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我回到孟加拉就得到了一個響亮的頭銜，被派到政府計劃委員會工作。我的工作很沒意思，除了看報整日無事可做。在向計劃委員會主任努爾·伊斯蘭（Nurul Islam）多次提出抗議之後，我終於辭職了，去吉大港大學做經濟學系主任。
吉大港大學位於吉大港市以東20英里，佔據著1900公頃貧瘠山地。這所大學是20世紀60年代由孟加拉一位首屈一指的建築師設計建造的，外表給人深刻的印象。大樓完全以裸露的紅磚建造，走廊開敞，房間寬大。但是，儘管這些現代建築令人觀感舒服，卻很不實用。例如，我到那裡時每個系的系主任都有一間巨大的辦公室，但是其他教師根本沒有辦公的地方。作為經濟系主任，我最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將我的辦公室改造成我的同事們的公共休息室。奇怪的是，這使得同事們都感到不舒服。他們覺得系主任有一個大房間是理所當然的，哪怕其他人根本沒有坐的地方。
當時大學的處境很困難，教師們抵制升級考試，他們指責學生抄襲書本，或互相抄襲。許多學生曾加入解放軍（Mukti Bahini），剛從戰爭中歸來。他們帶著槍，威脅說如果不馬上宣布考試結果，就要傷害教師。
當時，我和父母一起住在城裡。父親准許我每天開他的車到郊區的校園去上班，每天都經過位於高速公路與校園之間的喬布拉村。我注意到村子周圍那些貧瘠的土地，便問同事HI拉蒂菲（HILatifee）教授，為什麼這些土地上沒種上冬季的莊稼。他也不知道，我就提議去問問村民，結果發現，沒有用於灌溉的水。
我認為我們應該就這些閒置的土地做些什麼。任由一所大學周圍的地荒著是件令人羞恥的事。如果說大學是積蓄知識的地方，那麼這些知識中應該有一些被用於造福於鄰里。一所大學絕不應是一個孤島：在其中學術造詣越來越高，卻不與人分享。
我們的校園面對著一道山脈，每天早晨，我可以從教室看到小伙子、小姑娘、男人和耕牛，川流不息地穿過校園向群山走去。他們扛著鋒利的砍刀，日落時分，滿載柴火樹枝歸來。我突然想到，大學應該將那些荒山轉變為多產的莊稼地，這會給大學帶來額外的收入，給村民帶來就業機會，大而論之，為國家出產糧食。
我對那個村莊本身也越來越好奇。在學生的幫助下，我啟動了一個調查喬布拉村經濟狀況的項目。我們想搞清楚，村里有多少個家庭擁有可耕種土地?他們種什麼莊稼?沒有土地的人如何謀生?這些村民有什麼技能?他們要改進自己的生活有什麼障礙嗎?有多少家庭的耕作能夠全年口糧?有多少不能?哪些人貧窮?
對於貧困起因的分析，多將重點放在為什麼一些國家會貧窮上面，而非著眼於為什麼人口中的某一部分會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對於社會問題敏感的經濟學家們強調，窮人缺乏“應得的權利”。當時，我對於饑饉還沒有什麼概念，在以後的二十二年中我才逐漸發現：出色的經濟理論家是不屑於花時間探討貧窮與飢餓的問題的。他們認為，當經濟總體繁榮時，這些問題就會迎刃而解了。這些經濟學家將他們的才能都用在詳解發展與繁榮的進程上，而很少反映貧窮與飢餓的根源與發展，結果是，貧窮繼續著。
1974年，隨著飢荒不斷惡化，我心中的不安日益加劇，我終於無法忍受了，去見了大學的副校長。阿布·法扎爾（Abul Fazal）是一位著名的社會評論家與小說家，被很多人看作是這個民族的良知。他很禮貌地接待了我。
“尤努斯，我能為你做什麼嗎?”他問道。頭頂上的電扇慢慢地轉動著，蚊子嗡嗡作響，僕人送來了茶。
“許多人正在餓死，可是所有的人都怕談到這件事。”我回答說。
阿布·法扎爾點點頭,“你有什麼建議嗎?”
