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1927~1945 ：苦難歲月1927~1945 ：苦難歲月

“ 把你的事業一直做到哈爾濱......” 布萊斯·桑德拉 他們是一對兒，真正的一對兒。儒勒遠離祖國，來到中國，更加強了他與母親之間的感情。在千里之外，瑪利亞一步步跟隨儒勒在遠東境內的足跡，她滿懷渴望，有時甚至是焦慮地讀著兒子的來信。就像他所說的，他們延續著一個任何高山大海都阻隔不了的對話。在中華帝國里，儒勒就像所有失去了長輩引領的孩子一樣，非常渴望得到瑪利亞的意見、建議，甚至責備。這如同所有母親，她最了解自己的兒子。然而，1926年10月的一天，瑪利亞離開了人世，儒勒成為了失去母親的孤兒。 瑪利亞，這個儒勒的“小媽媽”，阿爾弗萊德的“格拉第”，瑪利的“好巴巴”，這個每個親人都給她一個暱稱的非常有個性的女人，在74歲的年頭上逝世了。對儒勒來說，必須獨自繼續在中國的生存。毫無疑問，這種失去親人的打擊，對儒勒影響很大，他自問，再回到那個遙遠國度去有什麼意義。十七年前，他離開祖國走這麼遠，只是為了滿足瑪利亞和自己的需要，他們兩人的命運是合二為一的。但這種念頭很快就消失了，因為他知道，這個他已愛上的中國，在瑪利亞離開之後，或許就要成為留下他痕蹟的真正故鄉。十七年來，法國對他來說只是一個後方，一個暫時的庇護所，他能在法國休憩幾個月然後又遠離許多年。他的生命已經和中國土地緊密相連。而後來的十八年，充分地證實了他的這一看法。

1927年1月，儒勒登上“坡爾多”號離開馬賽時，心裡不禁抽搐。他頭一次意識到，再回到法國就永遠不是原來的滋味了，他再也不能找回瑪利亞。而他準備進行的新的“中國的奮鬥”，也不再有原來的意義，因為他再也不能向人講述發生在中國的一切。是的，作為一個42歲的男人，儒勒不再是原來那個孩子，瑪利亞的逝世使他身上的某種東西斷裂。這種靈魂的裂痕，我們再也不能從他的文字中看到，因為他已經失去了可以吐露秘密和憂愁的對象。在之後的歲月裡，他內心的這種漂泊，在他和他的家人的苦難中顯露出來。 1927年之前，無論在事業上還是在個人生活中，儒勒都是順利的。然而，從1927年開始，本來對職位安排比較順從的儒勒，開始堅持要上級給他被認為是剝奪了的承認。他對此如此嚴厲，也因為他不再是一個年輕的學生翻譯官，而是一個家庭的父親，他要擔負起父親的責任。儒勒和上級的關係逐漸惡化，不清楚是否由於他在工作中出現了什麼失誤，導致了這樣的局面，或者是由於他想從越來越不欣賞的社會職業圈裡淡出。從此，後來的十八年裡，儒勒進入了“苦難歲月”，他越來越關注家庭，而在事業方面，則顯示出古怪的性格。

這些苦難歲月展現出一個“漂泊”的形象，和以往儒勒那種“直線前進”的形象形成了對比。這是一個男人內心和事業的漂泊，儒勒的生活漸漸被一些自己使不上力，也無法控制的事情主宰。總之，這是身體和靈魂的漂泊。 1927年，儒勒重新任職的地方不值一提，那是他熟悉的海口領事館。人們說隨後他就會尋找到在“中國更加活躍的職位”。幸運的是，儒勒由麥爾塞黛和三個孩子：瑪利，扎維和皮埃爾（分別是6歲，4歲和2歲）陪伴著。這種陪伴大大增加了他的勇氣，但也給他帶來了不少因時局而產生的對家庭安全的擔憂。 蔣介石在1926年3月發動的北伐戰爭迅速獲得勝利。當儒勒來到海口的時候，國民革命軍已經佔領了許多省份，甚至重新奪回了英國人在漢口的租界。自從外國人在廣州受挫之後，這次收復是自十九世紀鴉片戰爭以來，“帝國主義”的第一次真正的退縮。也就是說，中國的政治力量和社會觀念一直都強烈地要求趕走“外國鬼子”。而國民黨內部的國共兩黨衝突也不是為了讓西方人安心的。蔣介石政變之後，由於需要莫斯科的理論和軍事上的援助，國共兩黨仍然繼續著一種合作。蘇聯軍事顧問籌劃了北伐，而斯大林也竭力要保住這個聯合戰線。然而，這個越來越不可能的聯盟在1927年4月的上海劃上了句號。共產黨人組織了一場大罷工，從而解放了整個城市。蔣介石當然不願意讓共產黨人來做這顆“遠東的珍珠”的主人。他發動了被稱為“白色恐怖”的反共屠殺，有五千人喪身其中。從上海一直到廣州，工會都被解除了武裝。儒勒在海口也沒能逃過這場公開的戰爭。只是我們的副領事，由於對中國這類突然動亂的熟悉，表現出某種冷靜。

1927年4月16日的報告 儘管外國人在中國的情形並不比從前差，但昨天英國人和美國人還是在撤離廣州使館的命令下，逃到了海口。這裡有十七個人也離開了……每個法國人從現在起都收拾好行裝，以便撤離，但至今還沒有一個人離開海口。香港聖保羅會的大修女通知我，必要的時候可以下令關閉修道會在這裡建立的小教區。為謹慎起見，修女們把她們收養的孤兒都分散到島上不同的家庭裡去，讓她們在萬一撤離的時候更方便一些。儘管如此，除了親英美的人散佈的一些危言之外，我沒看出有什麼要讓僑民們和我的家庭離開的危險。 控制上海之後的蔣介石，在幾天之後又佔領了南京，並在那裡建立了他的政府。而共產黨的反攻還遠在後頭。 這個時候，中國的敵人的鐵靴在北方踏響。日本實際上正醞釀對中國的侵略，尤其是對滿洲里。日本在向山東派艦隊時，曾達到過目的，因為那時他們阻止了北伐。

