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20 小組委員會-2

星期一上午，鮑林來到他在加州理工學院的辦公地點，這時離開被營救的時間還不到24小時。他失踪的消息曾透過新聞報導傳到四面八方，他的研究組成員人人都非常擔心。此時，他們在鮑林的辦公室門上，掛上了“歡迎鮑林博士歸來”的條幅。有一位秘書還親自烘烤了一盒蛋糕，上面裱糊了一個玩具男子懸在崖邊的景象，下方水中是一個游泳的美女。當鮑林來到時，響起了一陣短時間的歡呼致意聲。鮑林看了一下蛋糕，和誰都沒有搭理，退自走進了自己的辦公室，並隨手關上了門。這一小群聚集起來歡迎他歸來的人頓時感到很愕然。一會兒以後，辦公室門下送出一張小紙條；鮑林要求取消他當天的課和所有的約請。 誰也不知道應當怎麼辦。鮑林的女婿卡姆也和大家一樣，就在不遠處。大家把他叫來後，向他說明了情況。卡姆輕輕地叩了一下鮑林辦公室的門，然後走了進去與鮑林談了一會兒。有些情況很不妙。鮑林似乎非常清楚周圍的情況，就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卡姆決定帶他回家了。

回家的路上，鮑林一言不發。愛娃料理他上了床，他仍然是一聲不吭。他的保健醫生給他檢查了身體，對大家說，懸崖事件給他帶來的驚嚇使他處於一種神經非常緊張的狀態，沒有什麼大病，躺在床上休息幾天，一切都會正常的。 那幾天是鮑林一生中最為奇特的日子。大多數時間裡，他都一聲不響地躺在床上，聽憑愛娃照料自己。琳達帶著他剛生下不久的小外孫來看望外公，鮑林哭了起來。這是第一次有人看到他情緒上這麼脆弱，他完全失去了控制自己的能力。 掛在懸崖上的那一夜炸開了他一直封閉得緊緊的內心世界。多少年來，他所經受的痛苦，情感上受到的傷害和屈辱，從他父親去世到被迫辭去加州理工學院化學系主任職務的種種經歷，對自己人格的每次政治攻擊，刺痛身心的每一件事情，曾都被他深深地埋人心底。他忍氣吞聲，一切都置之度外。他強壓怒火，不讓自己的情感受到傷害，但是，實際上他還是受到了傷害。在加州理工學院，在華盛頓，在新聞媒體上，他的自尊心已受到傷害，他的人格受到了污辱。他對誰都沒有顯露自己的這種感情，也許只有愛娃是唯一的例外。這一切，雖然他都全部咽進了肚子，但畢竟未消失。許多令人不快的往事，曾經被他嚴實地隱藏在心口，現在，經過吊掛在懸崖邊的駭人經歷，滿腔苦水就一下子傾吐出來了。

在那些日子裡，鮑林一生中第一次成了多愁善感的人。這是一種恢復平衡的手段。情緒一旦得以宣洩，心清也就舒暢了——事實上，他也沒有把這一切怎麼放在心坎上，最重要的是，經過40年訓練和實踐，他已成了一個理性主義者，他不想讓自己跌人情感衝動的陷阱。因此，幾乎是出於本能，他很快就擺脫了情緒波動的狀態，恢復了往日的平衡。這是保護自己的一種手段，也是避免痛苦的一種方式。 這一經歷反而起到了治療的作用，給了他一個非常需要休息的機會，釋放了巨大的心理壓力，使他恢復了自製的能力。在接下來的兩個星期中，他開始與人談話，下床走動，閱讀報紙，對《化學鍵的本質》作一些修改的工作，並且寫了幾封信。看來，他不久就可能恢復正常的生活，開始考慮作幾次已經答應下來的重要報告。

2月13日，他在公眾場合露了面，這也是他懸崖遇險以來的第一次。他在好萊塢的一次小型集會上談論了放射性塵埃和國際性協議的問題。那一天早些時候，法國在撒哈拉試驗了第一顆原子彈，成了參加原子俱樂部的第四個國家，也是從1958年下半年開始暫停核試驗以來向大氣層散發放射性塵埃的第一個國家。由於這是西方挑起的行為，蘇聯人立即宣布他們不再遵守不進行核試驗的保證。 為了對付這一突如其來的形勢，鮑林再次以全副精力從事宣傳和演說的活動。在整個春天，他一共向大小不同的種種團體作了四十多次重要的講話。這類團體包括：自由論壇與和平組織，基瓦尼斯俱樂部和“扶輪國際”分社，中學生組織和教會團體，等等。儘管法國進行了試驗，蘇聯人發表了威脅性聲明，日內瓦會談在幾個月時間裡似乎仍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進展。艾森豪威爾看來已下定決心在他卸任以前簽署一個文件，因此，在5月份東西方首腦在巴黎舉行最高級會議時，很有希望消除掉最後幾個障礙。