“您是一位深受尊敬的人。我想請您向新聞界發表一項聲明。”
“噢，但聲明什麼呢?”
“號召全國和國家的領導們一起協力度過飢荒。我肯定，如果您領頭的話，學校裡所有的教師都會在您的信上簽名，那將會有助於動員起全國的輿論來。”
“對呀，”他啜了一口茶，說道,“尤努斯，你來寫那個聲明吧，我簽字。”
我笑了:“您是作家，您當然知道如何措辭這項聲明。”
“不，不，你來寫，尤努斯。你對此事充滿激情，你知道該說什麼。”
“可是我只是一個經濟學教授啊。這份文件應該是一份發起運動的吶喊，應該具有能夠喚起人們行動的分量。”
我越堅持說他是喚起全國人民關注飢荒的最佳人選，阿布·法扎爾就越是鼓勵我來寫這封信。他如此堅持他的觀點，我別無選擇，只好許諾去試試。當天晚上我起草了一份聲明書。第二天上午我將那份草稿拿給副校長，在他閱讀時，我等候著。
阿布·法扎爾看完之後，伸手去拿筆，說道:“我該在哪兒簽名?”
我吃了一驚:“但是，我措辭激烈。也許你會想做些修改，或是提出其他想法吧?”
“不，不，不，它非常好。”他說。說著，他就在上面簽了字。
我沒說的了，也在那份文件上簽了字，並複印了一些送給其他的教職員工。一些教師對某些詞語提出了異議，但是由於副校長已經在上面簽了名，他們最終也都同意了，在聲明上簽了自己的名字。我們當天晚上把它送到報社，第二天，聲明就刊登在所有重要報紙的頭版頭條上。
我們的聲明引發了連鎖反應，尚未公開表示要與飢荒抗爭的那些大學與公共團體，都紛紛響應了我們的號召。而我則開始將所有努力集中在農業上。很顯然，擁有3500萬公頃的疆土，人口非常稠密的孟加拉，迫切需要增加糧食產量。我們有2100萬公頃可耕地，在雨季主要生產稻子和黃麻，如果在乾燥的冬季擴展灌溉，提高水管理，就能夠增加糧食產量。專家們估計，目前的糧食產量只達到我們的糧食生長潛力的16％。
我決定，我要去幫助喬布拉的村民們種出更多的糧食，以此來進行小範圍的試驗。但如何去做呢?增加單位生長周期的產量?還是在單位土地增加糧食種植週期?我不是一個農學家，但我潛心研究了當地的低產稻與在菲律賓開發出的一些更高產的品種。一開始，農夫們覺得我的發現挺可笑。但當他們看到我是多麼認真，就同意讓我在他們的地裡種植那種高產稻了。我的學生與其他大學教師也作為志願者加入進來。我們向村里的農夫講解間隔下種與直線栽種對於提高收成的重要性。當時的報紙刊登了我們的照片，我們齊膝站在泥裡，正在教當地農民如何使用一根線來保證稻子栽種成直線。許多讀者對我這種身體力行的方法很看不起。
儘管人們持懷疑態度，我還是繼續努力，通過倡導一個名為“吉大港大學鄉村開發規劃（CURDP）”的大學項目，試圖在學術與鄉村之間建立起聯繫。通過CURDP，我鼓勵學生和我一起投入到那個村子裡，設計出一些創造性的方法來改進那裡的日常生活。至此，為了手把手的、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我已經幾乎完全放棄了傳統的書本教學。學生也可以基於其在村子裡的經歷做研究報告的選題，可以得到學分。
1975年冬天，我集中精力解決灌溉的問題，以便能多種一輪冬季農作物。我知道，在季風雨季，幾乎每平方米的土地都被耕作利用，連荒原沼澤也被用來種稻養魚。然而所有土地在冬季都完全閒置。為什麼不增種一季冬季作物呢?我每天都會看到一口閒置在沒有耕種土地中間的深管井（tubewell）。那是乾旱的冬季，在這個季節，管井本該忙著澆灌新的作物。但什麼都沒有做。那口管井就在那兒，嶄新的，沒有用過。
