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與孟小冬重歸於好到正式分手的這半年多時間裡，梅蘭芳沒有被感情所牽絆。換句話說，感情問題只是他生活中的一小部分，他更願意將大部分精力和時間用於藝術實踐和理論研究。 1931年，他遭遇了情感挫折——跟孟小冬分手，但也就在這年，他參與創辦了國劇學會、他第三次赴香港演出、他以他無可爭辯的藝術成就，在四大名旦中位列首席。
眾所周知，京劇四大名旦是梅蘭芳、程硯秋、尚小雲、荀慧生。其中的程硯秋曾經是梅蘭芳的弟子，拜過梅蘭芳為師，因此，他倆的關係且師且友。程硯秋是難得的非常有思想有頭腦肯鑽研的京劇演員，他關注局勢，關注社會，非常注重在劇目中引入政治思想。所以，“程派”戲極具思想性。與此同時，他也很重視將實踐提高到理論的高度，他是第一個有明確戲劇觀的京劇演員。之所以如此，固然和他本人的性格有關，也因為受到周圍朋友的影響。
程硯秋周圍的朋友，李石曾是很重要的一個。他和梅蘭芳的編劇齊如山一樣，也是高陽人，原名李煜瀛，石曾是他的字，筆名真民、真石曾，晚年自號擴武。他出生於晚清的一個顯赫官宦人家，其父李鴻藻在清同治年間任軍機大臣。他6歲時即熟讀詩書，有很深的國學基礎。據傳他年幼時曾被父親帶到慈禧太后面前，慈禧見他行禮如儀，還誇他日後必有出息。也不知道是不是慈禧料事如神，李石曾果然在中國歷史上留得一名。
如今提起李石曾，人們有兩個方面的記憶：他與張靜江、吳稚暉、蔡元培四人被稱為“國民黨四大元老”；他是第一個留法學生，並和蔡元培開創了赴法勤工儉學運動。
程硯秋與李石曾交往，在思想上和政治主張上都深受其影響。不僅如此，也因為李石曾給予的難得的機會，使他由原先單純地戲劇實踐，開始轉向戲劇理論方面的研究，以及對戲劇教育方面的探求。這個“機會”，就是出任中華戲曲音樂院南京分院的副院長。
李石曾利用庚子賠款創辦了一系列教育場所，其中有溫泉中學和中華戲曲音樂院。他自任中華戲曲音樂院院長，邀請金仲蓀、齊如山擔任副院長。該院分北平戲曲音樂分院、南京戲曲音樂分院。北平分院的院長由齊如山兼任，副院長是梅蘭芳；南京分院的院址設在北平，院長由李石曾兼任，副院長是金仲蓀和程硯秋。李石曾之所以聘請程硯秋為副院長，當然不只是因為他倆有相近的政治主張，他看中的是程硯秋對於戲曲音韻方面的獨特見地和研究。
北平分院成立後，僅設立了一個院務委員會，由馮幼偉任主任委員，梅蘭芳、余叔岩、李石曾、張伯駒、齊如山、王紹賢為委員。但是，該分院卻沒有實施任何具體的計劃。因此，收藏家、詩詞家、書畫家、著名票友張伯駒事後回憶說，北平分院實際上“徒具空名”。
南京分院的工作卻卓有成效。在音樂院設立南、北分院後，中華戲曲專科學校隸屬南京分院，首任校長是焦菊隱，教務長是林素珊（焦菊隱之妻）。後來接替焦菊隱擔任校長的是金仲蓀。最早創辦的培養京劇人才的專門學校是1919年張謇、歐陽予倩在南通設立的伶工學社，在它之後，就是中華戲曲專科學校。
與南通伶工學社不同的是，該校男女生合校，這是戲曲教育史上的一個創舉。與南通伶工學社的教育模式相近的是，該校也以教授京劇為主，兼授文、史、算術、英文等文化課。京劇老師有遲月亭、高慶奎、王瑤卿、朱桂芳、郭春山、曹心泉等知名京劇演員；文化課教師有著名學者華粹深、吳曉鈴和劇作家翁偶虹等。在平時的教學中，學校一方面破除梨園的陳規陋習，一方面大量排演新戲，並給學生更多的演出實踐機會。作為南京分院的副院長，程硯秋自然很關心中華戲曲專科學校的建設，也很關心學生的成長，經常“讓戲”給戲校學生。