然而到5月初，會議又不歡而散。屬於最高機密的美國U－2型飛機在俄國上空被擊落，對艾森豪威爾來說，這可是奇恥大辱，因為他以前曾發誓不再舉行這一類飛行。這也扼殺了在巴黎高峰會議上最後簽訂禁試協議的任何機會。原子能委員會的麥科恩和特勒乘國際談判破裂之機，施加了新的一輪壓力，要求進行新的核武器試驗。公眾輿論的鐘擺又開始擺動，這次傾向於對蘇聯人採取更加強硬的路線，甚至主張拖延簽訂部分禁試的條約。 對鮑林來說，U-2事件進一步證明了美國在禁試談判中充當了頑固堅持對抗的一方，這個國家似乎總想找茬將事情搞糟。這就無異於陰謀策劃讓冷戰的陰風繼續刮下去。此時，鮑林演講的中心內容不光停留在核武器的恐怖上，而且也涉及到他看到的軍界工業集團如何支配美國政策的情況。這一集團的頭目是特勒，還有鮑林所稱的“為數很少但頗具影響的一小撮人”，他們聚集在特勒的周圍。 “世界各國的軍國主義者、實業界大亨、氫彈科學家和政客正在不遺餘力地尋求一種繼續進行冷戰的辦法，目的是要把本國的意志強加在世界各國的頭上。”他還說，這個由軍國主義者和實業界大亨組成的集團“就是我們的敵人”。

5月中旬，鮑林和愛娃驅車前往伯克利，準備在那裡發表更多的演說。他們從電台中聽到消息說，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一個審判團預定在舊金山開庭，在市政廳外面引來不少人舉行強烈的抗議，其中多數人是學生。他們還聽到了記者描述現場的情況，說警察使用消防龍頭和警棍驅趕示威者，抗議活動演變成一次小規模騷亂；現場一片混亂，到處是高聲尖叫的學生，許多人被揪著頭髮拖到囚車上。當夜電視台就播送了這一場面，美國公眾普遍感到很震驚。 鮑林感到非常激動。在他看來，任何反對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行動都是好事。但是，這一次抗議有美國大學生參加，意義就更重大，因為在整個50年代，這個群體在政治上一直是不夠活躍的。舊金山騷亂實際上標誌了一個新的反政府學生運動的開始，這也是在新左派的發展過程中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事件。第二天，鮑林按預定計劃去聯合廣場舉行的一次集會上發表演說。會後，為了聲援學生的正義行動，他和愛娃一起加入由成千上萬名抗議者組成的糾察隊。大批人聚集在市政廳外，高呼口號反對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抗議政府粗暴對待學生的行徑。鮑林對記者說，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不講道德，應當解散。他又補充說：“最近幾年裡，美國學生在集會抗議、遊行示威或參加政治活動方面是相當遲鈍的，我認為，現在美國學生開始覺醒起來了，這確實是一件令人鼓舞的事情。”

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 6月，鮑林在東海岸進行和平演說的巡迴活動。期間，他在華盛頓對愛娃非常喜愛的一個婦女團體發表了一次講話。這個團體的全名為爭取和平和自由婦女國際聯盟。會後，他被崇拜他的與會群眾團團圍住，她們感謝他作了一次令人振奮的演說，希望得到他的具體指導，並把一些資料交到他的手中，其中有剪報，即將舉行活動的通告，還有一首專門為他寫的詩歌。鮑林對大家表示感謝，然後將大多數材料塞進了自己的衣袋。一直到他回到下榻的旅館房間脫下外衣時，他才將這些材料從袋裡倒了出來。然後，開始閱讀這堆亂糟糟的資料。突然，他停了下來，就在這些會後塞給他的材料中，有一張是傳票，命令他到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的一次執行會議上出庭。他不得不兩次查看具體的日期。他必須在星期一，也就是6月20日——後天的上午到場。

