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總是把自己想像成一個教師。從小，我就總愛訓導我的弟弟們，並且堅持要求他們在學校只許得到最高分。 21歲大學剛畢業時，我在吉大港的母校主動提供給我一個經濟學教師的職位。這個由英國人創建於1836年的大學，是這個次大陸上最受尊重的大學之一，從1961年到1965年，我在那裡教書。
在這段時間裡，我還嘗試建立我個人的企業。我注意到，包裝材料都是從西巴基斯坦進口，在這個國家的東半部，我們沒有生產箱子或包裝材料的設施。我說服了父親，允許我建立了一個包裝和印刷工廠。我準備了一份項目建議書，從國有的工業銀行申請一筆貸款。當時，很少有孟加拉企業家想建立工業設施，貸款馬上就被批准了。我很快建起了一個包裝與印刷工廠，僱用了一百名工人。這個項目很快就成功了，每年都有良好的利潤。
我父親是董事會的主席，他極不願意從銀行貸款。商業信貸的概念使他極為緊張，以至於催著我提前歸還了貸款。我們可能是當時絕無僅有的幾家提前償還貸款的新企業之一。那家銀行馬上又主動提出，額外提供一筆一千萬塔卡（taka，孟加拉貨幣）的貸款，讓我們去建立一家紙廠，但這件事我父親根本不肯聽。
包裝業的中心是在西巴基斯坦的拉哈爾（Lahore），但是作為一個國家主義者的孟加拉人，我知道，我們在東巴基斯坦完全可以生產出更便宜的產品來。我們的產品包括煙盒、箱子、硬紙箱、化妝盒、卡片、日曆和書等等。我從來就不擔心賺錢的事。而這個包裝工廠的成功使我和我的親人們都相信，如果我想的話，我可以做到在商界出人頭地。
儘管獲得了商業成功，我仍然想去學習和教書。於是，當我在1965年得到一份富爾布賴特（Fulbright）獎學金時，這個在美國得到博士學位的機會使我一躍而起。這是我的第三次出國之行。我曾在1955年作為童子軍去過加拿大的尼亞加拉大瀑布參加世界童子軍大會，1959年又去過日本和菲律賓。但這次是我獨自出行。一開始，博爾德（Boulder）的科羅拉多大學的校園真讓我大為震驚。在孟加拉，學生對教授從不敢直呼其名。如果一個學生向“先生”講話，那也只是在“先生”允許他發言之後，他才能畢恭畢敬地發言。但是在博爾德，教師看上去把自己當作學生們的朋友。我經常看到教師和學生們光著腳、四肢伸展地坐在草地上，分享食物，開玩笑，聊天。這種親密在孟加拉是完全不能想像的。至於說在科羅拉多的女同學，我簡直窘得都不知道該往哪兒看。在吉大港大學只有很少女學生，在800名學生中，女生不會超過150個。女生還受到隔離，她們通常被限制在女士休息室裡，那是不許男學生進入的。她們在參加學生政治活動與其他活動方面也受到限制。例如，我們演戲時就不允許女性參加，於是男生就穿女裝、化女妝來扮演女性角色。
我在吉大港大學的女學生們都極為靦腆。快上課的時候，她們總是會在教師公共休息室外擠作一堆，隨後跟在我後面去上課，緊抓著書，眼睛盯著腳麵，以便躲避小伙子們凝視的目光。在教室裡，她們和男生分開坐，我也學會了不向她們提問，以免令她們在同學面前感到窘迫。出了教室我從不和她們講話。
事實上，我自己對女性也是十分靦腆，所以我盡量對她們視而不見。想像一下我1965年夏天到達美國時所感到的驚愕吧!校園裡放著搖滾樂，姑娘們脫了鞋子坐在草地上，曬著太陽，大笑著。我緊張得要命，甚至試圖不看她們。但我還是喜歡坐在學生中心裡，注視著衣著古怪的大學生們來來去去，聊天，調情，吃東西。美國的青年看起來那麼強壯，健康，充滿活力。那是一個體驗麻醉品的年代，喝酒是很普遍的。但是，靦腆的個性使我沒有去參加那些喧鬧的晚會。我寧願在自己的房間裡學習或看電視。
電視在1964年才在達卡出現，在到美國之前我對它還很陌生。在博爾德我很快就迷上了電視。我最喜歡的節目是《新聞六十分》（ 60 Minutes），但我也看所有無聊的肥皂劇，比如《我愛露西》《吉利根島》《霍根的英雄》。我發現，開著電視時我能更清晰地說話和思考，至今如此。
當時正是越戰熾熱的時期，我和其他外國學生一起參加反戰集會和抗議遊行。儘管也表示了自己反對越戰的態度，我還是努力去保持開放的心態而避免捲入趕時髦的大眾思維。我那些左派的孟加拉朋友們無法理解我對美國的一些肯定性看法。在達卡，反美情緒高漲，在所有的校園裡，學生們都稱美國為骯髒的資本主義者，成天呼喊著:“美國佬，滾回去!”
