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21 和平-2

為了不斷地向有關方面施加壓力，鮑林比以往更加頻繁地發表演說，甚至有人拒絕他登台演講，他也毫不氣餒。在辛辛那提，由於當地美國軍團的抗議，他預定進行的關於科學教育的演講被取消了。 1962年底，加州大學里弗賽德分校學生聯合會邀請鮑林講演，談論核武器問題，學校當局不讓他發表演說，辯稱這種演說“在本質上具有政治含義”，“不屬於化學家的專業範圍”。鮑林籲請加州大學總校校長克拉克·凱爾干預，通知他，要是不改變這一決定，他就要採取法律行動。壓力起了作用：凱爾關照里弗賽德分校校長重新邀請鮑林演講。 但是，他被安排在一些禮堂裡講話，每次聽眾只有數百人，而特勒的原子能委員會卻可以通過大眾媒介對千百萬人發表演說。 1962年開始時，公眾輿論又開始偏向於恢復試驗的主張。肯尼迪在幾個月前作出宣布以來，這件事一直拖著，尚未真正付諸行動。鮑林花了七年時間爭取達到的目標，看來大有落空的危險。 “我們的情緒非常低落，”愛娃在2月份給和平運動中的一位朋友的信中這樣寫道。 “每天都傳來形勢倒退的消息。我們絞盡腦汁試圖找到新的手段，使用新的語言，然而，我們似乎已經山窮水盡，一籌莫展。種種跡象表明，事態的發展愈來愈臨近最後攤牌讓人絕望的局面。”

3月2日，肯尼迪總統宣布，他已下令批准美國在4月下半月恢復大氣層核試驗——這將是1958年以來美國第一次進行的這種試驗。對鮑林來說這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因為他曾希望肯尼迪能堅持禁試的立場。 鮑林認為，肯尼迪違背了自己在總統競選期間所作的承諾。這件事也是一個證明，左右總統的是他那些軍事顧問，是他在政治上急功近利的短視行為，而不是什麼道德和良心。這是軍界一實業界巨頭的一次勝利，是學界富豪們的一次勝利，也是民主黨內認為肯尼迪應走強硬路線的人的一次勝利。鮑林肩負著國家和平的偉大希望，他立即向白宮發去了一份言辭尖銳激烈的電報——“你是否打算發出一條命令，讓你成為歷史上最不講道德的人之一，成為人類最大的敵人之一？……你是否打算和蘇聯領導人搶著背起這口最不講信義道德的黑鍋，僅僅是出於一種政治目的，使美國在武器製造技術方面繼續增大對蘇聯的壓倒優勢？”——隨後，他又去公眾場合作了許多白熱化的演說。 “憤怒！可恥！——對我國政府感到憤怒！對我們國家感到可恥！”鮑林對著聽眾高聲吼叫。 “在此，我懷著非常羞愧的心情，第一次公開宣布，不是我們的政府，而是蘇聯人領導著爭取和平的事業；……不是赫魯曉夫，而是肯尼迪總統才是最最兇惡的人。”他說，美國第一個研製和爆炸了原子彈，第一個試驗氫彈，第一個試驗超級核武器。美國擁有地球上最大的核武庫，擁有最先進的核武器運載系統。以人類的名義，到底有什麼必要再試驗？

但是，鮑林此時明顯與公眾輿論脫節了。大多數美國人認為，肯尼迪在核試驗問題上的耐心是有目共睹的。儘管俄國人在大氣中爆炸了大規模殺傷性核武器，總統仍堅持美國祇進行地下核試驗；整個冬天原子能委員會一直在叫嚷美國落後了，總統仍拒絕將核試驗搬到地面上進行。在宣布4月份恢復大氣層試驗時，總統指出美國的試驗將在高層大氣中進行，這樣粉塵就可以少吸收一些，從而會減輕放射性塵埃的影響。儘管做了那麼多事情，蘇聯人卻仍要拖延日內瓦談判的進程，也許，美國恢復大氣層試驗可以讓他們的頭腦清醒些。 肯尼迪的決定在政治上受到各方面廣泛的支持。甚至原子能科學家協會這個歷史悠久的反對核武器組織也公開站出來支持。漢斯·貝思就是一例，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物理學家，也是政府的顧問，以前他一直是大氣層試驗的堅決反對者。健全核政策全國委員會此時也啞口無言了，僅僅表示了遺憾而沒有抗議，這也反映了和平人士普遍持有的看法：為了迫使蘇聯人更加認真地對待日內瓦談判，恢復試驗雖然是令人遺憾的，但這是迫不得已的一步。

