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長與挑戰，1984—1990
長久以來，孟加拉一直吸引著那些關於人口問題的研究者們。他們告訴我們，我們貧困的原因是在太小的一塊土地上有了太多的人。在與佛羅里達州差不多大小的地域，居住著大約1.2億孟加拉人口。如果美國的一半人口決定都搬遷到佛羅里達去的話，他們就能體會到我們孟加拉現有的人口密度。這對於孟加拉都意味著什麼?我們是不是應該削減出生率呢?
我相信，在國際開發機構所倡導兜售的人口政策之中，存在著一種強烈的懼怕因素。我們在第三世界常常盲目地附和他們的觀點，從而在自己的國家造成了更大的恐懼。自從孟加拉獨立以來，我們的人口幾乎翻了一倍，但是我們肯定沒有加倍的貧困。與二十七年前相比，我們今天的日子的確好過了許多，儘管要養活加倍的人口，食品短缺卻減輕了，我們在糧食方面遠比以前更加自給自足。
我懷疑，各國政府與一些國際開發機構是成心要把人們嚇得慌張盲動，藉以轉移人們對他們自身無能的關注。他們不該去限制人口的增長，而是應該將精力集中在提高人民總體的經濟狀況，尤其是處於底層的人們的經濟狀況。各國政府與人口機構在改變窮人生活質量方面的努力，遠不如其用於實施恐嚇策略方面的投入，如壓製文盲的男人女人們及至剝奪其生育能力。
聯合國在四十多個發展中國家中所進行的研究表明，出生率會隨著婦女獲得平等而下降。這種狀況的原因有許多，因接受教育而推遲婚育，受教育水平較高的女性更可能使用避孕手段，更可能參加工作，等等。我相信，較之通過恐嚇策略“鼓勵”計劃生育的現行體系，賦予貧苦婦女以掙錢的機會，並把她們組織起來，將更有助於減緩人口增長。 “家庭”的計劃應該留給家庭去決定。
在有關人口的討論中，人們經常引用格萊珉銀行的例子，因為在格萊珉成員中，採用計劃生育措施的家庭是孟加拉全國採用率的兩倍。 1994年9月在開羅舉行的人口大會上也提到，格萊珉家庭的出生率大大低於全國平均水平。一旦通過自僱增加了收入，格萊珉的貸款者們便會顯示出少生育，教育子女，以及積極參與民主活動的非凡決心。如果小額貸款能夠幫助眾多的家庭意識到計劃生育的好處，對於人口增長如此憂慮的政府與諸多國際機構為什麼不去更加積極地促進小額貸款呢?是因為小額貸款是贏利業務嗎?在現行的人口規劃項目中又是否存在既得利益呢?我相信，是對於削減人口增長的強調，轉移了人們對於那個更為重大的問題的關注，即如何去實施一些能夠使得人口自顧自足的政策。我們越迅速地重新安排好我們的優先順序，對於這個星球上現在和將來的所有人來說，就越好。
在我們為所有分行的中心幹部舉辦的年度討論會上，我開始看到一些社會問題在一個個的格萊珉家庭裡得到解決。討論會把中心的領導們匯聚在一起，重溫他們的問題與成績，確認令人憂慮的領域，並尋求應對社會與經濟方面挑戰解決方案。這些討論會如此卓有成效，於是在1980年，我們在坦蓋爾召開了一個由挑選出來的中心領導人參加的全國討論會。會議結束時，與會者集體達成了四項決議。我們以為人們最多也就是把這些決議當作會議彙編，不會更為認真地對待它們，但是，我們很快就接到來自全孟加拉各個中心要求得到那四項決議複印件的申請。
在1982年舉行的第二屆全國大會上，我們以“十項決議”結束了會議。 1984年我們在喬迪夫普爾（Joydevpur）召開的討論會上，十項決議被增加到十六項，根本沒有想到這些決議會對我們的成員產生那麼深刻的影響。今天，在所有格萊珉的支行里，我們的成員都會充滿自豪地背誦這十六條決議。它們是：
