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秋天，在我們的鄉村銀行試驗一周年紀念之際，我在吉大港與親人們一起度過神聖的Eidul Fitr節，慶祝歷時一個月之久的拉馬丹（Ramadan）齋期的結束。雖然Eidul Fitr節是個三天的假期，但是像大多數孟加拉家庭一樣，我們用一周時間來慶祝它。我的父母都極為虔誠，他們在子女身上灌輸了一種對傳統深深的尊重。在整個拉馬丹期間，父親都在按的要求捐獻Jakat（一種宗教的稅金）。根據伊斯蘭教法規定，首先給有需要的親屬，然後給窮苦的鄰居，最後給一般的窮人。
Eidul Fitr節也是全家人聚在一起回顧轉瞬已逝的一年的機會。 1977年，我們都聚在尼里比里（Niribili），尼里比里的意思是和平與安寧，這房子是父親1959年在當時吉大港的帕奇萊士（Pachlaish）新住宅區建的。房子樹立在一道花園護牆的後面，鬱鬱蔥蔥的綠樹環繞四周，有芒果樹、檳榔樹、香蕉樹、柚樹、番石榴樹、椰子樹和石榴樹。尼里比里很大，那許多大露台和寬敞的空間使我總是覺得它就像一艘跨洋的汽輪。儘管它的建築有許多特異之處——房間太大了，門庭太奢侈了，不實際，但我還是很喜愛這個地方。它有八個分開的單元由我的兄弟們分別居住，父親住在一層，被他心愛的釀製桶包圍著，他喜歡那樣。這座房子是家庭力量與團結的源泉。
在Eid這一天，全家依據慣例履行儀式。我們很早就起床洗漱，然後動身去祖輩生活的巴圖亞村，我就是在那裡出生的，在二次大戰期間，全家人大部分時間都在那裡度過。早晨七點鐘，家裡的男人前往Eidgah，那是一片空地，許多人集合在那裡祈禱。我們做祈禱，阿訇開始佈道，幾千人排在他身後。所有的人都穿著新的Eid服，空場上充滿傳統香水的氣味。祈禱做完以後，我與兄弟們擁抱，互致“Edi快樂”，然後排成一隊去觸摸父親的腳，以示敬意和問候。上過墳，並且付了法定的fitra稅（給窮人的1.25公斤麥子）以後，我們開始去拜訪各家親戚。在一個月的齋戒之後，甜肉和美味的麵條吃起來更香了。
姐姐莫姆塔茲做的甜食最棒。那年她做了一些我最喜歡吃的rashomalai（一種混著小白顆粒popy種子和芒果肉的濃牛奶）。我津津有味地享受著她做的酸奶和chira（一種加入甜芒果和香蕉的美味麥片）。
莫姆塔茲比我大20歲，長著鵝蛋臉，一雙熱情的黑眼睛。雖然她17歲就結婚離開了家，但就像一個替補母親，她總是把照看弟妹們當作自己分內的事。 1977年這個Ediul Fitr，孩子們都在我們身邊，互相召喚著，笑著，吃著，玩著。但莫姆塔茲默默地握住我的手。她是多麼好呀!她對我，對我們大家，是那麼的關愛!看著她的眼睛，我回憶起1950年的那一天，我坐公共汽車和人力車飛奔到她家，告訴她弟弟阿尤佈出生了。我氣喘吁籲，萬分激動。她大笑著擁抱我，召喚她的鄰居們通報這個好消息。我們吃啊，慶祝啊，直到深夜。第二天莫姆塔茲打好了包，搬到家裡來幫助母親照料小阿尤布。這麼長時間過去了，環顧左右，我的姐姐莫姆塔茲和圖努，我的兄弟薩拉姆，易卜拉辛，賈漢吉爾，阿尤布，阿扎姆和莫因努，我為我們的健康和幸福而感謝真主。我們真是幸運。
1977年10月，在一次去首都達卡的旅途中，我的一次偶遇大大改變了我們將貸款給喬布拉窮村民的努力方向。出於一些與格萊珉無關的個人原因，我造訪了孟加拉農業銀行，那是我們最大的國有銀行之一。在那兒我偶然遇到一個熟人，就是那個銀行的董事總經理。 AM阿尼蘇扎曼（AMAnisuzzaman）先生是個極為健談開朗的人，一看見我，他立即發表了一長篇激烈的演說。他獨自說了很長時間，攻擊我和其他學究們躲在像牙塔里，沒有為孟加拉做出應有的貢獻。那真是一場猛烈的攻擊：
“你們這些學究令我們失望。你們沒有盡到你們的社會責任。這個國家的銀行體系糟透了，全是腐化、貪污和骯髒。每年，成百上千萬的塔卡悄無聲息地被人從農業銀行偷走，沒有一個人為任何事向任何人負責。你們這些有著白如百合的雙手的學究們，有你們舒適的工作和出國旅行，你們肯定不負責。你們都全無用處。完全沒有用!在這個社會所看到的東西讓我厭惡之極。沒有人想到窮人。我告訴你，這個國家讓人感到恥辱，它就活該有這麼多問題。”
阿尼蘇扎曼不停地說啊說，等他終於慢下來以後，我說:“好吧，先生，聽到你說的這些我很高興，因為我恰巧有個可能使你感興趣的建議。”
接下來我大致說明了我的喬布拉試驗，並解釋說，我的學生們是不拿薪水志願工作的,“他們捐獻了他們的時間，而我用我的實習預算來付那些費用。那些貸款正得到償還，貸款者的狀況正在一天天好轉。但是我確實為我的學生們擔憂。整個試驗只是由一根細線維繫起來的，我需要機構的支持。”
阿尼蘇扎曼仔細地聽我講。我看到他被我的想法吸引，他激動起來了。
“你們和賈納塔銀行有什麼麻煩?”他問道。
“他們堅持要我為每一筆貸款擔保。我要去美國三個月出席聯合國大會的一些會議，而他們堅持要把貸款文件寄給我，要我簽字。你可以想像，那有多麼不實際!”
