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業之餘，我近乎瘋狂地愛上了滑雪。美國有許多景色非常優美的滑雪場。從山頂一路呼嘯而下，雪景不斷變換，在一片潔白中飄來飄去，彷彿置身於仙境之中。滑雪時的那種刺激感讓我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滑雪道是按難度高低來分級別的。初級的是一個圓形標誌，方形的是中級，鑽石形的是高級。我一般都滑高級，高級的難度相當大。有時還有兩個或三個鑽石，代表著雙高級或三高級。三個鑽石是職業選手的滑道，不讓一般的愛好者進入，但我有時還是偷偷去滑。那種滑道坡度極大，積雪很深，如果不能很好地控制速度和節奏，很容易會陷在裡面。還好我從來沒有出過事。
美國的所有滑雪場，我基本上都去過。丹佛的滑雪場是美國乃至世界最大的，從頂峰滑到山腳有8公里的路程，耗時45分鐘左右。為了去滑雪，週末的時候我甚至不惜從洛杉磯坐飛機去丹佛。
我更常去的滑雪場在洛杉磯附近。洛杉磯位於地中海氣候帶，即使冬季也相當溫暖，但是往內陸兩個小時車程就進入了山區，那裡氣溫很低，時常下雪。如果洛杉磯市區的溫度是20℃，到了滑雪場就只有0℃左右。所以在洛杉磯滑雪經常會看到光著膀子的滑雪者。洛杉磯附近有6個滑雪場，我每到週末都必去無疑。清晨時分，我一個人開車到山里面滑雪，太陽落山才開車回來。太太來美國後我才把她拉上一起去，但是她也沒提起太大興趣，只是為了陪我。有一次凌晨3點多就起來，開了6個小時車去舊金山山溝裡一處很遠的滑雪場。至今我仍想不明白，當年的那份狂熱從何而來。
1994年底，我放棄了自己創辦的公司，以一名普通工程師的身份加入了總部位於西雅圖的微軟公司。也許有點好笑，滑雪也是我選擇去微軟總部工作的原因之一。比起洛杉磯，西雅圖更是一個滑雪的天堂。在洛杉磯還要開兩個小時的車才能到達最近的滑雪場，而在西雅圖只要20分鐘車程就可以。之前我在專業滑雪雜誌上早就听聞這裡滑雪場的大名。入職微軟公司後的第一個週末，我就立即動身去當地的滑雪場。
但在那裡連續兩次滑雪的經歷都讓我很失望。西雅圖的冬天降雪量很大，兩次去都遇上大雪天。四周全是雪霧，10米之外的景物根本看不見。戴的滑雪鏡上也堆滿了雪，眼睛會暈，像暈車一樣。再加上身體也凍得一塌糊塗，簡直是受罪。這一下讓我對滑雪愛好的狂熱降到了冰點。我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在西雅圖滑雪是1995年1月初，從那以後十幾年我再也沒滑過雪。
最有趣的是，滑雪這種追求刺激、個人獨享的喜好，和我充滿冒險、一個人打天下的創業歷程幾乎同步。加入微軟後，我的主要愛好便改為了籃球，一種更講究團隊配合的運動。如此想來，人生頗有它的奇妙之處。
來美國之後，我的另一大愛好是關注美國的政界，也因此對美國大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1992年的夏天到秋天，時任美國總統的老布什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克林頓之間為當選下屆美國總統展開了激烈的競爭。加州是選票大州，向來是總統選舉的必爭之地。競選期間，老布什到加州演講4次，我開著車去現場看了4次。有時還能擠個好位子，離他只有二三十米遠。儘管每次他講的東西都差不多，但我還是要去看，在我看來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學習的過程。
我特別感興趣的不是競選演講的內容，而是演講的排場、程序和現場安排的種種細節。我不僅觀察到美國選舉制度的嚴謹之處，而且研究總統演講的方方面面，甚至細緻到總統保鏢的類別。老布什的保鏢有好幾種，有貼身保鏢、引位保鏢、路況保鏢，還有專用於撐場面的保鏢。老布什的演講台前，總有8個體形魁梧的黑衣保鏢叉手而立，大大的墨鏡讓人無從窺測其表情。其實就安保效果而言，真正管用的不是這8個彪形大漢，而是混雜於人群之中的那些不戴墨鏡、相貌普通的便衣特工。但光這陣勢，就讓人心生幾分敬畏之感，很好地烘託了總統演講的莊嚴感。
