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23 維生素Ｃ-1

普通感冒的終結 鮑林對醫生並不討厭，但在大多數情況下，對他們不怎麼尊重。 其中部分原因可追溯到50年代末。有一天，他在聖地亞哥醫學協會舉行的一次宴會上，談論分子型疾病的問題。在他發表演講的時候，有些醫生不時地談笑和碰杯，使他有一點惱火。隨後，他和愛娃出席了在一位協會官員家裡舉行的招待會，他在無意中聽到有人議論說，因為鮑林事先同意免費作講演，所以他們可以集資去請一位真正有本事的醫生下一個月來作一次演講了。鮑林夫婦倆感到這是對他們的輕慢，從中看到了醫學界人士心目中高低貴賤的標準。 “無意中聽到這些議論後，我下定決心，自此之後，任何醫學團體要我去講話，如果我認為給我的津貼和酬金，與他們給醫生支付的相應酬謝不相稱，我就一定會拒絕這一類邀請，”他說道。

醫學界在金錢上的態度還是問題的一方面。在鮑林看來，有些情況下，醫生們並不真正懂得他們本人研究的成果所具的價值。這種現象促使鮑林決定就維生素Ｃ問題展開一場公開的討論。 60年代末，在一般情況下，鮑林對抗壞血酸及其作用一直採取沉默的態度，只是偶而談到這種物質與其他營養成分一起可以用來治療精神分裂症。但是，到了1969年下半年，鮑林感到斯通在理論上進行的論述是正確的，再加上自己在防治感冒方面成功的經歷，他開始就抗壞血酸與一般健康之間的關係發表自己的意見。他在對西奈山醫學院的醫生們所作的一次講演中提到，他本人運用維生素Ｃ來預防感冒，收到了成效。他的意見在報紙上刊登出來後，收到了維克多·赫伯特博士寫來的一封“言辭非常尖銳”的來信。赫伯特是一位著名的臨床營養師，曾經幫助過制定維生素日薦量的美國標準。他在信中攻擊鮑林說，他用維生素Ｃ的所謂優點為江湖騙子提供了幫助和安慰。赫伯特質問鮑林：哪裡可以找到處於嚴密監控下臨床研究的資料，可以用來證明抗壞血酸的確對感冒具有防治的作用？

鮑林感到很意外。的確，他從來就沒有查閱過有關維生素Ｃ的文獻，僅僅讀了斯通寫的幾篇論文的摘錄。於是，“在赫伯特這位老兄尖銳言辭的刺激下，”他開始像以往習慣的那樣，一頭鑽進有關的科技雜誌裡，搜尋有關的資料。 與此同時，《小姐》雜誌的一位作者與鮑林聯繫，徵求他的意見，寫一篇關於維生素Ｃ有益健康的文章。鮑林提供了自己觀察到的一般性結果，認為“維生素Ｃ的最佳用量將有利於健康和智力的增進”。他還請讀者閱讀他用分子矯正法治療精神病方面的文章。這篇文章發表在1969年11月號《小姐》雜誌上。文中的論點遭到哈佛大學營養學教授弗雷德里克·斯戴厄的反駁。斯戴厄說，鮑林“不是營養學權威”，目前尚無證據表明維生素Ｃ有助於普通感冒的預防；事實正相反，二十年前在明尼蘇達大學對五千名學生進行過一次大規模調查，結果使人確信，維生素Ｃ對感冒根本就不起作用。

這可刺痛了鮑林。他很快找出了有關的研究資料，發現斯戴厄說明的事實是錯誤的。他所提到的1942年明尼蘇達大學的研究，一共調查了363名學生，在為期28週的時間裡，有些學生服用的是安慰劑，有些學生則服用了過量的抗壞血酸。的確，論文作者在結語中提到，就上呼吸道感染而言，維生素Ｃ沒有“重要的作用”。然而，鮑林對文中的數據作了更加嚴密的研究，發現作者的結論是錯誤的。儘管鮑林認為試驗者給學生服用的劑量很小——平均每天只有180毫克，而鮑林現在講的是要用3000毫克——這些研究者在事實上還是見到了作用：過量服用維生素Ｃ的學生中，感冒減少15％，而且其中患上感冒的人，與服用安慰劑的學生相比，其嚴重程度要輕30％。維生素Ｃ既不是預防藥，更不是特效藥，但根據鮑林的估計，它所產生的作用在統計學上是顯著的。

