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22 飄泊歲月-2

在公開場合，巴克利裝出了一副氣勢洶洶的樣子。 “〈國民評論》一定要捍衛自己的觀點，捍衛自己不受任何人騷擾的權利，”這一案件公之於眾後，《國民評論》發表的一篇社論這樣說。 “本刊決不會被一個愛打官司的公眾人士所嚇倒，用參議院的一個小組委員會的令人清醒的話來說，此人'多年來已經證明自己隨時準備與共產黨合作'。” 然而，巴克利在內心深處卻惶恐不安。此時，鮑林打官司的成功率還是較高的：他在兩個案件中達成了庭外解決，在其他幾個案子中也迫使被告收回和更正了有關的言論。鮑林一次也沒有輸過。 《國民評論》是一家小本經營的雜誌，如果判下來的賠款數接近於100萬美元，那麼雜誌在競爭中就要被淘汰出局了。單單是涉及到的法律費用就很成問題。

但是，巴克利認真研究了鮑林所寫的文字，最後決定與對方奉陪到底。他與拉什和本哈姆碰了面，認為將鮑林稱為“同路人”的根據就是鮑林本人的經歷，這與“將杜魯門稱為民主黨人是一樣的道理”。如果鮑林想在這一點上爭論，那麼他將隨同一批善於論爭的高手一起接受這一挑戰。 律師們花了數月時間就技術問題作了精心的準備。等到鮑林即將在案中宣誓忠誠的時候，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消息正式宣布了——這對巴克利一方是不利的因素——一直要拖到1964年初從奧斯陸歸來後，鮑林才能去紐約當著律師們的面出庭了。於是，法律準備的時間又增加了幾個月。 1965年，一名法官接受上司指派將雙方准備的材料分檔和清理，致使雙方原本希望得到對方背景材料的打算全都落空了。

這一拖延對《國民評論》倒是有利的。 1964年，美國最高法院對一起名為“紐約時報訴沙利文”的重大誹謗案進行了判決，使美國適用於誹謗的法律依據發生了一次根本的變化。為了保護正常的公開辯論，審理沙利文一案的法官們辯稱，評判一個人是否受到誹謗的標準，政治家和其他公眾人物應與普通公民有區別。比方說，一家報紙將參加競選的一名侯選人說成是“笨蛋”，就不算是誹謗——對於普通公民，就可以認為是誹謗——當然，如果有證據表明，這樣稱呼出於“實際的惡意”，那就另當別論了。不過，這也得由有關說法的虛假性或故意隱瞞真相的事實來界定。 對沙利文一案所作的判決，使政治家在誹謗訴訟案中取勝的難度大大增加了。當然，仍有這樣一個問題未解決，就是在選舉的範圍之外，對文藝界明星、議會外從事遊說話動的說客或者像鮑林那樣的著名人士，上述裁決原則是否適用呢？

鮑林關於誹謗的訴訟，特別是《國民評論》一案，就其動機和鮑林的形象而言，有助於界定沙利文裁決原則適用的範圍。在沙利文案作出判決以後，《國民評論》的律師馬上爭辯說，根據這一裁決原則就可駁回鮑林的申訴。但是，法官卻不能斷定，鮑林一定有資格算作為公眾人物，因而拒絕了他們的要求。隨後，1965年秋天，巴克利競選紐約市市長，他認為應當易地審理這一個案子，認為在曼哈頓審理保證不了公正，因為媒體對他的競選活動所作的報導“容易引起人們的反感”。這樣，這一案件又再次被拖延。後來，這家雜誌試圖利用它正在斗爭的另一誹謗案加強自身在鮑林案中的地位，因為那一個案子已以原告失敗而告終。於是，鮑林案就進一步拖延了。 1966年3月，這個案子終於擺到了陪審團面前，有關各方都已厭倦了——雙方的辯論斷斷續續拖了六個星期，厭煩情緒隨之也進一步滋長。