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孟加拉人口有一億兩千萬之多，但它完全被一小撮人掌控，他們彼此大多是大學時期的朋友。孟加拉的這種社會政治方面的不幸特色常常能幫助格萊珉克服一些否則簡直不可逾越的官僚障礙。舉AMA穆希思為例，我在美國教書時，他是巴基斯坦駐華盛頓大使館的商務參贊，解放戰爭時期我們配合進行遊說美國政府的工作，並努力爭取贏得美國公眾對我們事業的支持。我們是朋友。
1982年，我們又在庫米拉的孟加拉鄉村發展學院（Bangladesh Academy for Rural Development）見面了。我到那裡是要提交一份有關格萊珉銀行未來發展規劃的報告。當我們在會議廳聚齊時，得到了消息：一場軍事政變顛覆了平民政府，軍隊首領侯賽因·穆罕默德·阿薩德將軍（Hussain Muhammad Ershad）奪取了政權並宣布戒嚴。由於不許我們離開那棟大樓並且禁止任何會議，穆希思和我與所有其他代表都坐在學院的食堂裡聊天。
當穆希思還是一名行政人員的時候就很仰慕格萊珉，甚至希望在他自己的村里也開展格萊珉試驗。困在會議室裡，我用了大半天時間向他解釋將格萊珉辦成一個獨立銀行的理想，還講到那些政府裡的公僕們與中央銀行的官僚體制如何與我作對。這天結束時，軍方解除了對公眾活動的限制，我們回到了達卡。
幾天之後，穆希思出人意料地被新政府提名為財務大臣。於是，我在學院“浪費”的那一天工夫就對格萊珉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幾個月以後，我見到了穆希思並請求幫助。他主動建議將格萊珉事宜放在中央銀行下個月度會議的日程上。那是個很艱難的會議，穆希思面對的是自所有國有銀行的董事經理們暴風雨般的反對意見，他們提出一打理由說明將格萊珉轉變為一個獨立銀行是不明智的。
會後，穆希思把我拉到一邊，問我:“尤努斯，你有耐心嗎?”
“有，我也只剩下耐心了。”我說。
“那好，那就讓我來用我的方法處理這件事吧。”
兩個月以後，穆希思又召開了一次由七名董事經理參加的會議，格萊珉試驗就是通過這七位經理所在銀行的分行進行的。他又一次提出有關格萊珉未來的那個有爭議的問題，所有的人又都說，格萊珉的作為使人印象深刻，但如果要將其轉變成獨立銀行就將會是一場災難。
一位董事經理說:“尤努斯將不得不負擔許多現在是由我們所承擔的管理費用。他還沒有意識到他那種貧困銀行需要的時間和開銷會有多大。”
另一位經理說:“尤努斯，您為什麼不就在我們銀行建立一個部門，通過我們來工作呢?那對於您不是更合適嗎?”
“不，那不合適，”我說,“那樣我就不得不採用貴行的規章與程序了。在坦蓋爾我們已經看到那是極為困難、近乎不可能的。”
“你們會賠錢的。”另一位董事經理警告說。
“它絕對不會成功的。”另一位說。
“那些工作人員會欺騙您的。您不知道內部控制是怎麼回事，您不是個銀行家，從沒掌管過一個銀行。您是個教授。”
幸運的是，財政部長賽義德扎曼（Syeduzzaman）先生也是格萊珉的朋友。穆希思贏得了他的支持，將我的提案直接呈交總統。作為軍事獨裁者的總統沒有政治合法性，也許他從格萊珉看到了一個獲取政治資本的機會。無論他是怎麼想的，情況的發展對我們有利。有總統的支持，將提案呈送內閣不過就是走走形式而已了。內閣沒有提出任何新問題就批准了提案，並責成財政部實施這一規劃。
我希望新的格萊珉銀行百分之百地由貸款者所擁有，在提案中我也始終是如此表達的。但是財政大臣穆希思確信，如果我提出給政府一部分股權的話，提案獲得通過的可能性就會更大。為了尋求幫助，我去找卡馬爾·侯賽因（Kamal Hossain）博士，他是前外交大臣，孟加拉首位總統的高級助手，在孟加拉憲法的起草過程中扮演核心角色。
侯賽因非常欣賞格萊珉，馬上接手了為我們起草法律構架的所有細節工作。他建議，我們主動提出將40％股份給政府，60％留給我們的借貸者。我們經過無數稿的反复，沒完沒了地詳細討論每一段，每一行，每一個字。最後我們將文稿送呈財政部。