鮑林發現，在維生素Ｃ與感冒之間的關係問題上，其他一些報告也有同樣的情況——維生素Ｃ產生的某種功效未受到人們的重視。這是令人困惑不解的現象。從事這方面研究的醫生似乎一門心思企求找到一種特效藥，因而對顯示出來的部分功效就不感興趣了。他們使用的劑量都比較低（在早期的研究中，一般只有150—250毫克——這雖比美國的日薦量高了好幾倍，但比鮑林和斯通認為具有保護性的劑量卻要低許多倍），而且他們希望尋找的是一種藥效很強的物質。 鮑林認識到，問題就在於學者們的意圖是讓維生素Ｃ起到一種藥品的作用。在檢驗藥物療效時，傳統的做法是弄清楚藥物劑量的微小改變能不能引起療效的巨大差異，而劑量過大就可能產生致命的影響。一般的傾向是期望相對較小的劑量能帶來重大的療效。

但是，在鮑林眼裡，維生素Ｃ只是一種營養品，並非是藥物。在醫學研究人員看到某種細微的療效時，他認為理所當然地應當採用更大的劑量去作進一步研究。鮑林在查閱有關文獻時，至少發現有一份報告，表明如果作下一步研究將會發生怎樣的結果。 1961年，一位名為李澤爾的瑞士學者對279名滑雪者作了一次試驗，他給其中一半人每人每天服用1000毫克的維生素Ｃ——這是明尼蘇達大學研究所用劑量的5倍多——另一半人則服用安慰劑。李澤爾發現，與服用安慰劑的滑雪者對照，服用抗壞血酸的滑雪者患上呼吸道感染的天數少了61％，而且患者的症狀減輕了65％。 鮑林認為，這是有利於自己想法的一個非常有力的佐證。將其繪成示意圖，沿著基線標明維生素Ｃ的服用量，沿著邊線標明對感冒的影響，那麼，從明尼蘇達研究的結果出發（較小劑量產生較小影響），就會有一條直線指向瑞士的研究結果（較大劑量產生較大的影響），鮑林還找到了另外一些論文，其結果與這種圖形是完全吻合的。的確也有一些考察過的研究結果根本就看不出任何影響——鮑林估計這種情況是由研究本身的缺陷造成的，有些研究者所用的劑量太小，試驗週期也太短，有些研究者則因為故意的失察或無意的盲目視而不見有關的結果——但是，具有重要意義的是，有那麼一小批認真進行的臨床研究支持鮑林和斯通關於維生素Ｃ和健康的一般性理論：服用的維生素越多，越接近越大劑量的標準，患病的概率就越小，即使患病，症狀也越輕。鮑林查閱文獻後得知，抗壞血酸對其他方面的一些疾病，如小兒麻痺症和癌症，也有良好的效果。不過，在文獻中，有更多的實例涉及到普通感冒的作用。

1970年春天，鮑林打算將自己的發現分之於眾了。 他認為自己不能再等待。他心裡想，有過硬的證據表明，這是一種價格便宜、容易買到的營養品，至少可以用來使相當大的一部分人免生折磨過千百萬人的一種疾病。再說，也許會帶來比這更有意義的結果。鮑林曾經讀到過一些資料，說是在冬天為大雪封閉的幾個小村莊，村民們誰也不會生感冒，因為此時根本就不存在呼吸道病毒源。但是，當春天來臨時，有客人造訪，他們也把感冒帶進了村莊，每個人都將是受害者。如果服用維生素Ｃ，許多人增強了抵禦感冒的免疫力，那又將是怎樣的一番景象呢？世界上流行著兩百多種感冒的病毒，它們複製自身的地方會減少很多；流行感冒的情況會緩解；感冒病毒的數量也會減少。 “如果在世界範圍內降低感冒的發病率，”鮑林心裡想，“那麼普通感冒也會像英倫三島的天花一樣徹底地消失。我可以預測，也許再過十年或二十年，世界上有些地方就能達到這一個目標。”廣泛而又適當地應用維生素Ｃ，也許就意味著普通感冒的終結。

