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23 維生素Ｃ-2

研究所 在1960年左右，阿特·魯濱遜還是加州理工學院一名年輕有為的一年級新生，學的是普通化學。那時，該班的上課教師是尤格·華塞，但魯濱遜有時也看到鮑林應邀來為學生講課。大家對鮑林的一些事情都略知一二，知道他名聲很大，一直與美國政府作鬥爭。此時此刻，鮑林大步走進教室，高高的個子，挺直的腰桿，一副堂吉訶德式化學家的模樣，後面跟著他的潘沙①——華塞，上氣不接下氣地扛著沉重的支架和模型。在學生們的心目中，鮑林成了一個傳奇式人物。一天，他們知道鮑林來講課，有人就在講台後的黑板上非常潦草地寫下了這樣的字句：“鮑林是上帝，華塞是他派到塵世的先知。” ①堂吉訶德是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所著小說《堂吉訶德》中的主人公，是一個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者，潘沙則是他腑首貼耳、唯命是從的忠實侍從。

魯濱遜記得，鮑林看到了這句話，停頓了一會，就把“華塞是他派到塵世的先知”這幾個字擦去了，然後又繼續講他的課。 在場每一個人都注意到了這一點，魯濱遜得到的印象就更加深刻了。兩年以後，他找到機會在鮑林手下從事麻醉這一課題的研究時，他高興得跳了起來。這位年輕人雖然還只是一個研究生，但他已經顯示出在實驗方面有非凡的才能。他幫助鮑林進行了一次革新，用海水豐年蟲代替金魚來測定麻醉的作用。為此，他得以在《科學》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論文，並得到鮑林的青睞。 魯濱遜後來轉到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在物理學家馬丁·卡門的指導下攻讀博士學位。在卡門的記憶中，魯濱遜是他帶過的最聰明的研究生——正因為這一點，他在研究生院畢業時立即就被學校聘任為助理教授。也就是在這裡，他和鮑林又再次相逢，此時正值60年代末，鮑林來到聖地亞哥作短暫停留。在聖地亞哥分校，兩人談論起分子矯正醫學的精神分裂症問題，談論起跑林先前為尋找精神病的生化機理而對血液和尿樣進行篩選最終卻遭到失敗的原因。兩人構成了奇怪的組合：一個是年邁的理論家，另一個是年輕的實驗師。兩人的政治觀點正好是兩個極端。魯濱遜出生在保守的得克薩斯休斯敦，自我標榜是一位“自由主義者的保守派”。但是，科學超越了任何觀點的分歧。魯濱遜認為，在鮑林的精神分裂症課題中，自己懂得怎樣把問題的頭緒理清楚。可以採用一些非常靈敏的方法，輔之以色譜分析，對人尿那樣的生物學複雜混合物中各種化學成分進行分離和測定，並利用計算機貯存和比較從成百上千人身上測得的大量數據。魯濱遜很高興有機會與鮑林在一起工作，並且有志於進行有關的實驗，因此，他將自己研究的重點進行了調整，以適應鮑林研究的需要。兩個人在聖地亞哥分校的交往密切起來了。不久，魯濱遜將大部分時間都用來改進測定各種疾病造成的生化改變的方法。鮑林和魯濱遜從國家精神健康研究所得到了資助，專門用於精神分裂症尿樣分析的研究課題。魯濱遜的父母就在這段時間里相繼故世，因此，他將鮑林夫婦看作為自己父母的替身，後來成了鮑林夫婦在大蘇爾牧場的常客，甚至聖誕節也是與他們在一起度過的。

