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24 老樹新花-2

他又再次參與研究所的工作，並在其中作了某些變革。 1983年初，魯濱遜的訴訟案進入了第五個年頭，申訴的事情很多，從終身職位的剝奪，到精神崩潰、誣陷和誹謗——正如魯濱遜所說，“除了廚房水槽之外，無所不有。”雙方花去的法律費用都達到了100萬美元左右。最後，開庭的日期就要到了。 然而，這一訴訟案最終並沒有搬到法庭審理。 2月，研究所理事會感到負擔不起有關的費用和名譽上的負面影響，決定庭外解決。魯濱遜在向律師諮詢以後，接受50萬美元到60萬美元之間的一個數字作為賠款——據他後來說，這個數目正夠他還清拖欠的法律債務，還可以買上一輛新車——自此以後，他就走開了。他後來曾試圖在俄勒岡的洞匯城外的一個牧場開辦自己的醫學研究所，但沒有成功；他在那裡堅持做了一些科研工作，在家除了輔導孩子的教育外，就防彈設施展開研究，並且發表了一些文章。

鮑林的生活有了新的節奏。他起身很早，往往在清晨4時左右。在牧場，則首先要在爐子裡生火，吃些早點，然後就整天泡在書本里做理論研究。下午4時左右，他會停止工作，休息一兩個小時，看一會電視，多半是《人民法庭》之類的新聞談話節目，他非常喜歡。他自己動手準備晚餐，經常是牛尾湯或一些意大利麵食，然後在7時左右上床，一直讀書直到睡著為止。他不再喜歡科幻小說——他感到自己已經知道所有的情節和排列次序，不再喜歡那些談論外星人性別的新熱點——不過，偶而也會讀一部路易·拉姆爾寫的西部小說或者讀一篇偵探故事。他也喜歡瀏覽一下彼得有時候寄來的英國幽默雜誌。他喝伏特加的數量比從前略有增加。他也不再那麼關心自己的外表；渾身上下的服裝往往不很協調，頭上永遠是那頂黑色貝雷帽，上身是陳舊的運動衫或有多處磨損的毛衣，下身褲子有不少污漬。除了偶爾散散步或在牧場游泳池裡裸遊之外，他幾乎沒有其他的體育運動。不過，他還是非常健康的——他深信不疑，這應歸功於他服用大劑量的維生素Ｃ。

他不知疲倦地外出旅遊，經常不斷地談論世界和平和國際大事、贊成凍結核試驗的運動，大聲譴責裡根“喪失理智的軍國主義”和愚蠢的星球大戰計劃。他出訪蘇聯，在那裡，儘管他一再努力，仍然未能會見薩哈洛夫；後來又去尼加拉瓜，登上了和平舟，船上滿載著來自挪威和瑞典的藥品和食物，抵達後與奧德加總統同乘一輛吉普車前往首都馬那瓜。 他發現，自己雖然不喜歡孤家獨處，然而他至少已經習慣於這種生活。愛娃之死打亂了他生活的平衡，他深深地懷念著她。但是，他終於振作起精神，又繼續上路了。 研究所再也沒有回復到1978年時的興旺狀態。魯濱遜的訴訟案吸乾了研究所的資金儲備，這些錢原本可以用來為一些項目提供穩定的資助。希克斯開始將自己的精力盯在一些富有的捐款人身上，其中有哈默，日本慈善家良吉佐川，還有幫助鮑林招待80周歲生日晚會客人的丹尼·凱耶。研究所開始舉行一年一度的黑領結宴會表彰一位有可能捐款的有錢人，授予這個人一枚“萊納斯·鮑林人道主義勳章”。有些活動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例如，哈默在接受鮑林研究所頒發的一枚勳章後，就捐了一筆數目相當大的錢。但是，研究所始終未得到足夠的資金可以搬出這家倉庫。