當然，這不但會大大減輕這個世界上人們承受的痛苦，而且也會使萊納斯·鮑林的名聲更響亮。鮑林已經是快到古稀之年的人了。他發現阿爾法螺旋並獲得諾貝爾獎，從而在國際上出了名，從那時算起，差不多二十年過去了。此時，已有人開始談論，因為他在鐮狀細胞上所做的工作，要不要給他頒發第三個諾貝爾獎，也就是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不過，這種說法並沒有兌現。在這幾年中，他的精力都投入政治了，而他近來在科學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並沒有產生多大的影響。他已置身於科學發展的門外，成了一個歷史性人物。 鮑林可不甘心做這樣一個人。他不打算躺在徒有虛名的榮譽位置上，僅僅在一些禮儀性場合露露臉，讓年輕人去摘取一頂頂桂冠，而沒有他鮑林的份。他身體仍健壯有力，頭腦仍機敏聰慧，他仍然是一名戰士。分子矯正醫學是他發揮雄心壯志的最新陣地。他主張為身體和大腦創造最佳的分子環境，至今尚無人能表明這一思想有什麼不當之處。他發現了壞血病與維生素Ｃ之間的關係，表明人體大量攝入維生素Ｃ具有增進健康的作用。事實證明，他是正確的。將這些成果公之於眾，不但有利於公眾的健康，而且是用令人信服的實例證明他的一般理論是正確的。

1970年3月引日，他與長期來一直為他出版教材的弗里曼公司簽訂了一份協議，正式出版一本關於普通感冒的小冊子。這將是一本科普性讀物，書中，他要通俗地介紹他的思想，沿著《不再有戰爭！ 》一書的思路，直接地向公眾傳授有關的知識，讀者也許會從中得益。在接下去的兩個月時間裡，他把自己關在大蘇爾牧場，潛心著述這本書。與此同時，他又草擬了一篇學術性更強的論文，準備將自己的發現向《科學》雜誌投稿。 鮑林這本書的名字為《維生素Ｃ與普通感冒》。書中，他力求體現概念清晰、結構緊湊、通俗易懂的慣常風格，詳細闡述了他研究有關文獻資料得到的結果。全書綜述了其他學者精心設計的五次試驗，有關結果都證實了他的想法是正確的。文中還介紹了醫生們多次用維生素Ｃ治療感冒的經過，從中可以得到有力的證據，表明大劑量服用維生素Ｃ是安全的。鮑林的書滿懷信心地宣稱，每天服用幾克維生素Ｃ，最壞的結果也不過是引起輕微的腹瀉，這與藥店裡很容易買到的阿斯匹靈可能產生的毒性相比，應當說是非常安全的。這本書的其餘部分總結了他關於分子矯正的設想，闡釋了斯通關於進化的概念。許多篇幅用在個體的生化特徵這一課題上，說明各人對維生素Ｃ和其他營養成分的需要量是很不相同的。

1970年11月18日，即將付梓的幾份清樣送到了有關的報刊，一場規模空前的公開爭論沸沸揚揚地開始了。第二天，《紐約時報》引述鮑林的話說，為了處於最佳健康的狀態，為了預防感冒，每人每天需要服用1至4克維生素Ｃ。鮑林則藉此機會抨擊醫藥界——從醫藥公司一直到醫學雜誌和廣大醫生——企圖抹殺有利於抗壞血酸的證據。他們幹嗎要這樣做？記者向他問道。鮑林回答說：看一下生產感冒藥物的廠家吧：這是每年五千萬美元的生意，有人願意在醫藥雜誌上刊登鋪天蓋地的廣告。 這就迅速地招來了醫生的反感，同時也觸犯了醫藥刊物的編輯，因為他們不喜歡人們得出這樣的印象，似乎他們把利潤看得比人的健康更重要。醫學界看到了鮑林的想法將會產生怎樣的後果，感到有必要作出一定的反應，而且必須迅速地作出反應。

這本書非常暢銷，維生素Ｃ也因此身價百倍了。至少在公眾方面來說，鮑林選擇的時機可謂是恰到好處。 60年代又再次出現了崇尚“自然健康”的熱潮，許多人憑著自身的經驗，相信人的肉體、精神和靈魂是合一的。匯入這一時尚洪流的有各種各樣的因素：歸真返璞、選擇天然食品的傾向；對瑜樹修行的迷戀；對針灸、閉目養神和其他東方醫藥的信仰；早已失傳的西方自然療法和順勢療法的新生。鮑林關於維生素Ｃ提供的信息迴盪在千百萬人的心目中。醫學走上了公司化、程式化和命令化的道路，過分依賴於藥物治療，許多人開始對這種情況產生了反感，希望把自身健康的責任重新掌握在自己手中，並且要盡量採用順其自然的做法。鮑林發出這一信息的時機，正好是在美國城鎮的每一個角落雨後春筍般地出現許多天然食品商店的時刻，幾乎每一家商店都有供應草藥的專櫃，陳列養生和健康刊物的書攤，出售各種維生素的一個個龐大的貨架。 