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6買空賣空

我在目前的條件下邁出了自己的步伐。 沃倫。巴菲特，給合夥人的信，1967年10月格雷厄姆這輩人退休了，隨之帶走了對大蕭條時期殘酷的記憶。華爾街覺察到年輕一代人的崛起，他們中的許多人在1929年時尚未出世，同時也對上一輩人無窮無盡的回憶十分厭倦了。更重要的是，他們對大崩潰之前的狂亂歲月沒有任何記憶。對他們而言，投機是無可厚非的。 60年代牛氣沖天的股市對於他們就像初戀一樣充滿新鮮感，甚至連他們交易的股票都是新的——電子發行，龐大的集團，小的成長股票。所有這些都要求一種忠誠，似乎此時，只要忠誠就足夠了，股票在紛紛上漲。 當巴菲特的基金規模還很小時，這些對他絲毫沒有什麼干擾，但當他的資本擴大後，巴菲特卻逐漸不安起來。擁有更多的現金可進行投資而可做的交易越來越少這兩方面的矛盾使他陷入了困境。他對自己必須在壓力下想出新點子以至於逐漸把弦繃得太緊的局面牢騷滿腹。的確，他在60年代晚期寫的信讀起來就是一部歲月顛倒的編年史。在華爾街變得更加興高采烈時，巴菲特卻更加狐疑了。

在1966年初，他邁出了決定命運的一步，關閉合夥人的企業，並將它變①成了新的賬戶： 只有唯一的方法能使這一舉措發揮效用，那就是在全國范圍內使用它。並且我也提醒蘇茜，如果我們有了更多的孩子，那還得靠她為他們找到一些其他的合夥人。 在巴菲特關閉他的閥門的同時，華爾街卻開始洪水氾濫，越南戰爭推動股市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當年青人都在街道上列隊行進時，他們的父母，則看到了戰爭帶來的擴張的影響，紛紛在證交所排起了長隊。共同基金如雨後春筍般建立起來，而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首次突破了1000點大關。它曾在另外三次又達到了心理大關，但每次都在這個充滿魔力的數字下收盤了。 然而，到了1966年春天，市場跌入了令人目眩的深淵之中（新投入的資金都陷入恐慌之中），於是投資者們逐漸把注意力放在短期投資上。

巴菲特的某些合夥人打電話給他，提醒他市場走勢還會更高。對於這些電話，巴菲特都一一駁回了，他提出了兩個問題：①如果他們在2月份就知道5月份道。瓊斯指數將達到865點，那為什麼他們當時不讓我進入市場呢？ ②如果他們不知道2月份以後的3個月中將會發生什麼事情，那他們怎麼會知道5月份的情形呢？ 毫無疑問，合夥人的這類建議只有到未來十分清楚的時候才有說服力。 由於某種原因，市場的評論家們往往有一個特殊的盲點，他們習慣性地假設一旦當前時刻的“不確定性”被指示出來了，他們就會對直到判定為止的未來一段時期有一種清晰的觀點。而事實上，就算他們無法預測目前的不確定 ① 巴菲特也受到聯邦證券法的製約，它規定合夥人企業只能有99 個合夥人。據他的律師丹。莫納說，投資

於他的人的個數遠遠超過了99 個人，但並沒有超過99 個“合夥人上限”——他的解決辦法是把一大堆投資者算成一個個的小實體。 “這是符合法律的條文規定的”，莫納說，“我不知道這個條文的真實意義。” 性，也絲毫不影響他們得出這樣的結論，即未來前景不會有新的烏雲籠罩。 讓我再重申一遍：對我而言未來永遠是不明白的。 （如果你覺得後幾個月局勢很明顯，給我們來個電話——或者，就此事而言，未來的幾小時也同樣如此。） 巴菲特盡量避免對股市進行預測，同時也絕不按人們的觀點來買入或賣出股票。他更願意嘗試著去分析單個公司的長期商業前景，這得歸咎於他對邏輯推理所有的偏見。一個人可以“預言”股市的趨勢，就好像一個人能夠預測當一隻鳥飛離樹梢時它將從哪飛走一樣，但那是一種猜測而非一種分析。如果他以前“僅僅因為某個星象學家認為標價也許太低了”就賣出股票的話，他警告說，他們都會陷入困境的。

道。瓊斯指數的確開始走低了，並且只達到700點左右。但是更廣闊的市場卻掀起了泡沫。有兩次，正當巴菲特要著手買入他認為的熱點股票時，競爭者們一把將股票搶走了。 （與大多數職業人士一樣，巴菲特在市場上逐漸積累頭寸，以免在自己買入時引起價格的上升。）有一種股票的價格超出了他的限定範圍，而另一種股票則被他人接了。但這些並沒使他變得瘋狂。 在這種局勢下面，巴菲特恪守自己的秘密，有時達到了有些偏執的地步。 他的經紀人都明白，任何情況下都不要談起巴菲特選擇的股票，甚至連辦公室裡的人也一樣。據他的一位奧馬哈的橋牌密友凱。克特爾說，巴菲特甚至認為附近的黑石飯店通過望遠鏡放大技術對他位於凱威特廣場的辦公室施行了竊聽。克特爾補充說，巴菲特僱傭了一家安全公司前去檢查，但他們什麼都沒有發現。

真正的問題倒不是在於人們偷他的股票，而是由於他不能找到足夠的符合自己標準的股票。同時也因為格雷厄姆的信徒已非常之多，在計算機的協助下，他們正紛紛從樹上猛拽著累累碩果。 到了1967年初的時候，巴菲特覺得有必要提醒自己的合夥人，最近有些新的共同基金已經超過了他的業績。另外，他還警告說，儘管他不分晝夜地拼命維持著，他靈感的源泉已經變得只有“點點滴滴”了。他的語氣充滿了不祥的預兆，如果他靈感的湧泉“完全乾涸了，你們會收到我誠實而迅速的通知，這樣我們可以採取別的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巴菲特所做出的這些可怕的預言是與華爾街廳裡出現的令人眩暈的狂亂成正比的。對於很多資金持有人來說，這是爭先恐後的年月。

電子類股票刮起一陣狂風，每一股新發行的股票都被當作第二個西爾若克斯公司。難道是華爾街突然崛起了一位電子界的專家嗎？如果有誰問出這樣的問題，那就是他錯看了這個時代。華爾街就是迷信電子學。即使像《美國音樂指南》之流的癩蛤蟆，都因自詡為宇宙之聲電子公司而搖身變成了君王。 在對高技術蜂擁而上之後，緊接著，在巨大的企業集團推動下，比如國際電話電報公司，李騰工業集團（Litton Lrdustries），萊特維公司（Ling—Temco—Vought）等，掀起了一場兼併的浪潮。公眾們在那個充滿自信的年代裡對官僚主義毫不信任，而將競爭的秘訣傳授了這些龐大的組織（比如技術）。 於是，市場上突然闖入了“信件股票”，這是一種未經登記的股份，常常是由不確定性很多的公司發行的。因此，作價也很奇特。每一次時尚都有它潮起潮落的時候，當一種時尚消退時，新的潮流又取代了它的位置。於是

