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7 伯克希爾。哈撒韋

對於馬薩諸塞的新貝德福德，經歷了兩次而非一次的經濟騰飛確實是不可思議的。自從清教徒建起它來以後，它經歷了美國獨立戰爭時期英國人的劫掠的洗禮，成為了世界捕鯨業的貿易中心。潮濕的、被海鹽浸透的鵝卵石一直鋪到碼頭，這碼頭曾給新貝德福德帶來無限生機，同時也將這個城鎮拋入捕鯨業可能陷入的風險之中。當地一名海員——赫爾曼。梅爾維爾說，“也許這個城鎮是整個英格蘭最適於居住的地方。”那麼，它的富有階層是如何崛起的呢？ “去看看遠處環繞著高聳的大廈的那些作為像徵的鐵製捕鯨叉吧！你會找到問題的答案……它們都是從海底拖到這裡來的。” 內戰時期，捕鯨者們蒙受了巨大的損失。在賓州的第一口石油鑽井開始勘探時，便注定了他們悲慘的命運。然而新貝德福德在戰栗中捉住了身軀——這得歸功於它的資本都有先見之明地分流向多處。

早在1947年，新貝德福德的捕鯨者們就籌資建設了一個紡紗廠。目的是為了減輕城市對海洋的依賴。後來建立的一座紡織廠以捕鯨人阿庫什尼特的名字命名，標誌著資本流向的轉變。最後，約有1億美元投入了紡織行業，即使當魚叉閒置起來時，輪船依舊在船塢上堆滿了成捆的南方棉花。到20世紀初葉時，新貝德福德的70家紡紗廠紡出來的棉花比全國任何其他城市的都要好。 最突出的一條經驗便是：資本是無限運動的。輪船也許會腐爛，但是利潤卻不必由於船長的燈語便被扔出船外。正是這一點使得城市裡最大的紡紗廠維持了近100年的歷史。 哈撒韋製造公司是1888年由霍雷肖。哈撒韋創辦的。哈撒韋家族在19世紀初就開始經營中國的帆船業。它擁有40萬的資本，大多數來自於捕鯨者，這次可以從它座落在考夫大街的位置明顯地看出來——直接面對著海洋。 “新貝德福德晚報標準”鼓吹說這個雄心勃勃的新企業將“僱傭約450名工人，經營3萬個紗錠”。赫蒂。格林是沃倫。巴菲特的紡紗廠的初始投①資者之一，她是一個以“華爾街巫師”的綽號而臭名昭著的吝嗇鬼。

哈撒韋的財產以及整個行業的財富，都隨著棉花的增加而增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利潤達到了空前鼎盛的時期，這得歸功於軍隊對製服和飛行服裝的大量需求。在內布拉斯加，有3萬工人——幾乎是勞動力總數的一半——都在紡紗廠工作。 後來，紡織工廠突然衰敗了，或者說逃向南方尋找廉價勞動力去了。在20年代新貝德福德的工人們——大多數都是移民者——被迫忍受一次又一次地被削減工資，在1928年，紡紗廠業主要求進一步削減10％的工資；於是工人們只有奮起罷工，此次罷工痛苦地持續了5個月之久。之後，許多紡紗廠沒能重新開業，而那些重新開業的在不久以後又被太蕭條拖得停滯不前。到了1940年，紡織行業的工人隊伍減少到只有區區9千人。

值得一提的是，工廠的業主對日趨衰敗的行業評價十分冷酷。到了20年代末，儘管他們依舊贏利豐厚，但他們是用陳舊不堪的機器來運轉著他們的工廠，同時，紅利也保持相當高的水平——基本上達到10％。業主們把資 ① 格林，一個船業的女繼承人，據說在冬天把自己裹在報紙裡取暖。她死於1916 年。作為世界上最富盛名 也是最富有的女人，她留下了10 億美元的財富。 金抽到了南方的紡紗廠裡，抽到了股票市場上，也抽到了他們的遊艇耗費上。 不論金錢流到哪裡，業主們都牢牢銘記著捕鯨者的訓誡，一旦這個工業走向滅亡，他們就不會再重新投資到紡紗廠中去。這裡只有一個例外：那就是哈撒韋製造公司。 哈撒韋是由西伯格。斯坦頓經營的。他是一個豪情滿懷，令人尊敬的新英格蘭人。他的祖父是一艘捕鯨船的船長，父親曾任哈撒韋的總裁。年輕的西伯格出生在內布拉斯加，1915年畢業於哈佛大學，在法國打過仗，就地提拔為陸軍中尉。戰後他又回來作為哈撒韋的合法繼承人，在紡紗廠裡做學徒工。要不是他遇到了沃倫。巴菲特，他也許會在那里呆上半個世紀。

斯坦頓身高6.2英尺，身材瘦長。他顯得不苟言笑而且十分冷漠，目光犀利如劍。決定他命運的時刻是在1934年大蕭條的頂峰時期。一個個的紡紗廠倒閉了，或是遷往了南方，但是斯坦頓，像他祖先一樣的一位航海者，經過深思熟慮後決心要安全地闖過這場風暴。他構想出一個計劃來使工廠實現現代化。在後來的15年裡，他總共把1000萬的公司基金投回到了紡紗廠中。 懷著美國人忠實的信條，西伯格和他的弟弟奧蒂斯走進了典當舖，買進了哈撒韋的股票。他們帶著一種高尚的念頭，認為如果股東的錢面臨風險，那麼他們自己的錢也應該在同一條船上。有西伯格做舵手，考夫大街上這座紅磚蓋成的紡紗廠勇敢地經受住了浪潮的衝擊。 