在超級市場的通俗小報上，在電視節目中，鮑林仍不遺餘力地宣揚維生素Ｃ的作用，這無助於營造一種純潔科學的氛圍。鮑林應邀在《多諾胡》中拍攝廣告，使人感到尤其尷尬。在這一廣告中，他和另一名充當客人的老壽星傑克·拉·拉尼一起手執一系列營養品，向觀眾招徠和叫賣。 對此，鮑林似乎不以為然。直接與公眾打交道，他已經習以為常，雖然他的許多科學界同行認為這有失體統。他的研究所已經離不開公眾的支持。要是他能夠得到科學部門的足夠資助，他還不至於通過無線電波來推廣他的思想了。 1983年春標誌著他的學術形象的一個低潮。郵政法官在舊金山舉行了一次聽證會，控告一個從事郵購業務的維生素商人進行虛假和誤導宣傳，他的名字叫奧斯卡·法爾可尼。鮑林也被通知到場。法爾可尼經營著一家所謂的“營養品批發俱樂部”。他登出廣告聲稱，維生素Ｃ能夠防治膀胱癌，中止尿道感染，有助於戒菸和戒酒，並能清洗腸胃系統使其不受咖啡因不良作用的侵害。要是沒有鮑林出席，這次聽證會本來不會引起多大影響，但是，舊金山的幾家報紙報導了鮑林的證詞，科學刊物《自然》雜誌又在新聞欄裡轉載，因此，鮑林在世界各地的同行都知道了這一消息。根據《自然》雜誌所作的報導，鮑林“甚至願意為法爾可尼的最為極端的說法辯護，”並特別關心維生素Ｃ在預防癌症方面的作用。記者還記下了斯通的證詞。作為“一名已經退休的釀造化工師”，斯通作證聲稱，“所有臨床疾病都有一個維生素Ｃ缺乏的問題。”

大多數科學家對鮑林的斷言並不相信，但是，考慮到他在以前取得的偉大成就，因此都決定採用莫衷一是的態度。鮑林的學術生涯給他帶來了一連串的獎勵和榮譽，現在，1984年，美國化學學會又給他錦上添花，授予他最為權威的榮譽——普里斯特利勳章。在頒獎的前一天，《今日美國》注意到，“多年來，萊納斯·鮑林一直受到社會的歧視，今夜對他在科學上的豐功偉績作了最後的定論。”正如《華盛頓郵報》所說，這標誌著鮑林恢復了自己受人尊敬的地位，大家應當表示歡迎。但是，在鮑林看來，比受人尊敬更加重要的是，讓世界相信，便宜而又安全的維生素Ｃ可以大大消解人類的痛苦。 最大的怪人 此時，莫特爾發表了他進行的第二次試驗的結果。一直到1985年1月，記者打電話給鮑林時，他才聽到了有關的情況。記者告訴鮑林說，他們收到了一份新聞稿，其中提到第二次試驗再次表明維生素Ｃ對癌症病人沒有療效。

鮑林這次甚至沒有享受到給予一份預印稿的禮遇，但是，在他得到並且讀了這份試驗報告後，他憤怒極了。不錯，莫特爾接受了鮑林早先提出的意見，受試病人的確在以前沒有接受過抗癌藥物或輻射的治療——一共有一百例患晚期結腸直腸癌的病人接受了試驗，現有的其他治療方法對他們已經無效。這是一次隨機分組的雙盲試驗，嚴格遵守了臨床試驗的所有規範。但是，據鮑林估計，莫特爾犯了一個重大的錯誤：試驗人員看到腫瘤並沒有縮小，就認定維生素Ｃ沒有什麼作用，馬上讓病人停服，而且在有些病例中又改用化療了。在試驗一種新的藥物時，如果未見療效，那就立即停藥，這是一種常規的做法——不能很快地收到療效，再加上可能產生嚴重的副作用，那就有足夠的理由重新採用原先已經證明是有效的手段——但是，鮑林提出異議說，在維生素Ｃ的情況下，這樣做是錯誤的。維生素Ｃ並非是藥物，而是一種食品，在試驗中間讓患者停止食用維生素Ｃ，可能產生反彈效應，白血球的數量可能會下降到危及生命的程度。卡梅隆讓病人堅持服用維生素Ｃ，一直到死亡為止，因而能保證維生素Ｃ在最大限度的時間內發揮其作用；而莫特爾讓病人停服，不但沒有重複卡梅隆的試驗，而且在實際上可能加速了病人的死亡。

