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如何開辦一家為窮人服務的銀行，我一無所知，不得不從零學起。 1977年1月，格萊珉銀行剛起步時，我研究了其他銀行做信貸業務的方式方法，從他們的錯誤中學習。傳統的銀行與信貸公司通常要求全額還款；在貸款到期時拿出一大筆現金，通常會使貸款人心理上很難受，他們就盡可能地拖延還款，於是，在拖延的過程中，貸款數額越滾越大。最終，他們決定根本不還這筆錢了。如此長期而全額償還的貸款，也使得借貸雙方對早期出現的一些問題不予理會；他們不是在問題出現時解決它們，而是希望隨著貸款到期，那些問題會自行消失。
在建立我們的信貸規劃時，我決定要與傳統的銀行完全背道而行。為了避免大額付款而帶來的還款心理障礙，我決定設立一個每日還款規劃。每筆還貸的數額非常之小，使借貸者們幾乎根本不在乎。為了便於計算，我決定貸款要在一年內還清。照此，365塔卡的貸款可以每天還一塔卡，在一年內還清。
對於這本書的大多數讀者來說，一天一塔卡看上去可能是個可笑的數目，但是它的確製造出穩定的增值收入。這每天一塔卡的力量使我想起那個聰明的死刑犯的故事。在行刑那天他被帶到國王面前，被恩准可以提出他最後的願望。他指著王座右邊的棋盤說:“我只想在棋盤的一個格子裡放一粒米給我，接下來的每一格，按前一格雙倍的米給我。”
“批准。”國王說，他根本不了解幾何遞進的威力。很快，那個犯人就統治了整個王國。
漸漸的，我和我的同事們開發出了我們自己的發放與收回貸款機制。當然，我們在這一過程中犯了許多錯誤，隨時調整我們的想法，修改我們的程序。例如，當我們發現支持小組對於我們的運作至關重要之後，就要求每個申請人都加入一個由相同經濟與社會背景、具有相似目的的人組成的小組。我們相信，那些自發成立的小組會更穩定，於是就克制住自己不對它們干預管理，但我們建立起一些激勵機制，鼓勵那些貸款者在各自的營生中互相幫助取得成功。小組成員的身份不僅建立起相互的支持和保護，還舒緩了單個成員不穩定的行為方式，使每一個貸款人在這一過程中更為可靠。來自平等夥伴之間的微妙而更直接的壓力，使每一個組員時時保持與貸款項目的大目標保持一致；小組內與小組之間的競爭意識也激勵著每一個成員都要有所作為。將初始監管的任務移交給小組，不僅減少了銀行的工作，還增強了每個貸款人的自立能力。由於每一組員的貸款請求都要由小組批准，小組就為每一筆貸款擔負起了道義上的責任。當小組的任何成員遇到麻煩時，小組其他成員通常都會來幫助。
窮人的銀行家在喬布拉村，我們發現貸款者要自發組成小組並不總是那麼容易的事。一個想要申請貸款的人必須首先找到第二個人，向其說明這個銀行是怎麼回事。這對於一個村婦來說可能是特別困難的。她常常很難說服她的朋友——她們很可能害怕，懷疑，或是被丈夫禁止，不許和錢打交道，但第二個人終於被格萊珉為其他家庭所做的事感動了，她決定加入這個小組。於是這兩個人就再去找第三個成員，然後是第四個、第五個。當這個五人小組成立之後，我們先給小組的兩個成員發放貸款，如果在隨後的六週內這兩個人都按期償還貸款，就再允許兩個成員申請貸款。這個小組的組長通常是五人中最後一個貸款者。但是往往就在小組準備成立時，這五個成員中有一個人改變了主意，說:“不行，我丈夫不同意。他不想讓我加入這個銀行。”於是這個小組又只剩了四個人或三個人，有時甚至回落到一個人。於是那個人不得不從頭開始。
一個小組要得到格萊珉銀行的認同或認證，可能花幾天時間，也可能要花上幾個月時間。為了得到認同，這個貸款小組的所有五個成員都必須到銀行去，至少要接受七天有關我們政策的培訓，並要通過由一名高級銀行主管主持的口試，表明他們理解了這些政策。每個組員必須單獨接受考試。在考試前夜，每個貸款者都十分緊張，她緊張地在神龕裡點上蠟燭，祈求真主保佑。她知道，如果通不過的話，她不僅對不起自己，也對不起小組的其他成員。儘管都已經學習過了，她還是很憂慮，生怕答不上來有關格萊珉成員職責的那些問題。萬一她忘了呢?銀行工作人員會把這個小組都打發走，告訴所有組員還要再學習，小組裡的其他人就會斥責她說:“看在真主面上，連這事你都做不對!你不僅把自己搞糟了，把我們也搞糟了。”
