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20 小組委員會-1

不再有戰爭！ 鮑林對辭職一事採取了不聲不響的態度，他對誰也沒有提起杜布里奇對他施壓的情況。他對學校裡每一個人說的都是同一句話：他決定從行政事務中抽身，以便用更多的時間進行科學研究和從事政治活動。他不想讓公眾知道，他最終是被迫辭職不干的。 社布里奇讓恩斯特·斯威夫特接替了鮑林的職務。這是一位相貌嚴肅、溫文爾雅、出身於弗吉尼亞的化學家。他雖不大有名，但資格較老，曾對諾伊斯很崇拜，在鮑林手下時則一直是忍氣吞聲。按照斯威夫特的看法，鮑林牌生物化學和醫療化學“只不過是沽名釣譽”的貨色，系裡原先的學科重點都受到忽視。因此，他要以恢復學科的平衡為己任。為此，很快就成立了化學系系務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最早是在30年代根據諾伊斯的提議創立的，每一個化學分支學科都有代表參加，其中就包括長期受到鮑林冷落的物理化學和無機化學。此外，對實驗場地也重新進行了安排，特別注意縮小鮑林這個攤子佔用場地的面積。鮑林本人也從他的大型辦公室搬到了較小的職工樓，他的工資則從系主任的18000美元降到普通教授的15000美元。

這是迎面打來的一記耳光。錢倒不那麼重要——鮑林寫書的稿酬在不斷上升，已經超過他的工資了——但鮑林認為，這樣做的方式實在讓人丟臉。在他看來，杜布里奇並沒有像他在公開場合標榜的那樣要堅持言論自由，他在壓力面前卑躬屈膝了。鮑林認為自己是因為政治觀點而受到懲罰的。由此造成了這樣的局面：鮑林和杜布里奇彼此之間已沒有多大關係，兩個人只是在一些社交場合還有那麼一點接觸。不過，在一般情況下，鮑林並沒有公開流露出不滿和被人拋棄的情緒。表面上，他裝出了一副自我克制的樣子，給人以這樣的印象，也即發生的一切都是出於他自己的選擇。他之所以這樣做，因為他仍是加州理工學院一名優秀的戰士，因為他仍然堅信小時候在俄勒岡學到的一條準則：整天怨天尤人，就不是真正的男子漢。

辭職這件事一刻也沒有影響到鮑林爭取和平的活動。他像往常一樣，到處作演講，每週兩三次，可能是在中學里或本地的談話節目中，也可以是在猶太人聚居區或本地反核團體的集會上。他仍在向醫療界和心理學界的各方面人士談論自己在分子水平上研究精神病冶療的想法，儘管到那時為止，他在這方面的工作還沒有取得值得稱道的成果。鮑林的名聲已經夠響了，他每天都要收到許許多多的來信。有些寫信人請求鮑林幫助停止核試驗。中學生請求他題辭，指導他們如何面對人生。也有些人徵求他治病的建議，如何對付佝僂病、癲癇、抽煙、齲齒等。有人專門徵集名人的簽名，要求鮑林幫助他們實現自己的願望。電視節目《埃勒莉皇后》的劇組曾致函鮑林，詢問能不能將他的一些分子模型搬到災屏上。一位心事重重的母親來信說，因為存在著放射性塵埃和核災難的危脅，她害怕生育更多的孩子。鮑林回信說，他非常樂觀，將不再有戰爭。出版商來函請他寫一部自傳，鮑林說，只要找到時間，他一定寫。也有一些信件他沒有回复。有一封長信的字跡很潦草，洋洋灑灑寫了好幾頁信紙，在一些關鍵詞句下還畫了紅線。另有一封奇怪的來信，天花亂墜地吹噓已經找到了醫療癌症的靈丹妙藥，並且還有一些使人長生不老的祖傳秘方。有一個傢伙竟然異想天開，聲稱有辦法培育一種母牛，從這種母牛身上擠出的牛奶含有更多的不飽和脂肪。另外還有一個人稱發明了一種所謂的“聯合科學”，能把宗教原子物理以及人類行為的研究綜合在一門學科中。