鮑林孤身一人堅持自己的立場，成了唯一的一個猛烈抨擊和公開反對總統決定且具有全國性影響的人物。他在蘇聯停留的一個月，還有那封給肯尼迪發去的火藥味很濃的電報，使他成為背景各不相同的專欄作家和讀者群起攻擊的目標——“我建議，你最好先充實一下你在化學方面的知識，而不要去對總統的決定指手畫腳了。”“你應當跪下來，爬到莫斯科去吧。”這是寄到他辦公室的信件中使用的典型的語句——當然，偶而也有一兩封信支持他。 但是，鮑林挺得住。在3月和4月這一段時間裡，他單槍匹馬地向當局發動了愈來愈激烈的進攻。鮑林和愛娃在美國友人服務委員會的安排下，馬不停蹄地出訪和演說。開汽車，乘火車，搭飛機，幾乎跑遍了全國，排得滿滿的日程使他們精疲力竭了。他們寄出了上百封信件，試圖在基層發動一次運動，讓肯尼迪重新考慮那一個決定。但是，響應者寥寥。鮑林和森特一哲爾吉還曾遊說過國家科學院，希望他們採取反對重新試驗的立場，也沒有成功。

還是肯尼迪作出了反應，他邀請鮑林夫婦作為客人參加一天晚上舉行的宴會。這次宴會是專門為全國最優秀也是最有創造性貢獻的知識界人士舉辦的。預定日期是4月四日——也就是美國計劃恢復大氣層核試驗後的幾天——這將是肯尼迪宴請規模最大的一次，總共有157位客人，其中有49名諾貝爾獎得主，7名普利策獎獲得者，還有許多出類拔萃的作家、演員、大學校長、社會名流和媒介鉅子。這位年輕的總統和他的夫人，不但邀請瞭如奧本海默和鮑林那樣出了名的左翼分子，而且決定將許多政治家——羅伯特·肯尼迪。副總統林登·約翰遜和幾名白宮工作人員則是例外——排除在外，這在華盛頓著實使人們吃了一驚！鮑林夫婦急於利用首次應邀進入白宮的機會，因此愉快地接受了總統的邀請。

他們的確利用了這一機會。赴宴前一天，鮑林和三千名糾察隊員一起，參加了由婦女爭取和平罷工委員會組織的示威活動。他們繞著白宮轉了好幾個圈子。一位記者拍下了現場的一張照片，並通過傳真將照片從紐約發送到洛杉磯，在報紙上登了出來。照片上，鮑林身著襯衫，未穿外衣，臉上浮現著他那種商標式笑容，手中高舉著一位遊行婦女交給他的一塊木牌，上書：“肯尼迪先生，麥克米倫先生，我們無權試驗。”他以後將會明白，用這樣一種方式表達自己的情感，乃是一種令人遺憾的選擇。 第二天上午，他又到白宮附近參加示威的活動，然後回到下榻的旅館，休息了片刻，換上了參加晚宴的禮服，又返回白宮赴宴。 如果說，在肯尼迪時期的白宮曾經發生過可以稱得上是“肯尼迪王朝”的神話，那就是那天這個光彩奪目的夜晚了。

鮑林夫婦是在迎賓線首先看到肯尼迪夫婦的。 “非常高興能見到您，”肯尼迪對鮑林打招呼，一面微笑，一面打趣地說，“我知道您在白宮周圍打轉已有兩天時間了。”鮑林咧著嘴笑了，回答道：是的。此時，肯尼迪又瀟灑地補充了一句：“我希望您能繼續發表自己的看法。”兩人握了握手。鮑林又彎身托起肯尼迪夫人的手向她致意。後者身穿露肩薄毛呢長裙，手上戴著長長的白色手套，給在場的所有客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對鮑林露出了燦爛的笑容，不無幽默地問道：“鮑林博士，舉著一塊標語牌在白宮前面來回奔跑，您認為合適嗎？”在迎賓線的這一端，談笑聲戛然而止；鮑林一時間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接著，她又加了一句，“卡羅琳看見了您，她問我：'媽媽，爸爸近來到底乾了什麼啦？'”在場每一個人都大笑起來。

