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21 和平-1

學界富豪 在公開場合，鮑林算得上是大獲全勝了。他迫使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後退了一步，他們再也不敢借用蔑視國會的罪名進行威脅了。托德黔驢技窮誹謗鮑林的圖謀似乎沒有起到多大的作用；新聞媒體大多數人都沒有理會他那套老掉了牙的指控。聽證會結束不到一個月，肯尼迪在爭奪白宮的競選中得勝，美國政治即將步入新的方向。對鮑林舉行的聽證會實際上成了以反共名義對持不同政見人士政治迫害的最後一次嘗試。 鮑林的堅定立場使他成了和平運動中赫赫有名的偉大英雄。在與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發生的那次沖撞以後兩個星期，健全核政策全國委員會在紐約組織了一次集會，這次集會在後來自發地演變為對鮑林的一次表彰會。聽說鮑林要到會講話，一下子就有兩千多人擠進了賓館遊艇俱樂部舞廳，還有幾百個人擠在附近幾個房間里通過擴音機收聽他的演說。另外有好幾百人經過勸阻才悻悻離去。大家都想親眼看一看這位打敗了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的人。為了支持鮑林敢於在國會抗爭的精神，當地有成千上萬名大學生在一份請願書上簽了名。當鮑林接過這份請願書時，與會者熱烈鼓掌。他們認真地聽取了鮑林講述與小組委員會鬥爭的親身經歷。鮑林呼籲永遠結束戰爭，恢復人的權利，贏得全場聽眾的歡呼和喝彩。他從自己的經歷中學到了一些東西。 '淨取和平的鬥爭，”他對聽眾說，“離不開爭取自由的鬥爭。 ”

與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的鬥爭取得了勝利。從此開始，鮑林可以偃旗息鼓，馬放南山，將這一段經歷拋在腦後了。但是，他做不到這一點。經受挨人質詢的煎熬時刻，面對處心積慮毀謗他名聲的卑劣伎倆，他的人格受到了莫大的侮辱。鮑林怒氣難消，認為這一切是麥卡錫主義的死灰復燃。他不僅沒有拂袖而去，正好相反，他比過去更加精神抖擻。他連續不斷地到處遊說，頻頻在電視裡拋頭露面，攻擊托德，口口聲聲責備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和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不講道德”，責罵那位參議員是“一個混蛋”。 “據我所知，我們美國祇有幾千名共產黨員，而在法國和意大利卻有好幾百萬，”在托德召開的聽證會後不久鮑林這樣寫道。 “我實在弄不懂美國人民怎麼會受到幾千名共產黨人的危害。共產黨人對我們的人權和自由可能會成為一種危脅，對此我們應當清醒，情況嚴重時，我們還得保持警惕……（但是）反共的壓制力量目前處在有權有勢的地位，因而更加是一種威脅——他們現在就在剝奪我們的正當權利。”此時，鮑林分出了一部分時間致力於取消這一類調查委員會的活動，下定決心與這些即將壽終正寢的宿敵周旋到底。

