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24 老樹新花-1

一位很有說服力的人 對鮑林來說，使用維生素Ｃ治療癌症，原本只是一個關係到科學的問題，現在，愛娃生了這種病，這就同時成了一件私人的事情。卡梅隆得到的最新成果再一次支持了鮑林的看法，也即這個問題比原來的認識更重要。 1976年，就在他和卡梅隆的論文在《國家科學院學報》上發表的那一個星期裡，鮑林在倫敦的英國皇家學會發表了講話。這一次，他不只是用溫和的方式建議大家作進一步研究，而是用斬釘截鐵的語調說：“根據我的觀點，抗壞血酸很可能就是防治癌症的最有效也是最重要的物質。”他作出估計說，正確地使用維生素，可使這種疾病的發病率和死亡率降低75％。 鮑林這種憑空想像出的估計，再加上他用作根據的資料又少得可憐，結果使醫學界對他思想的藐視更加根深蒂固了。

然而，鮑林真可謂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樂觀主義者。接下來，他和魯濱遜打算向有關方面提出兩筆要求資助的申請，其數額之大是他以前從未有過的。第一個資助項目主要負責人是魯濱遜，計劃數是580萬美元，配合凱瑟永久保健系統建立一個國家級尿庫和血庫，其中貯有可以供臨床使用的幾十萬份樣本；第二個資助項目由鮑林負責，要求國家癌症研究所提供250萬美元，“用來支持基礎性研究，開展在蘇格蘭進行的那種對維生素Ｃ的試驗、動物試驗以及病人對照試驗。” 基本的策略很簡單：如果提供資金的機構認為，這個研究所太小，難以支持重大的研究，他就要求提供足夠的資金來擴大研究所的規模。鮑林一連四次遭到了有關方面的拒絕，然而他並沒有氣餒。正如一位持懷疑態度的國家醫學研究院的研究員所說，“這位仁兄可不肯讓步，他可以三天兩頭找上門跟你磨。”

1977年初，事情已不容再拖，這兩份申請最終沒有被批准。拒絕鮑林這個項目的部分理由是：評審人認為，對照試驗很難做，治療的方法也過於籠統，無法重複做試驗。兩個項目都被認為有不切實際的毛病：一個小小的研究所，管理和資金都很成問題，充其量也只有四名研究者，其中還包括鮑林，竟然要求提供800萬美元的資助，胃口也實在太大了。 申請資助遭到有關方面的拒絕，本身就成了新聞。 “鮑林和其他上了年紀的科學家一樣，根本不想再等了，”國家癌症研究所項目規劃人約翰·卡爾貝勒解釋說。 “他不想按一定的規章辦事——科學研究也得一步一步來——而在他年輕的時候可不是這樣。”森特一哲爾吉也曾要求國家癌症研究所資助他研究維生素Ｃ對健康的益處，卡爾貝勒對他也沒有客氣一點。 “我本人是想給鮑林或森特一哲爾吉鈔票的，但我就是不願意資助那些元老派人物，”他說，“而且他們連一份可供審核的申請書都不願送上來。”

鮑林作出了反應。他給國會幾十名議員寄去了項目建議書的抄件，並附上了一封信，說明申請遭到拒絕的情況。在這些議員中，就有特德·肯尼迪、喬治·麥戈文以及眾議院負責衛生和營養的幾個小組委員會主任。他和魯濱遜還與一位律師進行了接觸，詢問能不能控告國家癌症研究所的不公正行為。律師的諮詢意見是，在法律上，美國人無權迫使他人一定要滿足自己資助的要求，因此，他們控告一個聯邦的機構，其成功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不過，鮑林的活動至少對一個重要人物開始產生一定的影響，他就是國家癌症研究所所長文松·德維塔。 “我的看法是，用抗壞血酸來防治癌症，很可能成為在最近四分之一個世紀裡在癌症研究方面最為重要的發現。在過去的四年裡，我對這一意見愈來愈深信不疑了，”鮑林在1977年初給德維塔的信中這樣說。剛開始的時候，德維塔與大多數同行一樣，對維生素Ｃ的價值根本就沒有重視，他本人的基點就一直集中在癌症的藥物冶療上。此時，這位所長心裡想，認真地作一次臨床對照性試驗，也許能一勞永逸地把這個問題解決掉。 “鮑林博士開始與我在私下里接觸，”他這樣回憶道。 “他兩度寫信給我，並且親自來看望我。他使我相信，他得到的數據很有啟發性……鮑林博士是一位很有說服力的人。”