他搖搖頭:“告訴我，我能幫你什麼忙。”
我很高興。我本來可能多少年都根本碰不上這麼一位熱切地想幫忙的人的。我解釋說:“賈納塔銀行不能對我們的項目提出拒絕，因為沒有拖欠還款的。但是他們總要花兩到六個月才肯批一筆新貸款，每一筆都要經過達卡的總行審批，而且每次碰到一個問題，他們還要再多花幾個月時間才能從指揮鏈的上端再繞回來。這樣運作十分困難。”
阿尼蘇扎曼不耐煩地揮揮手,“你們不能這樣下去。這很荒謬。現在告訴我，你想從我這兒得到什麼?”
“從農業銀行?”
“對。”
“嗯——”我的腦子飛快地轉著,“我想，我希望農業銀行在喬布拉建立一個分行，由我支配。我會訂立它的規章與操作程序，招募我自己的工作人員。你們要允許我發放總額達一百萬塔卡的貸款。給我一百萬塔卡的限制，給我一年時間，然後蓋上蓋子放手讓我去工作。一年以後再打開蓋子，看我是不是還活著。如果你們喜歡我做的事，就延長那個項目。如果不喜歡，就關掉那個分行，不提這件事，把我當作一個試驗。如果根本沒人償還我們的貸款，那麼最多你們也就是虧損了一百萬塔卡。”
“好的。”阿尼蘇扎曼說。他拿起電話，對他的秘書說:“給我接吉大港地區經理。”他摀住聽筒問道:“你什麼時候回吉大港?”
“明天。”
“坐下午的飛機?”
“對。”
電話中傳來另一個聲音，阿尼蘇扎曼說:“我的朋友尤努斯教授明天要從達卡飛回去，他將在下午五點鐘到達校園。我想要你在他的居所等他，我還想要你聽從他的指令。無論他怎麼說，無論他想要什麼，我都命令你那樣做。你明白了嗎?”
“明白，先生。”
“你有什麼問題嗎?”阿尼蘇扎曼對著電話說。
“沒有，先生。”
“好極了。那麼，我不想听到說有任何事情出了問題。我不想听到尤努斯教授向我抱怨說，他的命令沒有被遵從。你明白嗎?”
我從阿尼蘇扎曼的辦公室走出來時仍然覺得有些頭暈目眩。我看到一個姑娘正在外面的大街上掃地。她極瘦，光著腳，帶著一個鼻環。像達卡大街成千上萬的清潔工一樣，這個女人一天干到晚，一周幹七天，才能剛剛勉強維生。然而她還算是一個“幸運者”，因為她有一份工作。為了這個女人，為了所有那些甚至不敢奢望一份清潔工工作的女人們，我要發展我的貸款項目。此刻，我知道我在做正確的事。
第二天下午，農業銀行吉大港地區的經理在我的起居室裡等著我。他十分緊張的樣子。我告訴他頭一天發生了什麼事，阿尼蘇扎曼多麼熱情地贊同我的學生們和我正在喬布拉村做的事。那個經理解釋說，我需要寫一個項目建議書。他會帶幾個同事再到我家來，起草一份正式的書面出資申請。
第二天是星期一，五個人來到我家。他們問了我許許多多的問題，一些我從沒想到過的事：我需要多少貸款者?多少僱員?我提供什麼樣的薪金水平?我需要多少保險櫃?我盡可能地回答了那些問題。幾週以後，我收到了寄來的一個大信封。那是一份建議書，基於我告訴他們我想做的事所做出的一部複雜的洋洋巨著，充滿了官僚的行話，甚至連讀一頁都極為困難。它什麼也沒說。我拿過一支筆，用我自己的話草草記下了我初始的想法。我的提議簡明扼要。我第一要改的就是這個分行的名字。我寫道：
Krishi銀行以“農業”這個專有名詞作為它的名稱，而我並不希望這個分行與農業有關聯。在孟加拉，農夫並不是最窮的人。相反，與沒有土地、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的人相比，那些擁有土地的人的日子是比較好過的。我想要這個分行覆蓋鄉村的各行各業，諸如貿易、小手工業、零售業，甚至是走街串戶的叫賣。我想要它成為一個鄉村銀行，而不是只關心收成與農作的銀行。所以我選擇“格萊珉”格萊珉（Grameen）出自“村莊（gram）”一詞的形容詞形式，意為“鄉村的”，或是“有關村莊的”。這個詞。
幾個月過去了，阿尼蘇扎曼終於有了消息，他要我去達卡會面。我在他的辦公室坐下以後，他點了一支煙，仔細地打量著我。
“我的董事們說，我無權去做我正在努力的這件事，”他說,“因為你是一個外人，不是銀行的一個僱員，我不能把我在銀行業的權力授權給你。”他停頓了一下，然後說出了他的問題:“尤努斯，你真的想開一個我們銀行的支行嗎?”
“不，一點兒也不。我只想藉錢給窮人。”我回答說。
“你還想當教授嗎?”