很快，我就學會了受用美國的個人自由。我開始感到樂趣。學習很順利，我甚至有時間去學四對男女跳的方形舞。看到人們喝葡萄酒、啤酒和烈性酒，我也不以為怪了。每天都有點滴的意外小事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永遠不會忘記第一次走進博爾德一家餐館的那一幕，那個女招待招呼道:“你好，我叫謝里爾（Cheryl）。”她咧開嘴笑著，給了我一杯加了許多冰塊的水。在我的祖國或南亞，沒有人會對一個陌生人如此開放坦率。
至於說到美國餐飲，我可真是懷念我母親做的辛辣食物。儘管我也喜歡法式炸薯條、漢堡包、薯片和番茄醬，我還是從心裡厭煩美國食物，如果能吃上米飯和木豆（dal），或是孟加拉甜肉，我簡直會不惜付出任何代價。
在陽光明媚的校園裡，周圍有來自各國的同學，我在博爾德的夏天飛快地過去了。秋天，按照獎學金的要求，我去了田納西的范德比爾特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繼續學習，在那兒的經歷可是完全不同了。對比科羅拉多寬廣的景色，納什維爾（Nashville）令人消沉，毫無意趣。再者，范德比爾特不久前才剛剛解除種族隔離，甚至連我常去的那家名為“校園燒烤”的狹小餐館，直到六個月以前還都“只對白人”開放。外國學生屈指可數，而且，根本沒有孟加拉人。我感到孤獨，很想家。冬天很冷，我的宿舍韋斯利大樓（Wesley Hall）氣味熏人，我們很快就重新命名它為“韋斯利地獄”（Wesley Hell）。暖氣管整夜都砰砰作響。淋浴是那種老式的開放式間格，以我的靦腆拘謹，只好帶著一條長Lungi去淋浴，那是在孟加拉人們穿的一種纏腰長裙。
我是那一年范德比爾特大學唯一的富爾布賴特獎學金學者。一開始的課程使我感到厭倦。比起在孟加拉已經做過的那些成熟得多的工作，我在經濟發展方面的研究生規劃實在是很膚淺。然而幸運的是，很快，我就上了攻讀博士學位的軌道，師從尼古拉斯·杰奧傑斯庫—勒根（Nicholas GeorgescuRoegen），一位羅馬尼亞著名教授。
杰奧傑斯庫—勒根教授是校園裡有名的可怕人物。他給許多學生不及格，據傳他毀了許多學生的學術生涯。但是我認為他很棒。他教給我一些我永遠不會忘記的簡單課程，還教給我一些精確的經濟學模式，這些最終幫助我建立起了格萊珉銀行。通過他，我認識到沒必要去死記硬背經濟學的定式，更重要的，是去理解驅使它們起作用的那些基本原則。他還教我認識到，事物根本就不像看上去那麼複雜，是我們的傲慢自大促使我們對一些簡單的問題找到了一些不必要的複雜答案。
當我獲得富爾布賴特獎學金赴美學習時，我肯定全無打算會找一個美國妻子。我設想，在該結婚時，就會像周圍所有的人那樣，通過媒妁之言締結婚約。對於女性我毫無經驗，在她們身邊我極為靦腆。總的說來，孟加拉相當中規中矩，相當保守的，而在我長大成人的吉大港地區，宗教氣氛濃厚此風尤甚。在我的家庭中，從來不會開放地討論這樣的私事。
1967年，在范德比爾特的圖書館裡，當一個梳著齊肩紅發、藍眼睛的美麗姑娘向我走來時，我全無準備。她問我是從哪裡來的。
“巴基斯坦。”我很緊張地回答說。
這個姑娘很友好，很自然，她對我和我的背景特別好奇。她名叫薇拉·弗洛斯坦科（Vera Forostenko），正在攻讀俄羅斯文學碩士學位。薇拉出生在蘇聯，但是她和她的親人在二次大戰後不久就到美國來了。他們定居在新澤西的特倫頓（Trenton），我立刻就喜歡上了她。
