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22 飄泊歲月-1

反戰分子獎 鮑林又可以揚眉吐氣了。新聞媒體打到護林小站的電話氾濫成災，鮑林從中了解到事情的經過。就在部分禁試條約生效的那一天，挪威議會所屬的諾貝爾獎委員會史無前例地宣布，同時頒發兩個諾貝爾和平獎：一個獎給鮑林，算是前一年（1962年）的和平獎，因為當年沒有頒發和平獎，委員會也未作說明；另一個獎是1963年的和平獎，獎給了國際紅十字會。 這一消息來得太突然，鮑林思想上根本就沒有準備。他整整用了四個小時向從世界各地來到護林小站的記者訴說自己驚喜交集的心情。他一遍又一遍地重複，他非常高興，因為他為和平所做的事情總算得到了認同。有一次他在與記者會見的時候，突然間插進了一個陌生人大聲講話的聲音：“上帝保佑您，鮑林博士！”護林員不好意思地解釋說，他們正在舉行慶祝會，這方海岸線附近的人都像他一樣感到很興奮。

美國人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並不是沒有先例——馬歇爾①本奇②50年代就曾得到過諾貝爾和平獎——但這一次很特別，鑄成了一條大新聞。當鮑林掛斷電話回到自己的小屋時，媒體已經開始熱炒這件大喜事。文字記者和攝影記者成群結隊飛抵蒙特里和圣西農赫斯特城堡的小型飛機場，接著又租車南下風塵僕僕地來到這個遠離城市的牧場。鮑林夫婦看到這一情況，感到還是開車回到帕薩迪納去更好些。 ①馬歇爾（George Catlett Malshall，1880—1959），美國陸軍五星上將，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任陸軍參謀長（1939－1945），後任調解中國內戰的特使（1945—1947），國務卿（1947—1949），國防部長（1950—l951），提出“歐洲複習計劃”（即“馬歇爾計劃”），獲1953年諾貝爾和平獎。

②本奇（Ralph Johnson Bunche，1907—1971），美國國務院官員，聯合國創始人之一，1947年任聯合國託管部主任，後升任副秘書長，在調解國際爭端方面有貢獻，獲1950年諾貝爾和平獎。 當他們抵達家裡的時候，發現許多記者已經在愛娃的花園裡搭起了帳篷。攝影機在不停地搖轉，攝影燈光在閃爍，一批批電報從四面八方飛來，電話鈴聲不絕於耳。鮑林來不及喘一口氣就舉行了一次簡短的記者招待會。會上，他首先感謝諾貝爾獎委員會，然後談了自己的看法，認為這次獲獎也許能在美國促使爭取和平的活動成為受人尊敬的事業。隨後，他推開簇擁在身邊的記者，試圖盡快擺脫這一切，腳踏實地回到現實的生活中。 鮑林心頭充滿了喜悅。多少年了，因為參加爭取和平的活動，他曾經受到多少人的指摘、謾罵和壓制。現在，他總算洗清了不白之冤。既然世界用這種方式承認了他工作的價值，怎麼還會有人說他是受人指使走上了迷途呢？他和愛娃談論這一點時，又領悟到了另一層意思：歷史上誰也沒有獲得過兩次由一人獨享的諾貝爾獎。愛娃很快就指出，居里夫人就獲得過兩次，但鮑林說她有一次是與別人共享的，而他的兩次獎都是他一人獨得的。

至少從字面意義上可講，這兩次獎都是他一人獨得的。不過，鮑林當然也同意一些祝賀電報的說法，認為愛娃有資格共享這項諾貝爾獎，而且愛娃本人也不諱言她無愧于分享這一榮譽。 “我們將這一榮譽看作為一個明證，證明這麼多年來我們的立場是正確的，”愛娃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這樣寫道，同時又謙和地提到了自己在鮑林的政治活動中所起的作用。 “您當然清楚，我丈夫原本希望不聲不響地待在自己的實驗室中搞他的科學研究。但是，人比科學真理更重要……”每次發表有關這次諾貝爾獎的聲明，鮑林總會非常細心地提到，這也是對羅素所做工作的承認，是對全世界各地反對核武器的和平人士所作努力的承認。 然而，話雖這麼說，這個獎畢竟還是他得到的。