有一些批評說我們的鄉下客戶都太順從了，所以我們可以脅迫他們加入格萊珉。也許正是如此，我們把初始過程設計得如此富有挑戰性。由小組與考試造成的壓力，有助於確保只有那些真正有需要，而且對此十分嚴肅的人，才能夠真的成為格萊珉的成員。那些日子還過得去的人們，通常會覺得那些麻煩不值得。即便認為值得去做，他們也通不過我們的測試，還是會被迫離開小組的。在我們的小額貸款規劃中，我們只需要有勇氣、有抱負的先行者。他們才是能夠成功的人。
一旦全組都通過了考試，其中一位組員申請第一筆貸款的那一天終於來到了——在80年代，一筆貸款通常是25美元左右的規模。她是什麼感覺?驚恐!她無法入睡，心裡翻騰著對失敗的恐懼，對未知之事的恐懼。在領取貸款的那天早上，她幾乎想要放棄了。對她來說，25美元實在是太重大的責任了。她將如何償還呢?在她的大家庭裡，從沒有一個女人有過這麼多錢。她的朋友們趕來幫她打消疑慮，她們說:“你看，咱們都得過這一關，我們一定會支持你的。我們都在這兒支持你呢。不要怕，我們一定會和你站在一起。”
當她終於接過那25美元時，她渾身顫抖著。這筆錢在燒灼她的手指，淚水滾下她的面頰。她一生中從沒見過這麼多錢，也沒想像過手裡能有這麼多錢。她像抱著一隻嬌嫩的小鳥或兔子那樣捧著這些鈔票，直到有人勸她把錢放在安全的地方，以免被人偷走。
格萊珉的每一個貸款者幾乎都是這樣開始的。在她的一生中別人都在對她說，她不好，她只會給家庭帶來不幸，他們無力承擔她的嫁妝。她多次聽母親或父親告訴她，本該將她流產，或是在出生時就弄死，或是餓死她。對於家庭來說，她只是又一張要吃飯的嘴，又一筆要付的嫁妝費。但是今天，平生第一次，一個機構信任了她，借給她一大筆錢。她發誓，她絕不會辜負這個機構，也不會辜負自己。她一定會奮鬥，一定會還清每一分錢。
在早期，我們鼓勵貸款者建立存款，以便在他們困難的時候取用，或是用於一些其他創收的機會。我們要求借貸者將每筆貸款的5％存在一筆小組基金裡。他們都理解這一策略，認為它與孟加拉“一把米”（ mushti chal）的習慣做法相似：家庭主婦每天攢一點兒米，日積月累就變成很大的積蓄。任何貸款者都可以從這筆小組基金中得到一筆無息貸款在格萊珉Ⅱ號規劃中，個人存款取代了小組基金。 ，只需其他組員對其申請的數額與用途表示贊同，而且那筆貸款不能超過那筆基金總額的一半。在每年數以千計的案例中，小組基金為組員提供的貸款使人們免於季節性的營養不良，得以付醫藥費、學費，為受到自然災害影響的營生重新提供資本，使人們能夠節儉而體面地安葬親人。到1998年，所有小組基金的總額已超過一億美元，超過了所有公司的淨資產額——除去孟加拉屈指可數的幾家公司以外。
如果有一個組員無法或是不願償付她的貸款的話，那麼直至該償付問題得到解決以前，她的小組在隨後的幾年裡可能就沒有資格申請更大額貸款了。這形成了一種強有力的激勵，使貸款者們互相幫助解決問題，並且——甚至更為重要的是——預防問題的出現。小組也可以向它們“中心”裡的其他一些小組求援。 “中心”是一個村子裡的八個小組組成的聯盟，每週按時在約定的地點與銀行的工作人員開會。中心的負責人是由所有成員選出的組長，負責管理中心的事務，幫助解決任何單個小組無法獨立解決的問題，並與銀行指派到這個中心的工作人員密切協作。當一個成員在一次會議期間正式提出一項貸款申請時，銀行工作人員通常會問那位組長和中心負責人，他們是否會支持這一貸款申請——就其數額與目的來說。
從一開始我們就決定，在中心會議上的所有業務實施都要公開。這樣做降低了腐敗、管理不當和誤解的風險，並使負責人與銀行工作者直接對貸款者負責。通常，貸款者會讓自己的孩子在上學以前參加這些會議，孩子們可以給他們念銀行存摺中的那些數字，以確保一切都正確無誤。