在60年代期間，華爾街進入了一段更為令人心酸的投機時代。 投機時代的雛形源於“業績基金”，它是傳統共同基金的翻版。這種新型的基金並不力圖在長期範圍內超過市場贏利水平，而是著眼於每一個連續的季度、月、周乃至每個小時內。業績基金通常是由那些一心想盡快賺錢的虯髯之徒來經營的。他們頻繁地從一種股票換到另一種股票，擁向大紅大紫的熱門股，就像一個演員奔向一戶又一戶人家想要將掌聲維持下去。簡單地說，他們的目標就是要抓住貨幣的擺動行情。拉爾德。查伊，曼哈頓基金的經理，就是這批人中的主要典型。據稱，一點點有關查伊牽涉到某種股票的風吹草動，都足以引發一場小小的驚慌。這是因為這幫人根本不想堅持霍華德。巴菲特式的獨立性。他不過是一個年紀輕輕，手頭空空的沒錢的當代人物罷了。

他是什麼樣的一種年輕人呢？他來自一個興旺的中等收入的家庭，而且畢業於一所出色的商學院；他不到30歲，或比這更年輕一些；他穿著粗條紋襯衫，繫著寬寬的飄動的領帶，渾身散發著一種自信，一種博學，幾乎接近於一種傲慢。他可以脫口而出一些最新的陳詞濫調，什麼“業績”、“概念”、“革新”還有“協同”之類的詞語，他談吐很急促，而做起事來卻相當勤奮。 投機在弗雷德。卡爾身上得到了集中體現，他引導著公眾，並成為了企業基金的領頭人。在1967年時，他所獲利潤達到了116％，遠遠超過了巴菲特任何一年的業績。卡爾投資於一些很小的，所謂的突然成長的公司以及成堆的未登記信件股票。他被新聞媒介尊奉為“冷酷而果斷”的典型。作為新崛起的一代人的典範人物，卡爾在他貝弗利希爾斯的浴室裡裝了一部電話，並且開著一輛“積架”去上班。他的辦公室是用歐普藝術裝飾起來的。他的策略非常簡單：“我們不會愛上任何東西，每天早晨起來，每樣東西都是要出售的——證券組合裡的每一張股票乃至於我的衣服和我的領帶。”

在名義上，買空賣空的實行者正越來越富裕。假若一般的股票都上漲了，為什麼不簡單地做一個買進？這個問題時時困擾著巴菲特。他在日記中記下了他做出的反應，既從自己利益的角度也從他的合夥人的角度。 “現在的'投資時尚'”，他寫道， 並不完全令我的智慧所滿足（或許這是我的偏見），而大多數無疑是不合我的胃口的。 我不會以這種途徑投入我的資金的，因此我也確信不會用你們的錢來做這件事。 據他的兒子波特說，巴菲特把自己和格倫。米勒的故事相比較，這是一首好萊塢的敘事詩，它描述了一個樂隊領隊想要找到他“自己”聲音的故事。 對於巴菲特來說，所謂正確的聲音並不僅是掙錢，而是一種單純的推理。在股票上擁有一份權利和下棋時精彩的一步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不論是格倫。米勒也好，或是博比。菲特爾也好，巴菲特只是不想走出自己的天地。

如果對於投資決策來說，某種我不了解的技術是至關重要的話，我們就不要進入這場交易之中。我對半導體和集成電路的了解程度，並不比我對某些動物的交配習慣的了解更多。 看起來似乎投機的成功越是眩目，巴菲特越是急切地想把它剎住。事實上，他在牆上很明了地貼滿了有關1929年危機的剪報以時時提醒自己。他沒有歐普藝術的裝飾，沒有任何在貝弗利希爾斯風糜的東西——只有大堆孤零的穆迪書籍整整齊齊地排列在暖氣片上，還有幾幅照片，他的辦公室很像是一個事業上比較成功的牙醫的辦公室。接待區掛著富蘭克林的箴言“傻瓜和他的金錢會被很快地揮霍”以及一幅1830年拍攝的華爾街的照片。這兒沒有任何像弗雷德。卡爾所做的那樣的活動，巴菲特甚至連股票行情牌都沒有一個。 （行情牌每分鐘報出一次股價，幾乎每個職業投資家都有一個或與之等同的計算機設備，並且成天地核對。） 巴菲特的投資組合似乎可以追溯到他開始乾新聞簡報的時候。在1966及1967年，合夥人企業花了約1500萬的價錢買下了一對零售店，霍赫希爾德及科恩公司，它是巴爾的摩的一家百貨商店；另一個是聯合棉花店，這是一家服裝連鎖店。在每一種情況下，巴菲特買的都不是流動的股份金額，而是整個企業。在基金管理者當中，這是聞所未聞的事。巴菲特常帶著長期持股的念頭來買股票，但他被霍赫希爾德店和聯合棉花店給鎖住了。他不可能拿起話筒，然後就像賣弗雷德。卡爾的領帶一樣將它賣掉。另外，認為城內零售業已經落伍的說法簡直是一種嚴重的價值低估。兩家工廠都很便宜，而且巴菲特認為作為一個經營者，他能獲得很多利潤。 他對零售業有一定的了解，但這僅是從金融財務的單一角度中看到的。 當他就聯合棉花店提出詢問時，他那種對商界的全面了解讓商店裡63歲的擁有者本傑明。羅斯納大吃一驚。但當羅斯納提出帶他看看商店時，巴菲特謝絕了，解釋說他對所看的東西是不會明白的。他只想讓羅斯納通過電話給他讀一下過去5年的資產負債表。第二天，巴菲特便回電報了一個價位。當羅斯納接受後，巴菲特便帶著查理。芒格來到紐約簽了這項生意。 聯合棉花商店可以說是破舊不堪。它的商店位於日趨破落的內城附近，羅斯納，它的建築師也正打算退休。巴菲特覺得再一次需要一個桑喬。潘薩式的人物。巴菲特嚴肅地問羅斯納是否可以繼續留任6個月來協助他採取行動。私下里，巴菲特對芒格說：“有一點我們不用擔心，那就是這傢伙是絕對不會罷手的。” 羅斯納是奧地利—匈牙利移民的後裔，他於1931年在芝加哥開辦了一家服裝店，他是一個靠自己努力出人頭地的典型人物，在一個年銷售額4400萬的企業佔有價值3200美元的份額。和其他自強不息的人一樣，他是工作的奴隸，又是僱員的獨裁者。他那緊緊抓住每一分錢的工作觀念使巴菲特回想起自己的祖父，從前那個巴菲特父子雜貨店的君王。羅斯納（巴菲特喜歡講述這件事）有一次曾數過一卷衛生紙上的張數，以免受騙上當——他絕對是巴菲特式的那種人。他極力吹捧羅斯納，儘管他找羅斯納要每月財務報表，他從來都不介入羅斯納的商店和事務之中。正如巴菲特曾預言的一樣，羅斯納很快發現自己實際上並不急著要退休，而且開始從這個日趨敗落的企業裡①榨出新利潤來.巴爾的摩的零售商霍赫希爾德就無法如此輕易地挽救，不僅是因為主要的商店早已破舊不堪（有一邊商店只能經過樓梯間才能走過去），它需要不 ① 羅斯納在職位上呆了20 年。