1在我們生活的所有方面，我們都將遵守並促進格萊珉的四項原則——紀律，團結，勇氣與苦幹。
2我們要使我們的家庭繁榮。
3我們不要住在破房子裡。我們要修繕我們的房屋，並努力工作爭取儘早建造新房子。
4我們要一年四季種菜。我們要多吃青菜，把剩餘的賣掉。
5我們要在種植季節盡可能地多多種植秧苗。
6我們要做好家庭計劃，保持小家庭。我們要盡量節省開支。我們要照料自己的健康。
7我們要教育我們的孩子，一定要教會他們掙錢謀生，要為他們付學費。
8我們要保持我們的孩子乾淨，環境清潔。
9我們要修造並使用廁所。
10我們要飲用從管井中打出的水，如果沒有管井的水，我們要把水燒開，或是使用明礬把水純淨。
11在兒子的婚禮上，我們不會接受任何嫁妝；在女兒的婚禮上，我們也不會送嫁妝。我們要使中心遠離嫁妝的詛咒。我們不會實行童婚。
12我們不會做任何不公正的事，我們一定會反對任何試圖做不公正之事的人。
13我們會集體承擔較大的投資，來爭取更高的收入。
14我們隨時準備互相幫助。如果任何人有困難，我們大家都會幫助他或她。
15如果我們得知在任何中心出現違犯紀律的情況，我們大家都會到那兒去幫助恢復紀律。
16我們要在我們所有的中心引入體育鍛煉活動。我們要集體參加所有社會活動。
現在在我們的全國討論會上，我懇請與會者們不要增加決議的數目了。我的理由是，我們應該集中精力，好好地實施現有的十六條決議，而不是再增加新的決議。然而，格萊珉的一些地區支行，可能會做出一些決議來解決本地區特有的問題。窮人一旦在經濟上獲得了自主權，他們就會成為最堅定的戰士，為解決人口問題，消除文盲，過更健康更好的生活而鬥爭。這些決議正是對此的展示。當決策者們終於能認識到窮人是他們的伙伴，而非漠不相干者甚或是敵人時，我們就一定能夠取得比現在快得多的進步。
孟加拉是一個自然災害頻仍的國家，這是我們事業中的一個不幸但無可避免的因素。但是，無論一個貸款者遭遇什麼大災難，無論是自然災害還是個人的不幸，我們的一貫宗旨都是要堅持使她或他償還貸款，哪怕一周只還半分錢。這個原則意在激發那個貸款者自力更生的意識，激勵他或她的自尊和自信。如果一旦免除一位貸款者的償還責任，則可能要花上好幾年的艱難工作，才能恢復他或她對自己能力的信心。
如果村莊遭遇嚴重的水災或飢荒，貸款者的莊稼和牲畜都被摧毀，我們就會馬上發給他們新的貸款，使他們重新開始。我們從不划銷舊的貸款，而是把它們轉為長期貸款，以便貸款者可以更緩慢地以更小額的分期付款來償還。在貸款者去世的極端情況下，我們盡快從中心緊急基金（為貸款者們設立的一種人身保險基金）撥出資金給予死者的家屬。隨後我們就會要求那個小組或中心，從那個家庭中吸收一個新的成員，使這個小組的成員回復到五人。
孟加拉有太多的自然災害，一個地區可能在同一年內遭受幾次侵襲。曾有過一個村子，一個區，或整個地區一年內遭受多達四次洪災，那足使一個家庭的所有儲蓄財產喪失殆盡。我們在1981、1985、1987、1988年遭受了幾次洪災，特別是1988年那次，海外國際媒體報導了我們的困境。還有一些地區性的災難，如1989年侵襲馬尼格甘傑（Manikganj）地區的龍捲風。在此類情況下格萊珉總是按照相同的程序運作。