在勸說國家癌症研究所對維生素Ｃ作一次試驗的過程中，公眾輿論也可能起了一定的作用。德維塔親自指揮了這場聲勢浩大的“征服癌症的戰爭”，聯邦政府為這場運動已經撥出了幾億美元的資金。但是根據一些人的批評意見，他取得的成果卻不多。正如鮑林不無得意地指出的那樣，多年來，最普通也是最難治癒的癌症死亡率並無明顯的下降。德維塔心裡明白，要是他繼續對鮑林采取完全置之不理的態度，那麼一些著名科學家公開施壓、國會遊說話動增強以及對國家癌症研究所進行攻擊等等情況就會繼續下去。 1977年3月，德維塔致函鮑林稱，他正在作出安排，對維生素Ｃ進行鮑林所要的那種試驗。試驗者將是一位無可指責的權威人士：查爾斯·莫特爾，梅奧醫學院腫瘤學教授，梅奧癌症綜合防治中心主任。 4月，鮑林拜訪了國家癌症研究所，商討如何進行有關的試驗。這將是一次雙育試驗，受試對像是相當數量的晚期癌症病人，並用大劑量維生素Ｃ。鮑林在致函莫特爾時強調受試者一定要是免疫系統未受過乾擾的病人（也就是先前未受化療或放療嚴重影響的病人），以保證維生素Ｃ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其增強免疫系統的能力，只要病人不死，就一定要堅持運用維生素Ｃ的治療方法。之所以要強調這最後一點，原因在於避免卡梅隆等人所觀察到的那種反彈效應，也就是突然中斷服用大劑量維生素Ｃ時，癌症患者的血壓不但不會逐漸恢復正常，反而會大幅度下降。鮑林非常擔心這種反彈效應會奪走停服維生素Ｃ的病人的生命。莫特爾似乎對他的建議持歡迎態度。根據預定規劃，梅奧的試驗研究將在這一年晚些時候進行。

此時，鮑林夫婦的時間大致分成了相等的兩部分，一部分在帕羅·阿爾託大蘇爾牧場度過，另一部分則用於外出旅行。 1977年夏季，鮑林和愛娃前往愛爾蘭訪問，在那裡，他被選為一次環境學會議的名譽主席（他仍不斷地發表一些言辭激烈的聲明，指出人口增長過快、核武器、環境惡化等造成的危險）；在瑞士參加了一次諾貝爾獎得主的會議；又到倫敦看望了彼得，並與英國科學家談論維生素Ｃ和癌症的關係，最後又再次去萊波谷醫院拜訪了卡梅隆。鮑林曾費盡心機勸說他這位蘇格蘭同行加入他在加利福尼亞的研究工作的行列，但卡梅隆又一次謝絕了他的邀請。 鮑林回到研究所以後，事情仍像往常一樣處於動盪不定的狀態。 《新科學家》雜誌在1977年夏曾刊登過一篇調查報告，給研究所描述了這樣一幅景象：各種各樣的研究設備凌亂不堪，向國家癌症研究所申請資助遭到拒絕，工作人員對魯濱遜的獨斷專行深表不滿，所辦的診所運行不到八個月就關門了，據說是診所主任就誰是負責人的問題上爭吵不休——而鮑林又不好意思進行干預和決斷。

另一方面，籌資問題倒逐漸有了眉目。研究所在如《巴龍》、《華爾街雜誌》等經濟刊物上發表了一些構思巧妙的廣告，開始收到成效：“一千隻患有惡性腫瘤的老鼠待售——每隻138美元”是其中一則廣告的標題；“萊納斯·鮑林——1954年獲得諾貝爾化學獎，1963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19？？年因維生素Ｃ獲得諾貝爾獎”是另一則廣告的標題。研究所還僱傭了一家專業的直郵公司來幫助策劃募捐活動，例如，《預防》雜誌的讀者就成了募捐的對象。事實證明，這一努力也取得了很大成功。 隨著大批捐款源源不斷流進，研究所的財務狀況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 1977年，來自非官方的捐款就超過研究所收入的一半；第二年，直郵募捐活動進入高潮，這一比例達到了85％。單單在1978年流進的私人捐款差不多就有150萬美元。

這筆突如其來的財富，不但沒有使研究所穩定下來，反而使它分崩離析了。籌資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功於希克斯，但是，他和魯濱遜一直相處得不好，因此，當魯濱遜在製訂規劃考慮如何使用這一筆錢的時候，兩個人鬧翻了。魯濱遜想，有了這麼大的一筆收入，為什麼不搬出這所租來的房子，在遠離加州南海灣地區選一個不那麼嘈雜的地方，造一幢自己的大樓呢？他開始與鮑林和研究所理事會商量，在俄勒岡買一塊土地——該州新近將某一天宣佈為“萊納斯·鮑林日”——然後再創立一個新的規模宏大的研究機構，專門開發萊納斯·鮑林牌藥物。根據魯濱遜的設想，這一機構將會成為薩爾克研究所或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的競爭對手。他在俄勒岡州立大學南面幾英里的一個小山上找到了一塊風景優美、面積為兩千公頃的農業用地，並且與當地醫院的官員見了面，這些人似乎都讚成在醫療研究方面進行合作的意向。他還多次拜會了該州州長。雙方草簽了一份在資金方面誠心合作的協議。魯濱遜看到自己的前程突然明亮美好起來，他將成為一個受人仰慕的大型研究中心的負責人。 “我們要建立像斯坦福大學那樣的一所名校，”魯濱遜說道。

