承認說：“《郵報》顯然是一家極高成長潛力的大報紙。”但諾布爾依舊沾染了華爾街最致命的習慣： 市場正在拋棄這些基本的原則，根據我們經濟資料的經驗來看，我們認為市場的這種冷淡態度還將持續下去……對於基礎分析家來說，這是一段相當困難的時期。 事實上，它正是基礎分析家的黃金時間。媒介類股票部十分便宜，只需簡單的數學證明便能說明這個事實。媒介類分析家的工作並不復雜，他們刨根問底只有一個目的——評價媒介公司的股票。股票正在最低點左右徘徊，現在正是他們的時機，而他們卻讓這時機悄悄地溜走了。 8月份的時候，《波士頓環球》的擁有者聯合出版公司上市了。大家普遍認為，它的財產太少，因而風險會很高，卻沒有註意到《環球》佔領了2/3的市場份額。令人感到恐懼的是，一旦有什麼事情發生了——假如波士頓市民不再想看紅襪隊的比賽，RedSox——就會陷入麻煩之中。 第一波士頓銀行作為承銷商只好把價格定得很高，在聽說巴菲特對報紙很感興趣之後，這家投資銀行向奧馬哈發出了一份試探性的建議，而巴菲特的態度十分含糊。 他私下里卻像車輪一樣做著旋轉運動。聯合出版公司由兩個古老的波士頓家族所控制，自1872年以來開始出版《環球》，它的發行量、收入以及利潤都頻頻上漲，而且這種趨勢還在加快。據巴菲特所知，它的對手《旅行者先驅》在去年倒閉了。感謝上帝，波士頓正變成一個只有一家報業的城市，或者說，正如巴菲特所預測到的，一個壟斷的收費橋樑正橫跨在查爾斯河上。 對於巴菲特來說，聯合出版公司的單一性，不再是一個弊病，而變成了一種美德，因此他那皇冠上的珠寶並沒有變得黯然失色。 伯克希爾公司在市場上是最大的購買者。在寫給聯合出版公司總裁威廉。泰勒陳述理由的一封信中，巴菲特解釋道： H.安得森（《奧馬哈世界先驅報》出版商）是我的一位好朋友。他會告訴你，我對好的報紙懷有多麼大的熱情，我同樣也熱衷於證券買賣。如果能把兩者結合到一起，那種誘惑力是我無法抗拒的。 《波士頓環球》的股票市場價值只有不到3千萬美元，這簡直太荒謬了。 在市場上投資的技巧就是把錢用在刀刃上——按巴菲特的話來說就是“結清支票”。由於巴菲特及時發售了債券，伯克希爾公司有了充足的資金。 它到處買進股票，尤其是傳媒介的股票，有布思報業、多媒體公司、哈特—漢克斯報業，它一直在買進。 這個時候，巴菲特向奧馬哈的迪克。霍蘭老兄提出了一個聽起來十分幼稚的問題：擁有一家廣告機構有什麼樣的好處？霍蘭沒有多想什麼，便口若懸河地談起自己當老闆的感覺有多麼多麼好，很快地就發現了巴菲特的真正意圖。伯克希爾想要買下兩個大機構的主要部分，國際出版集團和奧利維。馬①薩爾國際集團.巴菲特把廣告業看成傳媒業的一張免費票券，為什麼說是免費的呢？比方說，與新貝德福德的工廠所不同，廣告機構不需要資本——一張桌子加上幾支鉛筆足矣，對巴菲特說，沒有資產是錦上添花的事，因為利潤就可以直接流進所有者腰包中了。 華爾街上的箴言卻恰恰與此相反，只要一個機構的“資產”在晚上從電梯上搬下來，這個機構就不復存在了。像GSO這樣的機構，其實什麼都沒有，只有一些英語專業的人在空喊口號，從理論上來講，誰都可以做得到。比爾。瑞恩和巴菲特一樣也在買進相同的廣告股票，就這一觀點，他對《華爾街紀事》著實惱火了一番。 紀事： （廣告業）是種開放的行業，任何人在明天都能成立一個廣告機構。 瑞恩：我們談論的不是指那些呆在格林威治山莊閣樓裡的留著長發的藝術家。