鮑林幾乎認識在場的每一位客人，許多人還是他的朋友。客人一個個被迎進了國宴廳。佳餚滿台，供客人隨意取用，美酒盈筋，讓來賓開懷暢飲。根據安排，夫婦一般都分開就座，以保證大家都能無拘無束地交談聊天。不知是故意的安排還是偶然的巧合，愛娃正好在原子能委員會的利比旁邊落座——在宴會上，兩個人自始至終都有意避開放射性塵埃這一話題——鮑林則坐在米子·紐豪斯的旁邊，她是聖路易斯《全球—民主黨人報》業主的夫人。那時，鮑林正在和該報打官司，要求賠償。一位饒舌多嘴的專欄作者第二天寫道：“鮑林對紐豪斯夫人的漂亮裝束贊不絕口，特別還誇獎了她的首飾。他察看了她的項鍊，然後轉向鮑林夫人說，'親愛的，我一定要為你買一根這樣的項鍊——等我贏了這場一百萬美元的官司我就馬上去買。'”鮑林堅持說，這完全是虛構出來的故事。

宴會快要結束，肯尼迪起身祝酒。他說，有一位記者將這次宴會稱為“總統的複活節學者宴”，滿場一片笑聲。隨後，他接下去說，“我不贊成這一叫法，我將此看作是我進入白宮之後在這裡舉行的最尊貴也是最重要的國宴。我還認為，許許多多年以後……我們都會記住，一批才華橫溢、知識淵博的精英在白宮濟濟一堂，舉行了歷史上最不尋常的一次集會——也許，只有杰弗遜①曾經孤身只影在此用餐的情景可以與這次集會媲美。 ①杰弗遜（Thomas Jofferson，1743—1826），美國第三任總統（1801—1909），《獨立宣言》主要起草人，民主共和黨創建者。 宴會結束，客人們前往東廳誦讀海明威的作品。大家穿行在大廳走廓上，空軍管弦樂隊演奏著宴會音樂。愛娃問肯尼迪夫人能不能跳舞，得到的回答是不可以，但《科學美國人》雜誌出版人吉拉德·皮埃爾的夫人埃莉娜·皮埃爾已經挽起了鮑林的手臂，開始和他在大理石地面的大廳裡跳起了華爾茲舞。又有好幾對舞伴加入了臨時性舞會的行列。 《生活》雜誌的一位攝影記者將這個場面拍攝了下來。精英的聚會，美好的場景，優雅的氛圍，隔閡的消除——這一切，發生在肯尼迪入主的白宮，發生在燈光輝映的夜幕下。

在宴會上，鮑林成了惹人注目的人物。 “白天，在白宮外遊行和示威，同一天晚上，又在白宮裡品嚐美酒和佳餚，確實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鮑林在給施韋策的信中這樣說。 “我想，大概美國的每一家報紙對此都作了報導，而且幾乎都持讚許的態度。” 說他受到人們的注意，沒有錯；但他對性質所作的估計，無根據。許多評論者認為，像鮑林那樣，剛剛還在強烈抗議總統的政策，轉眼之間又在與總統祝酒交杯，實在是令人不可思議的事情。有一位專欄作者將鮑林的行為稱之為“瘋子的行動”。 甚至鮑林在白宮外手持標語牌一事也招來了誤解。遺傳學家馬勒曾經表明，Ｘ射線會誘發更多的遺傳變異，他也因這一成果獲得了譜貝爾獎。這一研究結果，為鮑林的論點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論據，也即核試驗產生的放射性具有有害的影響。馬勒先前也是禁止核試的支持者，但在最近加入了貝思和另外許多人的行列，不無遺憾地認為有必要恢復核試驗。 5月和6月，馬勒在好幾家雜誌上公開發表自己贊成試驗的意見。他對讀者說，放射性雖然是危險的，但要是美國不顯示自己的強硬，那麼與蘇聯開戰的危險就要大得多。馬勒自喻是一個溫和派，他曾批評特勒低估了放射性塵埃的危害，另一方面他又批評鮑林主張美國單方面禁止核試驗。 “美國非常幸運，”他寫道，“肯尼迪總統既不傾向於特勒，也不倒向鮑林的一邊。”