當鮑林轉到斯坦福大學時，魯濱遜竟然也跟著他同行，幫助他安裝日益複雜的用於尿樣分析的設備。他向聖地亞哥分校請了假，著實使他的導師們感到很驚訝。 1972年初，鮑林的研究興趣開始轉向維生素Ｃ和癌症，魯濱遜感到鮑林交給他的建立在帕羅·阿爾託的小型臨時實驗室太小了——此時，已有16台氣體色譜分析儀，還有各種各樣的計算機設備——因此，他和鮑林要求斯坦福大學提供更大的場地。 校方不大想滿足他們的要求。再說，鮑林從來就不是一個安分守己、循規蹈矩的教師。儘管1972年聯邦調查局最終認定鮑林對國家安全不再是威脅——結束了這個機構對這位科學家長達四分之一個世紀的調查，將蒐集到的材料整理成多達2500頁的檔案，得出結論說，最終未找到過硬的證據可以證明他曾是共產黨員——但鮑林繼續進行政治方面的活動。他攻擊尼克松總統所做的每一件事，從轟炸柬埔寨到他在巴基斯坦執行的政策，他接著還對記者說，尼克松應當服用維生素Ｃ；他用尖銳的言辭批評了斯坦福大學校方解雇了一名員工，這位員工曾發表演說，要求學校停止在軍事研究方面的投入；他還再三敦促斯坦福大學的學生起來反對越南的戰爭。

這已經是夠糟糕的了。但是，到了1966年，鮑林在維生素Ｃ問題上的執著達到了痴迷的程度。他和魯濱遜對一些精神病患者進行維生素配方的試驗，給他們服用大劑量維生素Ｃ，然後觀察他們尿液中維生素Ｃ的含量（其用意是，體內缺乏抗壞血酸，將會導致攝入量增加，因而排泄物中的含量就降低）。在好幾個月的時間裡，鮑林不斷要求醫學院的人幫助他測試維生素Ｃ在病人身上產生的作用。醫學界對鮑林進行了持續不斷的抨擊，使斯坦福大學的校方開始感到很尷尬。 鮑林要求將實驗室搬到一個更大的場所，遭到了校方的拒絕。他又提議為他和魯濱遜的研究工作新建一所中等規模的建築，學校撥出一部分資金，他本人再籌集一部分錢款。此時，校方開始認真起來了，他們提醒鮑林說，他已過了斯坦福大學為教授規定的退休年齡。最後，1972年年底，他們正式通知，建造新大樓是不可能的。

魯濱遜想出了一個解決的辦法。他和鮑林已經籌集到一筆資金。出資人名叫基恩·迪米克是一家製造氣體色譜分析儀的公司已經退休的老闆，同時也是熱心支持鮑林維生素思想的信徒。這筆資金一共是5萬美元，原本可以充當在斯坦福大學擬議建造的大樓自籌資金的一部分。為什麼不告訴斯坦福大學，事情到此為止了，迪米克的資金將在校外租一個地方用作實驗室？魯濱遜和鮑林認為，這是一個好機會，可以從根本上擺脫校方的干預，建立他們自己的研究所。 兩個人和迪米克一起商談這件事。 1973年5月15日，他們正式宣布，從此以後，他們將在門羅公園的一個新的研究機構裡進行他們的工作。這個地方離斯坦福大學有好幾英里遠，他們將其稱為“分子矯正醫學研究所”。

鮑林現在已經72歲了，但他還像年輕人一樣精力充沛地用全部身心投入了新近開始的事業。過了幾個月，他就辭去了斯坦福大學的職位。魯濱遜也和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割斷了最後的聯繫。兩個人又開始向各方面尋求研究的資助。鮑林首先勸說他的朋友和同行參加研究所理事會——這是一種象徵性職位，這些頭面人物的名字將出現在信頭上，有利於提高研究所的身價，更便於籌集資金的工作——一共有30個人接受了這一名譽，其中包括克里克、威爾金斯和另外一些諾貝爾獎獲得者。 迪米克的捐款已足夠支付研究所新大樓的租金，除此之外，鮑林和魯濱遜只有原來那一筆國家醫學研究所提供的用於尿樣分析的資金，因此，兩人不得不用自己的錢來支付工作人員的薪金和某些購買設備的費用。主要的研究領域是兩個：一個是魯濱遜的尿樣分析的課題，另一個就是鮑林新近提議進行研究的維生素Ｃ。在魯濱遜方面，取得更多資助並沒有碰到多大的麻煩，但鮑林籌資的活動就不那麼成功了。