在鮑林的眼裡，這比他獲得的任何其他獎勵更珍貴。 “我得到了諾貝爾化學獎，只是因為我做了自己喜歡做的事，而且做得比較有成效……況且那時我心情很舒暢。那時我正在做的事，就是在這個世界上我可以做而且也喜歡做的事。因為做自己喜歡做的事而獲得諾貝爾獎，那當然不錯。不過，我已經說過，我總是要做一些事情的，”他對採訪他的一位記者這樣說。另一方面“我曾經作過五百次講演，談論放射性塵埃，談論核戰爭，談論在大氣層停止核試驗的必要性，談論最終消滅戰爭的必要性。您知道，我並不喜歡作這類講演……我在做的事是我不感興趣的事，只是出於道德和信念的驅使，我才這樣做。在某種意義上我是逼出來的……因此，當我在1963年得悉我已被授予諾貝爾獎時，我感到我們作出的犧牲還是值得的。”

諾貝爾和平獎使鮑林迴旋的餘地增大了，光獎金就是五萬美元——相當於他在加州理工學院三年的工資——他和愛娃立即籌劃利用這筆錢建造一個現代化的新家，以取代鹿寓牧場那所陳舊的小屋。 同時，他離開加州理工學院的打算也更加堅決了。 鮑林回到帕薩迪納那一天中午，當地報紙刊登了杜布里奇對他這位傑出而又使人頭疼的教授最近獲得的榮譽所作的反應：“諾貝爾和平獎是對鮑林博士長期來百折不撓的努力給予的崇高獎勵，他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揭示了核戰爭的危險以及達成禁試協議的重要性，”這位加州理工學院校長說。然而，他接下來加上了錯誤的一句：“儘管許多人不贊成他使用的某些方法和從事的某些活動，但這已清楚地證明，他對世界輿論具有重大的影響。”

鮑林正要找藉口離開加州理工學院，杜布里奇的聲明使他下了最後的決心。在鮑林的心目中，作為兩度獲得諾貝爾獎的唯一在世的人，一直以學校為家，這就使學校在國際上的知名度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然而杜布里奇的反應卻是強調許多人認為他的“方法和活動”是錯誤的。找不到個人表示祝賀的詞句，絲毫沒有顯示出學校的自豪感。愛娃在讀到這份聲明時，幾乎肺都氣炸了；琳達打電話到校長辦公室，“用非常生氣的語調”痛斥杜布里奇對待她父親的態度。 加州理工學院其他人的反應則各不相同。鮑林研究組的人一個個笑逐顏開，他們在鮑林的辦公室上掛上了一塊標語牌——“鮑林確定了和平競賽的步伐”——大家興高采烈地聚集在一起，暢飲香檳酒，共享大蛋糕，紛紛向鮑林表示熱烈的祝賀。科里比誰都更清楚，鮑林為了履行自己對和平事業的承諾，在科學研究方面曾經付出過沉重的代價，因此，他走進鮑林的辦公室，默默地與他緊緊擁抱在一起，這是多麼令人激動的情景啊！

但是，化學系和校方卻出奇地平靜，難得聽到幾句祝賀聲，而且其中夾雜著一種敷衍的味道。更沒有跡象表明要舉行任何一種慶祝會。 社會上對鮑林得獎的反應也有很大的差異。許多左翼小報，也有幾家大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華盛頓郵報》，都表示祝賀。然而在主流報刊中，大多數一反往常而持批評的態度——在一般情況下，它們對諾貝爾獎新得主總會極盡吹捧之能事。有些報刊發表社論說，要講誰有資格得獎的話，那就是肯尼迪，他在古巴導彈危機中堅持強硬的立場，教訓蘇聯人：他們最好和美國坐下來談判。肯尼迪用美國人所喜歡的方式贏得了和平：逼對手乖乖地就範。而鮑林卻相反，採用了姑息養奸的辦法，正如《紐約先驅論壇報》所稱，他“只知道舉著標語牌反戰”。 《芝加哥論壇報》和《華爾街日誌》說，給鮑林發獎，實際上是對美國親共運動的獎勵。盧斯①辦的那幾家雜誌就更不像話了。例如，《時代》雜誌竟然借用鮑林這次得獎的機會，羅列了與鮑林發生過聯繫的共產黨陣線組織的名單；《生活》雜誌發表了一篇用心極為險惡的文章：“舉止怪癖的鮑林博士，作為化學家也許是出類拔萃的，但他那些荒誕不經的政治觀點卻從來就沒有受到美國輿論認真看待過。”該文最後得出結論說，這個獎“對美國來說是非常嚴重的污辱”。在獲獎消息宣布以後的幾天時間內，鮑林不但沒有受到這些雜誌的吹捧，而且他不得不親自拿起筆桿給盧斯寫信，“表示我本人的氣憤和對貴刊的蔑視”。