鮑林這本書的出版在全國各地激起了一陣維生素Ｃ熱。維生素Ｃ的銷售量直線上升，一個星期裡就翻了一番、兩番、三番。藥品店老闆接受各地報紙記者的採訪，鼓動人們到他們的商店去購買維生素Ｃ。批髮店裡的庫存很快就出空了。 “維生素現在已供不應求，需要量甚至超過了現有的生產能力，”一位藥品公司的發言人在鮑林的書面世不到一個月時這麼說，隨後還補充了一句，“不過，提高生產能力並不合算，因為我們可以斷定，這只是一時性的搶購風潮而已。” 這也招來了有關方面的迅速反應。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主任醫師查爾斯·愛德華茲向報界宣布，全國范圍內的維生素Ｃ熱是“荒唐可笑的”，“尚無科學證據，而且從來就沒有人做過重要的研究，可以表明維生素Ｃ具有防治感冒的作用。”鮑林發現，這個管理局曾在1966年提議，沒有醫生處方，不得出售每粒超過100毫克的維生素Ｃ片劑，因此，鮑林用諷刺的口氣反駁了愛德華茲的說法：如果管理局堅持這一做法，那麼，要是有人不到醫生那裡開藥而想服用10克維生素Ｃ來治療感冒，此人至少就得服用100片。 “我想，吞嚥那麼多片維生素Ｃ碰到的困難，決不會亞於吞嚥管理局在製定這些規則時所用的某些言辭，”他這樣說道。 醫藥界報刊對鮑林的批評也同樣激烈。 《美國公共衛生導報》稱，鮑林的書“只不過一種理論推測而已”。 《美國醫學協會學報》在評論鮑林的書時說道：“在此，我們看到的不是一位追求真理的哲學家或科學家作出的論述，而是一個為了推銷某種貨物的廣告商聲嘶力竭的叫賣……甚至那些吹捧萊納斯·鮑林的人也不希望他寫這麼一本書。”《醫藥信函》的攻擊則最為尖刻，指摘鮑林的結論“是根據胡思亂想或者很不嚴謹的臨床研究得出的，因而是一家之言”，同時，它還指出，尚未找到確鑿證據可以表明，長時間大劑量服用維生素Ｃ是安全的。 鮑林對書刊評論界就寫作藝術發表的看法只能閉口不言，但對事實方面的偏差則非要弄個水落石出不可。 “你們對我的書刊登的虛假而有欺騙性的言論，破壞和詆毀了我的名譽，我要求你們在報上正式更正和收回，並向我公開道歉，”鮑林在給《醫學信函》編輯部的一封長達12頁的公開信的開頭這樣說道。接下來，他逐點駁斥了他們的文章，強調他引用的都是非常嚴謹的試驗資料，其中既包括瑞士和明尼蘇達大學的兩份研究報告，也包括1970年愛爾蘭學者對100名女學生進行的雙盲試驗①作的總結。這份總結報告表明，冬季每人每天服用抗壞血酸200毫克，就可以顯著地降低感冒的發病率、病程的長度和嚴重的程度。至於服用超大劑量維生素Ｃ的安全性，至今可以得到的全部證據表明，大劑量可能造成的最壞結果是輕微的胃部不適或腹瀉，再說，通過調整劑量，使人逐步培養起耐藥性，這類症狀就能得到緩解。鮑林還向這家刊物提出挑戰，敢不敢到法庭上出示這方面的任何實例，說明到底有沒有人服用大劑量維生素Ｃ後身體健康受到了傷害。 ①雙盲試驗，是指藥物試驗中，試驗者和受試對象雙方對試驗的細節均不知曉，其目的在於防止試驗結果受成見或心理的影響，從而有助於測定藥物的實際功效。 誰也沒有站出來應戰，然而也沒有人向他公開道歉。與此相反，《醫學信函》刊登的那篇文章為一些大眾化雜誌競相轉載。其中就有一家名為《消費者報告》的刊物，重申了《醫學信函》的幾個觀點，嚴厲抨擊鮑林的書，並且聲言說，在沒有更多關於維生素Ｃ的安全性資料的情況下，鮑林的行動是“對社會不負責任的表現”、鮑林一家訂閱《消費者報告》已有幾十年了，因而深為這篇文章的粗暴語調所震驚，鮑林將其稱為“肆無忌憚而又毫無根據的攻擊”。在主辦該刊的董事會主席和會員的聯席會議上，鮑林夫婦為自己的論點作了辯護，不過該刊同樣沒有作出相應的更正。 從《科學》雜誌傳來的消息也不妙，鮑林關於人體發育需要維生素Ｃ的論文被退了回來。