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雪林首先談起徐志摩出現時當時的文壇狀況。 1921年左右的文壇，北方歸魯迅、周作人統治，南方則“創造社”與“文學研究會”對峙。北方唯一的詩人是冰心，南方則郭沫若了。 1922年、1923年間忽然從英國回來了一批留學生，其中有幾個後來以文學顯名，徐志摩就是其中之一。當他在《晨報副刊》、《學燈》、《小說月報》，發表他的《再會吧康橋》、《哀曼殊斐爾》等詩時，他那種華麗的詞藻、奢侈的想像、雄奇的氣勢、曼妙的情調，立即引起大家驚異的目光。梁啟超等人對他特別賞識，大加鼓勵；視白話文學如洪水猛獸的章士釗，居然稱他為“慧業文人”；死守傳統的學衡派鉅子吳宓對他也有好感。徐志摩剛露頭角便征服了文壇。因此，蘇雪林說，徐志摩在文學界成名之迅速，不亞胡適之於學術界。
蘇雪林的文章把徐志摩的創作分形式、精神兩方面來證明“徐志摩曾一手奠定了新詩壇的基幢”這句話並不過分。
關於徐志摩詩的形式，蘇雪林認為有下列五點：
第一，體制的講求。從胡適一直到郭沫若新詩都沒有一定的格式。郭沫若雖然以西洋格式為創作的模範，但他第一次用西方詩式創作時，帶有美國詩人惠特曼的自由豪放風格，但並不成功。雖然，郭沫若主要創作白話詩、自由詩，但他對於新詩體制沒有多大的貢獻。徐志摩知道詩沒有聲律便失去了詩的原素，所以他的創作時很注重韻律。於賡虞回憶時說《詩刊》發行前，他們共聚在聞一多寓所討論，共同的意見是在使詩的內容及形式，表現出美的力量，成為一種完美的藝術。 《詩刊》發行後，每週都要在徐志摩家開一次讀詩會。會中討論最多的是詩的形式及音韻。而到《新月》詩刊發行後，詩的格律愈加嚴謹，因此胡適寫下了《新詩已上了軌道》。
蘇雪林認為徐志摩的詩變化極多並且迅速。他幾乎每天都在嘗試一種詩的創作格式，因此想模仿都模仿不了。有感於這種情況，蘇雪林就說：“他人是用兩隻腳走路，他卻是長著翅膀飛的。”《志摩的詩》發表後，他的朋友陳西瀅為他做的體制統計有：散文詩、自由詩、無韻體詩、駢句韻體、章韻體。詩刊派的詩被人譏諷為“方塊詩”，而徐志摩卻能在嚴格規律之中，自由表現他的天才，這一點是他人所不及的。
第二，辭藻的繁富。白話詩剛剛興起的時候，極力擺脫舊詩詞的格調和排斥舊辭藻。胡適還說，真正好詩在於白描，於是“渲染”的工夫就不敢怎麼講究了。但詩是一種美文，美就不僅僅是白描所能傳達出的。西方的一位文學家說詩不過是“顏色”和“聲音”組成的，這話不無道理。劉勰就有情採篇，並說“綜述性靈，敷寫器象”，更少不得“彪炳縟採”。所以白描詩的局面很快就受到了衝擊。冰心小詩是有些辭藻的，郭沫若的長篇也充滿了心弦、洗禮等西方辭藻。徐志摩出現後，詩的辭藻，就更為富麗了。但他的辭藻不是中國的，也不是外國的，而是經過他的心靈煉製過的一種東西。陳西瀅說：“他的文字，是把中國文字西洋文字融化在一個洪爐裡，煉成一種特殊而又曲折如意的工具。它有時也許生硬，有時也許不自然，可是沒有時候不流暢，沒有時候不達意，沒有時候不表示是徐志摩獨有的文字。再加上很豐富的意象，與他的華麗的字句極相稱，免了這種文字最易發生的華而不實的大毛玻。”
但陳西瀅還說：“他的毛病是太沒有約束。在文字方面，有時不免堆砌得太過，甚至叫讀者感到煩膩。”因此，“濃得化不開”成了徐志摩的詩文的特點。徐志摩也被冠上唯美派、新文學中的六朝體的名號。鍾嶸詩品論謝靈運道：“頗以繁蕪為累”，又說：“若人興多才博，寓目即書，內無乏思，外無遺物，其繁富宜哉。然若名章迥句，處處間起，麗典新聲，絡繹奔赴，譬如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塵沙，未足貶其高潔也。”蘇雪林覺得這些評論也適用於徐志摩。不過，他又指出，徐志摩後出版的《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已免除上述毛病了。