接下來的年份可謂喜憂參半，哈撒韋建立了合成纖維廠的分支，而且在人造絲的製造商中也居於領先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戰對降落傘纖維的需求無異於一針興奮劑。戰後哈撒韋繼續開發人造絲，終於成為全國，也許是全世①界最大的男士服裝襯衫製造商.可是麻煩在於產品非常易於仿製。它逐漸遭到了來自南方廠家乃至遠東廠家的強烈衝擊。後來，在1954年，一場颶風吞噬了整個工廠，使它蒙受了嚴重的損失。斯坦頓接到一份利潤誘人的邀請，要求他去南方重新選擇，但這位老船長決不投降。他不願意離開新英格蘭，於是他決定把哈撒韋和一個同樣弱不堪擊的北方製造商伯克希爾。費恩紡絲協會兼併在一起。

伯克希爾的血緣可以追溯到塞繆爾。斯萊特。他在1790年建立了全國第一家紡紗廠。奧利費。察思，一位曾經為斯萊特工作過的木匠也緊跟著於1806年在羅得島建立了自己的紡紗廠，隨著察思家族的延續，企業一直興盛不衰。 一個半世紀之後，察思家族依舊控制著伯克希爾，而伯克希爾已經變成了一個專門為床單、襯衫、手絹，細平布和襯裙生產主要纖維的多個工廠的集合體。 和哈撒韋一樣，伯克希爾在二戰期間及後期的很短一段時間內贏利都非常可觀，後來它也同樣經歷了一段艱苦的日子。但是，馬爾科姆。察思總裁採取了與斯坦頓截然不同的策略。哈撒韋經過現代化改造之後建立了時裝、成衣襯里以及窗簾等幾個分支；而以節儉為本的伯克希爾，仍舊使用古老的機器來加工棉花。察思——也是一位白髮蒼蒼、瘦瘦的新英格蘭人，自從1930年以後就從事商業——覺得這個工業在新英格蘭沒有任何前途，而自己沒有任何潛能。他的侄子尼古拉斯。布雷迪——後來成為了財政部長——於1954年在哈佛商學院以評估伯克希爾為他的畢業論文。他得出的結論讓人十分憂慮，於是他立即把它的股票脫手了。

① 哈撒韋同哈撒韋襯衫無關。 兩個公司在1955年兼併成為了伯克希爾。哈撒韋。新的公司非常龐大，有14個工廠、12000多名工人，年銷售量達11200萬，有些人認為哈撒韋的現代化管理與伯克希爾的現金留存結合在一起將會成為一個強有力的整體。 公司總部遷到了新貝德福德，由斯坦頓擔任總裁，察思則任主席。 斯坦頓對伯克希爾進行了一番觀察。當看到了成千上萬的織布機與房頂的滑車相連運作時，他下定決心進行現代化改造。他投入了新的紗綻，重置了紡機，提高了紡機的速度，還把所有最好的工廠合併到了一起。 西伯格。斯坦頓有一種特定的高貴感，在他看來，他是塞繆爾。斯萊特的延續。斯萊特是一個“極富想像力的人，是他把湍急的河流，旋轉的飛輪，粗糙的紡機和紗線聯繫在一起，織出了一片王國。”他永遠都會以自己在大蕭條的一切經歷來指導自己前行。那段時期在他的記憶中是一個“人們依賴自己的資源和勇氣來生存的時代”。在他的管理下，伯克希爾。哈撒韋成為新英格蘭最大的一家——最後也變成了唯一的一家生存下來的——紡織品製造商。

要是從經濟角度來看，他倒還不如去捕鯨的好。據一位中尉說：“西伯格對於投資回報沒有任何一點點概念，他只關心一件事——那就是讓工廠持續經營下去。”他不停地註入資金，而過低的紡織品價格卻總是限制他的追加投資。 在管理過程中，斯坦頓變得愈發孤僻了。他嚴格要求經理人員穿多色菱形花紋短襪和白襯衫，秘書們必須戴手套穿長褲。他還對凡是在公共場合身著運動夾克的人員嚴厲地懲罰：他儼然是領地的主人，所有與他人交流的方式幾乎都要清一色地用書面報告形式。他工作在一種令人敬畏的疏遠的狀態之中，被大家背地裡稱為“象牙塔”。據馬爾科姆。察思說： 西伯格在二樓的頂樓房間裡有個辦公室，每個走進他辦公室的人都會路經他的秘書，秘書還有她自己的秘書。如果你被叫到他的辦公室裡去，你就得爬上長長的樓梯，在頂頭有一扇門，擺著一張長長的會議桌，而在桌子那端才是西伯格的辦公室。

中午的時候，他會從設備完善的象牙塔中走下來，鑽進一輛等候已久的凱迪拉克車中。車子載著他飛速駛過南區的工薪階層木結構的房屋，回到家裡吃午飯。儘管從他的樓梯上就可以眺望到紡紗廠的廠房，斯坦頓和工人之間幾乎沒有任何接觸。他每年在聖誕節的時候會見一次上夜班的工人。他臉色陰沉地從象牙塔里走下來和工人們握手——工人們精心地在手上塗抹油脂，期盼著老闆的輕輕一握。 西伯格和他的弟弟奧蒂斯性格不合。奧蒂斯對西伯格的重投資計劃頗有異議，同時他對西伯格不惜冒罷工的風險堅持削減工資的作法相當不滿。兩兄弟之間的派系鬥爭逐漸滲透了整個公司。 奧蒂斯的時間一部分花費在新貝德福德，另一部分則花費在位於紐約服裝大街的公司銷售辦公室中。他是一個性情外向，熱情奔放的人，對哈撒韋的人造絲纖維服裝襯裡的事業很有責任心。正是奧蒂斯把哈撒韋的合成纖維，其中包括它的襯裡材料，推銷給“加工者”，由他們印染和加工這些材料，並把它銷給服裝製造商。戰爭時期，其他供應商紛紛以紅包為主摻加少量的纖維材料，而奧蒂斯一直都奉行誠實無欺的原則。戰爭結束以後，供應變得充足了許多，那些喜歡他的客戶們紛紛下訂單來回報他。