在卸任時，他對巴菲特說：“我告訴你它為什麼會經營下來，那是因為你忘 了你買過這家企業，而我忘了我賣了它。 “ 時地追加資本來維持市場份額，而且巴爾的摩市中心也相當衰破。不管價錢是否便宜，巴菲特很快就意識到自己十分愚蠢。 另一個長期的“協議”，即紡織品製造廠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同樣也存在很多問題。成衣行業很不景氣。正如索爾。帕索曾經警告過的一樣。在1967年仲夏，巴菲特鄭重通知他的合夥人說，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伯克希爾的狀況能被改善。 與此同時，華爾街正洋溢著空前的喜悅。它不僅利潤可觀而且是——自60年代來首次——很有意思的是成交量高居不下。試想一下當50年代巴菲特剛起家時，紐約股票交易所的成交量是每天200萬股，到1967年，它達到了1000萬股。歡樂的精靈被霍夫曼捕獲在手心裡。他在那年夏天來參觀交易所，然後從走廊上扔下一把把美元，底層的職員們紛紛四處疾奔搶奪戰利品。 在西海岸，克萊利。貝爾的客戶們都站在行情機面前歡呼叫喊著“升、升、升”，道。瓊斯指數又回到了900點左右。 好像就在這時，國會又召集了意見聽取會，還能是別的什麼呢？在8月份，麻省理工學院（MIT）的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遜像十年前的本。格雷厄姆一樣出現在議會銀行委員會面前。這一次的主題是關於共同基金的氾濫成長的問題。薩繆爾遜提供證據說，有5萬個共同基金銷售人員——每7個投資者1個——正一遍遍地搜刮國家。大多數人顯然沒有任何能力，但還是依靠工業界氾濫的高工資。共同基金對投資者收取8.5％的先期銷售附加費用是一件很正常的事。這還不足以支付全年的管理費用，僅夠用來支付市場營銷費用，以及讓銷售人員能有皮鞋穿（相比之下，巴菲特只抽取了利潤的一個股份，但沒有預付的和非管理費用）。據薩繆爾遜說： 我付出的每一美元中只有91.5美分為我賺取贏利和資本增值，而有9.5％的數量以銷售費用的形式流失掉了。 共同基金的繁榮所帶來的副產品是官員階層投資者的崛起。破天荒第一次，職業投資家們——共同基金，養老金等等——比散戶在市場上發揮更大的影響力。巴菲特的看法是：職業投資者在投機性上與業餘人士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他看到，職業家們保持冷靜的頭腦而業餘選手成為衝動的犧牲品的事實恰好顛倒了過來。一位精明的觀察者註意到： 人們也許猜想具有一般私人投資者所沒有的判斷力和學識的專業投資人員之間的競爭，會糾正某些無知個人異想天開的念頭。然則，真正的情況是這些專業投資者和投機家的精力與技能都轉移到了別的方向。因為他們大多數人實際上更關心的不是對一項投資的可獲收益在其整個生命期中做出一個出色的長期預測，而是想趕在公眾前通過一種傳統的估價基礎來預測變動。他們所關心的並不是一項投資對於買下它來“保留”它的投資者有多少真正的價值，而是關心在眾多心理因素影響下，3個月或一年內市場會如何估價它。 實際上在1936年，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就曾經描述過這些情況。儘管凱恩斯理所當然可以被認為是一位宏觀經濟學家，但是巴菲特在閱讀他的著作中體會著他對市場也有相當深刻的洞察力。事實上，凱恩斯的職業歷程在某些方面上預示著巴菲特的職業歷程。早些時候，他在做貨幣、玉米、棉花和 橡膠投機時，損失了大筆的財力，後來，他反省了自己的錯誤，成為一位做長期的，有選擇性投資的倡導者。他冷靜地跟踪市場，每天早上花一小時來觀測市場，為自己和國王學院的賬戶編撰了一份明星檔案。他作為主席，在國家共同人生保險團體年會上的發言，因其對市場價格產生巨大的影響，而在30年代的倫敦廣受稱頌。 巴菲特認為，凱恩斯在“投機”時代能如此中肯地看待問題，在於他深深懂得公眾們會如何影響股市的價格。股市本身就是一個集群，是由在任何給定的時刻跟隨價格的人們組成的。這一堆不定形的人群，每天乃至每小時都在重新估計價值。然而一個給定的企業形象——比如沃爾特。迪斯尼——變化起來就要緩慢得多。公眾對所有MP的熱情不太可能從周二到週三就有很大的變化，有時甚至一二個月都沒什麼改變。因而迪斯尼股票上的大多數波動，來自於這個企業被公眾感受程度的改變，而不是來自於企業本身的改變。 這些職業投資者僅需依靠超出常人的機智便能搶先一步，即始終比人們觀點上飛快地轉變領先一步。凱恩斯說道： 我們已經到達了第三個階段，此時我們鬚髮揮聰明才智來預測人們普遍的觀點所希望的，大家的普遍觀點究竟是什麼。 從巴菲特身上也可以看出他對公眾觀點所持有的同樣的懷疑。巴菲特把公眾看為某種智慧集合的潛在源泉。這群人中任何一個人單獨贊同的觀點不是來自於每個部分的一種集合，而是行為和感受的一種創造。 巴菲特用一個石油勘探者的故事來說明這個意思。這個石油勘探者來到天堂門口，聽到一個令他萬分沮喪的消息：為石油工人保留的“庭院”已經滿了。在得到聖彼得的恩准可以說幾句話後，他大聲叫到：“地獄裡發現了石油。”——於是天堂裡每個石油工人都紛紛出發尋找冥府財寶去了。聖彼得對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並告訴他說現在天堂裡有足夠的地方了。巴菲特說道： 這個勘探者猶豫了一下，“不，”他說，“我想我該跟餘下的這些人一起去，也許在謠傳的背後會有些真實的成分。” 巴菲特是從本。格雷厄姆那裡聽來這個故事的，但直到很久以後，他才以書面的形式表達了出來，在投機時代裡，這個故事顯得十分貼切。業績基金在這些“故事”股票上大做文章。也就是說，這種股票是包含著一種簡單的概念（比如“地獄裡發現了石油”），它很快就會被消化領會。 “國家學生交易”就是這樣一個臭名昭著的例子，它以6美元的價位向公眾發售，而在一年之內就價值82美元。 國家學生交易是科爾特斯。威斯利。蘭德爾頭腦的產物，它是一個由30幾個以服務於高校學生為宗旨的企業聚合在一起形成的。比如說：書、筆記本、青年航空費用等。