首先，我們暫停執行銀行的常例規章，當地的銀行經理和所有員工被指令立即到災區參加搜尋，盡可能地救出更多的生命，並提供棲身之所，藥品，食物和保護。接著，銀行工作人員會對我們的成員們進行家訪，告訴他們，銀行和他們的伙伴成員都會支持他們，以幫助重樹受害者們的信心。然後我們要搞清楚倖存者俱體的需要並採取措施來提供所需物品，提供緊急救援食品，預防脫水與腹瀉的水和含鹽溶劑，還要發放用於購買緊急種子和耕牛的現金，以及新的資本金，還為人們提供災難貸款。我們希望我們的成員有悼念親人的時間，但不希望他們從絕望轉而沉溺於漠然與呆滯之中。我們想要他們盡快開始思考生存下去的計劃。由於國家與國際上的救助通常姍姍來遲並且不符需要，受害者們只有通過自己重建家園來擺脫苦難而獲得劫後餘生。在災難期間，舊有貸款的償還期被修訂並被給予償付寬限期。當地中心在一個特別會議被賦權決定寬限的期限。我們還會研究實施一些能使該地區更為安全的長期項目，如建立一些抗龍捲風的避難所。我們在沿海地區的許多格萊珉分行現在的辦公室都是用堅實的堅固混凝土建造的。
格萊珉並沒有保存所有抗擊自然災害的完整統計，但據我估計，我們的貸款有5％是發放給了自然災害的倖存者。普拉米拉·格尼·戈什（Pramila Rani Ghosh）的故事就是我們的貸款者所經常面對的災難情形的例證。 1971年，在解放戰爭時期，普拉米拉的房子兩次被巴基斯坦軍隊燒毀。 1984年她加入了格萊珉。 1986年，她患了腸炎，住進坦蓋爾醫院動了手術，並被告知幾年內不能工作。她的組員們提議從他們的小組基金中給她一筆貸款來付手術費用，但錢還是不夠，她賣掉了她的奶牛和食品雜貨店。
她用一筆新的貸款買了奶牛，而這些奶牛死於一種莫名的疾病。她又去每周中心會議從小組基金中貸了一筆60美元的貸款，用這筆錢買了一頭新的奶牛。在1988年的洪災期間，查比薩（Chabbisha）村被淹沒，普拉米拉的房子被沖塌了，她失去了所有的莊稼。流行疫情又在村里暴發肆虐了三週，銀行的工作人員每天都來探訪村民，發放純淨飲水的藥片。普拉米拉和數以千計的格萊珉家庭一樣，收到了40公斤的麥子。她後來將那些賣麥子的錢還到中心的災難基金，還從我們這裡買了成本價的蔬菜種子。三週以後情況漸趨正常時，她已經做好準備，將食品雜貨店重新開張了。
1992年，打翻的油燈引起的一場火燒毀了普拉米拉的家。鄰居和村民努力幫助她撲滅了那場火，但是在復燃的烈火中，普拉米拉失去了她所有的莊稼、糧食、整個食品雜貨店，還有她的兩頭牛，剩下的僅有她和丈夫身上穿著的那幾件衣服了。大火過後的第二天上午，格萊珉的工作人員走訪了普拉米拉，並組織了一個特別會議，在會上，他們提出向她提供一筆出自中心災難基金的貸款。但是她決定接受一筆季節性貸款和一筆小組基金的貸款，用一部分貸款開了一個小食品雜貨舖，其餘的用來購買了水田的肥料。在她已長大成人的三個兒子的幫助下，她又有能力開始償還貸款了。三個月以後，格萊珉批給她一筆住房貸款，於是她為自己建造了一個新家。
普拉米拉現在正在使用她的第十二筆貸款。她擁有的以及租用的土地足夠養活她的全家，並且一年大約賣10莫恩德稻穀。
格萊珉從最初就採取與傳統的扶貧方式背道而馳的做法，我們發放現金貸款，而從不考慮首先提供技能培訓。這一方針給我們招來了許多批評，甚至包括來自一些朋友的批評。在喬布拉村我們根本看不到有任何進行正式培訓的需要，20世紀80年代的經驗，使我們更加確信我們的方法是正確的。
為什麼要先發放貸款呢?