我至今仍覺得，到格萊珉的村莊出席那些中心的會議實在令人激動。隨著一年年過去，貸款者對管理他們自己的事務承擔起越來越多的責任，他們提出一些更富革新性的方法來預防和解決問題，並不斷找出新的途徑來幫助每一個成員盡快提升到貧困線以上。每次從那些村莊歸來，我都更加確信，提供貸款是在人們生活中造成巨大變化的一種強有力的手段。自從1977年開始走訪中心直至今日，這始終是我的信念。不僅在孟加拉，在全世界範圍也是如此。當我到馬來西亞、菲律賓、南非和美國等迥異多樣的國家參加一些中心會議時，我意識到，如果給予機會，人類多麼富有活力和創造力。
穆菲亞·哈吐恩（Mufia Khatoon）就是一個生動的例證。穆菲亞是吉大港以北的默沙來地區（Mirsharai District）的一個格萊珉的貸款者，她是1979年末加入格萊珉的，此前，她的生活一直十分辛酸。 1963年她13歲時，她的父親，一個善良的農夫和漁民，把她嫁給了默沙來的東卡利（Dom Khali）村一個名叫賈米爾盧丁（Jamiruddin）的男人。在丈夫長期出海打魚時，穆菲亞的婆婆總是辱罵她，穆菲亞給全家做完飯後，只得到一點點吃的，或者根本沒飯吃。穆菲亞忍飢挨餓地過了好多年。丈夫出海歸來時經常打她，有時，住在幾英里外的父親想要保護她，但根本沒有任何持久的作用。
這些年中，穆菲亞三次懷孕，一個孩子出生不久就死了，另外兩個也沒能懷到足月。她營養不良，貧血，終於生下一個兒子活了下來，但卻使她自己的健康狀況瀕臨危險。無論如何她活下來了，繼續過著遭受毒打與忍飢挨餓的生活。
1974年，經村里的頭人出來干涉，安排她離了婚。穆菲亞終於擺脫了她丈夫的毒打，但是飢餓仍緊緊追隨著她。她開始乞討。她在海亞查拉（Khaiachara）與米塔查拉（Mithachara）富裕的鄰村乞討。一整天才討來幾盎司米，還不夠她和三個孩子吃的。 （在生了兒子以後，她又生了兩個女兒，她還照顧著一個外甥，是個孤兒。）一天，她乞討到一個女人家裡，那個女人開著家庭作坊，製售籃子、席子和其他竹製品，她問穆菲亞，想不想從她那兒借15塔卡，買些竹子去市場上賣。穆菲亞同意了，她賺到了10塔卡，並償還了借款。她用這10塔卡給孩子們買了一些食物。在以後的幾年中，這樣的事又有過幾次，但過了一陣之後，那個女人不再藉錢給穆菲亞了，於是她又被迫去做乞丐。
1974年的飢荒中，穆菲亞差點餓死，她寄居棲身的地方也在1978年的一場暴風雨中被毀掉了。但是在1979年，她加入了格萊珉銀行，借了500塔卡，重新開始了她的竹製品加工營生。當她償還了首批貸款時，她感到自己得到了重生。 1980年12月25日，她得到的第二批貸款是1500塔卡。雖然有時在竹製品銷售淡季她會錯過分期還款，但在收割季節經濟狀況好轉時，她總是能趕上來。
在加入格萊珉銀行的頭十八個月裡，穆菲亞為自己和孩子們買了價值330塔卡的衣服，還有值105塔卡的廚具。這些都是她離婚十五年來從沒有過的奢侈品。她和孩子們能夠更規律地吃上飯，食物也更有營養了。她們從來不吃肉，但常常能吃上蔬菜，偶爾的，她會從市場買點乾魚來開開齋。
穆菲亞是成千上萬原先只能以乞討為生的人們之一，由於他們能從格萊珉銀行中獲得貸款，現在都過上一種有尊嚴的生活了。為了幫助穆菲亞這樣沒有經驗的貸款者，我們一直在努力簡化我們的借貸程序。現在，我們將我們的償付機制提煉成瞭如下公式：
貸款期一年；
每週分期付款；
從貸款一周後開始償付；
利息是10％；
償付數額是每週償還貸款額的2％，還50週。
利息為：每1000塔卡貸款，每週付2塔卡的利息。至於說償付機制，我決定必須使它盡可能地保持簡化。我覺得這一交易應該在當地進行，於是拜訪了喬布拉村中心的那個賣檳榔葉（ pan）的小攤販。那個瘦小的男人不刮臉，總是咧嘴露齒笑著，他的鋪子日夜都開著，村里的每一個人他差不多都認識，每一個人也都認識他。我提議他作為喬布拉村的收款點時，他熱情地應承，也不要任何手續費。我們告訴那些貸款人，他們每天從那條路經過，或是去做日常活計的路上，就把他們每日的分期付款交給那個賣檳榔葉的就行了。
事實證明這個試驗很短命。貸款者聲稱他們付了每日的分期付款了，但那個賣檳榔葉的說他們沒付。
“你不記得了嗎?”一個貸款者會說,“我中午來的，從你這兒買了一些檳榔葉。我給了你5塔卡，你找我錢時，我讓你留下，做為我的分期付款。你不記得了嗎?”