海南島遠離危機的中心，對這些變化的反應是遲鈍的。儒勒的報告反映了一種平靜，不管是日本侵略引起的震驚，還是國共兩黨的爭端，在海南都還未引起大的波瀾。 儒勒在1927年10月6日的報告中，把在海南的共產黨分為兩類：一類是“理論家”，期待一種新制度，一種眾望所歸的對中國社會、政治和道德生活的革新，另一類是“實踐家”。前者對人民那本身孱弱的精神“影響微弱”，後者則“十分強烈地震撼了海南人的生活”。 其實，共產黨內部存在的兩派正如儒勒在海南區分的兩類一樣。一方面，官方派追隨斯大林，嚴守由工人發動城市暴動的原則，就像在廣州發生的例子。另一方面，毛澤東則只相信要在農村中發動革命，依靠農民的力量。 9月份，毛澤東在湖南組織了一場有農民參加的毀壞鐵路的運動。儘管這些勝利使他獲得了許多分區的人心，但中央對他進行了嚴厲批評，並於11月將他從政治局除名。最終，為了避開朋友和敵人，他退居到江西山區，在那裡發展他的農民革命理論原則。

儒勒剛到海南才一年多，剛重新抓住中國的脈搏，就要遷往另一個崗位了。他在這個島上的工作，使他結識了印度支那總督，而後者欣賞這位官員“盡職的合作，他那精細、謹慎、有謀略和隨和的優點，使他在沒有任何外援的情況下，在國共兩黨的爭端中，使法國在海南的利益完好無損”。當然，儒勒一方面為在離開海口時有這樣的評價而欣慰，另一方面也對能離開此地感到鬆了口氣。與其說是出於島上政治的緊張，不如說是由於麥爾塞黛表現出了疲勞的徵兆。 “樂和甘夫人的健康狀況較差，不能忍受臨海而居。醫生建議樂和甘夫人避免海洋性氣候。所以，我期待有一個不直接靠海的職位。”儒勒1928年這樣寫信給他的上級。於是，上級為了滿足他的要求，將他調到了1913年曾任職的漢口。

在這個重要的城市裡，蔣介石在一年前剛剛奪回英國租界，其緊張氣氛遠非海口能比。國共兩黨的衝突在這裡是家常便飯。儘管儒勒認為上級遺忘了他，然而他還是以最大的忠誠來盡到職責，就像法國商務總管在寫給外交部的信裡說到的一樣：“曾委任他管理許多地方，有些地方十分艱難，例如廣州和漢口。他忠誠地完成了任務，我請求大人正式承認他在最近漢口的事件中的盡職盡責的表現。多年以來，他雖然被放在（提升）名單的最前列，樂和甘先生在從比他更年輕的同事的一次次升遷中，得出的結論只能是，部裡毫不滿意他的工作和服務。我因此自動來為他證實不是這樣。”可是不久，儒勒在事業上的失望，就顯得不那麼重要了，因為他的家庭中出現了悲劇。 1929年4月19日，三個小樂和甘中最小的一個：皮埃爾，被肺炎奪走了生命。無法想像兩位父母和兩個孩子的痛苦，尤其在這死亡來得如此可怕和不公正的情況下，痛苦也更尖銳。他們剛在法國送別了瑪利亞回來，在中國剛找到重新開始生活的線索，命運彷彿就向這個家庭投下了不祥的符咒。

麥爾塞黛不能再呆在中國，她還擔心扎維也會染上肺炎。 5月16日，儒勒緊急致電給部長，“根據醫囑，樂和甘夫人和我們的兩個孩子必須非常緊急地返回法國”。儒勒不能離開崗位，是麥爾塞黛帶著兩個孩子坐船回的法國。幸好扎維並未染病。 對於獨自留在漢口的儒勒，這是漫長的孤獨歲月的開始，也是他漂泊的真正開端。他是一個三年前失去母親的兒子，又剛剛失去幼子的父親。瑪利亞之死幾乎也殺死了一個從前的儒勒，而皮埃爾的夭折成為他此生不能癒合的一道傷口。從此，儒勒不再有從前人們熟悉的好脾氣了。只有在家庭中他才會恢復好脾氣，並且倍加關心。他和家人在一起的時候，非常注意歡樂和相互關心，不讓時光暗淡憂傷。矛盾的是，在這種悲劇之後，他的事業見證了他精神轉變和態度並非如他所願。

儒勒在1930年和家人團聚後，記錄下了一個孩子去世，夫人和兩個孩子離開中國這段苦痛的經驗。在漢口的工作日誌上，他的上級頭一回對儒勒下了“性格古怪”的評語。當然，儒勒曾自認雖然脾氣好，但也不乏個性；當然，失去一個孩子，會讓人因痛苦而影響和別人的關係。可是，如果我們看到儒勒在今後幾年的變化，就知道這不是一個暫時的現象，而是一種長久放棄的開頭，是一種佔據了儒勒心靈的“痛苦的清醒”的結果。儒勒漸漸放棄了和他的同仁以及上級的關係，完全隨性而行，隨痛苦擺佈。靈魂和心靈在漂泊…… 1930年2月，回法國休假的儒勒的心是沉重的。他沒想到在見不到瑪利亞的痛苦上，還要增加失去一個孩子的悲傷。他帶著雙重的陰影離開上海，去支持麥爾塞黛，安撫兩個孩子。而對於麥爾塞黛來說，還需要相當多的時間來恢復健康，以準備足夠的勇氣，重新面對中國。

因此，1931年儒勒獨自回到汕頭。這是在一個他多年前戰鬥過的地方——廣東省裡出現的新城。可是與喧鬧的首府不同，汕頭只是個懶散的小城，儒勒根本無法過充實的生活。說實話，在汕頭的停留期間，儒勒只吃著白麵包，遠離家人，考慮的是如何“得到一個職位，可以讓他的家人過來，而對她們的健康沒有威脅，並且還可以保證孩子的教育”。儒勒經歷過悲劇，他最大的憂慮就是他的家人，以及如何讓他們和自己團聚。然而，他個人的痛苦，並不能完全遮蓋中國局勢的影響…… 蔣介石的勝利很難使國家真正脫離無序狀況。他佔領了北京。 1928年6月，北京改名為“北平”，其地位降得比南京低，讓人感到它只是明朝時的一個都城而已。在軍閥，日本侵略者，和共產黨之間，蔣介石很難說真正佔據領土。即使在蔣介石最強大的時候，也只不過聲明佔有了這個國家的四分之一土地。此時，這個政府是殘廢的、負債累累的，無力以它的權威來統治中國。

