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我開始走訪喬布拉村中一些最貧困的家庭，想看看是否能有任何方式直接幫助他們。這個村分為三個地段，分別聚居著穆斯林教徒，印地教徒和佛教徒。走訪佛教徒地段時，我會帶著我的學生迪帕爾·錢德拉·巴魯亞（Dipal Chandra Barua）一起去，他就是在這個地區土生土長的。還有我的同事HI拉蒂菲教授常陪我一起去，他認識那裡的大多數家庭，並天生有一種能使村民們感到自在的本事。
一天，拉蒂菲和我去喬布拉村做例行詢問時，我們在一個低矮的茅屋前停了下來，泥牆已經坍塌，茅草屋頂千瘡百孔。我們從一群正在覓食的小雞與種著蔬菜的畦間穿過，向房子走去。一個女人蹲在門廊骯髒的地上，雙膝緊緊夾著一個做了一半的竹凳。她全神貫注地埋頭工作，手指飛快地動作著，編織那些執拗的竹條。
聽到拉蒂菲的問候，她忙放下竹器，站起身，匆匆走進屋子。
“不要怕，”拉蒂菲沖她叫道,“我們不是陌生人。我們在大學裡教書，咱們是鄰居。我們只想問你幾個問題。”
拉蒂菲禮貌的態度使她放下心來，她低聲回答:“家裡沒人。”
她的意思是，家裡沒有男人。在孟加拉，婦女是不應該和非近親的男人說話的。
孩子們赤裸著在院子裡到處跑。鄰居們從窗口窺視著我們，想知道我們在做什麼。
在喬布拉村穆斯林教徒居住的地段，我們經常不得不隔著竹牆或竹簾和婦女說話。實際上，遮蔽習俗（ purdah）使已婚的穆斯林婦女始終處於與外界隔絕的狀態。吉大港地區一直嚴格遵守著這一習俗。
我在吉大港土生土長，會說本地方言，總是努力通過聊天贏得穆斯林婦女的信任。向一位母親誇讚她的孩子，往往能很自然地使母親感到自在。於是我抱起身旁一個赤裸的孩子，但他哭了起來，向母親身邊衝過去。她任他爬到自己懷中。
“你有幾個孩子?”拉蒂菲問她。
“三個。”
“這個孩子長得很好看。”我說。
這位母親稍稍安下心來，抱著孩子向門口走來。她二十出頭，瘦瘦的，黝黑的皮膚，黑眼睛。她穿一件紅色的紗麗，目光裡是一個每天從早到夜勞作的婦女的那種疲憊。
“你叫什麼名字?”我問。
“蘇菲亞·貝格姆（Sufiya Begum）。”
“你多大了?”我問。
“21歲。”
我並沒有拿出筆和小本子來記錄，我怕那會嚇著她。我只允許我的學生們在回訪時做記錄。
“這竹子是你自己的嗎?”我接著問道。
“是的。”
“怎麼得來的呢?”
“我買的。”
“這竹子花了你多少錢?”
“5塔卡。”當時，這相當於22美分。
“你有5塔卡嗎?”
“沒有，我從派卡（ paikars）那兒借的。”
“那些中人?你和他們是怎麼說定的?”
“我得每天把竹凳賣回給他們，算作還款。”
“你一個凳子賣多少錢?”
“5塔卡50波沙（poysha）。”
“那麼你就掙50波沙的利了?”
她點點頭。那隻有大約兩美分。
“你能從放債人那兒借現金來買你的原材料嗎?”
“能，但放債人會要很多。和他們打交道的人都變得更窮了。”
“放債人要收取多少利息?”
“看情況。有時他要每週10％，但我有個鄰居，要每天付10％。”
“而那就等於是你用這些漂亮的竹凳掙的所有錢，50波沙，對吧?”