①盧斯（Henry Robinson Luce，1898—1967），美國雜誌發行人，創建了《時代》、《財富》和《生活》雜誌，是美國新聞史上最有勢力的人之一。 鮑林擔任過美國化學學會的主席，因此他曾期望這一團體會向他表示祝賀，但是，他又一次失望了。美國化學學會的學報對得獎的事冷眼相看，實際上採取了不予理會的態度，僅僅在一期的封底印一小段文字隱隱約約地提到了這件事， 鮑林對許多人不約而同採取的冷漠態度感到很意外，因而在感情上受到了傷害。但是，他和往常一樣，嚥下了這口氣，行動上顯得很爽快，裝出了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 然而，他在內心深處卻很不平靜。得獎時喜出望外的心情，很快就為失望憂鬱的情緒所取代。無論在全國范圍內，還是在加州理工學院，人們對這一消息的態度深深地刺痛了鮑林的心。對此，他迅速然而是有點莽撞地作出了反應，並且因此而改變了自己生活的航向。

10月18日，離開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正好一星期，鮑林在他的梅德爾寓所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他在攝影機不停地轉動和攝影時發出的咔嚓聲中，宣讀了一份事先準備的聲明：他將要請假離開加州理工學院，到“民主制度研究中心”任職。這一中心位於聖巴巴拉市，是專門研究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的一個出謀劃策的智囊機構。他在回答記者提問時，一口否認他與加州理工學院之間存在著“裂痕”；他說，他到另一個地方謀事，反映了他個人權衡輕重之後的選擇，而且在得獎之前就已有打算。他突然宣布提問結束，請各位記者退場。 若干天以前，也就是杜布里奇的言論剛剛見報的時候，鮑林就通知化學系主任羅伯茨，說他打算永久離開加州理工學院——“不無遺憾”，他在給羅伯茨的書面報告中寫道，“我畢竟與諸位同仁在此度過了41年多難忘的歲月。”——羅伯茨趕緊向杜布里奇轉達了這一消息。在接下來的幾天中，曾經有些不大了解內情的人試圖出面調停這件事，看看能不能留住鮑林——甚至鮑林也一度希望杜布里奇親自出面勸他留下來——但是，杜布里奇根本就沒有這個意思，他正想一勞永逸地拔去這一根刺，而且似乎不願再把此事拖延下去了。

除了鮑林的家人和校方少數人之外，鮑林的記者招待會使學校裡其他人都感到十分意外。化學系大多數人，包括與他在一起乾了四十年的人在內，都是從報紙上得知他要離開學校的消息的。接著，化學系迅速地召開了一系列會議，會上，鮑林請在他的研究項目中工作的人放心，他們一定會得到照顧，他已經作好安排，讓他們在加州理工學院繼續工作，一直到他的研究經費用完為止。 隨後，突然間，他的人就不見了。 學校裡多數員工都感到愕然。杜布里奇卻不動聲色，一切照常在運轉，似乎鮑林從來就沒有在學校里工作過一樣。他除了簡單地敷衍幾句，代表學校對鮑林的聲明表示遺憾外，沒有作出任何別的反應。幾個星期以後，德爾布呂克和他在生物系的幾位同事——這些科學家清楚鮑林的最新研究所具的價值，並且支持他反對核試驗而進行的活動——設法誘使鮑林回來參加一次小型的聚會，慶祝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這次聚會是在科克霍夫實驗室和教會實驗室間的平台上進行的，與鮑林第一次獲得諾貝爾獎時舉行的盛大慶祝會相比，確實有相形見細之感。許多生物學家到場了；相當多的化學家卻沒有露面。與會者都裝出了一副高高興興的樣子，但整個下午都籠罩在黯然神傷和若有所失的氣氛中。對鮑林是如此，對加州理工學院又何嘗不是這樣呢？