第三，氣勢的雄厚。郭沫若詩只能稱雄，而稱不上厚，力量與氣魄不相稱。因為他的作品，往往只有平面而無深度。徐志摩的詩則雄而厚，可稱為雄厚。如果辭藻太過富麗，氣勢就不足。如果辭藻富麗同時氣勢充足，那就可以成為上乘的作品。曾國藩日記云：“奇辭大句，須得瑰瑋飛騰之氣，驅之以行，凡堆重處皆化為空虛，乃能為大篇，所謂氣力有餘於文之外也，否則氣不能舉其體矣。”徐志摩的作品，可當此語而無愧。他的散文詩如《毒藥》、《嬰兒》、《白旗》、《天寧寺聞禮懺聲》，都是有氣勢的雄厚作品。蘇雪林舉《嬰兒》中的一段為例，指出徐志摩形容得淋漓盡致，刻畫得入木三分，體現出了他的真功夫。並且一首六百多字的散文詩有曲折、有層次、有奔注、有頓挫，讀來又毫不覺得冗長拖沓。真如韓愈所說的“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
第四，音節的變化。陳西瀅談及徐志摩詩歌的音調時說：“音調方面也沒有下研究工夫，因為他喜多用實字，雙雙的疊韻字，仄聲的字；少用虛字，平實的字，他的詩的音調多近羯鼓、燒鈸，很少是提琴、洞簫等抑揚纏綿的風趣。他的平民風格的詩，尤其是土白詩，音節就很悅耳，正因為在那些詩裡，他不能不避去上面所說的毛玻。”除此之外，蘇雪林還認為徐志摩在音節上的試驗同他在體制上的試驗同樣勤苦，而且同樣具有許多變化。他的音調隨著詩的情緒而變化，情緒是愉快的，音節就異常輕快；悲傷的，音節也顯得淒涼。如在《雪花的快樂》的第三、四兩段音節的輕快，就有雪花隨風回舞的感覺。又如徐志摩在《滬杭車中》：“匆匆匆！催催催！/一捲菸，一片山，幾點雲影，/一道水，一條橋，一支櫓聲，/一林松，一叢竹，紅葉紛紛：/豔色的田野，豔色的秋景，/夢境似的分明，模糊，消隱，——/催催催！是車輪還是光陰？/催老了秋容，催老了人生！”匆匆、催催，像車輪的聲音，接著連用三字短句，形容火車進行的速度。 《蓋上幾張油紙》則連用疊句，如坐在風雪孤墳旁婦人的哽咽。 《廬山石工歌》用無數“浩唉”表出漢族耐勞苦愛和平的心聲。其他音節優美的也很多。
第五，國語文學的創造。胡適寫《文學革命論》的時候，曾提出十個大字：“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蘇雪林認為所謂國語，不是指的白話文，其實是指的“官話”。在他看來，胡適白話文雖然寫得極其明暢流利，用的語言不過是長江流域通行的言語，在加上舊有的白話文學如水滸等的調子。冰心的小說用的語言一半紅樓夢，一半歐化的文字，也不是純粹的國語。毅然肩起創造“國語文學”的責任的，蘇雪林認為是徐志摩，雖然他是浙江硤石人，但他的國語說得很標準。徐志摩的小品散文全用國語寫作，詩則有的用國語、有的用磚石調子、有的是普通白話。
關於徐志摩詩的精神，蘇雪林認為有下列幾點：
第一，人生美的追求。
陶孟和說徐志摩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的理想曾受了希臘主義的影響，求充分的完全的生命。他要生命中求得最豐富的經驗……志摩不是哲學家尋求理智，他是一個藝術家，尋求情感的滿足……他所愛的是人生的美麗。他的態度，可以說是哈代的對照。他詠哈代曾說：'為什麼放著甜不嘗，暖和的座兒不坐，偏挑那陰淒的調兒唱，辣味兒辣得口破。'正因為他自己所尋求的都是陽光、暖和、甜蜜、美麗，一切人生的美。他永遠設法避開人生的醜陋，正如小兒避開狀貌猙獰的偶像一般。他不單是怕看醜陋或蠢笨，他直是不看，不加理會……他永遠希望他所尋到的是神奇、新穎、奧妙、聰明、美麗，一切人生的寶貝，而不願有與它們相反的出現；他更希望他所尋到的，永遠保持著它們的神奇、新穎、奧妙、聰明、美麗，而不願他們露出使他失望的破綻；即使露出，他也不看。幻滅是志摩所不能忍受的。”