我堅定地相信，所有人都有一種與生俱來的能力，我稱之為生存技能。窮人活著，這一事實就清楚地證明了他們的能力，不需要我們來教，他們已經知道如何去做這件事了。所以，我們不去浪費時間教給新的技能，而是努力去最大限度地利用他們現有的技能。使窮人能得到貸款，就是使他們得以立即實踐他們已經掌握的技能——編結，脫粒，養牛，拉人力車，等等。而他們掙到的錢繼而轉變為一種工具，成為一把開啟一系列其他能力的鑰匙，得以探究自己的潛力。貸款者經常彼此傳授新的技藝，以更好地利用他們的生存技能。他們比我們能做到的要強得多。
許多政府決策要人、非政府組織和國際顧問們在開展扶貧工作時，通常要首先推行一些非常詳盡的培訓規劃。他們這樣做是基於“窮人因缺乏技能而所以窮”的基本假設，並使他們自己的利益得以長久續存——為他們自己創造更多的工作機會，而不必承擔任何必須產出具體成果的責任。有賴於多方援助的源流與善款預算，僅為此類培訓，就在全世界興起了一個龐大的行業。扶貧方面的專家們堅持說，窮人要想攀上經濟的階梯，培訓是絕對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你進入到真實的世界中去，就一定會看到，窮人之所以窮，並非因為沒有經過培訓或是沒有文化，而是因為他們無法得到他們的勞動報酬。他們無力控制資本，而恰恰是控制資本的能力才會使人們擺脫貧窮。利潤是坦然地倒向資本的，窮人處於毫無力量的境地，只能為生產資本控制者的利益勞作。他們為什麼無法控制任何資本呢?因為他們沒有繼承任何資本或貸款，又因為被認為沒有任何信貸價值而不能貸款。
我相信，許多培訓規劃帶來的是副作用。如果格萊珉要求貸款者們必須先去參加一個企業管理培訓課程才能得到做營生的貸款的話，他們中大多數人都會被嚇跑。對於我們的貸款者來說，正規的學習是一件很嚇人的事，那會使他們覺得自己渺小，愚蠢，毫無用處，甚至會毀掉他們天生的能力。這類培訓還經常提供物質刺激來吸引人們參加培訓——有時參加者會即刻得到以培訓津貼為名義的好處，或是以參加培訓作為得到現金或其他好處的先決條件，由此來吸引那些對培訓本身可能根本不感興趣的窮人。
這並不是說所有的培訓都不好，但是不應該將培訓強加於人。只有當人們積極尋求並願意為其付出代價或費用的情況下，才適於提供培訓。例如格萊珉的貸款者，就確實在尋求培訓，他們可能想要學會看懂存摺上的數字，或是想要搞清楚已經償還和待償的數額。常有格萊珉的貸款者想要讀懂十六條決議，學會記賬，或是隨時掌握業務信息，他們或者可能想學習飼養家禽，養牛，或是學習種植，儲藏，糧食加工的一些新方法。格萊珉也正在將新的技術帶給他們：手提電話，太陽能，互聯網。很快，貸款者們就需要學會計算打電話的費用，或是學著去閱讀計算機屏幕上的詞語了。
在尚未創辦格萊珉銀行時我就對在孟加拉的國際援助機構提出過批評，我批評的最嚴厲的、也是現今最具影響力的一個機構，就是世界銀行。這些年來世界銀行與格萊珉有過那麼多鬥爭與不合，以至於一些評論員稱我們是“拳擊對頭”。世界銀行里總還有些人懂得小額貸款是怎麼回事，但由於風格迥異，多年裡我們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花在乾架上，而不是互相幫助。
在1986年世界食品日的電信會議上發生了一次公開的衝突。世界食品日美國委員會的全國協調員帕特麗夏·楊（Patricia Young），邀請我和時任世界銀行總裁的巴伯·科納布爾（Barber Conable）作為專題發言人，一起出席向三十個國家進行同步衛星轉播的電信會議。
我並不了解電信會議是怎麼回事，但我接受了邀請，把它看作一個可以闡釋我的觀點的機會。我認為，貸款的權利應被視為一種人權，貸款能夠在全球擺脫飢餓方面起到一種極具戰略性的作用。
我並沒有打算去和世界銀行總裁吵架，但科納布爾說到世界銀行向孟加拉的格萊珉提供了經濟援助時，令我惱怒了。我認為我應該糾正這個錯誤的信息，於是很有禮貌地插話說，世界銀行並沒有做過這樣的事。科納布爾不予理會，又提到是世界銀行的貸款幫助了格萊珉。這次我堅決地反駁了他。科納布爾對我的抗議置之不顧，繼續重複說世界銀行向格萊珉銀行提供了經濟支持。我認為我應該對衛星電視的觀眾們澄清事實。我們這些格萊珉銀行的人從來沒有想要也沒有接受過世界銀行的資助，因為我們不喜歡那家銀行的行為方式。他們的專家顧問經常會插手接管他們所資助的項目，在項目被納入他們的運作方式軌道之前，他們是不肯罷手的。我們不想要任何人來干預我們的體制，或是來吩咐我們如何行事。實際上，就是在那一年，我們的確拒絕了世界銀行的一筆兩億美元的低息貸款。我還告訴科納布爾——他正在喋喋發表關於要雇用世界上最佳幹才的議論——僱用聰明的經濟學家並不一定能轉化為有益窮人的方針和項目。