1973年3月，鮑林拜訪了國家癌症研究所，這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鮑林和愛娃帶著卡梅隆在蘇格蘭最早給予治療的40名癌症患者的病歷，抵達貝塞斯達，並將其交給國家癌症研究所的十幾名官員查看。鮑林提議說，也許現在美國就應當進行一些對照試驗了。但是，這些官員在經過兩個小時的討論後，聲稱必須首先在動物身上作試驗，如果表明這種治療方法是安全有效的，然後才能採取下一步行動。鮑林心裡想，這些醫學專家同樣是把維生素Ｃ當作一種藥物而不是當作一種營養品來看待的，儘管是這樣，他還是願意照他們的要求作分階段試驗。他迅速提出了申請，要求資助10萬美元在他新開的研究所裡對動物作試驗。但是，國家癌症研究所的評估人員對這一建議投了票，結果贊成票很少，資助一事未得到通過。鮑林後來根據評估人員指出的缺點進行了更改，並在1叨4年再次提出了申請，申請書照樣被退回。 1975年和1976年又兩度申請，每一次都沒有結果。

1973年稍後，卡梅隆本人到美國旅行，順道和鮑林一起走訪了國家癌症研究所。這也是兩個人的第一次見面。然而，兩個人在一起所作的努力，仍然是一無所獲。國家癌症研究所學者們的態度與其他醫生們的態度如出一轍：在一家蘇格蘭小醫院裡偶然出現的幾個病例，還不足以證明可以得到大規模研究的資助。卡梅隆在給鮑林的信中讀到了他從國家癌症研究所那裡得到的印象。他寫道，在貝塞斯達，醫生們使用著化學治療、放射治療和外科手術等手段，他考察了這些“的確使人失望”的辦法，“我真不清楚他們到底得到了怎樣的結果，這些方法毫無疑問會造成許多細胞變異的現象，病人也隨之承受了許多痛苦。” 1973年夏天，鮑林遭受到另一次挫折。美國精神病協會的課題攻關組發表了一份篇幅很長的報告，批駁了分子矯正精神病學的概念。文中還特別提到霍弗和奧斯蒙德提出的思想。說他們的理論基礎“是很不牢靠的”，他們的實驗結果缺乏普遍性，試驗的時間也太短，因而無法提供充分的資料，他們公佈結果的方式也是“可以探討的”。鮑林給美國精神病協會的雜誌寫了一封信，激烈地反駁了這份報告所作的攻擊，他譴責了攻關組成員有很深的偏見，他們的報告對一些重要的研究採取了視而不見的態度：“對於我在1968年論文中提出的矯正分子精神病學的一般理論，對於抗壞血酸價值所作的具體的論證，這份報告既不作介紹，也未作鄭重其事的討論，”他這樣寫道；因此，他接下去說道，這一報告的結論是“站不住腳的”。然而，等到他這篇文章在第二年見諸報刊時，攻關組報告已經造成了很壞的影響：一些醫學界人士再次發表了看法；人們再次得到這樣的印象，即跑林關於分子矯正的思想純粹是胡說八道。

“我應當說，要理解醫生實在太難了，”鮑林對一位記者說。 “他們習慣於接受人家的說法……他們只相信權威。顯然，他們難以理解世界在發生變化。” 1973年夏天，為了促使人們注意維生素Ｃ和癌症的關係，鮑林和卡梅隆又嘗試了另一種做法。他們避開了卡梅隆難以證明的透明質酸酶理論，強調維生素Ｃ是一種免疫反應的增強劑，有助於緩解藥物治療和放射治療帶來的副作用——可以作為現行癌症治療方法的輔助手段，而不是從根本上取代這些方法。這是非常高明的一步，對治療和研究癌症的機構不那麼具有威脅性，而且更加有實驗事實作基礎。事實上，人們已經觀察到，維生素Ｃ有助於改進吞噬細胞的功能，也就是提高白血球在抵禦癌症的過程中發揮的免疫力。