以梅塔為首的原告方律師謹慎入微，以至到了可能引起審案法官塞繆爾·西爾弗曼反感的地步。他們花了好幾天時間表明鮑林原先享有良好的聲譽，甚至還請愛娃到場，出示裝滿了整整一箱的獎狀和獎章——其中包括鮑林的兩個諾貝爾獎——梅塔將這些物品遞交給法官和陪審團。鮑林取得的每一項成就，其中包括25個左右的學位，都在法庭上一一宣讀並記錄在案，鮑林本人站在原告席上的時間長達十小時。在檢驗他的背景、成就和政治活動的過程中，他始終直視著陪審團成員。 “在我與有聯繫的團體中，都沒有我知道或懷疑是獻身於共產主義的人，”他說。 “對於馬克思主義，本人不但一無所知，而且毫無興趣。”他作證說，《國民評論》的一些社論在很大程度上對他的經濟收入帶來了負面的影響。事實上，1962年，他在加州理工學院的工資未得到提升，而且他在賬面上的收入還略有下降。他還舉證稱，他受到加州理工學院校長和其他一些人的冷落，《國民評論》的社論損害了他的自尊心。

《國民評論》的律師在答辯時，同樣費盡了心機，同樣使用了好幾天時間，不厭其煩地陳述了鮑林與左翼人士聯繫的歷史，並且引用了國會進行各種各樣調查得到的結果。他們表明，鮑林在幾年裡的總收入並沒有下降；如果算進他得到的獎金，還有所增加。鮑林的律師提出了許多反駁的意見，一再打斷被告的證詞，以至西爾弗曼都失去了耐心。 “如果陪審團還要聽完雙方其餘的話，”這位聽了四周時間作證已經倦容滿面的法官說，“請記住，那就是4月1日了。” 這樣又過了兩星期。法官西爾弗曼實在聽夠了。 《國民評論》方提出一項新動議，要求引用沙利文裁決原則，駁回原告的訴訟。西爾弗曼表示贊成此動議，使鮑林方感到很震驚。西爾弗曼說，他現在已經充分聽取了雙方的陳詞，可以作兩點判決：鮑林是一位公眾人物，適用於沙利文裁決原則；《國民評論》並沒有故意迴避事實真相的舉動。根據沙利文裁決原則，事實上的誹謗不成立，因此，不能作出有利於鮑林的判決。 “鮑林博士由於幫助自己所信仰的事業而提高了自己的聲譽，”西爾弗曼對陪審團說。 “我只不過認為，這樣做也就限制了因名譽受到誹謗而在法律上作補償的要求。也許，我們可以將此看作為他為了維護自己的信仰而作出的又一次犧牲。”

法庭命令鮑林支付《國民評論》一千美元的法律訴訟費（這家雜誌僱傭律師總共花去的費用超過五千美元）。陪審團隨後就宣布解散了。 鮑林簡單地說，這一結果使他很“失望”，然後就讓他的律師離開了。後來，他又請了一位更好的律師來幫助上訴，就是高級律師路易斯·尼澤。尼澤手下的律師小組開始時感到悲觀，但鮑林熱情地鼓勵他們好好乾，認為有可能推翻沙利文裁決原則適用於本案的結論，因為鮑林並不是當政的官員。於是，律師小組同意把這個案子接下來。 但是，西爾弗曼對鮑林案所作裁決的合理性，得到了其他法庭為另外一些案子所作裁決的印證。在那些案子中，有關的公眾人物也不是政治家。 1967年，美國最高法院對沙利文裁決原則作了更加廣泛的解釋。等到1968年春天尼澤最終將鮑林的上訴送到法院的時候，這已經成了明擺著一定要輸的事。在鮑林控告《環球民主黨人》和紐約《每日新聞》的兩宗名譽誹謗案中，沙利文裁決原則也成了他敗訴的一個決定性因素。