我問那口管井為何閒置不用，得知農夫們用水是要付錢的，但是，在上一個旱季，他們因為收錢的問題打了起來。自那時起，他們就再也不理會這口深管井了。
這讓我覺得是極大的憾事。在一個飢荒嚴重的國家裡，這兒有一口三百英尺深、能灌溉大約六十公頃土地的管井——泵井——卻白白地閒著。我決定要使這口管井重新工作起來。
那並非易事。在所有實際通行的灌溉方式中，深管井耗資最多。由於高昂的運行費用，其運行效益不高，並給那些插手柴油、潤滑油和零件的人帶來肆意貪污的機會。要使這口深管井有效地工作，就需要一個有效的送水體系。換言之，需要眾多小農戶就其各自零星的土地達成統一的耕作決定，農夫在肥料使用、作物保護、水泵維修護養等方面也都需要指導。不幸的是，雖然政府在現代灌溉技術設施上做了大量投資，但對技術所帶來的這些以人為中心的問題，卻並沒有投入必要的時間、資源或努力。由於反復出現的管理問題與技術方面的故障，農夫不願意重開他們的管井。結果，在孟加拉修造的管井幾乎半數都沒有使用。被棄置的泵房中，那些正在生鏽的機器成為開發失誤的又一個例證。
在喬布拉村，我召集當地農夫與佃農開了一個會。我提出做一項試驗，我們都加入一個名為“新時代”（Nabajub）三方共享農莊的新型農業合作社。土地擁有者的貢獻是，讓合作社在旱季使用他們的土地，佃農的貢獻是他們的勞動力，而我的貢獻是，提供運作深管井所需的燃料費用、高產稻的種子費用、肥料費用、殺蟲劑費用和實用技術知識。作為交換，這三方中的每一方（農夫，佃農和我本人），各分享收成的三分之一。
一開始，村民們對我的提議持懷疑態度。管井者操作者與農夫之間積怨甚深，互不信任，所以他們根本聽不進我的計劃。有人爭辯說，付給我三分之一的收成太多了。儘管我主動提出由我來承擔所有可能的損失，我的提議還是沒能引起他們的興趣。
在一周以後的第二次會議上，我終於讓他們相信：他們什麼也不會損失。他們事先不必付任何費用，就能得到灌溉用水、肥料、種子和殺蟲劑，而只需同意將他們收成的三分之一給我。窮苦的佃農們熱情地歡迎我的提議，那些日子過得相對好一些的農夫們則勉強同意一試。
對我來說這是一段艱難的日子。夜裡我經常睡不著覺，總擔憂會出什麼岔子。每週二的晚上，我都去走訪那些農夫，並和我指定的四個學生“小組負責人”和我的十三人顧問小組一起正式開會，討論肥料、灌溉、技術、儲藏、運輸和銷售等各類問題。
頭一年的努力以成功而告結束。農夫們很高興：他們根本沒花一分錢，還獲得了很高的收成。然而，由於一些農夫沒有按承諾將收成的三分之一給我，我賠了13000塔卡。但我還是很高興。我們設法在從未在旱季有過產出的地方收成了莊稼，這些土地長滿了綠油油的稻子。沒有什麼如同農夫們收割稻穀的景色這樣美麗，這景象溫暖了我的心。
但我還是有一些憂慮。三方共享試驗的成功突出了一個我以前未曾重視的問題。一旦稻子收割，就需要勞動力來把稻米從乾穗上脫粒。把這種不用腦子、讓人厭煩的工作交給最廉價的勞力：那些走投無路、瀕臨乞討的赤貧婦女。這些窮苦的婦女一連幾個小時用雙腳將稻米脫粒，緊抓她們面前牆上窄小的牆簷，以使自己保持直立。 25到30個婦女整天持續這種不停扭曲的動作，用她們的雙腳扭纏著稻穗，來將稻子脫粒。清晨，她們會飛跑去上工，搶占靠牆比較舒服一點兒的位置。