我們相識兩年以後，1969年，薇拉離開了田納西，回到了新澤西。當時我已經在計劃要返回孟加拉了。
“我想到那兒去和你一起生活。”薇拉說。
“你做不到的。”我回答說。我極為固執:“那是個熱帶國家，完全不同的文化。女性在那兒得到的待遇和這兒可不一樣。”
“但我一定會適應的。”她堅持說。
她不斷地給我寫信，打電話，討論這個問題。每次我找到一個理由來說明這樣一個舉動為什麼行不通時，她就會找到一種反駁的理由。
終於，我改變了主意。
我們1970年結婚，搬到納什維爾以南50英里一個叫默弗里斯伯勒（Murfreesboro）的城鎮，在那兒，我在中田納西州立大學（Middle Tennessee State University）教書。生活平靜平和。 1971年3月25日，我回到公寓去吃午飯，邊打開收音機收聽達卡的新聞，一條簡短的報導說，為了封鎖反對巴基斯坦政府的所有政治活動，巴基斯坦軍隊已經進駐，獨立運動領袖謝赫·穆吉布爾·拉赫曼（Sheikh Mujibur Rahman）逃亡了。
當時我正在換衣服。我停下來，衝過去拿起電話，撥通了在納什維爾的齊勒·拉赫曼·阿塔爾（Zillur Rahman Athar）博士。我要他打開收音機，並馬上去聯絡他所認識的本地區所有孟加拉人。不到一小時我就趕到了齊勒的家。這時，那兒已經有納什維爾地區的六個來自東巴基斯坦的孟加拉人了。我們開始從各種來源蒐集新聞，關於那一局勢還缺乏共識性的判斷，但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巴基斯坦軍隊想要一勞永逸地鎮壓孟加拉。我們中有一個人支持保守的擁護伊斯蘭的雅邁特黨（Jamaat party），他不斷地說:“我們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咱們再等等更多的詳情消息吧。”
我不同意。 “我們已經有了所有需要的詳情。”我說,“孟加拉已經宣布了獨立，現在我們必須要決定，我們是否把自己看作這個新國家的公民。每一個人都有權選擇。我宣布我的選擇：我的選擇是孟加拉。我宣布我忠於孟加拉，如果還有谁愿意加入我這一方，他有自由這樣做。那些不加入孟加拉的，我會將他們看作是巴基斯坦人，是我的國家的敵人。”
一片沉默。我那種提出效忠的方式使所有人都吃了一驚。我提議，我們組成孟加拉公民委員會，並馬上擬了一份新聞稿，以供在納什維爾的紙媒與無線、電視等媒體的傳播。
我們決定了三件事：
1我們要爭取會見當地所有電視台的新聞記者和當地日報的編輯們，將我們的決定闡述清楚，並尋求對孟加拉事業的支持。
2我們每人馬上捐1000美元，建立一筆鬥爭基金。
3我們每月將工資的10％捐給這一基金，直到孟加拉獨立。如果需要的話，我們會增加捐獻的百分比。
大家都掏出支票簿來，或是從別人那裡暫借，存上了基金的第一筆錢。
第二天，3月27日，我們和當地的電視台和報紙都約上了。我被選為孟加拉公民委員會的書記和發言人。當地的電視台都興奮不已，它們很少有機會搶先報導國際性新聞，對於它們來說，我們代表著一個帶有當地視角的爆炸性熱門國際新聞。我是當地一所大學的教師，另外五個人是市立醫院的醫生，在此，我們宣布自己是一個尚未誕生的國家的公民。
那天下午我們再次聚集在齊勒家，觀看當地的晚間新聞，電視完整地轉播了對我的採訪。那個採訪者問道:“你有什麼話要向田納西人說嗎?”