鮑林將這篇論文立即寄給了《國家科學院學報》，他知道，作為國家科學院院士，他這篇文章毫無疑問能在這家刊物上發表。 圍繞著鮑林這本書進行的爭議源出於這樣的一點：他本人沒有作過有關方面的調查和試驗。這本書闡述了他對分子矯正醫學的看法，作出了人體發育需要抗壞血酸的推斷，這些結論是很有意義的，但畢竟沒有理論的證明。另外，他只是選用了少數幾例的研究，表明維生素Ｃ在一部分人中具有預防感冒或緩解感冒症狀的作用。這些內容作為會議論文也許是很有意義的，但是主張全體國民根本改變飲食習慣，理由就很不充分了。批評他的人指出，鮑林既沒有找到清晰無誤的理論來說明維生素Ｃ作用的機理，又沒有作過認真的研究——根本就沒有親自進行過研究——表明長期超大劑量服用維生素Ｃ是安全的。醫藥界當時崇尚的信條是，為了保證飲食的平衡，才需要攝入少量的維生素，每天服用數克維生素Ｃ可能造成種種不良的後果，諸如胃部不適。膽結石等等，誰敢保證不會帶來其他毛病呢？ 為了發表自己的看法，鮑林采用了一種不同尋常的方式，拋開讓科學家同行審稿的通常渠道，出版了一本通俗的讀物，這就招來了猛烈的批評。他的行為更像是趨附健身法時尚的人，不像是一位嚴肅的科學家。大多數醫生對於新出現的治療方法一般都比較保守，非常看不慣那些建立在經驗基礎上的健身運動。他們受到的教育也使他們死抱著這樣的信念，也就是維生素Ｃ只能用於防治壞血病。因此，在他們眼裡，鮑林更像是一個玩弄營養學概念的江湖郎中，鼓吹使用維生素，但終究是一個沒有行醫執照的人。 不錯，他是一位諾貝爾獎得主，但是，大多數醫生對他輝煌的科學生涯了解得不多。他已上了年紀，已經對自己的研究領域生疏了；他這個人迷上了維生素Ｃ，然而又固執地相信自己不會錯。維克多·赫伯特甚至在電視上為他作了這樣的診斷：鮑林生了一種類似於老年性誇大狂那樣的疾病。 讓鮑林閉上嘴，這成了醫學界義不容辭的責任。 關於《維生素Ｃ與普通感冒》這本書的爭議，在1971年這一年裡始終是一個熱點。鮑林對來自醫學界的每一種指摘，都有他自己的答复。是的，他並不清楚維生素Ｃ是怎樣起到預防感冒作用的，但是，的確有證據表明它具有抵禦病毒和增強免疫力的能力。正如他在書中指出，不管怎麼說，“我們也許能用經驗所表明的那種辦法，應用抗壞血酸來增進人體的健康，儘管我們對其作用的機理還缺乏具體的了解。”已經發表的文獻都表明，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大劑量服用維生素Ｃ具有良好的效果。實際產生的最壞結果僅是臨時性腹瀉或胃部不適，而且只要慢慢地加大劑量，這些症狀就可以緩解。還未見任何真正的膽結石病例證明是由維生素Ｃ引起的。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大肆宣揚服用抗壞血酸納這一種形式會帶來危險，它可能造成飲食中含有過量的納，但是，這種情況是很容易避免的，只需使用更加普通的抗壞血酸的非鹽形式就行了。除此之外，鮑林還指出，內科醫生可以毫不費事地囑咐病人服用阿斯匹靈，這是另一種藥理尚不清楚的物質，而且事實證明，它比維生素Ｃ具有更強的毒性。至於說到發表文章的方式，鮑林曾經試圖在《科學》這家權威雜誌上發表自己的見解，然而這家雜誌拒絕刊登他的文章。但是，維生素給人類帶來的希望實在太大了，而且鮑林的確上了年紀，因此不能再通過平常的渠道來傳達這一科學信息了。他是想通過公眾的力量來幫助公眾，醫生們也許會想到採取同樣的行動的。 鮑林在進行反擊時，強調了兩點。最重要的一點是，他並沒有兜售任何一種醫治普通感冒的靈丹妙藥，他只是提倡控制感冒流行的一種可行的策略。他從一開始就強調指出，各人對感冒的抵抗力是很不相同的，因而對維生素Ｃ的需要量也各不相同。