就這樣，他將公眾對公司集團的狂熱心理與一個新奇的“故事”——青年人，結合在了一起。此外，蘭德爾這個該死的銷售商，對證券分析家們甘言奉承，帶著他們到自己在弗吉尼亞的城堡裡旅遊，還在他的噴氣式飛機上給他們通電話。每年，蘭德爾都預測一個三倍的贏利率。 而每次，他都達到了他的目標——儘管沒有公司會計師的某種協助，他也能 達到這個目標。華爾街很信任他，而且把股價推到了140美元，有人不禁想起了加爾布雷斯的評論，“也許值得去為瞬間的富有而長期地忍受貧窮。” 至於銀行家信託公司，摩根信託公司以及哈佛捐贈基金也都買了蘭德爾的股票。 人們感到奇怪的是這些富人的典範會如此易於受騙。答案就在於他們都害怕被落在後面，他們所面對的選擇是：要么買進流行的股票，畢竟它正在開值；要么是冒險暫時落後於人。而那些落在後面的人，甚至在一個季度或兩季度裡都無法追加新資本，對於處於投資時代的資金管理者而言，這裡沒有第二次機會。 1967年麥喬治。邦迪的一篇評論具有分水嶺的意義。邦迪是福特基金的總裁，同時也是保守主義的極好代表人物。邦迪嚴格地給他手下的捐贈基金經理們佈置了任務——這些任務不是擔心過於大膽，而是擔心勇氣不夠： 我們初步的印像是，長期的謹小慎微對我們學院所引起的損失比因魯莽或承受過度風險引起的耗費要多得多。 這句話令華爾街震驚。如果福特基金都鼓勵人們敢於承擔更多的風險，那麼還有哪種信託業務要如此膽怯畏縮？此外，身為前任國家安全顧問和越南戰爭締造者之一的邦迪以行為來支持自己的言論。他大肆揮霍基金的收入，寄希望於他能通過在市場上的精彩運作來彌補資金的短缺。他對《幸福》雜誌是這樣說的，“我也許會錯，便我決不遲疑。” 到了1967年10月，在邦迪的通諭被世人皆知之後數月，巴菲特像是一個教皇的反對者一樣發表了自己的一份聲明，他不像邦迪那樣自信，實際上巴菲特別的什麼都沒有，有的只是疑心。合夥人企業有6500萬財產，但他該把它們投向何方呢？好的交易都成為了過去，遊戲也發生了變化。 華爾街更為迅速地下著越來越多的賭注。巴菲特告訴他的合夥人，的確這種充分發揮自己潛在能力的遊戲會非常有賺頭。同時，這些時髦的股票確實還會繼續上漲。但是，巴菲特“確信”，自己不能把這些股票做好，他也並不想去嘗試一下，他可能去做的不是要證明價格如何荒唐，而只能是對別人的一種說服。 當遊戲不再以你的方式進行時，只有人才會說新的方法是統統錯誤的，必然會導致麻煩的等等。過去，我曾對別人的這種行徑無比蔑視，我也曾目睹那些按過去經歷——而不是按現在情況來評估條件的人們得到了什麼樣的懲罰。我和現在的條件基本上是步調不一致的。但在一點上，我是清醒的：我沒有放棄從前那種我理解其邏輯性的方法，儘管這有可能意味著放棄輕而易舉可以得到的利潤來接受一種我沒有完全理解，沒有成功地應用於實踐，以及有可能會導致資本產生重大且有永久性損失的方法。 有些僱員謊稱“狼來了”而被合夥人解僱，這些合夥人都從事空頭交易，因為令人震驚的現實擺在面前：巴菲特將他擊敗道。瓊斯指數的目標降低了10個百分點。從現在起，他將朝一個中等程度的目標奮進：每年贏利9％或是超過道。瓊斯5個百分點——任何一個目標都比以前降低了。那些有更好機會的合夥人都“理性”地決定離開他。 “而且您一定相信我對這樣的決定表示深深的遺憾。” 同時，這裡還有暗示。巴菲特私人就有1000多萬的財產，他想採取一種比自己“年輕瘦弱時”所承受壓力更小的方法。令人吃驚的是他在31歲這個成熟的年齡開始思考很多問題，他想去追求一種非經濟的活動或是不以金錢作為唯一考慮因素的商業活動。 在這種沉思中值得注意的是，從鏡子裡看來，巴菲特依然保持著那理性的、幾乎是機械性的客觀性。他不同尋常的自知力使他明白只要他既定目標保持不變，他就會感到壓力而不斷刻苦奮鬥。因此，就如同改變一下加在實驗鼠上的設備一樣，他降低了自己的目標。 基本的自我分析告訴我，我不可能不傾盡全力去實現自己對那些將資本委託給我的人們公開許諾的目標。 但是，巴菲特並沒有使自己“傾盡全力”的程度減弱下來。他的家裡沒有任何人體會到一種“壓力減小的方法”，他們也不相信他真的能夠做到這點。正如小蘇茜回憶道，要想穿透他集中精力的迷霧是完全不可能的一件事。 在他的那封信之後不久——那天蘇茜拿到了駕駛執照，她開車出去兜風，結果不小心撞到了另一輛車上，她父親的林肯車被撞出一個小坑。自然地，蘇茜很擔心如果這個消息捅到父親那兒去的話，那可太不妙了。她回憶道： 我一路哭著上了樓，爸爸正在讀報紙。我說，“爸，我弄壞了你的車。”他連頭都沒抬一下，我又接著哭了。大約5秒鐘之後他說：“行了，有人傷著了嗎？”我說：“沒有”。 我在那裡等著，他什麼都沒說，也沒抬頭看一眼。 這就是所謂新的減小壓力的巴菲特。幾分鐘後，他意識到應該說幾句做父親該說的話，於是把頭探進蘇茜的房間說：“蘇，記著，那個傢伙是個蠢人。”這就是他所說的所有的話。那天晚飯後，蘇茜想用車，而他一言不發地給她了。 巴菲特的投資紀錄顯然不會遺漏任何一個細節，在他的那封信之後不久，他匯報了1967年合夥人企業向前推進了30％——比道。瓊斯多出了17個百分點，其中大部分來自美國捷運公司，它已狂漲到180美元/股，而在它頂峰時它占到總組合的40％的份額。在這項1300萬的投資中，巴菲特賺取了2000萬的利潤（他從來不把發財的來源告訴他的合夥人）。他還從沃爾特。迪斯尼上賺了50％的利潤。 可能因為他的結果是如此離奇，他的合夥人都忽略了這一事實：這段時間對他來說確實是一段相當困難的時期。 （許多人寫信來問是否企業曾經真的步調紊亂過——這曾是巴菲特向他們保證過的，而這事也絕對發生過了。） 這是因為，他想放棄“巨額的，輕而易舉的利潤”的展望是有的，但做起來並不是那麼容易。實際上，他只把一個前提作為他事業的支點——那就是他的直覺是正確的，而“市場先生”是錯誤的。目睹“買空賣空”的成功於他而言無疑是一種折磨。 1968年初，巴菲特轉向了本，至少這是他感到可以理解的一個人。他提議道：為什麼不在大師的名下聚集起一群從前本。格雷厄姆的學生？巴菲特邀請了一大群舊日的好友，其中包括比爾。瑞恩，馬歇爾。溫伯格以及湯姆。曼納普（還有一些不是格雷厄姆的學生，比如查理。芒格）等等，在圣迭戈附 近歡聚一堂。他懇切地要求人們不要帶“任何晚於1934年版本的《有價證券分析》來”。