在內政艱難的時刻，中國還要面對日本侵略的外憂。三十年代初，日本開始真正入侵中國，他們首先佔領了滿洲里，在1932年3月成立滿洲國，把清朝的末代皇帝溥儀推上領導者的地位。從此，日本人不僅僅以自治運動為藉口進行武裝，而且還等待著一場更大的戰爭。蔣介石認識到中國軍隊不是日軍對手，便拖延時間，決定先剿共，後抗日。 從1927年以來建立的各個共產黨的根據地，終於在1931年在江西會合，成立了由毛澤東擔任主席的“蘇維埃共和國”。蔣介石認識到這些活躍地區的危險性，從1930年到1933年發動了四次剿共戰爭。這四次戰爭由於受到毛澤東以現代游擊戰方式領導的二十萬紅軍的抵抗而遭到失敗。 1934年的第五次剿共戰爭，使共產黨的軍隊離開了根據地，但卻讓毛澤東有機會創建了“長征”的神話…… 在發生這一切事件期間，儒勒於1933年4月離開汕頭回國，和他分離了兩年多，一直留在法國的家人團聚了。他把中國局勢和日本對滿洲里的佔領留在了身後。他還不知道，其實，這一切已經進入了他的命運。 這是一個比較短暫的假期，儒勒回到了正處於“瘋狂年代”的歐洲。狐步舞的節奏淹沒了新德國總理充滿仇恨的呼喊。阿道夫·希特勒在1月份掌握了政權。正當儒勒、麥爾塞黛、瑪利和扎維1933年乘船重返中國的時候，希特勒廢除了議會，通過了全權法令，開始完全重新組織司法力量。 離開這個在無知和憂慮之間搖擺的老歐洲，樂和甘終於和團聚的家人向上海——這顆遠東的珍珠駛去。儒勒將在此擔任副領事。這個升遷使儒勒十分高興，因為他又能和家人在一起了。 上海，1933年。這個城市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經歷了黃金時代，成為一個神話。關於三十年代的上海，人們都已經說夠了寫夠了。 “三十年代的上海”這個外來的稱呼已經有了世界性。與這個含糊而又極富表達性的年代聯繫在一起，就提示人們上海是最有色彩，最喧鬧， 又總帶著最神秘夢幻的地方。 1933年11月，儒勒攜家人來到上海。梅里葉先生在從前比較散亂的局面裡重新勒緊了這個租界的韁繩。他是個堅定的人，嚴肅的上級。他迎來的這位儒勒·樂和甘，已經被家庭團聚重新鼓舞，卻在經歷的悲劇中消耗掉了很難補回的精力。 1934年初，梅里葉領事對儒勒的描繪褒貶參半：“對於中國領事事務有可靠的經驗，只是有時有一些錯位的幻想。工作盡職盡責，然而毫無熱情。”他認為如果儒勒受過良好教育的話，那麼他“還需要分辨不同的方式”，儒勒的性格不錯，只是表現了“太多的自戀”。 “一個智慧的本該更有作為的官員。我還看不清是什麼讓他不對勁。可能是過分的懷疑主義取消了他對工作的熱情。在事業上很落後，他放棄了所有的野心，只把工作看作謀生的手段。然而他本來有長時間的中國事務的經驗，可以用在中國的這些崗位上。”而我們，跟隨儒勒走過了那麼長的中國之路，可以幫助梅里葉看清是什麼使他“不對勁”。 一邊是一個曾經充滿精力和希望，而今天大大削弱了的領事，另一邊是一個行政上級，不理解那種“帶到工作任務中的過分的懷疑主義”。 1925年，儒勒的上司寫下溢美之詞，認為他是“我們在中國的優秀官員中的一個”，到了1935年，梅里葉的寫法是，他“本可以成為一個優秀官員”。兩段評語之間，十年過去了，這十年中，儒勒失去了兩個給他的存在帶來平衡的生命。 然而，儒勒總是在家庭中尋找平衡。他比從前任何時候都更關心這個家庭。在年度評語中，在上司的批評旁邊，儒勒寫下“如果家人和自己的健康允許的話”，希望留在上海。他想留在上海還有一個原因，“他發現在這里安排子女的教育非常容易”。如果要他離開此城別就他處的話，他提出的惟一要求是，應該是一個“讓他的子女能夠找到學校上的職位”。這就是說，儒勒從此選擇了以家庭幸福為主，而不是越來越不信任的事業為先。 1935年2月，儒勒被調往新崗位，從此離開了這個“東方的巴黎”。 儒勒在漢口輕鬆地管理了幾個月，此地他非常熟悉，已經兩度就任。後來他幸運地到了法國領事缺任的香港。這是個真正的“機會”，因為就像北京和上海一樣，香港也是一個特殊的崗位，領事們的事業可在這裡展開或失敗。 香港是讓我們中的一些人聞其名就嚮往的地方。香港在廣東話裡是“芳香的港灣”的意思。就是說這裡生長著茂密的香樹，微風吹過，香氣繞樑不絕。香港，這個遠東港口，在十幾年內由一個貧瘠的只有岩石荒草的小島，發展成國際性的大都市，世界性的商貿中心，所有到此地停留過的人都會感到驚奇，從而留下永不消逝的記憶。 當儒勒來到這個多石的小島時，已經51歲，他不再是那個在四川境內的成都領事館卸下行裝的年輕人，那時他才24歲，無憂無慮，充滿自信。此時的他，是一個滿帶經驗和傷痕的成熟的男人。他被職業的變遷搞得十分厭倦了，能在家人身邊已經使他非常滿意。他的家庭也發生了變化。麥爾塞黛已經35歲，瑪利15歲，扎維即將12歲。在這個非常“英國式的，非常美的”香港，瑪利只關注那些飛行員，那些在那個時代推動了天際探索的英雄。在這個雞尾酒會就像大彌撒的殖民地，上流社會的人互相攀結取樂，互相評流論級，麥爾塞黛因此發揮了她作為女主人的天才。而在這平靜和奢華的逃避中，現實也要冒出端倪。 1936年，國共兩黨的衝突尤其劇烈。進入了1934年毛澤東決定的長征後，共產黨人就進入了一個同時具有悲劇性和傳奇性的大轉移。悲劇幾乎是希臘式的，因為在南方瑞金的十萬人，只有七千人到達了北方的目的地陝西。傳奇就是毛澤東居然讓他的部隊克服了千難萬險，到達了他設想的目的地。 1935年10月，毛澤東成為黨的首領，是長征這個舉動幫助他建立了自己的神話。他對在農村而不是城市進行革命深信不疑，毛澤東以獲得農村根據地支持的方式來加強了他的軍隊。他也決定讓共產黨的軍隊投入抗日戰爭。他知道，民眾受到日本佔領滿洲里和一步步吞噬中國的威脅，不再支持蔣介石先剿共後抗日的策略。民眾現在希望趕走日本侵略者！蔣介石對民眾的這種要求置之不理，但是中國人的愛國主義並不認為這種理性的被動有價值。