我還會特別留意，老布什講話之前，是誰把他引見出來的。有一次老布什在一個華人城區演講，並沒有請當地最高地位的政界人士，而是請了一個華人參議員做引見者。這個參議員在加州的華裔圈里相當有影響力。我據此分析，老布什會在不同場合選擇不同的人作為引導人，這是因為美國人比較以自我為中心，喜歡和自己貼近的人來演講。
我從總統演講中學到的東西
我很早就對時政感興趣，所以經常勸別人說做企業不能只局限於企業本身，還要關心政治。當上管理者之後，我的演講裡也有很多從當年布什總統演講中學來的東西。
據我的觀察，老布什每次演講時的台子也是特地空運過來的，上面有總統的徽標。大家誰不認識老布什，但他演講時為什麼還要把總統徽標特地展示出來？這就是作秀，讓你體會到威嚴與氣勢。做企業也好，做人也好，這種架勢有時是非常重要的
我是個特別注重儀式的人，因為儀式會給人留下深刻的記憶，同時也讓人覺得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重視。
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講究現實派，很多人不注重儀式在企業管理中的重要性。其實，儀式就是作秀，是體現企業各方面實力的標誌。
國際走穴，寫給議員們的信
我的軟件公司，所有開發出來的軟件都賣給了日本公司，由他們製作成終端產品推向市場。我的公司不具備生產任何硬件的能力，這大大限制了公司的利潤空間和發展潛力。軟件開發的周期很長，還要養二十幾個人，我做得非常累。
我漸漸感到自己在軟件產業做不大，再加上身處好萊塢，整日里耳濡目染夢工廠的種種奇蹟，我便開始把目光投向利潤空間大得多的娛樂產業。我注意到，其時正值中美關係的霜凍期，兩國的文化交流很少。在美國的中國人思鄉心切，我認識的一些國內演藝圈的朋友開始搞起了“中美文化民間交流”—把國內明星拉到美國“走穴”。
1993年，我此時手裡已有些資本，便瞅准時機，和國內演藝圈的朋友合作，將薑昆、宋祖英、黃宏、蔡國慶等中國一流明星都請來美國演出。在我的計劃裡，這些中國藝術家將去美國十大城市進行巡演。我非常看好這個市場，把做軟件公司得到的所有利潤都投了進去，在美國所有的華人媒體上做了廣告，把巡演城市的所需場地全部辦好。我的商業模式非常明確，認定這是一樁穩賺不賠的事情。
對於中國演員來美的簽證問題，我付了近2萬美元律師費，委託洛杉磯極有名的一家律師事務所去辦。他們向我保證說絕對不會有任何問題。離第一場演出還有10天，我已經付清了所有場地的費用，總共10場演出的門票也已賣出了上萬張。這時我突然接到姜昆從國內打來的電話：儘管有那家洛杉磯的知名律師事務所出面，但所有中國演員的簽證，還是被北京的美國駐華大使館簽證官拒絕了。
這個突如其來的消息，對我來說不啻于晴天霹靂。我簡單地計算了一下可能的損失，僅廣告費加場地費就有幾十萬美元打了水漂。更可怕的是，已經賣出去那麼多票，遇事就喜歡起訴的美國人肯定會告我商業欺詐。我不僅面臨傾家蕩產的窘境，而且甚至會有牢獄之災。就剩下10天時間，我還能做什麼？
在出過一身絕望和恐懼的冷汗之後，我開始冷靜地思考有無解決危機的方法。根據我日常的觀察，美國是一個尤其講究“政治正確”的國家，各級議員在社會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忽然靈機一動。加州是一個大州，有54個眾議員2個參議員，我把所有議員的人名都拿到手，然後給他們寫信。我在信中寫道：
作為您忠實的選民和支持者，我特別關心您和您的同僚們提倡的法律法規。你們提倡並且一直在實施的法律精神之一，就是特別重視對下一代的教育，你們認為下一代是你們生命的延續，同時也是美國的未來。這也是我和所有善良的人們投票選你們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這次我邀請了許多來自東方文明古國的歌唱家和藝術家來美國演出，促進中美文化交流，但不知為何，他們的簽證至今仍未簽下來。錢的損失對我來說不是問題，可是我和我的同事們接到很多小孩子的電話，他們問我：為什麼這些藝術家來不成美國了，美國不是很民主嗎？
