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離開日本已經18年了，日語還是講得和以前一樣好。我看日本的電視電影和看中文片沒有差別，日語幾乎成為我的第二母語。這都要歸功於在日本的打工經歷。
1997年，我還是微軟總部的一個部門經理時，開發了一套操作系統，去日本作產品發布。當時是由比爾·蓋茨親自作了發布演說。此前蓋茨對我的個人情況一無所知。發布會的間隙，蓋茨正好跟我及微軟日本區總裁坐在一起。我因為有在日本留學的根基，一直用日語與微軟日本區總裁交流。日本區總裁特別高興，跟我說個不停。見我的日語說得如此流利，蓋茨特吃驚地問我：“Jun Tang不像一個日本名字啊。”我就跟蓋茨開玩笑：“I抦not an American，ethier。”（我也不是美國人。）言下之意是我也會說英語。這一下，就給蓋茨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和導師的衝突，妻子支持我去美國
我拼命打工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為了掙更多的錢讓小蘭早點到日本留學。
小蘭是甘肅蘭州人，按照當年的大學畢業生分配製度，她會被分回家鄉去工作。幸好有一個天津港務局的分配名額空缺，她畢業後去了天津。那時我已經拿到去日本的出國名額。我倆如果結婚，將面臨兩地分居的危機。我倆的打算是，回國之後屬於高級知識分子的我可以把她的戶口遷到北京，留學期間，我也可以去天津看她。當時根本沒想到能把她帶到日本去。她也是同樣想法，並說等我5年。她的善良與純真是最打動我的地方。
來到名古屋大學後，我才得知小蘭也能以個人名義進名古屋大學深造。這個消息讓我倆喜出望外。在日本時，我們之間靠寫信和每週一次的電話保持聯繫。當我在大木先生的小餐館打工時，每週日的晚上8點半，她準時打電話到店裡來。我們每次通電話的時間很短，甚至只是想听聽彼此的聲音而已，因為一則要省錢，二則我倆都不習慣用過於熱烈的方式表達感情。
1986年7月，趁學校放暑假，我坐船回國。就在少年時代辛苦蓋成的新瓦房裡，我和小蘭辦了喜宴。請了些親戚朋友、街坊鄰居來吃飯，家裡擺了三四桌，在鄰居家也擺了三四桌，婚禮談不上隆重豪華，倒也簡單溫馨。結婚7天之後，小蘭就和我一起坐輪船去日本留學。
小蘭來後，我原來的住處太小，就換租了一套一室一廳的房子。原來的住處租金每月1.2萬日元，新住處漲到1.4萬日元。但新住處其實也是小得不能再小，而且同樣除了榻榻米外四壁空空。廚房就是一個點火的爐盤，也沒有洗澡的地方。我們要騎上5分鐘的自行車到別處去洗澡。對眼前的景象，小蘭非常吃驚。因為無論是寫信還是通電話，我總是說在日本的生活如何如何好，向來報喜不報憂。
到了11月，我們搬進學校的留學生公寓。這裡的環境相當好。房間在8樓，有電梯直達，房間裡有沙發、床，也有獨用的浴室。我終於過上了想像中的留學生活。
在日本的幾年，正值日本經濟空前繁榮之際，各項主要經濟指數保持著持續的高增長。日本的大財團進軍美國，買下了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買下了洛克菲勒中心，甚至號稱紐約曼哈頓的一半大樓都已歸屬日本企業名下。日本的經濟學家更預測說，2012年日本的GDP將最終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經濟大國。
我的導師板倉正是一個民族氣息很重的人。當時一般老百姓的生活中，從家用電器到小轎車，日本貨全面壓倒了美國貨。日本產品大量出口美國，而美國已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進口到日本來，兩國貿易逆差達到了空前的程度。為此美國政府不斷地給日本施壓，要求日本放開進口，首先開放大米和牛肉市場。有段時間，日本媒體天天討論此事。給我們上課時，板倉老師就經常以輕蔑的口吻提及美國，他最愛說：“除了大米和牛肉，美國還有什麼能進口到日本？”他也同樣時常流露出輕視中國的心態，這讓我對他十分不滿。