鮑林從加州理工學院離職後幾個星期，一直忙著搬家前往聖巴巴拉的事。他還告訴美國化學學會，他要退出該組織。 儘管媒體作出了消極的反應——也許正出於這一原因——鮑林現在更加有名了，他能夠在化學領域之外找到謀生的崗位。合眾社投票將他評為1963年科學界的頭號新聞人物，和平運動人士則鼓勵他競選總統的職位，至少是參加參議員的競選。 鮑林仍能確保自己是一位媒體關注的人物。 4月下旬，在華盛頓舉行了紀念國家科學院百歲華誕的慶祝大會，鮑林又在會上出風頭，公開抨擊肯尼迪新近宣布派人登月的計劃。他將這一登月計劃稱作為一項“可鄙的”舉動。他說，用於回答一個有關月球的問題所需的金錢，可以用來回答成千上萬個有關人體健康的重要問題。 《華盛頓郵報》在第一版上引述了他的講話。鮑林這篇講話有可能給國家科學院一百週年紀念活動投上陰影，為此，第二天，大會主席弗雷德里克·西茲感到有必要找一個機會讓鮑林與記者分開。他將鮑林拖到一個房間裡，向他說明，在這樣一個專門用來慶祝科學成就的場合，無論如何要避免對政府作攻擊。鮑林同意，為了科學院的利益，他可以不再說話。當他們回到現場時，一位記者問起，“西茲博士有沒有訓斥您一頓？”鮑林看了他一會，笑了起來，反過來問，“誰敢呢？” 人們可以鼓勵他去幹什麼，但誰也不能指手畫腳強迫他。 62歲之際，鮑林開始離開他乾了40年的行當，向他親自設計和籌建的實驗室告別，辭去了他曾擔任過主席的專業學會，從頭開始了新的生活。 這就是他對這一切所持的看法。但是，在許多人眼裡，鮑林似乎砍倒了自己的精神支柱，在未來的十年中，他將過起漂泊不定的日子。 又見奧斯陸 1963年餘下的日子裡，鮑林夫婦仍然是忙忙碌碌的。愛娃在聖巴巴拉跑遍了大街小巷，終於在環境幽靜的蒙特希多地區熱泉路上找到了適合他們居住的一幢小屋。房前是一個漂亮的花園。於是，他們開始製訂搬家的計劃，兩個人決定，他們在帕薩迪納的房子將不拿到市場上出售，而讓琳達和卡姆搬過去居住。愛娃和鮑林還與一位建築師談過，他們希望在鹿寓牧場造一幢新房子。此外，他們又忙著準備在12月份出訪挪威，去參加諾貝爾獎授獎儀式。 11月下半月，鮑林和全國人民一樣，得知肯尼迪總統遭到暗殺，幾天之內，一切事情都停了下來。在國際政策上，儘管鮑林與肯尼迪存在著意見分歧，但他仍然讚賞這位年輕總統辦事果斷的作風，讚賞他邀請自己到白宮作客的寬闊胸襟，讚賞他明知有意見分歧而仍對他以禮相待的瀟灑氣度。 “我喜歡肯尼迪，”鮑林後來說道，“儘管我與他曾經吵過架。”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每次講話談到世界和平的事業，鮑林總要主動讚揚肯尼迪在簽訂禁試條約過程中發揮的重要作用。 當鮑林一行抵達奧斯陸時，肯尼迪暗殺事件對他產生了直接的影響。鮑林一家從飛機上走下，一群記者和諾貝爾獎委員會的官員上前迎接，唯獨不見美國官方的代表。美國使館藉故說，他們正處在悼念總統的悲哀中。然而，在人們的記憶裡，諾貝爾獎得主的祖國不派代表去迎接他們得獎的公民來挪威領獎，這在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對此，諾貝爾獎委員會主席加納·賈恩感到很惱火，然而鮑林卻採取了不屑一顧的態度，認為這是美國國務院又一次作出的冷戰姿態，他已習以為常了。 鮑林在周圍群眾的熱烈歡迎中，喜笑顏開地告訴大家，他的四個孩子和孫子萊納斯三世也一起來了。他們打算在三天的時間裡參加各種各樣的活動，觀看火炬遊行，聆聽一系列演說。 頒獎儀式是在奧斯陸大學的節日大樓裡舉行的，到場的人很多。鮑林在領獎時作了一次簡短的發言，表示榮譽也屬於愛因斯坦、羅素和“其他成千上萬”為和平事業辛勤工作的人。結束時，還特別提到，有一個為正義事業奮鬥的人有權與他共享這一項獎勵：愛娃·海倫。 “在爭取和平、反對壓迫的鬥爭中，她是一位不知疲倦並永遠鼓勵我前進的伴侶和同志，”他對在場聽眾說。 “我在這裡，代表她，並以我個人的名義，對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謝。” 