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是一位生前很有爭議的詩人。他的思想的駁雜以及個性的凸現，很容易引起不同的評價。
茅盾在《徐志摩論》說：“志摩是中國布爾喬亞'開山'的同時，又是'末代'的詩人。”“圓熟的外形，配著淡到幾乎沒有的內容，而且這淡極了的內容，也不外乎感傷的情緒，——輕煙似的微哀，神秘的、象徵的依戀感喟追求：這些都是發展到最後一階段的、現代布爾喬亞詩人的特色。”茅盾還從徐志摩《嬰兒》一詩入手，分析徐志摩所痛苦地期待著的“未來的嬰兒”乃是“英美式的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茅盾是以階級意識對徐志摩所作的判斷，但是他仍然注意到了徐志摩自己頗為得意的一位朋友對他的兩個字的評語：這便是“浮”和“雜”（“志摩感情之浮，使他不能為詩人，思想之雜，使他不能為文人。”）這兩個字概括了詩人性格和思想的特點。徐志摩思想的“雜”是與他為人處世的“浮”聯繫在一起的。朱自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中說：“他沒有聞（一多）氏那樣精密，但也沒有他那樣冷靜。他是跳著濺著不捨晝夜的一道生命水。”徐志摩就是這樣，接受得快，但卻始終在波動之中。
因此，在評論界有人就以徐志摩為世人所詬病的《秋蟲》、《西窗》等來批判他的消極傾向。他的思想駁雜，往往被簡單地概括為“唯美”、“為藝術而藝術”一類結論，他的思想傾向，則為“反動、消極、感傷”一類。但另一方面，思想駁雜的徐志摩又在中熱情地讚美蘇聯革命，並且呼籲人們“永遠用積極的態度去對待人生”。 《秋蟲》、《西窗》發表的同時，徐志摩還在在《志摩日記》中對五三慘案發表了相當激烈的意見：“上面的政府也真是糟，總司令不能發令的，外交部長是欺騙專家，中央政府是昏庸老朽收容所，沒有一件我們受人侮辱的事不可以追源到我們自己的昏庸。”同時還在致恩厚之信中，談到國內形勢：“雖然國民黨是勝利了，但中國經歷的災難極為深重。”徐志摩就是這樣的一位複雜的人。他一方面對法國大革命極為景仰，一方面又極有興味地談論著巴黎令人目眩的糜爛以及那裡的“艷麗的肉”。徐志摩在中說自己的性格：“我的心靈的活動是衝動性的，簡直可以說痙攣性的。”
熱情好動的習性，使徐志摩擁有眾多的朋友。陳從周在《記徐志摩》中說：“志摩的國際學術交往也是頻繁的。他被選為英國詩社社員，'筆會'中國分會理事，印度老詩人泰戈爾與他最是忘年之交，還與英國哈代、賴斯基、威爾斯，法國羅曼?羅蘭等等，都有交往。”陸小曼在《泰戈爾在我家作客》中回憶道：“志摩是個對朋友最熱情的人，所以他的朋友很多，我家是常常座上客滿的：連外國朋友都跟他親善，如英國的哈代、狄更生、迦耐脫。”徐志摩的交往活動，尤其是他與外國友人的交往，使他具有了一種品格。由於中國與世界文化的隔膜太遠，由於國情、語言等的差異，中國知識分子在世界性的交往中，往往充當了“孤獨者”的角色。能像徐志摩這樣以充分的認同、而又不忘借他山之石以攻玉的詩人是很少的。如果他活得更長一些，隨著他年齡的增長、影響的擴大，他一定會在促進東西方的交流與了解中起更為顯著的作用。
中國新詩運動由胡適等人開始倡導後，經過一段嘗試，到郭沫若時已經漸具規模。但新詩在很長時間的嘗試中忽視了對藝術形式的完美的追求。新月派以聞一多、徐志摩為代表的新詩“創格”運動，就是要追求藝術形式的完美。
1926年徐志摩在《詩刊弁言》中提出“要把創格的新詩當一件認真事情做”。
中國新詩史上第一次有組織的格律詩運動便由聞一多、徐志摩領導，以《晨報副刊?詩鐫》為陣地，鮮明地提出自己的藝術主張。新月派也由此得來，他們的藝術實踐對於早期新詩的散漫傾向確實是有力的反撥。徐志摩是新月派理論的最忠實的實踐者，正如朱自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說的，他努力於“體制的輸入與試驗”，而且“他嘗試的體制最多”。