從他信中使用的保護性口吻中清晰地表現出來，巴菲特很擔心，深恐有人想要搶了他心目中英雄的鏡頭。 今天，我和本談了談，他很樂意和這群“有選擇”的人士在1月26日週五（此時我們進行相互交流）聚一聚。我知道你們有些人有作演講的嗜好（我感覺到許多手指正指向我），我急切地想說明他是蜜蜂，而我們是花朵。當我看著這個地址時，我感到有種把會議降級變成一種土耳其地毯拍賣會的危險。我們應該從這個角度來看問題，即我們能從本那兒學到些什麼，而不是抓住機會向他說明他忽視了我們多少傑出的思想。 也許他擔心的是個性直言不諱的查理。芒格。他覺得芒格教的許多東西都很愚蠢，而且老是想要重新來考慮這些東西。在芒格看來，為一個較好的企業付出合理的價格要比對一個令人討厭的企業削減利率更好。太多太多便宜的企業充滿了各種問題，結果這筆“交易”變得一點都不合算了。 巴菲特當然知道這些。他的另一段更能說明這個問題，他在不久前承認，儘管自己主要還是一個格雷厄姆式的交易獵手，但是“這些年來凡是真正激起我情感的念頭都更重地偏向於質量一邊。”當然，他把美國捷運公司和迪斯尼公司深深記在了腦海之中。儘管如此，他還是把格雷厄姆式的股票當作他的麵包和黃油：“這是更加安全的金錢。”他的老師對他依舊很有影響力。 在去加洲的路途中，這幫人中有許多在拉斯維加斯聚會，巴菲特激起了夥伴的激情。但是格雷厄姆的信徒們認為玩吃角子老虎機不利於即將組成的新聯合的準備工作。如巴菲特在格雷厄姆—紐曼公司時的前任同事沃爾特。施格斯所說：“我們去了錫澤斯宮——那兒稅很低，食物也很便宜。” 和格厄雷姆的會面安排在圣迭戈優雅的科羅拉多飯店裡，格雷厄姆帶著一種蘇格拉底的架式走了進來。 “你們是一群精明的年輕人。”他開始說道，“我給你們做個測試，這兒有十道辨別正誤的題目。我提醒你們，它們相當難。”沒有人答對半數以上的題目，除了芒格的法律合夥人羅伊。托爾斯以外——他懷疑其中有詐，於是每題都寫上正確。格雷厄姆的目的是想說明一個貌似容易的遊戲也可以讓人絞盡腦汁——這正是對投機時代巧妙的提醒。 湯姆的合夥人，埃德。愛德森說：“我們喜歡和本呆在一起。”但是這次會面高潮突降。格雷厄姆生病了，於是提前離開，而且也喪失了扮演“蜜蜂”這一角色的樂趣。於是這個集會實際上成了巴菲特集團核心的聚會。 他的朋友們都很聰明，很有野心，但是心胸狹小。亨利。布蘭特是個天生憂心忡忡的人，但同時也是一個工作狂。他總是在行囊裡裝上閱讀材料，然後在比奇。波因特俱樂部四處散步。傲慢自大的戴維“桑迪”戈茨曼經營著曼哈頓的首家投資諮詢公司。他唯一感興趣的是他自己和其他人的財務狀況。 （舉個典型的例子，在哈佛商學院吃晚飯時，戈茨曼便轉向一個他剛剛認識的婦女問：“你有錢嗎？”） 馬歇爾。溫伯格是一個外向型的胖胖的單身漢。他是一個美學家——只對他的金字塔和魯賓斯坦感興趣。還有兩個折衷派人士埃德。安德森（將貨幣經理轉換為行為心理學的化學家），以及查理。芒格，但是他們都有一共同之處，那就是對華爾街的喜愛。他們都對投資有強烈的好奇心，卻很少面對面地和格雷厄姆一起談西班牙文學或是古希臘文。 在圣迭戈，這些信徒花了兩天時間來交流他們對市場的同樣嚴峻的看 法。 “我們都對缺少機會而深表遺憾。”安德森說。巴菲特慫恿傑克。亞歷山大，他在哥倫比亞的同學談談他的主意，但他卻對自己的觀點守口如瓶。 讓人懷疑的是，在離開圣迭戈時，他對股市的看法是否真的有了任何改善。 事實上，巴菲特逐漸開始覺得管理證券組合有如一場激烈的競爭。某人叼著一個雪茄煙頭吞雲吐霧一番後就將它扔掉，轉瞬而逝的質量並不令人滿意。但是從自己長期投資的與伯克希爾和聯合棉花公司類似的控股公司中，以及從和他們經理如霍雷肖。阿爾杰，本。羅斯納的共事中，的確要承認，這樣的公司很難都達到美國捷運公司那種令人興奮的利潤額。但是： 當我和自己喜歡的人打交道時，我在生意中找到了一種激動人心的感覺，（又有哪種生意不是這樣的呢？）用投入的資金實現可觀的回報（比如10～12％）。通過在一種格局和另一種格局之間來回奔波來掙得多點的百分比收益，似乎是一種很愚蠢的作法。 提這樣一個合理的問題：如果不能產生“多點的百分點”的話，合夥人們又怎麼會對它如此著迷呢？嚴格地從投資回報的角度來看，弗雷德。卡爾的舉動似乎更有意義。 “我們不會愛上任何東西。”然而巴菲特，雖然是沉醉於他的投資當中，似乎有一些不同於數學的東西——一種對持續性的渴求——隱藏在它的背後。他喜愛奧馬哈，喜歡本。格雷厄姆，還有他的朋友們。 他的一生充滿了對持續性的渴望。他最大的恐懼就是由死亡引起的極端不連續性。書信也有一種不持續性。和他曾經百思不得其解的其他哲學的困惑一樣，他無法確定自己該在什麼位置來劃分這條線——即什麼時候該持有所喜愛的企業，而在什麼時候實現利潤。在華爾街上再沒有其他人曾經考慮過這樣的問題。 1968年，國家陷於一場政治的動盪中，而股票的交易卻達到了瘋狂的地步。 “大屏幕”的一日平均成交量走到了1300萬股，比1967年的紀錄還要多30％。在1968年6月13日那天，成交量暴增到2100萬股。行情機飛快地發出哐哐的聲音，似乎隨著每一次反戰遊行者和荷槍實彈的士兵的交鋒，它顯得越來越響亮，就好像逐漸升高的政治溫度在華爾街引起了高燒。 在那個充滿著暴力和對暗殺的震驚的動盪不安的夏天，股票交易所被大量的買賣單據忙得喘不過氣來，這在它的歷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而且如此這般持續了許多天。人們可以在寂靜中聽到求救的呼喊，但是市場還在不斷結集，就像一個醉漢想要喝完最後一瓶酒，連天已經大亮都毫不知曉。 經紀商理查德。詹瑞特給它起了個諢號叫“巨大的垃圾市場”。新的股票在發狂地發行，比如美國四季護理中心、肯德基炸雞公司以及應用邏輯公司等等。巴菲特注意到一筆可觀的數額被變成連鎖信件的股票促銷模式，這場遊戲的參加者中有的人輕信他人，有的人自我催眠，還有的人憤世疾俗。 他的腦海裡記起了弗里德里克。梅茨的那個例子。這個自詡為羅賓。胡德的人在一所自己取名為“集體廣場”的辦公室裡，與之共事的還有一個被他稱為自己的“花朵孩童”的年輕職員。梅茨把大量的資金投入到一種名叫奧米茄的信件股票之中。信件股票沒有作價市場，因此它的價值是不確定的。