慶祝活動過後，鮑林一家沒有馬上回國，他們又到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幾個國家進行了觀光和旅遊。他們在奧斯陸與朋友們一起過了聖誕節，欣賞了瑞典和挪威冰天雪地的風光，然後到達哥本哈根慶賀新年。 1月初，他們飛回紐約。此時，全世界和平人士總算找到了時間組織一次集會向鮑林致意。這次活動是由羅素、庫辛斯、施韋策和另外幾十位知名人士共同發起的，地點是在遊艇飯店的大舞廳。大約有三千人到會，其中有來自匈牙利、錫蘭、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印度尼西亞的大使，還有來自加拿大、阿爾及利亞、巴西、蘇聯、以色利、印度和挪威的官方代表。這麼多人濟濟一堂，聽到了歷史學家亨利·斯蒂爾·科馬吉將鮑林比作為一位古雅典公民。他說，這些古雅典公民像鮑林一樣，“懂得幸福的秘密在於自由，自由的秘密在於有一顆勇敢的心。”那一天晚上，鮑林用他的諾貝爾演說詞將會議推向了高潮，結束時，會場中長時間響徹著暴風雨般的掌聲。 這是激動人心的宏大場面，但是，經過漫長的旅行再來參加這樣的會議，對體力可是個考驗。鮑林像年輕人一樣處處顯示出精力充沛的樣子——他在這次集會以後，又在美國東部拖著疲乏的身體作了一系列講演——但是，沒完沒了的活動，生活的滄桑造成情緒的緊張，終於把他拖垮了。有一次，寒潮襲擊紐約，鮑林夫婦不得已在雪地裡徒步一英里才回到下榻的旅館，兩個人都得了感冒。等到他們結束講演的旅程時——他們每到一處都要會見許多人，並且喜歡看到有大批熱情的聽眾——感冒已經轉化為嚴重的鼻炎。 2月份，他們回到加利福尼亞，此時，兩個人都已經精疲力竭，生病了。接下來，又開始張羅著搬家，開始了新的生活。 聖巴巴拉 “我們忙死了，”愛娃在1964年夏天給一位朋友寫信說。 “性子又急，恨不得一下子把許許多多事做完。再說，搬家移居聖巴巴拉，任務比我們原先預料的要艱鉅得多。”愛娃剛剛將東西搬出梅德爾寓所，琳達和卡姆就搬了進去。孫兒孫女，大大小小的箱子和包裹，來來去去的人，一切都亂作一團糟。到了聖巴巴拉，將鮑林的書和個人物品一樣樣塞進較小的房子，又是一件苦差使。此外，他們還得制訂出在牧場建造新房子的規劃，到許多地方去講課，嘗試著在一個新的小鎮上定居。 諾貝爾獎帶來的熱鬧場面開始平靜下來。鮑林夫婦發現，聖巴巴拉是一個非常令人失望的地方。在洛杉磯，他們培養了一批自由派人士作他們的後盾，在此則一時還找不到那麼多的支持者；洛杉磯是一個特大型都會，而在這個孤城小鎮上，不免有些閉塞沉悶的感覺。 “看來，這是一個相當偏僻的地方，”愛娃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說，“我們十分想念所有的老朋友。” 民主制度研究中心與鮑林原先的想像也不一樣。這一機構是福特基金會為共和黨創辦的，宗旨是“促進美國獨立宣言和憲法規定的個人自由的原則”。為了實施這一比較含糊的綱領，該中心已經舉辦了一系列研討會，推出了若干出版物，並且召開過幾次正式的會議。 換句話說，口頭上已經談論得很多了。鮑林之所以對民主制度研究中心感興趣，原因就在於這一機構是由哈欽斯①領導的。哈欽斯原先是芝加哥大學的校長，一位受到鮑林尊敬的自由派重要人物。鮑林曾希望利用這一中心以及它那些智囊式人物，最終將各方面力量集結在一起，實現他多年來為之奮鬥的目標：在科學的基礎上建立起道德的體系，借助於這一體系，就像科學家回答自然界問題那樣，回答政治和社會方面的一個個問題。他本人就在筆記本中這樣寫道：“我所設想的戰略步驟是：（1）分析世界性問題；（2）確定一些基本的問題或了解遵循的原則；（3）討論這些原則並決定其取捨（決定採用的原則就將構成一種道德的體系）；（4）運用這一體系，一步一步地引出一系列定理，這類定理就是關於這個世界應當採用的結論。” ①哈欽斯（Bobert Maynard Hutchins，1899—1977），美國教育家，芝加哥大學校長（1929—l951），不列顛百科全書編委員主席（1943—1977），批評美國教育過分專業化，力求保持西方教育傳統，捍衛藝術自由，反對教師作忠誠宣誓。 