窮人的銀行家1983年9月末，我正在倫格布爾旅行時接到電話，被告知總統已經簽署了公告書，格萊珉銀行誕生了。那是歡欣鼓舞的一天。我在喬布拉的小小試驗成長為一個正式的金融機構了!但是當我終於回到達卡看到公告書的全文時，我震驚地看到，擁有權的比例被顛倒了——政府保留60％所有權，而只批給貸款者40％。事實上，格萊珉成了一家政府擁有的銀行。我感到被出賣了。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給財政大臣打電話。穆希思是個很有耐心的人，他很同情我的立場。 “尤努斯，我知道你生我的氣，”他開始說,“但是你想要建立一個銀行，是不是?這是我能為你做到這件事的唯一途徑。”
“但是這違背了我所為之奮鬥的一切。”我說。
“不，並不違背。我為你的銀行有一個非常清楚的計劃，我不想它被斃掉。如果我用你的方法呈送那份提議，它根本就不會被內閣通過，所以我把它做了變動以便得到內閣的批准。現在你就去著手把這家銀行建立起來吧。一旦它建立起來，你可以再來財政部變更所有權的結構。那會容易得多的。我向你保證，一定在兩年之內把所有權的比例顛倒過來。我向你承諾。”
我不是十分確信，回去和同事們討論，大家都感到別無選擇，不管喜不喜歡，格萊珉銀行已經誕生了。我們最好隨遇而安，導引它向正確的方向前進。格萊珉立即展開了作為獨立銀行的全面運作。我們與所有的商業銀行簽署了貸款協議，接管我們在其間的債權債務，於1983年10月1日生效。第一個工作日就落在10月2日，我們決定舉行一個開業典禮。
我們邀請財政大臣穆希思作為我們開業典禮的首要嘉賓，但是，當我們告知財政部官員開業典禮將設在一個村子裡的一家分行舉行時，他們的答復是那個地點不合適，慶祝活動應該在達卡舉行，那樣，政要們就能參加了。我努力向他們解釋，格萊珉不是開在城市地區的，在一個沒有貸款者的地方舉行典禮是講不通的。
“如果那個慶典在達卡舉行，那就會將我們的貸款者排除在外，而那些人擁有銀行40％股份。”我說,“不能只因為政府官員們不想到村子裡去就把他們都運送到城裡來!”
我們立場堅定。我們想要慶典在一個鄉村背景中舉行——在我們的地方，在我們的借貸者之中，在他們的家的近旁，在他們的村子裡。我們是一家鄉下人的銀行，是為鄉下人服務的，我們開業地點的象徵性是不會為了任何人迷失的。
財政部負責格萊珉銀行的官員警告我們說，如果我們堅持在村子裡舉行開業典禮的話，部長可能不出席。我告訴他，是不是能找到時間，那得由部長決定，但我們的慶典將會如計劃進行。僵持不下之際，我給穆希思打了電話，把時間、地點與慶典日程安排告訴了他。他立即表明會出席，並給了我幾個也應受到邀請的朋友的名字。現在，我心裡很清楚了，根本就不是部長本人，而是一個部裡的官員認為慶典應該在城裡舉行。我向穆希思提起這件事時，他說:“他有毛病。格萊珉（'鄉村的'）銀行為什麼要在城裡舉行開業典禮呢?我簡直無法想像如此荒謬的事情。”
在為銀行起草法律構架時，我同時也在努力構想一個格萊珉的專用標識。開會時我經常在筆記本上胡亂塗寫，而現在所有的亂塗亂畫都與專用標識有關。有三個主題佔據了我的心思，它們都和鄉村有關。一個涉及編織，特別是竹籐編織，我認為那是一個美麗的象徵，因為編織能夠將一些很散碎的東西彙編成一個有力的整體。我嘗試過許多編織圖案的設計，但沒有一個真正達到我期望的效果。另一個主題是“五”這個數字，因為我們所有的小組都是由五個借貸者組成的。我用五根棍，五個人，五隻手，五張臉，嘗試過許多組合。第三個主題是一個鄉村茅草屋。它設計簡單而能充分地體現鄉村的含義。
這段時間裡，每當我去一個格萊珉的村子都要仔細地註意觀察：未完成的竹編，脫粒，各類農活，住所，用具與裝飾品等等，看是否能挑出某些細節性的東西，用在我們新的專用標識中。正在曼谷出席一個研討會時，我腦海裡突然有了一個專用標識的輪廓。我不關注研討會了，仔細琢磨那個茅草屋的主題，突然間產生了一種設計。我把它畫了幾個版本，立即就喜歡上了其中的一個。我知道，我找到了我的專用標識，我甚至把它的配色寫了下來。