“不，你沒給我5塔卡。”
“不對，我給了。我記得很清楚。”
“不，你給了我一張鈔票，我把該找的零錢都給你了。”
爭吵沒完沒了。我知道，我們必須得簡化程序。於是我買來一個筆記本，把每一個貸款者的名字寫在左邊，在中間做了三欄，顯示每筆分期付款的數額與日期：
貸款者姓名分期償付數額日期
我把這個表格做得很簡單，這樣，每次貸款人付錢給那個賣檳榔葉的人時，他只需要打個對鉤就行。但是幾天以後，連這個體係也崩潰了。那些貸款人聲稱，那個賣檳榔葉的忘記給他們打鉤了。必須對我的會計製度再做改進。但怎麼做呢?作為試驗，我放棄了每日償還制度，轉向僅次於它的每週償還制度。至今，過了大約二十年以後，我們的貸款仍在以同樣的方式，一周一周地加以償還，不過，現在是由我們前線的銀行工作者們每周到村里貸款者那裡收款了。
我們的還款率一直保持很高。一般說來，人們對格萊珉的成功最感驚奇的，是我們在向貧困地區最窮的窮人服務的同時，能夠獲得高還貸款率的成功。人們有時會設想，忠實地償付貸款一定是孟加拉“文化”的一部分。其實這種推測是最遠離實情的了。在孟加拉，最富有的人習慣於不償還其貸款。這種以銀行業的名義進行的滑稽劇使我大為驚異。公眾的存款通過銀行體系，通過國有銀行，通過私人銀行，源源送到那些根本不還錢的人們手中。
我們知道，如果格萊珉要成功，就必須信任我們的客戶。從第一天起我們就清楚，在我們的體系中不會有司法強制的餘地。我們從來不會用法庭來解決我們的償付問題，不會讓律師或任何外人捲進來。今天，商業銀行總是想像每個貸款者都打算捲走它們的錢，於是它們用法律桎梏來限制它們的客戶。律師們鑽研那些寶貴的文件，確保沒有一個貸款者能夠從銀行逃脫。相對而言，格萊珉的基本假設是，每一個貸款者都是誠實的。在貸出者與借貸者之間沒有司法工具。我們確信，建立銀行的基礎應該是對人類的信任，而不是毫無意義的紙上合同。格萊珉的勝敗，會取決於我們的人際關係的力量。也許人們會罵我們天真，但是我們的壞債率低於1％。而且，甚至當貸款者確實違期償還一筆貸款時，我們也並不設想他們是惡意這樣做的。相反，我們設想，一定是那些人的境況使他們無力按時償還。壞債不斷地提醒我們，需要做更多的事，去幫助我們的客戶取得成功。
在我們的試驗項目裡，在努力開發出有效可靠的貸款發放與回收機制的同時，我們還努力確保婦女從這一規劃中受益。我們設立了一個目標，要使我們的貸款者中婦女達到一半。我們花了六年多的時間才實現了這個目標。為了吸引婦女貸款者，我們與孟加拉銀行的通常慣例做鬥爭，它們基本上是將婦女排除在外的。如果說我們的金融機構僅僅是性別偏向，那是遠遠不夠的。當我指出銀行的性別偏向時，我的那些銀行家朋友對我十分惱火。 “你沒看到城裡到處都是我們的女士分行嗎?”他們爭辯說,“它們的宗旨是：只為女性服務。”
“是的，”我回答說,“我看到了，我也看到了它們背後的那些打算。你們想得到婦女的存款，所以你們開設女士分行。但是，如果一位女士想從你那兒借錢的話，又會怎樣呢?”
在孟加拉，如果一個婦女，即便是一個有錢的婦女想從一家銀行借錢的話，那個經理就會問她:“您和您的丈夫討論這件事了嗎?”如果她回答“是的”，那個經理就會說:“他支持您的提議嗎?”如果回答仍是肯定的，他就會說:“請您同您丈夫一起來，以便我們能和他討論這件事，好嗎?”但是沒有一個經理會問一個來貸款的男人，他是否和妻子討論過貸款的想法，或是請他帶妻子來一起討論。在格萊珉之前，孟加拉的所有貸款者中婦女只佔不到1％，這絕非偶然。這個銀行體係是為男人們建立的。
最初，出於對這一狀況的憤怒，促使我訂立了這個目標：我們試驗項目的貸款至少50％要給予婦女。但是我們很快就發現了一些新的關注婦女社會經濟方面的理由。我們藉給貧苦婦女的錢越多，我就越發認識到：借貸給婦女，比借貸給男人，能夠更快地造成變化。
在孟加拉，婦女比男人面臨更為嚴重的飢餓與貧困的問題，婦女比男人更深刻地體會飢餓與貧困。如果家裡非得有一個成員被餓死的話，根據一種不成文的法律，那必定會是那個母親。在饑饉與匱乏的年景，母親還會由於無法用母乳養活她的嬰兒而遭受難以承受的痛苦。窮苦婦女在孟加拉的社會地位是最沒有保障的。當丈夫的可以任意將他的妻子趕出家門，他只需重複三遍“我和你離婚”，就可以和她離婚了。如果被丈夫如此離婚的話，她會很丟臉，她自己的父母家也不願收留她。儘管有所有這些不幸，但有一點是很明顯的，即赤貧的婦女比男人能更快更好地適應自助的過程。雖然貧苦婦女不會讀不會寫，而且很少被允許獨自踏出家門，但是她們看得更長遠。為了使自己和家人從貧困中解脫出來，她們願意更辛苦地勞作。為了想要讓自己的孩子過更好的生活，她們更花心思，而且更加持久堅韌。當一個赤貧的婦女開始掙到錢時，她對成功的夢想總是首先圍繞她的孩子的。她的第二個優先考慮就是這個家。她想買器皿，造一個結實些的屋頂，或是為她自己和親人們找到一張床。而一個男人的優先考慮則是完全不同的一整套東西。當一個赤貧的父親掙到額外的收入時，他更多的是關注他自己。所以，當錢通過一個女人而進入一個家庭時，會給家這個整體帶來更多的好處。