鮑林被激怒了。他寫信給馬勒，指出他從未主張美國要採取單方面行動，他一直推動各方簽訂一項國際性條約。他要求對方致歉。馬勒回答說，他是根據他看到的一張傳真照片來斷定鮑林的立場的，在這張照片上，鮑林手持的標語牌上稱，只有西方領導人才無權進行核試驗。兩個人在私下里又交換了一系列信件，雙方又都給發表馬勒文章的那家雜誌編輯寫了許多話。一直到最後，馬勒得出結論說，“毫無疑問，我認為再這樣公開地爭下去，將是非常愚蠢的，”隨後他就公開道了歉。 鮑林澄清了事實的真相，但他也再次付出了代價。馬勒是美國最受尊重的遺傳學家；他的認真踏實的工作曾向整整一代追隨者表明，放射性會造成變異。在鮑林反對核試驗的鬥爭中，遺傳學家一直是最有力和最有效的支持者。鮑林與馬勒這位性格溫和、深思熟慮的遺傳學家進行公開的辯論——儘管論題是政治而不是科學——畢竟有損於遺傳學家對鮑林的支持，並且給人以更加深刻的印象，即認為鮑林是一個從來不肯讓步的好鬥者。 在同行中威信的下降，當然不是令人愉快的事，但是鮑林並不在乎這一點。他不但沒有降低一點自己的調門，相反，他又幫助發起了另一場訴訟，同時控告蘇聯政府和美國政府繼續進行核試驗。他還開始籌建一個協調世界和平運動的組織，其中包括共產黨內外兩方面的活動人士。他顯示了向公眾輿論低頭的姿態，注意到在激烈的程度上，對蘇聯的批評至少不亞於對美國的批評。 但是，他所作的努力似乎都沒有成效。 1962年底，美國再次在大氣層裡進行了試驗；根據鮑林的計算，在一年裡，放射性污染的程度會增加一倍；肯尼迪在古巴導彈危機中執行的邊緣政策曾經冒過核戰爭的風險；鮑林最近對國防部提出的控告被法庭駁回；他還和另外一些和平運動的人士發生過齦齲；他要求賠償的幾個案子都沒有結果；他為和平與結束核試驗所做的工作受到某些人的排斥、忽視甚至是嘲弄。 這一切，毛病究底出在什麼地方呢？ 分子鐘 鮑林對放射性的遺傳學影響進行了研究，使他對遺傳變異現象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特勒聲稱，產生一點額外的變異，也許對進化是有益的，這就更讓他看到了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大多數變異現象當然是有害的——這是他反對核試驗和放射性塵埃的出發點——但是，生命體在長時間裡發生變化以適應周圍的環境，變異現象的確是墊腳石。具有消極作用的變異，積累起來怎麼就形成了具有積極意義的進化呢？鮑林思考著這一個問題。許多低級生命形式，如細菌，能靠簡單的食物來維持生命，能用明膠那樣最簡單的食物源合成它們所需的一切。但是，人體卻喪失了製造體內所需一切營養成分的能力，人需要有一種平衡的食譜來提供各種各樣的維生素和氨基酸，這些成分是身體無法合成的。不知是什麼原因，在人類進化的軌道上，發生了變異，合成有關物質所需要的酶也發生了變化。要是人類沒有別的途徑獲得這類必需的營養，人就有死亡的危險。但只要在其他食物中能找到這些營養成分，那就沒有什麼關係了。 發生這一種情況也有其積極的一面。由於不再需要合成某些物質，節約下來的能量就可以用於其他新陳代謝的活動，這樣，就有可能出現比較複雜的生命體。粗看起來像是一種“代謝性疾病”——失去了製造維生素的能力——但最後結果卻是發生了具有積極意義的進化。 於是，進化可以看作為一種分子學過程。鮑林安排來自法國的博士後研究者埃米·祖凱康德爾對這一問題展開實際的研究。受試分子取自鮑林原先喜歡採用的血紅蛋白。祖凱康德爾前往聖地亞哥，先是從大猩猩、黑猩猩和獼猴身上，後來又從馬、牛、貓、豬和魚身上，採集血標本。之所以這樣做，其思路倒不在於識別物種是怎樣進化的，而在於比較不同動物血紅蛋白分子的大小和結構，從而找出其進化的規律。 1962年，鮑林和祖凱康德爾發表了他們從這一研究中得到的最為引人注目的發現，就是血紅蛋白可以用作為一種生物鐘。舉例來說，通過對馬的血紅蛋白所作的詳細研究，表明它與人體血紅蛋白的差別是在其四根鏈的每一鏈上，大約有18個氨基酸替代物。