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1913~1926 ：成熟歲月1913~1926 ：成熟歲月-7

親愛的媽媽： 真是個愉快的聖誕節！我心裡還覺得高興！我們的午夜彌撒非常成功，尤其是合唱團很到位。 彌撒過後，我邀請那些軍事合唱團的成員和我共同守夜。可是宴會和合唱的“熱情”，使我沒意識到自己著涼了，儘管我穿著皮衣。所以直到今天下午4點，我還躺在床上。但是，我不覺得這樣的結果有什麼不好。時不時記得生活中的“不適”，特別是在過於快樂之後，沒什麼不好的。而且，在節日的時候，這樣遠離人群和事情，可以在心底思念親人，喚回過去，重溫舊夢。 上面這些充滿鄉愁的語句是八年來儒勒和母親通信的最後幾句話。儒勒和瑪利亞，如此牽掛，常常想著相聚，終於就要實現他們的願望了。 1918年初，儒勒和他同時代的人都毫不懷疑這是歐洲人將獲解放的年頭，而他卻沒有料到，從此開始的幾年之中，他的生存將發生重大的轉折。

這年年初，法國氣氛低迷，因為德國人逼近巴黎，貝當已經要求政府撤離。除了重砲轟炸以外，還有飛機扔炸彈。巴黎人的命運不可預測。而瑪利亞以66歲的高齡，繼續在砲火中給士兵提供援助。 幸運的是，1918年夏天，美國人的援助使力量對比從此發生了轉變。 11月11日凌晨5點，在禾冬德，簽定了停火協議，戰爭結束了。 而中國在這一切當中的角色呢？中國遠離歐洲戰場，似乎更關心自己的命運。中國自身的命運常常有規律地和法國的命運發生交織。需要重提的是，1917年，中國加入協約國，向德國宣戰。而在停火之後，法國境內進行的關於戰後處理的討論，嚴重而意外地影響了中國的命運。 中國在經歷瞭如此之多的衝撞矛盾、希望和期待之後，積聚了發生巨變的條件。 1911年的革命確實用共和製代替了帝制，但是離人民能夠享受這種政治果實的時刻還很遠。其實，是保守派和軍事勢力利用了政治和現代化的力量，從中獲利。從1912年起，一個“雙面的中國”建立起來。一方面，中國顯然是一個被軍閥控制的國家，人民陷入災難之中（如幫派、黑社會、鴉片交易），社會完全失去秩序，進入一種停滯和倒退。另一方面，中國又是一個從深處發生變化的國家，人們要求民族復興，要求從傳統文化中擺脫出來。這些思想雖然還不是主流，但是新思潮在不少的出版物中得到反映，特別是一本叫《新青年》的雜誌。一位叫毛澤東的人，當時以一個湖南教師的身份發表了對包辦婚姻的反對意見。

這是一場真正的“文化革命”。它發生在1910年到1915年間，由新生的中國的資產階級領導。中國的資產階級是中國第一次真正的工業革命的倡導人。而凡爾塞條約的簽定，粉碎了中國社會心底的期待。 1919年1月，在凡爾塞召開了和平會議。中國是談判桌上的戰勝國一方，卻因為談判代表是日本傀儡而簽下了把山東割讓給日本的條文。 1919年5月4日，三千名學生上街遊行，之後發展為罷課，上海的工人也舉行了大罷工。這次危機引起了現代的國家主義思想，拒絕政府再拿主權和外國人做交易。 1920年初，兩個影響了中國歷史的黨派——國民黨和共產黨誕生了。 袁世凱死後，孫中山從日本回到廣州，他和其他軍閥的惟一區別，就是他幾乎沒有軍隊。 1920年7月，他成立國民黨，當時只有近千名黨員，並且前景並不樂觀。孫的領導卻很有魅力，他決心統一全中國。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創始人是五四運動的幾個發起者。然而五十多個黨員無法讓中國共產黨在政壇找到自己的位置，而軍閥對中國共產黨倡導的工會運動壓制得很厲害。 後來，是蘇聯“老大哥”的行動幫助中國共產黨建立了一個重要的政治勢力。這帶來一種危險，就是要以它選定的黨派為優先。 1920年的第二屆國際共產大會，確定了讓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國家的共產黨和資產階級聯合起來，反抗帝國主義的道路。於是，共產國際的代表訪問了孫中山，提出：以提供武器和顧問為前提，以廣州政府為基礎，為建立統一戰線而實現國共合併。 1924年，蘇聯資助建立了一所軍事學校，它的校長就是在1925年孫中山去世後接替他的蔣介石。