用這種方式給人送傳票，確實是出人意料的事。不過，來自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的這一類干擾，已經不是罕見的事了。鮑林先前領教過這個小組委員會。它是在1951年由參議院發起成立的，為的是配合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活動，那時，後者已經以反共著稱。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先後由一系列保守派人士擔任主席，在50年代曾經上演了一幕幕轟動全國的聽證會丑劇，矛頭直指外事局、青年組織和電視行業中共產黨的影響。這個小組委員會曾在1956年將鮑林列為贊成共產黨綱領的主要人物之一，並在1957年威脅要傳喚他到小組委員會回答幾個問題，說清楚有沒有共產黨人在背後支持他反對核試驗的請願活動。最近，這個小組委員會的代理主席托馬斯·托德又威脅說，要是健全核政策全國委員會不將內部赤色嫌疑分子清除出去，就要舉行一次聽證會來弄清是否這個組織受到共產黨影響的情況；用鮑林的話來說，這一組織的領導人諾曼·庫辛斯已經“屈服於”托德的淫威，開始對其成員實行一種本質上是忠誠審查的措施。這一決定導致了這一組織的領導層發生了分裂，使這個全國最大也是最有影響的和平組織陷於癱瘓的狀態。據鮑林的估計，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與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完全是一丘之貉，這也是政府腐敗的又一個實例。

然而，為什麼在這個時候發出傳票呢？最為明顯的根子是托德。托德是一個很不一般的參議員，來自康涅狄格州第一批民主黨人中的一個。看來，他想方設法要在全國范圍內為自己爭得一種獨特的地位，無論如何要人們記得他原先是一名傳統的自由黨保守派人士，現在已不同尋常地一身而二任，而且他還來自於一個北方的州。他積極參與參議員的競選活動，大聲疾呼反對蘇聯人，支持研製特勒所說的“乾淨的炸彈”。他很快就成了民主黨中拼命叫嚷要繼續試驗以保持美國強大的人。當他被提名為擔任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代理主席一職時，他不失時機地利用了這一個機構，對健全核政策全國委員會和其他反核團體進行調查和攻擊。鮑林自然就成了他下一個目標。

托德的做法還受到小組委員會研究室主任本傑明·孟德爾的鼓勵。孟德爾以前是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的高手，從1951年起就對鮑林作過跟踪的調查，鮑林成了他得意的目標之一。他在1957年曾受小組委員會的指使傳訊過這位持不同政見的科學家；出於政治的考慮，這一做法並沒有成功，但他仍在蒐集鮑林反對核武器活動的材料。在鮑林于1958年公開他發起的世界科學家請願書的內容後，孟德爾曾給小組委員會首席顧問朱爾斯·索懷恩寫一封便箋，其中提到：“您也許已經註意到，這一文件中有一條消息，其大意是，萊納斯·鮑林運用共產黨慣用的方式越過美國政府行事，關於這方面詳細的情況傳訊鮑林，一定是很有意義的。” 在孟德爾給托德審閱鮑林的檔案時，這位新任參議員很快就斷定，鮑林很可能是共產黨的“同路人”，他曾徵集過鐵幕背後的簽名來為他1958年請願書壯聲勢。雖然這次請願活動已過去兩年，但鮑林譴責美國軍國主義的言論比以往有過之而無不及。根據托德的推理，如果真要恢復核試驗，就一定要表明鮑林這類人物的活動是共產黨“和平攻勢”的組成部分。托德對健全核政策全國委員會的攻擊已經收到了成效，審查鮑林必將成為對這類和平團體的又一個打擊，也許還有助於在選舉年裡增強民主黨堅決反共的聲望，托德批准了傳訊鮑林的行動。