以至於1936年12月，蔣介石在去西安籌劃又一次反共戰爭的時候，被年輕的主張抗日的將領以叛國的名義囚禁。在國共兩黨談判的時候，斯大林當然也希望中國對可能與德國結盟的日本有強硬態度。共產國際從1935年8月就邀請各國共產黨和本國的資產階級政黨聯合來抵抗法西斯。西安是個有著敏感象徵的地方：一個皇帝的屍體和一支由黏土仿製的軍隊被埋在地下。蔣介石接受了抗日要求。他停止反共行為，和共產黨共同組建起抗日聯合戰線。 1937年7月，在儒勒正要離開香港回法國休假的時候，蔣介石的新思想得到應證。在北京西南的馬可波羅橋（注：盧溝橋）附近，中日軍隊發生了交火。幾週之內，日本人佔領了北平和天津，抗戰使數千中國人喪生。就像研究中國歷史的專家呂西安·卞哥寫的那樣，“戰爭還沒宣告就已經開始了”。 在有權勢的法國駐香港領館任職，即便是臨時的，也代表著美好前程。儒勒還需費很多工夫才有希望得到這個通常給紅人的正職。可惜儒勒不行，他得不到上級的青睞，上級更欣賞那些有手段的領事。儒勒早就看透了這個機構，在他二十五年的職業經歷中，上級只給了他一些臨時職位。 1937年1月，儒勒在香港任職一年，他致信外交部，提出“很希望留在香港，如果可能的話希望被任命正職。這個崗位的工作量大，卻也豐富有趣。我的居留期使我與各界建立起許多有用的關係”。 但是這個意圖遭到上級抵觸。雖然上級不敵視他，但在給儒勒的評語中再次岀現“不太隨和的個性”的字樣，就像儒勒1930年在漢口時得到的評語那樣。上級卻也承認，“樂和甘先生是位聰明而且有素養的外交官，如果不是他的思想方式使他有時更喜歡遣詞造句的話，他會做出更多貢獻” 。 正職任官到任，儒勒遺憾地離開香港領館，重上回歸歐洲的旅途。出發的安排鬆散，給了儒勒時間，以便處理未來工作的一些細節。麥爾塞黛、瑪利和扎維6月15日登上了“菲力克斯·盧梭”號，她們不知道，這樣子看著中國土地遠去，對於她們是最後一次了。只有瑪利在近五十年後才再次走上這條旅程。為了緬懷過去，此次她乘坐的是兒時羨慕的飛機。 對於儒勒來說，再一次的告別，可以在有望休息一段時間後，重返“混亂的中國”。他重新返回的歐洲，卻不見得比他剛離開數個星期的破敗的中國更好。軍靴的聲音越來越響。在意大利，墨索里尼從1926年起自稱“國家元首”，野心勃勃地要復興羅馬帝國。兩年後，1935年，元首入侵了那時還叫“阿比西尼亞”的埃塞俄比亞，卻沒有受到法國政府任何批評。法國政府害怕墨索里尼與德國結盟而寧願遷就。在西班牙，將軍的叛亂——其中有佛朗哥——得到德國軍隊和意大利的支持。他們發動內戰，法國再次拒絕正式插手。 1936年9月，希特勒在紐倫堡召集大會，表示希望佔領“新的生存空間”，隨後佔領了鄰近的萊茵區。兩個月後，德國與日本簽訂反蘇聯的反共協定，隨後意大利於1937年1月也簽字加入。民主國家的綏靖政策促進極端主義的發展。全面戰爭的棋盤已經展開。 儒勒利用一切都似乎停滯的這一段時間來休養身體，主要是治療在中國潮熱氣候中越來越難以承受的高血壓。在魯瓦亞的多姆山腳下，儒勒進行溫泉療法，認為這樣可以使自己放鬆。儒勒家庭的其他成員，也沒有逃過在中國困難生活條件下而造成的身體損耗。儒勒在1937年的筆記中寫到，他的家庭“被在中國的長期居留弄虛弱了”，麥爾塞黛則留下後遺症。 1938年1月，儒勒從部裡獲准延長假期三個月，“以便能在魯瓦亞再進行一個療程的溫泉療養”。同時，儒勒告知部裡，因為“魯瓦亞的常溫氣候對我的健康極為有利，我希望能到靠近法國的崗位上工作，使我能每年回來進行治療高血壓的特別療程” 。 這是儒勒到中國任職以來的第一次表達，想離開他從1909年開始，二十九年以來一直任職的國家。此時他將近53歲，健康狀況受到困擾，上級對他的不利看法使他洩氣。但是他真的希望離開中國？雖然健康開始出現問題，而且考慮過更穩定些的家庭生活，但儒勒是否真的準備好離開這個已經成為他第二故鄉的國家呢？無論作為外交官還是作為一個人，儒勒都是在這裡成就的。當然中國的生活是可怕的，氣候與持久的戰爭並不算什麼，從他到任起戰爭就在以各種理由蹂躪這個國家。當然，儒勒禁不住會想起這個國家與他兩個親愛的人的死亡有關，瑪利亞因為氣候而衰弱，扎維染上肺結核。但是在儒勒豐富的生活中，中國帶給他的利與弊合起來不正是使他產生對這個國家的一種發自內心的依戀？ 時隔多年，我們很難探尋儒勒內心的掙扎。面對這次離別中國，他也許想拒絕再前往。但是他能為自己規劃前景的時間很短，因為上級很快就告訴他將重去中國，領導中國東北哈爾濱的領事館。結束了魯瓦亞的第二個療程，儒勒告訴部裡他做好了出行的準備，“在離開巴黎前，我去訂了西伯利亞鐵路的票，他們給了我5月27日離開巴黎的票，我將在6月6日到達哈爾濱。再次感謝你們給予我的方便，我希望因此健康得到很大改善。”他曾表示不再回中國，此時他對重回中國有沒有絲毫遺憾的感覺，是否冷漠的上級機關與儒勒內心的想法不謀而合呢？ 1938年6月，儒勒再次隻身來到中國。或許他不帶家人隨行的原因，是由於要應對不確定局面。應該說，不確定感是1938年全世界共有的感覺，歐洲仍然希望民主國家首腦的努力會阻止戰爭發生，而中國已經投入對日作戰，還不知道今後的十一年戰爭將是家常便飯。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後，中國正在被日軍“吞併”。日軍年底在華北達到最終目標，消滅了中國軍隊的三分之一。最大的屈辱是上海同樣落入敵手，11月，在戰鬥之後，二十七萬人死亡。