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個冰冷得不堪回首的冬天。
我13歲,正在常州市第七中學讀初中一年級,卻莫名其妙地成了建築工地的童工。我被指派的任務是搜羅打地基所用的碎磚石。京杭大運河從我出生的常州城畔流過,南來北往的貨船於水面逶迤穿梭,那是這條財富通道自千年以前就有的景象。我卻在大運河的水底發現了屬於我的財富-這裡是全常州城碎磚石最多最集中的地方,取之不竭,又完全免費。
每天早晨,我推一輛小翻斗車來到運河邊,拿簸箕從堤岸下到水邊挑揀合適的磚石。它們埋於刺骨冰涼的河水淤泥中,兩隻手使勁摳才能摳起來。日後我雖然長到一米八多的個頭,可以在我自己組建的業餘籃球隊打前鋒位置,但那時卻又瘦又小。有些河段沒有從堤岸下到河道的石梯,我只得奮力把盛滿碎磚石的簸箕舉過頭頂,才能勉強放上一人多高的堤岸,然後自己再爬上去把磚石倒進小車裡。寒風瑟瑟中,簸箕縫隙裡還總有冰冷的河水流出來,沿著手臂灌進袖管,一直滲到貼身的衣服上。我苦不堪言,卻又無人可以訴說。
事情要從當年秋天說起。一日,父母突然把我和哥哥叫到跟前,說家裡要自己動手蓋房子。父親告訴我們,自打比我年長三歲的哥哥出生以後,家裡就開始拼命攢錢,十幾年下來,已積蓄了總數達2800元的一筆巨資。 “地終於批下來了,給你們每人蓋一間瓦房,長大後娶媳婦用。”父親如此說道。
我生於1962年6月。父親是常州燈芯絨印染廠的一名科級幹部,母親是常州東風印染廠的工人。除了哥哥之外,我還有個比我小8歲的弟弟。我們一家5口人住在常州城中一個小弄堂的舊平房裡,兩個小房間加在一起30多平方米,連衛生間也沒有。常州城不大,走大約1公里就到了城鄉交界處,新房子的建築工地位於那裡。
因為在城裡弄到塊地蓋房子幾乎是不可能的,於是我父親花了無數心血,用了各種辦法打擦邊球,終於打通關節在郊區拿到一小塊地。這個過程長達數年,其中的人情關係異常複雜。其重點是,父親的一個朋友是他所在的工廠裡級別較高的干部,此人又和這塊地所在的大隊黨支部書記頗有些交情。正好父親的這位朋友也想自己蓋房子,父親便央求他找大隊書記將兩家的地並在一處批了下來。
感悟之一:循規蹈矩難以成事
父親當時無論如何也要蓋房子的決心和毅力,對我影響巨大。 20年後,我放棄了自己創辦的3家小公司加入微軟,從最底層的程序員做起。當年和我同期進入微軟的一批軟件工程師,10 年後很多人仍舊在老位子上埋頭苦乾著。而我不是帶著只做技術的想法進入微軟的,我一直在尋找時機進入管理層和決策層,成為在更高層次上掌握自己命運的人。而我也的確做到了。我覺得自己在微軟有兩步走得很對:一是從一名普通工程師晉升到部門經理;二是在適當的時機當上了微軟中國區總裁。回顧我在微軟的職業道路,
我不承認自己幸運,因為在微軟,沒有任何利益是可以依靠幸運獲得的。
如果要探究這其中的所謂成功秘訣,我想就是因為父親教會我的道理:
任何事情都是可以變通的。一種方法不行,還可以用很多別的方法。循規蹈矩、墨守成規難以成事。
開家庭會議的那天,父親還給我們算了這項唐家頭號工程的成本。按當時的市價,蓋兩間房子需要4000元左右。父親已把我家在泰興老家的房子用780元錢的價格賣給我的伯父,再加上現有的2800元積蓄,餘下的缺口,就要靠我們自己在建築材料上精打細算。
我這才恍然大悟,為什麼我家的日子總是過得緊緊巴巴。當時父母每月的工資收入分別是62元和42元。對這兩個數字我印像極深,因為他們拿了十多年這樣的工資,沒什麼變動。從我記事起,父母的生活習慣已如苦行僧一般省吃儉用。我家所在的弄堂裡有幾十戶人家,收入水平都大致相仿,但人人皆知唯有我家的日子過得最為寒酸。在我的童年記憶裡,夏天最熱的時候,我連短袖衫也沒有。唯一的一件長袖襯衣,也是我哥哥穿過的,我把袖管往上一擼就變成短袖衫。
父親告訴我們,從現在開始不要去上課,全力以赴開始蓋房子。那時我哥哥正上高一,建築工地上的活兒需要力氣,由父親和哥哥去幹。因為要還父親朋友在批地一事上的人情,我家主動提出,幫他家把地基也一併打好。給我的分工,就是到外面去撿碎磚頭,以做兩家地基之用。
兩家房的地基約需500車翻斗車的碎磚頭,父親給我定的指標是一年完成。每天推完一車回家,我就在牆上寫“正”字計數。整整一年,我心裡一直在默念“還有××車”。那個目標像一座被雲霧包裹著的山,看上去觸手可及,卻似乎永遠也走不到跟前。
父親朋友家房子的開工日期是早已確定好的。母親因此非常著急,天天催促我說:怎麼這麼慢?撿完一天石頭回家,我累得趴在桌子沿上休息,等下班後的母親給我做飯。通常她飯還沒端上桌,我已經睡著了。母親把我弄醒吃完飯,我立即上床倒頭就睡,也不管身上全是泥啊土啊。因為家裡沒有可洗澡的地方。夏天時還好,可以拎桶水在屋子外面沖一下了事,冬天時就無法可想。很多年後,母親還愛跟我講起當時的情景。