他並沒有料到他會得到怎樣的結局。 鮑林在看到這張傳票後，馬上就打電話給威林。第二天，威林就來到華盛頓。在鮑林居住的旅館房間裡，兩個人商量了好幾個小時。從傳票所用的語言來看——要求鮑林出證，“就共產黨人參加或者支持的禁試宣傳活動，以及共產黨或共產主義陣線的活動，提供你所了解的情況”——兩人一致認為，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一定會利用有關鮑林的全部檔案，特別是麥卡錫在以前用過的指控材料。但在接到通知後這麼短的時間裡就要製定一種對付的策略，而且又不清楚托德具體會問些什麼，確實是一件難事。鮑林和威林以前都經歷過這一類事情，兩人都知道，以莫須有的罪名對一個人進行政治迫害，既可以損害這個人的名譽，又用不到提供任何證據。托德使用的是釣魚上鉤的策略。如果不想成為他的戰利品，唯一的辦法就是反過來將他置於受攻擊的地位。他們認識到暫時只能使用鮑林在護照問題上用得非常成功的戰術：通過新聞媒介開展一次強有力的宣傳攻勢。 在預定出庭的前一天，鮑林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會上，他對每位趕來的記者們說，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的傳訊，明顯的用意是要切斷公眾了解核試驗信息的渠道，實質上也是對人權的侵犯。這是鮑林公開進行艱苦卓絕的戰鬥而開出的第一炮。 鮑林和威林到達聽證會現場時，得知聽證會將延期一天舉行，理由是參議院正在開全會。他們還得到通知說，第一次聽證將以行政會議的形式進行，並且不對新聞界和公眾開放。這是在公開舉行聽證會以前，允許小組委員會蒐集和篩選有關信息而經常採用的第一步。 鮑林和威林很快就感到，他們決不能接受這樣的安排。兩個人心裡都清楚，私下里開庭，小組委員會就可以一手操縱新聞的發布，因此就能控制輿論界，從而也就奪去了鮑林手中最為銳利的武器。他們立即與有關方面交涉，堅決要求進行公開的聽證。 小組委員會的一些成員讀到了第二天上午《華盛頓郵報》發表的一篇社論。社論嚴厲批評了托德，認為這是“非常愚蠢的政治騷擾”。小組委員會經過秘密磋商，同意聽證會公開。參議院辦公室新大樓的聽證室大門打開了，爭取和平與自由婦女國際聯盟的積極分子在愛娃帶領下，蜂擁而入。不管還會發生怎樣的情況，鮑林至少得到了對自己持同情態度的聽眾。 銀髮滿頭的托德擊槌宣布聽證會開始。首先，他要鮑林放心，表白“我們在此並無敵意，對你根本就沒有敵意”，並說“我個人對你就沒有惡意”，無論在哪種意義上，這次聽證會“都不是要折磨你，或者騷擾你，或者找你的麻煩”。到此時為止，鮑林和威林的策略還是起了作用的。 接著，鮑林宣誓作證。小組委員會顧問索懷恩讓會議立即進入正題。此時，鮑林為什麼出現在這一場合就變得非常清楚了，索懷恩提問的中心只有一個：要是鮑林沒有一個很可能是共產黨的大型組織撐腰，怎麼可能征得那麼多人在他向聯合國提交的請願書上簽名？鮑林身著整潔合身的西服，彬彬有禮而又無可挑剔地回答了每一個問題。 他是否願意向小組委員會提供幾份請願書籤名人的名單？可以，儘管他沒有這個義務；至於這些人的名字嘛，小組委員會應當是知道的，在聯合國那裡就不難搞到。 他是否願意向小組委員會提供他曾發信徵求籤名的人的名單？願意，而且他樂意這樣做；一旦回到帕薩迪納，找到這些人的名單，就可以提供。 他是否願意向小組委員會提供那些幫助填寫請願書的人的姓名，還有那些簽名不止一次的人的姓名？此時，鮑林遲疑了一下。 “我感到自己有義務關心曾為這次請願服務過的人，”他說。 “我擔心他們也會像我在這裡受到的對待那樣，被傳訊到這個小組委員會來接受審查。”他問為什麼要提這一要求。托德答道，在實際送交聯合國的請願書上，發現了有些不一致的地方。舉例來說，他手頭就有一封信提到，鮑林聲稱在送交聯合國的請願書上簽名的人數，與那裡實際收到的請願書上簽名的人數不符，因此他想給鮑林一個澄清這一點的機會。鮑林認為這一說法沒有道理，他可以肯定自己所說的那個數字就是實際送交的數字。 （鮑林是正確的；托德從他手下人那裡得到的信息有誤。） 