將這一結果與古生物學家的知識相比較，就可以知道人類和馬綱動物大概是何時開始分野的，從中還可以算出，平均每隔14.5百萬年就會發生一次進化上有效的差異。以此為標準，比較其他動物血紅蛋白的數據，鮑林和祖凱康德爾估計，人和大猩猩——兩者的血紅蛋白很相似——是在11百萬年以前分手的，這要比大多數學者原先設想的分手時間晚了幾百萬年。當然，鮑林也承認，重大的變異不一定是以穩定的速度發生的，很可能有成批變異現象發生的情況，但他得出結論認為，“通過具體測定血紅蛋白分子和其他分子中氨基酸排列的順序，有可能獲得有關進化過程的更多信息，從而有助於揭示物種的起源。” 鮑林和祖凱康德爾關於分子進化的基本思想，還有他們利用生物分子來研究歷史進程的做法——這些內容現已變成自成一體的研究分支，不過，現在選用分子的時候，已用DNA代替了血紅蛋白——具有開創性意義。正如鮑林從前的學生、核酸專家里奇所說，“他一下子將古生物學、進化生物學和分子生物學等領域統一起來了。” 在一段較短的時間內，鮑林還曾被推到優生學爭議的前沿。由於他和祖凱康德爾提出了分子進化的概念，而鮑林研究如鐮狀細胞貧血症那樣的遺傳性疾病已有很長的歷史，鮑林自然就想到如何從全世界人口中消除有害基因的問題。從1959年到1962年，他在許多講話和好幾篇論文中，一再強調應當杜絕先天性異常的因素從一代傳給下一代的現象。此時，他和祖凱康德爾雖然反對直接優生的做法，不主張利用精子庫生育父代不明的孩子，但是他們贊成採用另一種手段。 “人類的素質在下降，”有一次他對聽眾說。 “我們需要在這方面乾一點名堂。”這裡所謂的“名堂”，是指對不良基因的載體進行識別和控制的工作。 “在我們看來，從人類的遺傳過程中消除那些明顯會導致病態或帶來巨大痛苦的基因，人們在法律上是不會反對這一設想的，”他和祖凱康德爾寫道。比方說，兩位同是鐮狀細胞的攜帶者就不宜結為夫婦；如果只有一方是攜帶者，那也應當少生育。這也適用於苯丙酮尿症患者和分子型病患者。他們寫道，“在婚姻問題上莽撞和冒險，再加上盲目和無知”，容易導致人類基因庫的污染，因此是不能容許的。鮑林說，要是靠自覺解決不了問題，也許就須制訂和實施相應的法規了。 優生學受到青睞，這就提醒了我們，要是真的讓科學家來管理我們這個社會，將會是怎樣的情況。不過，對鮑林來說，這還是問題的一個非常次要的方面，他更大的興趣是要用分子來探尋進化的踪跡。 在鮑林看來，“分子鐘”這一概念只不過是對他講了四十年的一個論點的證明：凡事都是從分子結構演變而來的。化學，醫學，進化，還有大腦的功能，都是與分子結構有關的問題。 “當人被痛苦地逐出天堂時，人的心目中就有了善和惡的分野，這也是一種分子型疾病，其實也就是所謂的進化，”他說。為了解釋生命的起源，根本就沒有理由求助於迷信，求助於什麼“生命力”，或者求助於宗教的信條。 “生命”，他在1962年寫道，“就是分子之間的聯繫。” 對辦公場地的爭鬥 鮑林在分子層次上探索的那些問題，斯威夫特一點興趣也沒有。作為加州理工學院化學和化學工程系主任，斯威夫特關心的是，鮑林很少在系裡上課，行政事務又不管，實驗室裡也看不到他的身影。他永遠在世界上另一個地方，在核試驗問題上惹是生非，向總統拍發一些火藥味實足的電報。斯威夫特經常巡視各大樓，探頭看一下鮑林的幾間研究室，看到的景象使他直皺眉：一些醫生走來走去，手裡拿著一管管尿樣和大猩猩的血，生化研究人員則忙著向金魚身上註射麻醉藥， 在斯威夫特的指導下，化學係正在發生著變化，鮑林手下的人就有點不適應，“他們中有些人，”斯威夫特明確地說，“不用說水平不高，而且他們研究的課題就不大合我們的胃口。”科里是一位優秀的學者，舒梅克和其他幾位鮑林早些時候的助手也不錯。 “但是，另外還有一些人，”斯威夫特說，“特別是那些偏向於進行醫學和生化研究的人，就很成問題了。” 