但是，並非每個人都有這樣的夢想。那時，魯濱遜新婚燕爾，因而，去看望鮑林夫婦的次數急劇減少；在此之前，他們之間的關係一度甚為密切，魯濱遜幾乎稱得上是他們的另一個兒子，但是，這種關係近來卻開始冷淡起來。再說，他和鮑林在思想上也缺乏溝通。舉例來說，魯濱遜認為，鮑林希望進一步從研究所的日常事務中脫出身來，用更多的時問去大蘇爾牧場陪伴愛娃，寫寫理論文章，只是偶爾幾次來看看研究所的工作。魯濱遜有這種想法也不無道理，鮑林畢竟是76歲的人了，他讓各濱遜當研究所所長，正是因為他不想鑽在行政事務堆裡。因此，魯濱遜大權獨攬，頗感自在。研究所就是他的生命，而現在機會來了，一定要大干一番。 但是，在他做夢在綠樹叢中建造一所新的斯坦福大學然而還未開始行動的時候，他在研究所搬家是否明智的問題上卻得不到一致的讚同。希克斯可不那麼急著要背井離鄉到俄勒岡去安家，他喜歡海灣地區，這個地方有大錢可賺，而且社會聯繫眾多，他仍想待在這裡。研究所許多工作人員電這樣想，其中有些人還是理事會的骨幹。

希克斯和一些理事會成員找到鮑林，反映魯濱遜當所長有許多缺點，不善於與人溝通思想，並且。談到了將研究所搬遷到俄勒岡州的看法。 鮑林感到非常惱火，然而又不想陷入是非之爭。他希望研究所的人自己把問題解決。 1978年上半年，研究所內部不和達到高潮，他和愛娃外出旅行的興味卻更為濃厚——年初又到蘇格蘭跑了一趟，仍然試圖勸誘卡梅隆來美國；隨後又花了幾大時間到古巴一遊——他實在不想捲入研究所裡爭奪行政領導權的鬥爭漩渦。 此時，根據鮑林的看法，魯濱遜也的確很不像話。魯濱遜原本主持對老鼠的餵食、維生素Ｃ和癌症的研究。試驗方案都是他與鮑林一道設計的。其想法是，向不同試驗組的老鼠餵食不同劑量的維生素Ｃ，其中有一組老鼠則用海水拌和食物餵養。然而，到了1978年，魯濱遜卻自作主張擴大了試驗的範圍。啟發他這樣做的是他與一對有錢的夫婦進行的一次談話。丈夫名為阿諾爾德·漢姆斯伯格，妻子叫埃蒂·梅伊，他們對另一種藥物頗感興趣。埃蒂·梅伊患過癌症，她本人認為，她從一本名為《怎樣用自然的方法征服癌症》一書學到一點經驗，就是大量吃水果、飲果汁和生吃蔬菜，結果她把病醫好了。因此，這對夫婦要求聖克魯斯的這家分子矯正研究所推廣他們的做法。

魯濱遜決定用幾組老鼠試驗一下這種飲食療法，除了讓這些動物服用維生素Ｃ之外，專門餵食生的水果和蔬菜。當鮑林得知這一做法時，很不高興。一方面是因為這與漢姆斯伯格夫婦有關，他對這兩個人沒有好感；另一方面是不滿魯濱遜整理出來的數據。從對老鼠進行的試驗得到的初步資料表明，使用的維生素Ｃ劑量很高，相當於一個人每天服用50克的劑量時，老鼠身上癌腫的數量和尺寸大大降低；但減小劑量，與一個人每天服用3克到10克的劑量相當時（這也是鮑林建議防止感冒和治療癌症所用的劑量），其效果看來正好相反，癌症的感染率提高了，有一組老鼠的發病率幾乎提高了一倍。魯濱遜對此提出了一種解釋，目的是要鮑林放心，也許是因為老鼠體內就有一種合成抗壞血酸的能力，因此，在飲食中添加的維生素劑量較小時，也許就關閉了體內的合成功能，反而形成了維生素Ｃ不足的情況，因此在餵養的食物中一定要添加很高劑量的維生素Ｃ。 使魯濱遜更感興趣的是，他注意到，漢姆斯伯格夫婦建議食用水果和生吃蔬菜的方法似乎還有一種輔助作用，進一步增強了單用維生素Ｃ的保護作用。魯濱遜與漢姆斯伯格夫婦的關係日益親密。他們曾經談起要推廣基於這些結果的癌症治療方法，搞一些飲食療法的配方，包裝上打上經過萊納斯·鮑林科學和醫學研究所批准的字樣。 鮑林得知這一消息時，真是火冒三丈。 “我把他（指魯濱遜）找來，對他說，'你不能這樣幹——竟然將研究所與一些用某種不尋常的方式行醫的人聯繫在一起。這無論如何不行，必須趕快歇手，”他記得自己當時是這樣說的。除了希克斯和另外一些人一再告訴鮑林的一些事情以外，鮑林也的確感到，他這位從前的門生，經他一手提拔，當上了研究所所長。他現在搞的研究項目經過改頭換面，已不是鮑林原先計劃的事了。 