1925年2月開始，上海的日本紗廠開始罷工。示威者要求收回1860年簽署的劃分租界給外國人的“不平等”條約。為了支持上海工人，20萬英、日工廠的工人在全中國展開大罷工。在廣州，罷工導致一名法國人和五十二名示威者死亡。正是在廣州，我們重新找到一個老熟人，他就是這里法國領事館的副領事——儒勒·樂和甘。在他主持廣州領事館之前，我們要回溯從1917年起改變他生活的事件。 1919年10月，儒勒爭取到了他等了六年多的回國休假的權力。 10月31日，他乘“保羅·勒加”號輪船離開中國。他自己也沒想到，會在這艘船上碰到他未來的妻子和他孩子的母親。 當這海上的信使在西貢拋下鐵錨的時候，就是命運向我們的單身主人公投下愛的骰子的時候。正是在印度支那的越南（當時還叫安南），儒勒碰到了麥爾塞黛。她剛剛滿18歲，也像儒勒一樣，隨父母返回因戰爭阻隔而長期不能回去的法國。麥爾塞黛的父親弗爾涅，是法國雲南鐵路局的局長，在河內任職。

從法國在亞洲的外交，到戰爭的結局，我們可以想像在儒勒和麥爾塞黛父母之間有很多話可以交談。就像他們的女兒瑪利後來說的那樣，她父親幽默的魅力，一定在征服母親的同時也征服了他後來的岳母。她還說：“一個月的船上共處，足夠使他們確信，他們將要結合為夫妻。” 事情進展飛速。 1920年1月，儒勒打報告給部裡申請結婚。 2月接到批准函。 4月14日舉行婚禮。 1920年秋天，新婚夫婦起程回中國。瑪利亞以68歲的高齡隨行。旅途對她來說很艱難，但比起中國的生活條件來說，這還算不了什麼。是否因為六年多的分離，使婚後的儒勒不願再讓母親獨處巴黎？是否因為父親患病和去世的痛楚使他更替母親擔心？是否因為瑪利亞感到年輕的妻子麥爾塞黛還需要幫助……這些問題都沒有答案。我們只知道他們三個人在10月起程了。小瑪利當時已經在媽媽的肚子裡。

1920年11月5日，樂和甘的家庭到達了重慶。這個巴蜀城市讓人心生感觸，因為它離成都只有五天水路，使儒勒彷彿舊地重歸。他熟悉這裡，1909年，正是在四川，他隨邦思當第先生開始了外交官的身涯。他在1921年的述職報告裡寫下滿意之情，強調“將會對在現在的職位上留任感到十分幸福”。他的上司也同樣滿意，寫道“……我毫不懷疑，樂和甘的行動和熱情，將使我們在四川這個地區的利益以最樂觀的方式得到發展”。 麥爾塞黛對儒勒的表現非常欣賞，她在給母親的信裡寫道：“我為有一個像儒勒這樣寵我，愛我，關心我的丈夫而感到幸福”。中國腹地讓這個已有亞洲生活經驗（隨父母在東南亞生活過）的19歲女孩印象深刻。儒勒的關心當然是強大的支持，尤其是在一些動蕩的夜晚，最無憂無慮的人也不得安生：“我度過了一個可怕的夜晚，發著高燒，受著驚嚇。今天早上有過槍響，我知道是強盜搶劫。而且他們曾經在我們的房子周圍遊蕩。”

可是這一切都不能阻止麥爾塞黛在1921年2月2日生下了女兒瑪利。這個女孩在八十三年後還回憶說，她的出生是件完美的事，她從未就此聽到過任何抱怨之詞。而多年之後，已是滿頭白髮的瑪利要盡一切努力來講述她父母的故事…… 儒勒的生活發生瞭如此大的改變，而中國的狀況卻是沉痛的。如果說1911年的革命以現代化的名義取代了帝制，那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就是軍閥和匪幫的年代。 1921年3月13日，儒勒在一份關於萬縣（重慶上游的縣城）暴亂的報告中，呈現了這種面貌。他講述了一個中國人熟悉的農民起義的故事，幾乎沒有武裝的農民跟著一個自稱受了天命的男孩反抗軍閥，結果遭到血腥鎮壓。農民們橫屍江邊，那個男孩的頭顱被人提著在街上游行。這是一個農民受盡飢荒和軍閥折磨，隨時可以跟著任何人揭竿而起的國家。

