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好友陳西瀅和章士釗介紹，徐志摩結識了威爾斯、魏雷和卞因等英國著名作家和學者，其中與威爾斯交往最為密切。
一天早晨，徐志摩打開窗子，放陽光進來，讓房間和心情一塊兒敞亮起來。然後，他沒有盥洗就坐在了窗口寫字。忽然兩聲響亮的汽笛聲傳了進來。徐志摩看見一輛汽車停在門前。他知道是來找自己的，忙出門去看，只見陳西瀅和章士釗走下車來。徐志摩滿面春風，大嚷著迎上前去，握手打招呼。正當徐志摩和章士釗熱乎談話時，一向注意禮貌、在別人講話時不肯隨便打斷的陳西瀅實在忍不住了，他著急地提示他們別沒完沒了，車上還有貴客呢。一語驚醒夢中人。徐志摩於是看見汽車上有個司機對著他笑，弄得他莫名其妙。陳西瀅說話很急，有點結巴。陳源留學英國時間很長，以至於他的英文都比漢語流暢。他拉住徐志摩的胳膊說：“這就是……”說了好久才說出，“這就是威爾斯！”
徐志摩聽了，趕忙趨步向前，把威爾斯從車上接下來，並把他請到自己的房間談話。這是一次愉快的會面。威爾斯雖已年屆五十，但他和徐志摩等在一起無所不談，他們談到蘇俄，談起小說，又談中國，又談詩歌。徐志摩突然覺得自己的想像力如決堤的海，洶湧澎湃，自己和這個著名的文學家居然有那麼多的共同語言。他們談了許久才離去，威爾斯說他很喜歡中國，很愛吃中國飯。由於徐志摩和威爾斯在志趣、性格很多方面有相似處，他們很快就成為好朋友了。從此以後，徐志摩也就成了威爾斯家的常客。
威爾斯是英國文學家、歷史著作《世界史綱》的作者。他喜歡寫科幻小說和社會小說，並把兩者結合起來。他主張以社會為本位，為社會而創作小說，他不遺餘力地攻擊社會的一切陳規陋俗，這些思想不同程度地影響了徐志摩。威爾斯的風趣和平易近人，對當時默默無聞的徐志摩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榮譽與鼓勵，並對他以後改習文學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威爾斯住在索司頓，徐志摩住在倫敦。他們第一次見面後不久，他便約徐志摩到他那裡去玩。常常是徐志摩到了車站，威爾斯的兩個小孩來接站，他便跟著他們走。那一帶是樹林，沒有別的居民，可以算是威爾斯獨家所有了。那裡有個華維克花園，過去不遠就是一所房子。在門前一棵銀柏下，常常看到威爾斯正背著手，低著頭在那裡走來走去。兩個孩子笑著指著父親對徐志摩說：“你看這位老哲學家又在那裡不知想什麼呢！”
威爾斯請他進屋座談。威爾斯的嗓子不好，音質很差，聲音很尖。但他觀察事物的細緻和精確令人吃驚。只要他看見一個屋子，就會連鼠洞都能記得，因此人稱他是“極精的說謊者”。他家人口很少，他的妻子也是一個小說家。除了他們夫妻、兩個孩子外，還有幾個女僕和一個園丁。威爾斯住在倫敦，索司頓地方是他的別墅。他和徐志摩見面時正在同時寫三本書，一本是小說，一本是關於歷史的，另一本是關於教育的。他寫作沒有一定的時候，半夜忽發靈感，往往衣服也不穿，便立刻爬起來擰亮電燈，進入寫作狀態。他常在夜間寫，到第二天早上，他的妻子啪啪啪啪將稿子用打字機打出來，送到書局去印。
吃過午飯後，威爾斯親自帶著徐志摩去參觀他的房子，有棕色的，也有黃色的。又到華維克花園散步，邊走邊聊。他們談到近代小說時，威爾斯要徐志摩把中國近代的作品譯出來，結成小說集。他準備辦一個書局，到時候可以拿來出版。他們談得非常高興，忽然有一個籬笆擋住了去路，威爾斯說：“我們跳過去吧！”徐志摩說：“好！”於是，徐志摩跳過去了，威爾斯卻跌了一跤，弄得衣服都撕破了。後來他們又打起了網球。網球打完，準備告別的徐志摩被威爾斯挽留在他家吃晚飯，席間兩人還喝了威士忌酒。飯後又是暢談，直到11點徐志摩才在威爾斯家那寬大的鏤花床上就寢。
