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時之名並不是駿馬的駿,而是競賽的競。說來有趣,父親是根據他的工作經歷給我們兄弟起名字的。我哥哥叫唐政,是因為他出生的那一年我父親開始從政,從一個普通工人變成廠裡的團委宣傳幹部。我叫唐競,則是父親為了紀念他從團委調到生產競賽辦公室當主任。到了我弟弟出生時,因為前面已接連兩個男孩,母親特別希望能有個女孩,結果卻又是一個男孩,所以我弟弟就叫唐餘,多餘的餘。在常州話裡,“駿”和“競”發音相同,很多人把競誤讀成駿,後來就慢慢沿用了下來。等到我上常州市東方紅第一小學,需要換戶口本時,也就正式改為我現在的名字-唐駿。
我讀小學時,按照正常的工作時間,父母本該5點就下班,但卻每每到晚上9點才回來。這是因為他們都特別喜歡加班的緣故,每多做一個小時就有一毛錢的加班費。父母不在家,家務活全都包在哥哥和我身上。弟弟出生時我8歲,我給他洗了3年尿布。等父母回到家時,我們3個小孩子往往已經睡著了。
我母親是個非常勤勞,也很會持家的人。加完班回家後,她還要把第二天的飯菜燒好。通常是一盤青菜,母親炒好往桌上一放,我和哥哥中午和晚上放學回來熱一下就吃。母親十天半個月才會買一次肉,燒好了撈一勺出來放在青菜裡,這樣吃起來有點肉味。這樣的日子,是我童年最幸福的時光。到現在為止,我最愛吃的兩道菜依然是青菜和紅燒肉。在我眼中,這兩道菜實在美味,總覺得沒吃過癮。後來在微軟時,所有熟悉我的員工都知道我這個愛好。
家境的確艱辛,但我的童年記憶倒也不乏亮色。我最快樂的時光是小學階段。從一年級到六年級,我都是班長,後來又被選為大隊長。無論是在學校還是在我家所住的弄堂,我從周圍人的眼睛裡經常看到的都是肯定和喜愛的神情。鄰居們還給我起了個外號叫“巧巧頭”,常州話意即聰明的孩子。
甚至還在小學一年級,我就有了人生的第一次輝煌體驗。那時正值“文革”的高潮期,經常有各種群眾集會,批“四舊”啊,抓革命促生產啊,學習毛著啊,無不聲勢浩大、群情激昂。有一次區裡的幾所小學集中開會,場地借的是某工廠的食堂,大家帶個小凳子浩浩蕩盪地去了,可以容納上千人的空間裡坐得滿滿噹噹。為了體現“文化革命”的深入人心,我居然也被選為發言代表之一。輪到我發言了,我個子太矮,墊了個墊子也爬不上主席台,最後被別人抱了上去。那時候認得的字還很少,演講稿是老師寫好後讓我一句句背下來的。我依著記憶講得頭頭是道,中間還不忘做了些手勢。
即使在弄堂裡一同玩耍的小朋友中間,我也是焦點人物。大運河邊有個東郊公園,雖然離我們住的弄堂遠了點,但因為公園裡有假山,正是捉迷藏的好地方,我們經常一放學就往那裡跑。那時候公園一張門票要兩分錢,我們沒錢,就沿著公園河邊的欄杆走,總能找到可以鑽進去的地方。在那裡,我的組織能力第一次得到施展的空間。通常捉迷藏遊戲的規則是一個人抓很多人,我覺得缺乏吸引力,於是提出新的玩法。比如把小伙伴抽籤分成三到四組,然後大家比賽,看哪組被抓的人少。我喜歡在遊戲中加入競爭機制,有了競爭,遊戲就變得更有意思,因此所有小朋友都特別喜歡跟我一起玩。
無論是鸚鵡學舌的演講,還是對於遊戲規則的創新,以及被小朋友們簇擁著的感覺,在這些大人們看來微不足道的小事中,我卻生平第一次擁有了空前的自信和滿足。也許是因為之後所吃的苦頭太多,在記憶中,我甚至覺得,讀小學時的每天都是很快樂的。
但我的黃金時代在剛升入初中時就結束了。小學畢業時我不但是班長還是全校的大隊長,按照常理,到了初中也該一路直升。我就讀的中學是常州市第七中學,還沒有正式開學,我就被女班主任老師找去學校談話。我以為老師是要給我佈置新學期班長的工作職責,但事實卻和我的設想完全不一樣。那天,整個辦公室就她一個人,空蕩蕩的。她客客氣氣地讓我坐下,然後告訴我,新學期我的職務不是班長,而是體育委員。我想我的臉瞬間就漲紅了,不知何時竟站了起來,幾乎是用一種氣急敗壞的口吻質問老師為何不讓我當班長。
那一天,去學校的途中,我腦子裡幻想著被老師委以重任的場景,耳中只感覺蟬蛙的和聲是大自然中何其美妙的奏樂。歸家的路上,我才發現,原來這夏去秋來時節的蟬鳴蛙噪,竟何等讓人心煩意亂。