1978年6月12日，鮑林交給魯濱遜一份書面通知，要求他和希克斯在作任何重要決定時必須先和他商量。魯濱遜讀了這份通知以後幾個小時，就把希克斯解雇了。 6月19日，鮑林以研究所理事長的身份，要求魯濱遜辭去所長之職，並且離開研究所一段時間，以免干擾重新成立行政機構的工作。魯濱遜要求給他30天時間考慮自己的做法，鮑林同意了。 7月初，鮑林向研究所全體工作人員發布了一份公告，要求他們不要聽從魯濱遜可能發布的任何命令，並且通知他們說，希克斯現在是研究所首席行政官。第二天，魯濱遜發布了他自己的公告：“根據研究所的公司法條款和內部章程，我是首席行政官，”他這樣寫道。 “無論是鮑林博士還是希克斯先生都無權解除我的職務。” 各種各樣的傳聞沸沸揚揚。 8月15日，研究所理事會請來了律師，選舉萊納斯·鮑林擔任所長兼經理。第二天，鮑林通知魯濱遜，他開始接管對老鼠試驗的工作。 九天以後，魯濱斯提出訴訟，控告萊納斯·鮑林研究所和五名理事會成員，其中也包括鮑林，要求賠償2550萬美元。 分裂是怎樣出現的？雙方在後來作出的解釋中各執一詞。魯濱遜將根子歸之於對老鼠的試驗，稱鮑林不希望發表這樣的結果，即維生素Ｃ除了有抗癌作用外，還可能存在副作用。不過，魯濱遜對自己試驗的結果分析了一種可能的原因，鮑林後來在發表老鼠試驗的結果時採用的就是這一種解釋。 性格的不合起了一定的作用，特別是在希克斯和魯濱遜之間，水火不相容。大家都認為，魯濱遜相對來說缺乏行政管理的能力，這也是一個產生矛盾的因素。 “我認為，這一矛盾的本質和根源都在於魯濱遜那種獨斷專行的作風，”祖凱康德爾這樣評論說。祖凱康德爾與鮑林合作撰寫了關於分子進化的論文，最終將接替魯濱遜擔任研究所所長之職。 “在關係到研究所的重要決策中，他總想自作主張，……不大肯徵求鮑林的意見。” 也有一些更深層次的原因。研究所就是魯濱遜的生命和未來。只要研究所的大權執掌在自己手中，他就是生活的主人，就可以擺脫鮑林的陰影，樹立起自己的形象，不再是聽從鮑林指揮的二把手。如果說，他以前曾經擔當過鮑林兒子的角色，那麼他現在要成為他的競爭對手了，這幾乎有一點六親不認的味道了，阿特·魯濱遜要搬掉這個父親般的人物，目的是要一手掌管他們兩人都視為珍寶的東西：研究所。 但是，對鮑林來說，哪怕是得意的門生，其重要性也比不上自己的聲譽和研究。當他看到自己似乎有被晾在一邊的時候，他開始反擊了。 “在此有人指出，阿特已經習慣於將研究所當作他私人的財產，”鮑林對一位記者說。 “也許他以為我上了年紀，不中用了，只配坐在一棵樹下抽煙了。” 魯濱遜終於被攆出了研究所，但是，他在法律上不愧是一位難纏的對手。他遞交的訴訟狀，幾經修改，一共有八份，要求賠償的總數高達6740萬美元。這個案子前後拖了好幾年，他的身心也全部泡在其中了。他現在的任務是，扳倒他曾經幫助創建的這一所大廈，鮑林的研究所理事會毀了他的學術前程和職業生涯，他要讓他們付出沉重的代價。 研究所方面的人也許這樣想，時間一長，魯濱遜的精力和錢財耗光了，他自然就會感到厭倦，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但是，魯濱遜和鮑林一樣，仍然不斷地出現在研究所的工作場所。他將自己一手購買的計算機用於賺錢的研究項目，將這些原本用於尿樣分析的儀器變成了商海鏖戰的工具。據他本人的估計，在接下來的幾年裡，他用這種方法一共賺了50萬美元，這筆錢足夠支付他夫妻兩人的日常生活和打官司所需的開支了。 對研究所來說，這可是一場災難。幾十萬美元當作了法律方面的費用，而其中大部分來自以前募捐所得。諸如（巴龍）那樣的金融報刊和一些科學刊物對這一案子所作的報導，也給研究所的名譽帶來了不可估量的損害。況且，魯濱遜仍不肯罷休。 對研究所來說，也不是只有不好的消息，特別1978年年底的時候，卡梅隆接受了多年來一再向他發出的邀請，終於來到了加利福尼亞，在研究所擔任為期一年的訪問教授。對許多工作人員來說，這就像是春風撲面。魯濱遜走了，那種一觸即發的氣氛也隨之消失。相比之下，卡梅隆為人和善，熱情大方。他和鮑林一直忙於修改一篇論文，其中總結了卡梅隆用大劑量維生素Ｃ治療癌症病人的有關結果；為了避開有些人的挑剔，他們刪去了那些缺乏對照試驗的病例，並對原先測定的患者存活率作了適當的修改。這樣，試驗的結果比以前似乎更有說服力了。服用大劑量維生素Ｃ的病人，與沒有服用的病人相比，平均多活了將近一年。