但是，擅長於製造業的西伯格侵占了奧蒂斯的地盤。他建立起一個新的分部，使得纖維材料在廠內就可以完工，然後直接銷給製造商——這樣就省去了加工者的環節。這一舉動對於新貝德福德而言似乎是明智的，但是它忽略了貿易中一個重要的事實。紡織商業是由非猶太人控制的，而加工者都是猶太人，服裝製造者也同樣是猶太人。 “你要和他們做生意，就必須先和他們生活在一起，”斯坦利。魯賓，紐約伯克希爾的一位銷售副總裁解釋說：“這是西伯格犯下的最嚴重的錯誤，它便是後來最終結局的開端。” 漸漸地，伯克希爾已如同一座牆縫越來越深的房子。在西伯格極力渲染紡織工業光輝前景的時候，紐約負責推銷公司來加工纖維的人士——他們稱它為“灰色貨物”——紛紛竊笑。生意就在他們面前眼睜睜地衰敗下去。有一次，伯克希爾的一位推銷員和一個客戶呆在第五大街上時，推銷員想推銷手絹布料。客戶指著窗外一位走進勞德＆泰勒的女士說：“看見了嗎？所有的婦女都帶著手袋，每個手袋裡都有一滿盒的克里奈克斯面巾。這就是手絹行業的結束標誌。”

到1961年底時，伯克希爾只剩下7家工廠了。在前三年中，它把1100萬資金投回到企業之中。儘管紡紗廠增多了，生意卻沒什麼長進。它生產的“普通平紋”纖維無法在其他製造商的產品中脫穎而出，當競爭者充斥整個市場時，伯克希爾顯得孤立無助。於是在1962年，也就是它現代化改造完成的當年，它蒙受了220萬美元的驚人損失。 這時，西伯格和奧蒂斯之間的血緣宿仇終於激化了。這是因為西伯格打算把自己的職位傳給兒子。傑克。斯坦頓是一個高高瘦瘦，臉龐如石雕般堅毅的人，長得很像他的父親。但他朦朧的藍眼睛中流露出一絲憂鬱。傑克步西伯格之後塵進入了哈佛，也參加過世界大戰，還曾經在海軍扔出了不少好球，費城的運動學院曾邀請他來學校，但西伯格不准他去。西伯格這個極富責任心的兒子放棄了棒球，來到織布機面前工作，“和工人肩並著肩，渾身滿是油污”。 1962年，冷峻的傑克一躍升為主計長，年已70的西伯格打算再工作幾年以後就任命他為總裁。奧蒂斯和馬爾科姆。察思都覺得傑克資歷不夠，於是便開始秘密地物色另外的人選。 伯克希爾的股票在華爾街上受盡冷落。研究價值曲線的一位證券分析家理查德。蒂利曾在1955年推薦過伯克希爾的股票。那時的價格是1434 美元/ 股。接下來的幾年中，蒂利經歷了市場供過於求以及紡紗廠紛紛倒閉的局面。到了1963年年初時，股價跌到了8 13 ——比初始投資時大跌了45％。 但是這位紡織分析家胸中希望的火焰並沒有熄滅。 1963年3月，蒂利報告稱伯克希爾現在的形勢比相當長一段時期以來的形勢要有希望得多，6月時，他不留餘地地跳出來，預測將有適量的季度贏利，而到了9月份，他卻不得不吞下一枚苦果子： 正如以前所估計到的，伯克希爾現在有可能會分裂成收益欄目。因為大量棉花織物製造商都迅速轉產到混合纖維上來，這一趨勢導致市場價格暫時處於疲軟狀態。 由於“暫時”的疲軟，“目前”沒有任何利潤。這種境況延續了8年時間。 根據經濟理論來說，如果一家公司經營不善，遲早會有投資者認為自己 能把它的資產派上更大的用場，於是將它接管下來，這一切就在巴菲特與蒂利松同時注意到伯克希爾時發生了。那時正是50年代，巴菲特在格雷厄姆—紐曼公司工作。霍華德。紐曼曾去伯克希爾考察過，然後便決定要買下它。 而直到1962年為止，巴菲特都不過是一個目睹公司經營慘狀的旁觀者。此時股價已跌到了8美元/股，而伯克希爾的營運資金價值16.50美元/股，看上去是個相當不錯的機會，於是巴菲特通過合夥人企業買進了一些股票。但是，他還沒有產生要接管它的念頭。他操作它的方式與別的股票並沒有什麼差別，而且也假想自己會持有它好幾年。 然而，隨著他興趣的逐漸高漲，丹尼爾。考因，他的一位紐約的經紀商朋友，為他找來了一大堆股票。 1963年時，巴菲特合夥人企業已經成為了公司最大的股東。巴菲特暫時隱瞞起自己的股東身分，而由考因來充當自己的煙幕彈，在伯克希爾的董事會中爭到了一席之地。 後來，有消息傳出來說考因的客戶是巴菲特。伯克希爾的銷售總監斯坦利。魯賓認識巴菲特，於是打電話過去詢問巴菲特是否有意要買進更多的股票。 巴菲特含糊其詞地說：“有可能，也沒可能。”但仍然沒有任何人意識到巴菲特將會有什麼樣的動作。 不久以後，巴菲特參觀了這個紡紗廠。當他得知傑克。斯坦頓有自20年代以來的有關伯克希爾的財務狀況復印件之後，他興奮不已，趕忙又去複印了一份。之後他又要求看看廠房，傑克回憶說：“當時我很忙，因此就派肯。察思去陪他。” 