《國民評論》用了整整七頁的版面，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為讀者再現了案件審理的經過。巴克利的雜誌不僅在鮑林的威脅面前渡過了難關，而且比以前更加神氣活現了。 自此之後，鮑林被沙利文裁決原則解除了武裝，再也沒有提起名譽誹謗的訴訟。 分子矯正療法 鮑林在名譽誹謗案中接二連三地敗訴，為了打官司又耗費了大量的時間、精力和金錢，因此情緒很低落。他決定在科研工作上加把油。 到1966年底，鮑林和愛娃有一半時間是在熱泉路家中度過的，另一半時間則待在大蘇爾牧場新近竣工的漂亮宅第裡。在那裡，鮑林處於與世隔絕的狀態，如果頭腦裡產生了什麼新的想法，總會有大量的時間去思考。此時，他打算割斷與民主制度研究中心的關係，把時間集中用於理論科學的研究。他就石墨和氮化硼的結構發表了幾篇論文，將重子共振作為金屬間化合物所處的旋轉狀態和電子轉移現象來考察，同時又再次探討了用科學方法解決世界問題的必要性。有幾天時間，他反复思考著要不要透徹地研究一下自然界不明飛行物現象，將有關問題匯總起來，從目擊者的可信度，一直到星外來客的可能性，作一次全面的分析。

就是從這類想像力的遨遊中，出現了一種具有概括作用的新思想。 這一切都起始於1965年下半年。鮑林拜訪了幾位朋友，其中一位是精神分析家卡梅爾。有一天，還沒有到吃晚飯的時間，他在會客室中想利用時間找一點有趣的材料讀一讀，他的目光落到了一本有關精神分裂症的書上，書名為《精神病學中的菸酸療法》。鑑於自己對用維生素（菸酸是維生素Ｂ中的一種）治療精神病方面的知識很缺乏，因而對這本書發生了興趣。作者是一位加拿大學者阿伯拉姆·霍弗，薩斯喀徹溫省精神病研究所所長。該書總結了霍弗和他的同事漢弗利·奧斯蒙德多年裡進行實驗所得的成果。這些成果似乎清楚地表明，大劑量應用菸酸以及有關化合物，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大腦功能具有相當積極的療效。這兩位加拿大人開出的劑量是驚人的——在若於病例中，超過了日常先許用量的一千倍。看來，這樣大的劑量不但沒有產生明顯的不良副作用，而且在精神病症狀和復發率方面都有顯著的改善。霍弗和奧斯蒙德將他們的治療方法稱為“超大劑量維生素療法”。

鮑林關注精神病的生化機理已有十多年時間了，因此頗為讚賞該書的論點。不過，仍然有一些問題他感到吃不准。 思考了一個星期後，他突然找到了答案。他知道，大多數藥物只是在一定範圍的濃度內是安全有效的；即使是阿斯匹靈，過量用藥也可能致命。在霍弗和奧斯蒙德的研究中，菸酸是當作藥物使用的，但劑量很大時，仍然是非常安全的，而目隨著劑量的加大，效果甚至更顯著，這種劑量的數量級遠遠超過了內科醫生的建議量。對此，鮑林感到很驚奇，他開始考慮其他維生素是不是也有這樣的情況。 幾個月之後，鮑林親自考察了超大劑量維生素療法的作用，他的興趣更濃了。 1966年3月，他獲得卡爾·紐伯格獎，這是對他將新的醫學和生物學知識綜合起來進行研究所作的表彰。他在接受獎章以後作了一次發言，提到他希望再活十五到二十年，親眼目睹醫學上必然會來到的巨大新進展。幾天之後，他收到歐文·斯通的來信。斯通是一位來自斯塔騰島的生物化學家，喜歡交朋友，鮑林是在頒發紐伯格獎後舉行的宴會短暫時間裡與他認識的。