斯威夫特新近僱用了許多正統的化學家，然而辦公室不夠。最有可能擴大辦公場地的目標就是鮑林的教學實驗室——再說，其中有幾個地方似乎有一半空關著未利用——系裡多數人認為，其中有些房間可以提供給那些成果較多的研究人員。但是，斯威夫特不想去頂撞鮑林。至於怎樣才有利於化學系的工作，他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他畢竟在鮑林手下乾了那麼長時間，親眼看到過他取得了那麼多成果，因此實在不忍心在自己的事業快要結束的時候，再去剝奪鮑林使用實驗設施的權利。 “（斯威夫特）在這件事情上情緒很低落，不願再刺激鮑林，”杜布里奇回憶道。 1963年初，斯威夫特退休了，這個問題也就留給了下一任系主任。 傑克·羅伯茨是一位很有才幹的有機化學家，他接任了系主任之職。相對來說，他比較年輕。無論在哪種意義上，他對鮑林的政治活動都不大關心，他向來就喜歡獨立思考。新官上任，總得放幾把火，向校長和董事會證明一下自己的能力。既然斯威夫特和杜布里奇都認為需要更多辦公的場地，他就有責任解決這一個問題。作為系主任，羅伯茨上任後首先做的事情中，有一件就是要找到鮑林，向他解釋系裡的需要。他記得，當時鮑林儘管對這次談話感到不高興，但他還是很有禮貌地同意縮減自己辦公的場所。 鮑林對此事的回憶則更為詳細。他說，羅伯茨對他講，“這些搞醫學的人在這裡不合適，”要他在兩個月的時間裡，讓那些精神病研究的項目下馬，並堅持要他讓出實驗室面積的一半。鮑林不願在這麼短的時間裡解僱那些研究者，作為緩兵之計，提議讓出自己辦公的場地，分階段淘汰從事麻醉劑項目的研究人員。這一爭議被提到化學系系務委員會會議上討論，最後達成了一項折衷的辦法，鮑林放棄了較小數量的辦公用房。 這是一件令人煩惱的事，它表明鮑林與自己所在的系科的關係已經惡化到了怎樣的地步。 “鮑林談及此事時氣得幾乎說不出話來，”杜布里奇回憶說。 “他認為，這是莫大的侮辱——竟然要他讓出科學研究的場地。” 此時，加州理工學院進入了一個新時代，相繼冒出了一批新星，都是物理學家，如費因曼①、默里·蓋爾—曼等。相形之下，化學系則在走下坡路。鮑林時代的紅人已一個個離去；其中最大的損失是，他的老朋友、也是他的宏偉計劃的共同製訂者比德爾在1961年到芝加哥大學當校長去了——比德爾後來說，他作出這個決定是比較容易的，因為加州理工學院對待鮑林大不公正了。由於德爾布呂克仍在職，生物系仍然與鮑林的研究工作比較接近，也比較看重，但學校其他部門的人似乎都已忘記鮑林曾經為學校做過的工作。儘管如此，鮑林對學校內部實行的方針和作出的決定仍閉口不語。他讓出了親自負責建造起來的實驗室裡自己所管轄的那部分場地，但在公開的場合，卻從來沒有說過一句不利於學校的話。 ①費因曼（Richard Feynman，1918—1988），美國物理學家，因修正舊量子電動力學不准確的內容，與人共獲1965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私下里，他已經認定，是應當離開加州理工學院的時候了。這倒並不是一個全新的打算；可以追溯到五年以前杜布里奇撤去他化學系主任之職的時候。從那時開始，他就一直在謀劃著此事。 1960年，他曾考慮過仿照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創辦一所私立的西海岸學院，甚至到蒙特里附近一個地方察看過校址，但在了解到所需費用之後，就放棄了這個念頭。第二年初，他曾探索過有沒有可能到斯坦福大學設在太平洋格羅夫的霍布金斯海岸站工作。後來，1961年秋天，他又認真考慮過到洛杉磯加州大學醫學院擔任藥物系講師的事。由於他整個身心都投入了和平運動，這一切就都擱置在一邊了。 