有些比較幸運的人，不管體內有沒有維生素Ｃ，從來不會生感冒；也有些人，無論服用了多少維生素，感冒還常常不斷。這兩種人各處於鍾形曲線的一端，大部分則處於這條曲線的中間部分。鮑林相信，已有確實的證據表明，正是維生素Ｃ可以幫助他們提高自身的抵抗力。他希望改變一下這條鐘形曲線的形狀，使千百萬人能感到好一些，幫助人類減少一些所受的痛苦。 鮑林認為，在這一點上，醫學界向錢看的風氣和墨守成規的陋習成了他們的絆腳石。他說，醫生們忙著掙錢，顧不上讀一讀有關維生素Ｃ的文獻，他們一味依賴於自己專業領域裡諸如斯戴厄和赫伯特那樣的專家發表的聲明。 “他們三番五次重複那些陳詞濫調，不願意回過頭來看一看實際的情況，”鮑林對一位記者這樣說。 “他們或者是相互吹捧，或者是迷信權威，得到的是一鮮半瓜的知識，甚至是錯誤百出的信息，就是不願核對一下實際的情況，最終得出自己的結論。” 換句話說，這一爭論不僅局限於對科學事實的認識，而且已經涉及到人們的世界觀了。在此期間，這本書已經十分暢銷，以至很快就安排出了紙質封面的簡裝本、在新版中，鮑林又專門針對醫學界的批評增寫了兩章一此時，他對抗壞血酸的作用已更加深信不疑。事實上，為了回答某些批評，他又更加仔細地研究了有關的資料。他發現，即使他接受醫生們為了證明藥效而為試驗規定的條件，也就是雙盲試驗（在這種試驗過程中，病人和醫生都不知道誰服用的是試驗性藥物，誰服用的是安慰劑），再加上他本人所作的限制，也即每人每天服用的維生素Ｃ要超過100毫克，隨後再跟踪觀察一段長時間內發生感冒的病例，所得的證據也是“無可辯駁的”：見諸於報刊的四次試驗都符合有關的規定，其結果表明，維生素Ｃ在預防感冒和緩解感冒症狀方面具有顯著的功效。醫學界現在應做的事不是在這個問題上爭論，而是要進行一系列精心設計的試驗，全面認識大劑量維生素Ｃ的作用以及作用的機理。 1971年12月，這本書的簡裝本正式面世。此時，由於冬天寒冷的季節已經來臨，維生素Ｃ的銷售量又再次扶搖直上。然而，試驗所得證據並非全都有利於鮑林。馬里蘭大學的研究人員宣布了他們的研究結果：對一批犯人注射感冒病毒，然後讓其中11人服用抗壞血酸，採用的是鮑林建議的劑量，也就是每天3克，連續服用兩週；另一些犯人則服用了安慰劑。結果，這11人和其他人一樣，都患上了感冒。馬里蘭大學的這一研究很快就得到廣泛報導，成了鮑林觀點錯誤的一個證據——儘管沒有跡象表明，這一小型調查是一次雙盲試驗，有關結果也是在一次會議上的報告中公之於眾的，沒有首先發表在一家權威刊物上。鮑林對此提出質疑，還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比方說，事先人為地對這些犯人注射病毒，這就可能超越人的免疫系統能夠承受的程度，此時，即使服用維生素Ｃ來增強免疫力，也都會無濟於事。 一般公眾仍然相信鮑林的看法。 1971年，對維生素Ｃ的總需求量上升了15％，這比人們先前估計的要高三倍。到1970年年中，維生素Ｃ的銷售量在欣欣向榮的維生素市場上已遙遙領先。據估計，大約有五千萬美國人每日都要進補一定數量的維生素Ｃ。維生素Ｃ的製造廠家不無欣喜地將這一現象稱作“萊納斯·鮑林效應”。 萊汶谷 對於鮑林的工作，醫學界一般都持否定的態度，但是，他提出的論點，至少在部分醫務人員中引起了共鳴。鮑林不斷收到一些醫生的來信，從中可以得知，有些醫生給病人服用過量的維生素Ｃ後，看到了積極的效果；有些醫生還發現，一兩克維生素Ｃ有助於戰勝他們自身患上的感冒。 甚至還超出了感冒的範圍。 1971年11月，鮑林收到了一位名叫伊万·卡梅隆的來信。這是一位外科醫生，在蘇格蘭格拉斯哥的一家名為“萊汶谷”的小醫院裡行醫。他在信中介紹了用大劑量抗壞血酸醫治癌症時自己看到的一些令人意外的結果。