南京分院下設的第二個機構是戲曲研究所，地點設在中南海清末大太監李蓮英的曾經居所“福祿居”。程硯秋時常和徐凌霄、王瑤卿、陳墨香、曹心泉等在這裡研究戲曲，銳意改革。
第三個機構是《劇學月刊》社。這是一本戲曲理論研究的專門刊物，被稱為是我國現代最有影響的戲曲理論刊物之一。主編是徐凌霄。程硯秋和金仲蓀、陳墨香、劉守鶴、王泊生、邵茗生、焦菊隱等都是該刊的主要撰稿人。出於研究的需要，刊物分設論文、專記、研究、曲譜、古今劇談、京劇提要等欄目，每期登載大量有關京劇歷史、劇目、舞台藝術、角色分析、臉譜闡述等方面的文章，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和理論性。程硯秋最著名的一篇論文是《話劇導演管窺》，就刊登在《劇學月刊》1933年第2卷第7、8合刊及第10期上。
南京分院工作的轟轟烈烈、熱熱鬧鬧給“徒具空名”的北平分院造成了很大的壓力。梅蘭芳的支持者因為對程硯秋的不滿，對李石曾的不滿，替梅蘭芳大鳴不平之下，又有為梅蘭芳保全面子、以壯梅蘭芳聲勢的意思，鼓動張伯駒約梅蘭芳、余叔岩合作，發起組織了北平國劇學會。學會經費來源於募得而來的各方捐款5萬元，於1931在虎坊橋45號成立。
據梅蘭芳之子梅紹武先生回憶，為創立國劇學會，梅蘭芳曾一連三次分批宴請各界人士，徵求意見，集思廣益。當他向張伯駒商議該請哪些人來主持會務活動時，張伯駒以自己和余叔岩均不善於經營為由主張請辦事認真、又老成持重的人來做。梅蘭芳便又邀請了齊如山、傅芸子等人共同商議。
“國劇學會”這個名稱到底是由誰提出的，是由張伯駒約梅蘭芳、余叔岩出面組織的，還是齊如山自己所說是由他約他倆的，現在已經無法得到求證，但可以說，國劇學會的創辦人應該包括梅蘭芳、余叔岩、張伯駒、齊如山、傅芸子等。經過大家商議，學會下設四個組：
教導組：由梅蘭芳和余叔岩負責主持教學工作；
編輯組：由齊如山、傅芸子負責主持文字整理和印刷工作；
審查組：由張伯駒和王孟鐘負責主持研究提高工作；
總務組：由陳鶴孫、陳亦侯（一說白壽之）負責主持聯絡工作。
北平虎坊橋45號是一所很大的房子，內建戲台一座，四周牆上掛著梅蘭芳收藏的數十幅清廷昇平署扮像譜。學會成立那天，到會祝賀的有李石曾、胡適、袁守和、於學忠、溥西園、劉半農、劉天華、梁思成、焦菊隱、王泊生、王夢白、管翼賢、徐凌霄等各界人士數十人。成立大會選出梅蘭芳、余叔岩、齊如山、張伯駒、李石曾、馮幼偉、周作民、王紹賢、陳亦侯、王孟鐘、陳鶴蓀、白壽之、吳震修、段子均、陳半丁、傅芸子為理事，王紹賢為主任。
為祝賀學會成立，當天有一場別開生面的演出。演出開始還是沿用舊辦法，從跳男女加官開始，接著跳財神，再跳魁星，最後跳靈官。劇目有《慶頂珠》、《捉放曹》、《蘆花蕩》、《陽平關》、《鐵籠山》、《女起解》，大軸是《八蜡廟》。在《八蜡廟》裡，諸角皆反串，梅蘭芳戴上白鬍子，反串武老生，飾老英雄褚彪，這是他首次戴髯口。演出雖然很轟動，但也遭來非議，有人責問梅蘭芳：“你們鬧什麼？都是反串，學會成立第一天，不嚴肅。”梅蘭芳很平靜地解釋了他們的初衷：“一來是為學會成立助興，大家一樂；二來是從反串中可以看出，一個角兒並非單會本行，對各行當的基本功都掌握了，可以為後學者做個榜樣。”
果然，一次反串戲給國劇學會帶來了好名聲，大家議論說：“國劇學會是提倡練真功夫的，連票友都功底不錯。”