“對。”
蘇菲亞不想再浪費時間講話了。我注視著她又開始工作，她棕褐色的小手編織著那些竹枝，它們成年累月地這樣做著，這是她的生計。她光腳蹲在硬泥地上。她的手指長了繭子，指甲裡帶著黑色的污泥。
她的孩子們如何能掙脫自她而始的貧困循環呢?蘇菲亞的收入幾乎不夠她自己吃的，更不要說使她的家人有適當的居所和衣著，那麼孩子們又怎麼去上學呢?簡直不可能去想像某一天她的小孩子有可能逃脫這種慘境。
蘇菲亞·貝格姆一天只掙兩美分，這使我震驚。在大學裡的課程中，我對於成百上千萬美元的數額進行理論分析，但是在這兒，就在我的眼前，生與死的問題是以“分”的單位展示出來的。什麼地方出錯了?!我的大學課程怎麼沒有反映蘇菲亞的生活現實呢?我很生氣，生自己的氣，生經濟學系的氣，還有那些數以千計才華橫溢的教授們，他們都沒有嘗試去提出並解決這個問題，我也生他們的氣。在我看來，是現存的經濟制度注定了蘇菲亞的收入將永遠只能在如此低的水平，她永遠也攢不下一分錢，永遠不可能有任何投資來擴展她的經濟基礎。她的孩子注定將像她和她的父母一樣，繼續過著赤貧的生活，食不果腹，勉強維生。我以前從沒聽說有任何人會由於缺少22美分而受苦，在我看來，這是不可能的，是荒謬的。我是不是該立即把手伸進口袋裡，把蘇菲亞需要作為資本的那一丁點兒錢交給她呢?那是十分簡單，輕而易舉的事。而我克制住了這個衝動。她並不是在要求施捨。況且，送給一個人22美分並不能長久地解決問題。
拉蒂菲和我開車回到我山上的家。我們在傍晚的溽熱中在花園裡散步。我試圖以蘇菲亞自己的視角去看待她的問題。她受苦是因為買那些竹子要花費5塔卡，而她沒有購買原材料所需的現金。結果，她只能在一個繃緊的循環中——從商人那兒借錢，並把東西賣回給他——維持生存。她的生活是一種受制約的勞作形式，或者乾脆地說，就是奴役。那個商人算計得很精，只付給蘇菲亞剛剛只夠購買原材料，和勉強夠活下去的錢。她無法掙脫被剝削的那種關係。要生存下去，她就只能通過那個商人繼續勞作下去。
在第三世界裡，高利貸變得如此標準化和廣為流行，以至借貸者很少意識到，那是一種多麼強制蠻橫的契約。剝削在各種偽裝下進行著。在孟加拉的鄉村，在耕種季節開始時所借的一莫恩德（1 maund，大約37公斤，印度及部分中東國家使用的重量單位）帶殼的稻子，到收割時必須要還兩莫恩德。土地被用於質押時，將任由債權人處置，債權人可以在完全還清借款以前一直擁有對土地的所有權。在許多情況下，一種諸如“保南納馬”（ bawnanama）的正式文件保證了債權人的權利。根據該文件，債權人通常拒絕接受對於借貸的部分償還，在規定的償還期限之後，債權人可以按事先商定的“價格”“買”斷這塊地。另一種抵押擔保形式是“達丹”（ dadan），契約確保商人借出的貸款可以事先商定的低於市場的價格收購將來的農作收成。蘇菲亞·貝格姆就是在與放貸人之間的一個“達丹”契約的製約之下，來製作她的竹凳的。
在孟加拉，有時藉貸是為了一些特別的或暫時性的目的（比如嫁女兒啦，賄賂官員啦，打官司啦），但有時就只是為了活下去——買食物、藥品，或是應急。在這種情況下，借貸者很難擺脫借貸的重負拖累。通常，借貸者不得不再次借貸以償還以前的借款，最終就會像蘇菲亞那樣深陷於貧困的循環中。在我看來，蘇菲亞只有找到5塔卡來買她的竹子，她作為契約奴隸的地位才可能改變。信用貸款可以給她帶來那筆錢。然後她就可以去自由市場上出售她的產品，向消費者直接收取全額的零售價。她只需要22美分。
第二天我給梅姆娜·貝格姆（Maimuna Begum）打了電話，她是為我收集資料的大學生，我請她幫我將喬布拉村像蘇菲亞這樣依賴放貸者的人開列一個名單。一周之內，我拿到了一個列有42個人名的清單，借款總額為856塔卡——不到27美元。
“我的天，我的天啊，所有這些家庭如此受苦受難，就只是因為沒有這27美元!”我驚叫道。
梅姆娜站在那兒，什麼也沒說，這一現實令我們難過。
