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加拉最大的港口吉大港（Chittagong），是一個有300萬人口的商業城市。我是在吉大港老商業區中心的博克瑟哈特大街（Boxirhat Road）長大的。大街上有一條剛剛夠一輛卡車通過的繁忙的單行車道，將查克太港（Chaktai）與中心作坊市場連在一起。
我家處在大街上珠寶商聚集的桑那波蒂（Sonapotti）。我們住在20號，是一座兩層的小房子，樓下是我父親的首飾作坊。小時候，我的世界充滿了大街上的喧鬧聲和汽油味道。卡車與手推車永遠在我們的街上堵塞著，我整天都能聽見司機的爭吵、叫喊和鳴笛聲，永遠是一派狂歡的氣氛。夜半時分，街頭的小販，玩雜耍的，和乞丐們的吆喝呼喊聲終於漸漸退去，取而代之的，是我父親作坊中的錘擊聲、銼磨聲與拋光的聲音。
我們只佔據了樓上的廚房與四個房間：母親的房間，收音機房間，主房間和餐廳，餐廳一天鋪三次地席，供我們全家用餐。平屋頂是我們的遊戲場，玩倦的時候，我們經常注視著樓下的顧客與在後房做工的金匠來消磨時間，或者就看著外面那無盡變換的街景。
博克瑟哈特大街20號是父親在吉大港的第二個商號，第一處商號被一枚日軍炸彈炸毀了，父親只好放棄了它。 1943年，日本人入侵鄰國的緬甸，並威脅著整個印度。然而吉大港一直沒有遭到嚴重的空襲，日本飛機扔下的更多是傳單。我們很喜歡從房頂上看那些傳單像蝴蝶般向城市飄落下來。但是，當我們第二座房子的一面牆被日軍的炸彈炸塌後，父親迅速將我們轉移到安全之地——他的家鄉巴圖亞村（Bathua），我是在戰爭爆發之初出生在那裡的。
巴圖亞離吉大港大約七英里遠。我的祖父在那裡擁有土地，他收入的大部分來源於農作，但是他對首飾行業更有興趣。他的長子，我的父親杜拉·米亞（Dula Mia）也進入了首飾行業，並很快成為當地首屈一指的製造商和為穆斯林顧客服務的珠寶飾品商人。父親是個心腸很軟的人，他很少處罰我們，但對我們的學習要求十分嚴格。他有三個鐵保險櫃，每個都有四英尺高，嵌裝在商舖櫃檯後面的牆壁裡。店鋪開門時，他讓保險櫃也敞開著。保險櫃厚重的門裡面是鏡子和格子，看上去根本不像保險櫃，而更像是商舖貨架的一部分。在每日的第五次祈禱之前，也就是關門時分，父親會把這些保險櫃的抽屜都關起來。直到今天，我仍然能記起那些沒有上油的合葉發出的吱扭聲和每個保險櫃上的六把鎖一一被鎖上時所發出的咔嗒聲。這些聲響剛好給我和哥哥薩拉姆（Salam）足夠的時間，丟下手頭正在做的無論什麼事飛跑到書本旁。只要父親看到我們坐在那兒讀書，他就會高興地說:“好孩子，好小伙子。”然後他就去清真寺做祈禱了。
父親一生都是一個虔誠的穆斯林，曾三次去麥加朝聖。他總是一身白色的穿戴，白色的拖鞋，白色的寬鬆褲，白色的束腰外衣和一頂白色的祈禱帽。那副方框玳瑁眼鏡和花白的鬍子，使他具有知識分子的樣貌，但他從來就不啃書本。擁有一個大家庭和一個成功的企業，使他沒有什麼時間來查看我們的功課，他也不喜歡那樣做。他將生活分別投入到工作，祈禱，與親人們身上。
與父親形成對比，我的母親索菲亞·卡圖恩（Sofia Khatun）是一個有決斷的堅強女人。她是家中的紀律執行者，一旦她咬住下嘴唇，我們就知道，別想試圖使她改變主意了。她想要我們都像她一樣有條有理。她對我的影響可能是最大的。母親十分善良並充滿同情心，總是周濟從遙遠的鄉下來看望我們的窮親戚。是她對家人和窮苦人的關愛影響了我，幫助我發現了自己在經濟學與社會改革方面的興趣。
母親出身於一個小商貿者之家，家人從緬甸採購貨物來販賣。她的父親把擁有的土地大部分都租了出去，他大部分時間都在讀書，寫編年史，吃美食。這最後一個愛好最令他的孫兒們與他親近。早年間，我記得母親經常穿一件滾著金邊的鮮豔紗麗（sari），烏黑的頭髮總是在前面向右分縫，後面盤成一個飽滿的髮髻。我非常愛她，我肯定是最經常拽著她的紗麗要求關注的那個孩子。最重要的是，我記得她講的故事，她唱的歌，比如關於卡巴拉（Karbala）的悲慘故事。每年在穆哈蘭節（Moharram）期間——穆斯林為了紀念卡巴拉舉行的儀式，我記得我都要問母親:“媽媽，為什麼房子一側的天空是紅色的，而另一邊是藍色的?”