然而，托德反撲過來了。雖然鮑林成功地推遲了上次參議院聽證會報告的發表——1961年初，有人一直在爭論要不要在這份報告裡列入托德沒有宣讀的那部分開場白和其他有關的材料——以托德為首的小組委員會還是發表了另外一份單獨的報告，其內容涉及到普格瓦什運動，簡要介紹了一些運動參加者的可疑背景，其中就有九頁多的篇幅專門介紹鮑林“明顯地傾向於共產主義事業的情況……自然與共產黨人所持觀點保持一致，而這一切都與科學研究活動毫不相干”。原先那份小組委員會的報告後來發表於1961年3月，其中包括了托德開場白聲明的全文。隨同此文刊登的還有小組委員會的一則新聞公告，其中提到，“我們有理由懷疑，在美國和其他國家散發（鮑林的）請願書的過程中，共產黨的組織機構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文中提供的證據主要是鮑林與左派交往的歷史。 “在我國共產黨人展開的和平攻勢中，鮑林幾乎在每一次重大的活動中都充當了科學界領頭羊的角色，”這份報告得出結論說，有一系列跡象表明，這一切“並不全是偶然或者在他不自覺的情況下發生的”。他唯恐鮑林的同行弄不明白其中的含意，托德還主動向國家科學院院士和其他著名科學家提供了這份報告的副本。

“造謠……中傷……這是我所見到過的最為惡劣的誹謗，”威林在讀了這份報告以後對鮑林說道。鮑林完全同意這一看法。第二天，他致函美國人道主義協會，猛烈抨擊托德的做法，責問他或者小組委員會的其他成員，敢不敢放棄國會議員的轄免權，以便讓鮑林控告他們。鮑林在早些時候還曾說過，他可以與托德進行公開的辯論。 鮑林的反應也延伸到了那些跟著托德亦步亦趨的人和事，其中包括緊跟在小組委員會後搖唇鼓舌的報刊文章，還有那些鮑林認為是詆毀自己人格的談話聲明。 “有些報紙成了麥卡錫主義捲土重來的幫兇，”他說。 “這些報紙應當停辦。”為此，他又單槍匹馬地展開了戰鬥。在下一年裡，他和自己的律師們先後提出了五起法律訴訟。他要求華盛頓貝林漢姆的《先驅報》賠償6萬美元，因為該報登載了一些致編輯部的信，對鮑林的愛國主義表示懷疑；要求賓夕法尼亞州約克群反共聯盟賠償10萬美元，因為該組織根據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的報告出版了一本小冊子；聖路易斯《全球民主》雜誌發表了一篇反對鮑林的社論，鮑林要求賠償叨萬美元；紐約《每日新聞》稱鮑林是親共“半公開的美國喉舌”，他又要求賠償50萬美元；他還要求赫斯特報業集團和國王報刊辛迪加賠償100萬美元，因為右翼專欄作家、一直與鮑林作對的老冤家富爾頓·小劉易斯寫了一篇攻擊他的文章。

與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發生的糾葛，再加上其他方面一些不順心的事，其中也包括那次懸崖遇險的經歷，鮑林的身體日益消瘦。以前，他對一些批評意見通常採取不予理睬的態度，如今，無論批評來自右派還是左派，他都變得非常敏感。在參議院聽證會後的兩年時間裡，他就得罪了不少以前在和平事業中的盟友。他辭去了健全核政策全國委員會發起人的頭銜，不再搭理創始人諾曼·庫辛斯，認為他向托德屈服了。他認真地考慮了是否要向《原子科學家學報》起訴，要求賠償100萬美元。鮑林曾一度通過愛因斯坦的原子科學家緊急委員會幫助過這家雜誌，但是，這家雜誌卻刊登了一篇文章，在這篇文章中，有名的反對核武器積極分子本特利·格拉斯將他與特勒混為一談，認為這兩個科學家在解釋核試驗數據時都心懷鬼胎，染上了各自的政治色彩。這家雜誌的編輯部工作人員花費了好幾週時間勸說鮑林取消這次訴訟。在此之後的許多年裡，鮑林與這家學報和它的編輯歐仁·羅比諾維奇再也沒有多少聯繫了。由於普格瓦什會議的組織者堅持邀請格拉斯、羅比諾維奇等他不贊成的人與會，他也和會議組織者鬧翻了；他感到，普格瓦什的討論會已經由超越政治自由公開地表達新思想的講壇，淪為只會鸚鵡學舌重申官方政府路線的場所。