梅茨在計算了自己的資產之後，確定奧米茄的價值為每股16美元。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數目，因為梅茨是以3.25美元的價格得到股票的。就這樣，在奧米茄的外表或前景沒有絲毫變化的情況下，梅茨基金就反映出了超過40％的賬面贏利。 儘管巴菲特不到40歲，但他覺得相比之下，自己已經進了“老年人病房”。他曾一度鄙視過自己競爭者們出現的懈怠，但是他們現在也表現出了“嚴重的高血壓”。他注意到有個基金的管理人員宣稱，單從每週或每小時股價做出研究是不夠的，“證券必須以分鐘間隔來進行研究。”巴菲特評論道，“這種人使我覺得出去取一趟百事可樂都有負罪感。” 很容易就可以想像出這些言論也許是來自一個對華爾街一無所知的鄉巴佬之口，他寫信給他家裡一個叔叔描述著城裡發生的令人震驚的事情。巴菲特無論如何不會與華爾街脫離開來。實際上，他每天都和股票經紀人以及交易商打交道，而且每天數次。坎托—菲茨杰拉德（Cantor Fitzgerald）的總交易商阿特羅斯爾開玩笑地說，這些年來他肯定已經和巴菲特說了“一億句話”。 巴菲特的交際圈子非常廣泛。事實上，如果說他在奧馬哈所得到的情況即使不比在紐約的人掌握的情況更好的話，至少也是一樣好的。他從奧馬哈得到了一種均衡的感覺。有一天，當他開車路過一家麥當勞時，他對兒子豪伊說，“要贏得好的信譽需要20年的時間，而要毀掉它，5分鐘足矣。如果你明白了這一點，你做起事來就會不同了。” 人們感到驚奇的是，一個股票市場的奇人能繼續留在內布拉斯加，尤其在這樣一個快節奏的時代。巴菲特在1968年談到《鄧恩評論》時說：“奧馬哈和任何別的地方一樣好，在這兒你可以看到整個森林；而在紐約，很難看到樹木外的其他東西。” 但是，紐約人有名的“內部消息”途徑又怎麼樣呢？ 巴菲特回答道：“有了足夠的內部消息，再加上100萬美元，你可能會在一年內破產。” 這確實是一句非常中西部風格化而且揭露本質的話。它的下文就是美德得到的回報也許就是罪惡——這與華爾街上普遍接受的箴言恰恰相反。 看看巴菲特在同一年，即1968年對家庭保險公司的投資，就更說明問題了。他在幾個星期的時間裡都買進股票，以湯姆。克納普的曼哈頓公司，特威迪。布朗和克納普作為經紀商。一天，當特威迪。布朗為他買進了價值5萬美元的股票後，霍華德。布朗，他的交易合夥人，接到了奧馬哈打來的一個電話。他放下聽筒，然後說“真太奇怪了，沃倫說別買了”。 第二天，家庭保險公司宣布自己被城市投資公司以高價接管了。巴菲特有可能聽到了內部消息，但他沒有要這5萬美元的股票，意味著他錯過了一個獲利的浪潮。他明明知道買下它是合法的行為——雖然任何人都會留意到，它看來有那麼一點令人可疑。 巴菲特是否感到自己的美德或是個人利益處於某種危險中——或是兩者兼有——與此事幾乎沒有任何關係。他認為個人利益和美德常常傾向於一致，因此人們還是有可能把它們妥善處理的。不用說，這種觀點在他的華爾街同行的頭腦中常常是缺乏的。 巴菲特常常去紐約，春天和蘇茜一起，也有別的一些時候。他在廣場，和許多商界人士和朋友們見面。在他們中間，有投資顧問桑迪。戈茨曼、比爾、瑞恩，《幸福》雜誌的作家甘羅。盧米斯以及未來的旅館業主拉里。蒂施。所有這些人物都是非常富有的，而且彼此聯繫相當緊密。 儘管蘇茜很喜歡去藝術家咖啡屋，巴菲特還是和朋友們在斯特奇熟食店之流的低級餐館裡吃飯。在這裡，他可以要一份他不喜歡的牛肉漢堡。一次， 馬歇爾。溫伯格鼓足勇氣提議他們去吃一點不太清淡的東西——去日本牛排屋。 “我們為什麼不去魯本斯餐館呢？”巴菲特反問。 溫伯格指出他們在前幾天已經在魯本斯餐館吃過午飯了。 “那就對了，”巴菲特說，“這樣你就知道那兒飯菜怎麼樣了。” “按這種思路，我們該天天去那兒吃囉？”溫柏格說。 “當然，為什麼不天天去那兒吃呢？” 還有一次，巴菲特在環境優美的和聲俱樂部吃午飯，一同進餐的有薩姆。斯泰曼，她是橋牌冠軍，同時也是巴菲特的一位投資者，斯泰曼的妻子。 斯泰曼對巴菲特身上那種中西部特有的不拘禮節有很深的印象。她回憶道： 在我回到我住的上城區後，沃倫也到上城區來了。我想再和他會一次面，他說他覺得在紐約很受限制——問我是否願意和他一起從61大街走到79大街去？這還是在紐約興起慢跑風尚之前的事。我們邁著飛快的步伐沿著麥迪遜大街走著。他穿著他生意場上的衣服，他充滿著對自由的嚮往。 試想一下這個穿著毫不入時的網球鞋的華盛頓男學生。人們都不習慣看到一個奧馬哈的牛仔在麥迪遜大街上行走。通常，人們也不習慣一個坐頭等艙的數百萬的富翁看上去好像是穿著衣服睡覺的。他們心目中的華爾街是JP摩根那樣的。而他們在巴菲特身上看到的是威爾。羅傑斯。 有一天晚上，鮑勃。馬洛特，數據文件公司的總裁在第五大街偶然遇到巴菲特，他在那走來走去，活像一隻迷途之犬。巴菲特解釋說他正在度量一家叫頂級企業的百貨商店下面的土地尺寸，具有堪薩斯血統的馬洛特得出結論說：“巴菲特毫不自負，簡直讓我不敢相信他是在康涅狄格的格林威治成長起來的。” 到了1968年底時，牛市逐漸顯得底氣不足了。公司集團的泡沫都破碎了。查拉爾德。查伊的曼哈頓基金在305基金中的排行也一落千丈，跌到299位，迫使查伊不得不就此罷休。 12月份，證券交易委員會暫停了對奧米茄權益的交易。對於弗里德。梅茨和他的花朵孩童，這無疑是當頭一棒。而梅茨基金，擁有30萬股奧米茄股票，這個曾是全國排名榜首的基金，它的資產面臨著突如其來的資產流失。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梅茨說明證交會停止了贖回（就似一家銀行關上了出納櫃檯的窗口）。梅茨，正如所發生的事情一樣，在紐約希爾頓飯店面對一群藍籌股聽眾陳述投資前景。可笑的是在他自己的基金灰飛煙滅的時候，他還在四處傳授他的行家觀點。這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卻好像倒被梅茨自己忘卻了。 “我們沒有理由比擔心1968年更擔心1969年會發生什麼。”梅茨充滿信心地說道。後來，“窗口”又打開了，他的基金下跌了93％。 而梅茨不過是一個徵兆而已。