我發現，多邊捐助者的扶貧方式非常令人不知所措。我可以舉我在菲律賓的內格羅斯島（Negros Island）的經歷為例。 1989年，為了應付島上不斷加劇的兒童營養不良，啟動了一個名為“完善”（Dungganon）的格萊珉複製項目。幾年以後,“完善”項目的創建者塞西爾·德爾·卡斯蒂略（Cecile del Castillo）博士為了擴展她的項目向聯合國的一個機構申請款項。那個機構於是派了四個使團來對她的提議進行調查，在機票、食宿和專家費用等方面花了成千上萬美元，然而，由於復雜的官僚原因，那個項目根本就沒有得到一分錢。換言之，專家審查花費了將近五年時間並浪費了許多寶貴的資源，而島上那些貧苦的居民未能得到任何一筆由這個機構所援助的小額貸款。我忍不住評論道，如果那個內格羅斯項目能得到等同於聯合國使團的花費的款項的話，就夠援助好幾百個貧困家庭了。
諮詢業的興起嚴重地誤導了國際捐助機構，形成了一種假設，即接受捐助的國家在確認、準備和項目實施的每一步都需要有人指引。捐助者和顧問們對所援助的國家頤指氣使，那些顧問甚至常常會扼殺受援國家的能動性。這些受援國家的官員與學者會迅速認可捐助者文件中提到的那些數字，儘管他們很清楚那些數字並不正確。
當格萊珉在1986年向世界銀行清楚地表明不會聽任其乾涉我們經營的立場之後，該銀行決定試圖在孟加拉建立其自己的小額貸款組織，採用我們的方法並結合其他一些小額貸款項目的方法。我認為那是完全不實際的打算。最終，孟加拉政府採納了我們的建議，拒絕了世界銀行的提議，但是世界銀行並沒有從這件事中汲取教訓。反之，它將被拒建議書中的“孟加拉”塗掉，轉手又把它提交給了斯里蘭卡政府。
與世界銀行之間的令人不快的交往經歷，促使我盡可能地去了解其他發展機構。我越來越清楚地觀察到，多邊援助機構有大把可發放的錢，在各個國家發放的數額都由官員們來決定，官員們發放出去的錢越多，他們作為貸款官員得到的評級就越高。因此，捐助機構裡的年輕而有野心的官員們會選擇一些價錢最大的項目。隨著巨額的款項的移動，他們的名字也在升遷的階梯上向上移動。
在我這一行里，我經常目睹捐助機構的官員們在孟加拉不顧一切地將大筆大筆的錢發放出去，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幾乎會不惜任何代價，包括直接或間接地賄賂政府官員。例如，他們會去租住政府官員所擁有的昂貴的新房子，或是打著官方研討班和會議為幌子，邀請官員們參加海外誘惑之旅。顧問、供應商和潛在的承包人則常常為這個賄賂機制提供方便，說到底，他們是捐助者資助的項目的最大受益者。
據孟加拉的一個研究機構估計，在過去二十六年內所接受的三百多億美元的國際援助中，75％並沒有用在孟加拉，而是被花費在設備、用品和來自捐助國本身的顧問身上。大多數富有國家的外援預算主要用於安置本國人就業和銷售本國的商品，扶貧只不過是一件順便捎帶的事。用在孟加拉的那25％，通常是直接進了當地的供應商、承包人、顧問與專家這一小撮人的腰包。這些錢大部分都被這些精英用來購買外國製造的消費品，根本無助於我們國家的經濟或勞工階層。人們普遍認為，捐款的大部分最後都變成了那些幫助做出採購決策和簽訂合同的官員與政客們的酬金。
所有受援國家的情況都大致相同，其援助的總額為一年500億到550億美元。援助的項目製造出大量的官僚機構，它們很快就變得腐敗、低效、虧損累累。當今世界所鼓吹和倡導的是市場經濟與自由企業的優越性，而援助款項仍源源擴充著政府的花費，往往與市場經濟的利益相悖。
大部分外援資金都被用於建造公路，橋樑等等，意在“以長遠利益”幫助窮人。然而，得到此類援助絕大部分利益的，只有那些已經富有的富人。在窮人變得更窮的同時，外援卻成了一種對權勢者的慈善。如果援助欲對赤貧者的生活產生什麼影響的話，那麼就必須重新制定其路線，方能使其更直接地送達窮人家中。
我相信，必須設計一整套具有新目標的全新扶貧方法。事實上，所有開發援助都應以直接消除貧困為目標。開發應被視作一個人權問題，而不僅只是一個增加GNP的問題。在國家經濟好轉時，窮人的狀況不一定就能得到改善，因此，應該對開發重新定義，其定義應只是指底層50％人口人均收入的可測量的正向變化。
有一天，一個美國記者向我找茬，對我無數次地公開指責世界銀行之類的“開發援助”組織而非常惱怒。像許多人一樣，他認為世界銀行是一個慈悲高尚、努力付出而不求報償的機構。他舉起麥克風，用一種挑戰的聲音說道:“除了總是那麼挑剔批評，你能不能給我講講，如果你是世界銀行的總裁，又會採取什麼實在的措施呢?”