促使他敏感性發生改變的另一因素可能就是愛娃·海倫。在意識形態上，愛娃向來比丈夫更左。她個人認為，那些基於宗教信仰的老式和平團體是“反動的”，而像健全核政策全國委員會那樣的新組織也好不到哪裡去。這些組織都不願意將反對核試驗的活動置於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礎上。她想，如果你不去變革醞育戰爭的經濟制度，怎麼能夠消滅戰爭呢？此時，鮑林在批評美國社會時，用詞也就更加尖銳了。資本主義是一種因素，還得加上國防工業和華盛頓當局之間的骯髒交易。為什麼有人對禁止核試驗持反對態度呢？ “毫無疑問，賺取冷戰利潤是一重要動機，”他注意到了這一點。 在鮑林的心目中，一個受過教育的人，特別是身為科學家，從戰爭和人們的苦難中獲取不義之財，世界上再也沒有比這種人更加卑鄙的了。他從一家新聞刊物上學到了一個新的用語，並且開始運用到自己的演講中，就是“學界富豪”。大約有一百名左右的科學家，利用了自己的研究才能，在國防工業上為自己聚斂財富。在鮑林眼裡，這些學界富豪如同特勒一樣，賣身求榮，他們的出現乃是一度曾是高尚的行業開始腐敗和墮落的象徵。

但是，能夠這麼居高臨下地觀察問題的，除了他本人以外，就只有愛娃、羅素和少數幾位積極活動的朋友了。看來，在反對核武器的純潔事業中，誰也沒有達到他們的境界。 鮑林仍然享有崇高的威望——舉例來說，1960年，理性主義學會將他提名為那一年度的理性主義者；《時代》周刊將他作為封面人物刊登在1961年1月號上，鮑林成了被評為“年度人物”的科學家之——但是，作為和平運動的領導者來說，與其說他是一位英雄，還不如說他已經成了一門比較自由的大砲，一位受人歡迎的發言人，一個用來抗衡特勒的砝碼，同時也是一個不可捉摸、愛鬧獨立、越來越喜歡與人爭吵。離左派核心越遠就越感到舒服的人。 肯尼迪，奧斯陸，腦冰 美國新總統也沒有逃過鮑林銳利的眼睛。長期以來，鮑林一直是斯蒂文森的支持者，而對來自馬薩諸塞州的這位闖勁十足的年輕參議員，他始終保持不溫不火的態度。 1960年，就有一些人私下議論，要將鮑林推選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在斯坦福大學生的一次模擬投票中，從3000名自填候選人的選票中，他得了152票），但他認為這是一個玩笑而已。他對支持者說——其中有些人後來提議他參加洛杉磯市參議員或市長的競選——他不是政客。

為了推動長期停滯不前的日內瓦談判，肯尼迪至少算是適當地表達了自己的情感。他上任後不久，就成立了美國軍務控制和裁軍局。 “我本人高度評價我國新總統實現裁軍的願望，”鮑林在總統競選後不久寫道。肯尼迪也很有氣度，他邀請鮑林和166名“有創造性貢獻的美國人”參加1961年初在華盛頓舉行的總統就職典禮。鮑林因另有約會未能參加，但他還是頗有感觸，這畢竟是一種新的姿態，12年了，他一直受到白宮的白眼。他送去了請柬的回复，同時還附上了個人的一張便條：“我很高興能加入歡迎和祝賀您當選的行列，您是我們爭取世界和平的偉大希望。” 他的希望沒有落空。 1961年，肯尼迪在聯合國發表演說，以總統的身份向蘇聯人發出挑戰：“不要軍備競賽，要和平競賽。”作為開始，可先禁止大氣層核試驗。與此同時，肯尼迪又一次充實了美國在日內瓦的和平談判團，派遣阿瑟·迪安為談判首席代表，要求“作出新的努力並下最大的決心”。