老師的解釋理由是為了培養我,為了我在將來的社會中能上能下,按當時的時髦說法是“一顆紅心,兩手準備”。事實真相當然不是如此。後來我終於了解到被“暗算”的原因:我的班主任當時談了一個男朋友,也是學校裡的老師兼團委書記。我哥哥那時讀高一,和我在同一所中學,他也是班長,並且頗受他的班主任喜愛。偏偏這位團委書記和我哥哥的班主任關係不佳。這一連串的因果關係,導致我的班主任用這種“特殊照顧”的方式對待我。
這頗有點像現代公司裡的人事鬥爭。第一次在“辦公室政治”的暗戰中受到如此打壓,我的心情一落千丈。功課不好好學了,上課時也開始和同桌講話。過去我是監督別人不許上課講話的,如今我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很多年後,我回常州七中參加同學聚會,又見到了當年的班主任老師。談及往事,她告訴我說,那時她是第一年做班主任,據她的觀察,覺得我這個人肯定不好管,所以想找個比較聽話的人做班長。這倒也是事實。不過無論原因究竟如何,當時的我甚至已對上學本身失去了興趣。
當父親提出家裡蓋房子,不要哥哥和我去上學時,我竟莫名地感到一種解脫的快意。哥哥向父親提出,他寧可苦點累點也要上完課再乾活,因為他是班長,不能不上學。父親同意了。我聽了哥哥的理由,更覺心灰意冷。母親在一旁問我:“你也要像你哥哥那樣嗎?”我搖頭。
推著小翻斗車撿磚頭的那一年,我從沒踏入過校門半步。此後直到我家的新房竣工,我也極少在學校露面。有一次,老師來家里通知我父母,一定要我去學校參加考試,考多少分無所謂,但倘若不參加就要開除。我去了,數理化各考了十幾分。
面對挫折的態度之一:我和我在微軟的第一個老闆之間的博弈
多年以後我又遇到類似的事。我加入微軟8個月後,因為發明了Windows多語言版本的引擎模式,很快被提拔為部門經理。我領導一個20人左右的團隊,將我的引擎開發模式負責推廣到微軟總部整個Windows NT開發部門近2000名軟件工程師的編程工作中去。我和我的團隊工作十分努力,成績也有目共睹。
誰知,我當時的頂頭上司,也是我加入微軟後的第一個老闆戴維·麥克布萊德先生,卻給我下了個“絆馬索”。他剛加盟微軟時的一位直接上司,此時在另一個部門工作,職權已不如麥克布萊德先生。於是這個上司找到麥克布萊德,說想換一個輕鬆的崗位。麥克布萊德先生就硬把這個上司塞進我這個團隊,並讓他做一把手。他的理由是我的部門太重要了,要安置個有經驗的人協助我把工作做得更好。
這件事在一定程度上對我的打擊相當大。我的心裡很難受,不明白為什麼工作做得好好的,卻偏要受到莫名其妙的掣肘。但此時的我畢竟已不是剛上初中的那個小孩子,我已經成熟了。身處微軟的“政治旋渦”中,我明白,如果還像年少時那樣放棄自己,斷斷不會有好結果。
就算某些人、某些事會給我的職業發展帶來暫時的影響,我相信自己只要繼續努力,就一定會成功。
調整心態之後,我一如既往地勤奮工作,終於在後來又得到了被提拔的機會。
面對挫折的態度之二:我和陳永正無法切蛋糕,我選擇另一片天空
微軟設置的中國區總裁和大中華區總裁的雙重架構,多年來一直是導致微軟中國公司紛爭不止的最大因素。我就任中國區總裁時,和大中華區總裁黃存義之間的權力之爭,即使在外人看來也非常明顯。我屢次向總部反映,希望能取消雙重架構,但微軟總部卻固執地認為,架構沒有問題,只要換人就能解決一切。
2003年8月,在毫無徵兆的情況下,黃存義被調離崗位,原摩托羅拉中國區總裁陳永正空降微軟,成為大中華區總裁。到了10月,陳永正重新設置微軟中國區管理職責,把市場、財政等最大塊的“蛋糕”圈到他的直接管理之下。我很理解陳的做法,他是一個想做實事也能做實事的人,不過從個人來講,我必須開始考慮自己的職業未來。
儘管史蒂夫·鮑爾默向我承諾,我可以在總部挑選任何一個讓我滿意的崗位,儘管我對工作10年的微軟依然一往情深,但是我的根在中國,我希望留在中國,我需要和我的客戶、我的合作夥伴在一起,這樣的工作才能讓我興奮。
曾經滄海難為水,如果不能繼續追求挑戰和激情,我選擇另一片天空。
2004年2月,我以“微軟中國區終身名譽總裁”的身份從微軟“光榮退休”,成為盛大公司總裁,並於當年4月成功率盛大赴納斯達克上市,開始了我職業道路上新的一段激情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