我們所說的是一家遍布世界的國際出版企業，它就像可口可樂，通用以及愛克森公司這樣的客戶，它的淨收益估計能達到1億5千萬！ 事實上，大機構都相當穩定。另外，由於華爾街上人氣低落，巴菲特和瑞恩在做多時，價格都在底價為3～4倍贏利率左右。 到1974年為止，伯克希爾公司擁有了國際出版17％的份額。執行副總裁卡爾。施皮爾弗格突然意識到巴菲特有可能在考慮接管國際出版，趕忙打電話給巴菲斯詢問他下步的計劃是什麼。 巴菲特笑著問：“什麼計劃？” 這下施皮爾弗格真的有些擔心了，巴菲特邀請他在下次飛往西海岸時在奧馬哈停留一段時期。 “太巧了，下週我就要去加州。”施皮爾弗格撒了個謊。在他的記憶中，“當時奧馬哈氣溫大概有零下十度左右，我走路都跌跌撞撞的。我沒有穿高統橡皮套靴，因為我得假裝自己是在加州的路上。” 巴菲特向施皮爾弗格說自己買進了國際出版公司純粹是為了投資。他拉長音調談論自己的哲學：收費橋樑；本。格雷厄姆……等等，整個兒是個問 ① 巴菲特仍然在盡可能地保守秘密。但是，有規定要求所有的投資者披露5％的執有額。 答考試。在施皮爾弗格聽起來，這些東西都過於簡單了。身為麥迪遜大街的智者，他適合於做一名自然哲學家。實際上，他一點也不相信巴菲特說的話。 這並不讓人覺得驚奇。儘管巴菲特在市場上有所活動，但他還是相當隱蔽的，他在伯克希爾公司年度報表的信都內實真實、言簡意賅，絲毫沒有他在寫信給合夥人時的那種文采飛揚。而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則更讓人難以捉摸。 年度會議是在新貝德福德召開的，就在西伯格。斯坦頓陳舊的象牙塔里。 會議正式開始以後，巴菲特就會讓大家敞開提出各自的問題，這是一年唯一的一次可以問巴菲特有關投資方面的問題的機會，但是很少有人來問，曾經和巴菲特一起上過課的科拉德。塔夫以及塔夫的兄弟——證券專家埃德溫會來參加，而巴菲特會花上幾個小時來回答塔夫兄弟提出的問題。 人們對伯克希爾公司幾乎沒有什麼興趣，連報紙上都不標出它的股價，公眾中任何一個人都可以買進它的股票，然後“免費搭車”（無須付費，正如合夥人一樣），但是對它本身的興趣幾乎是零。自從1973年達到87美元的價位以後，伯克希爾股票就一直在隨大勢暴跌。到了1974年，它的價格竟然只有40美元/股，據埃德溫。塔夫說： 人們普遍都喪失了興趣，即使那些認識沃倫的職業投資者也是如此。有人說過他想在80美元的時候買進，等著看它升回去，結果沃倫宣布自己退休的消息，把這幫人都給甩了。 但是似乎巴菲特在頭腦裡已經為伯克希爾公司的未來做了一番打算，他還在更多地買進，甚至讓證券行業的朋友們罷手，以使那些零散交易的股票一旦出現就可以第一個落入他手。巴菲特在奧馬哈的經紀人查爾斯。海德爾說道：“沃倫不樂意讓別人買伯克希爾的股票。”巴菲特下定決心要鞏固自己的統治權，他讓主管會計韋爾納。麥肯齊不要對自己的公司進行投資。 （直到1978年，巴菲特才終於告訴麥肯齊說他可以投資了。——此時已是麥肯齊受僱以來的第12個年頭了。） 與此同時，巴菲特的股票一跌再跌，到1973年底，伯克希爾公司曾花費5200萬美元的組合市值跌到只有4000萬美元了。巴菲特給洛克福特銀行的吉恩。阿貝格寫信說： 你說銀行的計劃在1973年裡業績有多麼糟糕，我的情況比你更慘。幸虧我做的時候已經解散了合夥人企業了，這對我的合夥人來說真是件好事。 到了1974年，賬面損失更加嚴重了。