“為哈桑（Hassan）而藍，為侯賽因（Hussein）而紅。”她答道。
“哈桑和侯賽因是什麼人?”
“他們是我們的先知——祝他安息——的孫子，也是他的掌上明珠。”
當她講完他們被謀殺的故事後，總是指著暮色解釋說，房子一邊的藍色是使哈桑死於非命的毒藥，而另一邊的紅色是被害的侯賽因的鮮血。對於我這個小孩子來說，她所講述的悲劇故事，與我們偉大的孟加拉史詩Bishad Shindhu（《悲傷之海》）同樣的令人感動。
母親完全佔據了我的幼年。每當她在廚房裡煎皮塔餅（ pitha），我們總是擁在她身邊吵嚷著要求嚐一口。當她把第一張皮塔餅從煎鍋裡拿出來，剛剛要把它吹涼些時，總是被我一把抓過來，全家公議我是母親廚藝作品的首席品嚐師。
母親也製作一些首飾在我家的店鋪出售。她經常給耳環和項鍊加上最後的點睛之筆：加上一小段天鵝絨的緞帶，小絨球，或是鮮豔的編結絲絛，而我總愛注視著她用纖細的雙手製作那些美麗的飾物。她給那些最需要幫助的親朋或鄰居的錢，就是從這些工作上掙來的。
母親生了十四個孩子，其中五個早夭。我的大姐莫姆塔茲（Momtaz）比我大八歲，十幾歲就嫁人了。我們經常去她在城邊的新家看她，大姐就用豐盛的飯菜招待我們。比我大三歲的薩拉姆是我最親近的同伴，我們模仿日本機關槍的聲音玩打仗，風力合適的時候，我們就用寶石狀的紙片和竹竿做起五顏六色的風箏。有一次父親從大街上買來幾個失效的砲彈，我們就幫助母親將它們改造成花盆，翅在下、大頭朝上地擺放在屋頂上。
薩拉姆、我與鄰里所有那些工人家庭的孩子們，都在附近的拉瑪集市（Lamar Bazar）自由小學唸書。孟加拉的學校向孩子們灌輸良好的價值觀念。學校的宗旨不只是要使孩子們學業有成，而且要教給他們作為公民的自豪，精神信仰的重要，對於藝術、音樂、詩歌的欣賞，對於權威與紀律的尊重。小學和中學都是男女分校。在拉瑪集市自由小學每班有大約四十個學生，在那兒，我們所有人，甚至包括教師，都講吉大港方言。好學生能夠贏得獎學金，並經常被邀請參加全國性的競賽。但我的同學大部分很快就輟學了。
薩拉姆和我如飢似渴地閱讀我們能夠到手的任何書籍和雜誌。我最喜歡的是偵探驚險小說。 12歲時，我甚至寫過一個完整的犯罪小說。但是，要滿足我們的閱讀飢渴並非易事。為了滿足我們的需要，薩拉姆和我學會了即興創作，買，借和偷。例如有一次，我們最喜愛的兒童雜誌《舒克塔拉》（ Shuktara）舉行年度競賽，競賽的優勝者能夠得到免費的訂閱，名字還能印在雜誌上。我隨意挑了一個優勝者的名字，給編輯寫了封信：
親愛的先生：
我是某某某，是競賽獲勝者。我們已經搬家了。從現在起，請把免費訂閱給我的雜誌寄到博克瑟哈特大街某某號。
我沒有寫我家的門牌號，而是給了一個鄰居的地址，這樣就不會被父親看到那本雜誌了。每個月，薩拉姆和我都眼巴巴地等著給我們寄來的免費雜誌。那可真是一場成真好夢。
我們每天還去我們的家庭醫生巴尼克博士（Dr.Banik）的候診室——拐過街角就是——讀他訂閱的各種報刊。這種自由閱讀使我在多少年中受用無窮。在整個小學與中學期間，我常常是班裡拔尖的學生。
1947年我七歲時,“巴基斯坦運動”達到了巔峰。在印度穆斯林占多數的地區，都在為成為一個獨立的穆斯林國家而鬥爭。我們知道穆斯林占大多數的吉大港肯定會被包括在巴基斯坦之內，但我們不知道還有哪些其他地區會被包括在穆斯林孟加拉（Muslim Bengal）之內，也不清楚究竟會如何劃定邊界。
在博克瑟哈特大街20號，親朋好友們沒完沒了爭論著關於獨立的巴基斯坦的未來。我們都意識到它會是一個最奇特的國家，一千多英里的印度疆土將它分為東、西兩半。父親是個虔誠的穆斯林，他有許多信印度教的朋友和同事常常到我家來，即便作為一個小孩子，我也能感到那兩個宗教組織之間的不信任。我從收音機裡聽到許多有關印度教徒與穆斯林教徒之間暴力騷動的報導，令人寬慰的是，這樣的事在吉大港很少發生。