與程硯秋任副院長的南京分院附設一個戲校，一個戲曲研究刊物這兩個機構相仿，國劇學會也下設一所介於科班和票房之間的教學組織“國劇傳習所”和兩種戲劇理論刊物《戲劇叢刊》、《國劇畫報》。
國劇傳習所是國劇學會裡教導組的一部分，招收的學員有一定的演戲基礎、年齡在16、7歲以上且過了倒倉期。傳習所主任由徐蘭沅擔任。 1932年5月12日，國劇傳習所舉行開學典禮，梅蘭芳致開幕詞、閉幕詞，鼓勵學員“一要敬業樂群、二要活潑嚴肅、三要勇猛精進”。該所共收了70名學員，分為老生組、青衣組、小生組、醜行、淨行、音樂組。其中青衣組的負責人就是梅蘭芳。他不但是負責人，還親自參與教學。
為貫徹國劇學會的“以純學者之態度、科學方法，為系統的整理與研究，期發揮吾國原有之劇學”的宗旨，以達到“闡揚吾國戲劇學術”的目的，國劇學會還編輯出版了《戲劇叢刊》和《國劇畫報》。
《戲劇叢刊》的發起人有梅蘭芳、齊如山、胡伯平、段子君、黃秋岳、傅芸子、傅惜華。原定每年出4期，可始終沒有按期出過。論及原因，齊如山說：“一是寫這種文章的人太少，很難得寫一篇；二是訂的辦法太講究，必須用連史紙，且用線裝，因此用錢較多，經費更難籌劃。”因此，該刊繼繼續續一共出了4期後就停了。
考慮到《戲劇叢刊》雖然也有些圖片，但主要還是以文字為主，因此，國劇學會又編輯出版了《國劇畫報》，以“刊登有研究價值的戲曲文獻資料圖片為主，附以戲曲評論文章”。
“九•一八”後，形勢日緊，次年春，梅蘭芳被迫南下，遷往上海，國劇學會因此停止活動，只在虎坊橋會址陳列一些戲劇資料。國劇學會雖然只維持了短短一年多時間，但對戲劇理論研究工作的推動是毋庸置疑的。
早在1928年，上海創刊了一本雜誌，取名《戲劇月刊》（一共出了36期），主編劉豁公。 《戲劇月刊》一經面世，即引起廣泛關注，並且深受劇界好評。 1930年，該刊舉辦了一個關於“四大名旦”的徵文活動，這個活動的全稱是“現代四大名旦之比較”。
經過一系列的籌備工作，徵文活動正式起始於1930年8月。為此，主編劉豁公在《戲劇月刊》第2卷第12期的“卷頭語”中，刊發了一則徵文啟事，首次以文字形式明確了梅蘭芳、尚小雲、程硯秋、荀慧生為“四大名旦”。
所謂“之比較”，說穿了，就是一個論高低、排座次的問題。 《戲劇月刊》的那則徵文啟事，因為是第一次以白紙黑字的形式，公開稱呼“四大名旦”，因此“梅、尚、程、荀”被認為是最早的排序。其實並非如此，最早為他們四人排序的，是劇評家舒舍予。在1928年的時候，他在《戲劇月刊》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名《梅荀尚程之我見》。這裡，他沒有用“四大名旦”這個詞，但實際上已經為大眾提供了“四大名旦”的信息。
從舒舍予的那篇文章題目中，可以發現，他的排序是：梅、荀、尚、程。但是，這不是他的最終排序結果。他實際上是以不同的情況，進行了多種排序：
以年齡大小論，就是梅、荀、尚、程；
以成名先後論，改為梅、尚、荀、程；
以聲譽名望論，又成梅、程、尚、荀。
這也就意味著，《戲劇月刊》的“梅、尚、程、荀”就屬於第4種排序。
無論是舒舍予，還是《戲劇月刊》，他們對四大名旦的排序，有“一廂情願”的意思，都是出於個人的理解，比較主觀。 “徵文活動”之後，四大名旦的排序，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是在理性分析之後產生的，因此多了些科學性。