莫特爾的試驗結果於1月17日發表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隨文刊登的還有國家癌症研究所一名官員撰寫的社論。這篇社論認為這次試驗結果是“毫不含糊的”；暗示卡梅隆的發現是“選取試驗樣本時發生偏差”引起的結果；維生素Ｃ並沒有顯著地延長患者存活的時間；鮑林和卡梅隆都錯了，這一爭論可以了結了。 “我從來沒有看到他那麼惱怒過，”莫特爾的論文發表後幾個星期，卡梅隆在寫到鮑林的情況時這樣說道。 “他認為這件事自始至終都是對他個人道德的攻擊。”然而，其含意還遠不止此。更為嚴重的事情是，莫特爾的試驗可能意味著：鮑林研究所對癌症的研究工作再也得不到大筆的資助。鮑林之所以作出這樣的反應，還可能包含著情感的因素。既然莫特爾的研究表明維生素Ｃ是毫無價值的，那麼人們對鮑林在拯救愛娃生命時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打一個問號了。

因此，儘管鮑林已是86歲的高齡，他又像往常一樣，與莫特爾的第二次試驗結果展開了艱苦的鬥爭。他在向新聞界發表的一封公開信中說，梅奧研究小組聲言重複了卡梅隆試驗，這是“虛假騙人的伎倆”。他又寫信給德維塔、莫特爾和另外五名論文的作者，寫信給撰寫那篇社論的作者，寫信給《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的編輯阿瑟·萊爾曼，要求他們“更正、收回所寫的文章，並公開致歉”。他威脅要進行訴訟，控告《新英格蘭醫學雜誌》、國家癌症研究所和梅奧防治中心。他將莫特爾試驗中的漏洞製作成幻燈片，並向醫學界人士放映。他撰寫了一篇論文，說明讓病人突然中斷服用維生素Ｃ會加速他們的死亡，並將這篇論文投寄給《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他曾作出努力促使議會就這個問題舉行聽證會。他還親自出現在媒體上——據卡梅隆說，鮑林在接受電視採訪時，顯示出一副“疲憊、蒼老、憤憤不平”的模樣。

一切都無濟於事。鮑林的猛烈攻擊反而使莫特爾處於居高臨下的地位，他說，“我們現在應當轉向更有希望的治療方法，不能再抱住毫無價值的方法而停步不前了。”莫特爾遵循了對新藥物進行臨床試驗應當採取的一切步驟；鮑林現在聲稱維生素Ｃ不應當看作為一種新藥，實際上是企圖中途改變競賽的規則。他不再回复鮑林的信函。在國家癌症研究所，德維塔認為這件事情已經結束。律師勸說鮑林不要採取法律行動，因為法官不大可能在這樣一個技術性的科學問題上明確表態。至於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方面，萊爾曼拒絕刊登鮑林撰寫的兩封來信——一封批評莫特爾所作的研究，另一封駁斥那將配發的社論——聲稱事情已經足夠清楚。鮑林與他辯論此事幾乎有一年之久，萊爾曼已經極為反感，以致這位很有影響的社論編輯最後也中斷了與鮑林的聯繫。

夏季來臨，鮑林在科學領域和公眾舞台上展開的鬥爭以失利告終。醫學界的主流看法可以歸結為：他們已經超出常軌地對鮑林的思想進行了試驗，兩次試驗都證明這種思想是毫無根據的，鮑林的憤怒反應只能說明他這個人缺乏實事求是的精神。通俗報刊一般無法分析鮑林表達的反駁意見，因此，自此之後，關於鮑林的報導都要使用莫特爾的試驗結果來衡量有沒有發表的價值。直到最後仍然站在鮑林一邊的只剩下一些在健康問題上喜歡標新立異的人了，這種情況使鮑林在醫學界處於更加孤立的境地。有一個人在收到鮑林研究所發出的募捐呼籲書後，在回复欄中草草地寫下了這樣的詞句：“你們這些傢伙是不是一定要輸得精光才肯罷休呢？我尊敬鮑林，但是你們不應當使用狀告一家醫學雜誌的辦法來解決醫學上的爭端。”