於是，傑克便犯下了一生中的錯誤。奧蒂斯早就考慮把肯。察思（他與馬爾科姆沒有什麼聯繫）作為取代西伯格的人選了。但是，對此權位垂涎三尺的西伯格或是傑克都沒察覺到這一點。察思是一個平易近人的快滿50歲的化學工程師。他是本地人，總開著一輛雪弗萊車。他曾在一所叫做新貝德福德的紡織學校念過書，在1947年進入哈撒韋的合成纖維部門工作，之後通過奮鬥晉升到了生產副總裁的高位。 在兩天的時間裡，長著方方下巴的察思帶著巴菲特在紡紗廠四處轉轉，巴菲特覺得可見的一切都像是從塞繆爾。斯萊特的速寫本上搬下來的，厚厚的一捆捆的棉花原料消失在巨大的漏斗中，纖維被織成閃閃發光的透明網狀物，它們像繩子般的細絲在成千上萬台的紡架上被擰成沙線，好像士兵集結到一起。不論巴菲特有什麼感受，在這個不再被人稱頌的行業中，總有某種強制性的東西存在。它和新英格蘭的精神有相似之處。據察思說： 沃倫像瘋子一樣拼命地問問題。關於營銷方面的，關於機器的，關於我認為應該怎麼做，公司該怎麼發展；關於它的技術年限，我們目前銷售什麼樣的產品，以及我們銷售對像是誰等等……對每一件事情他都想刨根問底。 察思坦率地談到了公司存在的問題，巴菲特認為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人。 他並沒有多說什麼，但在行程結束時，他給察思留下了一個暗示：“肯，我會和你保持聯繫的。” 與此同時，斯坦頓終於意識到自己正身陷重圍之中。 1964年，伯克希爾一再要求購回股票——這樣可以增加斯坦頓所控制的股票比例。此時巴菲特正處在對是否賣出猶豫不決的時候，但他認為斯坦頓想在價格上耍花招。 “他們兩人在價格上有3/8美元的爭執”，否則巴菲特就會把股票出手了。據查理。英格回憶道：“伯克希爾能成為巴菲特的財產絕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作為一個公司機構，伯克希爾沒有任何值得推崇的地方，但巴菲特覺得自己和斯坦頓之間的賬目還沒結清，於是不想袖手旁觀。巴菲特加斯坦頓在一項認識上有很大的分歧，儘管巴菲特同往常一樣，讓別的人專門策劃，仍然覺得沒有讓他滿意。 丹。考因和斯坦頓在他的象牙塔里就此問題展開了一場唇槍舌戰。斯坦頓大喊道不需要任何人來告訴他應該怎麼做。當埃德蒙。里格比得知考因代表的是巴菲特時，這位執行副總裁衝了進來，提醒斯坦頓說：“你不應該對我們的主要股東用這樣的口吻來說話！” 後來事情發展到了高潮。那位曾帶著巴菲特參觀廠房的言辭坦率的主管人對伯克希爾的前途憂心忡忡。於是他和南卡羅來納的一位競爭者進行了一次談話。 1965年初，斯坦利。魯賓給察思打過一次電話，要求他保持固定不動。察思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魯賓神秘兮兮地說儘管相信他的話就是了。 大約一個月以後，魯賓又打了個電話過來。 “你還記得那個沃倫。巴菲特嗎？他想控制伯克希爾。哈撒韋。他已經以斯特里特經紀所的名義持有了股票。”魯賓說巴菲特有事要和察思談談，希望察思能到紐約的廣場飯店和他見面。 這是一個春光明媚的日子，巴菲特和察思一同走進前面的一家小公司，巴菲特買了一些冰淇淋和奶油棒。 巴菲特單刀直入地問道：“我想讓你當伯克希爾。哈撒韋的總裁，你意下如何？” 察思當時已經有48歲了，而這個許諾啟動他事業的人卻只有34歲。 察思還沒來得及答應下來，巴菲特就補充說道他已經掌握了足夠的股票，可以在下次董事會上辦妥這件事情。他讓察思暫時先保持沉默，關於伯克希爾的未來，他說：“想想你都需要些什麼，它就是你的孩子了。”巴菲特和他的談話前後不到10分鐘就結束了，而察思卻一直沒回過神來。 他並不知道巴菲特已經找過了董事長馬爾科姆。察思了，並且提出要他入選。馬爾科姆提到自己與公司多年以來的感情，並拒絕了巴菲特。但是馬爾科姆家已經有一些人同意出售公司了。 巴菲特還有一道難關需要克服。奧蒂斯。斯坦頓肯賣出他的股票嗎？也就是說會損害他哥哥的利益嗎？斯坦利。魯賓在新貝德福德的沃姆休拉俱樂部安排和巴菲特、奧蒂斯共進了一次午餐，奧蒂斯答應出售股票，條件是巴菲特答應以同等條件把西伯格全部買下來。這可是關鍵性的突破。儘管傑克還在為代表權之爭厲兵秣馬，但西伯格對此已經沒什麼興趣了。在擁有了斯坦利兄弟的股票以後，巴菲特合夥人企業便擁有了49％的份額，平均成本是15美元/股。 傑克。斯坦頓，曾經記得不願意帶巴菲特去參觀工廠，現在終於意識到了——同時也太晚了——他必須見巴菲特一面。於是傑克和他當時的妻子凱蒂趕到了紐約，在廣場飯店和沃倫及蘇茜共進早餐。但是傑克當時非常膽怯，都忘了要說什麼。據一名叫拉爾夫。