如果說經濟發展的目標包括提高總體生活水平，減少貧困，創造像樣的就業機會，減少不平等，那麼，通過婦女來做工作就是很自然的了。不僅僅由於婦女確實佔了窮人、失業者、經濟與社會劣勢群體的大多數，而且因為她們更加樂於並能成功地改進孩子與男人們的生活。有些研究將男性貸款者與女性貸款者使用其貸款的方式進行比較，總是顯示出與如上所述一致的結果。
將我們的所有努力幾乎完全放在為婦女貸款上，並非易事。首先遭遇的，也是最強大的反對，是來自那些當丈夫的，他們都想貸款來給自己用。宗教首腦對我們非常懷疑，放貸者將我們看作是對他們在村里權勢的直接威脅，這些反對都是我意料之中的。但是使我感到驚奇的是那些受過教育的公僕與專業人員的抗辯。他們爭論說，在這麼多男人沒有工作、沒有收入的情況下，貸款給婦女是講不通的。他們或者說，婦女反正會把貸款交給丈夫，結果會使她們受到比以前更重的剝削。中央銀行的一名官員甚至給我寫了一封充滿威脅惡意的信，要求我“立即充分地講清楚，為什麼在你的借貸者中有這麼高的百分比是婦女”。我回信問他，中央銀行是否問過這個國家的其他銀行，它們為什麼有如此高百分比的男性借貸者。令人好奇的是，他沒有回答我。
一開始，我們也不知道如何去吸引婦女借貸者。如果曾有過任何孟加拉婦女從銀行借過錢，也只是極少數的。我本可以樹起一個招牌，這樣寫道：
所有婦女們請注意：
歡迎到本銀行加入一個專為婦女的貸款規劃。
這個招牌可能會得到免費媒體的報導傳播，但根本不會吸收婦女借貸者。首先，在孟加拉鄉村，85％的貧苦婦女都不識字，其次，如果不同丈夫一起，她們很少能自由跨出家門。為了招募婦女借貸者，我們必鬚髮明出一整套技巧。首先，由於“遮蔽”的規矩，我們這些男人根本不敢走進村里一個婦女的家中。 “遮蔽”涉及到一系列規矩，按照的訓喻戒律來保護婦女的謙卑與純潔。按照“遮蔽”最起碼的解釋，也要禁止婦女出家門，或是被除最親近的男性親屬以外的任何男人看到。
在喬布拉這樣的鄉村,“遮蔽”被覆蓋上了對那些早於伊斯蘭的神祇的信仰色彩。通常是村里的毛拉們（pseudomullahs）在伊斯蘭教的小學（ maktabs）或是為村民講解伊斯蘭教義，使得這樣的信仰長存下去。雖然不識字的村民們把這些人當作宗教權威敬仰，但其實他們中許多人只有很低的伊斯蘭教教育水平，他們講解教義時並非總是基於。
即使在不那麼嚴格遵守“遮蔽”規矩的地方，習俗、家庭、傳統，加上禮儀，使得孟加拉鄉村男女之間的關係極為刻板。所以當我去見村里的婦女時，從來不會要求一把椅子，也不會要求人對我打躬作揖之類，那本來是對有權威的人應有的禮貌。相反，我會盡可能隨和地拉家常，說些有趣的事，或是對一個母親誇讚她的孩子，來打破僵局。我還告誡我的學生和同事們，不要穿昂貴的衣服或花哨的紗麗。
我不會進到一個女人的家裡，而是站在幾家中間的空地上，這樣，所有的人都能看見我，監視我的舉動。然後我就等在那兒，這時，我的一個女學生走進那戶人家，為我做介紹。然後這個中介再把那些女人可能提出的任何問題帶給我。我一一回答她們的問題，那個學生再回到那家去傳達。有時，她會來來回回的一個多小時，而我仍不能說服這些隱身的婦女從格萊珉貸款。
但我第二天還會來。那個學生又得在農婦和我之間往復回合，重複傳達我說的所有東西和那些鄉村婦女的所有問題。這樣，我們浪費了許多時間。經常是，我們的中介沒能捕捉到我的所有想法或婦女們的問題，於是會變得很混亂。有時，那些丈夫對我很惱怒。我猜想，由於我是一個令人尊敬的大學系主任，這多少使他們放下心來，但他們總是要求我們給他們貸款，而不是給他們的妻子。
一天，我正坐在村子房屋之間的一塊空地上，烏雲壓頂，下起了雨。正當季風雨季，很快變成一場傾盆大雨。那家的婦女送出一把傘讓我遮雨，我倒沒怎麼淋濕，但那個可憐的中間人每次在我和那家人之間來回傳話時都得淋雨。雨更大了，於是那家中一個年紀較長的婦女說:“讓教授在二門避雨吧，那兒沒人。免得這姑娘來回挨淋了。”
那房子是典型的孟加拉鄉下棚屋——一間窄小的屋子，泥地，沒有電，沒有椅子，沒有桌子。黑暗中，我獨自坐在床上等著，熬煮atap稻的香味從隔壁飄了進來。一面竹牆和一些架子將這家與鄰人分隔開來，每次我的中間人在隔壁與婦女們講話時，我都能大概地聽見她們說的話，但她們的聲音都壓得低低的。每次那個中間人回來傳達她們的話時，隔壁那些婦女就緊挨著竹隔扇聽我怎麼回答。這種交流方式很不理想，但肯定比站在外面的雨地裡要強多了。
以這種方式——聽到彼此的聲音，但是間接地通過一個中間人——交談了二十分鐘之後，牆另一邊的婦女開始繞過我的助手，用吉大港方言直接向我喊出一些問題或評論了。我的眼睛逐漸習慣了黑暗，可以分辨出透過隔扇的裂縫盯視著我的那些人的輪廓。她們的問題中有許多和男人問我們的一樣:“我們為什麼必須組成小組呢?”“為什麼不能現在就給我個人發放貸款呢?”