新詩運動從五四開始，到新月派的銳意“創格”，這個過程體現新詩開始成熟地轉向對詩藝的探求。陳夢家在《新月詩選?序言》說的“主張本質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嚴謹”，就是新月派探求的理論概括。受到新月派詩人尤其是徐志摩的啟發和影響，詩人們開始把情感的反复吟詠當作了一種詩歌的創作的追求。徐志摩的一些名篇如《為要尋一顆明星》、《蘇蘇》、《再不見雷峰》、《半夜深巷琵琶》等，都追求把活潑的情緒納入一個嚴謹的結構框架，以有變化的複沓來獲得音樂的效果。他的《為要尋一顆明星》詩歌的格式是單純的，詩句也是單純的，但卻有豐富的節律變化。有意追求的複沓，大部分相同中微小的變異，造出既繁富又單純的綜合美感。徐志摩的複雜而認真的實踐，使他成為“純藝術”的忠實實行者，他的幾乎每一個音節都是經過精心選擇後安放在最妥切的位置上。而他還能以純粹的口語，展示那種失去的沒落的哀嘆；那種無可奈何的眷戀，被極完美的音韻包裹起來，而且閃閃發光。
徐志摩的詩風受英國浪漫派詩歌的影響很大。卞之琳在《徐志摩詩重讀志感》對此作過精確的說明：“儘管徐志摩在身體上、思想上、感情上，好動不好靜，海內外奔波'雲遊'，但是一落到英國、英國的十九世紀浪漫派詩境，他的思想感情發而為詩，就從沒有能超出這個籠子。”“儘管聽說徐志摩也譯過美國民主詩人惠特曼的自由體詩，也譯過法國象徵派先驅波德萊的《死屍》，儘管他還對年輕人講過未來派，他的詩思、詩藝幾乎沒有越出過十九世紀英國浪漫派雷池一步。”
徐志摩的愛情詩使他個人贏得了很大的聲譽，他把自己的情感體驗和情路歷程傾吐在詩歌中，從而使自己的詩歌別具一格。艾青在《中國新詩六十年》中說徐志摩“擅長的是愛情詩”，“他在女性面前顯得特別饒舌”。朱自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中指出：“他的情詩，為愛情而詠愛情：不一定是實生活的表現，只是想像著自己保舉自己作情人，如西方詩家一樣。”茅盾在《徐志摩論》中認為：“我以為志摩的許多披著戀愛外衣的詩，不能夠把來當作單純的情詩看的；透過那戀愛的外衣，有他的那個對於人生的單純信仰。”然而，徐志摩的理想是單純的、非現實的，單純到了到處受到人世煩擾的碰撞，非現實的到了一觸即毀滅。胡適在《追憶志摩》於是就說：“這個現實世界太複雜了，他的單純的信仰禁不起這個現實世界的摧毀……”。
儘管如此，徐志摩總是非常樂觀，他的詩歌中還有樂觀的調子。陳夢家在新月詩選?序言》中說：“他的詩，永遠是愉快的空氣，不曾有一些兒傷感或頹廢的調子，他的眼淚也閃耀著歡喜的圓光。這自我解放與空靈的飄忽，安放在他柔麗清爽的詩句中，給人總是那舒快的感悟。好像一隻聰明玲瓏的鳥，是歡喜，是怨，她唱的皆是美妙的歌。”朱自清在《新中國文學大系?詩集?導言》也說：“他是跳著濺著不捨晝夜的一道生命水……他讓你覺著世上一切都是活潑的、鮮明的。陳西瀅氏評他的詩，所謂不是平常的歐化，按說就是這個。又說他的詩的音調多近羯鼓饒鈸，很少提琴洞簫等抑揚纏綿的風趣，那正是他老在跳著濺著的緣故。”
徐志摩詩中這種生命的歡樂，來自他對生活的理想的執著與自信。他總是不知道風在哪個方向吹，他總是騎著一匹拐腿的瞎馬向著黑夜裡加鞭，而他總在幻想有一顆明星。陳夢家說徐志摩詩是“柔美流麗”的，徐志摩即使是在談痛苦和死亡，也充滿了浪漫色彩。但他又是頹唐和消極的，他把人生的理想建立在歡樂意識之上，一旦理想破滅，隨之而來的就是無可言狀的悲哀和絕望。因此，茅盾在《徐志摩論》說：“一旦人生的轉變出乎他意料之外，而且超過了他期待的耐心，於是他的曾經有過的單純信仰發生動搖，於是他流入於懷疑的頹廢了。”
徐志摩是才情顯赫的詩人，是新月派的“詩聖”，同時也是著名的散文家。
作為散文家的徐志摩的成就並不亞於作為詩人的徐志摩。徐志摩以濃郁而奇豔的風格出現在散文界，從冰心的靈俊、朱自清的清麗、周作人的沖淡、豐子愷的趣味之中顯示出自己的特殊風采。
徐志摩的生前自編了三本散文集：、《巴黎的鱗爪》和《自剖文集》，此外還有《志摩日記》、《志摩書信》、《眉軒瑣語》、《西湖記》、《泰戈爾來華》等。
林語堂在《新豐折臂翁?跋》說：“志摩，情才，亦一奇才也，以詩著，更以散文著，吾於白話詩念不下去，獨於志摩詩念得下去。其散文尤奇，運句措辭，得力於傳奇，而參西洋語句，了無痕跡。”