“嗯，教書是我唯一會做的一件事。我熱愛教書。”
“我不是在對你施加壓力。我只是在把我的思考講出來。”阿尼蘇扎曼把頭向後靠回去，向天花板吐了一口煙。 “你可以放棄你在大學的工作而成為我們銀行的一個僱員。那樣，我讓你做我的副手就容易了，我就可以授權給你而不怕董事會的不滿了。”
“謝謝你，但我對成為一個銀行家沒有真正的興趣。”我回答說,“我還是願意當個教授。我有一個係要管理，有學生和教授們要照看，還要適應大學裡的一些政治環境。我只是用我的左手做這項減輕貧困的工作，我一直是這樣做的。我願意提名我的一個學生來做那個分行的經理。”
阿尼蘇扎曼凝視著辦公室的窗外，任他的香煙繚繞散發。我可以看出，他頭腦中正在轉著各種各樣的主意。 “如果我不讓你在法律上負責那個分行如何?從官方上講，那個分行由該地區經理監管，但是從非官方上講，他會做你吩咐他做的一切。他會從你這兒接受命令。如果有什麼不同尋常的事，他會到總部來，而我會批准的。你要提交一份那些目前正在喬布拉村為你工作的學生的名單。他們中的一個人可以成為那個分行的經理，其他人可以成為銀行的僱員。”
想到我的同事們——阿薩德、努加罕和詹娜——平生第一次，終於要有實實在在的有薪水的工作了，我不禁莞爾。 “我會稱它為格萊珉分行。”我說。
阿尼蘇扎曼點點頭。 “農行的格萊珉試驗分行。聽起來如何?”
“非常好。”
我們兩個人都笑了。他站起身來，我們走到窗口旁。窗外，城市的喧囂正在奔騰湧流，我看到一些帶著嬰兒的赤腳乞丐，睡在街邊的女人，還有四肢殘疾、身體消瘦的孩子們。
“城市的窮人是另一個問題。”阿尼蘇扎曼長嘆一聲說。
“如果我們能在鄉村減輕貧困，湧到達卡阻塞街道的窮人就會減少了。”我說。
他慢慢地點了點頭:“祝你好運，教授。”
我立即投入到工作之中。我雖然仍是大學的一名全職教授，但將每天的大部分時間投入到管理我們的農行喬布拉分行上面，工作人員仍是我原來的那些學生。工作進度比與賈納塔銀行合作時快了一些，而且我不再需要親自為每一筆貸款擔保了。但是，我們的貸款者仍不足五百人。雖然有許多成功的個例，但是看起來，我們並未在村莊積年已久的貧窮之中造成很大的突破性進展。
1978年初，我應邀主持由中央銀行組織的一個名為“資助鄉村窮人”的研討會。那個研討會由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主辦，俄亥俄州立大學的一些專家出席了會議。這些美國專家辯說，借貸給農民的關鍵是要把利率定高。他們認為，有較高利息的壓力，農民就會更加持續地還款。
這在我看來是講不通的。我辯駁說:“孟加拉的農民在絕望的時候，無論向他們收取多高的利息，他們都會藉錢的。他們甚至會去向一個威脅要拿走他們所有一切的高利貸者藉錢。”會議室中的那些人不安地看著我。 “我會付給農民一種負利率。”我解釋說,“我會藉給他們100塔卡（大約5美元），如果一個農民還給我90塔卡，我就免去他那10塔卡的債。你們看，借貸給農民的真正問題是把本收回來，而不是利息。”
我當時是在故意挑釁。這些政策專家們想使貸款成為十分困難的事，於是就只有那些有經驗的農民和手藝人才敢借錢。而我則想把這件事搞得容易一些，這樣，人們就會更願意償還他們的貸款了。
一位年長的銀行家對我的講述甚不耐煩。 “尤努斯教授，”他開了口,“您的喬布拉試驗算不了什麼，與我們所經管的國有大銀行相比，不過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我們並不是平白無故就花白了頭髮的。請讓我們看到在整個地區、而不只是一個村子取得的成功吧。”
他的挑戰並沒有使我吃驚。大多數銀行家都沒有拿我當回事，他們曲解我擴展項目的動機，並堅持認為，那在全國水平上是行不通的。
在整個討論的過程中，中央銀行副行長阿希特·庫馬爾·甘戈帕德海亞（Asit Kumar Gangopadhaya）先生自始至終地傾聽著。會議結束後，他把我叫到辦公室，問我是否認真地想擴展我的試驗。我告訴他是的。一個月以後，他邀請我出席一個由那些國有銀行的所有董事經理出席的會議，討論我的提議。
經理們對我的態度寬容而居高臨下。當甘戈帕德海亞要求他們支持時，他們說:“當然，根本沒有問題。”但那顯然是為了取悅他的隨口應承。實際上他們非常保守。他們認為，那些貸款者償還貸款都是因為我是個可敬的大學教授，小額貸款項目所以能在吉大港奏效是因為那是我土生土長的城市。我試圖解釋說，窮人並不上我的大學，他們的親人中也沒有人會讀會寫，而且我在學術方面的聲望對於他們來說毫無意義，但是圍桌而坐的董事們聽不進去。如果我真要展示這個試驗項目是可以被任何其他銀行複制的，我就得辭去教授職位做一個銀行家，在另一個地區建立起一個格萊珉分行。
最終，我還是那樣做了。吉大港大學批准我離職兩年。 1979年6月6日，還沒來得及弄明白情形，我就正式加入了坦蓋爾地區（Tangail）的格萊珉分行試驗項目。
選中坦蓋爾是因為它離達卡很近，便於達卡的官員判斷試驗項目是否對村民們產生了任何真正的影響。他們同意，每一家國有銀行提供三家分行允許我們使用——其中一家小銀行只提供了一家分行——這樣，我們在坦蓋爾一共有了19個分行，在吉大港有6個，還有我們已經在喬布拉村建立的農行試驗分行。突然之間，格萊珉壯大到了25個分行。