一回到達卡，我就讓人把這個專用標識畫出來，並上了顏色，拿給穆扎梅爾（Muzammel）、迪帕爾、努加罕和戴楊看。他們的反應很謹慎，問了許多問題。它像徵什麼?這些顏色是什麼意思?我做出我的解釋：這個專用標識的茅草屋代表鄉村，但也可被讀解為一支向上射的箭，箭的紅顏色象徵速度。茅草屋中央的綠色代表新的生活，那就是箭所瞄準的目標。
一開始，我的同事們並不十分熱情。我爭辯說，我們應該馬上採用這個專用標識，把它放在所有的地方——我們的信紙抬頭，信封，小冊子和所有其他文具上，使它成為整個規劃的有機組成部分，被這個新的銀行繼承下來。為了使這個專用標識與格萊珉更加密切而不可分割，我提議，在我們的開業典禮上使用它。我們可以用竹子和彩紙做出一個出色的專用標識來。把它作為一道大門，人們通過它走進格萊珉銀行。
我們在坦蓋爾的賈莫基村（Jamurki）的一大片空地上舉行了開業典禮。我們邀請了一些借貸小組和幾個分行的所有工作人員來觀禮，還有其他來自達卡的來賓，人們擠滿了那片空地。穆希思大臣、貸款者代表，還有我坐在講台上，那天天氣好極了，陽光燦爛。如典禮場合的慣例，我們背誦神聖的作為慶典的開始，然後是婦女貸款者們充滿感情的發言。對於為此目標奮鬥了這麼久的所有人來說，這是一個成真的夢想。我望著身著各色紗麗的婦女，紅、綠、橙、粉構成了一片紗麗的海洋。所有這些前來參加慶典的成百上千赤腳的借貸者們，他們用自己的腳投了票，他們想要擺脫貧困的決心無可置疑。那真是美麗的景象，充溢著能量和力量。
格萊珉從一個在充滿敵意的銀行體系中運作的試驗項目，轉變為一家為窮人服務的獨立銀行，這一挑戰使我和我的同事們，還有我們的借貸者都非常激動。我們繼續遭遇著孟加拉銀行家們的懷疑，但是從1983年10月2日起，我們就可以一個同等機構——而且其金融運作績效超過傳統的商業銀行——的身份來堅持我們的立場了。最重要的是，獨立使我們得以成長。我們驚人的速度急速增加著新的支行。我對我們的培訓手段以及小額貸款方法的質量充滿自信，我看不出此時有任何降低速度的必要。
在20世紀80年代的後五年中，我們不僅經歷了數量上的增長，而且對整套方法做了許多改進。截至那時，我們招募的員工都是臨時工，他們不由得經常憂慮這個試驗是不是會終止，那樣他們就會失業。格萊珉成為一家獨立的銀行之後，他們都自動成為這個新機構的正式員工，他們所有人都是大贏家。我們還普及推廣了十六項決議，那些決議產生於借貸者們的一個全國性工作會議（見第八章）。我們的規劃加入了住房貸款，在社會開發方面的努力得以擴展，並進行了灌溉貸款與其他季節性貸款的試驗。雖然遇到一些挫折，如1987年、1988年的洪災與坦蓋爾地區的還貸危機（我們的第一次危機），這仍是一個成長、革新與充滿信心的時期。但是我們意識到了，要使我們的成長可持續，我們需要解決向獨立銀行轉型過程中遺留下來的一些治理方面的問題，其中最緊迫的就是要將格萊珉從一家國有銀行轉變為一家主要由其借貸者擁有的銀行。我們指望著穆希思的引領來完成這件事。
不幸的是，還沒有機會完成他要改變格萊珉股權結構的承諾，穆希思財政大臣就在1985年辭職了。所幸的是，穆希思的好友，財政部終身部長賽義德扎曼也對格萊珉十分熱情。賽義德扎曼了解穆希思對我的許諾，當我提醒他這件沒了之事時，他向我保證，他會支持穆希思的決定。
他說話算話，悄悄地變動了格萊珉的股權結構，將75％的股權授予貸款者，25％留給政府、國有的索納里銀行（Sonali Bank）和孟加拉農業銀行。
但是，隨著我們治理狀態的變化又出現了另一些複雜因素。 1986年，董事會構成變更，大多數成員來自貸款者股東，於是我們的境況變得很奇怪，格萊珉成了一家由一名“政府官員”掌管的非國有銀行。根據我們的法律構架，我是一名由政府指派的董事經理，因此，我必須遵守一名公務員須遵守的所有規章，包括我出國參加任何會議之前，都要得到總統的批准。一件尤其令人惱怒的事發生在1985年，我因出國申請被總統駁回而無法出席在內羅畢召開的聯合國婦女大會，他的問題是:“一個男人為什麼要出席聯合國的婦女大會呢?”