徵文活動歷時數月，1931年1月，劉豁公在《戲劇月刊》第3卷第4期的“卷頭語”中，這樣寫道：“梅、程、荀、尚四大名旦的聲色技藝，究竟高下若何，那是一般的顧曲周郎都很願意知道的。我們編者本可以按著平時觀劇的心得，做一個忠實的報告，但恐個人的見解，不能代表群眾的心理，為此懸賞徵文，應集諸家的評論，擇優刊布，以示大公。本期刊布的共計3篇……。”細心一些的話，可以發現，《戲劇月刊》對四人的排序已經由徵文前的“梅、尚、程、荀”轉變為“梅、程、荀、尚”了。這新的排序，來源於什麼呢？
《戲劇月刊》是研究性很強的京劇專業理論刊物，讀者群並不廣泛。 “研究之比較”這樣的徵文，帶有研究論文的性質，所以參與的讀者也不多。雜誌社共收到70餘篇應徵稿件，熱鬧程度遠不如三年前，即1927年《順天時報》主辦的“五大名伶新劇投票活動”。
經過戲劇評論名家的審閱，最終確定了10位獲獎者，分別是蘇少卿、張肖傖、蘇老蠶、丁成之、朱子卿、王之禮、朱家寶、陳少梅、張容卿、黃子英。劉豁公對前三位作者的作品，尤為喜愛，說它們“言論持平、文筆老練為最佳”。不久，《戲劇月刊》公佈了獲獎名單，並全文刊發了前三名，即蘇少卿、張肖傖、蘇老蠶的獲獎文章。
實際上，蘇、張、蘇三人的排序方法，與舒舍予相似，即從不同方面，按照不同情況，在進行分析比較之後，得出結論。與舒舍予只從“年齡、成名先後、聲譽名望”這三個方面分析不同，他們的分類更為細緻，評論得也更加詳細。
一、蘇少卿從8個方面，對四個人的藝術進行了全面評述。即唱工、做工、扮相、白口、武工、新劇、成名先後、輔佐人才之盛，然後得出這樣的結論：嗓音：首推梅蘭芳；唱工：首推程硯秋；扮相：首推梅蘭芳；做工：首推梅蘭芳；白口：首推梅蘭芳；武工：首推荀慧生；新劇之多：首推梅蘭芳；成名之早：首推梅蘭芳；輔佐之盛：首推梅蘭芳。
從這份列表來看，梅蘭芳被“首推”得最多，在9項中佔有7項，他位列第一，當無異議。
不管怎麼說，蘇少卿為四大名旦的排序是：梅、程、荀、尚。這是繼舒舍予、《戲劇月刊》之後的第5種排序。
二、徵文的亞軍獲得者是張肖傖。與蘇少卿的比較方式相似，張肖傖也是從多個方面入手，全面地評價了四旦的藝術。與蘇少卿不同的是，他以列表量化的方式，按照主辦方公佈的“梅、尚、程、荀”的排序，分別給四人打分，最後得出各人的總分，梅蘭芳為1230分，程硯秋和荀慧生同為1200分，尚小雲為1140分。這樣的方式，當然更直觀更清晰。
巧的是，分數出來以後，人們發現，這個結果與蘇少卿的極為相似，都是尚小雲被排在了最後，而荀慧生和程硯秋因為分數完全一致，不得不放在一起進行二次比較，最後的排序結論也是：梅、程、荀、尚。
三、徵文季軍的作者是蘇老蠶。他的比較方式，與張肖傖相似，也是列表，只不過他只是從扮相、嗓音、表情、身段、唱工、新劇這6個方面進行了打分。最後的結論是梅蘭芳575分，程硯秋和荀慧生同為530分，尚小雲為505分。
又是一個巧合。除了梅蘭芳得分最高，尚小雲得分最低外，荀慧生和程硯秋的分數又完全一致。不過，蘇老蠶並沒有將他倆進行二次比較，而是取“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客觀態度，說：“程之唱工絕佳，哀情獨步；荀之多才多藝，新劇優，平衡論之不可軒輊，好在第二第三差別有限，姑作懸案可也。”