這是一種宏大、樂觀然而又過於天真的設想，在民主制度研究中心是永遠無望實現的。他們抵達聖巴巴拉後不久，愛娃就擔心丈夫將會發現這個中心“只是徒有虛名而已”。 “哈欽斯是一位聰明機智的人，”她寫道，“但我認為他考慮問題還相當浮淺，他給人的形像是，只要人聰明，任何事情都是可以辦到的。” 幾個月以後，鮑林開始同意妻子的看法。坐而論道本身沒有錯，但應當是為實現目標服務的。然而，在民主制度研究中心，一輪又一輪的高談闊論，除了研討，還是研討。 “我對研究中心的不滿意見是，”他說，“唯有連篇累犢的空談，不見可以採納的結論。” 鮑林除了從事政治活動外，還打算繼續作一些科研的工作。但是，民主制度研究中心既無用於實驗的設施，又無資助科研的先例。鮑林在申請研究資助時，才開始認識到這一點是多麼重要。舉例來說，1964年，自然科學基金會遲遲不批鮑林要求資助的申請，理由就是他沒有實驗室；他屬於研究中心，從科學研究的角度考慮，根本掛不上鉤。自然科學基金會徵求奧本海默的意見，他回答說，鮑林人非常聰明，“但建議給予科研的資助，似乎就荒唐可笑了。” 於是，鮑林只能另找出路了。在一段時間裡，位於聖巴巴拉的加州大學分校似乎是一個合適的地方；他從前的一位學生弗雷德·沃爾，剛被任命為該校化學系主任。沃爾認為，能招幕到一位諾貝爾獎得主到系里工作，即使是兼職，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沃爾很快就提議讓鮑林在系裡擔任一個輔助性的職務，並且擬寫了一份自認為是例行公事式的推薦書，逐級上報校方審批。 沃爾萬萬沒有料到，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校長竟然否定了這一提議。沃爾在鮑林面前不無尷尬地說，看來，考慮到鮑林的政治活動，要讓他在聖巴巴拉分校謀事，可能會引來很大爭議。鮑林馬上寫信和打電話給加州大學總校校長克拉克·凱爾，請他決斷。沃爾記得，凱爾的幾位校董——也許，他們對鮑林當年在忠誠宣誓的爭議中在總校的作為仍然記憶猶新——聲稱，除非他們橫屍地面，他們才會讓鮑林在加州大學某一分校任教。這位總校校長就這樣把事情擱下了。 鮑林對沃爾說，從此之後，他絕對不會再踏進加州大學的校園。 聖巴巴拉的情況也不見得有多好。 不過，鮑林雖然成了聖巴巴拉的一位公民，但他更是一位世界公民。 1964年，他和愛娃又再次踏上和平的旅程，先後出訪墨西哥、英國、法國、德國和澳大利亞。此時，愛娃本人也成了赫赫有名的和平運動人士，她一個人前往荷蘭海牙參加婦女和平大會。在機場，她耽擱了很長時間，當地一位官員對她說，“他們不歡迎遊行示威者，”因此不讓她入境。無奈之中，她只得打電話給留在美國的鮑林，鮑林又接通了在華盛頓的荷蘭使館的電話，對方弄清了情況，愛娃才得以入境。 在家裡，兩個人都忙得很，有許多事情要幹。鮑林花了很多時間從事一項雄心勃勃的計劃，稱之為“三重革命”，得到民主制度研究中心的支持。這是一項目標非常廣泛的建議，旨在改變美國社會，使之適應於在武器、自動化和人權等方面新近取得的進展。這一建議的主要內容有：保證所有美國人都享有不低於某一下限的工資，對高速公共交通、教育和低成本住房進行大規模投資，等等。這個建議公之於世後，有些人攻擊它是“左派人士、社會主義者、和平主義者和好走極端的經濟理論家”的玩意，更多的人則根本就未將其當回事。這也是民主制度研究中心的方法遭到失敗的又一例證。 在業餘時間裡，鮑林夫婦曾經打算到古巴作一次旅行，但沒有成功；他們想方設法收集和研究與肯尼迪暗殺事件有關的資料。根據有關證據，鮑林確信，這次謀殺是由一幫得克薩斯實業界人士、右翼分子和親約翰遜的支持者策劃的。此外，他把愈來愈多的時間用於研究和談論一個新問題：越南問題。 “我說不大清楚我們為什麼馬上要做那麼多事情，也許我們總認為自己應當比一般人多做五倍事才對，”愛娃寫道。 “不過，我也吃不准這種想法對不對。”在這一階段裡，她在信中不斷提到，她擔心他們在生活中承受了很大的壓力，鮑林拼命地工作，他們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戈德華特能不能當選感到悲觀。 “在此一切都好，”愛娃寫道，“就是法西斯分子愈來愈猖狂……這個研究中心也許應當更名為'美國民主制度失效研究中心'。” 1964年總統競選期間，總算顯現出唯一的閃光點。這倒不是因為約翰遜贏了——“有人說，約翰遜當了總統，但贏得選舉的是戈德華特，這種說法還是有些道理的，”愛娃寫道——而是因為鮑林得到了兩千五百張要他擔任加利福尼亞州長的選票。 接下來是不很愉快的兩年。鮑林為民主制度研究中心花去的時間越來越少，個人出外訪問和工作的時間卻越來越多了。他們兩人關注的焦點已從禁試問題轉向越南戰爭。鮑林譴責這場戰爭不但違反憲法——他的論點是，約翰遜未經國會宣布就進行了戰爭——而且是沒有必要的。 1965年2月，研究中心在紐約舉辦了一次名為“世界和平”的活動，鮑林在會上尖銳地抨擊了美國的政策。會後，他起草了一份致世界各國領導人的呼籲書，支持立即停火併尋求政治解決的辦法。十名在世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中八名在呼籲書上簽了字。鮑林將這份關於越南問題的呼籲書寄給了世界上許多國家的領導人，然後還試圖充當調停人，將胡志明的回信轉交給約翰遜。但是，白宮並沒有理會他所作的努力。 鮑林現在僅有的科學工具就只有筆、紙和計算尺了。 1965年夏天，他又轉向純物理學，研究有關原子核結構的一種新理論。在這個問題上，他同樣是用原子建築師的觀點開展研究工作的。他將自己的研究成果稱為“緊包裝球子論”，用他描述晶體結構時所用的方式刻畫了原子核結構。考慮到有關的尺寸和電荷分佈的情況，他將原子核看作為邏輯上具有某種特定形式的一團微粒。他還試圖將20年代關於晶體學總結出來的一套鮑林規則沿用於核物理。雖然這對現有理論是一種很有意義的簡化，但是在理論上並沒有多大的新突破。因此，當這一結果在1965年國家科學院的一次會議上公開發表時，僅得到一些物理學家非常勉強的認可。 1966年2月，鮑林慶祝了66歲生日。此時，他的心情越來越煩躁，精力也越來越分散。他既沒有研究的助手，又沒有具體的課題，政治上也沒有引人注目值得全身心投入的鬥爭。 但是，在其他一些領域裡，他卻發起了幾場鬥爭，法庭又準備受理他提出的幾起訴訟。有幾個案子在前幾年就已不了了之了。比方說，在他協助上訴的第二個案子中，被告是國防部，這場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1964年中，最終審定原告根本無資格提出這一場訴訟。 此外，幾宗要求賠償的案子仍然費去了鮑林不少的時間和金錢，其中有兩個案子是鮑林向貝林漢姆創辦的報紙和赫斯特報業集團分別提出控告的，最後的結果是庭外解決，鮑林只得到要求賠款的一小部分——3.5萬美元，而原先要求數為100萬美元。另外有兩家報紙，一家是聖路易斯的《環球民主黨人報》，另一家是紐約的《每日新聞》，打算與鮑林在法庭上相見。經過多年的準備，兩個案子終於開庭審理了。雙方在法庭上進行了多次長時間的唇槍和舌戰，最後卻以有利於報紙的判決告終。 鮑林對兩案的判決不服，準備上訴，因此，又花了幾個月時間與律師交談，提供證詞，搜羅證人等。這對鮑林、愛娃和許多朋友都是一件累人的事。大家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和金錢乘飛機在各地奔波，一而再三地證明，根據他們的觀察，鮑林是一位偉大的科學家，決不是共產黨員。 《每日新聞》一案一直到1965年才結案，美國最高法院拒絕复議不利於鮑林的判決；《環球民主黨人報》一案歷經波折，拖到1966年才開庭複審，但最後結果無疑仍然偏袒報紙一方。 