而用伯克希爾股票價格來衡量的淨價值跌了一半多，然而這些事實對他的士氣卻沒有任何打擊，另一位也在凱威特廣場工作的資金管理者斯坦。帕爾米特說：“從巴菲特的談話中來看，他彷彿沒意識到什麼。” 巴菲特這種世人少有的可以把自己的感情與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隔離開來的本事是他成功的一大原因。 60年代當他有成堆的金錢時，他卻滿腦子是惡兆。而如今當他的投資組合陷入困境時，他卻對此垂涎三尺。他在給伯克希爾公司股東的信中這樣寫道： 我們覺得手中持有的證券具備在未來顯著升值的潛能，因此我們對股票投資組合很滿 意。 他所持有證券之一的聯合出版公司，在1973年內贏利率增長了40％，但是它的股票卻如巨石落地般一跌再跌。一度曾以10美元/股上市的股票，在一個月裡連連滑落，先是9美元，然後是8美元，7 12美元——已經少於5倍贏利率了。當一種股票跌幅達到25％時，這對投資者而言可謂是一場酸性測試。人們開始懷疑是否有任何失誤之處，但是巴菲特堅信自己比別人內行。 1974年1月8日那天，他又買進了聯合出版公司股票，11、16日再次買進。在2月13、15、19、20、21、22日連續多次重返市場。 一年來他都在不斷地買進，就像一個拿著桶的喝水人站在雨中那樣。 有107天他都買了聯合出版公司股票，最低買價達到5 12 美元/ 股。 在投資業歷史上，1973～74年的市場滑坡奇怪地被眾人忽略了，然而它確實有劃時代的意義，甚至可以和30年代的大蕭條相提並論。股票像熟透的水果從高空墜落，一度熱衷於以80倍贏利率買下“漂亮的50種股票”的基金管理者們，不願意買下只有5倍贏利率的聯合出版公司股票，他們倒不是害怕有可能出錯，而是擔心自己的步調跟不上潮流。他們擔心自己是在主觀臆想，不是在長期範圍內，而是一季度一季度的期間：從《華爾街紀事》對奧本海默的管理者埃里克。 F.米勒的一則採訪上，便可見一斑。米勒住在紐約落後的布魯克林郊區地帶，他熱愛球類運動，一點兒也不喜歡城市。 我希望我們可以脫口而出說自己對這些獨特的領域有強烈的愛好，但我們從不這樣做，一部分原因在於我們認為現在不是去做一個英雄的時候，這會有相當大的風險，除非你可以把我放到一個島上觀察上3年時間。 值得一提的是，只有現在才是出英雄人物的理想時機。儘管資金管理者都曾在最模棱兩可的股票上押下過賭注，現在卻又把最好的股票拒之門外，雖然樂觀是他們的第二天性，但這是鮮為人知的。剩下的一切便都是恐懼的。 1972年各大刊物都以顯著標題，描述這場前所未有的恐慌。 《商業周刊》：“從墓地呼嘯而過”；《福布斯》：“為什麼買股票？”《商業周刊》：“可怕的崩盤”；《巴倫》：“彌散的恐慌”；《福布斯》：“悲觀正在加劇”； 《福布斯》：“一片未知的水域”；《幸福》雜誌：“關於股票悲觀的一個案例”；《福布斯》：“經濟形勢失控了嗎？” 經濟陷入衰退之中，通常採取的用投資刺激經濟的方法還沒出台。 1974年的通貨膨脹率達到了11％。出現了連30年代都沒見過的新的症狀：通貨膨脹和經濟衰退。兩者之中解決任何一方都必然伴隨著另一方的惡化。經濟學家們又杜撰出一個醜陋的字眼：“滯脹”，利率升到了20世紀以來的最高點。政府正面臨虧損等一系列問題，比如說總統對水門事件知道多少，什麼時候知道的等等，把它搞得紛亂不堪。尼克松鋌而走險，宣布自己並不是惡棍。整個華爾街都屏住呼吸。政治圈裡的話題關於彈劾，而金融圈裡的卻是蕭條。 