甚至卡梅隆也認為鮑林關於偏見和陰謀的說法有點過火了，他在私下里說：“我認為，我們反對的是一群傻瓜而不是一批惡棍。”一方面，他小心翼翼地避免被牽扯到鮑林對萊爾曼發出的威脅中去，另一方面，他力圖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發表一些自己所作的研究結果，但是，卡梅隆的觀點更接近於鮑林的看法。雖然他根據這家雜誌評論員的意見，三度修改這一篇論文，時間又過去一年，他的論文最終還是被退了回來。 但是，鮑林仍然認為這件事情並沒有完。梅奧中心的試驗無法真正否定卡梅隆所作的研究工作。澳大利亞科學史家埃弗里恩·理查茲新近發表了一篇對維生素Ｃ所作的長篇分析，其中指出，莫特爾沒有保卡梅隆那樣堅持讓受試病人長期服用維生素Ｃ，因此他不但採用了不同的治療程序，而且他在確定結果時運用了不同的尺度。莫特爾是將維生素Ｃ用作抗癌藥看待的，而在確定其藥效時，衡量的標準是疾病進展的情況：在此就是腫瘤縮小的程度。卡梅隆試驗的著眼點卻不一樣，他所察看的是疼痛有沒有緩解，病人的精神好不好，存活的時間有多長——換句話說，就是生活的質量有沒有改進。根據卡梅隆的經驗，有些病人的腫瘤變小了，然而這僅是多種效果中的一種。將其作為成功與否的唯一的量桿，對卡梅隆所作試驗的評價就有欠公允了。 理查茲又說，這不但算不上是對維生素Ｃ與癌症之間關係作出的最終結論，而且“這一爭議的歷史提供了一個生動的實例，表明用臨床試驗的辦法來解決醫學上爭議的問題，存在著局限性。” 如果說，莫特爾的研究算不上是關於真理的最終結論，那麼暫時應當算作實踐上最後得出的看法。就在莫特爾的第二次試驗結果發表之後兩個月，鮑林坐在一架飛機上，與在他身邊的一位牧場主攀談起來了。這位牧場主不清楚與他交談的人是什麼身份，聲稱看醫生有其危險性，因為“你也許正好會碰到一個吹捧大劑量維生素Ｃ的怪人。”鮑林看了他一下，說：“我就是最大的怪人。” 他後來終於認識到，人們竟然這樣看待維生素Ｃ，實在太出乎他的意料了。 因此，他決定重新開展對公眾的教育。鮑林制訂了一份規劃，給普通讀者寫一本有關健康的書，通俗地向大眾介紹自己在這個領域裡所得知識的精要。這本書名叫《長壽與健康的秘訣》，1985年秋天寫就，1986年初正式出版，出版者仍是長期與鮑林有合作關係的弗里曼出版公司。封面乃是一幀上佳的廣告。已到80幾歲高齡的萊納斯·鮑林正面近鏡頭彩色照片：精神矍鑠，面色紅潤，目光炯炯，笑容可掬，顯示出一副健康的福態。在這本書中，作者清晰流暢地闡釋了營養、維生素和分子矯正醫學的知識，並且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論述醫學界看待他思想的方式，特別還介紹了莫特爾所作的試驗，鮑林將其稱之為“梅奧中心臨床試驗的騙局”。不過，書末的語調還是樂觀向上的。鮑林提到，美國的分子矯正醫學聯合會已有五百名成員，至少在某些醫學院中已經開設嚴肅的講座，介紹他在這方面的思想。 鮑林建議說，飲食宜清淡，不過可以吃自己喜歡的東西，包括雞蛋和肉類，每天飲一兩次酒也無妨，少吃糖，大量服用維生素。 “無論如何得吃一點水果和蔬菜，”他補充寫道。參加一點體育鍛煉傷不了身體，吸煙的習慣要改掉，精神上的壓力要避免。在健康問題上，他的唯一“標新立異”之處就是建議服用巨量維生素；此時，鮑林勸大家服用的劑量是每天6—18克維生素Ｃ，400—16000單位的維生素Ｅ（官方日薦量的40—160倍），25000單位的維生素Ａ（官方日薦量的5倍），1—2片含有各種維生素Ｂ的“超Ｂ丸”，再加上一些基本礦物質的補劑。 這本書雖然招來不少批評，但非常暢銷——在一個較短的時間內甚至被列在《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首位——這一成功對鼓舞研究所工作人員的士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時也給研究所帶來了一些資金。