索懷恩再次要求鮑林說出那些幫助散發請願書的人的姓名。威林與鮑林私語了一會，然後要求暫時休庭。兩人走出所證室後，談了起來。鮑林感到，自己應當堅決拒絕交出請願書散發者的名單，否則的話，小組委員會肯定會向其中一些人發出傳票，調查他們的背景和信仰；鮑林認為，要求提供這些人的姓名，這與當年那個麥卡錫要求提供名單如出一轍，鮑林決不做那樣的告密者。但是，威林警告說，一定要認識到這樣做你將面臨的後果：如果抗拒提供小組委員會所要的資料，他們就可以指控你蔑視法規；如果小組委員會堅持這一指控，他們就可以判你坐牢。為了避免直接回答這一問題，法律上有過的唯一先例是援引憲法第五修正案。但是，鮑林說，要是因為個人可能受到牽連而拒絕回答有關問題，我就可能馬上被人認為自己有罪。我不想援引第五修正案，到底還有沒有別的策略？兩個人一起決定採用一種比較冒險的方案。鮑林將不引用第五修正案，而是援引第一修正案有關言論自由和請願自由的權利，拒絕回答上面的問題。到那時為止，援引第一修正案為自己辯護，尚無擊敗“蔑視國會”這一指控的先例。威林對鮑林這樣說，但是，我們可以試一試。已經沒有太多的其他事情可做了，至於第一修正案，對新聞媒體來說，總是值得歡迎的。鮑林和威林在匆忙之中擬好了一份書面的聲明。 聽證會重新開始，鮑林戴上他的半邊眼鏡，開始向小組委員會宣讀聲明：“請願書的散發是我國民主進程的重要內容，如果廢除或阻撓這一做法，那就無異於向警察國家邁進一步。無論小組委員會可能就有關人員的名單將起怎樣的作用向我們作出怎樣的保證，我確信有人會利用它來報復這些熱情奔放、理想遠大、精神高尚的和平人士。”他的聲音被愛娃組織來的聽眾熱烈的掌聲所打斷。 索懷恩提醒鮑林說，拒絕回答可能導致蔑視國會的指控。有一位參議員還針鋒相對地問他是否知道維拉德·厄普赫斯的案子。厄普赫斯是一位大學教授，曾因拒絕回答類似的一個問題，而被判了一年徒刑，此時正在獄中。鮑林知道這位參議員想要對他說些什麼，然而，他不予理會，照常回答其他方面的問題。他斷然拒絕了小組委員會的要求，不肯供出幫助他散發請願書的人。 托德告訴鮑林，他必須在8月9日以前交出這份名單，隨後，聽證會就結束了。 鮑林在聽證室中，自始至終顯得彬彬有禮，通情達理，但在聽證會結束走到大廳過道上時，他當著記者的面大發雷霆。他的請願行動“沒有受到共產黨的啟發”，他對記者說，“是我啟發了他們”。他攻擊托德和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說他們企圖扼殺言論自由和向政府請願的自由。 “你們是否認為有人對我指手畫腳——威脅我呢？是我自己拿的主意！如果我想要碰碰機會，我就會義無反顧。” 全國各地的報紙都刊登了鮑林的講話，同時還配發了數量驚人的一大批社論，對鮑林表示支持。到1960年時，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識到，隸屬於國會的一些調查委員會多年來以國家安全為由，肆意踐踏證人的權利，將調查變成了一幕幕公開上演的鬧劇。這些委員會的顧問可以毫無顧忌地憑一紙傳票，傳訊他們想要調查的人，詆毀被調查人的名譽，將他們投入公共的論爭，並且可以隨心所欲地發表種種聲明。被傳訊聽證的人被迫出庭，被迫回答一個個沒完沒了的問題。 麥卡錫濫用權力，曾經引起公眾反感；現在，鮑林敢於違抗托德的行動，促使人們更加深切地感到，必須約束和規範這些調查委員會的行為。幾乎每一家全國性大報都在社論專版上對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作了憤怒的譴責。 《檀香山廣告報》稱：“既然美國的官方政策都要停止核試驗……這樣的調查就實屬多餘了。”托德的故鄉康涅狄格州《哈特福特時報》說：“鮑林博士是聽憑良心辦事的，參議院干涉就毫無道理了。”得克薩斯《奧斯丁美國人報》說：“當我讀到鮑林博士不願向這個專橫拔扈的委員會低頭時，我的血液沸騰了，我為他感到莫大的驕傲。”《華盛頓郵報》稱：“敢於向權勢挑戰，正義才能伸張，鮑林教授就為這一點提供了一個光輝的榜樣。”