里格比的織物推銷員說，凱蒂比傑克懇求得還要厲害許多。後來，巴菲特開玩笑說：“如果我要雇人，首先就僱凱蒂。” 也許巴菲特想換一個話題，於是他對傑克講述起自己的事業，敘述自己作為一個投資者的成長歷程。傑克問他：“你是如何成功的呢？”巴菲特說他每年都要讀“成千上萬”份財務報表。 在5月份的董事會會議後不久，巴菲特就秘密地命名了一位董事。在正式接管那天清早，巴菲特飛到新貝德福德去了。他理著一個小平頭，衣服扣得緊緊的，盡是皺褶，還被一個公文包和巨大的旅行袋向下墜著，活像一個邋遢卻熱情奔放的外出出差的推銷員。 巴菲特向位於考夫大街的辦公室走去，西伯格最後一次從象牙塔中走了出來。召集所有的會議人員作好準備後，西伯格仔細地把議程安排讀了一遍，沒有作出任何表示。然後，西伯格。斯坦頓在上面籤上名字，就好像吞下了一杯毒藥，兩人一言不發，滿腹憤懣地衝出了鑲木地板的優雅的會議室。肯。察思被選為總裁，巴菲特任執行委員會主席。奧蒂斯，在給他哥哥的最後一擊中，把票投向了多數派，而且在董事會中保全了一個席位，儘管馬爾科姆的頭銜還是董事長，但現在真正管伯克希爾的是巴菲特。股票當天——1965年5月10日——便漲到18美元/股收盤。 巴菲特的良好形象幾乎被嚴重破壞，當一個信息員遞進一份下午的標準時報的複印件，顯示了首版上的震驚的消息。西伯格把這件事披露了出去，對因“某種外部利益”而導致的兄弟失和及自己被迫離開痛斥了一番。由於巴菲特擔心公眾把自己看作一個借標者的角色——這是一個源於登普斯特爾製造廠的令人憎惡的詞語，他顯得十分惱火。但是他在公開場合撰文讚頌斯坦頓兄弟的轉變，並且也使他的計劃實施得緩和點。在第二天的版面上，巴菲特承諾他“將像以前一樣，把與原來相同的廠家生產的同樣的產品銷售給同樣的顧客”。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伯克希爾曾經關閉了除兩個紡紗廠以外的全部廠家，共計累積淨損失超過1010萬元，它的資產減少了一半，而且只剩下2300名工人，1955年的兼併企業中每5個工人如今只剩下了1人。但他目前的財富卻似乎有所好轉，市場對合成纖維的需求十分旺盛，公司終於可以扭虧為盈。人們本來希望知道蒂利松將為巴菲特的到來做些什麼工作，但這位忠實的分析家卻同西伯格。斯坦頓站在了相同的立場上，“價值線”關於伯克希爾的5月份報表是由另一個新的分析家簽署的，他發現“新的控股人”的計劃並不為人所知。 董事會會議之後，巴菲特和察思漫步走過這座歷史悠久的紡紗廠，然後坐下來談話。察思早已準備好要聽取這位新業主對工廠的計劃，但是巴菲特卻說任何有關於紗線和織布機的事情都由察思來處理，而他自己只看管資金。 此後，巴菲特坦誠地大概說明了一下他們各自可以期望得到些什麼。而第一點很令人沮喪：巴菲特不允許察思或其他任何人染指股票期權。 巴菲特對期權的反對是由於大多數的執行總裁都熱衷於它。期權的確能帶來潛在的——有時是巨大的——投資回報；但是它分散了購買期權者的風險，於是執行者便有更大的自由度來駕馭股東的資金。 更細微地來說，巴菲特所希望的是那些個人利益與股東利益相一致的管理人員。一個擁有期權的管理者，如同和股份隔離開來，他不含有任何損失，因此也就更有可能挪用股東的資金來進行賭博。 但是，巴菲特答應簽署一筆貸款讓察思借18000美元買進1千股票。而 對於工資不到3萬美金，並且常常是連根鞋帶都不願去借的察思來說，這委實是一筆大數目。但巴菲特不愧為一名優秀的推銷商，尤其在推銷自己時顯得更為出色。和那些早期的合夥人企業投資者一樣，察思的感覺是，只要有巴菲特來主管，好運氣就會來臨。於是，察思接受了這項建議。 巴菲特向察思講解了一些有關投資回報的基本理論。他對察思到底能生產出多少紗線乃至賣出多少紗線都不是特別在意；對於孤零的一個數字所表示的全部利潤額也不感興趣，他所關心的是利潤與資本投資額的百分比值，這才是評價察思業績的尺度。 和大多數管理者一樣，察思並不認為企業成長是一件絕對的好事，這個觀點對於他來說還太新鮮。但他領悟到這正是巴菲特所奉行的信條的關鍵之處，於是巴菲特就用察思易於理解的方式來說明這個觀點：“我寧願要一個贏利率為15％的1千萬元規模的企業，而不願要一個贏利5％的10億規模的企業。”巴菲特說，“我完全可以把這些錢投到別的地方去。”當天晚上，他就飛回奧馬哈去了。 巴菲特對於可以投資的“別的地方”非常看重。他依靠察思來保證存貨和盡可能地壓低費用。正如察思所說：“巴菲特關心的一件事就是更快地周轉現金。” 巴菲特一直恪守諾言，放手給察思以自治權，他告訴察思不必為每季度的項目和其他一些浪費時間的瑣事所煩擾。他只需要察思給他送來每月的財務報表，並提醒自己注意一下任何令人不快的事件。 