在莫特爾的第二次試驗結果發表以後，研究所的募捐活動一度進入低谷，直郵捐款的數量僅僅是幾個月前的四分之一。鮑林獻出了這本書的部分稿費，用來維持研究所的開支。 與此同時，加州理工學院為鮑林的85歲生日舉行了一次慶祝會，這對鮑林個人的士氣也是一個鼓舞。從他決定離開這個學校時算起，已經20年了，在這段時間裡，理工學院與這位尊貴的校友之間的關係一直很緊張，但現在看來，一切都已遺忘。加州理工學院正式宣布這一天放假不上課，並且舉行了盛大的宴會。會上，發言者紛紛讚揚鮑林是20世紀最偉大的化學家，他所主持的鐮狀細胞的研究有資格獲得他個人的第三次諾貝爾獎，他還是現代生物學真正的鼻祖。克里克也到會幫助籌備慶祝的活動。多少年了，鮑林第一次感受到在自己學術活動的故鄉發自人們內心的歡迎。 向敵營心臟出擊 1989年4月，癌症研究所新任所長薩繆爾·布羅德同意與鮑林進行一次簡短的談話。兩個半小時之後，布羅德已經改變了原先對維生素Ｃ的看法。 在這次談話中，鮑林施展了他雄辯的才能，令人信服他提出了他在維生素Ｃ問題上所有的論點，對卡梅隆的數據作了新的統計學分析，同時他沒有忘記對莫特爾研究進行必要的攻擊。這是一場艱難的推銷。他在回憶中寫道，布羅德“對我在兩個小時中所談內容根本就沒有興趣”。但是，在會見快要結束時，布羅德要求鮑林將卡梅隆保存的病歷寄給他，並且邀請他對國家癌症研究所癌症防治組的大人物們講一次話。 接著就傳來了好消息。卡梅隆保存的資料寄來後幾個月，也就是1990年1月，國家癌症研究所公開宣布，他們將在這一年下半年聯合舉辦一次維生素Ｃ與癌症關係的國際研討會，主題發言人將是萊納斯·鮑林。 這也是鮑林本人所做的大量工作帶來的結果。在莫特爾第二次試驗的結果發表以後，他從來就沒有放棄過自己的努力，儘管在此期間的某些時間內，他的注意力曾經更多地放在其他課題上。就是在1987年這一年裡，鮑林已經是86歲的高齡，取得的成果總量，抵得上到達他一半年齡的三個普通科學家所得成果的總量。這一年他一共發表了6封致編輯的信，為4本書撰寫的前言，3篇回顧歷史成果的長篇文章，15篇有創見的學術論文——大約是每隔三個星期就發表一篇——刊登的雜誌從《自然》到《物理學評論》，涉及的課題從晶體結構到核物理，從超導現像到新陳代謝，從化學鍵到世界和平。 在他發表的文章中，維生素Ｃ倒談得不算多，不過這個問題始終縈繞在他的頭腦中。研究所進行的研究繼續證明了這樣的看法：抗壞血酸在許多不同的情況下都能起到良好的作用。 ——新的研究已經把方向對準維生素Ｃ對艾滋病的作用——鮑林本人也與研究所同事齊勒克·赫爾曼合作，採用新的方法對臨床試驗的數據作統計學分析。他們用這種新方法研究了莫特爾和卡梅隆分別進行的癌症試驗，再次發現維生素Ｃ具有明顯的功效。他們關於這一研究撰著的論文第一稿以前曾被《新英格蘭醫學雜誌》拖了一段時間，經過幾個月時間的審稿後，被退了回來，但是，鮑林現在受到他與布羅德談話的鼓舞，將這篇文章投到《國家自然科學院學報》。這標誌著讓維生素Ｃ在癌症治療中合法化的運動又重新開始了。 1989年9月，就在這篇論文發表的同一天，鮑林向敵營心臟出擊了，他對梅奧癌症防治中心作了一次維生素Ｃ與癌症關係的報告，報告會結束後又舉行了一次電視實況轉播的記者招待會。 1990年秋天，在華盛頓召開了一次題為“抗壞血酸：與癌症有關的生物學功能”的國際會議，這次會議是國家癌症研究所幫助籌備的。從鮑林的立場看，這是一次巨大的成功。首先，他的思想已經合法化，權威部門承認討論維生素Ｃ防治癌症的作用是值得的。這本身就是向前邁進的一步，但還不止於此。來自世界各地的幾十位研究工作者介紹了他們在這方面所作的研究，其廣泛的程度使會議組織者大吃一驚。