儘管這些都是積極的跡象，但鮑林認為仍須向有關方面不斷施加壓力。肯尼迪在談論禁止核試驗的問題，但他手下的人卻還在談論著向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提供核武器的問題，說是要進一步提醒蘇聯人，他們在歐洲打地面戰爭是是無法取勝的。還有報告表明，中國人也在研製原子彈。鮑林認為，核技術這種可能擴散的現象代表著一種全新的也是非常危險的傾向。掌握核武器或者能夠生產核武器的手段的國家越多，發生核事故、偷盜核技術或引發瘋狂災難的可能性就越大。 鮑林確信，肯尼迪正在有效地促成禁試的談判，所以，1961年初，鮑林又轉向了一個新目標：制止核武器擴散。 鮑林夫婦認定，最好的方法是展開一場新的請願活動。在若干積極參加活動的朋友幫助下，鮑林起草了一份呼籲書，要求停止用核武器武裝北大西洋公約集團，在全面裁軍的方向上跨出紮實的一步，增強聯合國的作用，並將其視為爭取世界和平的力量。他們將其命名為“關於停止核擴散的呼籲書”，並且立即寄發給兩千名科學家，這些人曾在他們以前那份請願書上簽過名。信封上的地址和收信人名字都是鮑林夫婦在他們廚房間的餐桌上一一填寫的。

一個月之內，鮑林從世界各地收到了七百多個簽名，其中有38名諾貝爾獎獲得者，110名國家科學院院士。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 2月16日，鮑林在聯合國將這份請願書送交給哈馬舍爾德。同一天，他們還謹慎地向新聞界散發了一份說明書，詳細闡述了這次請願活動發起的經過以及資金的來源。 隨後，鮑林又巧妙地利用聯合國代表的廣泛性，開始尋求全世界人民的支持。他請求各國代表通過媒體徵求幾十萬人的簽名。簽名最後應當在4月中寄到，此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代表將要在奧斯陸開會，討論核武裝問題。這麼大規模的請願活動在以前還從來沒有出現過。 但是，縱然是歷史上空前規模的請願，鮑林在心裡仍沒有滿足。為了讓全世界都把注意力集中在這個問題上，他決定，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會議前夕，在奧斯陸召開一次國際和平大會。這次會議一定要回復到普格瓦什會議的精神，請鐵幕兩邊德高望重的科學家參加，向世界表明，軍國主義決不是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唯一出路。這次大會的籌備工作可以在帕薩迪納進行，可以請他的那些熱心於這一活動的朋友們擔任會議的組織者。他在鮑林寓所舉行的一次籌備會議的記錄中寫道：他們希望激起全世界人民發出“抗議的怒吼”。

為大會制訂計劃，確定與會者名單，為他們安排交通，募集會議的經費，在春季剩下的日子裡，鮑林花了大量時間做這些事情。他首先寫信給挪威諾貝爾獎委員會主席加納·賈恩，徵得他同意開放諾貝爾學院作為開會的場所。他又說服施韋策、羅素和另外二十名知名人士充當會議的發起人。他將這次會議定名為“研究核武器可能擴散到更多國家或國家集團的問題的大會”——不過，其他人都將其稱為奧斯陸大會。他又開始為大會籌集三萬美元的經費。最後，鮑林夫婦還得自己掏腰包為這次會議支付很大一筆費用。 在此期間，鮑林在愛娃為他安排的一次聚會上慶祝了他的周歲生日。那天晚上，他興奮極了，身邊都是老朋友、同事和以前的學生。他們已散佈於各地，許多人已經多年不見了。來參加晚會的人中，有一位特別受歡迎，他名叫戴維·哈克，90年代鮑林的學生，後來在蛋白質研究中又成為他的競爭對手。哈克和鮑林各自都經歷過輝煌的歲月和消沉的時刻，現在，哈克回憶起自己學生時代的趣聞和軼事，引來了陣陣哄堂大笑聲，後來給大家印象最深的一句話成了鮑林的名言。哈克問起他當年的導師：“鮑林博士，您怎麼會有那麼多好的想法呢？”鮑林想了一會兒，回答說：“噢，戴維，我的想法很多，其中的壞想法被我拋到九霄雲外了。” 鮑林仍然是老樣子。儘管他爭取和平的活動足以使許多調查委員會忙個不停了，但他仍能找到一些時間進行科學研究的工作。 他對《大學化學》進行了修訂，出了這部教材的新版本。