“我從來沒想過如果我是世界銀行總裁的話，我會做什麼。”我很冷靜地說,“但是我想我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總部搬到達卡。”
“那又究竟是為什麼呢?”
“噢，如果像劉易斯·布萊斯頓（Lewis Preston時任世界銀行總裁）所說的'世界銀行的首要目標是與世界貧困做鬥爭'，那麼在我看來，這家銀行就該搬到一個最貧困的地方去。在達卡，世界銀行將被人類的苦難與赤貧所圍繞。設身處地於問題之中，銀行的官員們或許能夠更迅速更現實地解決問題。”
那個採訪者點點頭。他看上去不像開始時那樣激動了。
“還有，如果總部搬到達卡的話，這家銀行的5000名僱員中肯定有許多會乾脆拒絕來。達卡可沒有活躍的社交生活，也肯定不是一個世行銀行家願意選擇在那兒養育兒女的地方，我想，那會導致許多人主動要求退休或改變工作。那將有助於達到兩個效果：首先，順勢排除那些並非致力投身於向貧困之戰的人；其次，能夠削減費用，因為達卡的薪酬會遠遠低於華盛頓特區的昂貴標準。”採訪就此結束。
1987年我訪問美國時，與美國媒體有過一次更富有建設性的會見。當時我正在一個國會委員會上發言，聽證會結束時，被匆匆帶到一個小房間裡，在那兒，有人正忙著對著一個話筒講話。我根本不知道一個電話會議是如何組織的，也沒有人給我做過介紹，但是我已經在那兒了，面對著一個話筒和來自大報社的十四名編輯、作家，他們正在線上等著向我提問。
首先對話筒發言的是薩姆·戴利—哈里斯（Sam DaleyHarris）。他原是一名高中教師，後來成為社會活動家，發起成立了一個名為“以立法終結飢餓為己任”（Responsibility for Ending Starvation Using Legislation，簡稱RESULTS）的全國性志願組織。他每個月都和所有志願者一起開全國電話會議，我正在參加的是一個記者招待會。薩姆極為溫和可親，他先為幾位作家和我都做了簡單介紹，然後我開始接受提問。
第一個會議持續了一小時，短暫的休息之後另一個會又開始了，有另外十四個來自各類美國報刊的十四名編輯作家參加。那天我可看到了RESULTS的效率是多麼高。會後發表的文章有助於確保相關立法的通過，儘管有里根政府的強烈反對，立法仍在1987年12月得到通過，據此，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須捐助五千萬美元以為窮人建立小額貸款項目。
薩姆和我馬上就成了朋友。他為人平易和藹，而在對貧困與飢餓之戰中卻堅如磐石。今天，RESULTS在六個國家——美國，英國，加拿大，德國，日本和澳大利亞——都有姐妹組織。這些組織將小額貸款作為反貧困的一個關鍵戰略，並且通過其市民積極分子的草根組織進行工作，使其得到社區、媒體、獲選代表和政府的關注。他們促使一些政府援助機構和一些私人機構對小額貸款項目給予更多的資助，還遊說財政部門對世界銀行施壓，使其更多關注貧困問題——不止一次這樣做，而是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每年都這樣做。他們還發動運動以促使一些旨在減輕本國貧困的規劃與方針得到通過。事實上，在美國的RESULTS還創立了一個名為“本土RESULTS（RESULTS Demestic）”的二級組織，它是在美國的小額貸款創始運動的主要鼓吹者。在過去十年間，RESULTS與格萊珉的聯繫不斷加強。 RESULTS的每一個志願者，或早或晚都變成了格萊珉專家。