大概有25個婦女都擠在竹牆那兒窺視我，突然，隔扇被她們壓塌了一部分。這些婦女還來不及弄清楚發生了什麼事，就已經坐在那間屋子里和我直接對話了。她們中有一些把臉藏在面紗後面，另一些咯咯笑著，很靦腆，不敢直視我，但我們終於不再需要中間人往返傳達了。那是我第一次和一群喬布拉村的婦女在屋子裡談話。
“您的話把我們嚇壞了，先生。”一個將臉藏在紗麗裡的婦女說。
“只有我丈夫才會處理錢這東西。”另一個婦女說，她背對著我，以使我看不到她。
“把這筆貸款給我丈夫吧，他管錢。我從沒碰過錢，也不想碰。”第三個婦女說。
“我不知道拿錢做什麼。”一個坐的離我最近的女人說，但她將目光避開了。
“不，不，別給我，我們拿錢沒用。”一個年紀較大的女人說,“為了嫁妝費的事我們的麻煩已經夠多了，我們可不想和丈夫再打一架了。教授，我們就是不想再惹麻煩。”
從她們臉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貧困與虐待造成的毀損。她們的丈夫對任何別的人都毫無能力，於是就毒打她們來發洩自己的挫折感。從許多方面講，婦女得到的是牲畜的待遇。我知道，婚姻暴力是很可怕的，我理解為什麼這些婦女都不想被捲入對現金的控制——那一直是為男人保留的傳統領域。
我還是竭力鼓勵她們不要害怕:“為什麼不借呢?它會幫助你們開始賺錢的。”
“不，不，我們不能接受你的錢。”
“為什麼不能呢?如果你們用它投資，你們可以賺到錢，養活你們的孩子，並送他們上學呀。”
“不行，我母親臨終時對我說，絕不要向任何人借錢。所以我不能藉。”
“是的，你母親是一個聰明的女人，她給你的告誡是正確的。但是如果她今天還活著的話，她會勸你加入格萊珉的。她活著的時候還沒有格萊珉規劃，她對這一試驗一無所知。那時候，她只能從高利貸者那兒借錢，她勸你不要去和高利貸者打交道是對的，因為他每月收取10％或更高的利息。但是如果你母親知道我們的話，肯定會建議你加入來為你自己創造一種像樣的生活。”
她們的話我都聽到過太多遍，我全都有現成的答案了，但是很難說服這些嚇壞了的人。她們一生中從沒和任何機構打過交道，我主動提供給她們的每一樣東西都陌生而嚇人。那天的進展很慢。非常慢。隨後的很多天也都是這樣慢。在整個季風雨季和Ashar月，人們都吃kalmi、puishak或kachu shak之類多汁多葉的綠色蔬菜。 kachu shak像是一種長長的蘆筍，煮熟後有一種鮮美的味道與口感。我最喜歡聞的是村里人將kachu shak與乾月桂葉、土茴香籽和薑黃放在一起熬煮時散發出來的香味。
剛剛開始去說服婦女從格萊珉貸款時，我們就意識到了：讓女性銀行工作者做這個工作要容易得多。對於我來說，最大的挑戰總是如何才能消除她們的恐懼，而我的女工作者們用柔和的嗓音小心行事，做起來要更容易一些。但收效還是很慢。每一天結束時，我都詢問我的學生們工作進展情況。女工作者們通常會在煙盒背面草草記下可能貸款的人的名字。結果，我僱用了三個年輕婦女在我們的試驗項目里工作——兩名剛剛畢業的大學生努加罕·貝格姆（Nurjahan Begum）和詹娜·誇尼恩（Jannat Quanine），和家在喬布拉村佛教徒居住區、只受過九年級教育的普里蒂·拉尼·巴魯亞（Priti Rani Barua）。與男同事們相比，這些女性更容易與村里的女人建立起融洽的關係，但是她們也面臨許多障礙。的確，我們向虐待與隔離婦女所開展的鬥爭，不僅是代表我們的貸款者，也代表著我們自己的女僱員。
一個銀行工作者的工作性質，要求他或她在鄉村地區獨自行走，有時單程跋涉長達五英里。許多可能成為銀行工作者的女性的家長們認為這件事很降低身份——甚至是傷風敗俗。雖然他們可能會允許女兒坐在辦公桌後面上班，但他們不能接受她們整日為格萊珉在村子里工作。這些女銀行工作者又如何在各地之間跑來跑去呢?在孟加拉，男人可以騎自行車，但人們通常認為女人不應該騎自行車。我們買了練習用的自行車，還辦了訓練班，以使我們的女工作者們有信心騎車。但是在有些地方，她們騎自行車會招致當地人的攻擊。雖然村民們能允許女人乘坐牛車、微型出租車、人力車，甚至是摩托車，但那些信教的保守分子無法接受一個女子騎自行車。甚至在今天，二十五年之後，當我們的貸款者有94％都是婦女時，我們的女僱員們去村子里工作時依然要經常面對敵意和歧視。當一個女性銀行工作者初次到一個村子去時，遭到圍觀是常有的事。她經常會受到村民的批評。他們只習慣在家裡見到女人，而不習慣在任何其他地方看見女人。