但是，這為時已晚。此時，鮑林幾乎已經被醫學界完全置於孤立無援的地位。雖然他繼續在通俗刊物而不是在學術雜誌上為自己辯護，甚至願意在諸如《國民調查》和《午夜》那樣的馬路小報上，發表記者撰寫的訪談錄。現在他說的是，適當使用維生素的最佳劑量，並少吃食糖和禁煙，就可以延長美國人的平均壽命20年左右。他本人每天服用的維生素Ｃ劑量則已增至6克。在醫生們的心目中，鮑林顯得愈來愈尖刻，甚至到了可悲的地步。他們一致認為，這樣一位偉人墮落為一個江湖騙子，實在太可惜了。 時間到了1974年年中，鮑林的聲望和他開張不久的研究所的財務狀況同時到達了最低點。也許是先前的麥卡錫時代在醫學界留下了陰魂，原來安排鮑林對加州大學聖克魯斯分校學生作一次關於維生素Ｃ的報告無端地被取消了。原因在於，作為報告會發起者的一個當地的癌症學會，對邀請鮑林作報告的學生們說，他們將不會支付有關的費用。分校校長認為，任何校外團體都無權決定本校學生聽講的內容，因此，他用學校的錢支付了鮑林這次訪問的費用。 1974年，似乎是對鮑林作出的一個回答，美國為維生素Ｃ推薦的日攝入量從60毫克降低到45毫克。

這年春天，卡梅隆又有兩篇關於用維生素Ｃ治療癌症患者的論文，被美國的重要癌症刊物作退稿處理。主要的批評意見是，他沒有同時作一次雙盲試驗，而且在測定其療效時，用於對照組的類似病例是從醫院病史檔案中選來的——用醫學上的行話來說，這是“歷史性對照組”。他得到的結果還有一些不確定因素，因為他的大劑量藥方僅用在晚期病人的身上，而晚期病人有可能死於心力衰竭或腎功能障礙，這種情況也許與維生素Ｃ無關，然而會嚴重干擾統計的結果。鮑林和愛娃在6月份乘飛機抵達萊汶谷醫院，親自考察了卡梅隆是怎樣工作的，並且還幫助他修改了論文的手稿。鮑林從理論的角度強化了有關的論點，並且在手稿上加上了自己的名字，這就保證卡梅隆的發現能通過有關人員的審查，最後發表在《化學與生物學的相互影響》雜誌上。 這至少是一件好事，鮑林的研究所也有其需要。他和魯濱遜在向科研機構籌集資金用於維生素Ｃ與癌症問題的研究方面，並沒有取得多大的進展。由此帶來的財政危機已十分嚴重，他們不得不自己掏腰包來維持有關的活動。顯然，是應當採取一些具體行動的時候了。 1974年7月，研究所的小型理事會決定作一些重大的變革。醫學科學機構也許不會資助他們的工作了，但是還有一個資金的來源：社會公眾。與醫生相比，公眾對鮑林關於維生素Ｃ的思想一直是比較支持的，他們可以直接呼籲公眾向研究所捐款。事實上，各種各樣負責癌症捐款的慈善機構這樣做已有幾十年了。如果募捐順利的話，那麼不但不必讓研究所關門，而且還可以進一步擴大，開設一所小型的診所來進行直接的試驗。為了充分利用研究所最重要的資產，他們將它改了名，從中刪去了“分子矯正”這個詞。一方面，因為美國精神病學協會的攻擊而敗壞了這個名稱的聲譽；另一方面，不管怎麼說，使用這一個名稱，對一些可能的捐款人畢竟需要作很多解釋。從此以後，研究所的正式名稱為：“萊納斯·鮑林科學和醫學研究所”——這一名稱得到鮑林的認可，正如他所說的那樣，“在籌措資金問題上，將我的名字與研究所聯繫在一起，看來還是有利的。” 鮑林對研究所的感情包含著多種的因素，一方面，為了使維生素Ｃ的研究走上正確的軌道，建立這麼一個機構是完全必要的；在另外一些方面，這也的確是一件令人頭痛的事。就職位而言，他是研究所所長，但他不喜歡行政事務性工作，因此對日常出現的一個個問題採取了放任不管的態度。 “我不想在無謂的細節上浪費掉時間，”有一次他對一位採訪的記者不無自豪地這樣說。 “而且，我認為，這也是生活中取得成功的一個秘訣。”他更喜歡將時間花費在旅行和談論科學問題和維生素Ｃ的講演上。