不久，南京遭遇同樣命運，日軍在六個星期的暴行中強奸了兩萬婦女，屠殺了十五萬人，其中有四萬平民。蔣介石政府儘管取得了幾次勝利，但最終撤離了這座城市。共產黨與國民黨的統一陣線丟掉了對華北的控制。日軍10月從南方發動對廣東的進攻，迫使蔣介石接著逃亡到重慶，到容易防守的四川群山之中。 1938年底，日本沿著想像中連結北京、武漢、廣州的一條線（注：京廣線）佔領了東部的工業和商業中心。這種局面一種持續到1944年4月。日本帝國在此期間只是大規模轟炸重慶和進行一些有限行動，將華東和華北的治理交給漢奸政府。 1939年5月，儒勒到達哈爾濱僅一年，準備休假。他的歸期預定在9月。計算上路程時間，儒勒只需幾個星期假期。歐洲正在打大仗，他知道家人仍呆在法國，或許這是促使他進行這次艱險旅行的原因？也許他想找到家人並保護他們，而我們也知道，他的家人後來沒有同他一起走。問題沒有答案。儒勒在此期間被晉升為二等領事，他回到了法國。 假期很短。無疑，儒勒和麥爾塞黛對戰爭能被避免是存有希望的，但現實很快就將希望打破。 1939年3月希特勒對波蘭的苛刻要求，5月與意大利的鋼鐵協定，尤其是8月與斯大林簽署的蘇德協定，事情已經不容懷疑了。 1939年9月1日，德國進攻波蘭，標誌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 同許多家庭一樣，這段時間對於樂和甘一家來說也是一個混亂時期。往往在戰爭時期，情感歪曲記憶，匆促的出發錯過來信，時隔六十年，很難了解那時的情況。我們在麥爾塞黛此後的一封信中得知，她打算於1940年3月帶著孩子們去與儒勒會合，但是紮維病倒了，她將行期推遲到6月，隨後就陷入了德軍佔領的風暴。 1939年8月26日，儒勒通知哈爾濱領館自己的行程時，也許她們當時應該陪著儒勒一起走。這是沒有答案的問題。麥爾塞黛、瑪利和扎維還不知道這是他們最後一次看到儒勒，他們的丈夫和父親。 想像一下儒勒航行在大西洋上的感受——這是他頭一次從西路去中國。將家人拋在身後，不能與她們同行，而且她們注定要面對可怕的戰爭，他該是多麼難過。當然，他相信與麥爾塞黛彼此保證的盡快會合的諾言一定會實現。但是作為出色的外交官，他知道世界大事與內心想法並不合拍，亂世裡的希望通常會在人們的瘋狂面前碰壁。 儒勒發給麥爾塞黛的第一封電報，從大西洋彼岸通知她：“樂和甘先生到達紐約。”而麥爾塞黛此時住在馬延省的父母家中，正抓緊準備出發的手續。部裡負責通知儒勒有關麥爾塞黛的進展情況。 10月20日，部裡的密碼電報寫道：“樂和甘夫人申請帶孩子與您會合。請通知我您是否准許她出發。”儒勒已經踏上中國土地，但不知是再次任職哈爾濱還是其他地方，他立即做了肯定回复，順便揶揄他的機關：“樂和甘先生准許家人立即來與他會合，只要部裡告訴他們他被任命到哪個崗位。” 1939年11月6日，麥爾塞黛發電報給外交部的傳信人：“寄羅萊先生，答复樂和甘先生。我計劃今年底與女兒出發去中國。謝謝。樂和甘夫人。” 扎維在生病，不能旅行。儒勒想到，在惡劣的氣氛中，麥爾塞黛和瑪利將離開法國，自己幾個月後能再見到她們，應該很高興。但不幸的是，幸福很短暫。麥爾塞黛和瑪利再也不能與儒勒會合，在戰爭和遍布潛艇的大洋中航行的危險使她們推遲行程。麥爾塞黛和孩子們被困在法國，儒勒被困在中國東北，分離是痛苦的，彼此不同程度地承受著困難的生活條件。這對夫婦再次經歷流離時期。儒勒不可能不感到心靈的漂泊，他幽閉在敵佔領土的領事館（佔據東北的日本與德國結盟），與此對應的是麥爾塞黛身體的漂泊，像千萬法國人一樣，她被迫忍耐封鎖並隨時尋求躲避。 1940年6月法國失敗後，她尋求幫助的要求更加迫切。在1940年8月13日致魯瓦索先生的信中，她將自己和孩子們稱為“流浪者”，這封信談到了她自己的焦慮，日常生活以及必須尋求親友支持。 我想知道我丈夫的消息。從5月底就沒有收到他的信，我想讓他放心我們三人。 6月我躲在卡奧，我拍電報給他沒有收到任何答复，我疑心電報是否收到。我還在想何時怎樣才能和兩個孩子去哈爾濱，瑪利19歲，扎維17歲了。時局好的時候，我曾想過讓他們在上海上中學。對他們而言，在這個年紀回遠東是否可能呢？在等待的同時，我們暫時生活在德·蒙齊先生在卡奧的領地，6月裡他的保護對我們的幫助很大。在等待你們對我行程安排的決定時，我想去巴涅·德·比高爾，如果能在那裡找到空房。我今晚去卡奧同孩子們會合，我在此地的地址是郵政信箱，對於我們這些流浪者來說郵政信箱比較安全。 抱歉在悲慘時代我用這些無聊小事來佔用您的時間，我本不想用這些來打擾您。 我希望您家裡都好，家庭的聯繫漸漸重新密切。只有戰俘們值得同情，囚禁是難於承受的。 麥爾塞黛·樂和甘 麥爾塞黛得到的答复顯然不能讓她放心。 “我認為你帶著孩子平安與丈夫會合的時機還未來到。我不會反對您的兒子在合適時機與您同行。”除了寄託微薄的希望，還能怎樣對待這些話？是的，麥爾塞黛的生活只剩下漂泊，她懸於這些她不大認識的官員的一張嘴。他們有人選擇留下為貝當政府服務，另一些拋棄了投敵政府。她敲了許多人家的門去了解儒勒的消息，想與儒勒保持聯繫。她不耐煩了，向遙遠的滿洲成功發出過幾封電報，比如1940年8月26日，她從法國駐上海使館轉發的電報：“樂和甘夫人與孩子們很好，目前在卡奧費納隆街普拉納卡薩涅夫人家詢問丈夫近況。”電報最終到達儒勒手中，他立刻回复，鼓勵，安慰：“不要擔心，我定期往卡奧市政府寫信。印度支那銀行轉去匯款。樂和甘。”