斯通在信中對鮑林說，他非常欣賞鮑林的講話，但他認為再活二十年要求太低了。為什麼不再活五十年？只要鮑林聽他的勸告，就可以達到這一個目標。 他向鮑林敘述了一個有關維生素Ｃ的故事。 斯通從1935年起就對維生素Ｃ發生了興趣。那時，他開始發表論文，並且取得了使用抗壞血酸（維生素Ｃ的學名）作為食品添加劑的專利。好幾年裡，他閱讀了一系列來自世界各地的報導，說明使用大劑量維生素Ｃ治療各種病毒性疾病，甚至用於心髒病和癌症，都能得到一定的療效。斯通和他的夫人都相信維生素Ｃ有助於健康，兩個人開始每天服用3克維生素Ｃ——這是政府建議日用量的許多倍。 由此產生的結果是，斯通的感覺好多了。不過，真正信服這一點是在發生了一次汽車交通事故以後的事。 1960年，斯通夫婦驅車奔馳在南達科他州的公路上，迎面與一醉漢駕駛的卡車相撞，兩個人都差點送了命。然而，斯通對鮑林說，他們兩人不但都活了下來，而且傷口異常迅速地癒合了。他將這歸功於他們在康復期內大劑量服用維生素Ｃ的做法。

出院後，斯通打算向別人宣傳抗壞血酸的功效。他開始閱讀各方面的文獻和資料。他注意到，在哺乳動物中，只有與靈長目動物關係最密切的人和豚鼠無法在自己體內合成維生素Ｃ，因為體內沒有產生這種維生素所需要的酶。因此，人一定要通過飲食攝取這種維生素。缺乏維生素Ｃ，就可能生壞血病，這種可怕的病曾經奪走過成千上萬海員的生命。還是一位英國醫生髮現，食用酸橙汁或新鮮的柑橘，就可有效地防治這種病。為了預防壞血病，美國政府及時地規定了每天維生素Ｃ的最少攝入量。 但是，斯通認為，這是不夠的。壞血病不只是簡單的一種營養缺失症，而B也是人類共有的一種遺傳件缺陷，也就是先天性新陳代謝的缺陷可能造成的嚴重後果。一種酶的喪失，使人類失去了體內合成某種所需物質的能力。對動物所作的研究表明，簡單地預防壞血病，尚難保持人體處於最為健康的狀態。只有另外一些哺乳動物，如老鼠，才具有良好的生化機制自身就能產生出抗壞血酸。實驗證明，一位經過體重調節達到150磅左右的成年人，每天攝入1.4克到4克維生素Ｃ，這大約相當於一隻老鼠自身體內產生的數量，才能保證人體自身的健康。斯通還相信，攝入量少於此數，就可能引起他所說的“慢性亞臨床壞血病”。這是一種身體衰弱的狀態，處於這種狀態的人很容易生各種各樣的疾病。他在一篇論文中得出結論說：“這種遺傳性疾病的概念可以用來合理地解釋，為什麼能用大劑量抗壞血酸來治療壞血病和許多其他的疾病，從而為臨床研究打開了廣闊的天地，並且深入到目前尚未充分探索的領域。我們可以用大劑量抗壞血素來治療某些細菌性炎症、膠原性疾病、心血管疾病和衰老症。”遺憾的是，已經有六家醫學雜誌拒絕刊登他這篇論文。 換言之，在斯通看來，眼用足量的維生素Ｃ來預防壞血病，與一個人用足夠的食物來填飽肚皮以免餓死是一樣的道理。要吃飯，要健壯，就要攝取更多的營養。他勸鮑林每天服用1.5克維生素Ｃ，這對預防傷風感冒之類的病毒性疾病有奇效。 “我並不相信這一點，”鮑林後來提到斯通的來信時說道。斯通畢竟不是醫生，嚴格的意義上來說，他也不是營養學家或專門研究醫學的學者。他是釀造工業界一位生物化學工作者。但是，斯通的理論框架——遺傳性變異造成維生素Ｃ缺失的思想——是與鮑林本人的思想一脈相承的。比德爾用鏈苞霉變異的概念表明，遺傳性變異可以導致像維生素和氨基酸那樣的營養成分的缺失，鮑林對比德爾的思想是深信不疑的。 “我們今天需要的各種維生素都是千百萬年以前祖先生過的分子型疾病的見證，”鮑林在1962年就曾這樣寫過。要是在一兩年以前，他也許會把斯通的勸告當作喜歡異想天開的人寫來的信件付之一笑了事，但時至今天，他對精神分裂症的超大劑量維生素療法剛產生興趣，看來維生素Ｃ至少還是值得一試的。 他開始每天服用3克維生素Ｃ。 神奇的結果出現了。幾十年來，傷風感冒一直是鮑林的心腹之患。一旦患上感冒，就不是小毛病。