不過，鮑林提起的訴訟——或者揚言要訴訟——還是起了一些作用的。有時候，他發出威脅，聲言要控告報刊業主，報紙往往會發表更正啟事或者收回言論和聲明。鮑林雖然在法庭上輸了，但報刊的老闆和編輯總算嚐到了鮑林的滋味，要是他們膽敢使用錯誤的語言來傷害他，他這個人就會不惜工本在法律上與他們周旋。正是由於鮑林這種好鬥的性格，一些重要傳媒在描繪他的政治活動時，就不得不收斂一點了。 鮑林仍然不斷地與人打官司。 1963年，他僱用了里諾市的一名律師，控告《內華達衛報》這家反共小報。該報在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而發表的一篇文章中，重彈布登茲的老調，誣陷鮑林是隱藏起來的共產黨員。 1966年，經過幾年時間開庭以前的準備，鮑林和迄今他感到最為機靈也最難對付的對手威廉·巴克利一起，走上了法庭。 巴克利，沙利文，“同夥人” 巴克利是依仗一些愛挑釁的自由主義人士和他們的改革起家的。他創辦了反映保守派輿論的刊物《國民評論》，表明保守主義也有令人快樂的地方：機警，辛辣，思想深邃，等等。儘管這份雜誌的發行量很小（即使在60年代中期，掏錢訂閱的基本讀者也只有10萬左右），但巴克利的影響卻比這要大得多：他在公眾面前揮灑自如，不時地流露出在耶魯大學的熏陶下那種特有的尖刻和辛辣，在辯論中可以無情地將對手剖析得體無完膚。因此，到60年代初，他已成為右派的一名首屈一指的代言人。 從1957年起，鮑林成了《國民評論》最喜歡攻擊的目標。鮑林為了征集到許多人在他的第一份請願書上簽名，到處奔走和活動，為此，這家刊物的編輯將他稱為“老練的同路人”。在以後的五年裡，這家雜誌嘲諷鮑林使用了“遺傳學胡話”來為他的禁試活動辯解，稱他將核試驗的危險吹得“神乎其神”，他是一個'衝了邪的瘋子”，是“騙子和說謊者”的代言人，云云。 鮑林對一切都未予理會。可是，到了1962年7月，他在《國民評論》上讀到一篇名為“同夥人”的社論，將鮑林和另外一些人歸併為信奉親共路線的同夥，社論編輯將鮑林污衊為“蘇聯政策的吹鼓手”，多年來“利用自己的名譽、精力、聲音和文字一而再三地為蘇聯人獻媚和效勞”。 多少年來，《國民評論》說了不知多少比這還要難聽的壞話，但是，這一次，鮑林的態度改變了。 1962年夏天，他在白宮前示威後幾個月，鮑林在和平運動內部受到一些人日益嚴重的排斥，這些人將他視作激進好鬥的人，認為他的禁試熱情過於招搖了。這一次，他對巴克利的冷嘲熱諷之所以不能容忍，可能是因為他情緒處於非常沮喪的狀態，也可能是因為剛好碰到這樣的時機：1962年，他的幾宗要求賠償的訴訟進展順利，他感到，上法庭似乎是杜絕對他的活動進行歪曲報導的一種有效的手段。 1962年8月，巴克利收到了鮑林的律師米歇爾·列維·馬塔從紐約發出的一封信。信中通知他，要是不在報上為“同夥人”一文作出更正和道歉，鮑林將以“惡劣誹謗”的罪名向法院起訴。巴克利將這封信轉交給該刊的出版人威廉·拉什。拉什回函稱：“鮑林要是認為《國民評論》對他進行了誹謗，那就大錯特錯了。《國民評論》雜誌誰也不認識鮑林，甚至誰也未曾與他謀過面。”拉什還說，他們的雜誌樂於更正任何不實之詞。幾個星期以後，《國民評論》又發表了一篇簡短的社論，標題是“你是否受到了萊納斯·鮑林的控告？”。文中提到鮑林已經“搬出了他的律師們……看來是要花一點時間同時做兩件事，一方面是鼓吹與敵人合作的外交政策，另一方面是要詆毀那些反對他觀點的人……”這篇社論唯恐人們還不能清楚這家雜誌的立場，結尾處又嚴詞批評了那些與鮑林達成庭外解決的報刊，稱他們“也許是過於懦怯了，不敢奮起反擊一位名聲很大的同路人企圖威脅輿論自由的猖狂舉動。” 陣勢已經擺開，雙方律師開始了緊張的準備。 1963年1月17日，鮑林的起訴得到受理：他要求巴克利、拉什，還有社論作者、〈國民評論〉高級編輯本哈姆，賠償100萬美元，因為他們的惡毒攻擊給他的名譽造成了巨大的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