1990年3月，我在日本的留學生涯已進入第五年，正在攻讀博士學位的階段。那時我選了一個新的課題準備作為博士論文的研究方向。我花了很長時間作實驗，熬了三個通宵寫出一篇論文。在每週的例行課題匯報會上，我正向板倉老師陳述我的內容，不想說到一半，他突然用異常蔑視的語氣開口道：“這種論文你還想在日本發表嗎？拿回你們中國發表還差不多。”
事後我也覺得那個選題作為博士論文的題目可能的確存在不足，但我當時實在克制不住了。多年來他嚴格到不近人情的種種舉動，研究室裡同學之間對他的暗中怨言，長久以來熬夜作研究的辛苦，甚至打工時無處不在的日本人對中國人的排斥和輕蔑，全在他說這句話時湧上我的心頭。我一下火了，把論文往桌上一摔，說：“你這話是什麼意思？我不做了！”在場所有的日本同學全都嚇得要命。板倉老師說：“你這是什麼態度？”我稍稍平靜一點，回答說：“老師，我知道這項研究我是做得不夠好，過去幾個月我也一直在尋找好的課題。但是你用這種方式指責我，對我是一種侮辱，對中國也是一種極不禮貌的行為。”其實他也知道自己言語不妥，只是下不來台。他只好說：“這個問題今天我不和你談，你好好去反省一下你的態度。”他隨即不讓我再發言，叫別的同學繼續匯報。
我的行為讓他非常尷尬。在他的教授生涯中，我是唯一一個敢站出來挑戰他的學生。日本同學也對我的舉動深感意外，他們都極怕老師。這件事在我和他之間形成巨大的隔閡。
這件事發生後，我下定決心不在日本待下去了。那天回到家，我把自己的想法和妻子商量。小蘭還是比較喜歡日本的，她那時候已經在日本找到工作，我們的生活正在逐步走向安逸和穩定。她勸我還是繼續讀完拿到學位。但我去意已決。此後我開始自己聯繫美國的學校，7月份時，我拿到了以博士後名義赴美留學的簽證。此時我已經結束了名古屋大學的所有博士課程，第二年3月通過論文答辯就可以拿到博士學位，但這些我已經不在意了。好在小蘭一直非常理解和支持我。她說：“人活著就總會受委屈的。我們就在日本安安心心地過日子也不錯，但如果你要去美國，我就留在日本，你在美國萬一不順利還可以回日本來。”她的支持對我來說太重要了。
暑假時美國正好有一個專業學會要召開年會，我報名參加，並向板倉老師提出申請去一趟美國，他同意了。學會結束後，我給板倉老師寫了一封信，說我不想回日本了，想在美國繼續留下去。因為他在業內太有名、影響力太大，我甚至不敢在信中告訴他我留在美國哪所學校。
板倉老師很著急，給我寫信，又給我太太打電話，讓我務必回去。但我只是讓小蘭把餘下一年的學費交掉了，再沒回日本。
幾年之後，當我已加入微軟公司，我才利用一次出差的機會再次踏上日本的土地。我特地去名古屋大學板倉老師的研究室，那天是周六，他不上班。我留下了自己的名片，並寫了張紙條：您可能不記得我了，我是唐駿，原來在您手下的學生。現在我任微軟公司的部門經理，今後您若有什麼計算機技術方面的問題，請隨時和我聯繫。
板倉老師按我名片上的電子郵件地址給我寫了封信，我也恭恭敬敬回了一封。我們都沒提往事，不過也算冰釋前嫌了。 1997年，我回到中國創建上海微軟。 1998年，他去微軟總部所在地西雅圖開學會，我趕不回去，讓我太太招待他在我家裡吃了頓飯。後來他給我寫了一封郵件說：我去了你家，聽你太太說了你過去七八年的奮鬥歷程。我不得不說，你是我過去十餘年執教生涯裡最調皮、最讓我頭疼，但也是作出最大成就、最讓我自豪的學生。作為你的老師，看到你今天的成績，我還是很開心。我祝賀你。
2007年10月，我又一次去日本出差。他已經退休了。我給他發了郵件，邀請他以及我當時的同學在名古屋最好的餐廳“名古屋城”聚會。板倉老師當著很多同學的面，用一種調侃的口吻說：“你們也看到我過去對唐駿很嚴厲，這說明我的做法是正確的。後來我對你們要求不嚴格了，結果一個人才也沒出來吧。”我聽當年的同學說，我的離開讓他受到很大的打擊，從那以後對學生就不再那麼苛刻，到臨退休時甚至變得非常溫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