我真的找不出理由來回答他們，我又不想找理由來騙他們，請您給我一個解釋好不好？
在信的末尾，我還告訴他們，如果幾天內收不到回信，我會把這封信抄送到《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等所有這些大報紙備案。寫完以後我把這封信打印了56份，抬頭的議員姓名和我自己的簽名用筆手寫，每封信貼上31美分的郵票寄了出去。
這封信發出後，果然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一些議員立即給美國移民局、白宮辦公廳，甚至給當時的總統克林頓寫信，將我遇到的麻煩加以轉述，請他們調查一下。這些機構，包括總統本人在內，最怕議員找麻煩，所以紛紛發傳真到北京駐華使館詢問這件事。試想一下，如果你是使館的簽證官，一下子收到這麼多有關同一件事的詢問，肯定覺得這家公司來頭不小呀。
但簽證官不會當即承認錯誤，那樣他就太沒面子了。他給我發來一份傳真：現在我正重新審閱貴公司的申請，按照美國的簽證政策，只有世界上最優秀的演員才能到美國進行商業演出，但您的資料中沒有提供足夠證據說明這些人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演員。
收到傳真，我意識到，他是在找台階下。我在回复的傳真中採用了這樣的說辭：中國有11億人口，真正會說相聲的只有6個人，其中姜昆是最好的，所以全世界說中國相聲最好的就是姜昆。中國湖南有一個少數民族只有53戶人家，其中能唱本民族歌曲的只有3個女孩子，唱得最好的叫宋祖英，所以她是演唱那個少數民族民歌的當仁不讓的世界第一人。每個演員我都找出諸如此類的理由，把這份“證明文件”傳真過去。不到兩個小時，簽證官給我回复：經過判斷，他們確實是世界一流演員，簽證即刻發給他們。
因時而動：融合中美日三種思維方式
我到了微軟之後，很多中國人向我訴苦，他們父母來美簽證往往被拒簽。我又把這招教給他們。只要給西雅圖當地的議員寫信，他們的秘書就會打電話給大使館，沒有一個簽不出來的。寫一次信成功一次，我至少幫助了十幾個微軟的中國員工。
在解決這次簽證危機之後，我總結了中國人、美國人和日本人做事的三種風格：遇到這樣的困難，中國人第一個會想到的辦法是，能不能通通關係，找找什麼親戚、朋友是移民局的。如果找不到關係，多半會一籌莫展。而日本人可能會教你，再堅持不懈給大使館發幾封信，反复聲明演出的重要意義。但這樣也肯定行不通，因為美國人的性格絕對不會輕易否定已經作出的決定。美國人的處理方式則是另闢蹊徑，尋找不同的思路。我懂得，從表面上看是政治家們在主導著美國，但是下一任總統誰來當最終是由選民來決定的。我以一個選民的身份和議員進行交涉，政府部門必然會非常認真嚴肅地來幫助我處理這件事情。
這次經歷令我變得“狡猾”起來，做任何一件事情我會先看我身處何處。我沒有隻用一個國家的思維方式來做事，既沒有完全按照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也沒有完全按照日本人或者美國人的。現在這三種思維方式在我身上已經完全融合，變成我自己的東西了。這顯然對我的職業生涯非常有利。
我知道什麼時候需要依靠自己的勤奮和努力，什麼時候需要另闢蹊徑打通關節，以及更重要的，我知道如何利用周圍的資源來尋找機會。
成功舉辦演出之後，我覺得這個生意還是不錯的，又能賺錢，又能結交演藝圈的明星。然後還能開發衍生產品，給他們拍攝MTV。再加上我的軟件開發能力，各方面就互動起來了。我順勢成立了一家名頭聽上去很嚇人的“好萊塢娛樂影視公司”，開始“大張旗鼓”地進軍娛樂界。
我和一個朋友以合作夥伴的名義共同投資了近30萬美元，買來全套的前期拍攝及後期製作設備，並組成了一個完整的製作團隊。當時MTV很火。香港、台灣一些娛樂公司做卡拉OK的伴奏帶，需要拍攝美國的外景風光，但他們來美國很難，就將業務外包給我們。我們拍好外景後加上歌詞，就變成卡拉OK帶了。
辦到第二家公司，我差不多已放棄了學業。但憑藉語音識別方面的應用性研究成果，我最後還是拿到了加州理工學院的計算機科學博士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