我父母的立場是堅定支持從印度的其他地區中分離出來。我的小弟弟易卜拉辛（Ibrahim）咿呀學語時，就稱他所喜歡的白糖為“真納糖”（Jinnah Sugar），而稱他不喜歡的紅糖為“甘地糖”（Gandhi Sugar）。穆罕默德·阿里·真納（Mohammed Ali Jinnah）是巴基斯坦分離主義的領袖，而甘地當然是想要保持印度完整。晚上，母親講真納、甘地和君王路易·蒙巴頓（Louis Mountbatten）的故事哄我們睡覺。我的年近十歲的哥哥薩拉姆，很嫉妒鄰里那些大男孩，他們舉著有白色新月和星星的綠色小旗，在大街上呼喊著“巴基斯坦萬歲”（Pakistan Zinbabad）的口號。
1947年8月14日零時，被英國統治將近兩個世紀的印度次大陸宣布獨立。我對它的記憶宛如昨日。整個城市掛滿了旗幟和綠白兩色的彩飾。我聽到街上政治演說的響亮聲音，經常被“巴基斯坦萬歲”的口號呼喊打斷。午夜前，大街上擠滿了人。我們從屋頂上放焰火，我看到周圍鄰居們的側影，他們仰視著灑滿夜空的爆竹焰火。整個城市都悸動著激情。
午夜臨近時，父親帶領我們下樓走到博克瑟哈特大街上。父親雖然不是政治活動積極分子，但為了表示堅定，他加入了穆斯林團體國家警衛隊。那天晚上，他自豪地穿上了他的警衛制服，還戴上了那很有特徵的“真納帽”。我們甚至帶上了兩個小弟弟，兩歲的易卜拉辛和小嬰兒圖努（Tunu）。 12點正，電閘被關上，整個城市陷入黑暗之中。在光明重回的下一刻，我們已經是一個新的國家了。高昂的口號聲“巴基斯坦萬歲!巴基斯坦萬歲!”響徹吉大港大街小巷的所有角落。當時我七歲，那是我第一次感到血脈中衝動著的民族自豪感。那令人陶醉。
在莫姆塔茲、薩拉姆、我、易卜拉辛和圖努之後，母親又生了四個孩子：阿尤布（Ayub），阿扎姆（Azam），賈汗吉爾（Jahangir）和莫因努（Moinu）。但到我九歲時，我熱愛的母親開始常常無緣無故地煩躁，行為舉止也變得越來越不正常。在她比較安靜的時候，她會莫名其妙地自言自語。她會一連幾小時地祈禱，讀同一頁書，或是反復不停地背同一首詩。躁動起來，她就大聲地用粗俗的話罵人。有時她會肆意辱罵鄰居、朋友，或是家人，但另一些時候，她會大聲斥罵政客們，甚至是一些死去已久的人。有時她會在頭腦裡反擊那些假想敵，毫無警示地暴烈起來。她經常在夜裡突然喊叫，拳打腳踢，我就得幫助父親按住她，或是努力護住我年幼的弟妹們免受傷害。這樣的危機之後，她經常會重新變回到我們所記得的那個甜美溫柔的母親，給我們盡可能多的愛，照顧幼小的孩子們。但我們都知道這只是暫時的複原。隨著病情惡化，她漸漸不能了解我們上學的情況了。
父親為治愈母親竭盡了全力，花錢給她做全國最先進的醫學檢測。我的外祖母和兩個姨媽都有精神病，我們推測她的病一定也是遺傳的，但是沒有醫生能做出確診。絕望之下，父親轉向了諸如鴉片治療、咒語，甚至是催眠之類的異端偏方。對於這些療法母親從不配合，無論如何，這些方法一無收效。
倒是我們這些孩子們發現那些療法很有意思。看到一個著名的心理醫生對母親實施催眠提示之後，我們就彼此進行自己的催眠試驗。我們還發明了用某種幽默來對待她的病情。 “天氣預報如何?”在我們想預見母親在隨後幾小時的情緒時，就彼此這樣發問。為了避免激起新的發作，我們給家裡的每個人都配上了代號：2號，4號等等。我弟弟易卜拉辛甚至寫了個滑稽短劇，劇中，他稱我們家是一個電台，母親總是在“播音”，她以各種情緒來廣播她的佈道，還有“伴舞”。