在接受維生素Ｃ治療的患者中，有8位病人在被宣佈為“病人膏盲”以後，又活了三年以上；對照組的病人卻沒有這樣的案例。這篇經過重新加工的論文，像往常一樣拖延了一段時間，終於在1978年9月號《國家科學院學報》上正式發表，編輯部的一位編輯還附上了一篇批評的文章，強調指出，運用歷史性資料作為對照組進行的試驗，與經過隨機選擇的雙盲試驗相比，有效性是值得懷疑的。 隨後，鮑林和卡梅隆又開始著手將他們的思想撰著成書。這件事情幫助鮑林暫時擺脫了正在進行的法律訴訟給他帶來的煩惱。發生在研究所外面的事情也喜訊不斷。鮑林作為現代化學之父的地位由於一系列新的嘉獎而得到人們的承認。 《時代》雜誌甚至在一篇專門的文章中讚揚了鮑林。這篇文章提到，一些美國知名人士列舉了他們認為最有效地改善了人們生活的領袖人物。歷史學家科馬吉提名鮑林，他對讀者說，鮑林“將科學探索和道德領域裡的偉大功績結合起來，通過幾乎是18世紀的方式”發揮了領導的作用。加州理工學院院長杜布里奇的提名是天文學家卡爾·薩根。 鮑林以前在促進禁止核試驗的運動中，巡迴演講的內容都已標準成文；現在，為了推廣維生素Ｃ，他在作巡迴演說時也有標準的講稿。首先是介紹斯通關於大劑量抗壞血酸的進化論觀點，然後批評美國政府在維生素營養問題上倡導了一種沒有道理的方針。他會指出，在實驗室餵食猴子的標準食譜中，應當將聯邦當局規定的維生素Ｃ含量（相當於人的日薦量）增加20倍。他還會告訴聽眾說，當局也許希望實驗用的猴子能保持健康的狀態，因為它們與人不一樣，更換一批是要花很多錢的。 接下去，他會出示一套較大的試管，其中裝滿了不同劑量的維生素Ｃ粉末，表明像普通人那樣大小的各種動物每日體內會產生多少維生素Ｃ。他對聽眾說，一頭重為刀公斤的山羊，每天在體內會產生13克維生素Ｃ，大約可裝至半根試管。他說，身材差不多大小的一個人體內產生的維生素Ｃ有這麼多，此時他舉起了一根空空的試管。然後他又舉起裝著只有零星一點維生素Ｃ粉末的試管，這就是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建議我們每天補充的數量。 “這頭山羊體內製造的數量是食品和藥物營養委員會日薦量的330倍，”他說。 “我想，這頭山羊關於這一點懂得的知識比這個委員會要多。” 然後，他會告訴聽眾說，目前他本人每天服用的劑量是10克，他是隨著自己對維生素Ｃ的知識逐漸增多而逐步增加到這一劑量的。既然他自己寫的書本上建議的劑量只有2克左右，他為什麼還要服用那麼多維生素Ｃ呢？你們不必理睬從我的書中讀到的內容，”他說，“因為我在寫這些書時，我不得不謹慎一些——對這個問題我只能一步一步來，否則會嚇壞那些醫生的。 ” 儘管在科學上還存在著爭議，公眾卻聽從了鮑林的意見。正如鮑林一樣，成千上萬的人發現，每天服用1克以上維生素Ｃ，他們感到更有精神了，抵抗疾病的能力也有所提高。維生素Ｃ的消費量不斷上升。在30年代的十年裡，需求量增加得很快，儘管供應量增加了，抗壞血酸的批發價還是翻了三番。世界上最大的維生素Ｃ製造商霍夫曼·雷羅徹公司在此十年中建造了許多新工廠，生產能力提高了一倍——作為回報，該公司每年都要向萊納斯·鮑林研究所捐款10萬美元。 鱷魚的糞便和木乃伊上的塵土 1979年3月，鮑林和卡梅隆在《癌症研究》雜誌上發表了一篇內容詳盡的文章，全面回顧了維生素Ｃ和癌症的關係，綜述了他們查閱350多篇文章和專著後發現的結果，最後的結論表明了他們在維生素Ｃ對控制癌症的作用方面得到的認識。 “無論從對人還是對動物所作的試驗中，都有證據表明，癌症的引發和惡化都與抗壞血酸的缺乏有關，”他們寫道。 “細胞間質要保持良好的狀態，抗壞血酸是必不可少的。……已有確實的證據表明，大量服用抗壞血酸，有助於用不同的方式增強人的免疫系統。另外，抗壞血酸可能具有某種保護的作用，防止人體受到化學和物理致癌物以及某些致癌病毒的侵害；抗壞血酸在某些被認為有抵禦癌症作用的生物學過程中也有一定的作用。” 他們得出結論說：“應當毫不拖延地開展廣泛的研究，弄清楚抗壞血酸與癌症之間的關係。” 六個月以後，這種研究的第一批結果發表了，但消息卻不盡如人意。鮑林在1979年9月12日就收到了論文的樣稿。他從論文的標題幾乎就明白了文中的全部內容：“大劑量維生素Ｃ（抗壞血酸）療法未給晚期癌症病人帶來福音。” 這是國家癌症研究所梅奧癌症綜合防治中心莫特爾教授進行的一次臨床試驗，結果似乎否定了卡梅隆在蘇格蘭所作的研究工作。