坦蓋爾正處於宛如戰時的動蕩之中，一個馬克思主義不同政見運動中名為“人民軍隊”的地下組織的武裝團伙在鄉間肆虐。這些游擊隊隨意開槍，毫無顧忌地殺人，在每個村子我們都碰到倒斃在路中間、吊死在樹上或被槍殺倒在牆邊的屍體。鄉間到處散佈著解放戰爭遺留下來的武器彈藥。當地的社區負責人大多為了保命逃跑了，躲在鄰居家里或住到坦蓋爾城的旅館裡。整個地區既沒有法律也沒有秩序。
我們，一個羽翼未豐的銀行試驗規劃，面對流血和殺戮，能有什麼作為呢?我們為新招募的那些要獨自在偏遠的村莊工作生活的分行經理與銀行工作人員的人身安全深感擔憂。更糟的是，我們僱用的工作人員中有許多是有極端傾向的年輕學生，他們很容易受到武裝的左傾游擊隊的影響。 （我們過後發現，事實上，一些工作人員在開始為我們工作之前，一直都是“人民軍隊”的活躍分子。）
那是一年中最炎熱的時候，稍微動一下都會使人筋疲力盡。白天，路上空無一人，人們站在樹下，祈禱來一場突然的夏日暴風雨。我們經過的村子十分淒涼，人們極度貧苦消瘦，於是我知道，我來對了地方。這是人們最需要我們的地方。
在那些允許我們使用的銀行分行，職員們因為工作負擔被加重而對我們憤憤然。他們無數次地拒絕提供服務或是和我們找彆扭。有一次，情況惡化到那種地步：我們自己的一個員工用槍瞄準了一個當地的商業銀行經理，威脅說，如果再不撥給格萊珉的貸款者更多貸款就當時殺死他。我們不得不解雇了那個工作人員。受到威脅的經理要求調回達卡，那件事使得我們和那家銀行的關係更加惡化了。
我們沒有放棄。我們盡可能地自己多做工作，而沒有依靠那些靠不住的國有銀行的工作人員。結果發現，那些前“人民軍隊”分子都是出色的工作人員。這些地下鬥士們都很年輕（通常是18到20歲），工作努力，有奉獻精神。他們曾經想用槍和革命解放這個國家，現在，他們又在同樣的村莊里奔走著，向一無所有的人們推廣小額貸款。他們需要一個事業來為之奮鬥，我們將他們的精力引導到更有建設性的事業上，而非恐怖主義。只要他們放下槍，我們就很高興地僱用他們作為銀行工作人員。
一開始，只有喬布拉村的幾個骨干人員和我同來：我的年輕同事阿薩德、迪帕爾和謝赫·阿布杜德·戴楊（Sheikh Abdud Daiyan）。隨後，當情勢比較安全以後，我將同在喬布拉村工作過的兩個女同事也帶來了：努加罕和詹娜。我搬到一個還沒完工的建築裡，我住三層的小房間，工人們仍在我周圍工作著。在拉馬丹期間，我打破了每日的齋戒，吃傳統的清淡的伊夫塔（ iftar）晚餐：用糖和碾碎的椰子醃甜的碎米（ chira），用紅辣椒炸過的雞豆，芒果片，還有撒上綠辣椒和洋蔥的炸過後磨碎的蘭豆（lentils）。
我的辦公室裡沒有衛生間。白天我需要方便的時候，不得不去打擾我的鄰居。在最初那些困難的日子裡，當地人的慷慨使我保持高昂的情緒。夜晚，經常會有一個住在鄰近破茅草屋裡的老人給我端來pantabhat，那是將剩米飯泡在水里發酵，澆上炸辣椒、生洋蔥，再加上剩菜。但是格萊珉有規矩，不得接受任何貸款者或村民的食物或禮物。我只得很不情願地謝絕了他送來的食物。
我的每一個小小的決定都必須在達卡中央銀行的每月例會上進行複審。例會由參與這一試驗的各銀行所有董事經理參加，這是一個遲緩拖沓的過程。例如，我們在第37號決議上浪費了兩個小時，就是否該給銀行工作人員配備手電筒以便其在鄉間走夜路而爭論不休。一個董事經理認為，孟加拉的鄉村生活不應該被手電筒的輸入而“毀壞”，他想要我們的銀行工作者使用老式的燈籠和煤油燈。與那些不斷指責格萊珉改變了孟加拉鄉村的社會根源的社會人類學家一樣，這位銀行家不願允許引入任何聽上去非傳統的東西。富足總是帶來變化，這又能算得了什麼障礙呢?我為能帶來變化而不遺餘力。如果那個董事經理生活在坦蓋爾和吉大港最窮的村子裡的話，他也會全力那樣做的。
1980年3月，我在達卡舉行了一個盛大的再婚儀式。我和薇拉的婚姻幾年以前就結束了。 1977年3月在生下我們的女兒莫尼卡不久，薇拉決意離開孟加拉，她說，這不是一個撫養孩子的好地方。雖然我們仍然彼此相愛，但就是無法在同一個地方定居達成一致。薇拉拒絕留下來，而我無法放棄孟加拉。我們非常悲傷地協定在那年12月離婚了。與來自和我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的薇拉相對照，阿芙羅茲·貝格姆（Afrozi Begum）是曼徹斯特大學高端物理學方面的一位孟加拉研究員。她和我一樣，在東西方世界都能應付裕如。結婚後的幾個月裡，阿芙羅茲仍在英國完成她的研究，我在坦蓋爾工作，但很快她就到坦蓋爾來和我團聚，同住在辦公樓的三層。從那時起，我們總是住在離辦公室很近的地方，甚至今天，我們還是生活在辦公大樓的樓群中。唯一不同的是，現在我們有了女兒迪娜·阿芙羅茲·尤努斯（Deena Afroz Yunus），她生於1986年1月24日。