我們總是努力招募那些剛剛完成學業正在等待完婚，或是已婚但丈夫失業了的女子作為我們的工作人員。一般說來，一個未婚女子如果能夠盡快找到工作，就會減輕家裡催她結婚的壓力。此外，工作會大大增加她結婚的機會。她不再被人看作是一個負擔了。
經驗證明，要留住女性銀行工作者是很難的。典型的情況是，格萊珉銀行的一個女工作者一旦結了婚，公婆就會對她施加壓力，要她辭職。他們不想要一個“有身份的”年輕女子獨自在鄉間奔波。他們還擔心，萬一遇到麻煩她可能無力自衛。當這個女工作者生了第一個孩子以後，家裡要她辭職的壓力就更大了。接著又生了第二個或第三個孩子，之後，這個女人自己也會想有更多的時間和孩子們在一起。而且，徒步行走幾英里那種事，對她來說也不像年輕時那麼容易了。 1994年，當我們宣布我的一個包括提前退休的選擇權的養老金規劃時，許多女僱員都選擇了離開格萊珉。這雖然不是太過意外，但仍然使我們很傷感。在一些國際會議上，我們經常由於僱用的婦女不夠多而受到批評。我相信，那些批評者當中大多數都不理解孟加拉的社會現實，但我承認，他們的批評激勵我們加倍努力，想方設法留住女僱員。事實上，1997年有一位婦女被提升為區域經理，那是格萊珉銀行前線業務的最高職位，我們為此大事慶祝。但自從1994年起由於退休規劃我們失去了許多優秀的女僱員，一直令人傷心不已。
努加罕的故事說明了我們年輕的女工作者所承受的眾多壓力。我們開始進行格萊珉試驗規劃時，努加罕還在吉大港大學讀研究生。她當時23歲，正在攻讀孟加拉文學的碩士學位。她出身於一個保守的中產階級家庭，11歲時喪父。她母親想要她嫁人生孩子，但是完成學業之後，努加罕反叛了。她是村子裡第一個得到碩士學位的女性，一個非政府組織（NGO）主動提供給她一個工作，她感到很驕傲。她乞求母親允許她工作，但母親拒絕了，爭辯說，在孟加拉，好出身的女孩子根本不該工作。努加罕的哥哥倒是願意讓她為NGO工作，但不知道村里的其他人會怎麼說。於是努加罕只得一再推遲開始工作的日期，那個NGO為她延期了三次，終於無法再等，於是她失去了這個工作機會。
當格萊珉提出給努加罕一個職位時，她的母親和哥哥的態度終於緩和下來。努加罕沒有告訴他們，她不會有辦公室，也沒有辦公桌，她將整天在最窮的村子、最窮的地區間奔走，與乞丐和一無所有的婦女們交談。她知道，如果讓他們知道的話，他們會驚恐萬分，強迫她辭職。 1997年10月她開始和我們一起工作。只要她的親人們不知道格萊珉是什麼樣子，他們就會勉強地允許她工作了。
努加罕工作的第一天，我要她去喬布拉村對一位毫無任何謀生手段的貧苦婦女做一個案例研究，那位婦女名叫阿瑪加·阿米娜（Ammajan Amina）。我這樣做是出於如下幾個原因。首先，我相信，激發一個新員工的最好方法，就是讓她親眼看到窮人生活的實際情況。我想讓努加罕的內心被貧困現實所觸動。其次，我想看看努加罕會如何適應。和窮人一起工作並且要對他們的生活產生積極影響，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努加罕獲得的碩士學位並不能保證她擁有內在動力、信心和力量向這些窮人展示如何去克服他們的障礙。她會願意花時間和那些一無所有的人待在一起，去了解他們如何生活、工作，如何生存下去的嗎?她必須學會把她的客戶看作是完全意義上的人，需要幫助與變化的人。她必須和窮人建立一種便捷無畏的溝通，完全地了解她的貸款者們的生活與困難。於是，在努加罕開始工作的第一天，我把她拉到一邊說:“試著去和阿瑪加·阿米娜單獨談話。試著去感動她，理解她。今天不要帶筆和紙，以使她安心。”
努加罕和我的同事阿薩杜賈曼（Assaduzzaman，簡稱Assad，阿薩德）一起去了喬布拉村。阿瑪加·阿米娜衝阿薩德點點頭，問努加罕說:“他是你丈夫嗎?”