但在侵占他的實驗室事件發生後，他開始認真起來了。他給當時已經擔任斯洛恩基金會會長之職的韋弗寫信，詢問有無可能提供資助支付他五年工資，好讓他重新作安排。 （對方回答不可能。）他又與復印機發明人切斯特商量，希望他提供私人援助。此人曾經資助他召開奧斯陸會議。鮑林希望做一些準備工作，以便在1963年夏天離開加州理工學院，獨立自主地從事科學研究。 想到要離開這一個自己度過了全部學術生涯的地方，考慮著向四十多年來與自己朝夕相處的同事和朋友訣別，他難過的心清也就不言而喻了。但是，他認識到，這已成了他不得不走出的一步。 此時，從禁試戰線傳來了令人喜出望外的好消息。美國和蘇聯都從古巴導彈危機事件中清醒過來，開始進行認真的對話。 1963年6月10日，肯尼迪宣布，美國將停止大氣層試驗，作為支持正在進行的日內瓦會談的一種表示。幾個星期以後，赫魯曉夫發出了回答的信號，宣布蘇聯已經同意部分禁試的建議，從而繞開了棘手的地下核試驗核查問題，因為地下核試驗不在禁試之列。 1963年夏天，突然間，事事都一帆風順。由於允許進行地下核試驗，蘇聯人提出的許多反對意見一下子全都消失了。雙方都想要進一步發展核武器，但是又希望不要散發出放射性塵埃。 8月5日，經過5年的談判，美國和蘇聯簽訂了一項禁止在大氣層、外層空間和海底進行一切核試驗的條約。正如肯尼迪所說，這一冷戰時期第一項重要的限制武器的條約，是“一線黎明的曙光”，它標誌著核試驗放射性塵埃時代的結束，預示著談判將有美好的前景。 9月24日，美國參議院通過了這一條約；10月7日，總統正式在條約上簽字。 人人都舉手贊成——其罕鮑林也沒有例外，儘管有一些保留。 “我們很高興，美國參議院批准了禁止核試驗條約，”鮑林在給施韋策的信中說。儘管不完美——允許進行地下核試驗，就是允許繼續進行軍備的競賽——但它的確結束了釋放出更多放射性塵埃的風險。它不會終止戰爭，但這是在前進方向上邁出的一步，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10月初，鮑林夫婦在訪問南美洲一段長時間以後回到國內：他們在那裡就像外國外交官那樣受到好幾個國家總統的歡迎。弗吉尼亞州和平和人權運動人士克利福德·杜厄和弗吉尼姬·杜厄到加利福尼亞訪問並作學術報告，鮑林邀請他們兩位到他家大蘇爾的鹿寓牧場作短期訪問。在那所小屋裡，四個人圍坐在爐前那張做工粗糙的桌子邊，舉杯慶賀10月10日那一天，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正式生效了。 第二天清晨，正當他們在用早餐時，聽到了一陣令人吃驚的敲門聲。牧場上很少有人來造訪，況且又是一大清早的時候。來人是薩爾曼小河護林站的護林員，說是鮑林的女兒打來了電話——此時牧場仍未裝電話——請他讓鮑林回電。鮑林心想，事情必定很緊急，因此打算馬上就跟他走，回來以後再吃早飯。然而護林員要他放心，說是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事。鮑林夫婦和杜厄夫婦用餐後，鮑林和愛娃爬上了一英里長的山坡，又沿著小路向護林站走去。 他們與琳達接通了電話。琳達問：“爸爸，你聽到消息了嗎？” “沒有，”鮑林回答道，“什麼消息？” 在電話線的另一端，琳達拉高了聲音。 “你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了！” 鮑林手執話筒，一時說不出話來，然後他把話筒遞給了妻子。 也許，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到無話要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