一種多麼可怕的生活呀——投入你全身的重量，用你的赤腳，一天十小時做著枯燥疲倦的動作，只掙40分錢!這些婦女中許多是守寡的，離婚的，或是被遺棄還帶著需要撫養的孩子的，她們窮得連佃農都當不上。她們沒有土地，沒有財產，沒有任何希望。她們是窮人中最窮的。我看得很清楚，一個農夫越富有，他從我的三方分享農作的試驗中所得的越多；一個工人越窮，得到的收入就越少。 “我們怎麼會因為你的三方共享農作感到高興呢?”一個婦女對我說,“幹幾週的脫粒之後，我們就失業了，也就再沒有什麼可指望的了。”她說得對。如果有經濟來源去買脫粒機自己操作的話，一個婦女從同樣的工作中至少能掙四倍的工錢。
隨著對喬布拉村貧困狀況研究的深入，我越來越認識到，將赤貧的窮人與勉強為生的農夫加以區分是很重要的。國際上一些鄉村開發規劃總是將重點放在農夫和地主身上，而在孟加拉，總人口的半數以上都夠不上勉強為生的農夫的水平。在我研究喬布拉村時，政府官僚們與社會科學家們還沒有闡明“窮人”到底是指哪些人。當時,“窮人”可能有許多含義。對一些人來說，這個詞指失業者，文盲，沒有土地的人，或是無家可歸的人。對另一些人來說,“窮人”是指那些不能使他或她的家人全年吃飽飯的人。還有另一些人認為，“窮人”是住在茅屋頂的爛房子裡的人，營養不良，或是沒送他或她的孩子去上學的人。這種概念上的含混不清大大地破壞了我們為消除貧困的努力。舉個例子，大多數對窮人的定義都將婦女與兒童排除在外。我從工作中發現，使用有關“窮人”的三個廣義界定來描述孟加拉的狀況是很有用的1995年，救助最窮人諮詢小組（CGAP，Consultative Group to Assist the Poorest）與小額貸款高峰運動委員會終於將“窮人”定義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者”，將“最窮人”定義為那些“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者中的下半部分”。 ：
1人口最底層的20％（“鐵桿窮人”/絕對的窮人）；
2人口最底層的35％；
3人口底層的50％。
在貧窮的各個界定範疇裡，我經常以地區、職業、宗教、種族背景、性別、年齡等等做一些子分類。職業或地區的分類可能不像收入標準那樣可以量化，但它幫助我們建立一種認識貧窮的多維矩陣。
如同在未知的水域設立航標一樣，對於貧困的界定必須是明確而毫無含混的。一種不准確的界定與根本沒有界定一樣糟糕。在我對窮人的定義裡，我將三方共享農作規劃中的那些脫粒的婦女包括進去，把那些做竹凳的婦女包括進去，把那些不得不借每月甚至每週10％利息的高利貸的小商販包括進去。我還要把其他一些人包括進去，諸如那些靠編制籃子、睡席的微薄收入依然難以為生，而不得不經常乞討的人們。這些人絕對毫無機會改進其經濟基礎，他們深陷在貧困之中。
在喬布拉村的深管井經歷使我將注意力集中到了沒有土地的窮人身上。很快，我開始探討：一個減輕貧困的規劃究竟是否應該允許非窮人搭車——窮人很快就會被那些日子好一些的非窮人擠出去的。在世界發展的過程中，如果某個規劃將窮人與非窮人混在一起，除非在一開始就設立一些保護性措施，否則非窮人總會把窮人趕走，不那麼窮的人會把更窮一些的人趕走。那麼，非窮人就會攫走所有那些以扶貧為名義所做努力中的實際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