戰時通信是簡短的，吝嗇細節，隱瞞著未表述的東西，但是所表達的意義重要：我們堅持著，僅此而已。 在他的級別，儒勒不再寫1940年3月那樣的筆記，他表示“對目前的崗位滿意，不希望任何變動”。在這些句子中有一種放棄，他20歲時曾寫到很滿意呆在有事情發生的地方，並且希望經歷更多。而在55歲時，他呆在除了俄國人和日本人外大家都忘記的滿洲，沮喪戰勝了年輕時的熱情。儒勒的上級用簡短的一句話概括評價了這個部裡未加重用的僱員：“好僱員，但有些尖刻而且有時缺乏判斷。很適合哈爾濱的崗位。總之，他嚴肅但不欠缺才智。”這份職業評語是儒勒職業生涯中的最後一份，充滿心照不宣和失望。這是外交部為這個僱員所保存的最終個人鑑定。 1941年6月，麥爾塞黛獲准進入佔領區，她一直在努力獲得儒勒的消息。在9月她再次拍電報給丈夫：“從7月來無消息。瑪利和我試圖去母親那兒，她病重。我們1月回卡奧，扎維在此繼續學業。身體很好。”同一時期，她重新到部裡努力，希望與儒勒會合。在那時寫的信裡，我們感到麥爾塞黛的痛苦和憤怒。她掙扎著，到處求助以便能與儒勒會合。 沒有中國來信讓我完全孤立，使我再次請求准許帶著孩子到哈爾濱與丈夫會合。如您所知，我本應該在1940年3月出發去中國，我有“菲力克斯·盧梭”號的派遣票，我的行李已經到了馬賽。我兒子的病要長久治療，這使我將行期推遲到1940年6月。可惜未能成行。我與孩子們困在勒羅，等著上船。我向您承認我覺得已經無法承受分離，每日都更加複雜的局勢使分離更加長久。我能否請求您，先生，好心同意我進行期待已久的這次旅行。 麥爾塞黛永遠也不能完成此次旅行了。儘管整個戰爭期間她都在努力，但沒有用。從此時開始，信中一些零散的跡象，使我們了解這種奇怪而可怕的兩地分隔的家庭生活。在這些生活片斷中，可見到她堅持與儒勒保持聯繫的願望，告訴他家裡的情況。儘管一直想去中國，但無法成行，生活在繼續，她惟有通過給儒勒寫信，傾訴心中的苦悶，從精神上得到安慰。 1943年3月，她在瑪利22歲結婚一個月後的電報中寫道：“給家人。祝愿新人。樂和甘夫人。”同年7月，麥爾塞黛致信部裡，希望轉信給丈夫：“望您發善心告訴我丈夫，他兒子剛剛中學畢業。這個期待已久的消息，會給他在悲傷日子帶來快樂。我繼續活著，希望某日能再次去中國，但是何時才能真的成行，只有上帝才會知道。時間一年年過去，分離已經四年。”在另一端的滿洲，儒勒終於收到這份被刪節的電報：“您的家人健康。扎維中學畢業，此時與母親在馬延。”隨後瑪利的頭一個孩子安娜·瑪利誕生。麥爾塞黛在1943年11月再次通過部裡代傳，告訴了儒勒這個消息：“女兒和嬰兒很好，對哈爾濱的孤獨這些消息是個大喜訊。”似乎是嘲弄正在經歷的可怕時期，我們最終得到的儒勒和麥爾塞黛最後的通信中，提到了慶祝的字眼。儒勒1944年4月1日寫道：“給家人。想著團聚慶祝。”十天后麥爾塞黛回答：“一切好。祝好，慶祝。” 回音在時間通道中迴響，靠著保存下來的文件，我們聽到了那時的聲音。瑪利已長大，她的箱子裡細心保存著這些信件，還有她的回憶。在戰爭和分離的歲月，儒勒和麥爾塞黛遙相呼應，將距離當作遊戲，只言片語編織成的談話不顧一切地繼續著，直到在那邊的中國邊界上，儒勒的聲音消逝。 在中國，日本人將1938年10月建立的局面“保持現狀”。但是，在1944年4月，當儒勒和麥爾塞黛交換最後消息的時候，日本人決定發動整場戰爭的最大攻勢。幾個月中取得的勝利，使得日本人在東北的牡丹江和越南河內之間打開了通路。但是日軍對無法打敗美國的認識來得太遲。日本1937年以來的主要目標是打敗蔣介石，此後日本認識到，保留國民政府比幫助毛澤東的共產黨更有利。但是日本在逼迫蔣介石動員軍隊對抗日本進攻的時候，使蔣介石失去其主力。損失削弱了蔣介石對共產黨的優勢，後者則壯大起來。 從1937年以來，毛澤東確實對蔣被迫建立起來的抗日統一陣線大加利用。毛澤東大力鞏固根據地，並逐漸向整個華北擴展。同時，紅軍對日寇進攻，獲得中國民眾的好感，並時時獲得勝利。漸漸，毛澤東將共產黨建設成替換腐敗的國民黨政權的一支政治力量。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共產黨和國民黨軍隊各自加緊接收日軍武器和權力。內戰再次爆發的前景警醒了美國人，他們支持蔣介石和新的聯合國，他們嘗試著調停中國敵對的兩兄弟。無效。內戰在1946年重新開始。大元帥對共產黨取得了一些軍事勝利，共產黨損失了一些對日戰爭時得到的好處。但是1947年秋，形式逆轉。國軍在東北和華北的兩次大戰中損失五十萬人。 1949年1月，國民黨政府倒台，紅色浪潮幾個月就淹沒了這個國家。北京4月解放，上海5月，廣州10月。毛澤東的革命成功。 1949年10月1日（蔣介石此時已逃到台灣），毛在天安門廣場宣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他站在紫禁城上品嚐著勝利的快樂，驕傲地宣布，中國人民不再受奴役。偉大舵手剛剛改變了國家的歷史進程，準備帶領著中國人民進入世紀的下半葉。另外一段歷史已經展開…… 儒勒看到了這一切。日本的失敗、盟國在歐洲對德勝利和中國共產黨政權登台，他只看到這政權的開端，不能繼續見證下去。所有這些天翻地覆結束了半個世紀不間斷的混亂，他經歷過，卻看不到結束。 1945年2月13日，儒勒在哈爾濱領事館去世，孤零零遠離家人，從1939年8月離開法國最後一次赴中國後，就再沒有見過他們。正是在東北，他的旅程突然並寂靜地結束了。