我的頭腦是不會聽任這個問題就此存在的。我想要幫助這42個身強力壯、刻苦勞作的人。就像念念不忘一根骨頭的狗，我圍繞著這個問題不斷地鑽研。像蘇菲亞這樣的人如此窮困，並不是因為他們愚蠢或懶惰，他們整天從早幹到晚，做著一些複雜的體力工作。他們窮，是因為這個國家的金融機構不能幫助他們擴展他們的經濟基礎，沒有任何正式的金融機構來滿足窮人的貸款需要，這個缺乏正式機構的貸款市場就由當地的放貸者接管了。它是一個有效的輸送體系，在通向貧窮的單行道上形成滾滾洪流。但是，如果我能把那27美元借給喬布拉的那些村民，他們就可以把他們的產品出售給任何人，從而以他們的勞動得到最高的回報，而不受制於商人和高利貸者的盤剝了。
原來一切是那麼容易。我將27美元交給梅姆娜，告訴她:“給你，把這錢借給名單上的那42個村民。他們可以把放貸者的錢還清，把他們的產品賣個好價錢。”
“他們應該什麼時候還給你呢?”她問道。
“在他們還得起的時候，在他們賣自己產品最有利的時候，什麼時候都行。”我說,“他們不必付任何利息，我不干借貸者一行。”
梅姆娜去了。事態的發展使她疑惑不解。
通常，頭一碰枕頭我幾秒鐘就睡著了，但那天晚上我睡不著了。躺在床上，我為自己竟是這樣一個社會的一分子而感到羞愧，這個社會竟然不能向42個有技能的人提供使他們能夠自己謀生的區區27美元。我知道自己所做的是極為不夠的，這令我無法安枕。如果其他人需要資本的話，他們幾乎沒可能追尋到我這個經濟系的主任。我所做的是針對這一特定事件的衝動反應。現在，我需要創立一種這些人可以依賴的機構性的解決方法，一個能夠借錢給那些一無所有者的機構。我決定去找當地銀行的經理，要求他的銀行借錢給窮人。事情看上去是如此簡單和直截了當，我睡著了。
第二天上午，我爬進我的白色大眾甲殼蟲，向當地賈納塔銀行（Janata Bank）的分行駛去。賈納塔是一家國有銀行，是全國最大的銀行之一。賈納塔銀行設在大學的分行就在校園大門外的一條街上，那條路上滿是小舖子、小攤和小餐館，當地村民在那兒向學生們出售檳榔果、熱飯、筆記本、筆等各色東西。那些拉人力車的都聚在這兒，等著把學生們從宿舍拉到教室去。銀行分行設在一個方形的單間裡，前面的兩個窗戶裝了柵欄，牆被刷成暗綠色，房間裡擺滿了木製桌椅。坐在房間左後面的經理向我揮揮手。
“先生，我能為您做什麼嗎?”
辦事員端來了茶和餅乾。我解釋了我造訪的原因。
“上次我從您這兒借錢是為了喬布拉村的那個三方共享項目籌資。現在我有一個新的建議，我想請您借錢給喬布拉的窮人。涉及的數額非常之小，我本人已經那樣做了，我借給42個人27美元。還會有許多窮人需要錢的，他們需要錢去買原材料和必需品作為啟動資金。”
“什麼原材料啊?”那個銀行負責人茫然不解，彷彿這是某種新的遊戲，而他完全不熟悉遊戲的規則。出於對一個大學負責人的一般性敬意，他讓我講完了，但是顯然沒有理解。
“嗯，有些人做竹凳，還有一些人編織地席或是拉人力車。如果他們能以商業利率從一家銀行借錢的話，他們就可以在自由市場上出售他們的產品，掙到像樣的利潤，從而能過上好一點的生活。而現在，他們只能像奴隸一樣勞動，永遠無法擺脫被那些批發商踩在腳下的生活，那些人以高利借給他們資本。”
“是，我知道放貸人（ mahajons）的事。”那個經理回答說。
“所以我今天到這兒來，我想請您借錢給這些村民。”
那個銀行經理咧開嘴巴大笑起來:“我做不到!”
“為什麼?”我問道。
“嗯——”他結巴著，不知道從何開始來解釋他一系列的反對理由。 “就說一件事吧，你所說的這些村民需要藉的這一點點錢，甚至都不夠他們必須填寫的所有那些借貸文件的費用呢。本銀行是不會在這樣的微小數額上浪費時間的。”
“為什麼不能呢?”我說,“對於窮人來說，這錢對於他們的生存可是至關重要的。”
“這些人是文盲，”他回答道,“他們甚至連我們的貸款表格都不會填。”
“孟加拉有75％的人口都不會讀寫，要求填表是一種荒謬的要求。”
“這個國家中的每家銀行都有這項規定。”
“噢，那說明了我們銀行的一些問題，對吧?”