“有。”我回答說,“請給你們的眾議員和參議員們寫信，要求立即停止對巴基斯坦的軍事援助。你們的武器彈藥正被用來殺死手無寸鐵的無辜的孟加拉公民。請你們要求你們的總統，對巴基斯坦施加壓力，停止在孟加拉進行種族滅絕的大屠殺。”
我們六個人政治傾向不同，社會經濟背景也不同，但馬上協調一致地採取了行動，這使我很高興。現在我們想要知道，在美國的其他孟加拉人正在做什麼。我們決定與巴基斯坦大使館的孟加拉官員埃納耶特·卡里姆（Enayet Karim）取得聯繫。他告訴我們一個重要消息：3月29日，將會在華盛頓地區的國會山舉行一次示威，抗議巴基斯坦軍隊鎮壓平民。美國最大的孟加拉人團體會從紐約趕來。他敦促我們參加。
雖然我的醫生朋友們由於他們在醫院裡的工作不能前往，但我宣布第二天就動身。我決定自費前往。如果在華盛頓有需要的話，我也可以動用我們已經募集的六千美元。
可我在華盛頓住在哪裡呢?我誰也不認識。雖然我與埃納耶特·卡里姆從未謀面，但他聽上去很友好。為什麼不試試呢?我又給他打了電話，問他是否介意我第二天去拜訪他，他要我馬上過去。他的好客令我感到驚喜。我想，是這場危機使所有的孟加拉人團結起來了。
我們用齊勒的大塊頭短波收音機監聽著每一個電台，直到午夜。在新聞的間隙，我們吃著齊勒的美國妻子喬安妮（Joanne）提供的美食，推測著謝赫·穆吉布（Sheikh Mujib）1970年，巴基斯坦在軍事政權下舉行了一次大選，謝赫·穆吉布爾·拉赫曼（“謝赫·穆吉布”）領導的以東巴基斯坦為基地的阿瓦米聯盟（Awami League）在國會贏得了壓倒性的多數票。但是，幾乎完全是由西巴基斯坦的軍官與士兵組成的軍隊，拒絕讓阿瓦米聯盟組成政府。 1971年3月25日，他們發動了一次軍事鎮壓。東巴基斯坦人民做出的反應是：宣布東巴基斯坦獨立，並抵抗巴基斯坦軍隊。這場為一個名為“孟加拉”的新國家的解放戰爭開始了。境況。最後，消息傳來，他逃離軍隊時在吉大港火車站被捕了（實際上他是在達卡的家中被捕的）。聽到這個消息我們都落淚了。盼望由謝赫·穆吉布領導全國取得勝利的所有幻想都被粉碎了。巴基斯坦軍隊會對他怎麼樣?把他帶回達卡，對他施火刑?絞刑?用酷刑將他折磨致死?
3月28日清晨，我動身前往華盛頓特區，傍晚時分到達了埃納耶特·卡里姆美麗的宅子。卡里姆太太也是土生土長的吉大港人，她熱情地歡迎了我。那一天很忙碌，電話響個不停，有從當地打來的，有的是從一些遙遠的巴基斯坦駐外使館打來，或是一些孟加拉官員打來尋求政策方針的。置身在這興奮激動的中心，我覺得自己是已經獨立了的孟加拉國的一員。在卡里姆家的那些人們的心裡，根本沒有巴基斯坦的痕跡。
陶醉的同時，我注意到一個正在忙碌書寫的表情嚴肅的男人，他是巴基斯坦駐聯合國的常駐副代表SA卡里姆（SAKarim）先生，他那天早晨剛從紐約趕來。隨後，他想要大聲朗讀他所寫的東西，所有的人都圍到他身旁。他剛剛起草了給各國政府首腦的呼籲書，敦請他們對巴基斯坦施加壓力，停止在孟加拉進行種族滅絕的大屠殺。
我可不希望示威活動淪為一種蹩腳的表演，我不斷努力想搞清楚到底是誰將負責第二天在國會山的活動，到底正在做著哪些準備工作?有沒有誰在準備一些標語牌，以便在攝像機前舉起呢?看上去，在埃納耶特·卡里姆的宅子裡沒人知道這些事。我認為自己應該採取行動。我去商店買來一摞摞的彩紙、顏料和刷子，馬上開始做花彩飾物，我在吉大港大學上學時早就學會幹這活兒了。
沙姆蘇爾·巴里（Shamsul Bari）趕到了。他在芝加哥大學教孟加拉文。我們在達卡上大學時只是點頭之交，解放戰爭使我們親密起來，在整個戰爭期間，我們攜手並肩工作。