身體極為衰弱，咳嗽多疾，往往要臥床一星期，許多情況下還會並發非常嚴重的鼻炎。感冒嚴重地影響到他的工作，迫使他推遲出訪的計劃，真使他苦不堪言。以前，他只有一種預防的辦法——每天針青黴素，從1948年開始，一直到60年代初，他斷斷續續地一直在用這一種方法。 接下來，就與維生素Ｃ有關了。他和愛娃開始按斯通的建議量服用維生素Ｃ。兩個人都感到比以前更有勁，精神也愈來愈好，而且不再患感冒了。四十年裡一直纏繞著鮑林的毛病突然得了醫治，這與科學文獻中寫出的結論一樣是一個有力的證據，鮑林成了維生素Ｃ的信仰者。 不過，他是一個不想大事聲張的信仰者。三年裡，他每天都服維生素Ｃ，從中得益，卻對其不置一言。這倒不是因為他從生化機理的角度對此不感興趣；事實上，在聖巴巴拉居住期間，他甚至開始測定自己小便中維生素Ｃ的含量——但是，他不相信抗壞血酸是一種包醫百病的靈丹妙藥，他只是希望把霍弗和奧斯蒙德的想法借用於對精神健康和維生素問題的研究。 鮑林此時正在研究和分析另一重大的理論，那是一項關於精神問題的宏大計劃，在未來的一年裡，這一計劃將要成為他施展想像力的主要陣地。霍弗和奧斯蒙德應用超大劑量維生素來醫治精神分裂症，對鮑林來說，這是促使他研究問題的“催化劑”，但其中還有更深層次的東西需要他考慮。經過多年的研究，鮑林開始認識到，人的大腦是一種分子一電子能激發的場所，它通過一種複雜的生化機制發送出種種信號，這一機制由代謝物提供必要的營養，其活動受到酶反應的支配，並以某種人們尚不清楚的方式加以協調和調節——根據鮑林從最先進的流行思想中得出的結論，這一切很可能是通過神經細胞相互聯繫的有利模式完成的。 鮑林的研究興趣集中在有關的生化機制上。他在探索大腦奧秘時所作的初步嘗試，十年以前對精神障礙和苯丙酮尿症患者進行的研究，其目標都集中在發現和界定酶缺失現象，因為這種現象可以用來解釋精神障礙的分子學原因。他所採用的工具局限於尿樣分析和血液分析，由於這類方法太粗糙，難以幫助他找到所希望的目標，因此，這一研究最後以失敗告終。如今，精神健康問題又再次成了他注意的中心，另一種至關重要的理論又在他的頭腦中醞釀起來了。他相信，利用這種理論就能夠解釋——就像他創造的其他重大的理論一樣——各種各樣模糊不清，有時甚至是自相矛盾的現象。 如果說，人的大腦功能取決於某些分子（比如，酶、輔酶、替代物、生成物等等）的適當數量的話，那麼，大腦的最佳功能就很可能取決於在大腦中分子的某種類型的平衡，正如他後來所說，要有“合適數量的合適分子”。如果有一種重要的酶不夠活躍或失效了——苯丙酮尿症患者就屬於這樣的情況——那麼整個機制就會陷入混亂的狀態。不過，要是有一種酶功能失調，我們就可以通過大量補充有關的物質來恢復平衡。這也許就是霍弗和奧斯蒙德用菸酸所做的事——在一種酶反應失調的情況下，大量運用一種替代物或輔助物使其回到正確的方向。 鮑林為自己的理論找到了一個引人注目的新名稱——“分子矯正”精神病學，並且著手準備發表自己的思想。 “分子矯正精神病療法，就是通過給大腦提供最佳的分子環境，特別是提供體內正常狀態下各種元素的最佳濃度的溶液，對精神病治療的方法，”他在1967年春就這一理論撰著的第一篇論文中作出了這樣的解釋。採用不含蛋白質的食譜來治療苯丙團尿症，就是分子矯正療法的一例：其結果是降低了造成精神障礙的氨基酸濃度。霍弗和奧斯蒙德的超大劑量維生素Ｃ療法是分子矯正療法的又一個例子。還可以找到其他的例子。