“即使當一個人到銀行來想存錢，我們也要求他或她把想存多少錢寫下來。”
“為什麼?”
“您的'為什麼'是什麼意思?”
“噢，一家銀行為什麼不能就收下錢，開出一張寫著'從某某人那裡收到多少多少錢'的收據呢?銀行為什麼不能那樣做呢?為什麼必須是存錢者來做呢?”
“如果沒有會讀會寫的人，銀行怎麼能開下去呢?”
“很簡單，銀行為收到的現金數額開出一張收據，這就解決了。”
“可如果那個人想取錢呢?”
“我不知道……一定有一種簡單的方法。那個借錢者帶上他或她的存款收據，交給收納員，出納員就把那筆錢還給他。至於銀行用什麼樣的會計製度，那是銀行的事。”
經理搖搖頭，但他彷彿不知道從哪兒說起，沒有接話。
“在我看來，你們的銀行製度就是為歧視文盲而設立的。”我反擊說。
那個分行經理看起來很惱火了:“教授，銀行業並不像您想得那樣簡單。”
“也許是這樣，但我也確信，銀行業不像你們搞成的那樣複雜。”
“你看，一個簡單的事實是，在這個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銀行，借款者都必須填寫表格。”
“好吧，”我說，對這件顯而易見的事表示屈從,“如果我能讓我的一些學生志願者為村民們填寫表格的話，那就不該成為一個問題了。”
“但是您還不明白，我們就是不能把錢借給赤貧者。”分行經理說。
“為什麼不能?”我努力保持禮貌。我們的會話中有某種超現實的東西。分行經理面帶微笑，好像是說，他明白我是在和他開玩笑呢。整個會見很滑稽，也實在很荒謬。
“他們根本沒有抵押擔保品。”分行經理說，期望就此結束我們的對話。
“只要你能把錢收回來，你們為什麼需要抵押擔保品呢?收回錢才是你們真正想要的東西，對吧?”
“對，我們想要把錢收回來。”那個經理解釋說,“但同時我們也需要抵押擔保品。那是對我們的保證。”
“對我來說，這講不通。那些窮到極點的人一天工作12小時。他們需要賣掉東西，掙來錢買食物。他們肯定要還你的錢，只是為了再藉一筆，再活一天!那是你們能得到的最好的保證——他們的生命!”
那個經理搖搖頭:“您真是個理想主義者，教授。您生活在書本理論中。”
“但是，如果你們有把握那錢會被償還時，你們為什麼還非得需要抵押擔保品呢?”
“這是我們銀行的規章制度。”
“那麼只有那些有抵押擔保品的人才能藉錢了?”
“是的。”
“這是很愚蠢的規章。它意味著只有有錢人才能藉錢。”
“規章不是我訂的，是銀行訂的。”
“好吧，我認為這些規章應該改。”
“無論如何，我們這兒不能把錢借出去。”
“你們不借?”
“是的，我們只接受教職員工和大學的存款。”
“但是銀行不要通過放貸掙錢嗎?”
“只有總行才放貸。我們這兒是接受大學及其員工的存款的。我們給您的三方農作項目的貸款是一個由我們的總行批准的例外。”
“您的意思是，如果我當初到這兒來要求借錢的話，你們也是不會藉給我的?”
“對啦。”他大笑著。顯然，這個經理很久沒有一個這樣開心的下午了。
“那麼，我們在課堂上教書時講的銀行會貸款給借款人，都是假話了?”
“嗯，要貸款您得去總行，但我不知道他們會怎麼做。”
“聽起來我需要去和一些更高級的官員談了。”
“是的。那是個好主意。”
我喝完茶準備離去時，分行經理說:“我知道您不會放棄努力的。但是據我對銀行業的了解，我可以肯定地告訴您，您的這個計劃根本行不通。”
兩天以後，我與賈納塔銀行的吉大港地區經理RA霍拉達爾（RAHowladar）約好，在他的辦公室會見了他。我們又重複了我與喬布拉那位分行經理的大部分對話，但是霍拉達爾確實提出了一個保證人的主意，如果村里有人願意做好事來代表借貸者做擔保人，銀行或許可以考慮批准一筆沒有抵押擔保品的貸款。
我考慮了一下，這個主意有顯而易見的優點，但是看上去依然存在一些無法克服的障礙。
“我不能那樣做，”我對霍拉達爾解釋說,“怎麼能防止保證人佔那些被擔保人的便宜呢?結果他可能變為一個暴君，可能像對待奴隸一樣對待那些貸款人。”
一陣沉默。從過去幾天我和銀行家們的討論中，有一點我已經很清楚了，我並不是在和賈納塔這個銀行過不去，而是在和整個銀行製度體係對抗。
“我為什麼不能做保證人呢?”我問道。
“您?”