不過，鮑林和卡梅隆在讀了這篇論文以後，如果說他們從莫特爾的研究中沒有找到明顯漏洞的話，那麼至少還可以得出結論說，莫特爾並未重複卡梅隆的試驗。兩者最重要的區別在於，莫特爾進行試驗時選定的許多病人以前接受過相當程度的化學治療，鮑林事先就曾警告過莫特爾，這一因素可能會削弱病人的免疫系統。莫特爾讓60名晚期癌症患者每人每天服用10克維生素Ｃ，並且持續了一段時間，其中只有5人以前沒有接受化療和放療的經歷。他們對維生素Ｃ沒有反應，並不能說明維生素Ｃ沒有療效，鮑林致函卡梅隆時這樣說。 “我想，根據這一結果和您觀察到的現象，可以得到的結論是，對細胞有毒害作用的化學治療可能嚴重地損害了免疫系統，以致抗壞血酸收不到預期的療效。” 接受卡梅隆試驗的患者則很不一樣——在蘇格蘭，對晚期病人一般採用的治療方法不像美國的治療方法那麼急功近利——但這一區別在莫特爾的論文中隻字未提。莫特爾聲稱，卡梅隆的病人中有一半曾在以前接受過放療或化療，然而，這並不是事實，卡梅隆這樣說。在萊汶谷醫院接受過這兩類治療的病人比例遠遠低於50％。 這是非常要緊的一點，鮑林向莫特爾指出了這一錯誤，井要求他在論文中予以更正，然後再送到《新英格蘭醫學》雜誌去正式發表。然而他被告知說，這一期雜誌已經開始印刷，來不及再作更改。 莫特爾的研究結果發表以後，就有人馬上將其作為證據，說明鮑林關於維生素Ｃ和癌症的想法完全是騙人的鬼話。 “癌證試驗發現維生素Ｃ無益，”這是《醫學世界新聞》的一條標題。 “萊納斯·鮑林大吹大擂，聲稱維生素Ｃ能延長晚期癌症患者的生命，改善他們的生活質量，然而事實證明，這一想法與科學方法是格格不入的。”一時間，全國范圍內許多報刊都帶上了這一腔調。 鮑林斷然駁斥了這一說法，他寫信並接受《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和《華盛頓郵報》記者的採訪，說明莫特爾的研究和卡梅隆的試驗存在著根本區別。莫特爾在給《新英格蘭醫學》寫的一篇短文中對這個問題表達了自己的想法，對自己引述卡梅隆試驗中病人接受過其他治療方法的判斷作出了更正。 “卡梅隆博士和鮑林博士聲稱，以前接受過化療的患者就不可能延長存活的時間，我們認為這一論斷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種推測而已……根據現有的證據，完全停止使用有一定價值的醫治腫瘤的種種方法，只給病人服用大劑量的維生素Ｃ，我們認為這是有損於良心的事。” 現在，在莫特爾和鮑林之間，鬥爭的界限已經標得很清楚。自此之後，兩人中斷了個人之間的通訊聯繫，轉而公開攻擊對方所作的研究工作。鮑林指摘莫特爾的試驗是權勢人物為了反對維生素Ｃ而策劃的陰謀的一部分，宣稱大多數醫生之所以不願試用新的治療方法，主要是害怕受到醫療失誤的指控。莫特爾則多次公開發表聲明，將維生素Ｃ歸併為一種醫治癌症的假藥，就像苦杏仁、聖水、鱷魚的糞便和木乃伊上的塵土一樣。 說來也巧，這與40年前鮑林與林奇在蛋白質循環結構理論上的爭論頗為相像。不過，這次鮑林扮演了林奇的角色。鮑林是突然闖進這一專門領域的門外漢。權勢人物根本就沒有把他的思想放在眼裡。鮑林注意到，他對手的論文很快就能在嚴肅雜誌上得到發表，而他和卡梅隆的論文卻經常受到退稿處理。因此，他深切地體會到自己的思想和要求資助的申請之所以被人直截了當地拒之門外，並非是因為事實充分證明了這些思想站不住腳，而是因為有些人認為這件事情已經了結。 也許，鮑林現在能夠更好地理解林奇當初的心情了。 1940年，林奇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曾將鮑林和他的支持者比喻為“希特勒式的權勢壟斷集團”，遵循的完全是弱肉強食、強者生存的格局。 其他人都可能把莫特爾的研究工作當作最終的結論，但鮑林可不買賬。他和卡梅隆寫的《癌症與維生素》一書就在莫特爾的論文發表以後幾個星期正式出版了。雖然，諸如《時代文獻補遺》那樣的一些報刊對這本書作了否定的評述——稱鮑林“對維生素Ｃ幾乎達到了空想迷戀的程度”，並且得出結論認為，這本書“完全是不可接受的，尤其是因為它使人們產生了缺乏科學證據支持的希望”——但這本書的銷路很好。其中一種原因是，鮑林自己出資購買了15000冊送給醫生和1000多位國會議員和政府官員。