甚至頑固堅持反共立場的《時代》周刊對鮑林的態度也有所軟化，對托德把這樣“一種怪人”招示公眾的決策感到不解，說什麼“天真地向左派獻媚使此人成了一個頗有爭議的人物”。只有少數幾家報紙，大多位於美國南方腹地的幾個州，才對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表示支持。 眼看可能遭到徹底失敗，托德開始泡製一系列長篇文章，反駁攻擊他的報紙，歷數鮑林與共產黨有曖昧關係的種種活動，要人們相信他要求知道有關人的姓名是完全清白正常的。但是，他在著文、論爭和乾勁方面，根本就不是鮑林的對手。 6月21日夜裡，就在他參加小組委員會聽證會後幾個小時，鮑林在約翰·霍布金斯大學和平人士舉行的一次盛大集會上，號召聽眾寫一封公開信給托德，“就說你們都不希望我因為蔑視他而進監獄，”此時，他的講話激起了全場暴風雨般的掌聲。第二天上午，他向全國廣播公司《今日》節目的電視觀眾陳述了他受到政治騷擾的詳細經過。他又開始撰寫一系列文章和信件專門介紹自己的案子。聲援從四面人方湧來，許多素昧平生的人紛紛寄來捐款，幫助他償付法律訴訟的費用。 威林經過努力，將聽證會推遲到10月，以至鮑林和愛娃可以繼續到各地發表演說。小組委員會發出的威脅似乎使他們更加精神抖擻了。 7月9日，他倆一起在洛杉磯領導了一次群眾性“要求裁軍的步行”活動，一共吸引了四千多人參加——這是大多數洛杉磯人看到的第一次抗議遊行。隨後，他們又赴歐洲作短暫訪問。兩個人橫穿歐洲大陸，多次向許多聽眾發表熱情洋溢的演說。後來，他們又在日內瓦停留，先後與美國、英國和蘇聯等國的大使就禁試談判問題舉行私人會談。托德的行動不但沒有消除鮑林的影響，反而促使鮑林在人們的心目中顯得更為重要了。鮑林的日內瓦之行特別令人鼓舞。鮑林注意到，大使們一個個都向他保證，他們已接近於達成協議，這就使他更有信心和決心繼續進行影響公眾輿論的活動。 8月，鮑林回國。他與托德展開了另一條戰線的鬥爭。他向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提起法律訴訟，要求法官作出公開判決，認定他有權拒絕小組委員會的無理要求。這樣做的法律根據是：小組委員會的要求，不但與調查無關，而且構成了無理的搜查和扣押。除了援引第一修正案外，又加上了第四修正案，同時還利用了政府的司法部門與國會濫用權力的行為作鬥爭，實在是一項高明的法律行動。但是，結果並不成功。在地方法庭上，政府律師爭辯稱，作出有利於鮑林的裁決，“將意味著任何立法程序的終結”，因為每一個參加聽證的證人在接受調查前都可以跑到法院起訴。 8月下半月，法官決定，鮑林的起訴不予受理，因為這是立法機關的事，司法部門不宜插手。鮑林和威林不服這一決定，又提出上訴。 與此同時，鮑林繼續利用公關手段增大壓力。每一次講話他都要攻擊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成千上萬封信件開始向托德和他的參議院同事們襲來。有些信件上有幾十個人簽名，甚至還有幾百個人簽名的信件。在鮑林請願書的誕生地——聖路易斯的華盛頓大學，一百多名教職員工聯名簽署了一封抗議信；賓夕法尼亞大學有17名教授也聯名寫了一封信。帕薩迪納的居民和加州理工學院教職工寄出了上百封信件。還有從世界各地傳來的抗議，從德國、日本、挪威、墨西哥、英國、印度，從諾貝爾獎得主、全國有名的和平人士和普通百姓，都傳來了正義的呼聲，齊聲稱讚鮑林“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嚴勵譴責侵犯這位“身陷麥卡錫主義囹圄的美國偉人”的粗暴行徑。 整個夏季和初秋，托德一直疲於奔命。一方面，他要應付外界的種種詰問，另一方面，又要檢查關於6月份鮑林出庭聽證的總結報告準備的情況。當鮑林讀到那份報告的清樣時，他的精神更加振作起來了。托德打算將這份報告定名為“共產黨的滲透與壓力集團的利用”。鮑林將這份清樣與聽證會油印記錄作了仔細的對照，發現他的證詞中有些內容被刪去了——他感到，這是經過編輯整理的材料，因為被刪去的內容對他有利——再說，參議員們可以將他們自己所說的話重新整理，而鮑林卻得不到這樣的機會。