到1982年11月，格萊珉銀行的成員增長至28000人，其中將近一半是婦女。我們是如何從1979年的500名喬布拉成員而達成這一飛躍的呢?我們的坦蓋爾擴展的成功沒有任何奧秘，但是最重要的，肯定是我們的銀行工作者和經理們的努力與獻身精神。很早我們就認識到挑選富有活力的年輕人來管理分行的重要性。使人吃驚的是，先前沒有任何工作經驗的人最合適做這件事。以前的工作經歷會使剛參加工作的人分心，難以專注於格萊珉的理想與獨特的操作程式。
許多年輕經理都將格萊珉看作是一個重大的機會，他們喜愛試驗與冒險帶給人的快感。經理負有建立起當地格萊珉分行的責任，他要為未來辦公室選址，並畫出那個地區的地圖。他要就那個村子的歷史、文化、經濟與貧困狀況等寫出報告。為了使格萊珉廣為認知，那位經理會將相鄰幾個村的包括村長在內的人都請來，參加一個“發布會”。會上，一個格萊珉的高級官員詳細解釋本銀行的運作程序，請村民們自由選擇是否接受格萊珉及其所有規章，或是拒絕它。如果被拒絕，本銀行就保證離開這個地區。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要求我們離開，但我們想從一開始就做得很清楚，即：由他們選擇是否接受我們。
在一家為窮人服務的銀行工作是高度專業的，從規劃到設計再到實地一對一的接觸，件件工作都是如此。訪問格萊珉的客人經常問我:“是什麼使得格萊珉的員工或經理如此不同於其他年輕人的?他們為什麼會樂於在如此惡劣的條件下工作呢?”我認為，在很大程度上，答案在於對銀行僱員們的培訓規劃，而那一規劃就是出自20世紀80年代初期我和我的工作人員在坦蓋爾時那些每周非正式的工作會議。大多數人在談論有關扶貧規劃的培訓時，他們的意思是指要教給窮人新的技能。而在格萊珉，如果我們有任何為貸款者的正式培訓的話，也是微乎其微的。然而我們培訓我們的工作人員，將他們塑造成反貧困鬥士的精英團隊。
任何有碩士學位，或者至少通過了學士學位所有考試的28歲以下青年，都有資格申請成為我們銀行的一名經理。我們在全國性的報紙上登廣告，收到了大量的申請。這些申請人中半數都有可能成為格萊珉銀行的一流經理。但是由於我們的培訓設施有限，對申請人面試之後只能篩選出有限的人選。我們要求入選者到培訓機構報到，在那兒接受兩天講解介紹之後，就被分派到各個支行去，在接下來的六個月時間裡，在那裡繼續接受培訓。在他們離開以前，培訓機構的工作人員告訴他們:“要仔細觀察一切。你們今後的任務將是，自己建立起一個格萊珉分行，它要處處優於你實習了六個月的那個分行。”
這樣，接受培訓者通過觀察其他人如何掌管我們的一家分行，來發現並了解格萊珉。我們使每一個新加入的年輕工作者沉浸在格萊珉的文化中，沉浸在窮人的文化中，教給他或她去看重赤貧者那未被開發的潛力。我們的培訓課程很簡單，但是艱苦嚴格，大部分是自學自教，沒有閱讀材料，也沒有計算機教程。我們發現，孟加拉的村莊使年輕人對生活得到的了解，比從任何書本都要多得多。在這段時間，我們鼓勵他們對所見的一切提出批評，提出任何修改或改進的建議。當重新匯聚在達卡總部的培訓部時，他們向同事們講解自己的改進建議。這些經過一段實地實習的學員們總是會帶來清新的空氣，還帶來敏銳的觀察與尖銳的批評。在他們的報告裡經常會指出，我們神聖的規章被違反了，或是我們鐘錶般精準的運作正在崩潰。他們的主要計劃包括修改運作方式，對違規者進行嚴懲等建議。在接下來的公開辯論中，這些批評會漸漸的不復那麼鋒芒畢露，但在他們的報告中，確會有許多真實的東西。我們鼓勵這些煥發精神的辯論，因為革新只能出自寬容、多樣化和好奇的氛圍之中。
與我們的經理不同，銀行工作人員沒有碩士學位，他們只受過兩年大專教育。如果進入政府機關，他們可能是地位較低的服務生或是辦公室的勤雜人員，處於辦公機構等級制度的最底層。我們每年都接到成千上萬的要求成為銀行工作者的求職申請，不幸的是，我們只能接受大約十分之一的申請者。
我們有意招收來自不同經濟背景的學員。來面試的應聘者中絕大多數人（男性的85％，女性的97％）以前從沒來過達卡。他們的父母常常得要賣掉莊稼、樹木、奶牛、羊，或是首飾，來籌集他們應聘之行所需的費用。至少有一半申請人得靠父母借錢籌集旅費，其中許多是從放貸者那裡借錢。我們的申請人中多半都是在面試當天到達達卡，因為他們在當地沒有親朋可以藉宿，也沒錢住旅館或招待所。
幾乎我們所有的申請人都是具有強烈的傳統價值觀念的善良的人。大多一天禱告五次，那是一個穆斯林需要做到的。銀行的工作艱苦，但入選者都很看重這個工作給予他們的安全感、尊重、自信與機會。他們在格萊珉工作的前景非常美好，雖然我們付的工資只相當於政府部門工作人員的初級工資，但我們發現，那些工資高得多的私有銀行很少能夠將我們的工作人員挖走。是什麼使我們的工作人員如此忠誠?是工作本身嗎?是培訓嗎?是他們之間結成的友誼嗎?是他們個人迎接挑戰的感覺，以及他們從幫助自己的國家而實現的自我價值嗎?我想，每一個工作人員都會有他或她自己的原因。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鼓勵我們的工作人員了解政治與社會狀況，而且我們信任他們能夠對客觀現實做出分析，得出自己的結論。最重要的是，我們想在員工中間建立一種解決問題的態度。我們堅定地相信，每一個問題都有各種各樣的解決方法，我們的工作是從中挑選最好的方法。