事實上，巴菲特建立了這樣一種人際關係，通過最少地和人接觸來得到最多的效用。要找到他很方便，但這也有不良影響的一面：它使得察思不到萬不得已絕不給他打電話；而當察思一旦真的打電話來時，巴菲特又從來不在電話上多逗留一分鐘。 “只要我給出結果和年度的估計，他就會永遠記住他們。”察思說道。 有一次，巴菲特指出察思對前一個電話裡提過的某個數字做了改動——察思還為此爭辯了幾句。但當他仔細檢查記錄之後，察思發現巴菲特是對的。 自那以後，察思在打電話前總是事先仔細檢查一遍數據。 察思的自由度是有限制的，只有巴菲特才能配置資金，並且由於西伯格從前註入到紡織品上的大部分資金早已化為烏有，於是巴菲特不再情願追加投資。 但察思還是做了一些嘗試，他曾提過一項投資建議，給出了仔細的調研及體面的項目設置為背景支持。而巴菲特的回答是：“肯，你是沒法超過歷史平均水平的。” J.維恩。麥肯奇是伯克希爾的財務主管，曾經在為巴菲特合夥人企業作外部審計人員時結識了巴菲特。他說道：“肯，你要記住：在衡量一個5千美元的投資和一個500萬美元的投資時，沃倫用的是同一個標準。” 在巴菲特/察思體制管理下的頭兩年裡，紡織品的市場十分繁榮，贏利也相當豐厚。但是，他們沒有再返回投資到紡織業去。察思按巴菲特的要求對存貨和固定資產進行了清理，邁出了背離象牙塔的象徵性步伐。公司的現金狀況也好轉了。巴菲特在1967年只付了0.1美元的微薄紅利，但他很快又想①起這筆錢可以有更好的用處.從此以後，巴菲特便緊握資金不放手，正如他 ① 在宣告發放股息之後，巴菲特說：“當時我一定呆在浴室裡。”後來，他再也沒有付過股息。 自己所說過的那樣。 對於伯克希爾的股東們來說——他們大多數都生活在新英格蘭——沒有任何跡象表明這些重大的決策都是在奧馬哈做出的。公司總部仍在新貝德福德，年度報表也是由肯和馬爾科姆簽發的，但是任何細心的讀報表者都可能懷疑在舵柄之後有一雙手正在操縱著它。 公司一直尋找在紡織行業中的合適定位，但可以想像的是一直沒成功。 這些話寫了沒多長時間，巴菲特被驚動了。一段時間以來，他一直在研究，像奧馬哈的保險公司：國家賠償公司，它的主要擁有者是傑克。林沃爾特，也就是曾經拒絕巴菲特的要求而沒有向合夥人企業投入5萬元的那個人。從那時起，林沃爾特就已經聽說了巴菲特的業績，而巴菲特也對他十分了解。 林沃爾特是一個滿腦袋捉弄人的鬼聰明的大學退學生。他靠在大蕭條時期為出租車提供保險發家，他的結論是：要想掙錢就得為那些別的承保人都不敢涉足的風險提供服務。 這一點對於我而言尤其重要，因為我的競爭者有比我更多的朋友，更高的學歷，更大的 ①決心，也比我更有人性一些. 他是靠經營高風險的汽車保險來獲利的，但林沃爾特願意為任何別人不承保的風險提供保險——不論是鋼錠缺陷，還是馴獅員，只要是你能叫得上名字的。因為這類保險的效益通常會更高一些。他還因為在全國各城市廣播台承辦尋寶節目而名聲大噪。比如：某個廣播台播出一系列線索，暗示說某地有一張10萬美元的銀行匯票。如果這張匯票被找到了，林沃爾特就會將它兌現，而這通常是不可能的，因為林沃爾特把它藏了起來，往往是被放在唇膏筒裡埋在地底下。他提供的線索都很晦澀，比如這樣的語句，“蒲公英不是玫瑰花，在你經過喬的家時你便來到一個街區中。”等等。他只在舊金山曾經兌現過一次。 林沃爾特是這樣簡明地陳述自己的哲學的：“世界上並沒有一種叫做糟糕的風險的東西，而只有糟糕的比率。”這可謂一句價值千金、寓意深刻的話語。從巴菲特在跑馬場上懂得了這一道理時起，他便明白林沃爾特和自己是同一類人。他們各自都樂於承擔風險，但都只在成功可能垂青於他們時才這樣去做。在巴菲特認識的一群人之中，林沃爾特是最吝嗇的一個。他甚至在去市中心吃午飯的時候都把外衣脫在辦公室里以省去一筆存衣費。 1967年時，巴菲特問林沃爾特是否可以在凱威特廣場暫留一下，兩人討論一件事情。巴菲特說只需佔用他15分鐘的時間。那時，巴菲特已經從一位名叫查爾斯。海德的奧馬哈經紀人那裡知道，要想說服林沃爾特放棄國家保險公司絕非一件易事。 “你為何從未想過要賣掉你的公司？”巴菲特問道。 “也許只有惡棍和破產的人才會想要它。” “還有其他原因嗎？” ① 林沃爾特的回憶錄《國家賠償公司及創始人軼事》。 “我不想讓別的股東得到的每股收益比自己低。” “別的呢？” “我也不願讓我的僱員丟掉飯碗。” “別的呢？” “我想讓它在奧馬哈持續經營下去。” “別的呢？” “理由還不夠多嗎？” “你的股票價值多少？”巴菲特切入正題問道。 “市場價每股33美元，但股票本身每股值50美元。” “我要買下它。”巴菲特說道。 成交價格總共是860萬美元，可是令人費解的是為什麼一個新貝德福德的紡織工廠想要併購奧馬哈的一家保險公司。