除了這三大獲獎“徵文”外，上海劇評家怡翁也有類似比較。他在《荀慧生面面觀》一文中，說：“慧生在四大名旦中成名最晚，而進步極速，以資質論，慧生花旦人才，躋身名旦之班，差有微詞，然其藝術之博，探討之深，新劇之名貴，令譽之孟晉，致造成獨幟一軍之機，亦自有其必然也。……四大名旦中，色以蘭芳；唱推小雲；格屬玉霜；做則推慧生。”
對於四大名旦的排序，北方、南方也有所不同。北京觀眾比較理性，習慣上以成名先後排序，即梅、尚、程、荀。後來，又有所變化，即梅、程、尚、荀。上海觀眾更感性一些，他們的排序，以蘇少卿、怡翁等為代表，更多地從觀感出發進行排序，即梅、程、荀、尚。
實際上，無論怎樣排序，將梅、程、荀、尚四大名旦進行硬性比較，並不妥當，也不公平。客觀地說，他們四人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四大名旦共同的老師王瑤卿曾經有一個很形象的“一字評”：梅蘭芳的“相”（一說“樣”，又一說“象”），程硯秋的“唱”，尚小雲的“棒”，荀慧生的“浪”。據說他說這4個字的時間，是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也就是社會上廣泛為四大名旦排序的時候。按道理，他對四人相當了解，也可以為他們排出一個他心目中的順序，但他沒有這麼做，而是用一個字分別概括出他們各人的特點。這種客觀理性的態度，最值得稱道。不過，不管如何排序，梅蘭芳始終位列首席。
1931年6月，上海聞人杜月笙為慶祝“杜氏祠堂”建成，遍邀包括四大名旦在內的全國京劇名伶匯聚上海，舉辦了一次規模盛大的堂會。
杜氏祠堂建於上海浦東高橋，建築十分考究。杜月笙極盡奢華，不僅大擺宴席，更點名南北各行名角兒齊聚上海，大辦場面浩大、持續時間長達3天的堂會戲。當時，杜月笙是法租界的幫會組織“青幫”頭目，在上海廣收門徒，勢力很大，約角兒的邀請書直接由門徒送到角兒的手上。除了余叔岩稱病未參加外，其他人無一缺席。
操持杜家堂會戲的是麒麟童（周信芳）、趙如泉、常云恆。在堂會正式開幕的前一天，即6月8日，上海伶界聯合會（上海的梨園自治組織，相當於北京的“梨園公會”）開了一個特別會議。會上，周信芳等人又為《跳加官》節目擬定了四條新的加官條子。可見，此次堂會前的準備工作，何等細緻。
除了周、趙、常外，還有三位總管，即虞洽卿、袁履登、王曉籟。他們都與杜月笙交誼深厚，所以大小事宜，事必躬親。另外，洪雁賓、烏崖臣任總務主任；張嘯林、朱聯馥任劇務主任。孫蘭亭、周信芳、常云恆、俞葉封、金廷蓀等都是劇務部成員。
那段時期，所有人員無不竭盡所能，賣力工作，甚至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
因為祠堂建在浦東，參演的演員、看熱鬧的百姓和眾戲迷都得由浦西趕往浦東，而通往浦東的交通工具，只有渡輪。渡輪不夠用，一時間，碼頭上等待過江的，有近千人之多。人太多，包括梅蘭芳、荀慧生、楊小樓、程硯秋、姜妙香、王又宸等在內的名角兒，很多人竟險些過不了江。
比如，梅蘭芳遍尋汽車不得，最後不得不坐上小獨輪車，由一個老漢推著來到杜氏祠堂。程硯秋、姜妙香都是乘人力車而來。楊小樓、王又宸連人力車、獨輪車都沒有機會乘坐，只有步行。因為路太窄，一輛汽車竟翻入江中，落水一人，還有人被汽車撞傷了腿。有一艘渡輪因為擠上了太多的乘客，行至江中，竟不堪重力，翻了，等等。