他還敦促國家癌症研究所所長德維塔提高資助，再次展開臨床試驗，更精確地模擬萊汶谷醫院的研究工作。 他的要求又再次得到結果。為了進一步弄清楚這個問題，德維塔的代理人最後同意進行第二次試驗，嚴格規定病人在以前從未接受過化療或放療。使鮑林不夠滿意的只有一個問題，就是這第一二次試驗仍由莫特爾進行。 莫特爾的試驗結果公之於眾，魯濱遜的上告使研究所的財源逐漸枯竭，在這兩個因素的聯合作用下，研究所的財務基礎又處於搖搖欲墜的境地。 1980年，研究所的房東通知鮑林，下一年度來臨時，他就得搬出。在這一地區唯一能夠找到的是一家倉庫，房子漏雨，已有二十年的歷史，靠近帕羅·阿爾託的繁忙街區。要是在幾年以前，鮑林是決不會考慮這種地方的，但那裡房間面積大，房租又不貴，短期內就可使用。鮑林心裡想，只要作一番改造，還可以維持一段時間，等到籌資活動再度興旺起來之後再作打算。 自從愛娃胃癌開刀以後，五年時間過去了。這幾年裡的日子過得不錯。她與鮑林經常出外旅行，她本人也贏得了幾個頭銜：聖加勃里爾學院授予她名譽博士的稱號，還有許多為爭取和平、環境治理和婦女權利而進行募捐活動的團體邀請她擔任名譽佳賓。 後來，關於抗壞血酸的爭論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她的健康卻開始急劇惡化。 1981年夏天，她陪鮑林第二次訪問中國。由於腹部劇烈疼痛，她病得非常厲害，因此不得不改變行程。當他們回到加利福尼亞的時候，她的醫生建議她馬上接受一次探索性的外科手術。 結果不佳，她的胃癌又開始復發，醫生對他們這樣說道。癌症已經廣泛擴散到一些動脈周圍，做手術為時已晚。 在這種時刻，美國治療腫瘤的典型方法是進行化療，但是，愛娃與鮑林、卡梅隆、孩子們和她的醫生商量以後，決定抵制這種治療方法。她現在顯然算得上是晚期癌症患者，她也非常清楚自己應作何種選擇。她作出決定，除了止痛片以外，逐漸增大維生素Ｃ的服用量是她接受的唯一治療方法。 隨後，她搬到牧場居住，避開了多數人表示的同情和關心，希望用這種辦法來照顧鮑林的身體。她比誰都更加清楚，鮑林在失望時不善於控制自己的情緒，因此，她鼓勵他努力工作，多到各地走動，遵守預約，根據安排發表演說。鮑林外出旅行時，孩子們經常前來探望，陪伴在她的身邊。有一次週末，時間很長，她對琳達說了鮑林最不願意聽到的話：她希望身後為她舉行哪一類悼念活動，播放哪種音樂，採用何種方式殯葬。整個秋天，愛娃的身體愈來愈弱，同時也成了一家人中心情最為平靜的人。現在，琳達每次看到母親這個樣子，都禁不住要哭出聲來。然而，她只有一次看到母親啜泣，那是她在朗讀琳達兒子沙夏的一封來信，信裡充滿了純樸和愛戴之情，表達了奶奶在孫子心目中是多麼重要。 最後，愛娃親自安排在公眾場合作最後一次露面。她非常高興地得知，自己得到了拉爾夫·阿特金林公民自由獎獲得者的稱號。 11月1日，美國公民自由協會蒙特里分會將要給她頒獎，她決定無論自己身體多麼虛弱也要參加，並且把這個想法對孩子們和朋友們講得非常清楚。 “她清楚自己將不久於人世，因此她希望我們都能在場，”她的兒子克萊林回憶說。 “她知道這是她一生最後一輪光環了。” 頒獎儀式進行得非常順利。但在九天之後，鮑林正在前往英格蘭途中，愛娃開始嘔血了。斯坦福大學特別護理組的醫生告訴家屬說，她的內臟發生了大出血的現象；癌症吞噬著她的組織細胞，造成了腸胃系統出血不止。鮑林一聽到消息就立即回來了。愛娃出血的現象止住了，又回到了帕多拉谷地的住所，並開始籌劃著讓全家到大蘇爾去慶祝感恩節。但是，11月23日，她又大出血了，已經不能移動。於是，感恩節就在帕多拉谷地住所度過。 鮑林仍然希望，愛娃能夠挺下去，大劑量維生素Ｃ能夠產生奇蹟，就像卡梅隆治療的那幾個病人一樣，癌腫會在不知不覺中自行消失。他還在她的飲食中加上了水果、生的蔬菜以及家裡榨取的胡蘿蔔、芹菜和蕃茄的汁水，只要是他認為有利於她恢復健康的東西，他都想到了。 “爸爸相信，他一定能救她的生命，”琳達說道。 “我想，這也是唯一的原因他本人能堅持下來……在我母親過世後，他曾對我說過，在五年之前，他還一直認為能夠救活她。” 愛娃的頭腦則要清醒得多。大出血現像日益嚴重，發生的次數也日益增多。最後，她挺不住了。她曾多次接受輸血，因為她失血太多。現在，時間到了12月初，她躺在帕多拉谷地家中的床上，要求不要再給她輸血。 鮑林儘自己所能，一直陪伴著她，抓著她的手默默無言。孩子們都在身邊。 