人們還知道，種種不同的營養缺失症，其中包括諸如糙皮病和壞血病那樣的維生素缺乏症，可能導致各種各樣精神錯亂的症狀。 “大腦和神經纖維的功能，與其他器官的功能相比，更加敏感地取決於化學反應的快慢，”鮑林寫道。 “我認為，精神病多半是由反應速率失常引起的。一個人的遺傳結構和飲食，以及重要元素的分子濃度發生異常的變化，決定了這類反應的快慢。” 這一新理論的某些結果使鮑林感到特別興奮。這是一種重要的理論，錯不了。這種理論從一個全新的角度考察了大腦運行的最佳方式。不過，還有比這更加深刻的含義。這種理論為鮑林提供了一條回顧過去的途徑，在一定程度上還幫助他明白了生活中發生過的一些荒謬而又不可理喻的事情。他還記得，他母親貝莉生了嚴重的貧血症，逐漸傷害到大腦，最後終於被迫進了精神病醫院。她的大腦中產生了分子不平衡狀態。應用分子矯正療法將會有助於杜絕別人再發生這樣的事。 還不止這一些。分子矯正這一概念可以應用於人體。比方說，糖尿病就可以看作是一種需要進行分子矯正的疾病，讓病人體內自然產生適當數量的胰島素，這種病就可以得到治療。治療甲狀腺亢進，應當補充需要的碘。氟化水可以防止齲齒的發生。生命是一系列複雜的化學反應；人體就是發生這種反應的場所。如同任何別的化學反應一樣，人體內的化學反應也需要有適當數量的反應物、催化劑和生成物。鮑林很快就從分子矯正的角度，把他的理論從大腦活動推廣到人體健康所涉及的各個領域。 聖地亞哥和斯坦福 為了驗證自己的理論，鮑林需要一個實驗的場所。有了實驗的設施，反過來也有利於他尋求必要的資助。聖巴巴拉無法向他提供這樣的條件，他只得將目光投向其他的地方。 1967年夏天，機會終於來到了。新建和正在發展的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邀請鮑林擔任為期一年的化學和物理學訪問教授。化學系似乎有意向將其轉化為一種長期聘任的關係。鮑林向民主制度研究中心請了假，愛娃在拉喬拉找到了住所。 1967年9月，鮑林開始在聖地亞哥工作。 在一段時間中，他似乎又回到了輕鬆愉快的歲月。又有了一個實驗室——儘管很小，只有他在加州理工學院時那個實驗室的幾分之一，但畢竟算是一個實驗室——又與一批科研人員為伍。他又能伴隨大學校歷的節奏開展工作了。 然而，事實證明，聖地亞哥與聖巴巴拉一樣，也非久留之地。鮑林好不容易湊到一筆研究資金，並且僱用了一名研究助理開始對某些問題進行研究時，他就得到消息說，長期聘用他的事又要泡湯了。至於理由嘛，仍然是政治。 鮑林對兩大政黨的越南政策很厭惡，因而批評的火力也更加猛烈。 1967年，他加入和平和自由黨——該黨提名參加總統競選的是布萊克·彭瑟，埃爾德里奇·克利弗——並且使用了“實現民主社會學生聯合會”這個左翼組織特有的語言。鮑林從心底里擁護這個組織的宗旨和策略，支持美國黑人爭取政治和經濟權利的鬥爭，號召持續不斷地進行強大的群眾性示威活動。此時，他還談到了要進行革命的問題。 “我相信非暴力鬥爭，”他在1968年5月的一次反戰集會上說。 “但是，當權者都相信暴力，相信武力手段——相信催淚彈、燃燒彈、警察武裝、空中轟炸、核武器、戰爭。只要當權者的自私心理不滅，我們關於未來革命應當採用非暴力方式的願望就有落空的危險。” 鮑林使用的語言愈來愈激烈，再次引起加州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們的注意。