當他的基金搖搖欲墜時，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絕不是最後一個。布爾漢姆公司的沃爾特。斯特恩早就表示過了他的擔心。 他認為在熊市裡，人們一定會慌不擇路地拼命拋售，就像他們當初買進一樣。 誠然巴黎和談給市場打了一劑強心針。在1968年12月，道。瓊斯指數爬升到990點，而華爾街又把希冀的眼光放到了一系列不切實際的目標上：促成越戰結束，而且使道。瓊斯指數升到1000點。 巴菲特的合夥人企業在1968年鎖住了4000萬的贏利，也就是說贏利率 59％，他的資產增加到一億零四百萬美元。在缺乏靈感的情況下，管理著空前多的資金，再加上市場達到了頂峰，巴菲特經歷了業績最紅火的一年。他擊敗道。瓊斯指數不僅僅是5％的差距——自己訂的最低目標——而是50個百分點。他說，這結果應視為一種反常行為，就像有一局橋牌中贏13墩一樣。 “這次是他做的最後一手。” 這時，牛市正斷斷續續發出死亡前的呻吟，華爾街不管價格高低拼命推薦熱門股票。美林銀行買進了市贏利率為39倍的國際商用機器股票（IBM），寶麗來還推動施樂（Xerox）達到50倍贏利率，布萊爾公司將雅芳公司的股票利率抬到56倍。在這樣的贏利水平下，一個將雅芳公司全部買下的購買者需要半個世紀的時間來抽回他的資金。難道它有可能“值”那麼多嗎？一位基金經理回答這一問題說，人們在特定時刻認為某種股票價值多少，股票就值多少。他補充道，每一筆學院捐贈都覺得自己“應該持有IBM，寶麗來和施樂以及其他各種股票。因此，我認為他們會做得不錯”。巴菲特提醒人們記起一個表面上不明顯的區別：價格是你所付出去的，價值是你所得到的。 這些都再沒有任何意義了。最後，局面再也無法扭轉，他對尋找股票徹底失望了。在1969年5月，《商業周刊》稱弗里德。卡爾是“美國最優秀的投資組合經理”。在同一個月，這個奧馬哈人拿定了主意。擔心自己陷入對苦難不幸的哀嘆，同時也擔心所得的贏利付之東流，巴菲特做了一件非同尋常的事，他宣布隱退了。有關他開始清算巴菲特合夥人企業的消息震驚了他的合夥人。就在這個時候，當市場正在牛市的高潮中時，他卻準備退出了。 我無法適應這種市場環境，同時我也不希望試圖去參加一種我不理解的遊戲而使自己像樣的業績遭到損害。 隱藏在他這一決定背後的勇氣是獨一無二的。在華爾街，人們決不會關閉企業，將資金償還——不會在鼎盛時期，也不會在他們業績最佳的年份後。 沒有人會那樣做。巴菲特可以有許多種選擇，他可以只售出他的股票，將它的資產換成現金，然後等候機會。但是每個合夥人都渴望他來運作，他總是感到一種無法推卸的壓力，要帶領整個聯盟。自從1967年那封標識著分水嶺的信以來，他曾經試著減輕工作壓力，但是，只要他在“這舞台上”，就絕不可能輕鬆。 如果我要參與到公眾中去，我就身不由己地要去競爭。我明白，我並不想畢生都在忙於超越那隻投資的兔子，要讓我放慢腳步，唯一的辦法就是停下來。 在他的朋友迪克。霍蘭的印像中，巴菲特在仔細審視他的一生，尤其是他將如何處置他的金錢——他現在擁有的總財富達到了驚人的2500萬。對於他的合夥人而言，巴菲特正暗示著要改變自己的步伐。 你們中的有些人要問：“你下步預備怎麼辦？”我對此沒有任何答案。我只知道當我60歲時，我將會盡力去實現一些個人目標，而這些目標與我在20歲前訂下的目標是不同的。 巴菲特告訴《奧馬哈世界先驅報》說他希望把大量的時間“盡可能而且 有效地花在有關人類問題的研究上“。在另一次訪問中，他說他想追求一些不僅僅為了賺錢的利益。 巴菲特立即就開始著手這項工作。奧馬哈不允許猶太人進入奧馬哈俱樂部——一個位於市中心的商業人士常常光顧的用餐地點。巴菲特有不少猶太人朋友，其中包括尼克。紐曼，他經營著一家奧馬哈雜貨連鎖店，而且他對自己被拒之門外極為憤怒。巴菲特對俱樂部委員會提起過這件事，他被告知說：“他們（猶太人）有自己的俱樂部。”（奧馬哈也有許多鄉村俱樂部，每個俱樂部都各行其事。）在巴菲特看來，這顯然是一種錯誤的做法。 迄今為止，奧馬哈的猶太人家族已經有一萬年的歷史了。他們一直都為整個社會做著自己的貢獻，他們和其他人一樣參與了奧馬哈的建設，而他們卻不能像約翰。瓊斯一樣加入那個俱樂部。約翰是一個新來的中等階層的聯合太平洋公司職員，他一轉到這兒來就加入了俱樂部，這樣做是不公平的。 當然，巴菲特並不打算在奧馬哈俱樂部外面領導一場抗議遊行。他極具特色地選擇了一種被動和間接的策略，這樣他可以巧妙地轉移負擔。他向全猶太人的高地鄉村俱樂部申請作一名名義上的成員。 高地俱樂部成立於1923年，是由一位曾在奧馬哈的公開課堂上被眾人嘲笑為“kike”和“sheenie”（對猶太人的蔑稱）的猶太籍高爾夫選手創建的。 60年代，反猶太人的事件就已屢見不鮮了。而奧馬哈的猶太人做好被非猶太社會所完全接受和歡迎的準備。高地俱樂部中堅持種族純粹主義的人士強烈反對巴菲特的加入。他們的感覺是：“這是我們的俱樂部，他們會將它奪走的。”巴菲特的朋友們以及俱樂部的自由派人士，其中包括奧馬哈的猶太法學家們都讚成種族融合。這場爭論相當激烈，但是在1969年10月1日，巴菲特被接納了。然後他回到奧馬哈俱樂部，通知他們說“猶太人俱樂部”不再全是猶太人了。現在，奧馬哈俱樂部無法再找藉口了，只有迅速接納了一些猶太人。 巴菲特後來坦白了他此舉的動機——帶著一種強烈的感情色彩——他開玩笑說他加入高地俱樂部是因為“那兒的食物更好一些”。實際上，他很少去那裡。除了他對公民權的關注之外，人們都懷疑他對猶太人有種特殊的感情——也許是稍微有些對本。格雷厄姆的崇敬之情。拉比。邁裡。克普特一家是巴菲特家的常客。他覺得巴菲特是一個“猶太人哲學家”（巴菲特總是和克普特開玩笑說他為自己的女兒挑選了一個“出眾的猶太男孩”。） 在奧馬哈人的印像中，有關高地俱樂部的這段插曲常在心頭隱約出現。 它把巴菲特與他的約翰。伯徹父親分隔開來，拉比。克里普里，曾經和霍華德一起就霍華德對公立學校禱告儀式的支持問題討論過一番。他說，沃倫的“手勢”是對著（他父親）做出的一種非常強烈的反應。我認為他把它當作了一種政治聲明。 巴菲特還參與了具有開創性墮胎事件。蘇茜在計劃生育的活動中非常活躍，沃倫和她一起強烈支持將墮胎合法化（那時在許多州里還是非法的）。 到了1969年，加州高級法院同意聽取利昂。貝洛斯的上訴。利昂。