但巴菲特認為沒有必要把伯克希爾看作一個紡織品公司，而是看作一個其資本應被用到賺頭最大的地方去的公司。 雖然紡織品行業需要廠房和設備投資，故而很消耗現金；但是保險業卻是能產生現金的，收益可以馬上得到，而債務可以到以後再償付。在兩者之間的時間內，一個保險公司就可以投資於基金，這在貿易中叫做籌款。 傳統上來說，承保人都相當保守地經營自己的籌款，在手中持有遠遠多於需求的資金，但自從巴菲特早期在嘗試以來就一直在認真地考慮保險這項業務。他認為保險業的籌款可以像火箭燃料一樣威力巨大。籌款不過是資金，而保險公司實際上是一個可用於投資的現金通道。 巴菲特的這種觀點很快就流行起來了，但在當時，保險業還是一潭死水。 許多保險公司甚至懶得公佈他們的贏利情況，同時幾乎也沒有什麼人有興趣看這些東西，交易商查爾斯。海德說：“巴菲特比全國任何一個人都更早地領悟了籌款的本質。” 一旦巴菲特吞併了國家賠償公司，伯克希爾就有了資金來源。在接下來的幾年裡，伯克希爾又併購了奧馬哈太陽報公司——奧馬哈的一個週報公司群體，以及規模更大的位於羅克福德的伊利諾斯國民銀行和信託公司。羅克福德銀行的經營者是尤金。阿貝格。他從1931年開始接手管理，當時的羅克福德一文不值，而且鎮裡的其他銀行也處於經營不善的境地；他本人也是一個奮鬥不息，牢記大蕭條教訓的巴菲特式的人物，彷彿是巴菲特從中央鑄件中造出來的。從30年代起步開始，阿貝格打下了價值10億美元的存款基礎，並使資產收益率（銀行業的主要評價指標）接近大的商業銀行的最高值。 許多類似於阿伯格的年齡偏大的企業家都想在自己賣空以後就退休，而新的業主們一邊稱頌他們的業績，一邊巴不得將他們掃地出門。巴菲特卻不同，無論經營銀行，清算所還是零售連鎖店，都是他領域之外的，他本人也井沒有去嘗試的慾望。事實上他認為，如果自己不喜歡這個企業的經營方式，那又何必要買下它呢？ 他在物色這樣一類人：他們靠奮鬥起家，並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有趣的是這些人都很忠實於他。阿貝格在賣企業給巴菲特時已有71歲了，他們繼續在巴菲特的所有權下管理著企業——這就和傑克。林沃爾特經營的國家賠償公司，本。羅斯納經營多元化公司一樣（阿貝格將主持經營這家銀行直至80高齡為止）。 其實，這群數百萬富翁中沒有任何人需要去工作，但巴菲特懂得：無論 大多數的人怎麼說，他們對滿足感的渴求與他們對金錢的渴求是一樣強烈的。巴菲特讓他們感到他依靠了他們，而他也通過對他們的工作表示尊敬及對他們表示信任來突出這一思想。 一次，希爾斯的一位紡織品買主怒氣沖天地打電話給巴菲特，想把肯。察思彈劾下來。他提醒巴菲特說他們都認識同一位朋友，以此要求巴菲特按自己的理由撤掉這位經銷商，巴菲特對這過時的套話顯得極為不屑，認為這完全是感情用事，沒有任何道理可言。他直率地告訴這位來自希爾斯的人士說這件事的決策取決於察思。自然，這種忠誠的表示只會更加增強察思對巴菲特的忠心。 當巴菲特把伯克希爾的資本投入到保險業、銀行業以及出版業時，他還在從紡織業中抽取資金。 1968年——在他許諾出售同樣廠家生產的相同產品之後3年——他關閉了羅得島上一些相對小規模的紡紗廠。它和綿織品業不可避免地拴在了一起，並且由於精美品等襯裙以及服裝加硬材料市場的逐漸縮小而日趨沒落。輝煌一度的棉花王國祇剩下了一所紡紗廠——也就是在新貝德福德的那一家。連考夫大街上的廠房也都停工了。霍雷肖。哈撒韋創辦起來的企業只剩下了紗線襯里和合成纖維窗簾的生產。 巴菲特親自過問每一筆資金，甚至於辦公室削筆刀的費用，伯克希爾的“財務委員會”會議記錄——此次會議是某個夏季通過新貝德福德和巴菲特在加州度假常住的地方之間的電話召集起來的——說明任何費用都難以逃脫巴菲特的目光。 同意，確認購買一台二手的整經機和經軸架，成本估價為11110元。 同意，確認購買50台二手的64英寸XD織布機，估計成本為71160元（包括包裝費在內）。 同意，確認修理辦公大樓樓頂，估計成本9340元，修理裝貨車間地板，估計成本9940元。 在寫給察思的信中，關於不確定風險，巴菲特專門提醒他，“除了現金以外什麼都不要相信”。 讓我們更嚴格地審查我們的客戶，保證他們不存在財政困難。如果有人拖欠付款，那就只有當他們償還過去所有的欠款，並且連支票也結清以後，才能給他們更多的貨物。 巴菲特不對任何人例外，即使是一位非常“特殊”的顧客。 70年代初，蘇茜曾到伯克希爾在紐約的辦公室去買一些呢絨。推銷員拉爾夫。里格比說：“我們盡量以最昂貴的價格把呢絨賣給她。這是一件好事。後來巴菲特打電話來詢問我們收了她多少錢。” 