從他抵達聖地亞哥的時候起，就听到傳聞，說加州大學有幾個校務委員早就看不慣鮑林，堅決反對任何一所分校長期聘用他。說來真不巧，鮑林在1968年2月慶祝了自己的67歲生日，正好是加州大學教授法定的退休年齡，因此，事情就更加困難了。鮑林此時身體很健康，思維也非常活躍，幾乎沒有考慮過要退休的事。但是，年齡還是成了再次聘用的障礙。與此同時，一項新的規定又開始生效，就是加州大學校務委員會取得了直接投票的權力，可以否決任何一個人到了退休年齡而要當作例外情況處理的提議。鮑林心裡很清楚，這些校務委員無論如何不會放過他。他在聖地亞哥分校的前途未卜，因此要取得研究資助就很渺茫了。沒有資助，在學校裡就難以得到科研的成果，到達退休年齡再要求續聘就更沒有理由了。 經過幾個月的遲疑不決和內部的爭鬥，1968年秋季學期開始前幾個星期，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終於決定再聘用鮑林一年。事情已非常明顯，再要超過一年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鮑林開始另謀出路了。他的老朋友比德爾曾經主動要求他去芝加哥大學任教，他也曾考慮過接受這一邀請，但最後還是謝絕了，他的家在加利福尼亞州。 他終於作出了決定。 1969年2月，鮑林正式宣布，他將在學年結束以後離開聖地亞哥。他說，他的目的地是斯坦福大學，他已接受該校的邀請，擔任化學系的顧問教授。 1969年5月，成百上千名聖地亞哥分校的學生，聚集在學校體育館，哀掉一位伯克利分校的學生。在人民公園發生的一次沖突中，這名學生被警察開槍殺害了。集會上，爭論的焦點是，要不要舉行罷課，讓學校關門。 有些教職工呼籲採取溫和克制的態度，此時，鮑林來到了會場。他那激昂慷慨的聲音，愛憎分明的態度，與他以前在反對核試驗發表演說時完全一樣。他對與會的學生們說，伯克利槍殺事件是美國式軍國主義、經濟剝削和無視人權的又一實例，這類現像在越南還在不斷地上演。 “罷工和罷課是被壓迫和被剝削人民表達自己反對壓迫和剝削的一種方式，”他厲聲說道，所用的言辭也愈來愈激烈。 “在整個加利福尼亞大學，每一個人，每一位同學，每一位老師，每一位職工，都應當站出來，與伯克利事件所顯示的不道德的非正義行徑作鬥爭。” 這也算是他向加州大學校務委員們說聲再見的一種方式。 在許多方面，斯坦福大學的情況要好得多。不說別的事，帕羅·阿爾托離開他的大蘇爾牧場就要近得多。他和愛娃頻繁地往返兩地之間就不再那麼費事了。化學系的老師對他的加盟也感到非常高興。在私立學校裡，退休年齡不再是一個問題，他再也碰不到與校務委員們磨擦的麻煩。再說，舊金山地區的政治氣候還是比較平和的。 但是，出於經濟方面的考慮，鮑林不得不與他人達成一筆交易，就是從自己的工資中拿出一半的錢，再加上得到的全部資助，用來支付有關人員的工資。一年之後，工資就根本沒有保證了。僅有的實驗場地又很小，而且與化學系主樓是分開的。 鮑林心裡想，關於分子矯正的項目一旦能得到資助，情況就會有好轉。他和愛娃在帕多拉谷地，離校園5英里的山區，找到了一所外表樸實但還算比較舒適的房子，房子裡有一座用石塊建造起來的大火爐，配上用天然木料製成的家具，一切與他們在帕薩迪納的老房子還是比較相像的。 他想，這下他也許可以結束飄泊不定的歲月，真正安頓下來，在科研上做一點重要的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