貝洛斯是一名醫生，他因把一名婦女歸為墮胎主義者受到起訴。查理。芒格曾在報上讀到有關貝洛斯的事情，然後打電話給巴菲特。兩人決定承擔此次起訴。 芒格把貝洛斯說成是一次個人的運動。他組織了兩份案情摘要，一份由178名醫學院院長和教授聯合簽名，另一份則由芒格自己起草並拿給17位知名律師簽名。在1969年9月的時候，貝洛斯取得了劃時代的勝利——第一次 一部墮胎法被宣佈為是違反憲法的。 ①從巴菲特的角度來看，高地俱樂部的插曲和貝洛斯事件之間有著相似的本質。他偏袒了他認為是團體利益的一方，而摒棄了宗派主義。在他這種理性的、股票選擇者的觀點中，社會在擁有開放的機構和減少不需要的嬰兒數目方面的利益遠遠超過了隔離主義者和反墮胎主義者那種狹隘的利益。 除了政治之外，巴菲特把1969年的大多數時間都花在了對投資組合的清算上。他的叔叔弗雷德碰巧在同一時間宣布了巴菲特父子公司的關閉——這個家族雜貨店恰好在100年前開業。在秋天的時候，沃倫和蘇茜很合時宜地舉辦了一個聚會。他們邀請了180位客人，還從斯特奇熟食店弄來三明治和成架的臘腸。巴菲特家的大門被一串閃爍的小燈照得燈火通明，門兩側還放置著一對3英尺高的百事可樂瓶子。不論是政治家、商人，還是黑人和白人，乃至“富有的人和尚在奮鬥中的人”都紛沓而至。婦女們有的穿著雞尾酒宴的服裝，有的穿著喇叭褲、裙褲，還有的穿著迷你裙。參加聚會的人在日光浴室裡畫了兩個穿緊身衣的女孩子。 WC菲爾德和梅。威斯特在網球場上一顯身手，還有從一台機器裡炸出的香噴噴的爆米花。一位客人說他根本不知道奧馬哈有“所有這些人物”。 與此同對，巴菲特所做的隱退的決定開始顯得精明起來。直到5月份，道。瓊斯指數在1000點附近盤旋不下。在6月份，它下降到900點以下，一個個的高空飛行者都墜落了。李騰工業集團——公司集團時代的標誌——從它的極盛點下跌了70％；另一個是萊特維，從169美元跌到了25美元。華爾街的證券經紀所紛紛關門倒閉。股票交易廳的標語“在美國商界擁有你的份額”悄無聲息地飄落了。業績基金徹底潰敗下場了。 剛在5月份，被《商業周刊》奉為神明的弗雷德。卡爾，就在12月份洗手不干了。只留下企業基金堆滿了未清算的信件股票。它在1969年下跌了26％，而在這場浩劫結束前，它又跌了50％之多。科爾特斯。蘭德爾的國家學生市值——被重新估價，從140元掉到了3 12 元。道。瓊斯工業指數在1969年以平均800點收盤。 殺手已經來監，到1970年5月，股票交易所的每一種股票都比1969年初下降50％，四季護理中心——68年垃圾市場的寵兒——以91美元跌到32美元。電子數據系統在春季的一個交易日降了50點——致使它那拿破崙一世的建立者，H.羅斯。福羅特的財產被殘酷地減少了4億4500萬。福特基金組合也變得支離破碎，迫使麥喬治。邦迪不得不嚥下這口苦果。 巴菲特在1969年竭力維持了7％的收盈水平，這是合夥人企業最後一次運作。儘管這是結束的一年，它還是超過道。瓊斯18個百分點。巴菲特長期以來預計的下滑年月並沒到來，他在每一個季度都有贏利，並擊敗了市場的尺度——道。瓊斯工業指數。 假如一個投資者在1957年投資1萬美元到道。瓊斯，13年以來的總利潤將達到15260美元。同樣的數額如果投資到合夥人企業中，扣除巴菲特自己的份額後，會產生150270美元的利潤。用另一種算法，巴菲特的投資組合以29.5％的年利率增長著，與此相比，道。瓊斯指數則是7.4％，人們也許能在其他領域找到可以與此相媲美的東西——有音樂領域的莫扎特，在棒球領域的1927年揚基隊。然而在投資業世界裡，沒有任何東西能和它相比。 投資公司都想買下他的合夥人企業，但巴菲特將他們一一拒絕了。但是，還有一個問題：沒有解決他從前的投資者們將把他們的金錢投到哪裡去呢？ 巴菲特只給了他們一個名字：比爾。瑞恩，格雷厄姆班上循規蹈矩的人，他正在建立一個新的共同基金——塞凱亞基金。巴菲特的許多合夥人都對它進行了投資。 巴菲特說它將在城市債券裡投入大量自己的資金，並且，他寫了一封最後的長信答應幫助他的合夥人去做同樣的事情（但他申明他將不再繼續提供投資諮詢），這封信，既隨意又散漫，但是內容非常具體。在一個地方——記得這正是紐約城財務危機看到一絲曙光的5年以前——巴菲特勒住思想的駿馬，寫下一段忠告。 你們將發現我不買大城市發行的債券，我對如何分析紐約市、芝加哥、費城等等的股票毫無主意。 （一個朋友曾提到有一天，紐瓦克準備以令巴菲特深感不安的誘人利率出售債券，因為紐瓦克給這些債券起了一個不好聽的名字。你對紐約市的分析會和我做的一樣好——我承認很難想像它們會在一段時期內不能償付款項。我用在債券上的方法和我用於股票上的十分相似。如果有什麼是我不明白的，我就會將它忽略掉）。 除了它的兩個投資外，合夥人企業把其他投資都做了清算。這兩個投資分別為伯克希爾。哈撒韋和戴維斯菲爾德零售店、服裝連鎖企業的控股公司①。這樣，每位合夥人都可以選擇用股票或是現金的形式獲得伯克希爾和戴維斯菲爾德的利益，而巴菲特選擇了股票。 我覺得兩種證券都是非常體面的長期持有工具，而且我很高興自己的淨財產中有相當大的一部分投到它們當中去。 他懇請他的合夥人們在考慮伯克希爾時——伯克希爾是兩個投資中更大的一個——把它當作一個企業，而不是一種“股票”。但是他的計劃有點含糊難懂。一方面，他對紡織業並不重視；而另一方面，他又很喜歡管理它的那個年輕人。他允許它一年應該增長10％左右，但並沒有做硬性規定。另外，儘管他希望參與伯克希爾的政策設立，但他的合夥人們都明白他沒有任何義務要“從其他地方獲得利潤”。 橋牌冠軍薩姆。斯泰曼認為巴菲特已經黔驢技窮了。他把自己的伯克希爾股票以43美元/股出售給了巴菲特。但是許多投資者繼續持有。他們無法知道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將變成什麼樣子，也不知道巴菲特在重新塑造它的過程中投入有多深。但是巴菲特清楚地表明，他將保留他的伯克希爾股票，正如忠實的德。安傑利斯的看法：“任何人只要有一點頭腦，都會聽他的。” ① 巴菲特幸運地把總部在巴爾的摩的霍克斯切德賣給了通用超市，而且沒有遭受任何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