在東北，在1945年的冬天，他的生命在法國領館的孤獨中結束。哈爾濱城同往年一樣，氣溫降到零下40度，冰雪覆蓋。整個城市似乎要將儒勒罩住，決意不讓他離開，將他永遠囚禁在冰冷的鉗口裡。 他死亡的具體情況是神秘的。官方說法，儒勒是因為某種病自然死亡，其性質在記錄他最後日子的各個文件中不盡相同。一條沒有署日期的匿名記錄，可能是法國領事當局在他死後寫的。記錄中首先提到哮喘病。 “樂和甘先生幾個月來患哮喘病，1944年12月有過一次短暫的嚴重發作，似乎已經康復過來。當牡丹江領事雷內先生了解到他的病情，那時曾探望他。他說自己好多了，能夠重新工作。大約1月20日，他有了第二次發作。2月10日得知他的病情加重，德·馬爾熱裡立即派天津副領事布方多先生去哈爾濱協助。當後者2月13日下午到達目的地時，發現樂和甘先生極度虛弱。當晚21時45分，我們的代表沒有痛苦地死去……”許多年後，在1980年，科佳克先生在一封親筆信中確言儒勒有糖尿病：“除了糖尿病，他有嚴重抑鬱症，這種病那時很難治療。樂和甘有過幾次發作，他不停地喊叫，在領館的辦公室都聽得到。”哮喘病、糖尿病、抑鬱症，診斷不同，也可能這些混亂是由於消息被非專業人士改動。但是，這些有些自相矛盾的通告在1955年卻有了另一重意義。在儒勒去世十年後，天主教神父沙萊葉耶歷盡磨難歸來，對我們這位領事的死亡帶來一份不同尋常的見證。儒勒可能是被毒死的！ 一切從1939年5月開始，那時，沙萊葉耶神父作為傳教士來到哈爾濱，在俄國移民中間工作。那時的中國東北有許多俄國移民。他在那裡遇到一年前來擔任法國領事的儒勒。儒勒當時準備回法國短期度假，然後在幾個月後的11月返回。在這片俄國人、中國人和日本人爭奪的類似“無人地帶”的土地上，彼此的野心加劇。這兩個人互相有了好感。沙萊葉耶神父作為新來者，自然需要依靠領事進入哈爾濱的社會，而儒勒作為天主教徒找到了破除孤獨的難友。兩個人在戰時互相支持，直到1945年2月儒勒去世。此後的幾個月異常緊張，日本人要求並獲准關閉法國領館。領館和儒勒的財產被運到偽滿洲國的外交代表處。 1945年9月，日本投降後，蘇聯領事邀請法國人回來，取得他們的領館財產。科佳克先生當時礙於家事，請求沙萊葉耶神父代理領事館事務。沙萊葉耶神父當時不用聽命教會上層，他同意了。 1947年科佳克先生重新任職，他留下沙萊葉耶幫忙。中國共產黨進入領館。新任牡丹江領事在此期間了解到局勢，正準備在1948年年底前到哈爾濱。但是他太遲了。正如同沙萊葉耶神父自己寫的，他已經不在哈爾濱了。 “1948年12月22日，我被莫斯科的命令移送到西伯利亞，我在那裡的集中營過了七年，1955年8月被釋放。” 1955年的一天，戰爭結束後的法國正在嘗試著包紮傷口，在西伯利亞被囚七年的傳教士的歸來引起了一些晚報的注意。沙萊葉耶神父去了樂和甘家，向麥爾塞黛敘述了他所了解的儒勒去世的情況。他同樣報告了外交部，他們將他的聲明存入檔案。 儒勒·樂和甘事件， 1945年2月13日法國使館領事死於哈爾濱（滿洲里） 我和樂和甘先生在哈爾濱的第一次接觸是在1939年5月。當時我從法國作為傳教士跟隨俄國移民一起過來。樂和甘先生即將回法國度假。他在1939年11月回到哈爾濱。我們的接觸變得更密切了。 當日本對美國宣戰後，日本統治者和法國使館的關係變得很緊張。日本人把美國人、英國人和加拿大人關進精神病院。他們為是否這樣對待法國人而感到遲疑，但他們對在哈爾濱的法國領事不抱好感。第一件引起樂和甘先生警惕的事是：日本人攔截了使館的中國秘書周先生，當時他在進行領事館安排的公務旅行。日本人折磨這位秘書，直到領事抗議日本人才“表示道歉”。從此，樂和甘先生開始嚴肅地考慮，日本人是否對周先生施加了壓力而讓周先生為日本人服務。他也不完全信任另一個合作者——俄國秘書扎蘭科芙太太。樂和甘先生在敵人的領土上感到非常孤單。 他經常向我吐露他的憂慮。他獨自完成所有重要的工作，我在有空的時候幫助他。他只給秘書們毫不重要的文件。 日本第二辦公處被他們稱為“軍事處”。好多次辦公處的人來看他，只是為了試探他。他們詢問儒勒的政治傾向，對法國政府的看法，和對二戰各種事件的看法。他們問儒勒支持貝當還是戴高樂。 樂和甘先生站在領事權限的立場上回答：領事不是大使。他和某個政府的政治無關。大使是由政府派遣，另一個外國政府承認的。作為領事，他永遠紮根於領事館。他的任務是代表本國的商業利益，並且保護本國的僑民。外交部的部長會一屆接一屆地更換，而領事館卻永遠不變……它只依存於外交部，而不依存於部長。它們與任何首領或部長個人沒有關係。 作為優秀的外交家，日本人裝作很滿意儒勒的回答。但實際上，他們的間諜網在領事館中越纏越緊。他們選擇了另一種方式來除掉這個乾擾他們的機構：毒藥。我親眼目睹了樂和甘先生悲劇性的死亡。我個人確信，他是被日本軍事處的人毒死的。今天，我不可能再為這個意見提供任何不可拒絕的物質證據。但我可以提出一些證明我這種看法的事實。 在樂和甘先生“生病”和死亡期間，我都在場。他自己也認為是被日本人下了毒。他對我重複說了很多遍，他是在城裡吃過一餐午飯後，頭一次感到了中毒的跡象。他甚至認為，毒藥是日本人通過買通他自己的中國廚師放入的。 乘著儒勒虛弱的時候，日本人通過使館內奸，進入了緊鎖的領事辦公室，打開了所有的鎖和保險櫃。樂和甘先生不知道這件事，直到有一天，他覺得好了些，就去辦公室裡找一份文件，突然發現保險櫃都打不開了，被封死了。他立刻起草一份口頭報告，標明了數據，並寄往北京。還找來一位俄國專家幫忙。