因為如此，原本下午3點開演的戲，不得不延遲。
杜家祠堂的內外都設有一個戲台。 9日，祠內的戲正式上演。 10日、11日兩天，祠內、祠外的戲同時上演。祠外戲，以小楊月樓、林樹森、趙君玉、王虎辰、高雪樵等上海本地演員擔綱，浦東農民和一般上海市民都可進入。
祠內有三進，第三進門前有巨型石獅子兩座，內即神龕所在。右邊的十餘間房子，陳列著各界所送賀禮，多達數千件。因來賓眾多，祠內四周搭席棚百餘間。西首便是祠內戲台。戲台異常寬大，台下設席二百餘，用以招待上海工商界鉅子、幫會中人及各界貴賓代表。之後的會場，可容納數千人，但那天實際進場的戲迷，達至萬人。從荀慧生花了幾個小時方由浦西到浦東，就可以感受到那天擁入杜氏祠堂的人，多到什麼程度了。就連舞台兩側，也站滿了觀眾。甚至有些觀眾，站到了戲台上，令維持秩序的張嘯林、王曉籟百般規勸、驅趕，正值初暑，忙乎得汗流浹背氣喘如牛。
據資料記載，6月9日的戲碼，按照演出順序排列，分別是：
徐碧雲、言菊朋、“芙蓉草”趙桐珊的《金榜題名》；荀慧生、姜妙香、馬富祿；雪艷琴的《百花亭》（即《貴妃醉酒》）；尚小雲、張藻宸（票友）的《桑園會》；華慧麟、蕭長華、馬富祿的《打花鼓》；李吉瑞、小桂元的《落馬湖》；程硯秋、王少樓的《汾河灣》；梅蘭芳、楊小樓、高慶奎、譚小培、龔雲甫、金少山、蕭長華的《龍鳳呈祥》。
第二天的戲碼，分別是：“麒麟童”周信芳、趙如泉合作的《富貴長春》；劉宗揚的《安天會》；譚富英的《定軍山》；李萬春和藍月春合作的《兩將軍》；李吉瑞的《獨木關》；王又宸的《賣馬》；楊小樓、雪艷琴、高慶奎合作的《長坂坡》；程硯秋、貫大元合作的《賀後罵殿》。最後一出大軸是全本，其中，徐碧雲唱《彩樓配》；尚小雲唱《三擊掌》；周信芳和王芸芳唱《投軍別窯》；郭仲衡和趙桐珊唱《趕三關》；梅蘭芳、譚富英、言菊朋合唱《武家坡》；譚小培和雪艷琴合唱《算軍糧》；譚小培、荀慧生、姜妙香合唱《銀空山》；梅蘭芳、荀慧生、龔雲甫、馬連良合唱《大登殿》。那天觀看的觀眾，據荀慧生自己說，“約近萬人”。演出時間也從傍晚一直演到第二天早上六、七點鐘。
第三天的戲，最轟動的便是四大名旦以及高慶奎、金少山等合作的《四五花洞》。有人說，這齣戲是杜家堂會最精彩的劇目。也許正因為如此，當天，上海“明星電影公司”派專人前來拍攝戲照，其他劇目，他們只拍攝一、兩個片段，卻將《四五花洞》的末場，完整地拍攝了下來。荀慧生回憶說：當時，“台上置炭精燈八座，攝片時八燈全啟，光線射人不能逼視。”
據推測，這次合作《四五花洞》極有可能是他們四人第一次以“四大名旦”的身份合作演出一出劇目。也許正因為如此，長城唱片公司的老闆張嘯林從中看到了商機，促成他們合灌了《四五花洞》的唱片。
從杜家堂會三天的戲目中可以看出，孟小冬沒有參加演出。這跟此時她尚未和梅蘭芳分手是不是有關係呢？其實，她是認識杜月笙的。那是在1925年，她剛剛由滬遷居北京時。
當時，黃金榮已和露蘭春分了手，按理說，露蘭春的一切都和黃金榮沒了關係。但是，有一天，黃金榮突然又想起了露蘭春。此時，露蘭春早已離開了上海去了天津。黃金榮卻不知露蘭春真實去向，隱隱打聽到她可能去了北京，便委託杜月笙前往北京尋找。臨走，黃金榮特地交代杜月笙，說孟鴻群一家剛剛遷去了北京，孟家閨女小冬在北京也唱紅了，到北京後可以去找他們，看他們是不是知道露蘭春的下落。