到了晚間，有更多的人聚集在埃納耶特·卡里姆家裡。一些人為他們在孟加拉的親人們擔憂，另一些人想得到有關達卡局勢的更多消息，並想了解需要去做的事情。整整一夜，人們分析局勢並確定了第二天的策略：首先，向所有的使館和政府首腦發出一份呼籲書，其次，在國會山組織舉行示威。卡里姆太太像對待她最親密的朋友那樣招待我們，端給我們熱氣騰騰的食物，她不時地咒罵著巴基斯坦軍隊，或是背誦泰戈爾的詩篇。
第二天，也就是3月29日的早晨，我被吵嚷聲驚醒了，匆忙穿上衣服下樓跑到前廳。那個小房間裡擠著五六個人，一個瘦骨嶙峋長著連鬢鬍子的矮小男人正在大聲訓教卡里姆。
那個瘦小的男人舉止非常無禮，不斷責罵卡里姆和大使館的其他官員為叛徒。房間裡的其他人佩戴著印有醒目的“孟加拉”字母的徽章。
這些客人是從哈佛與波士頓的其他學術機構開車來參加國會山遊行的，當他們發現孟加拉大使館的官員們決定不參加遊行時，勃然大怒。那個瘦小的男人不吝任何粗鄙的語言來攻擊卡里姆。他名叫莫希丁·阿拉姆吉爾（Mohiuddin Alamgir），剛剛從哈佛獲得博士學位，後來成了我的密友。我試圖為招待我的主人辯護，解釋說：大使館的官員們與美國國務院的高官保持聯絡，從而能夠得到真實情況的通報，保住我們在政府中的高官位置是個好策略，這樣，巴基斯坦就不能任意行使其政府權力來對付東巴基斯坦的孟加拉人民了。
阿拉姆吉爾不同意我的意見，說這只不過是那些不想參加解放事業、只想保住自己舒適生活的膽小鬼們的“甜言蜜語”。這一會面以僵持不下而告結束，直到8月4日，巴基斯坦駐美大使館的孟加拉外交官員們才終於宣布脫離巴基斯坦，加入孟加拉的逃亡政府。
那天下午，我們聚集在美國國會的台階上舉行示威。孟加拉人從四面八方趕來，來自華盛頓、紐約和底特律的人最多。我十分驚奇地看到，有那麼多底特律的工廠工人都來自孟加拉的錫爾赫特地區（Sylhet District）。
沒有人確切地知道要做什麼，要去什麼地方。沒有得到官方的集會遊行許可之前我們無法開始。當沙姆蘇爾·巴里帶著必需的許可終於趕到時，我們還在那兒費神琢磨如何把自己組織起來呢。我扯開喉嚨喊叫著:“這是我們的頭兒，大家在他後面排起隊來，開始咱們的示威遊行吧!”
居然神奇地奏效了。在國會山的台階上示威可是一件大事，我們受到了美國立法者們的關注。國會的助手們聽取了關於局勢和我們的要求的簡報。新聞媒體尤其活躍，攝像機追踪報導集會的情形，並在現場進行採訪。
那天晚上，我們都聚在大使館的另一名官員經濟參贊AMA毛希思（AMAMuhith）先生的家中，就孟加拉人在美國各種活動的協調和孟加拉裔外交官應立即轉變立場的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辯論。那天清早伊始的大喊大叫，又在這個大聚會中更加激烈地重複著——孟加拉人的外交官為什麼不立即脫離巴基斯坦使館?我們在晚餐後離去了，心裡已經明白，我們必須找到一種途徑來協調所有在美國的孟加拉人的活動，並且確信，那些孟加拉人外交官不能提供我們所需要的領導作用了。我也開始懷疑外交官們是否還應該繼續和巴基斯坦人待在一起了。
3月30日，沙姆蘇爾·巴里和我負責去拜訪所有的大使館，會見各國大使或他們的代表，闡釋我們的事業，要求各國承認孟加拉為一個獨立國家。那是非常有意思的經歷。我們在一天之內拜訪了許多大使館，每個大使館接待我們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有許多共同的問題：你們代表什麼人?你們有一個基於美國的組織嗎?如果你們沒有一個政府的話，我們又怎麼能“承認”你們的國家呢?有外國政府在支持你們嗎?你們的外交官在美國持什麼立場?他們支持你們嗎?他們打算什麼時候公開站出來?想要獨立為孟加拉國的人究竟佔“東巴基斯坦”人口多大比例?
只有一個問題使我們不知所措:“你們有一個自己的政府嗎?”