12月7日，愛娃離開了人間。 大海 鮑林坐在大蘇爾家中的平台上，舉目遠望長滿了海草的大海，然後起身外出，來到了海天相接成純藍色一片的曠野。這是坐下來靜靜思考的合適之地。鮑林在此度過了一段較長的時光。 思考，純粹的思考，成了維繫他生命的唯一依靠。他要把腦汁絞盡，思考的問題愈是困難和抽象就愈好。原子核再次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希望通過塊狀次級結構的設想，也即球子理論的結構化思想，為物質的核心構築一幅合理的圖景。他在1982年發表了三篇關於原子核理論的論文。 愛娃的許多遺物仍然放置在室內。牆上和書架上有許多民間藝術的作品，還有那架巨大的鋼琴，現在在上面堆放著一疊疊報刊。每天上午，他似乎仍然在跟她講話，一面與她進行虛幻的交談，一面用調羹裝滿維生素Ｃ粉末，加到果汁中去。他還去尋找她的身影，幻想著在門廊中與她見面，她會要求他停下工作，到外面漫步，關照他別忘了回來吃飯。他想放聲大哭，朝大海一邊凝望，隨後，他轉過身來，繼續工作。 愛娃過世，他一時不知怎麼是好。孩子們領著他舉行了悼念活動。接下來，他們焦慮地守護著他，不知下一步該做些什麼。他們給他僱傭了一個全日制保姆，心想他需要有一個人為他洗衣煮飯。然而鮑林解雇了她，同時卻僱傭了一個園丁，替他照顧愛娃生前種下的那些花木。後來，鮑林又將園丁打發走了。 孩子們明白了其中的含意，決定讓鮑林自行其是，看一看他會採取什麼行動。他開始自己做飯，一下子煮上一大鍋通心麵條，連吃三天，然後再換另一種食品吃一段時間。在1982年春天，他曾試圖盡量像往常一樣安排自己的日程，到研究所上班，出外旅行和發表演說，審核各方面提出的意見。表面上看，他的精神狀態不錯。 但是，內心並非這樣。愛娃之死似乎將他撕成了兩半：一半是理智，一半是情感；一半是科學家，一半是小男孩。第一個一半好奇地註視著第二個一半的行動。乘飛機開會的途中，他會莫名其妙地嗚咽啜泣。在家裡也是一樣，預先沒有什麼先兆，經常不由自主地長吁短嘆。有人問起愛娃，他就會失聲痛哭。 好像有另外一個人在做這一些事情，鮑林也清楚這個人是誰。他以前從來就沒有真正懂得應當怎樣控制自己的情感，所以這是他唯一可能的表現。有些是無意識或下意識的反應，連他自己也莫名其妙。他給孩子們寫了一封信，讓他們了解他埋藏在心裡的悲痛。 經過相當長的時間，他逐漸從憂傷中擺脫出來。時間到了6月，他感到身體已經很好，可以到俄勒岡州立大學去參加第六十屆同班同學的團聚會。這次聚會成了他醫治心靈傷痛的一次機會。在團聚會前幾天，他幾乎未加思考就驅車登上了行程。車開得很快，一直到華盛頓州的一個小鎮代頓才停下來。在這個地方，他曾經和鋪路工人一起勞動，那時他和愛娃剛剛結婚，兩人在此租了一個房間，度過了一個月時間。他尋找著兩個人在一起散步的那些場所。他還記得，那年夏天，愛娃在一次智力測驗中分數超過了他，使他大為吃驚。這是他碰到過的最為聰明的姑娘。 現在，生活又重新開始。從這個地方出發，他又驅車前往康頓和羅納洛克，在那裡瞻仰了萊納斯·威爾遜·達令的墓地。然後來到俄勒岡的海濱，這是他度過童年的地方。那裡，他對一切都已淡忘。最後，他抵達科瓦利斯，在那裡住了幾天，在團聚會上見到了以前的同班同學，在校園內散步聊天。他來到理科大樓的教室，就在這裡，他第一次碰見愛娃；教室里基本上還是當年的景象。他走到教室前面的講台旁邊，站在那裡巡視著一排排空空的座位。他似乎見到了一個班級的年輕姑娘，全是20年代的服裝打扮。他大聲說道：“米勒小組，請你說一說氫氧化銨有什麼性質。” 他去了塞勒姆，尋找當年他和愛娃結婚的地方。隨後又到波特蘭，在那裡，他曾經參加了達令日記轉交給俄勒岡歷史學會的儀式。他驅車南下，一路上，觀看了他為了打工掙錢上大學而幫助修路的一個個地方。最後，回到家裡，前後的驅車行程一共2400英里。他可以讓愛娃·海倫安息長眠了。 他回來以後，作了一些改變。他在斯坦福大學附近租了一套公寓，離開研究所只有很短的一段路程。他對兒子克萊林說，他可能會住在帕多拉谷地的寓所裡。他在裝飾房間時，掛上了愛娃和他本人的照片，將獎狀用鏡框裝上，並且搬進了以前出外旅行帶的幾件家具。房間不大，但很舒適。他有一半時間在這裡度過，另一半時間則住在大蘇爾牧場的莊園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