我的任命也是懸於游絲之上，官方委任書上說，我“擔任董事經理，直至發出進一步的指令”。換言之，只要政府沒有對我的工作感到不快，我就可以坐在這個位子上。很可能我哪天早晨醒來會在報紙上看到，已任命別人取代我在格萊珉的董事經理職位。政府無須解釋將我解職的理由，也無須解釋接下來我該怎麼辦。
這種組織上的安排沒有穩定的保證，我一直在擔憂，這屆或下屆政府會突然把我取而代之，從而使格萊珉陷入危機之中。於是我去諮詢幫助我們建立起銀行的律師卡馬爾·侯賽因博士，草擬一份要求國會批准修改格萊珉銀行法律構架的提案。提案須經由財政部遞交到國會，但部裡的官員們根本不想讓這個條款得到修改，他們幹嗎要去變更那個賦予他們變更董事經理的無限權力的條款呢?我送去了我的修改提案，財政部果然對它不予一顧。我又將它呈送給一個更高級機構，是由部長們組成的名為全國經濟理事會執行委員會。他們推薦採用我的建議，而財政部的終身部長仍不予理會，當我親自向他提出這個問題時，他爭辯說那個委員會不是政府，財政部無須聽取其指令。這是我從遲鈍的政府機器中得到的一個無法忘記的教訓。
我繼續不斷地去敲各種各樣的門。最後，我向阿薩德總統本人提出了這個問題。他命令他的財政部長在下一次內閣會議上提交審議我的提案，但是那位財政部長給總統的建議是不要修改那一條款。我沒有放棄。我向總統的秘書長說明了情況，這位高級官僚恰巧是我在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教書時我的數學班的一個學生。我請求他的幫助，他答應將盡全力。他組織了一個高級別的專題會議，邀請了副總統、中央銀行行長、財政大臣、財政部長、計劃大臣和我本人參加，由總統擔任會議主席。
我竭盡全力為我的提案力爭，除財政部長以外的所有與會者都表示了對我的支持。財政部長的反對理由是，他擔心政府會失去對這家銀行進行必要監管的能力。儘管他提出了警告，會議還是批准了修改提議。提案終於被送呈國會，就在阿薩德政府被一次人民起義趕下台及國會被解散之前，提案得到了批准。根據新的條款，一名董事經理必須由董事會而不是政府任命。經過一些法律程序之後，董事會任命我為格萊珉的董事經理，我不再是一名公務員，而是銀行的一個僱員了。更重要的是，格萊珉銀行現在可以自由地選擇一位為其股東利益服務的總裁，而不必聽從政府的吩咐了。
這一修正，是格萊珉銀行的法律構架中一項關鍵性的轉變。但為了更加確保格萊珉銀行的未來，還有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需要解決，那就是董事會主席的任命，它目前是由政府指派的。如政府的一貫作風，這一任命的有效期是“至發出進一步的指令”，那就是說，這位主席隨時可以被政府撤換。這種安排對銀行的穩定性構成威脅。董事會主席的作用至關重要，尤其是對我們而言：十三人董事會中的九位貸款者代表們一般都是文盲。
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格萊珉銀行積極進取的擴展規劃使我們每年大約新增100個分行。從喬布拉與坦蓋爾進行的六年試驗中學到的許多經驗，使我們得以對整套方法加以完善，這些新的分行質量都非常高。到1985年，我們擁有了一支由年輕的專業人員組成的出色的骨干隊伍，他們都擁有好幾年鄉村工作的經驗，能夠指導並管理數以百計乃至數以千計的新進員工。我們在吉大港和坦蓋爾的一些最老的分行碰到了一些問題，我們在那裡運行檢測與糾錯的程序時，貸款者受到許多政策變更的影響。但是，在1983年之後建立起來的分行的運作都非常好。
起初我們將全國總部設在達卡郊區的夏莫里（Shymoli），地處城市金融區的外圍。我試圖推遲至首都的搬遷——在那裡，有權勢的官僚們看起來難免會脫離鄉村現實，但是到1983年，我們別無選擇了。但我仍堅持所有人都要莊嚴承諾，保持我們源於鄉村的草根本色。我們決定，只有在鄉村支行工作過幾年的人員才有資格在總部工作，在過去十五年裡，這個規矩只被打破了屈指可數的幾次。