巴里和我決定，我們必須馬上成立我們自己的政府，但是，身在華盛頓，如何能在孟加拉建立一個政府呢?我有個主意：我可以飛到加爾各答去，找幾個人組成一個內閣，向全世界宣布，一個孟加拉國的政府已經成立了。於是我們就會既有一個國家，也有一個政府了。巴里很喜歡這個主意。我們決定，我第二天就飛往加爾各答。
我想到另一個至關重要的策略——建立一個為孟加拉人的廣播電台，這樣，孟加拉國內的人民就可以知道正在發生的事以及他們需要採取的行動了。我想，應該在一個可移動車輛上架設一個無線電發射器。它將在孟加拉境內廣播，一旦受到巴基斯坦軍隊的追擊，就可以移動到印度邊境一邊。我有六千美元，應該夠買一個發射器的預付款了。
我們還向一些大使館提出了特別的請求。在緬甸大使館，我們要求緬甸向那些逃避巴基斯坦軍隊的人們開放邊境，我們會募集資金去資助孟加拉難民。在斯里蘭卡大使館，我們要求斯里蘭卡拒絕飛行於孟加拉與巴基斯坦之間的所有巴基斯坦軍用與民用飛機著陸。眾所周知，巴基斯坦用民用飛機將軍人與裝備彈藥從卡拉奇運到達卡。在印度大使館，我們得到了高級外交官的禮遇，那兒的官員們想了解巴基斯坦大使館中孟加拉人外交官的情況，想了解我們的領導人的下落，還想了解我們是否已經以美國為基地建立了組織。我們要求印度向難民開放邊境，允許逃亡的孟加拉人自由進入加爾各答，並且對持巴基斯坦護照的孟加拉人放寬簽發赴印簽證。
那天晚上，我們又興奮地討論瞭如何建立一個政府的問題。我們稍稍變動了一下早先的計劃，決定MA哈桑（MAHasan）馬上動身去加爾各答與阿加塔拉（Agartala），與那些孟加拉逃亡政治領袖們取得聯繫。然後他通知我去和他會合，建立新政府。
那天晚上，巴基斯坦大使阿迦·希拉利（Aga Hilali）來埃納耶特·卡里姆家做禮節性拜訪，當時我們正在用晚餐，我們幾個人連同食物一起，被匆忙推進了一個頂樓的房間。我們在那兒一聲不出地靜悄悄地坐了兩個小時，這樣，那位大使就不會知道他的孟加拉人同事的家中正藏匿著三個反對國家的活動家了。
第二天，哈桑按計劃動身前往加爾各答和阿加塔拉。他從加爾各答發來的電訊很辛酸，他對那些領袖們表示失望，並勸我不要去。不久，穆吉布納加爾政府（Mujibnagar government）成立了。在美國與加拿大的孟加拉人集中精力開展運動，爭取孟加拉國為世界所承認，並呼籲停止對巴基斯坦進行的軍事援助，恢復謝赫·穆吉布的自由。
在內科醫生穆罕默德·阿拉姆吉爾（Mohammad Alamgir）博士的領導下，孟加拉人美國聯盟在紐約成立了；在芝加哥，FR汗（FRKhan）博士創立了孟加拉人抵抗聯盟，汗博士是一名孟加拉裔建築師，芝加哥的希爾斯大廈（Sears Tower）就是他設計的。沙姆蘇爾·巴里成為那個組織的總書記。他出版了第一期《孟加拉時事通訊》（ Bangladesh Newsletter）。我從他那裡接手了這項工作，定期從我在納什維爾的帕拉龔坊（Paragon Mills Road）500號的寓所出版這份時事通訊。寓所變成了一個通訊中心，電話終日響個不停，人們從北美和英國打來電話，所有孟加拉人都想了解有關戰事的每日最新消息。
由於在華盛頓的孟加拉人的努力，還建立起了孟加拉人信息中心，對參眾兩院進行遊說。我負責信息中心創始初期的運作，然後，我就上路了，到全美國各地的大學組織校園研討會。
在隨後的九個月裡，我們為未來的孟加拉描繪出了一幅非常清晰的圖畫。我們想要堅持民主制度，我們想要確保人民自由公正地選舉的權利，想要確保人民擺脫貧窮。我們夢想一個莊嚴地樹立在世界各國之林的繁榮昌盛的國家，其所有的公民都快樂幸福。
1971年12月16日，孟加拉贏得了獨立戰爭。這場戰爭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三百萬孟加拉人喪失了性命，為了躲避戰亂，一千萬人逃亡到相鄰的印度，還有數以百萬的人遭到了巴基斯坦軍隊的強姦與其他暴行的殘害。戰爭結束時，孟加拉變成了一個千瘡百孔的國家，經濟被摧毀了，成百上千萬人無家可歸。
我知道，我必須回去參與祖國的建設。我認為，我要為自己這樣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