這位專家拒絕打開保險櫃，他說保險櫃的封條上已經簽了名，而且是傑作。他也不願意在日本人方面惹麻煩。另一個工人試了試，打開了鎖。這件事情的原因其實是日本人確認領事快要死了，想讓他打不開保險櫃，甚至請人也打不開，因為日本人害怕他們想得到的重要文件會被領事在臨死之前毀掉。 從那以後，只能臥床的樂和甘先生需要檢查某份文件的時候，不止一次給我保險櫃的鑰匙。北京方面很快了解了哈爾濱領事的健康危機，把天津副領事布方多先生派來暫時頂替他。布方多先生正好在樂和甘先生臨死前幾個小時來到領事館。那時，劫掠也開始了。我和布方多先生不得不用晚上的時間來清理東西，把一切都鎖起來。完成這項工作後，我們知道了樂和甘先生的遺囑。布方多先生把領事館所有能用的物資都寄走了。他組織了葬禮。保險櫃的鑰匙隨後被寄到了北京。我們把樂和甘先生的私人財產做了清查登記。 我在這裡，還要堅持為和我一起度過戰時艱難歲月的樂和甘先生作證。我深深地感到法國在那裡受到的打擊，樂和甘先生與世隔離，很少走出領事館，拒絕參加外部的一切會議活動。他經常對我說，決不接受一個戰敗的法國，也不接受一個被一分為二的法國，這些話他沒有告訴其他同事。他只有一個希望，盟軍以及堅持戰鬥的法國力量的勝利。我仍然能聽到他痛苦的嗓音，說起兩艘英國戰艦被魚雷炸毀的事。他不無諷刺地說起英國海軍元帥，說他們僵守傳統，了解現代戰爭的必須條件很慢。他認為每艘沉沒的英國船都是對法國的一次沉重打擊，因為它延遲了最終的解放。 他確信，並多次向我強調，德國人永遠不會守信用，德國的一次勝利很快就會導致法國和它的衝突。 我還能看到，當他知道盟軍，特別是法國抵抗組織的每一次大捷或小胜時的歡樂。我還能聽到他用電話向我傳遞盟軍在諾曼底登陸時的厚重的聲音：“我有兩張為您準備的現代旅館的自由票。”盟軍節節勝利之時，樂和甘先生漸漸找回了他戰前的節奏和快樂。當然，他的心情既不能向日本人，也不能向他有理由懷疑的周圍的工作人員顯露。最後，我看到了樂和甘先生的絕望。當他生病的時候，他明白他是被“判決”了，他不可能活到最後勝利的那一天。他最後的話是：“我把我的生命當作祭品獻給法國。” 因此，樂和甘先生是在為祖國忠誠勇敢地服務了一生之後，在職位上死去的。他有權享受退休待遇，而他卻停留在崗位上，為法國盡職倒下，為他的職責而犧牲。他在完成了抵抗到底的任務之後，倒在了敵人的土地上。 儒勒是被日本軍情部門的特務毒死的！沙萊葉耶神父從西伯利亞囚禁回來後，揭露了這個真相。這個故事難以置信。但是沙萊葉耶神父提供的細節尤其讓人迷惑，他是儒勒這些年中最親近的人。當然，我們知道儒勒在去滿洲以前有健康問題——高血壓。艱難的工作與生活條件可能加重他的病情，危及他的生命。對於病症的官方說法是自相矛盾的——糖尿病、哮喘、抑鬱症，這讓人吃驚。尤其奇怪的是，戰爭年代儒勒在哈爾濱的工作情況我們只找到極少相關文件。當然，戰時文件丟失或被毀的並不少見，甚至上級還會命令外交官銷毀文件。有些文件可能是被相繼侵犯法國領事館國土的日本人、俄國人等毀掉的。但這無法解釋，為何我們沒有找到儒勒在這些年中，在法國駐中國使館和送往巴黎的任何文件。 真正讓人吃驚的是在這些情況揭露後，外交部沒有反應，更確切地說，是沒有文件證明外交部注意到沙萊葉耶神父揭露的情況。沒有任何正式文件證明收到報告，對聲明也不作回答，不證實也不否認。就如同這項嚴重控告——畢竟涉及對法國駐外領事的謀殺——沒有引起法國當局任何反應。至少應該備案，並敦促調查澄清。奇怪的是，我們無法知道是否外交部重視這份報告，甚至不知是否了解此事。 根據科佳克先生的說法，法國在哈爾濱的前任代辦排除了儒勒被謀殺的可能，代辦在非正式郵件中寫道：“對於投毒的所有猜測被排除，因為日本人從中得不到益處。”對儒勒而言，“是堅守領事崗位到戰爭結束的指示擾亂了他心理的平衡，同時因為政治問題，他的病情加重。” 神秘仍在。因為我們不能變成偵探，也許應當認為外交有著理性之外的理由。至少我們希望通過這些聲明來揭示某些理由，經此認定儒勒之死並非表面上的自然死亡。 儒勒的屍體沒有離開中國回到法國。他葬在哈爾濱公墓，他的家人曾想盡辦法要將之運回。一直到1965年2月12日，法國駐華使館才通知麥爾塞黛、瑪利和扎維，已經沒有希望。 “我們同事安葬的公墓在1958年被改作他用，屍體被遷岀城市。經過最近進行的尋找，未能找到樂和甘先生的墳墓。”不過至少法國當局採取了對待海外死者相同的做法，將“一些法國泥土放進棺材”。滿洲終於留住了他。 儒勒的歷程是驚人的。一生的旅程以世界歷險的方式開始於1909年，像間諜小說一樣結束於1945年。就像儒勒先生穿著史蒂文森小說人物的外衣，然後又錯穿上弗萊明007的服裝。儒勒的生命之旅結束了。在哈爾濱和牡丹江之間，24歲的儒勒首次穿越東北時告訴瑪利亞：“是從中國，我給你寫信！”一個召喚指引他在這個國家度過了三十六年。歷史嘲弄，儒勒1945年又回到1909年的起點滿洲，最初的兩年仍是帝國。末代皇帝溥儀被辛亥革命趕下皇位，又被日本人安排到傀儡國的首腦，他以為能在他滿洲祖先的搖籃裡重新獲得遙遠過去的權勢。儒勒·樂和甘，法國領事，陪他走最後一程，從成都到哈爾濱，死在中國土地上。 佛教徒會說輪迴結束了。儒勒作為笛卡兒信徒肯定更願意認為是旅程結束了。但是迷戀詩歌的他一定贊同桑德拉獻給西伯利亞鐵路的詩： “在滿洲死亡/那裡是我們的碼頭/是我們最終的洞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