伴隨著自身的擴展，我們眼看著貸款者通過接踵往復的貸款週期而進步著。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會隨著業務與自信的增長而增加貸款的數額。一些最精幹的貸款者用他們的利潤造起新房子或修繕了現有的家。我下村走訪時，每次看到一棟用格萊珉貸款資助的業務掙來的利潤建起的新房子，我都會感到震撼，但我仍因更多的貸款者無力承擔如此大的投資而深感遺憾。我開始考慮如何創立一個新的規劃，向具有良好償付記錄的可靠的貸款者們提供建房與修房的長期貸款。我想像，這項新的貸款規劃應該以獎勵突出的貸款者作為啟動。但是我並不清楚應該如何著手。之後，在1984年，我注意到孟加拉中央銀行發布的一個廣告：鄉村地區住房貸款的新的再資助計劃。格萊珉銀行對此做出響應，向中央銀行提出申請，請其幫助格萊珉為其貸款者推出的住房貸款規劃。我們解釋說，由於我們的貸款者的樸素境況所限，他們無力償還中央銀行廣告中所提到的大額貸款，我們的貸款者貸不起75000塔卡（大約兩千美元），但是我們確實想貸給他們5000塔卡（125美元）的住房貸款。
中央銀行駁回了我們的申請，央行的專家和顧問們斷定，用125美元建立的無論什麼東西都不會符合對一座房子的建築學方面的定義。他們特別指出，這樣的房子不會被計入“國家住房累計”中去。
我提出抗議。 “誰又在意這個'國家住房累計'呢?”我說,“我們只是想要我們的成員有個不漏雨的屋頂和乾燥的住處。”
我們試圖使中央銀行的顧問們理解，即使如此微不足道的居住條件，對於我們貸款者的現狀都將意味著多麼重大的改善。但是我們的爭辯徒勞無功，他們不為所動。
我們又想出了另一個主意。我們送去第二份申請，解釋說，我們不再想做住房貸款了，而是想做“遮蔽之所貸款”。我們指望著他們沒有一個對“遮蔽之所累計”的定義或數據，也就不會說我們不符合資格了。然而，儘管負責那個項目的顧問們沒有對我們的遮蔽之所貸款提出反對，小組裡的經濟學家還是爭辯說，我們的貸款者承擔不起根本不產生收入的貸款。格萊珉能做得好的，是利用貸款產生收入，用他們的話說是“有生產力的活動”，但“遮蔽之所貸款”是消費項目，不能產生收入幫助償還貸款，所以我們的貸款者無力承擔。
於是我們又從頭開始。這次我們說，我們想向貸款者提供“工廠貸款”。我解釋說，我們的貸款者中絕大多數是婦女,“她們在家里工作時還得照看孩子們，所以她們的家就是工作地點，我們寧願稱之為工廠。再者，季風雨每年要使她們遭災五個月，在那段時間，由於沒有結實的屋頂她們無法工作。為了持續工作保證收入，需要保護她們不受風雨的侵襲，所以我們想向她們提供工廠貸款。的確，這個'工廠'也是家，但更重要的是，由於它能使她們得到長年工作的條件，因而對她們產生收入的能力具有直接的影響。”
那些顧問第二次駁回了我們的申請。我安排了一次與央行行長本人的會面，請他否決他的官僚們的決定。
“你肯定那些窮人會償還貸款嗎?”行長問道。
“是的，他們會還的，他們一定會。這些窮人不像有錢人，他們不敢冒不還貸款的風險。這是他們唯一的機會。”
行長看著我，說:“你在我們的官員那裡碰到了一些困難，對不起。我會允許格萊珉推行一個試驗性的住房貸款規劃，祝你們好運。”
到今天，我們已經發放了總額1.9億美元的貸款，用於建造了56萬棟房子，每週的分期付款記錄近乎完美。商業銀行的慣例住房貸款項目是無法取得如此成功的。他們的貸款者很少有人償還貸款，過上三年那個貸款項目也就中止了。我們的住房貸款項目持續至今，而且仍在擴展。
1989年，由世界上一些頂級建築師組成的評審團選中了格萊珉的住房項目，授予它阿加·汗（Aga Khan）國際建築獎，這也是對我們的承認與表揚。在開羅舉行的頒獎儀式上，一些卓越的建築師不斷地問我，我們的原型設計——一座花費了300美元的小房子——的設計師是誰。我回答說，根本就沒有專業建築師為我們的貸款者做建房設計，那些貸款者是自己房子的建築師——正如他們是自己命運的建築師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