他對朋友說，他打算就分子學的基本知識寫一本新書。關於精神醫學的研究項目已處於福特基金五年期資助的收尾階段，但他還拿不出多少值得炫耀的成果。對精神病患者一次又一次進行的尿樣分析和血液檢驗，已經顯現出若干令人欣喜的跡象，但還談不上找到一種簡單的辦法可以臨床應用於他相信能夠醫治的苯丙酮尿症。尿和血液的化學成分品種繁多，使用現有技術還無法進行有效的分析。能夠進行的分析表明，這些複雜的體液所含化學成分因人而異，而且差別非常大，因此，要斷定哪一種具體的因素直接造成了精神障礙方面的疾病，難度是很大的。 關於大腦的功能，鮑林曾經提出一種頗為重要的新見解，可惜它與精神醫學研究的課題並沒有多大的關係。多年來，他一直在思考著他在1952年從一位內科醫生的談話中聽到的一個結論，就是氙氣是一種絕妙的麻醉劑。他非常重視，因為根據他本人的經驗，氙是自然界中最不活躍的惰性氣體。與任何元素都不發生化學反應的元素，怎麼會有如此神奇的生物學功效呢？ 七年時間過去了，他終於找到了答案。他在瀏覽一篇關於一種具有長鏈結構的烷基置換按鹽水化物結晶結構的論文時，突然想到水可能就是那種麻醉劑問題的答案。在此之前，他已表明，水分子可以聚集在其他幾種元素尺寸相宜的分子周圍，形成水化物。這是一種以其分子為核心且是多面體形狀的框架，其特性與普通的水有明顯的區別。水化物在某些方面的性狀與冰晶體相像。如果在大腦中的蛋白質側鏈周圍形成了穩定的水化物，從而使氮氣起到了麻醉劑的作用，那麼又會發生怎樣的情況呢P在形成這樣一種水的框架結構的過程中，大腦中這種晶體就可能阻礙臨近的蛋白質側鍊和離子的運動，減小腦電波振蕩的振幅，從而導致意識的喪失。用一種比喻的說法，就是氙氣凍結了大腦的活動。 接下來的一年裡，鮑林閱讀了大量文獻，他認識到，自己的理論不但在麻醉領域裡是全新的概念，而且也適用於許多諸如氯仿和氧化氮那樣的由水化物構成的其他麻醉劑。降低大腦的溫度也能產生類似於麻醉劑的作用，這一現像對他的理論是一種有力的支持。鮑林認為，在這兩種情況下，其結果也許都可能與微晶的形成有關。 1960年春天，他開始起草一篇論文——並吩咐他的一位新來的學生設法找到有關的證據。這名學生就是弗朗克·卡奇普爾，以前在施韋策手下的醫務主任，他後來跟鮑林來到了加州理工學院。在兩次會議上，鮑林介紹了初步得到的結果，他的想法得到了與會者的好評，這使他深受鼓舞。一位有名的麻醉師稱這些結果“非常巧妙”，“令人著迷”。儘管卡奇普爾尚未找到任何強有力的證據，鮑林還是決定將這些想法在雜誌上發表。他的論文題目是“普通麻醉的分子學理論”，刊登在1961年7月號《科學》雜誌上。鮑林將其視為十年前關於蛋白質結構研究以來自己所做的最重要工作。為了證明其結果的正確性，他又從自己的實驗室中抽調了更多的人力投入這一課題的研究。 低溫有利於結晶，對麻醉的要求就可以降低。為了檢驗這一理論，鮑林手下有一個研究小組使用金魚作為試驗動物進行了一系列實驗。幾十條金魚被置於一隻只碗裡，碗中滴入一定劑量的麻醉藥，並且配備了用於控制溫度的儀器。研究人員密切地註視著一隻只碗，隨時檢測溫度的情況，議論著每一條金魚是否真正進入了失去知覺的狀態。化學系那些高年資化學家看到這一番景象，一個個搖晃著腦袋，表示不解。 鮑林在其他方面的研究進展都不大。那時，他在緊張地為和平事業而奔波，同時還要應付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聽證會，然而他還是趕在規定時間之前完成了《化學鍵的本質》第三版的修訂工作。這一版並沒有得到評論界的熱情歡迎。書中仍未論及馬利肯的分子軌道理論，然而這種理論在當時已為愈來愈多的化學家接受。