這就是為什麼當時人們把中國稱為“匪幫之國”的原因。這種現像一直延續著。 1930年的統計表明，中國有兩千萬各式匪徒，佔男性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正當軍閥和路匪使民眾恐懼的時候，學生繼續著五四以來反對帝國主義的活動。重慶也參與了這個浪潮。 1921年，儒勒以一貫的幽默，記下了學生們如何抵制日貨，並控訴那些出售日貨的商人的情況。 重慶的學生們剛剛接受了一個光榮的任務：在最秘密的狀態下，準備進行一場反對日貨的運動。他們認為，城裡的商人剛剛從新運行的汽船上卸下了一批商品。他們沒有任何武裝，直接衝上卸貨的汽船，或衝進商店，拿走標有“日本製造”的商品，把它們都堆在一個使館邊的平台上，全部燒毀。有統計說，損失達10萬美元。然後，學生們火上加油地要求商人們到商會和他們談判！他們是想提醒商人，5月是清除日貨的月份。然而赴約的學生們沒想到，等待他們的是子彈。兩個學生死亡，許多人受傷。只有在我們是參與者的時候，莽撞行動才有魅力。

冰雹和大雨毀壞了等待收成的土地，從此，飢荒又來加重人民的苦難。中國在“匪幫之國”的稱號之外，還加上了“飢荒之國”的稱號。飢荒十分嚴重，農民開始用樹根、樹皮或樹葉來代替糧食，或者吃一種黏土來填肚子。他們常常因此而死於不消化的疾病。 1922年春天，儒勒一家離開了這個他熟悉的動蕩的四川，來到中國最南端的海南島。由於偏遠落後，海南總是中國的一個不受重視的區域。唐代一位大臣曾把它叫做“地獄之門”。雖然海南島現在不再是失寵的大臣們被流放的地方，但在我們的副領事眼裡，來這樣的地方，仍是一種受排擠，他不情願。儒勒對一直沒有去執行他本來被授予的職務而感到不滿。他也沒有向上級掩飾這種心態：“ 我應該被允許提到一個事實，在十五年的工作中，我沒有一天是在不斷被任命的正式職位上工作的”。他在海口的上司也同情他的處境：“樂和甘先生不是沒有敬業精神，上面提到他從沒到他被任命的職位上工作過。我不認為他沒有道理。因為他連任了兩個地方的副領事，而不是按任命去上海工作。所以，我最近推薦他去哈爾濱任領事。我可能還會推薦他去廣州。以正常的眼光看來，他的說法是對的。海口的職位不能給一個官員以創造業績的機會。我認為，樂和甘先生可以到更重要和活躍的領館任職。”