通過威爾斯，徐志摩又與他的好友魏雷認識了。魏雷是專門研究中國文學的。他向國學基礎紮實的徐志摩請教過不少唐詩理解和翻譯上的疑難問題。對此，魏雷對中國小友很感激。 1924年2月21日，徐志摩在《致魏雷》的信中，表達了收到魏雷的信的喜悅。狄更生給徐志摩寄來了魏雷一本新面世的作品，但他還沒有時間詳細拜讀。不過，他很想寫一篇文章，論述魏雷的這本翻譯中文詩以及介紹中國藝術的煌煌新著，但遲遲沒有動筆。徐志摩詳細地向好友匯報了他目前的工作狀況和對現實的想法。他和朋友們計劃出一個新的周刊，大致像倫敦的國民雜誌那樣。但還沒定下什麼政治或其他方面該尊奉為主圭臬的原則。不過他們倒有點自負，要把雜誌定名為《理想》。創刊號最遲在1924年4月面世。到時會引起不少人的嘲笑，也有一些人會對之切齒。對於這一切預期的反響，他們都準備洗耳恭聽。中國現狀一片昏暗，到處都是人性裡卑賤的那一部分錶現。所以一個理想主義者可以做的，似乎只有去製造一些最能刺透心魂的挖苦武器，藉此跟現實搏鬥。能聽到拜倫或海涅一類人的冷蔑笑聲，那是一種辣入肌膚的樂事！
另外徐志摩給魏雷寄上了一本溫飛卿詩集。溫飛卿本傳裡說的《側辭艷曲》，大概是指他的《金箋詞》，徐志摩一時還找不到單印本。元人的短篇小說現在也沒有集子，胡適說中國好多學者竟無從知道現在的短篇小說中哪些不是元代的作品。徐志摩還向魏雷推薦魯迅新出的，並且買了一本寄給他。魏雷需要的胡適的《白話文學史》還不曾印成。徐志摩說，他正要籌備一個以魔鬼詩派為中心的拜倫百年誕辰紀念會，很願意聽聽魏雷的建議，請他趕快回复。
1940年，魏雷在《欠中國的一筆債》一文中，表達了對徐志摩的深切懷念，對徐志摩給他的幫助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以往多年來，中國學生一直在英國接受工業教育。在劍橋大學那一班，大部分來自新加坡；他們當中許多人不能說中文，寫就更不用談了。大戰過後，有一位在中國已略有名氣的詩人到了劍橋。他似乎是一下子就從中國士子儒雅生活的主流跳進了歐洲的詩人、藝術家和思想家的行列。這個人就是徐志摩。”魏雷對徐志摩有相當深切的了解。同文中還說，
“徐志摩把自己當做中國的拜倫，然而就天性而論，他並不適合扮演這個角色。他那瘦長臉孔沒有一點兒拜倫氣息；他那倔強的下巴，似乎更明顯地表露出他要我行我素的生活決心，而且他也沒有絲毫沾染拜倫式的憤世嫉俗。魏雷認為英國學者對中國文學藝術的了解已經不少了，也略知兩者在古代的中國人中所起的作用，但他們不清楚文學和藝術在現代中國有教養的人士中的地位如何，然而他們卻從徐志摩的身上學到了這方面的知識，因此，“徐志摩是中國在戰後給我們知識界的一項影響”。
徐志摩與卞因的交往是通過魏雷認識的。當時魏雷在大英博物館任職，他的上司是著名詩人卞因。文學和詩歌讓他們相識和來往。不過徐志摩同卞因來往不多，和魏雷卻有親密深交。無論徐志摩在國外還是回國後，他和魏雷都保持經常的接觸和通信。
徐志摩樂於交往的，還有一些激進的青年學者。當年，瑞恰慈、歐格敦等人也在皇家學院任教，他們創立了“邪學會”。 “邪學會”倡導異端思想，反對社會傳統，主要活動是每週的演講、討論或辯論。徐志摩對新思想特感興趣，是邪學會的積極分子，在討論中國詩學這類活動中費力最多，對英國文化界了解中國文化做出了貢獻。他們也很看重徐志摩，當1921年，瑞恰慈、歐格敦和吳雅各出版合著的《美學基礎》時，專門邀請了徐志摩在該書的捲首用中文書寫了“中庸”二字。瑞恰慈後來成了一位頗有名氣的文學批評家。多年後，他還記得徐志摩當初在劍橋的形象：經常手持中國書畫手捲，跟老師同學們高談闊論；朋友滿劍橋，特別在皇家學院，成了一位相當有名氣的人物。
最能表明徐志摩在劍橋的人緣和威望的，或許是這樣一件小事。 1920年，徐志摩在光華大學的學生郭子雄赴英留學時，徐志摩要他到了劍橋找狄更生先生。郭子雄去的那天正是開學前幾天，狄更生不在，另一位教授也不在。他在沮喪之際，忽然想起徐志摩還替他介紹了皇家學院的門房“夜鶯”先生，不妨看看他是否在學院。他一開口便發現，對面同他講話的人正是“夜鶯”先生。 “夜鶯”先生告訴郭子雄，他們如何如何的喜歡志摩，並說他們歡迎志摩的朋友來到皇家學院。這種如魚得水似的悠閒，讓後世的學者在感嘆中國人融入西方社會的艱窘時，不得不嘆服徐志摩是“最適應西方生活的中國文人”。
置身於英國知識名流之間，在頻繁的交往活動和濃厚的知識氛圍中，大大激發了徐志摩學習西方文化的興趣。他開始大量閱讀西方名家的作品，從此對文學的興趣日漸濃厚，並逐漸受到西方浪漫主義和唯美主義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