他在信中寫道，每天用10克或10克以上時，癌症的發展似乎就慢了下來，在某些病例中，腫塊甚至還縮小了。他只是在少數幾位晚期病人身上進行了試驗，但是他想，鮑林也許對他所作的初步研究感興趣，因為他對抗壞血酸的作用機理持有自己的看法。卡梅隆早在五年以前的一本書中就提出，維生素Ｃ可能具有增強細胞間質的作用。細胞間質是一種黏膠狀的富於膠原蛋白的黏多醣，這種物質在體內具有黏結細胞的功能。卡梅隆提出了這樣的假設：細胞間質良好，就能有效地制止癌細胞的擴散，因為腫瘤人侵人體時，首先要破壞黏結正常細胞的間質。黏結細胞的作用越強，癌症人侵的能力就越弱，癌腫就更容易得到控制和治療。 卡梅隆在給鮑林的信中指出，癌症在瓦解這種天然的免疫功能時，產生了一種酶，稱作透明質酸酶。這種酶具有溶解細胞間質的作用，從而為癌症人侵人體打開了道路。維生素Ｃ有助於形成一種不利於透明質酸酶的分子，因而能抑制癌症的發展。雖然這一理論框架還有待於詳細的研究，但卡梅隆對自己的發現和從晚期癌症病人身上觀察到的臨床結果感到很高興。他和鮑林一樣是使用維生素Ｃ的熱情提倡者。 “在您的幫助下，我可以毫不羞愧地表示樂觀，我們不久就可以征服癌症，”他在給鮑林的信中寫道。 鮑林對卡梅隆的發現頗為重視，並且急於利用這一新的線索探討維生素Ｃ的作用機理。維生素Ｃ有助於增強黏結細胞的物質，這一概念不但能用來解釋幾次研究所證實的結論，也即維生素Ｃ具有抗癌的作用，適用於治療人們已經知道的壞血病（其症狀是組織壞死和牙床出血等等），而且也符合人們在各種情況下觀察得到的結果，例如，維生素Ｃ對椎盤移位的人似乎也是非常有益的。維生素Ｃ很可能是一種人體組織的增強劑，一種有助於身體處於完好狀態的物質。 鮑林開始與這位蘇格蘭外科醫生建立起通訊的聯繫，並且很快就斷定卡梅隆決不是一位異想天開的人。卡梅隆舉止隨和，精明能幹，畢業於格拉斯哥大學醫學院，是愛丁堡的格拉斯哥皇家外科學院的研究員。作為一名外科醫生，他有效地治療癌症已有多年，並且在癌症冶療力面發表了多篇論文。他在1966年撰寫了一本書，名為《透明質酸酶與癌症》，曾受到讀者好評。鮑林閱讀了這本書後，寫信給卡梅隆說，“我頗有興味地了解到您觀察所得的結果……我感到，您的思想的確很重要，而且是很有根據的。” 過了一個月，從蘇格蘭方面傳來了一條不那麼令人鼓舞的消息。 “過去幾天裡，我們這裡在臨床治療方面似乎陷入了災難性後果之中，”卡梅隆寫道。在接受他進行維生素Ｃ治療的幾個病人中，出於種種不同的原因有三個病人已死去。其中一人死於大出血，也許是因為維生素Ｃ的作用很強烈，造成腫瘤自身的壞死而引起出血的症狀。因此，他當初的熱情很快就冷了下來，懷疑的情緒開始佔上風。卡梅隆寫道：“事情已經愈來愈清楚，雖然抗壞血酸有'作用'，但是要具體運用於臨床，還會碰到相當大而且目前還無望解決的問題。” 鮑林回信勸說這位同行堅持自己的努力。 “據我所知，您在治療癌症方面需要攻克的將是最為重要也是最有希望的問題，”他在給卡梅隆的信中這樣說。 “首先，最為關鍵的是要進行透徹的研究來弄清楚抗壞血酸的價值。”關於這一令人激動的新理論，也應當寫一點東西正式發表。他致函卡梅隆說，最好的辦法是對身患晚期癌症的病人進行雙盲試驗，讓其中一些人服維生素Ｃ，另一些人則服安慰劑。但是，卡梅隆拒絕了這一建議。雖然有少數病人死亡，但是接受維生素Ｃ療法的其他病人，無論是他原先的支持者，還是後來新列入這一名單的人，病情仍比預料的要好。他感到，只給這些已到癌症晚期的病人服用維生素Ｃ，不採取任何其他的措施，這是有損於道德的事。 鮑林心裡想，即使不進行雙育試驗，也有足夠的東西可以發表了。他認為，為了促使人們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應當將卡梅隆在維生素Ｃ與癌症問題上所作研究的結果盡快地公之於眾。 