鮑林在讀完這份報告以後，從中得到證據表明，托德是故意提出一些問題來誤導公眾的。舉例來說，托德將鮑林聲稱送到聯合國的請願書籤名數與實際簽名數作了對照，此時鮑林已從聯合國搞來一份完整正確的請願書文本——證明他報告的數字是正確的——這一文本在舉行聽證會的那一天就已經放入檔案。類似的情況還有，索懷恩曾經暗示，鮑林出於某種原因，隱瞞了俄國人曾在請願書上簽名的事實，但從小組委員會掌握的文件中已清楚說明，鮑林並沒有這樣做。 這一切，以及還有另外一些事——“你知道都是虛假的，”鮑林在給托德的一封用於更正的信件中寫道，他曾被要求對自己的證詞負責——現在，鮑林確信，托德和他的小組委員會並沒有採取誠實的態度。於是，鮑林又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會上，他指控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對他進行政治騷擾，他還將其斥為“在美國和美國人民臉上抹黑的行為”。 “無論用哪種方式，我們遲早還將為這樣的事忙碌一陣，但我們對最後結果並不感到特別擔心，”愛娃曾對一位朋友這樣說道。 “然而，萊納斯的才華浪費在這種事上，實在可惜。” 夏天將過，托德受夠了鮑林的氣，決定用他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論壇上開始反擊了。看來，說鮑林蔑視國會，這個罪名很難成立——況且，還需要全體參議員的一致通過，但許多參議員已從下屬選民那裡收到過有利於鮑林的信件——不過，他也有別的辦法讓鮑林嚐嚐他的厲害，他要向全體國民揭發鮑林的真實用心。他手下的人開始將鮑林有共產黨嫌疑的活動匯總成一份過硬的材料。 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為鮑林舉行的第二次聽證會日期定在10月11日。在此之前，公關戰鬥達到了高潮。鮑林打算在報紙上用半版篇幅刊登廣告，詳細闡述托德對他騷擾的經過，要求所有美國人幫助消除國會幾個委員會的“越權行為以及推翻憲法與人權法案的行為”。 《紐約時報》以其中含有誹謗性文字為由，拒絕刊登這則廣告，但《華盛頓郵報》將這篇文章登了出來。托德則發表了另一篇長文進行反擊，辯稱他的做法只不過是“基於名譽和理性要求對方合作而已”。鮑林要求聽證會延期舉行；托德一口予以拒絕。爭取公民自由緊急委員會也刊登了一則廣告，在上面簽名的有上百位自由派人士；托德吩咐手下工作人員一個個審查這些簽名的人，看看有沒有人與共產黨有牽連。 《紐約時報》的編輯們將小組委員會這種追查鮑林的行動稱為“常規的騷擾政策的一部分”；托德則主動向他認為能夠影響公眾輿論的人寄去了6月份聽證會的書面記錄。 10月10日夜裡，鮑林在他下榻的華盛頓旅館外面，收到了一張傳票，命令他第二天上午出庭，並要他攜帶所需的簽名記錄和轉發的信件。 聽證室被記者和旁聽者擠得水洩不通。其中就有愛娃，她衣著整潔端莊，頭戴一頂帽子。但是，小組委員會的座位卻空在那裡。托德是唯一的一個在10月11日聽證會上露面的小組委員會成員，其他委員似乎個個都有要緊的事需要他們親自去處理。但是，缺乏支持好像並沒有使這位來自康涅狄格州的參議員心煩意亂。他在宣布開會以後，宣讀了一篇長達12頁的聲明，辯稱他進行這次調查是光明正大的事。讀了6頁之後，他問鮑林和威林，要是他就此打住，讓聲明的餘下部分記錄在案，他們是否介意。威林表示同意，但有一個條件，就是他這份聲明在正式發表以前，得讓鮑林有機會閱讀並作出必要的答复。接下來，托德立即轉入實質性提問階段。你有沒有帶來所需的簽名原件？鮑林已經帶在身邊，一共有好幾卷，且已用紅色封面裝訂成冊。 然後，聽證會重要的一幕開始上演：你帶來了請願書散發者名單的書面材料嗎？ 鮑林還來不及開口回答，聽證室後排座位上站起來一個很難形容的男子，高聲宣布自己就是協助散發請願書的人之一，並稱他因此而感到十分自豪。鮑林回過頭來想看看是誰。全場突然響起了一片掌聲。