父親一直是照亮著這令人悲傷時期的光芒。他優雅堅毅地適應著這一人生變局，在母親的疾病持續的三十三年間，他以所有可能的方式，在各種情況下，照顧著她。他努力做得就像一切如常，好像她仍是1930年的那個索非亞·卡圖恩，當時他只有22歲。直到母親1982年去世，在他們結婚的五十二年間，他始終對她忠誠不渝，恩愛如初。
雖然父親並不介意在我們的教育和旅行上花錢，但是他持家簡樸，給我們的零花錢很少。上高中時，由於在吉大港地區的競爭獎學金考試中獲勝，我每月能得到一點津貼，於是我有了一些零花錢，但從來就不夠花。我從父親的零錢抽屜裡補足我短缺的部分，這件事父親根本就沒有察覺。除去對書與雜誌的興趣以外，薩拉姆和我還養成了看電影和在外面吃東西的毛病。我們對口味並不講究。我最喜歡“馬鈴薯塊”，就是一塊烤馬鈴薯塞入煎洋蔥，再撒上醋。薩拉姆和我在離家不遠的街拐角處那個簡陋的茶攤上，就著一杯茉莉花茶吃這些東西。對於這些外出活動，父親從不知情。
薩拉姆和我買的第一架照相機是一個簡單的盒式相機，我們走到哪兒都帶著它。我們像專業人員一樣計劃並研究我們的題材：人像，街景，住宅，靜物。我們在攝影方面的同謀是鄰里一個名為“神奇之家攝影室”的照相館主人。他允許我們用他的暗房，將我們的黑白膠卷沖印出來。我們努力想獲得一些特殊效果，甚至給我們的照片上了色。
窮人的銀行家我對繪畫產生了很大興趣，並跟一個商業畫家學徒，我管他叫尤斯塔德（Ustad），或是“古儒”（Guru，泰斗）。在家裡，我把我的畫架、畫布和彩筆都小心安置好，以便在聽到父親回來的動靜時很快就能把它們藏起來。作為一個虔誠的穆斯林，父親不相信複製人體形像這類的事。家裡一些愛藝術的叔叔姑姑成了我的同謀，幫助和鼓勵我。
作為這些癖好的副產品，薩拉姆和我對圖形設計也產生了興趣。我們還開始集郵，並說服鄰里的一個店主，允許我們在他的店舖前展示我們的郵票箱。我們經常與兩個叔叔一起去電影院看印度和好萊塢的電影，唱那些當時很流行的浪漫歌曲。
吉大港教會學校比我的小學要都市化得多。我的同學大多是從各地調任來的政府官員的兒子，這個學校提供的是全國最好的教育。但特別吸引我的是童子軍規劃，童子軍隊部成了我常去的地方。我和其他學校的男孩子們一起，參加訓練，遊戲，藝術活動，討論，在鄉間徒步旅行，各種各樣的節目和許多的集會。在“掙錢週”裡，我們叫賣貨物，擦皮鞋，在茶攤上作伙計，以募集錢款。除樂趣以外，童子軍活動還教會了我，要有同情心，要有一種內在的精神境界，並且珍視我的同伴。
我尤其記得1953年那次參加巴基斯坦第一屆全國童子軍大會的跨越印度的火車旅行。沿途，我們停下來參觀了許多歷史古蹟。一路上我們都在歌唱遊戲，但是在阿格拉（Agra）的泰姬陵（Taj Mahal）前，我發現我們的主任助理誇奇·西拉加爾·胡克（Quazi Sirajul Huq）在無聲地抽泣。他流淚，並不是為了這座紀念碑或是為了在此埋葬的那對著名的情侶，也不是為了刻在白大理石牆壁上的詩句。誇奇·薩希布（Quazi Sahib）說，他是為我們的命運，為我們肩負的歷史重擔而哭泣。雖然我當時只有13歲，但他的激情使我深受震動。在他的鼓勵下，童子軍意識開始滲透到我的所有行為活動中。我一直就是個天生的領頭人，但誇奇·薩希布的道德感化讓我明白，要想得更高，要有序地引導激情。
1973年，在孟加拉解放戰爭之後那些騷亂的月份裡，我與父親和弟弟易卜拉辛一起去探望誇奇·薩希布。我們喝著茶，討論周圍的政治動亂局勢。一個月以後，誇奇·薩希佈在睡夢中被他的僕人殘忍地殺害了。他當時已是一個衰弱的老人，那個僕人搶走了他的一點點錢。警方根本就沒抓到兇手。我被悲痛吞噬了。回想起來，我開始理解他在泰姬陵留下的眼淚，那是出於對他自己不幸與孟加拉人民未來不幸的先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