“不是，”努加罕回答說,“他只是一個同事。”
“你怎麼和一個不是你丈夫的男人一起來見我們呢?”阿瑪加·阿米娜問道。這有違“遮蔽”的規矩，使她對努加罕產生了懷疑。
一點一點的，一天一天的，努加罕贏得了阿米娜的信任。阿米娜將自己過去的遭遇告訴了努加罕。阿米娜生育了六個孩子，有四個餓死或病死，只有兩個女兒活了下來。比她年長許多的丈夫也重病纏身，幾年裡，他的醫藥費把家裡的絕大多數財物都耗光了。他死後，阿米娜只剩下了一個空房子。她四十多歲，根據孟加拉的標準已經是老人了。與世界普遍情況相反的是，孟加拉婦女的平均壽命要比男人短。她是文盲，以前從沒掙過任何錢。她曾挨門兜售自製的糕餅點心，沒怎麼成功。她的姻親要把她和孩子們從她生活了二十年的房子趕出去，但她拒絕離開。
有一天，阿米娜回來，發現她丈夫的兄弟已經把她的錫屋頂賣掉了，買主正忙著把它搬走。雨季已經開始了，阿米娜又冷又餓，窮得沒有任何東西能做點心去賣。由於沒有屋頂的保護，暴風雨摧毀了房子的泥牆。她竭盡所能餵養孩子們，她是個有自尊心的女人，所以她只在附近的村子裡乞討。有一天她到家時發現房子塌了，她尖聲哭喊起來:“我的女兒呢?我的孩子在哪兒呀?”
她在坍塌的房子廢墟下找到了已經死去的大女兒。
努加罕在1976年首次見到阿瑪加·阿米娜時，她正抱著她唯一倖存的孩子。她傷心極了，非常絕望。沒有任何放貸者藉給她錢，更不要說一家商業銀行了。但是用格萊珉的貸款，她買了竹子，編制籃子。一直到死，阿米娜都是格萊珉的貸款者，現在她女兒是格萊珉的成員。
通過努加罕和阿瑪加打交道的經歷和許多類似的希望渺茫的案例，我清楚地看到，努加罕和窮人打交道確實有一種特殊的才能。我非常高興能有她作為我團隊的一員。有一天，因為家裡的一些事，努加罕小姑子的哥哥來找努加罕。看到我們的辦公室不過是一間錫頂的棚屋，沒有電話、衛生間和自來水，他大吃一驚。那根本就不是他想像中一個商業銀行的樣子。辦公室的經理阿薩德告訴努加罕的姻親，她到實地工作去了。那個男人找到了努加罕，發現她坐在一棵樹下的草地上，正在和村里的一些婦女談話。他極為震驚。努加罕窘迫之下撒了謊，告訴他說，那天是特殊情況，並求他不要把看到的情況告訴她母親。但他還是說了。
一開始，努加罕的母親大發雷霆。如同大多數最保守的孟加拉穆斯林一樣，她認為女兒就應該遵守“遮蔽”習俗藏在家裡。她無法想像努加罕在露天野外工作，更無法想像，對於一個可敬的女人而言這種工作能算是體面的。最終，努加罕把實情告訴了母親，並訴說了她幫助窮人的深切願望。母親終於緩和下來。今天，她是一個大力支持格萊珉的人。
有一天，我要努加罕在文化節上做一個有關格萊珉的演講，她要和兩個剛來不久的女員工一起去庫米拉城（Comilla）。由於從吉大港到庫米拉的旅程沒什麼危險，我沒有安排男同事陪她們一起去。這並不是因為我漠不關心，我覺得我的工作人員應該獨立。而且我知道，格萊珉需要打破那個女人不能單獨短途旅行的神話。
男同事會安排旅程並處理路上的所有瑣事，儘管努加罕沒有表現出來，但是由於我沒有安排一個男人同行，她非常生氣。她甚至給一個男同事打電話請他陪她一起去，但是他沒有空。她以前從沒獨自旅行過，她祈禱真主賜給她力量和勇氣，然後出發了。她在庫米拉城的演說獲得了很大的成功。
現在，努加罕可以毫無困難地到任何她想去的地方旅行。她是格萊珉銀行的三位總經理之一，並且是我們培訓部的負責人，在那兒，她幫助數以百計的我們未來的年輕銀行工作者們成為自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