與其他商業銀行不同，我們的工作人員更把自己看作是教師。他們幫助貸款者充分開發其潛力，發現自身的力量，以從未有過的程度擴展他們的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講，他們的確是教師。我也把自己看作一名教師。格萊珉的許多高級官員都曾是我在吉大港大學的學生，他們更把我看作是一個老師，而非老闆，這使我很高興。和老闆在一起，一個人必須中規中矩，但和老師在一起，關係就更隨便，甚至可以是精神層面的關係。人們可以更自由地討論自己的問題和弱點，可以承認自己的錯誤，而不必懼怕引發官方的懲罰。傳統的銀行官員需要他們的辦公室，他們的文件，他們的辦公桌，他們的電話，來作為輔助。沒有這些道具，他們就會茫然迷失。但是你可以把所有這些東西從一名格萊珉僱員那裡拿走，而他或她仍有著一名教師的心態。
這是我們格萊珉銀行現有12000名僱員中典型的一位員工，與其典型的一天工作安排：
1姓名：阿赫塔·霍桑（Akhtar Hossain）
2年齡：27
3每月薪金（1995年）：2200塔卡（66美元），含住房補貼、醫療補貼和交通補貼
4獎金：一個月工資，在兩個Eid節期間付給。
早6點：阿赫塔起床，洗漱，禱告，吃早餐。
早7點：阿赫塔從分行取了他的自行車、文件與背包，騎車前往一個中心。
早7點30分，40名銀行貸款人在中心等候阿赫塔。他們按小組分八排坐好，每一個組長拿著五個組員的存摺。阿赫塔從每個小組那裡收取還款和存款。
上午9點30分，阿赫塔騎車到另一個中心參加他的第二個會議。在一周裡他要去十個不同的中心，會見他所負責的400名貸款人，收取一般性貸款、季節性貸款和住房貸款的還款，並收取存款。
上午11點鐘，對貸款者進行家訪，並提出建議。這是跟踪了解貸款者需要與問題的重要方法。
中午，回到分行辦公室，阿赫塔填寫所有的報告表格，並將分類賬目一一填好，由分行經理簽名驗收。
下午1點30分到兩點，阿赫塔和同事們一起吃午飯。
下午兩點，與全體工作人員一起幫助分行經理做貸款分發工作，上午收來的款子都要作為新的貸款在下午發放出去。
下午3點，貸款發放完畢以後，阿赫塔與同事們將新的貸款信息登錄入賬。
下午4點30分，阿赫塔喝茶休息，與同事們聊天。
下午5點到6點30分，阿赫塔去一個在貸款方面有問題的中心去，或是為當地的孩子組織課外教育。
晚7點，阿赫塔回到辦公室，將一些案頭工作做完，下班。
在坦蓋爾擴展期間，我們還開發出一個建立新的分行的程序。每當格萊珉要在一個新的地方開辦分行時，我們都盡量將工作做得緩慢審慎。沒有一個分行會在運營的第一年裡就試圖超過100個貸款者。只有當一家分行的頭一百筆貸款成功地得到完全償還以後，它才能獲准加速運作去發展更多的貸款者。我們不是要強迫別人去做任何他們不想做的事，我們的目的是使窮人釋放出潛力而為他們自己創造更好的生活。為什麼要匆忙呢?格萊珉的目的是建立一個行之有效的體系，而不是倉促實行一種可能令其借貸者失望的服務。因此，我們將初始規模控制得很小。通常，一位經理與一位副經理來到一個格萊珉已經決定要建立分行的地區，而這位副經理最終將要負責建立起他或她自己的新支行。他們來並沒有任何正式的引見介紹。他們沒有辦公室，沒有住的地方，沒有什麼可以接頭的關係。他們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如實地記述有關這個地區的一切。
為他們的準備工作為什麼如此之少呢?我們是想要他們的出現盡可能地不同於一般的政府官員，那些人通常受到熱烈歡迎和盛宴款待，並舒適地下榻在富有的村民家裡。格萊珉努力用新鮮的思想與謙虛的形式創建一個新的“官員”品牌。因此，我們的經理和工作人員們住宿必須付費，而且不允許住宿奢費。他們可以在被廢棄的空房子、學校招待處，或當地的議會辦公處住宿。他們被禁止應邀去富人家赴宴，他們的解釋是，這樣做違反格萊珉的規定。
每一天，新的分行經理與副經理都要步行若干英里會見村民，向他們講解組成借貸小組的程序，還有我們關於“只接受處於最劣勢的人”的政策——指那些住在遠離將要設立分行的地點的婦女們。無論下雨還是晴天，他們從不停止訪貧。他們不可以通過委任村民做代理，那是政府官員們的一貫做法。最終，是他們的苦乾而不是言詞，緩和了村民們的態度。
而這個過程仍可能是一場艱苦的鬥爭。常見的情況是，村民們根本不相信這些謙恭的訪客是銀行的官員。往往是當地的教師最先辨認出這些客人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但是這些教師都沒上過大學，他們簡直難以相信任何有碩士學位的人會在如此糟糕的村子里工作，還要每天步行好幾英里，與如此窮困的人打交道。新經理們常常受到村子裡宗教與政治頭腦人物的懷疑。在坦蓋爾，我們首次遭遇了保守的宗教人士的大規模反對。那些傢伙無數次地宣揚說，婦女從格萊珉接受貸款就是擅入禁止女人進入的邪惡領域，他們試圖以此來嚇住沒有受過教育的村民們。他們警告婦女：如果加入格萊珉就將受到懲罰，死後不得以伊斯蘭葬禮安葬——對於一個一無所有的婦女來說，那實在是太可怕了。