這一次，評論者開始責備鮑林這種視而不見的迴避態度了，鮑林為此辯解道，分子軌道理論的數學味道太濃，他無法對其作一般性論述——“我一心一意想讓這本書通俗易懂些，”他在給一位評論者的信中寫道——但是，有好幾位記者向他提供了幾個應用分子軌道理論的簡單實例，說明未必一定要作冗長的計算，鮑林才收回自己的說法，開始談起準備出第四版時，更多地註重分子軌道的理論。 但是，此時已經造成了相當大的影響。鮑林作為化學鍵理論的先驅，現在看來已經落伍了。 “在第三版中，他基本上沒有——也不想——觸及當時已經頗為流行的課題。這決非一時的疏忽，在很大程度上應歸之於他的成見，”他從前的一位學生評論道。 “根據我得到的感覺，我想，這也是其他崇拜鮑林的人的感覺，這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情。” 不過，那年春天的奧斯陸會議又一次振奮起鮑林的精神。來自15個國家，大約有35名物理學家和生物學家，還有25名社會科學家，參加了這次會議，其中包括4名來自蘇聯的代表。加納·賈恩和諾貝爾學院的代表以觀察員身份出席了大會，對鮑林順利地主持這一次會議表示很讚賞。作為大會的高潮，一致通過了一份簡要陳述目標的公開提綱。這份“奧斯陸聲明”呼籲現已掌握核武器的國家禁止向其他國家和國家集團擴散核武器，全面禁止核試驗，實行普遍和全面的裁軍，研究如何從軍事化經濟向非軍事化經濟過渡的問題。作為會議的結果，在奧斯陸大學的大型奧拉會議廳舉行了一次公眾的集會，到會聽眾有五百多人。會上，宣讀了這份聲明。由於鮑林具有傑出的公關才能，美國的新聞媒體對這次會議作了廣泛的報導。 “幾乎每一件事都做得完美無缺，”會議閉幕時，鮑林情不自禁地說道：“奧斯陸大會棒極了。”為了祝賀鮑林和這次會議的成功，挪威學生和許多和平人士在奧斯陸街道上進行了一次火炬遊行，這更是一件錦上添花的喜事。 四面楚歌 1961年9月，蘇聯人又開始進行核試驗。鮑林從新聞節目中聽到這一消息後，立即致電赫魯曉夫，“以科學的名義”要求蘇聯人重新考慮他們的決定。 赫魯曉夫沒有聽他的話。肯尼迪跟著也發表了自己的公告，宣布美國可能被迫恢復核試驗——他說，進行地下核試驗，不會散發出放射性。鮑林向這兩個國家的領導人寄發了許多表示憤慨的電報和信件。指出放射性塵埃的危險性，以人類的名義勸他們停止核試驗。赫魯曉夫在東拉西扯長達8頁的回信中，將過錯一古腦兒全推到西方要重新武裝德國的決定上。肯尼迪則一聲不吭。 在9月到11月之間，蘇聯人肆無忌憚地進行了世界上有史以來最為瘋狂的一系列核試驗。有一次試驗測得的量級高達5800萬噸。據鮑林的估計，由此散發出來的放射性可能會造成16萬名兒童有先天性缺陷，僅是碳14含量的增加就足以在未來幾十代人身上造成400萬例流產、死胎和生育的缺陷。 “這無異於對千百萬人的謀殺，”鮑林對媒介說。 “堪與法西斯將猶太人送進煤氣室事件相比。” 此時，鮑林計劃著對蘇聯作一次訪問。 早在這新一輪核試驗進行之前，他就接到了邀請參加羅蒙諾索夫創建俄羅斯科學250週年的慶祝活動。鮑林不想用謝絕邀請的方式抗議蘇聯人的試驗，他認為最好還是藉此機會打開交流信息的渠道，向蘇聯人宣講和平的重要性。他還要提醒蘇聯化學家：他的化學鍵理論是正確的，時機也許不大好，但他始終感到，不斷增加理性的討論，才是處理國際問題的有效途徑；不錯，1961年是豬灣事件發生的一年，也是建造柏林牆的一年，但是，鮑林要通過自己的訪問來表明，在國際關係中，還有比恐嚇和威嚇更好的辦法。他要展開具有他個人特色的外交。 但是，當他到蘇聯駐法使館申請簽證時，那裡的工作人員未作解釋就一口回絕了他。眼看這次訪甦的行程有被取消的危險，他只好按預定計劃前往南斯拉夫去參加一次學術性會議。