此人名為赫伯特·傑赫爾，本地的一位大學教授。他先向托德深深鞠了一躬，轉過來又向聽眾彎腰緻禮，然後就坐了下去。鮑林會心地笑了起來。 鮑林然後轉身面向托德，回答了他的問題。 “我不想讓這些人成為小組委員會進行政治報復的對象，”他說。 “我本可以同意這樣做，使自己得到保護，但是，我必須首先保護那些無力保護自己的人。”他仍拒絕提供散發者的名單。 這一時刻，人們預料托德會站起身來，指控鮑林蔑視國會。會場上鴉雀無聲，大家都在屏息等待將會發生什麼結果。然而，預料的高潮並未出現。托德只是簡單地說，“很好，”然後對他的首席顧問索懷恩使了一個眼色。 這第二次聽證會的真實企圖終於顯露出來了。鮑林不會背上蔑視國會的罪名，但也得不到新的機會充當自我犧牲的英雄。接下去又將是老一套的忠誠調查。索懷恩一句也沒有詢問散發請願書的事，卻不厭其煩地查問鮑林作為共產主義事業支持者的詳細背景。你到過東柏林嗎？你是否會見過羅森伯格？你有沒有參加舊金山抗議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活動？ 中午休會時，鮑林在大廳裡碰到了一個怒氣沖衝的年輕人。他對鮑林說，應當將鮑林驅逐出境。鮑林回答道，那可是一個大問題，因為他本人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沒有地方可以去。 下午，索懷恩又提出了一系列索然無味的問題——有些問題甚至是荒唐可笑的——你是否清楚，在你的請願書上簽名的蘇聯科學院院士中，有些人是共產黨員？有些問題則別有所指，全是為了證明鮑林已腑首聽命於共產黨的目標和意圖，並且與他們一鼻孔出氣。你是否知道，在你的請願書上簽名的人中，有一個日本人湯川秀澍博士，他曾得到過列寧獎金？不，鮑林回答道，他只知道秀澍博士得到過諾貝爾物理學獎①。你是否支持過馬丁·卡門在申領護照問題上的鬥爭？根據調查，他曾向俄國人傳送秘密情報，因而被剝奪了出國的權利。鮑林回答說，他參加了這一斗爭，然而，他提醒索懷恩，卡門已經得到平反昭雪，且已恢復名譽，他打贏了這場官司，後來又重新領到了護照。正如《紐約時報》專欄撰稿人穆雷·肯普頓指出的那樣，表面上看，鮑林是在“接受審查，然而，大家心裡明白，他根本就不應受到審查”。 ①湯川秀澍（1907—l981），日本物理學家，曾任京都基礎物理研究所所長（1953—1970），提出一種使核結合在一起的核力理論，預言介子的存在，獲1949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在下午的會議上，威林搞到了托德那份開場白的全文，了解到後面六頁對鮑林進行了直接攻擊，在“與共產黨控制的組織關係曖昧或支持共產黨活動”的罪名下，羅列了二十幾個鮑林有過聯繫的可疑團體的名稱。在中午休會期間，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就向媒體散發了這份聲明。看來，參議員托德心裡在打著算盤，這一次，鮑林肯定只能充當為自己辯護的角色了。 聽證會在沉悶拖沓的氣氛中緩慢進行。索懷恩詢問了鮑林有關三十多個團體和二十五名個人的情況。採用的仍然是好萊塢式裝模作樣的歲月裡沿襲下來的那套標準的程式和節奏：你認識在你的請願書上簽名的某某先生嗎？你知道某某先生曾被指控是一個眾所周知的共產黨陣線組織的一名成員嗎？你曾是某某組織的一名成員嗎？你是否知道，某某團體曾被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列為共產黨陣線的一個組織嗎？這一切，實在是全憑聯想來扼殺個性的一種訓練，極盡詆毀之能事的一幕鬧劇！ 經過五個小時的聽證，這幕鬧劇總算收場了。托德大步走到鮑林跟前，說，“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是不是？”鮑林轉過身來，根本就沒有理睬，徑直走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