1987年的那個電話會議，成為小額貸款運動歷史上的又一個里程碑：它吸引了哥倫比亞廣播電台（CBS）的“六十分鐘”欄目的注意。 1989年，分別來自倫敦與羅馬的兩位CBS電視新聞欄目的工作人員來到達卡訪問。我和CBS記者莫利·塞弗（Morley Safer）一起待了很長時間，一起走訪格萊珉的村莊，採訪貸款者、開發專家、政府官員。那些工作人員一共拍了一百小時的膠片素材，再把它濃縮為十二分鐘。 1990年3月播放的時候，這個短片斷立即引起轟動。直到那時，我才充分意識到了媒體的威力。至今，每當重播那個節目時，我們仍會接到來自世界各地的信和電話。在那短短十二分鐘裡，CBS以最激動人心的方式展示出了格萊珉的精粹。與其前後的任何報導相比，那個片子都更能激發人們行動起來。
在20世紀80年代，無論當我對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們還是對記者談起小額貸款時，大多數人都以為我是想通過借錢給小企業幫助它們擴張，使它們能僱用窮人從而以此來減輕貧困。人們花了好一陣才認識到，我所鼓吹的實際是直接把錢借給窮人。政策制定者們總是有將增加就業等同於減少貧困的傾向，而經濟學家們則傾向於只承認一種就業——有薪水的就業。而且經濟學家大都將前殖民大國的財富起源作為其研究與理論的基礎，而不是基於第三世界國家的窮人們卑微的現實之上。對貧困的各式關注，都歸屬於所謂的發展經濟學，那是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才出現的領域，基本上都是對經濟理論主體的後續添加或重新詮釋。
最糟糕的是，經濟學家們未能理解貸款所具有的社會能量。在經濟理論中，貸款只被看作一種用來潤滑貿易、商業和工業之輪的工具。而在現實中，貸款創造能夠迅速轉化為社會能量的經濟能量。當貸款機構與銀行製定出一些惠顧特定人群的政策之後，那個階層的經濟與社會狀況都會得到改善。然而，無論是在富國還是貧國，貸款機構都只惠顧有錢人，這樣做無異於宣判了窮人的死刑。
當銀行將被認為是沒有信貸價值的窮人拒之門外時，經濟學家們為什麼會保持沉默呢?沒有人能給出一個令人信服的答案。正是因為這種緘默與漠然，銀行得以在施行金融隔離政策的同時逃脫處罰。但凡經濟學家們能認識到貸款所具有的強大社會經濟能量，他們或許也能認識到，貸款確應作為一種人權加以促進。
那些核心經濟理論的缺陷仍未受到挑戰。例如，在經濟學分析框架中起到核心作用的微觀經濟理論就是不完整的，它將作為個體的人或者看作是消費者，或是勞動者，基本上無視其自僱的個人潛力。這種企業主與勞工之間的理論上的二分法，無視個體的創造力與靈活性，並將第三世界中廣泛存在的自僱一概看作是不夠發達的徵象。
在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的絕大多數人都是通過自僱謀生的，經濟學家們不知道如何在其分析框架中安置這些人，於是便把他們一股腦堆放在一個名為“非正式階層”的包羅萬象的範疇之中。但是，這個“非正式階層”確實代表著人們自創職業營生的努力。我寧願稱之為“民眾經濟”（peoples economy），我和格萊珉的一位朋友卡爾·奧斯諾（Karl Osner）常常使用這個詞，他在為歐洲人傳播小額貸款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任何真正理解社會的經濟學家都會來增強這個民眾經濟的有效性，而不是去破壞它。在沒有來自經濟學家的支持時，格萊珉這樣的組織必須挺立中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