在會上，與會者介紹了維生素Ｃ在酶反應和非酶反應中的重要性，維生素Ｃ對延遲腫瘤的形成和發展，延長病人存活的時間，減少治療的毒性，增強其他療法的效果，都有明顯的作用。與會者特別注意到，維生素Ｃ作為一種抗氧化劑，有助於清除可能會形成癌症的自由基。 “實在太妙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太使人高興了！”這就是會議結束時鮑林所說的話。 會議組織者葛拉迪絲·布洛克對這次會議的結果也感到滿意——她說，“毫無疑問，在許多學者的心目中，維生素Ｃ的地位已有所改變。”——但是，她對國家癌症研究所內部作出的反應感到不快。她曾邀請該所各部主任與會，但這些人“實際上誰也沒有露面”，她說。幾乎所有重要的醫學刊物實際上都對會議的論文采取了拒之門外的態度，只有《美國醫學聯合會學報》是一例外。這次會議將維生素Ｃ作為防止藥物治療產生毒性的一種替代方式來看待，使一些人頗感興奮。但是，國家癌症研究所的研究重點仍然是圍繞著維生素是食物中的營養成分這一思路安排的——富含維生素Ｃ的食品有降低癌變危險的作用，對於這一點大家並無異議——他們考慮的是維生素Ｃ的抗氧化功能，而不是大劑量服用的價值。布洛德召集了一個專家小組審查卡梅隆臨床試驗的資料，他們得出結論說，使用歷史性病例作為對照，其結果就難以令人信服。這樣，癌症研究所的做法就更有根據了。 這是踏步不前的信號。但是，國家癌症研究所召開的這次會議畢竟使人們對維生素Ｃ的態度發生了改變。在國家癌症研究所裡，這不再是一個嚴禁研究的課題，也有一些學者開始轉向這方面的研究。維生素Ｃ之所以取得了部分合法的地位，其根源在於人們重新開始認識它的抗氧化作用，它能夠清除體內一類危險的分子。這種分子又稱為自由基，是體內化學反應過程中產生的一種分子形式的“垃圾”，它們可能在不同層次上對細胞產生破壞的作用。愈來愈多的人認識到，它們是包括癌症、心髒病和衰老在內的萬惡之源。看來，抗氧化劑能減輕這一種威脅，而維生素Ｃ和維生素Ｅ就是出色的抗氧化劑。 1992年初，紐約科學院舉行了一次專門的會議，集中討論大劑量維生素和其他營養成分的作用。這次會議成了人們對維生素Ｃ的態度也是對鮑林的態度發生轉變的標誌。幾輪會議開下來，大家討論了維生素Ｃ的抗氧化功能及其在其他方面的價值，在小組討論的階段，有一位來自阿拉巴馬州的營養學教授對大家說，“三天來，我聽取了大家關於大劑量維生素Ｃ和其他營養成分的價值的講話，但一直沒有任何人提到萊納斯·鮑林的名字。是不是到了這樣的時候，我們應當承認萊納斯·鮑林向來就是正確的？”這位教授後來寫信給鮑林說，他的提議當即得到了與會學者的響應，會場上爆發出響亮而又熱烈的掌聲。 那年5月，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詹姆士·恩斯特洛姆發表了一篇流行病學的論文，表明每天額外服用500毫克維生素Ｃ的人，可以期望比不這樣做的人平均多活5年。恩斯特洛姆與鮑林有長期合作的關係。 《時代》雜誌對維生素這種令人吃驚的特性作了有關的報導，並且在封面上反映了這一點。這篇報導強調了維生素Ｃ的抗氧化功能。 《醫學世界新聞》也向讀者報導了一則封面標明的故事：“我們也許正處在一個翻天覆地的大變革中，只要在我們的食譜中加進較大劑量的維生素，就會產生抵禦疾病的能力。”接下去又向讀者提到了國家癌症研究所新近發表的一篇綜述性文章。該文提出，在作者考察的47次研究中，有34次表明維生素Ｃ具有抗病的作用，它有助於防止或控制各種各樣的癌症，其中就包括肺癌、胃癌、結腸癌和直腸癌。 對於鮑林的研究所來說，這些好消息都來得太遲了。 