其實杜月笙知道露蘭春去了天津，當初，還是他在為黃、露處理好分手事宜後，為露爭取了一筆分手費，然後安排她去天津的。但是，事情過去了一段時間，他也不能保證露蘭春一定還在天津。再者，黃金榮告訴他露蘭春有可能去了北京，他必須先去一趟北京才有所交代。於是，他帶著兩個手下，沒有去天津，而是直接去了北京。
杜月笙手上並沒有孟小冬在北京的住址，不過，他自有辦法。首先，他看報紙，在演出廣告中找到孟小冬正在開明戲院演出。晚上，他讓手下人事先僱好車停在戲院門外，他自己先去看孟小冬的戲。散了戲，孟小冬照例乘車返家。杜月笙乘車跟在後面，一路跟到孟小冬位於東四的家門口。
隔了幾天，杜月笙在北京實在打聽不到露蘭春的下落，便直接去找孟小冬。這是兩人第一次面對面。孟小冬自然也不知道露蘭春在哪裡，在找尋露蘭春這件事上，杜月笙自然無功而返，但他因此結識了才貌雙全氣質獨特的孟小冬，又覺得此次進京，還有很有收穫的。
盛大的杜家堂會之後，梅蘭芳和孟小冬分了手。分手之後的孟小冬，也像那些遭遇感情挫折而成棄婦的女人一樣，悲痛欲絕悲憤難抑，一時想不開，決定絕食自盡。一連幾天，她不吃不喝，躺在床上只等著死神的降臨。父母家人當然不能任由她拋棄生命，規勸、苦勸，又是流淚，又是下跪，總之，想盡了種種辦法。最終，她緩了過來。雖不再尋死覓活，但對生活失卻了信心。於是，她決定暫且離開傷心地，又一次前往天津，仍居詹姓朋友家以吃齋念佛的方式療傷。
律師鄭毓秀是如何參與到調解梅、孟分手事宜的？據說，是因為“孟迷”沙大風。沙大風知情后，很為孟小冬抱不平。他雖然清楚感情的事兒無所謂對錯，更無所謂誰負誰誰騙誰，但是，他總是認為孟小冬就這樣兩手空空地離開梅蘭芳，對孟小冬來說實在不公平。再說了，既然當初孟小冬是在有媒人有證婚人的情況下嫁給梅蘭芳的，梅蘭芳就是明媒正娶，那麼，如今分手，就不應該只是分手那麼簡單，用法律語言，應當是離婚。既是離婚，該有個正式的程序上、內容上的完備手續。於是，他向孟小冬建議，去上海聘請著名的鄭毓秀律師，由她出面處理善後。
孟小冬接受沙大風的建議，離開天津去了上海。抵達上海後，她沒有直接去找鄭毓秀，而是先去找她的結拜姐妹姚玉蘭，大概是想讓姚玉蘭陪她一同去面見鄭毓秀。此時，姚玉蘭已是杜月笙第四房妾了，她是在兩年前嫁給杜的。姚玉蘭聽了孟小冬的打算，認為打官司並不妥當，一來麻煩，完成整個司法程序，既耗時更耗力；二來從名聲上說，於孟小冬於梅蘭芳，都很不利。想一想，當初兩人結合，是不公開的、秘密的，如今分手反倒鬧得轟轟烈烈人所皆知，不是讓人看笑話麼。孟小冬認為姚玉蘭分析得很有道理。
那麼，應該怎麼做呢？姚玉蘭提議不如讓杜月笙出面，做個和事佬。杜月笙和梅蘭芳也是老相識，又早就對孟小冬有好感，便一口答應姚玉蘭的提議。就這樣，雙方達成協議，梅蘭芳支付四萬塊錢。其實，兩人談分手時，梅蘭芳就曾想給孟小冬一筆錢，但孟小冬拒絕了，當然是出於強烈的自尊心。如今，看到姚玉蘭、杜月笙的面子上，她接受了。
至於離婚，他倆的結合，從法律上來說，並不合法，孟小冬的身份不論她多麼不情願，終究是妾。在法律不保護妾的情況下，他們的分手，也就無所謂離婚，根本不需要法律上的手續。
有意思的是，孟小冬最初拿到的四萬塊錢，是杜月笙墊付的。這不是一筆小數目，梅蘭芳平時開支巨大，又是藉款去的美國，當時手頭很不寬裕，竟一時拿不出這筆錢來。後來，為了償還這四萬塊，他不得不將無量大人胡同的住宅賣了。兩個人的一段真情，最後以四萬塊錢做了了結，不免有些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