會議期間，一位俄國科學家對他解釋了其中的原因：“在巴黎，您到我國使館說，您是李納斯·鮑林（鮑林在歐洲時習慣於將自己的名字發成這樣的音）。李納斯·鮑林是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唯心主義的代表人物，他所創造的化學理論與辯證唯物主義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任何一個愛國的蘇聯科學家都不會使用這一種理論。您應當講，您是萊納斯·鮑林，萊納斯·鮑林是蘇聯的偉大朋友，是為世界和平而鬥爭的人。”鮑林糾正了對自己名字的發音，因此簽證也就到手了。 鮑林于11月下半月抵達莫斯科，正好趕上紀念羅蒙諾索夫的盛大慶祝活動。隨後，他在這個國家裡停留了將近一個月，一面觀光，一面作各種講演。他先後作了12次學術報告——其中有兩次專門講述他“腐朽的”共振理論有什麼優點——並且在有一千名莫斯科人參加的集會上作了關於和平的公開演說。在講話中，他和愛娃都表示反對恢復核試驗。蘇聯傳媒作了大量報導——特別是愛娃，被一些刊物描寫成熱愛和平的美國婦女的一個榜樣——他們兩個人在這段時間裡都感到非常愉快。他們觀看了布爾什維克芭蕾舞演出，走訪了一些教會和學校，與和平運動積極分子交談，並且參加了許多宴會。唯一感到失望的是，他們再三要求見一見赫魯曉夫卻未能如願。不過，他們曾與赫魯曉夫的夫人在一道品茶，並有一次同台講話。 在美國，經常有人指摘鮑林對蘇聯太“軟”，美國媒體也大量渲染這樣的形象。他們無視鮑林曾向赫魯曉夫提出抗議的事實，對他抗議肯尼迪的類似做法卻抓住不放。在一定程度上，特別是與美國輿論的主流相比，鮑林是比較溫和的。無庸諱言，他並不認為共產主義比資本主義差；他將這兩種制度看作為兩種政治一經濟的形式，有點像矩陣力學和波動力學，或者像研究化學時採用價一鍵理論或分子一軌道理論的方法——從表面上看，兩種概念有天壤之別，但深入完善下去就殊途同歸了。他相信，兩種制度最終會看上去很像瑞典式社會主義那樣的形態。 儘管他可以嚴厲批評蘇聯的政府——公開抨擊他們虐待猶太人，鎮壓匈牙利人的起義，實行斯大林式的清洗，用政治教條限制科學的發展，用死刑懲罰“經濟犯罪”，用他的話來說，還有“一個大國採取行動時不講道德”的許多例子——他還是發現自己喜歡俄羅斯人民，喜歡他們的友好態度和務實精神，喜歡他們對和平的真誠願望。他和愛娃聽到蘇聯人解釋為什麼要進行軍備競賽：有人對他們兩人說，美國已經在新武器上領先——第一個造出原子彈，第一個造出氫彈，又第一個造出鈾彈——為了國家的生存，蘇聯只能急起直追了。對此，兩人都感慨萬分。將美國分析為軍備競賽的首要起因，成了60年代鮑林的思想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鮑林將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美國政策上，還有一個人情常理的因素。 “每當我批評蘇聯政府的時候，”他說，“我總感到自己很不滿意美國政府的做法，因為我是一個美國人……這就像對待我自己、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與對待人家、人家的妻子和孩子相比，我感到對自己家裡要求應當更嚴格才對。所以，我認為，批評美國政府應當比批評蘇聯政府更嚴厲才對。”此外，他又補充了一句，“我很難指望利用批評對蘇聯政府會產生多大的影響。” 11月下半月，時斷時續的日內瓦禁試談判又再次開始，不過雙方誰也不抱多少樂觀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