陶孟和的話把徐志摩整個人格都表現了出來。有人因為他文筆優美，稱他為唯美派，蘇雪林認為他是理想派。他認為，唯美派的文人把自己深深藏在“象牙之塔”裡，或高坐藝術宮殿上，與現實世界非常隔膜。理想主義者則認為人生固然醜陋，但其中也有美麗；宇宙固是機械，而亦未嘗無情。而且，他們認為人類的心靈可以創造一切。
所以蘇雪林認為徐志摩尋求人生的美，不但是為了安慰自己，還想藉此改善人生。他以一支生花妙筆，寫明月、星群、晴霞，山嶺的高亢、流水的光華；寫那朝霧裡輕含閃亮珍珠的小花草；寫那像古聖人祈禱凝成“凍樂”似的五老峰；寫愛、寫光明、寫真美善。甚至雪中哭子的婦人，垃圾桶邊撿煤屑的窮人，深夜拉車過僻巷的老車夫，跟著鋼絲輪討錢的乞兒，滬杭車中的老婦，蠢笨污穢的兵士，都予以無限的同情。他說：“貧苦不是卑賤，老衰中有無限莊嚴”，在這些裡面也可以尋找到人生的美。
從徐志摩個人行為來看，他的離婚及第二次結婚，也無非為了貫徹“人生美”的追求。雖弄得家庭關係斷絕，親友責難紛至，而他並不後悔。他殉身追求的行為，就像飛蛾投火的勇敢。因此，胡適對他的評價是：“他的一生真是美的象徵，愛，是他的宗教，他的上帝。”
第二，真詩人的人格。
蘇雪林給詩人人格下的定義是詩人要有熱情、要有寬大的度量。
熱情是人類事業的原動力。黑格爾說：“世上從沒有一樁大業的成功，不需熱情。”至於文藝的創作，蘇雪林認為如果缺乏熱情，就像煉鐵成鋼時缺乏火力一樣。總之，凡是詩人，無不是熱情的化身，而徐志摩更是熱情化身的化身。熱情最具體的表現，是關於兩性的情愛。徐志摩詩集中戀歌很多，所以有人批評它為“情慾的詩歌，具爛熟頹廢的氣息”。徐志摩對於戀愛，並不單純的肉慾，其實他所祈求的，是由戀愛所得到的靈感，以達到精神上最圓滿的境界。戀愛是他的手段，靈感的得到才是他的目的。如在《愛的靈感》這一首詩裡，徐志摩把愛是靈感表達得非常明白：“那天愛的結打上我的/心頭，我就望見死，那個/美麗的永恆的世界；死/我甘願的投向，因為它/是光明與自由的誕生。/從此我輕視我的軀體，/更不計較今世的浮榮，/我只企望著更綿延的/時間來收容我的呼吸，/燦爛的星做我的眼睛，/我的髮絲，那般的晶瑩，/是紛披在天外的雲霞，/博大的風在我的腋下/胸前眉宇間盤旋，波濤/沖洗我的脛踝，每一個/激盪湧出光豔的神明！/再有電火做我的思想/天邊掣起蛇龍的交舞，/雷震我的聲音，驀地裡/叫醒了春，叫醒了生命。/無可思量，呵，無可比況，/這愛的靈感，愛的力量！/正如旭日的威棱掃蕩/田野的迷霧，愛的來臨/也不容平凡，卑瑣以及/一切的庸俗侵占心靈，/它那原來青爽的平陽。”
蘇雪林稱讚徐志摩說永遠像春光、火焰、愛情，永遠是一團燃燒似的熱。他燃燒自己的詩歌發出金色的光，燃燒中國人的心，從冰冷轉到溫暖，如一陣和風，一片陽光，溶解北極高峰的冰雪，但是可憐的是最後燃燒了他自己的形體，如他所說的那樣像一隻夜蝶飛出天外，在星的烈焰裡變成了灰。
另外，徐志摩得心胸非常博大。新文學界的謾罵之風始終伴隨著文學界，置身於其中的人不受傳染是很難的。但徐志摩始終保持著他博大的同情，受人無理謾罵，也不肯同罵。他的人格他的朋友們很清楚。林徽音說：“我們丟掉的不止是一個朋友，一個詩人，我們丟掉的是個極難得的可愛的人格。”陶孟和說：“濟南號的出險，結束了一個美麗的可愛的靈魂，但我們覺得我們生命上發見了不可彌補的真空，而這卑污世界中消失了一個高貴的人格。”鄭振鐸也說道：“我不僅為友情而悼我失去一位最懇摯的朋友，也為這個當前大時代而悼它失去了一個心胸最廣而最有希望的詩人。”
蘇雪林最後總結了徐志摩出現的價值與意義。在中國新詩的濫觴期，徐志摩是不應該被忘記的，他是個可愛的天才。蘇雪林說，徐志摩的出現就如同是五代時的李後主。王國維曾經說說：“詞至後主，眼界遂大，感慨遂深，遂變伶人之詞為士大夫之詞。”李後主的出現是詞的劃分時代的界線，而徐志摩是新詩的奠基石，他在新詩界就像李後主在詞界一樣佔有重要的地位，一樣的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