還有一些經常在村民之間散播的流言，對格萊珉的工作人員來說極其荒謬可笑，而對於一個貧苦婦女來說就是極其可怕的了。 35歲的馬哈拉尼·達斯（Maharani Das），來自巴圖卡里（Pathuakali）的沿海地區，別人告訴她，和格萊珉接觸就會把她變成一個天主教徒。她的家人為了禁止她加入格萊珉打過她好多次。 20歲的穆薩瑪特·庫提·貝格姆（Musammat Kuti Begum）來自福里德布爾（Faridpur），儘管別人警告她格萊珉會把她送到中東賣到奴隸市場，她還是加入了。 35歲的莫桑馬特·馬尼簡·比比（Mosammat Manikjan Bibi），來自派帕拉（Paipara），她說:“那些高利貸者和有錢人告訴我，如果加入格萊珉，我就是一個壞穆斯林，那家銀行還會把我帶到海上再扔到海底。”曼奇拉·卡圖恩（Manzira Khatun）38歲，來自拉傑沙希（Rajshahi）地區，她聽說，如果加入格萊珉就會受到酷刑，胳膊上被刺上許多刺青，並被賣到妓院去。據說，格萊珉會將婦女轉變成天主教徒，使婦女不恪守“遮蔽”的規矩從而摧毀伊斯蘭，竊取房屋和財產，拐帶婦女貸款者，攜帶還貸的款子逃走。它還從屬於一個國際走私集團，或是一個新的東印度公司，該公司會像兩個半世紀以前的英國人那樣，使孟加拉重新淪為殖民地。
以上只是其中區區幾例，一旦謠言開始傳播，局勢就可能很快緊張起來。例如在坦蓋爾的一個村子，一個宗教領頭人威脅要對我們的經理動武。經理看到根本無法和那個毛拉理論，便不聲不響地關閉了分行，離開了村子。他告訴那些想要加入格萊珉的人，他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脅，他們只得到鄰村去參加預備會議了。一些婦女為了組成小組加入格萊珉，每天都得跋涉到鄰村去。但另一些人由於看到格萊珉幫助鄰村居民生活得到了改善而受到鼓舞，就走去見那個宗教領頭人，和他爭辯。
“你幹嗎要威脅那個格萊珉經理?”他們問道,“格萊珉到我們村來，只是來做好事的。”
“你們想下地獄嗎?”毛拉回答說,“格萊珉是一個天主教組織!它想破壞'遮蔽'的規矩。它就是為了這個目的來的。”
“那個格萊珉的經理是個穆斯林，他對比你還了解呢!而且，格萊珉允許我們在家工作，不用出門就可以脫粒、織地席，或是做竹凳。銀行都開到我們家裡來了，那怎麼違反'遮蔽'規矩了?在這兒，唯一違反'遮蔽'的人就是你，讓我們不得不走上好幾英里到鄰村去你才高興了。是你正在破壞我們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格萊珉。”
“去找那個放貸人吧，他是個好穆斯林。”那個不知所措的毛拉回答說。
“他要收取10％的利息!如果你不讓我們從格萊珉借錢，那你就借我們錢。”
“別纏著我。白天黑夜的，你們的騷擾真讓我受夠了。”
“是你不讓格萊珉到這兒來，是你騷擾了我們。”那個婦女回答說,“你得讓格萊珉進我們村，不然我們就不走。我們每天都來騷擾你。直到你讓那個銀行進來。”
“哦，那好吧，你們都下地獄去吧。如果你們自己想要萬劫不復，就加入格萊珉去吧。我反正已經盡力挽救過你們了，誰也不能說我沒有盡力警告過你們。滾吧，借錢去吧，找死去吧!”
那些大喜過望的婦女急忙結幫成夥跑到鄰村，告訴那個格萊珉的經理，她們已經和毛拉談好了，毛拉不再反對，他現在可以回來了。經理感謝她們為他所做的執著努力，但是他說，只有當那個威脅過他的人本人來請求時他才會返回。他不想有任何誤解，也不想自己和格萊珉的同事們受到任何人身安全的威脅。
於是那些婦女回到了自己的村子，又去找她們的毛拉，又開始和他爭辯，直到他被整個事情搞得厭惡之極，厭倦不堪，他真希望從來沒有捲入過。最終他實在沒有辦法了，只得同意邀請那個經理再回到他的村子裡來。這當然不是特別盛情的邀請，但大家都聽到了，那是重要之處。
那些最絕望的、沒有食物的、被丈夫遺棄的、只能靠乞討來養活孩子的婦女們，通常是最堅決的，不管誰威脅她們都要加入格萊珉銀行。她們別無選擇。有時，她們如果不從我們這裡借貸，就得眼睜睜地看著孩子們死去。那些被可怕流言震懾的旁觀者很快也發現，格萊珉的經理對於一些宗教問題的理解經常要比那些說他們是反穆斯林的指責者們更為深刻呢。
我們相信，伊斯蘭教根本就不是通過小額貸款規劃消除貧困的障礙。伊斯蘭並不是完全地禁止婦女通過自己謀生而改善其經濟狀況。 1994年，伊朗總統的婦女事務顧問到達卡來訪問我，我問她對格萊珉是什麼看法，她說:“在伊斯蘭教法或中，沒有任何內容是反對你們事業的。婦女為什麼應該飢餓貧窮呢?相反，你們正在做的事太棒了。在你們的幫助下，整整一代兒童受到教育。多虧了格萊珉的貸款，婦女才可以在家，而不是到外面去工作。”
許多伊斯蘭的學者也告訴我們，伊斯蘭教法關於禁止收取利息的內容，不能應用於格萊珉，因為格萊珉的貸款者同時也是銀行的所有者。宗教禁止收取利息的目的是使窮人免受高利貸的剝削，但是，在窮人擁有屬於自己的銀行的情況下，利息完全是付給了他們共同擁有的公司，因而也就是付給了他們本人。