1991年，研究所經濟上發生了嚴重的危機，沒有足夠的錢支付工作人員的工資。不過，這些人對鮑林還是非常真心的，他們給研究所捐獻出自己的退休金，在有些時候甚至不領任何報酬，使研究所能夠繼續辦下去。但是，到了1991年年底，即使這樣做也無濟於事了。研究所欠下了幾十萬美元的債務。希克斯說，要是在短期內得不到300萬美元的經費，研究所就只得關門了。 鮑林現在已經是90歲的人了。當記者們向他問起研究所財務狀況的時候，他把話題轉到了一件比較令人愉快的事。 他說，維生素有助於防止心髒病。 鮑林幾乎一開始就知道，維生素Ｃ與心髒病之間有一定的關係，因為他很早就讀到有關研究的資料，得知抗壞血酸有助於降低體內的膽固醇，特別是與動脈粥樣硬化有關的低密度脂蛋白的膽固醇。他在1981年左右就曾談過，要在研究所展開對維生素Ｃ與心髒病關係的研究，但是癌症研究轉移了他的注意力。 一直到1989年，瀟灑熱情的德國青年醫生馬修阿斯·拉思拜訪了鮑林，他這方面的興趣又提了起來。拉思曾在幾年以前與鮑林見過面，那時他還是一名學生，鮑林在德國進行爭取和平的旅行，兩個人曾同乘一輛車。拉思受到了鼓舞，投身於鮑林從事的行業。他在取得碩士學位後，決定到美國定居。他拜訪了鮑林，告訴鮑林他已經找到了一種重要的理論。他相信，維生素Ｃ與脂蛋白（a）有緊密的聯繫。脂蛋白（a），簡寫成Lp（a），是血液中膽固醇的載體，也是動脈粥樣硬化期間在動脈壁上積聚起來的斑塊中的一種成分。人們愈來愈清楚，Lp（a）是引起心髒病的一種危險的因素，因此許多人都將它作為研究的重點。根據拉思的理論，…（a）曾經是人體內演變而來的工具，其部分作用在於增強動脈壁。幾十萬年前，人類的祖先喪失了在體內生成維生素Ｃ的能力，因此動脈壁受到了削弱。拉思說，增大維生素Ｃ的劑量，就會降低…（a）的水平，心髒病的危險也就會減小。 對任何建議，要是能說明維生素Ｃ是有益的，鮑林向來就持熱情歡迎的態度。鮑林接受了拉思的想法，並且開始了行動。他還聘用拉思擔當研究所的一個研究員，兩個人一起在《國家科學院學報》上發表了一篇論文，簡要闡述了Lp（a）與維生素Ｃ間的關係。不久，鮑林又開始談論起維生素Ｃ與心髒病之間的關係，這與他十年前談論感冒和癌症的情況很相似。在研究所裡，拉思開始用豚鼠作試驗，以驗證自己的想法。他還設法盡量與鮑林接近，以保證他對心髒病的研究在這位著名科學家的工作日程上永遠處於最優先的地位。 這是令人興奮的研究。在1991年9月召開的國家心肺和血液研究所的一次會議上，發言者提供的證據表明，如維生素Ｃ那樣的抗氧化劑在老鼠身上具有預防動脈粥樣硬化引起的損傷，並有跡象表明對人也有同樣的作用。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情況2則有種種不同的理論。國家心肺和血液研究所的學者們將此歸之於低密度脂蛋白的氧化作用，但其效果是相同的。 1991年12月，萊納斯·鮑林終於讓年齡追上了。他曾感到自己有腸道不適的現象，心想這也許是憩室炎。然而，經過一系列檢查後，醫生向他報告了一條不好的消息：他同時患了前列腺癌和直腸癌。 1991年到1992年的冬天，鮑林接受了兩次直腸癌手術。他在這一階段中，許多時間都是躺在床上休養的，有時候去大蘇爾莊園，有時候待在斯坦福的公寓裡。拉思經常在他的身邊，給他提供醫療的建議，鼓勵他振作起精神，想方設法讓他有信心在心髒病的防治方面取得更大的進展。拉思此時又寫了幾篇論文。一篇論文的題目是“解開人類心血管疾病之謎：首要原因是抗壞血酸的缺失導致血管壁上脂蛋白（a）和血纖維蛋白的沉積”；另一篇論文的題目是“人類心血管疾病的統一理論：為消除引起人類死亡的這種疾病尋找一條可行的道路”。