他一直堅持對化學鍵和其他問題的研究，每年都要發表若干篇論文，餘下的時間則是與愛娃一起度過的。 此時，他比過去更加關心愛娃了。幾年來，愛娃的健康不時地成了他一塊心病；她在1967年下半年曾遭受一次小中風——這是一場令人可怕的經歷：午夜時分叫來一輛救護車將她送到聖地亞哥的醫院。不過她很快就痊癒了——隨後，在1972年，愛娃又接受了一次白內障切除的手術。在她眼睛生病期間，他倆在牧場度過了一段較長的時光。第二年，兩人又一起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作了一次盼望已久的旅行。在此期間，他們訪問了那裡的公社，回國時帶回了許多手工製作的工具，都是友好的農民送給他們的禮物。 鮑林一直在外旅行，又喜歡與妻子待在一起，再加上研究所日益嚴重的經濟危機，這一切使魯濱遜清楚地意識到，一定要找一個對研究所日常事務更加有直接興趣的人來掌管工作了。對鮑林來說，研究所也許在自己的漫長生涯中是一種榮譽的標誌；但是對魯濱遜來說，研究所干係到自己長遠的前程，因而一定要有效地辦下去。 “鮑林作為所長並未做任何事情，”魯濱遜說道。 “我對他已經完全失望了，然而我又不知道怎樣鼓起勇氣對他說明這一點，因為我一直非常敬重他。不過，有一天，我對他說，'你瞧，幹嘛您不干事？這使我們都感到很為難。'他看了我一眼，說，'嗯，幹嘛你不干？你當所長吧。'就這樣，我成了研究所所長。” 這就是研究所辦事的方式。 1975年夏天，魯濱遜當上了萊納斯·鮑林科學和醫學研究所所長兼經理，而鮑林木人則充當了一名普通理事的角色。 後來的事實證明，魯濱遜也不是做這一工作合適的人選。鮑林繼續東奔西走地作關於維生素的講演，同時還接受了一些榮譽的稱號——1975年秋天，福特總統在白宮給他頒發了國家科學勳章，這是幾乎將近30年以前杜魯門給他頒獎以來，他第一次接受以總統名義授予的官方承認的榮譽。魯濱遜則勞累和奔波，力圖為研究所找到穩定的財源。鈔票就是不夠用。研究所工作人員已經很少，但大家的薪金都一減再減，魯濱遜和鮑林帶頭捐獻了自己的一部分工資。到這一年年底，鮑林就完全不領工資了。 然而這並沒有給工作人員帶來多大的快慰，再加上魯濱遜不善於行政事務的管理，形勢也就雪上加霜了。魯濱遜是一位優秀的實驗師，擅長於撰寫書面的報告和設計有關的實驗，但在管理方面並不是內行。此外，就本質而言，他在籌集資金方面的能力並不強，因為他在與潛在的捐款人打交道時缺乏必要的耐心，而且在面對面交談時，又沒有鮑林那種說服對方的本領。他很快發現自己擔任所長一點也不輕鬆，一半時間都花在來來去去的飛機上，身邊總帶著一隻公文箱，向人家要錢，而不是將時間花在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上。 “我是實驗室裡最出色的人，”他在回憶中說道，“然而我又不待在實驗室裡。” 對於理查德·希克斯來說，這是一個難得的機遇。他是舊金山迪恩·威特股票經紀公司董事長的行政助理，渾身上下一副光亮時髦的打扮。最近他有了跳槽的打算，意向是醫藥衛生方面的工作。有一次，鮑林向迪恩·威特公司董事會談論維生素與健康的關係，這也是希克斯第一次見到這位科學家。希克斯本人就熱中於維生素Ｃ。 1975年下半年，他與鮑林和魯濱遜接觸，提出了一個幫助他們籌資的方案。他說，他們可以開展一個直接郵寄的運動，他本人願意出力，條件是，在他籌到的資金中，抽出15％作為對他的回報，他的職務是研究所常務副所長——這也是他對籌資能不能成功所作的估計。 “他給人的印象非常好，他對企業界可謂是瞭如指掌，知道怎樣觀察和行動，他將會支付各方面的開支，15％的回報不算多，”魯濱遜說道，“這樣，我就可以回到實驗室干我的事了。”希克斯在1976年3月1日就正式走馬上任了。 研究所在艱難的處境裡掙扎，鮑林則繼續為維生素Ｃ進行公開的戰鬥。 《美國醫學協會》雜誌發表了一篇分析研究現狀的文章，認為維生素Ｃ在防治感冒方面的效果非常小。鮑林則就加拿大新近所作的一次雙盲試驗指出了其中的缺點，同時也強調它的重要性——他用滿意的口吻提到，進行這一研究的目的之一，原本是要否定他有關的思想——但事實表明，每天服用1克維生素Ｃ而患上感冒的人較少，患上感冒的程度也不那麼嚴重。 《現代醫學》雜誌發表了一篇社論，責罵鮑林之類的科學家是“自欺欺人”，指責他們會首先提出一個未經證明的論點，然後要求他人證明這個論點是錯誤的。鮑林威脅要以誹謗他人名譽罪控告該刊，同時還為該刊起草了一份收回言論的聲明，要求在雜誌上刊登。這家雜誌的社論的確走得太遠了；編輯不得不正式道歉，說明自己未更認真地閱讀鮑林的書，然後幾乎一字不改地刊登了鮑林為他們草擬的收回言論的聲明。 但是，這些畢竟是無望真正取勝的被動應戰。鮑林希望使用新的證據，特別是關於維生素Ｃ與癌症關係的證據，向前走一步。鮑林和魯濱遜在1975年開始用維生素Ｃ對動物進行試驗。他們購買了幾百隻無毛鼠，讓它們服用不同劑量的維生素Ｃ、維生素Ｅ和其他抗氧劑，並用Ｘ光照射的方式促其患上皮膚癌。一組老鼠服用的配方中，使用了大劑量維生素和名為“萊納斯'鮑林超級營養片”的礦物質，市場上有些人將這種營養片說成是為研究所籌資的手段。另外還有一組老鼠接受海水餵食。這一想法來自於加州理工學院一位校友寫給鮑林的一封信，信中提到，海洋無脊椎動物很少有患上癌症的，也許海水中有某種微量元素對它們具有防癌的作用。鮑林決定遵循這一線索作一次試驗。 1976年春天，國家癌症研究所派出了一個現場考察組來到鮑林的研究所檢查工作。考察組及時地了解到，這裡的工作人員很少，鮑林經常不在所裡，員工們抱怨魯濱遜的管理能力太差。考察組的報告對研究所今後提出資助的申請還是有利的。 與此同時，鮑林收到了從萊汶谷醫院傳來的一些好消息。進入初夏時節，卡梅隆又進行了一次新的分析，表明服用維生素Ｃ的癌症病人，與歷史性對照組病人相比，存活期要長三倍——前者是210天，後者只有50天。鮑林幫助他把這些結果寫成了一篇論文，並且同時向《國家科學院學報》和《國家癌症研究所學報》投稿。 “看一下這次會有怎樣的結果，一定是很有意思的，”鮑林寫信給卡梅隆這樣說。 兩家雜誌的編輯很快就說出了他們對試驗設計的關注，特別想了解對照組是怎樣選取的。論文審稿人怎麼能保證，在確定哪些病人被列入對照組以及他們的癌症已經發展到怎樣的程度時，使用的是相似的標準？論文聲稱所有病人都到了“癌症晚期”，但是誰又能保證，對於歷史性對照組中的病人，始終如一地使用了同樣的規定呢？ 《國家科學院學報》的論文審稿人簽署了“嚴重保留”的意見，認為論文在選取對照組病例時沒有遵循隨機性原則。 整個夏季，鮑林一直與這兩家刊物交涉，說明卡梅隆使用的對照組規模是很大的——對於每一位服用維生素Ｃ的受試者，對照組就包括了10個病例——而且，卡梅隆選取對照組病例的辦法保證了隨機性原則得到有效的貫徹。在此過程中，卡梅隆試驗成功的消息不脛而走，引起了媒體的注意。英國《新科學家》雜誌採訪了卡梅隆（卡梅隆要求不要透露他本人的名字，以“避免本地許多病人在精神上受到刺激”），並且報導說，接受維生素Ｃ治療的100位病人在被斷定為處於癌症晚期後，其中有15人又活了一年以上的時間；而在對照組的1000名病人中，只有4人的存活期達到了這一指標。