感悟之二:人生還有什麼不能承受
這段經歷也讓我心態變得很好。現在我經常告誡自己:小時候就是這麼過來的,什麼苦我都吃過,人生還有什麼不能承受?歸根到底,人生沒有什麼可擔心的,也沒有什麼不能失去的。
2005年底至2006年初,是我在盛大,甚至是我職業生涯中最艱難的時候。當時盛大處於極其低迷的狀態。這時候,幾乎所有的職業經理人都會離開。因為職業經理人自然該“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公司走下坡的時候唐駿還不走,別人會懷疑你是不是沒地方去,只能窩在盛大?我當時想,一定要頂住,一定要堅持,一定要為中國的職業經理人爭口氣。
那時候我沒走,不單是一個職業選擇,還是一樁有寄託的事情。那時,我第一次在心底明確了:
我的追求是做中國職業經理人的標杆,職業經理人就是我的事業。為了這樣的追求和事業,受苦亦是享樂。
撿碎磚石的最佳地點在京杭大運河,可去運河的那條路也是去我學校的必經之道。每天都會遇上背著書包打打鬧鬧去上學的同學,推著翻斗車灰頭土臉的我簡直無地自容。別人總是在指指點點,“哎,那不是唐駿嗎?”還有更甚者,一路跟在我身後不懷好意地高喊:“唐駿,加油!”而最難堪的時刻,則是撞上我對之暗生情愫的那個女孩子。她是我的同班同學,也是學校裡的運動員,皮膚白白的,在那時的我眼中,她簡直像童話裡的小公主一般可愛。吃再多的苦我都可以忍耐,就是無法忍受被她撞見我幹苦力的模樣。在那一瞬間,一切美好幻想都破滅了,人生就像我拉著的那車碎磚石,醜陋、冰冷,而且毫無意義。
忍無可忍的我,向父母提出去別的地方撿石頭。他們同意了。可那也導致工作效率的直線下降,在別的地方辛苦找尋一天,往往連三分之一車也裝不滿。眼見規定的日期一天天臨近,我只好硬著頭皮再回到大運河邊去。
為了結束這樣的日子,我向父母提出了抗議:“我不要房子了”,“我長大不娶媳婦”,諸如此類。當種種藉口都明顯不起效果之後,我乾脆假裝生病,臥床不起。那天,我看見母親下班回來做好飯,就推著我的翻斗車出去撿磚頭了。過了很久她才回來,烏黑的頭髮上弄了一層白灰,面容疲憊不堪。但她依然走到我的床前,幫我掖了掖被子。那一夜,我沒有睡著。第二天,我對母親說,我的病已經好了。
一年之後,撿磚石的任務終於完成,分派給我的活兒稍稍少了些。我也因此有機會偶爾去學校上課。但依然沒有像樣的衣服穿,因為父母要把盡量多的餘錢都用在蓋房工程上。那時我最好的也是唯一的一件新衣,是父親工廠裡發給他的一件藍色翻領工作服。房子竣工後,也許是作為一種獎勵,父親把這件衣服給了我。我對它異常珍惜,從初三穿到高二(我讀書時高中是兩年制),到北京去上大學時還帶著它。
這段蓋房子的經歷,對我而言是磨煉,更是苦難。那時我正處於情竇初開、視面子為世間第一要務的年紀,卻被迫每天承受肉體和精神的雙重折磨。我剛剛成長起來的自尊心受到了重創。
感悟之三:戰略現實、戰術浪漫
我對自己如今性格的評價是:戰略的現實主義者,戰術的浪漫主義者。我看問題通常以三年為周期,這三年中的戰略目標我非常清楚。制定了目標後,就用各種浪漫的方法來實現。我反對實現方法的庸俗,在我看來那就是戰術上的低級。我要讓實現目標的每個過程都很享受。
很多人好奇於我的思路。對於這個問題,我年輕時就想得很清楚了。當時父母為了一個遙遠的目標,讓整個家庭付出了太慘重的代價。換了我在那個年代做同樣的事,我絕對不會通過這種方法來實現。
其實這也是很多公司和職場人的通病:戰略上理想化、浪漫化,而戰術上很苦、很累。其結果往往是徒勞無功。所以,
我現在作任何計劃,工作也好,生活也好,從來不超過三年。人生是一段充滿變數的旅途,現在就跟自己說很久之後如何如何,反而是一種阻礙。
我推著翻斗車往來於大運河岸的那一年,是1975年,中國正處在舊時代未去、新時代將臨的前夜。那一年,日後將成為我生命中貴人的幾位人士,比爾·蓋茨20歲,史蒂夫·鮑爾默19歲,陳發樹15歲,陳天橋2歲。那時蓋茨和鮑爾默正在哈佛念大學,是橋牌桌上的好友。蓋茨已經和他的中學同學保羅·艾倫一起創辦了一家叫做微軟的小公司,就在這一年,他終於決定從哈佛退學開始全力創業。鮑爾默則孜孜不倦於他的幾個初期管理角色-哈佛橄欖球隊經理,《紅色哈佛報》編輯,以男生為會員的“狐狸俱樂部”的組織人。生於閩南茶葉之鄉安溪的陳發樹,那時剛初中畢業,在他生活的村子裡有一口大家賴以飲水的古井,多年後他告訴我這是他把新華都集團的Logo設計成“井”字的原因。而陳天橋,此刻在浙江一個小山村里應該正蹣跚學步,誰也沒看出來這個小男孩日後會一度登臨中國富豪榜的榜首。
不過,就此時而言,無論對於身處的歷史時代,還是上述人物,我均一無所知。每日我面對大運河緩緩流淌的河水,只覺眼前風景無限蕭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