隨著1970年巴菲特合夥人企業的解體，巴菲特個人擁有29％的伯克希爾股票。他任命自己為主席，並且首次在伯克希爾的年度報告裡擬就了一封寫給股東們的信。 在信中，巴菲特所用的尺度與他私下里對肯。察思的尺度是完全一樣的：即權益資本收益——也就是投資的每一元錢賺到的利潤百分比。在這些事上，巴菲特都保持高度的一致性。他絕不會對凱威特廣場用一個尺度，而對新貝德福德用另一個尺度，再對公眾用其他別的尺度。 另外，在評價投資時，巴菲特也從不放寬自己的標準。許多投資組合經理都說：“它看起來不夠走紅，因此我們只投資一點點吧。”巴菲特絕不會 做出這種讓步，反而會老實地坦白自己是如何殘忍地壓下一種頗有希望的股票。他在奧馬哈數據文獻公司的馬斯科蒂。霍德，在巴菲特重新整頓伯克希爾的時期就發現了這一點。當時霍德獲得了一筆意外之財，於是希望能擁有一家自己的公司。巴菲特便答應在他獨立行動前為他測評一下將來。霍德描述說： 我為他買了4～5家公司，每次我都要到他家裡去。這些公司中有一家製造了一種新產品，一種供醫院、飯店使用的薄紙容器。他們希望我能投入6萬美元。巴菲特說：“你覺得這件事成敗的可能性有多大？”我說：“相當不錯。”他說：“這樣就不錯了嗎？ 為什麼你不背著一個每開啟二次可能打開一次的降落傘從飛機上往下跳呢？ “我為他買了另外一家——米比麗製造公司。它生產的汽車喇叭很有創意。我問：”你覺得它投資於我的量夠了嗎？ “他說”不夠“。我又問：”那你的投資足夠了嗎？ “他說”也不夠“。 他毫不猶豫地就說出口來，讓人聽起來覺得很新鮮，他沒有任何一句解釋的話語。 巴菲特愈發覺得紡織業和臆想中的降落傘下降屬於同一類事物，不論製造商們投入多少，他們都無法抬高價格。因為這種產品是一種日常品，而且總是處於供過於求的境況中，所以，他們再也不願意追加投資了。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1970年來自於紡織業的利潤只有45000元，但是，它從保險業賺了210萬，從銀行業賺了260萬。而這兩個行業在年初的時候，動用的資金量和紡織品業是大體相等的。 在他的年度報告中，巴菲特對肯。察思的工作態度和表現表示了敬意，但他也提出紡織業“正逆著一股強大的潮流而上”。他直截了當地指出的回報率是10％，達到了美國公司的平均水準，而且“它遠遠超出了假如把資源全部投入到紡織行業中去可以得到的回報率……” 當然，關於巴菲特作為一個外人，是否會關閉紡織廠這個問題從最開始起就一直縈繞在馬爾科姆。察思心頭。他聲稱自己從第一天起就知道巴菲特“沒有任何意向想要投入資金為紡織業添磚加瓦”。傑克。斯坦頓，一直從旁觀者的角度冷眼靜觀，他得出結論說巴菲特不過是個清算者而已。 但是巴菲特卻始終在進行適量的再投資。他不想被世人認為是他關閉了新貝德福德的最後一家紡織廠。在給合夥人的最後一封信中，他寫道： 我喜歡在紡織業工作的人們，他們在如此惡劣的條件下為了改善企業辛勞地工作；而且，儘管回報率不高，只要它的產量保持在當前水平，我們就希望把紡織業繼續經營下去。 他覺得自己欠肯。察思的情，是他給巴菲特提供了多元化經營的現金，而在他身上，巴菲特看到了自己最為讚賞的品質：坦誠、自立。有一次，肯。察思自我批評時，巴菲特瞥了他一眼，說道：“肯，你從一無所有終於奮鬥到了現在的地位。” 他給察思的報酬相當吝嗇，結果察思得到的比其他紡織廠的競爭者要少得多。 1970年的時候，察思身居此位已經5年了，他的工資還只有每年42000美元。同時，巴菲特和其他紡織公司一樣對養老金計劃相當摳門兒。 “沃倫對於管理層犧牲股東利益為代價來牟取利益的行為非常反感。”察思說道。 但是在巴菲特的領導下，察思對自己擁有的自治權相當滿意。因此他對巴菲特也是忠心耿耿，這也說明了巴菲特給人們的究竟是怎樣的一種影響。 儘管他緊緊抓住錢袋不鬆手，但作為一個操作者，他是不尋常的。 察思曾擔心巴菲特會令其停業，但他後來覺察到這位上司並不想因為關閉紡紗廠而引發一場騷亂。他知道巴菲特不喜歡變化。 “沃倫傾向於繼續經營下去。”察思說，“他還是留下了他的老朋友。” 要是根據巴菲特的資本家的信條，他也許應該關閉紡紗廠，但是他從內心感到自己對這古老的工廠懷有一種深深的喜愛，它的過去似乎比它的未來更有生機。他寧願忍受一個中等水平的回報率，只要紡紗廠的現金不會枯竭而迫使他追加更多的資本。哈撒韋紡紗廠從精神上，而不是財務上，象徵著一種一直被巴菲特奉為神聖的新英格蘭的工作倫理學。於是巴菲特在他的良心，滿足感以及金錢之間達成了浮士德似的協議。紡織業也許會衰敗下去，但考夫街上的織布機還會嗡嗡地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