楊振聲在《與志摩最後的一別》一文裡，這樣評價徐志摩的散文：“他那'跑野馬'的散文，自己老早就認為比他的詩還好。那用字，有多生動活潑！那顏色，真是'濃得化不開'！那聯想的富麗，那生趣的充溢！尤其是他那態度與口吻，有多輕清，多頑皮，多伶俐！而那氣力也真足，文章里永看不出懈怠，老那樣像雲的層湧，春泉的潺溪！他的文章確有它獨創的風格，在散文裡不能不讓他佔一席地。”徐志摩散文的總體特徵就是濃得化不開，在結構上的特徵則是跑野馬。
梁實秋在《談志摩的散文》中說：“他的文章是跑野馬；但是跑得好。志摩的文章本來用不著題目，隨他寫去，永遠有風趣。嚴格地講，文章裡多生枝節（Digression）原不是好處，但有時那枝節本身來得妙，讀者便會全神貫注在那枝節上，不回到本題上也不要緊，志摩的散文幾乎全是小品文的性質，不比是說理的論文，所以他的跑野馬的文筆不但不算毛病，轉覺得可愛了。”他說徐志摩散文的妙處，一是“永遠保持著一個親熱的態度”；二是“他寫起文章來任性”；三是“他的文章永遠是用心寫的”。
徐志摩的一生雖然是短暫的，但他的詩文在大浪淘沙的歷史之河中永存。同樣徐志摩他本人在他的朋友心中永存。
胡適在《追悼志摩》中說，志摩走後，他們的世界裡被他帶走了不少雲彩。他在朋友之中是一片最可愛的雲彩，永遠是溫暖的顏色，永遠是美的花樣，永遠是可愛。他常說他不知道風災哪一個方向吹，其實，胡適說他們沒有幾個人知道風在哪個方向吹。可是，不知從哪個方向吹來的狂風捲走了他，他的朋友們的天空頓時一片慘淡，一片寂寞，因為最可愛的雲消散了。
徐志摩之所以這樣讓朋友們哀念他，胡適說那是因為他的為人整個是一團同情心，只是一團愛。葉公超就說：“他對於任何人，任何事，從未有過絕對的怨恨，甚至於無意中都沒有表示過一些嫉妒的神氣。”陳伯通也說：“尤其朋友裡缺不了他。他是我們的連索，他是粘著性的，發酵性的。在這七八年中，國內文藝界裡起了不少的風波，炒了不少的架，許多很熟的朋友往往弄的不能見面。但我沒有聽見有人怨恨過志摩。誰也不能抵抗志摩的同情心，誰也不能避開他的粘著性。他才是和事的無窮的同情，使我們老，他總是朋友中間的'連索'。他從沒有疑心，他從不會妒忌。使這些多疑善妒的人們十分慚愧，又十分羨慕。”
徐志摩的一生是愛的象徵。但社會上對他的行為和追求往往不理解，那是因為他們不明白徐志摩的單純信仰。他的離婚和第二次結婚是他一生最受社會嚴厲批評的地方。胡適認為，他做的這兩件事最能代表他的單純理想的追求。徐志摩萬分誠懇地相信那兩件事都是他實現那美與自由的人生的正當步驟。胡適指出徐志摩深信理想的人生必須有愛，必須有自由，必須有美，徐志摩深信這種三位一體的人生是可以追求的，至少可以用純潔的心血培養出來。因此，胡適要求大家從這個觀點來觀察徐志摩的一生，從這一點上才可以理解徐志摩的行為。只有先認清了徐志摩的單純信仰，才能認清徐志摩的為人。
徐志摩在一首《生活》的詩中認為自己最後的幾年生活得非常失敗。他的失敗，在胡適看來，就是一個單純的理想主義者的失敗。徐志摩的追求使他的朋友們慚愧，因為胡適說他們的信心太小了，從不敢夢想他的夢想。在這諾大的世界中，只有徐志摩有這信心，冒險去追求，經歷了許多波折，犧牲了一切平凡的安逸，犧牲了家庭的榮譽和人間的名譽去追求、去試驗一個夢想的神聖境界，但他終不免失敗的命運。胡適說，他的失敗是因為他的信仰太單純了，而這個世界太複雜了。然而，徐志摩在這恐怖的壓迫下，從不叫一聲投降。胡適認為他從不曾完全絕望，他從不曾絕對地怨恨誰。胡適看他替朋友們做事，替團體做事，他總是依舊那麼熱心和高興。
徐志摩在痛苦中依舊他的歌唱，他的詩也更加成熟，詩的已經更加深厚，筆致更加淡遠。在徐志摩最後的一年，他希望那是他真正復活的機會，胡適他們都很替他高興。胡適說，他臨走前的幾年本想用心血澆灌的花樹也許是枯萎了，但他的同情、鼓舞，早又在別的園地裡種出了無數的可愛的小花，開出了無數可愛的鮮花。他自己的歌唱曾在一個時期裡是消沉了，但他的歌聲引起了園地外無數的歌喉，嘹亮的歌，哀怨的歌，美麗的歌。這些都是他的安慰，都使他高興。然而，胡適說，誰也沒有想到在這個最有希望復活的時代，他丟下眾人，獨自云游去了。
在胡適的眼中，徐志摩這樣可愛的人，像一片春光，一團火焰，一腔熱情，他投射的影子永遠留在他的朋友們的心中，他放出的光亮永遠留在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