卡梅隆說，服用維生素Ｃ的病人中，將近有10％的人顯示出腫瘤縮小的明顯證據。這篇文章還引述了其他癌症專家的意見，認為如要在權威刊物上發表這一篇文章，一定會碰到麻煩，原因在於關於對照組還缺乏足夠的信息。正如德高望重的牛津大學流行病專家理查德·皮託所說，“歷史性對照組這一概念作為胡說八道的根源，世界上莫此為甚。” 為了反駁這些批評的意見，鮑林采取了直截了當和以攻為守的策略。 “我現在開始認識到，腫瘤學家對待新思想的態度應當對腫瘤治療現狀負主要的責任：儘管在過去20年時間裡，用去了幾十億美元，但是癌症病人的存活期卻沒有任何實質性變化，”他這樣說道。 使鮑林驚恐不安的是，愛娃的健康繼續在惡化，她為某些不明的疾病所困擾，甚至在鮑林外出期間也不得不整天躺在床上，使她錯過了1976年加州理工學院為鮑林75周歲生日舉行的盛大慶祝會。 幾個月以後，她的病根終於診斷出來了：她患了胃癌。 7月中旬，她接受了切除腫瘤和大半個胃的手術。她和鮑林不顧腫瘤專家的勸告，擅自決定不作化療和放療，而是採納卡梅隆的建議，每日服用10克維生素Ｃ。似乎也真的起到了作用，沒有多久，她就恢復了體力。她感到自己已足夠健康，又可以經常陪同鮑林外出發表演說了。 鮑林實在不想知道要是沒有她他將會怎麼辦。他倆比以前更加親密了，生活中誰也缺不了誰，要把他們分開是非常困難的。然而，兩人也有爭論不休的時候，而且是'撮為激烈的爭論”，愛娃有一次就對記者這樣說。但是，“與一個永遠是唯唯諾諾的人生活在一起，也是一件無法容忍的事，要是那樣的話，肯定其中一個是傻瓜，另一個是暴君。要不兩個人就都是騙子。 ” 鮑林和愛娃可都不是那樣的人。他們兩人是天生的一對，頭腦敏捷，友愛仁慈，幽默大方，才智過人，談笑風生。 1970年年中，一家電影公司的工作人員為鮑林拍攝一部短片，準備作為科學節目放映。從中就可以看到兩個人之間親密無間的關係。 記者：他是否有一點以我為中心的味道？ 愛娃：喚，一點不錯，完全是一個自以為是的人。 （轉向鮑林）你看呢？ 鮑林：是的，肯定是這樣。 記者：與他生活在一起，難不難？ 愛娃：難，他是（大笑）…… 鮑林：難嗎？我還認為自己是世界上最為隨和的人呢。 愛娃：嗯，也許是，巴——也可能是這麼一種情況，但和他住在一起仍非常難。 鮑林：啊，在某種意義上，我倒認為與你難相處。你的原則性那麼強，你的標準又那麼高，我就只能整天循規蹈矩了。 愛娃：（大笑）你感到吃不消了吧？ 鮑林：有一點。 愛娃：那麼，下一次你想越軌的話，得讓我知道。 鮑林：一言為定。 愛娃：那我們倒要看一看了，看一看到底是怎樣的…… 鮑林：不過，我仍然希望和你在一起。 鮑林看到她生了癌症，經過手術後身體受到很大的影響，心裡很害怕。她的精神開始恢復了，但因為切去了胃的大部分，因此飲食習慣就有必要改一改。她突然看上去比以前矮小了，人也更瘦弱，臉上的皺紋也比以前更多了。不錯，她仍然陪鮑林外出，但她似乎更加珍惜在大蘇爾牧場度過的時光，在那裡，她再次迷上了音樂，在吉他的伴奏下學習唱民歌，並且還購置了一台大鋼琴。她還經常根據自己的意願讓兒女和孫輩們過來看望她。小萊納斯領著全家人，正好在離主房不遠的地方，幫助建起了一幢迎賓的小屋，這樣，孩子們看望老人就更加方便和自由了。 70年代末，在大蘇爾牧場的那些歲月是十分美好的，洋溢著友愛的氣氛和音樂的旋律。有幾個星期，鮑林和愛娃單獨在一起，就是他們兩個人，一對情深意篤的老伴，靜靜地傾聽著大海的濤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