在全球勢力範圍內，美國的資本主義都處於衰退之中；在歐佩克組織的成功業績的激勵下，第三世界國家正在組建卡特爾。經濟學家們認為黃金時代的發展到頭了，只剩下一塊大小固定的餡餅被瓜分成更小的份額，甚至在街角的加油站都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這些證據。 華爾街也被國家的陰沉氣氛所籠罩，“漂亮的50種股票”下跌了80％，寶麗來從149美元跌到14 18 美元，施樂從171美元跌到49美元，而雅芳則從140美元到1858 美元，彷彿從頂峰墜入了深淵。華爾街上最大的養老基金管理者，同時也是“漂亮的50種股票”的忠實支持者——摩根。葛蘭蒂把客戶的資金虧損了近2/3，銀行家信託公司也不再為它的信託賬戶買進股票了。很有意思的是，現在卻是買進市面上所見的一切股票的時機。 道。瓊斯指數在7月底以757點收價，到9月時，它只有607點。倘若用道。瓊斯指數作為衡量的標準的話，40％的美國工業都已經化為一縷青煙了。但是道。瓊斯沒有著手衡量損失的大小，自1968年以來，股票平均跌了70％，夏季的一個交易日里，有447種股票創下新低，比過去人們常念叨的大蕭條時期的情況還糟糕。熊市已持續了6年——比1929～1932年的熊市時間長出一倍。 和其他人一樣，巴菲特對通貨膨脹充滿了恐懼心理。他對此的反應是拼命搜尋股票，例如報業股票，因為它可以逐漸提高贏利率。同時，他避免公司支出大型的資本費用（在通貨膨脹的世界裡，資本密集型企業需要更多資金來更新設備和存貨）。 巴菲特並沒有以客觀經濟預測為基礎來買賣股票。舉個典型的例子。亞納爾公司，費城的比德爾公司，因為能源危機的到來便極力敦促客戶們賣出可口可樂、百事可樂、DrPepper以及七喜的股票。 超級市場已經註意到這樣一種潮流的興起，顧客都願意每趟多買點東西而少跑幾趟。也許他們愈發不願意在車上載滿佔地很大的軟飲料了…… 巴菲特應邀去哈佛商學院作講座——就是這所學校曾在多年以前將他拒之門外。巴菲特講到投資者們正在以非理性和“極端壓抑”的風尚來各自行事，也許他想起了霍華德。斯坦。他曾在幾週前出現在《紐約證券分析家》，斯坦是一個投資公司——德賴弗斯公司的主席，該公司曾以一部經久不衰的電視廣告片而名聲大振——這部廣告片的畫面上是一隻獅子正潛行在華爾街的邊道上。但是現在，這頭獅子看起來像一隻小小雞。斯坦承認股票太廉價了，但他卻被“我們所面臨的問題的嚴重性”所吸引住了。他預言將有一個充滿匱乏的可怕前景，在這個新世界中價值的標準都將難以發揮作用： 市盈率，歷史贏利狀況，每股收益率計劃以及許多其他的被你我用過的分析工具似乎都脫離了現在的實際狀況……在那麼多可能影響證券價格的因素中，我認為，將含有來自於外界某種特殊行業所產生的影響——使得更出色的分析家睜大眼睛，在他專業之外的附近領域充分發揮他的想像力。 在斯坦關於對這個生生不息的世界的啟迪性觀點中，每股贏利率已經無關緊要了。巴菲特決定拋棄這種觀點而呆在“他的專業領域”之內，對於國家面臨的問題會如何影響《華盛頓郵報》股票的問題，他無法做出回答，他真正天才的地方在於他從來不企圖去回答它。社會的文明形色多樣，而它的動力來源又何等的豐富，因此人們無法預示它的潮流，只能聽任大波小浪沖擊證券的價格。戰爭總是有勝有敗，繁榮和興旺會因永恆而歡呼，也會因消 失而悲嘆。政治、裙邊以及享受四季愉快的天氣又何嘗不是如此。