鮑林幫助卡梅隆整理和提煉了關於透明質酸酶的理論，全面回顧了他在治療癌症患者的過程中取得的成績，並著文在美國發表。兩個人決定聯名向《國家科學院學報》投稿。這家刊物是發表這篇論文的最理想的場所，不但是因為該刊發表文章的速度比大多數刊物來得快，而且是因為這樣做決沒有退稿之虞。該刊長久以來遵循的方針是，如果某人有資格進入國家科學院，那麼此人撰寫的文章就可以不經同行審稿而直接發表。在過去半個世紀裡，只有兩三篇院士的投稿未被錄用，那是因為它們直接地攻擊了其他國家科學院院士的工作——這被認為是缺乏君子風度的事——還有一篇沒有完全成稿的論文是例外，因為投稿的院士新近因中風病倒了。除此之外，院士投送的稿件全都刊登了出來， 因此，幾個星期以後，鮑林收到《國家科學院學報》編輯部主任約翰·埃德塞爾的來函，通知他這篇關於癌症的論文不予錄用的消息，他被驚呆了。埃德塞爾寫道，決定是在編輯部的一次會議上經過激烈辯論之後作出的，大家認為，在諸如癌症治療這樣一個頗有爭議的領域裡，提倡某種治療方法的論文，屬於醫學雜誌刊登的範圍，在那裡可以得到更加適當的評價。埃德塞爾本人是作出這一決定的關鍵因素。他認識鮑林已有四十年，對他一直是非常尊敬的——事實上，在1952年英國皇家學會的會議上，正是埃德塞爾為鮑林的阿爾法螺旋進行了辯護——但是，他也是一位醫生的兒子，他父親對他的影響很深，教育他在使用一種新的治療方法前，務必要不厭其煩地對其療效進行透徹的檢驗。他從鮑林和卡梅隆的論文中沒有看到這種負責的態度。 “這是一個令人煩惱而又深感痛苦的決定，”埃德塞爾後來回憶起這件事情時說道。 這也是沒有先例的事。 “我也不知道下一步怎麼辦，”鮑林在聽到上述消息後，在給卡梅隆的信中這樣說。 “要將這篇論文在美國發表，我已無計可施了。我從來就沒有在醫學刊物上發表過任何東西，因此心裡一點把握也沒有。”最後，鮑林和卡梅隆對論文作了小的修改，對維生素Ｃ用於臨床的建議作了低調的處理，然後又再次向《國家科學院學報》投寄。但是稿件再次被退回，這一次還得到了科學院理事會的支持。與此同時，《國家科學院學報》異乎尋常地退稿的消息在科學界傳開了，《科學》雜誌在8月初對這一爭論又進行了全面的報導，因此引起了全國范圍內廣泛的注意。這件事進一步造成了這樣的印象，就是鮑林在熱情地鼓吹使用維生素Ｃ的時候，完全喪失了科學的目光，否則的話，從不退稿的科學院學報怎麼會拒絕刊登他的論文呢？ 在最近發生爭論的這一事件中，唯一的好消息來自一家專門供癌症醫生閱讀的雜誌——《腫瘤學》，該刊的一位持同情態度的編輯主動提出要刊登這一篇文章，鮑林和卡梅隆迫不及待地同意了。 這一風波似乎並沒有使鮑林的熱情冷下來。卡梅隆仍不斷發現，維生素Ｃ對晚期癌症病人有延長生命、減輕疼痛、增強體力的效果。維生素Ｃ提高了他們生活的質量。甚至少數病例還顯示了更好的療效，病人在服用大劑量維生素Ｃ後，癌腫完全消失了。聽到這類趣聞式的報告，鮑林的精神更加振作了。他又繼續搜尋一些以前發表過的報導，說明抗壞血酸療法在醫治其他疾病時也有一定的療效。現在，他更加確信，大劑量維生素Ｃ“幾乎對每一種病症”都可能有其一定的價值，這也是他寫信給卡梅降時表達的意思。 “我並不認為這是一種靈丹妙藥，”他又補充道，這不是包治百病的特效藥，但是選擇最佳的劑量，將有助於增強人體的組織結構和免疫系統，從而有可能戰勝疾病或緩解其症狀。這是一種價值很高的分子矯正型的治療方法，它有助於克服體內遺傳性缺乏抗壞血酸的現象。對患有維生素Ｃ飢餓症的動物來說，維生素Ｃ是一種補品。 鮑林相信維生素Ｃ是有效的。現在他要做的事是進行研究來證明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