他說服鮑林作為共同作者署上了他的名字，但其寫作風格與鮑林的不一樣。 拉思對鮑林的影響日益增長，研究所里長期與鮑林在一起工作的同事們開始警惕起來，特別感到擔心的是研究所理事會成員之一小萊納斯·鮑林。 從研究所成立的那天起，小萊納斯就是理事會成員。在他父親生病以後，他愈來愈關注研究所裡發生的情況。 1991年財政危機發生後，研究所開始解體。到1992時，工作人員裁去了三分之一，其中有些還是學術帶頭人。 2月，鮑林公開宣布他患了癌症。希克斯在3月辭去了副理事長的職務，由拉思掌管研究所的財務工作。 7月，祖凱康德爾離職，開始創辦他自己的研究所，小萊納斯·鮑林接替他擔任了所長。 在餘下來的研究所人員中，爭奪權力的鬥爭開始了，一方是鮑林的長子，另一方是拉思。整個春季，拉思駕駛著他那輛帶有“NBL4MATT”這種裝飾性牌照的轎車，伴隨著身體日益虛弱的鮑林，風塵撲撲地奔波在丹佛和多倫多之間，出席各式各樣的會議。一路上，他照顧著鮑林，同時也不斷向他灌輸自己進行的心髒病研究是多麼重要。在多倫多，當鮑林宣布成立萊納斯·鮑林心髒病研究基金的時候，他帶頭鼓起掌來。 拉思和鮑林之間的關係很快就變得極為親密。 7月22日，這一關係結出了果實，鮑林正式簽署了一份文件，稱：“不言而喻，拉思博士將繼續進行萊納斯·鮑林畢生從事的研究工作。” 但是，拉思的影響將會逐漸削弱。 7月23日，新成立的理事會召集了一次會議，考慮研究所應付財務危機的對策。會上，萊納斯·鮑林正式辭去了職務，由小萊納斯·鮑林接替他父親擔任理事長職務。不久以後，拉思就離開了研究所。 鮑林已沒有多少心思關心這些事了。歲月流逝，終生勞累，現在他打算休息了。他在用維生素Ｃ、生吃的水果和蔬菜、果汁，還有一種意在增強免疫系統的試驗性方法，治療自己的癌症。大部分時間都在牧場莊園裡做他自己喜歡的事情：計算，觀望大海。疼痛時就服用普通的止痛片，要是仍痛得不行，他還有更厲害的止痛藥。 “我現在最感興趣的是，人應當有權尊嚴地死去，”在此不久以前他這樣寫道。 “如果疾病或傷痛已經將我置於一種絕望的境地，那麼我希望能讓我死去，沒有痛苦，但要有尊嚴。” 這就是他現在所希望的生活方式。他盡可能地待在牧場上。他仍然在寫作，這一次，他寫的是原子核理論的最後一個版本。有時候，一些老朋友聽到他生了病，前來看望他，實際上也是和他作最後的訣別。 最後，還是他的孩子們在身邊照顧他，有時在牧場，有時在帕多拉谷地克萊林的家中，這也是愛娃臨終居住的地方。鮑林仍然盡可能安排有關的活動。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個星期中，他還在會見朋友們，仍有時間研究一些問題，並在床上書寫了一份證詞給拉思僱用的律師。此時，拉思已經宣布要訴訟鮑林和他的研究所。 1994年夏天，美國科學發展聯合會在舊金山舉行了一次會議。會議期間，克萊林為了表達對父親的敬意，特意在一個下午安排了一次研討會。來自三個方面的聽眾佔據了大型會議廳一半的位置：其中有上了年紀衣著守舊的科學家，留著長發的學生，也有身穿天然纖維服裝熱衷於健康的人士。只能用輪椅推著鮑林來出席會議了。不過，一旦到達會議廳門口，鮑林卻堅持自己走進了會場。疼痛是那麼劇烈，黑色貝雷帽下呈現著鐵青色的臉龐。在他走進全場時，會場上爆發出一陣熱烈的掌聲。掌聲愈來愈響，聽眾紛紛站起來歡呼。鮑林停了下來，向大家揮了揮手。然後，用他那商標式的笑容對著大家咧開了嘴。 1994年8月19日，鮑林在大蘇爾牧場的莊園里永遠閉上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