說真的，儒勒在海南度過的這三年，沒有創造出什麼業績，倒是有著幸福的家庭生活。麥爾塞黛1921年在重慶生完瑪利之後，又在1923年3月3日和1924年9月18日，分別生下兩個男孩：扎維和皮埃爾。如今，如果看到83歲的瑪利眼中閃動的光輝，就會發現她遠遠沒有失去童年的純真，我們似乎還能聽到三個小“樂和甘”在海南花園裡的歡笑…… 這三年的溫柔流放，遠離大陸動蕩的大城市，他們的家庭生活達到和美的巔峰。以至於1925年，儒勒在筆下寫道“覺得呆的地方不錯”。然而，儒勒的上級聽到儒勒1923剛來時的抱怨，最終還是幫助他找到了一個更和他的能力相符的重要的崗位：廣東領事館。 廣州，1925年。這個中國南方的城市，對北京的統一思想永遠是反叛的。以廣州為首府的廣東省，儘管在秦朝就對漢稱臣，但是直到十二世紀才真正被漢人佔領。它是和“外國魔鬼”聯繫最多的省份之一。珠江流進南海海口，這裡其實就是一扇對印度、羅馬和阿拉伯商人開啟的大門。十六世紀，葡萄牙人來到這裡，在它河灣的一個支流旁建立了澳門這座城市。然後是英國人來大力發展商貿，直到他們建立了著名的鴉片貿易，成為中西爭端的開始。帝國努力要抵抗“黑泥”（鴉片），因為它毀掉了中國經濟，給人民帶來災難。 1842年，中國和英國的第一次鴉片戰爭，使香港被割讓給英國。 1925年5月，就是在這座秉性難改的城市裡，儒勒一家安頓下來。他們住在1859年就成為法—英租界的沙面。租界四周圍起界欄，歐式房屋聳立在熱帶植被之間。種著棕櫚樹的街道，庇護著有特權的歐洲人的生活，他們有時在珠江邊散步，有時在蔭蔽的公園裡打網球。 在沙面的安靜氣氛中，儒勒度過了他職業生涯中最危險的一段。 1925年春天，租界被反帝示威者包圍。這個運動從1919年發肇，1921年在重慶時，儒勒也看到了它的延續，1925年2月又在上海掀起新的高潮。 其實剛到廣州的時候，儒勒就敏感到城裡的緊張氣氛，而且預料到上海的運動將會像“雪球”一樣滾起來。 1924年，他來的前一年，為了刺殺來訪的印度支那總督，刺客用一枚炸彈炸死了五個法國人，但沒炸到刺殺對象。那個刺客也死了。廣州人為他立了雕像，並把他當作反對法國帝國主義的英雄來崇拜。儒勒到任以後，認為最小的火星也可能引起爆炸，他努力勸阻領事去銷毀那個被認為是用來挑釁的雕像。 雖然有他明智的勸告，動盪還是不可避免。廣州政府一點也不想錯過上海大罷工開始的革命運動。 6月中旬，廣州城沸騰了。儒勒通告上級，說廣東首府將要經歷和上海同樣水平的遊行示威。談到沙面的情形時，他表現有點過分樂觀，認為不論在任何形式的進攻下，沙面租界都不會敗退。 6月23日，遊行開始了。後來的情形變得就像5月30日在上海發生的事情一樣血腥。當隊伍在沙面外國領事館前示威時，一陣槍聲響起，一個法國人被打死在儒勒身旁。為了報復，法國和英國士兵開槍，打死了三十七個人。儒勒在7月1日的報告中匯報了前因後果。 儘管儒勒想盡辦法要平息事態，還自告奮勇地要做調解人。 《廣州日報》還是把他叫做“殺人犯”和“屠夫”。罷工結束並不意味著事件的終點。罷工者的代表成立了一個名副其實的常設工人議會——反帝罷工委員會，對沙面實行了全面封鎖。儒勒在7月1日的報告中寫道： 沙面給人的印象就是一個武裝的兵營。人們已經明著把大砲對著它。除了非常罕見的裝郵件的船，沒有一艘帆船會靠近這個被帝國主義和軍事主義污染的地方。我們再也不害怕小偷了，都敞著門，省得最後敲門聲響的時候還要去開。 沙面被圍困了漫長的幾個月，這是任何在中國的外國使館都沒有經歷過的事情。這一事件給人留下如此之深的印象，還因為在中外關係史中，第一次出現了外國勢力被壓縮到癱瘓和沈默的境地，無力回應中方這樣一個全國性的運動。廣州被圍困，是給駐華外國人的頭一個信號，從此，中國人要重新尋回在自己領土上的尊嚴。 1925年8月1日給共和國公使馬戴爾先生的報告 明天我們要迎來第七個星期的罷工和全面封鎖。無論是誰，沒有一個中國人敢和沙面的人有任何联系。連接我們和市裡的橋都關閉了。河上沒有一條船回應我們的召喚。所以我們實際上無法離開沙面。我們的生活必需品由香港提供。殖民地政府每三天派一艘非軍事船來，運送糧食和男性乘客，這些乘客是否有資格乘坐，要由航運處來決定。我們時不時缺麵包，幾乎總是缺少新鮮蔬菜。 由於一個可怕的偶然事故，在小小的法國租界，除了巴思奇先生，19天中有四個人喪身（還有一個在到達澳門之後去世了）。我們沒有足夠的木板來做棺材，只好把衣櫃拆了來改裝。葬禮在一個小公園裡進行。 是不是大部分中國群眾已經比較平靜下來了？我們還得時時想到那些“武裝的人”，他們還總是停留在一種民族激情中。誰知道？或許其中有人希望能掙到給我的腦袋標的300美元的獎金。 