分析這些東西是華爾街最大的遊戲——也是它最大的消遣，在它喧囂的沙龍會上每件事都很有趣，但沒有哪件事是確定的——不論是總統，是經濟，還是歐佩克對百事可樂銷量的影響。 所有這些都無法代替對某種股票作出嚴格的評價。當你買了一股《華盛頓郵報》時，你得到的最終回報是不會以中東戰爭爆發與否為基礎的，你所買的不多不少，只是企業的一個份額——是對它的出版業和電視台資產在未來所獲得的利潤的一份分享的權力。誠然，如果你知道《郵報》或任何一家企業的價值是多少，那就好像發出一個清晰的音符。這正是巴菲特所竭力追求的聲音。其他任何事都無關緊要，而最無足輕重的是成千上萬在對未來爭論不休的刺耳聲音，正如他曾經對合夥人說過的“未來永遠都是模糊的”。 而對他來講，真正的清晰是某種證券可以以比資產額小許多的價格獲得，其他每件事——兒子摔傷的背部，小傢伙的哭喊——都被他排到了一邊。 痛苦的問題依舊存在，舊的價值標準是否難過時？有人想起了格雷厄姆對議員富布萊特的問答。 20年前，議員問他：“為什麼連很廉價的股票的價格也必然會回升起來呢？” “那正是我們行業的秘密所在。” 9月份時，格雷厄姆從他的退休生活中重新露面，他勸告證券分析家們，敦促他們認識到他所謂的“價值復興”，他提醒道：“投資，並不要求天才。” 它所需要的是，第一，適當的智慧；第二，良好的經營原則；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頑強不屈的性格。 還有其他人，比如比爾。瑞恩和約翰。內夫，都公開指出採取重大步驟的時機來臨了。但是整個華爾街還是沉醉於哈姆雷特式的練習中，“做或者不做——股票”，華爾街經濟所海登。斯通發出了懷疑，事實清清楚楚地擺在面前，市盈率達到了戰後最低，股票也十分廉價，海登。斯通痛苦地說： 還有那麼多問題擺在面前，也許一次事情也無法解決……我們的整個社會結構變得如此不同……沒有人能夠預測未來……我們能充分地領悟和成功地應付它嗎？ 它使人非常沮喪，海登。斯通提議對主要股票的購買推延一下，“直到有更大確定性出現”。難道會有人如此好心地按響鈴聲，在市場轉變之前提醒海登。斯通嗎？人們所喪失的不是非凡的智慧，而是格雷厄姆所說的堅韌的品德，按照自己的信念“頑強不屈地”行動下去。 就在這個時刻——1974年10月初——巴菲特生平第一次對股票市場做了公開的預測。這件事發生在《福布斯》對他採訪的過程中，那時道。瓊斯指數只有580點。 “您有什麼感想？”《福布斯》的記者問他。 “它就像一個在妓院裡縱慾的男子。現在是該投資的時候了。”巴菲特說。 他對未來的疑慮悄悄消散了，儘管他的股票很低，但他的熱情不減。伯克希爾被堆滿了證券，巴菲特日復一日地買進它們。 我把投資業稱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商業，這是因為你永遠不必改變態度。你只需站在本壘上，投手扔來了47美元的通用股票，39美元的美國鋼鐵公司股票！沒有懲罰，只有機會的喪失。你整日等待著你喜歡的投球，然後趁外場手打瞌睡的時候，大邁一步將球擊向空中。 他曾在1969年洗手不干了，但是現在，正當市場處於低潮時，他又係好了釘鞋，豎起了球拍，“這兒不再有什麼”，沒有什麼模棱兩可的東西，正如他對《福布斯》所說的，“現在是該投資的時候了。”巴菲特又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