“對，你們能接受我作為所有貸款者的擔保人嗎?”
那位地區經理微笑了:“您談的是多少錢呢?”
為了給我自己留出差錯與擴展的餘地，我回复說:“總共可能一萬塔卡（300美元），不超過這個數。”
“嗯。”他用手指撥弄了一下辦公桌上的表格。我可以看到他的身後，舊活頁夾中蒙著灰塵的一摞卷宗。沿牆是成摞相同的淺藍色活頁夾，一直摞到齊窗高。頭頂的電扇微風戲耍著那些卷宗，在他的辦公桌上，這些表格永遠在飄動著，等待著他的決定。
“好吧。”他說,“我要說，我們願意接受您作為那個數額的擔保人，但不要要求更多的錢了。”
“說定了。”
我們握握手。我突然又想起一件事:“但是，如果有一個貸款人不還錢的話，我是不會承擔被拖欠的還款的。”
那個地區經理不安地看看我，不明白我為什麼這麼難打交道。
“您作為擔保人，我們可以強迫您付的。”
“你們會怎麼做呢?”
“我們可以通過法律程序起訴您。”
“好吧，正合我意。”
他看著我的樣子彷彿是看著一個瘋子似的。那正是我想要的。我感到很憤怒，我就是想要在這不公正的、過時的體系中造成某種恐慌。我想成為插在輪軸裡的棍子，最終使這該死的機器停下來。我是一個擔保人，可能吧，但我才不會真的擔保呢。
“尤努斯教授，您知道的很清楚，我們是絕不會起訴一個親自為乞丐借錢擔保的大學系主任的。無論我們可能從您那兒追回多少錢，都會被那些負面宣傳統統抵消掉，再說，如此區區小數的貸款，連付訴訟費都不夠，更不要說我們為了追討要付出的管理費用了。”
“噢，你們是一家銀行，當然要做你們自己的利潤成本分析。但是如果有拖欠，我是絕不會付的。”
“您是在給我製造困難，尤努斯教授。”
“對不起，但是銀行是在為許多人製造困難——特別是那些一無所有的人。”
“我正在努力幫忙呢，教授。”
“我明白。我是在與銀行的製度爭辯，而不是對您。”
又是一些回合之後，霍拉達爾結論道:“我一定會向達卡總行推薦您的貸款申請，我們等著看他們會怎麼說。”
“但我原以為您作為地區經理就有權決定呢?”
“是的，但是這件事太出格了，我無法批准。必須由最高層來批准。”
又花了六個月的文件來往時間，那筆貸款才正式批下來。終於，在1976年12月，我成功地從賈納塔銀行貸出了一筆錢，把它給了喬布拉的窮人。在整個1977年，我必須在每一份貸款申請上簽名。甚至在我到歐洲或美國旅行時，銀行都會為了一個簽名給我發電報或寫信，而從不和村里任何實際借款的人打交道。我是擔保人，在銀行的官員們看來，我是唯一算數的人。他們不想和使用他們資金的窮人打交道，而我則確保那些真正的貸款者——那些我稱之為“銀行業不可接觸者”的實際貸款人——不必到銀行去，從而免遭蔑視與屈辱的騷擾。
一切就這麼開始了。我不打算成為一個放貸人，也沒打算把錢借給任何人，我真正想做的是要解決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純粹是出於失望，我對銀行最基本的抵押擔保的原則提出質疑。我不知道自己是對是錯，不知道自己將會捲入什麼之中。我在盲目前行，邊走邊學。我的工作已轉化為一種鬥爭，要向世人展示：這些所謂的“金融界不可接觸者”實際上是可以接觸，甚至是可以擁抱的。使我大為驚奇的是，事實證明，沒有抵押擔保的借款人比有抵押擔保的借款人的還款情況還要好。的確，我們貸款的還款率超過了98％。窮人深知，這一貸款是他們擺脫貧困的唯一機會。如果他們不按時償付貸款的話，他們將失去唯一的機會，重陷貧困的舊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