儒勒的頭被標了價，沙面的緊張氣氛可見一斑。從儒勒拍攝的幾張照片上可以看出，他穿著制服奔波在空曠的街道上，沙袋後面是負責巡查受威脅地帶的軍人。 在這種環境下，儒勒完成的工作和尋常的領事工作毫無關係。他穿著白色制服，有一種保衛營盤的將軍的氣勢。他的任務已經引起了上級的極大關注，中國公使在1925年給巴黎外交部的一封信上說：“這位官員在這樣的時候，在這樣的崗位上，領導的是一場真正的戰鬥”。 1925年12月1日的報告 我們這裡的局勢和幾個月以前一樣，毫無進展…… 人們沒有向我們提出談判的建議，人們什麼也不向我們建議。 …… 在同一報告裡，儒勒也談到了蘇聯和蔣介石這兩個影響事件進展的關鍵因素。在沙面危機和大罷工中，正是蔣介石利用和玩轉了整個局勢。而儒勒作為中國國情的精妙的觀察者，準確地預見了即將轉變的局勢。他寫道“已完全做好把'共產主義的'這個修飾詞加到廣州政府前面的準備。”而且這些共產黨人“可能為將來在中國的收穫準備好土壤”。儒勒這個分析，不僅說出了近期的轉變（民族主義者通過共產主義者奪取了政權），也說出了長期的轉變（1949年的共產主義革命）。他只對蔣介石後來在全中國發起的戰爭的可能性有所保留。不過，沒有料到蔣的野心如此之大的人也不只他一個。 1926年3月4日，儒勒發出了最後一個關於沙面恢復秩序的報告，就回法國度假去了。他在最後的說明中很好地抓住了歷史的趨勢：從此，要阻止中國在未來的十年內發生巨變，已經太晚了。 此時的國民黨內部，右派和共產黨的緊張關係已經不可控制。自從1919年和1925年的學生和工人運動之後，共產黨的人數已經上萬，而參加工會的工人超過了百萬。而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很難容忍民眾勢力推舉的領導權如此上升。在國民黨第二次大會上，左派就階級問題向右派勢力發難。蔣介石開始扮演仲裁和調停者的角色，後來他丟掉面具，逮捕了共產黨員和蘇聯顧問，並在廣州發布了戒嚴法令。這種內部矛盾給蔣開闢了一條實現他的第一目標的道路：北伐，從而統一全中國。 而儒勒現在只有一個願望，就是回家。他的母親瑪利亞已經74歲，“被太長時間的中國生活弄得筋疲力盡，處於一種很脆弱的身體狀況之中”。儒勒自己也被這麼漫長的廣州圍困折磨得身心俱疲，再也不想考慮自己的官職問題了。他到成都才22歲，現在已經快40歲了，在中國執行任務將近十八年，“卻一天都沒有在他名義上被授予的職位上”。他接二連三地看到，那些比他晚到中國的外交官，都毫無例外地回國休假。儒勒認為，這套官僚機制已經把他忘記了。 而這個機制，卻並沒有忘記他在廣州圍困時的表現，為他唱讚歌，還把他此時的行為和在成都暴動時的表現聯繫起來。法國公使在對他大加頌揚之餘，還為他那比較自由的述職風格講話，他認為“用一種更少邏輯、更少學術性的風格來寫報告是很有效的”。這是向人們表示“他在經受考驗時還能保持幽默”。 1926年3月曾到廣州看過儒勒的香港法國領事，也在他回國經過香港時，手寫了一封表示敬意的信，其中提到了儒勒的家人：“樂和甘，他的精神狀態已經為他的勇氣做了最佳的證明：因為，和他分離長達五個月的太太，已經十分疲勞。在回國的旅程中帶著三個孩子，顯然是無比艱難的。而且，我們還沒提到他的母親，老樂和甘太太的表現是如何英勇……”。 從這封信裡，我們知道麥爾塞黛曾經在廣州圍困的時期，帶著孩子和瑪利亞一起離開了五個月，到了一個更安全的中國城市，離她在印度支那的父母很近。 瑪利亞處於一種及其脆弱的健康狀況，麥爾塞黛一回到法國就受到病痛折磨，並且動了手術。而小瑪利也切除了闌尾……樂和甘一家為他們深愛的中國付出了一大筆代價。不幸的是，在將要來臨的歲月中，悲劇性的重量還在繼續增加。 1926年6月，儒勒在休假中給外交部寫了一封信:“我夫人正在康復，我們就要離開巴黎。”他那時已經在考慮再次回中國。 “我想要在8月底回去，準備在中國的一場新的戰鬥”。他之所以使用這種戰鬥性的詞語，是由於人們總是把他在1925年6月經歷的沙面圍困叫做一場“戰鬥”。 1926年9月，儒勒獲得一枚榮譽勳章。這枚勳章是否使儒勒在太長的等待之後感到滿意，在他留下的文字材料中，一點也沒提及。他是個對任何虛榮裝飾都不太感興趣的人。 對他惟一的回報和獎勵，就是在第二年初他終於又回到中國，陪伴康復了的麥爾塞黛，和三個改變了他生活面貌的“小樂和甘”。這段時間內，中國這艘大船已經駛入不可迴避的變化的巨浪之中。這種變化在廣州的沙面事件中第一次嚴肅地顯露。而再次回到中國的儒勒，與發生這個事件之前的儒勒，也不再是同一個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