但是，要培訓我們的銀行工作人員學會如何克服來自政治與宗教領頭的敵對，而不會危及他們自身及其所服務的婦女們的安全，仍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我們嘗試了各種各樣的方法，幾年下來，我們學會了，我們應該先從村里的一個小角落悄悄地開展他們的業務。一旦有幾個絕望的婦女相信並加入了格萊珉，情形就改變了。她們得到了錢，開始掙到多一點的收入，在她們身上沒有發生任何可怕的事。其他人也開始表示出興趣。我們發現，在起初的抵制階段過後，貸款小組會迅速地組織起來。僵局終於被打破，曾經拒絕我們的那些婦女開始說了:“為什麼不呢?我也需要錢。事實上，我比那些已經加入的人更需要錢呢。而且我可以更好地使用它!”人們漸漸地開始接受我們，抵制漸漸消退了。然而，在每一個新開展工作的村子，都會有一場硬仗。
在數以千計的村子裡重複經歷所有這些鬥爭之後，再聽到人們對我們的成就不屑一顧，說什麼格萊珉的成功是由於一些無法複製的地域文化方面的因素，真是令人憤怒。為了在孟加拉取得成功，我們不得不在許多方面與我們的文化做鬥爭。事實上，我們不得不去建立一種反傳統的文化，珍視婦女的經濟貢獻，獎勵苦乾和懲治貪污。格萊珉積極致力於打破付嫁妝的慣例以及對於“遮蔽”習俗過於苛刻的解釋。真的，如果誰想找一個最難推行像格萊珉銀行這樣規劃的國家，那麼我認為，孟加拉肯定排第一位。當我們看到格萊珉的模式在菲律賓、馬來西亞、越南、南非和玻利維亞——僅列舉這幾個國家——蓬勃發展起來的時候，一次次使我們回想起來，在我們自己的祖國里，面對缺乏活力的經濟，保守的精英階層，還有頻仍的自然災害，我們曾不得不去克服了多少巨大的障礙啊。
到1981年底，當我們在坦蓋爾的兩年試驗行將結束的時候，中央銀行要求其會員商業銀行的董事經理們對格萊珉的工作做個評估。他們的反應使我困惑：他們把格萊珉的成功歸結為一個因素——我本人與我的工作人員的敬業獻身。他們仍然確信，格萊珉的概念是無法擴展的。
“格萊珉並不是一家真正的銀行，”一個經理說,“格萊珉的工作人員都不坐在辦公室裡按銀行家的鐘點上班。他們日復一日地工作到深夜，並且像童子軍那樣挨家挨戶地去做工作。這不是一個我們可以復制的模式。它過於依賴尤努斯教授的人格品質了。我們不可能在每一個分行都有一個尤努斯。”
我很憤怒。憑什麼我們努力工作卻要受到打擊呢?這些總裁們拒不承認格萊珉建立起了一個可能引發銀行業本質的革命的新型銀行架構，一種新的經濟概念，而是不斷地試圖把我們的成功歸結於我個人與我的工作人員的自身努力。這與兩年以前我們在喬布拉村進行很小範圍的試驗時我所聽到的反應，一模一樣。
第六章從喬布拉擴展到坦蓋爾窮人的銀行家但是這種遁詞掩蓋著一種更大的憂慮。這些商業銀行家寧願將大筆的錢借給很少數的客戶，而相反的，我們以擁有眾多貸款者而驕傲。我們的年度報告列出了成千上萬筆小額貸款項目，都被用來做各式各樣新的生意：從脫粒到做冰淇淋的棍，做黃銅貿易，修理收音機，加工芥末油，或是培育榴蓮。
環顧著圍桌而坐的這些表情嚴肅的人，我接受了他們的挑戰。 “好吧，”我說,“你們為什麼不把我們的試驗擴展到一個很大而分散的地區呢?你們盡可挑選能夠找到的最貧窮、最邊遠的地方吧。要確保地域分散，相隔很遠，那樣，我就根本不可能同時出現在所有地方了。”
我拿起紙筆，當時就畫出了一個格萊珉試驗的五年擴展規劃。我還向中央銀行承諾，不會要他們花一分錢。我們從別處籌集實施那一規劃所需的資金。
自從在吉大港執教時起，在我要求支援時總會有一個國際組織來支持我。這就是福特基金會。林肯·陳（Lincoln Chen），史蒂芬·彼格斯（Stephen Biggs），彼爾·富勒（Bill Fuller），還有其他人，支持了我們的事業。在那個特定的時期，福特基金會對我們的試驗尤其感興趣，並積極幫助我們消除那些商業銀行家的疑慮。當時福特基金會駐孟加拉的代表亞德里安·傑曼（Adrienne Germain）請了兩位美國銀行家做顧問，對我們的工作進行評估。瑪麗·霍頓（Mary Houghton）與羅恩·格齊文斯基（Ron Grzywinski）都來自芝加哥南岸銀行，他們到達卡訪問我們，還去了許多村子訪問，看到的東西使他們深受感動。
1981年我告訴亞德里安說:“我需要一筆機動的資金，用它來應付我們日常工作中的問題。我還需要給為我們提供資金的商業銀行家提供一項擔保，這樣，他們就不會藉口規劃擴展風險過大而退出了。”
由羅恩和瑪麗推薦，福特基金會同意向我們提供80萬美元作為保證金。我向他們保證，我們根本不會去動它。 “有這筆錢在那兒，就會帶來神奇的效果。”我說。
它的作用就是如此。我們把那筆資金存在倫敦的一家銀行里，從未取用過一鎊。
我們還從總部設在羅馬的國際農業開發基金（IFAD）商貸了340萬美元。這筆款項與從孟加拉中央銀行貸出的一筆貸款對應，將在之後三年內用於五個地區的格萊珉擴展規劃。
於是，在1982年，我們啟動了覆蓋五個互不相連的地區的擴展規劃，它們是：位於這個國家中部的達卡地區，東南的吉大港地區，東北的倫格布爾（Rangpur），南部的博杜阿卡利（Patuakhali）和北部的坦蓋爾。至1981年底，我們累計發放的貸款總額是1340萬美元，而僅在1982年一年，我們貸出的金額又新增了1005萬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