鮑林不斷地收到邀請信，要他去龍波克、聖約瑟、波特蘭以及當地的小學裡作報告。他還收到了訪問巴西、古巴、一些非洲國家和保加利亞的官方邀請。看來，各種各樣的和平組織、學術團體和醫療機構都希望他成為它們的名譽會員。 鮑林忙得不可開交了。一般情況下，他只能婉言拒絕，抱歉自己抽不出時間。他不再參加任何社團，特別是一些政治性團體。即使是健全核政策全國委員會，也無法說服他參加。這個組織的宗旨是充當各方面反對核試驗人士的主要發言人，在50年代後期是很有聲勢的。鮑林曾經對這個組織的一次集會講過話，但是，他對招募會員的人員說，他寧願作為一名“不受任何團體支配的獨立人士”開展自己的活動。 有時，榮譽是強加到他頭上的。 6月下旬，鮑林收到一封信，說他和國家科學院院長戴特列夫·布隆克一起，已被選為蘇聯科學院院士。他們是最早享有這一殊榮的兩個美國人。鮑林心裡很清楚，在蘇聯，很少有比“院士”頭銜更高的榮譽了。他對新聞記者說，他“感到非常愉快和榮幸”。在另一方面，新聞媒體則提到，“在今天這個世界格局中，簡單而又天真地忽視這一榮譽的政治含義，那是不可能的。”

然而，世界格局正從根本上發生變化。儘管特勒有很大的影響，原子能委員會遵循著一條強硬的路線，一貫反對禁試的談判，但是艾森豪威爾還是改變了航向。其部分原因是他受到了溫和派顧問的影響，另一部分原因則在於他注意到了公眾在放射性塵埃問題上接連不斷的抗議。由於鮑林公開發起的運動和其他方面的原因，這方面活動的力量仍是相當強大的。總結回顧了過去十八個月裡的政績，希望自己在離開政壇以前能做一點實事來推進世界和平的事業。 於是，出於種種原因，美國政府在1958年夏天突然同意進行禁試的談判。 1958年7月，在日內瓦召開了一次有關專家的會議，在技術上研究核查的可行性——談判雙方都需要保證，條約一旦生效，要是某一個國家有欺詐行為，就能立即被抓住，因此，核查是在這個方向上邁出的第一步。那年夏天，專家們在緊張地談判，另一方面，核試驗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

不過，到了8月下半月，鮑林聽到了好消息：日內瓦專家會議已認定，要識別一次非法的核試驗，甚至是地下核試驗，在技術上是可以辦到的。現在，通向禁試的大門已經打開了。美國和英國已經完成了一系列最新的試驗，因而能正式宣布，它們準備停止核試驗一年，條件是蘇聯人也這樣做。 在此之前六個月，提出禁止核試驗的任何想法都被認為是共產黨顛復活動的證據。如今，這已成為政府官方的政策。 這一驚人的轉變使鮑林興奮不已。此時正值鮑林的新書《不再有戰爭！ 》開始上書架發售之際，鮑林旋風般地周遊於全國各地，進行促銷的活動，希望能在公眾中產生一種轟動的效應。但是，也許美國政策的變化降低了這本書的吸引力，儘管它受到廣泛的好評和推崇，評論界也不乏褒詞和讚語，欽佩他勇於堅持禁試的立場，稱讚書中的“論述簡潔有力”，但這本書的銷售情況卻令人失望。鮑林最後自己掏腰包買了幾百本，分發給他認為在禁試問題上有些影響的人物。他還向世界各國領導人寄送了一些，向美國參議院議員各送了一本，甚至還在加州理工學院同事的辦公檯上留下了幾本。

鮑林成了艾森豪威爾改革的倡導者，不過，這一地位並不意味著他將不再是一位有爭議的人物了。 8月底，他抵達英國，一方面是出席學術會議，另一方面是要親自露面，支持《不再有戰爭！ 》一書在英國出版。他還要向“核裁軍運動”發表演說，這是以羅素為首的和平人士組成的一個團體。移民局官員強迫鮑林縮短訪問英國的時間，使他無法參加反對核試驗的群眾集會。鮑林和羅素設法將這一事件在新聞媒體上曝光，各報將其作為冷戰歇斯底里的一個例子作了廣泛的報導。結果產生了預期的影響：英國政府只好讓步，允許鮑林回到集會上講話。經過這一番吵鬧，鮑林出現在集會上，引來了一片歡呼喝彩聲。正如一家報紙報導的那樣，移民局弄巧成拙，幫助鮑林成了“在英國反氫彈積極分子麵前講話的一位最惹人注目的名人”。

此時，鮑林對自己將要發表的講話完美無缺地打好了腹稿，這將是一篇標準有力的反對核試驗的政治演說，估計歷時一小時左右。開頭總是一樣的：“我們生活在一個無與倫比的世界上”，他要對在場聽眾說，“一個美妙的世界！我喜歡世上的一切：星星，高山，海洋、湖泊和河流，森林，礦產，分子——特別是人。在最近幾個世紀裡，關於這一個世界，科學家已經發現許多神奇的事情……”他要簡單地列舉自己頗感興趣的幾項新發現，談談血紅蛋白的結構，說明中微子的特性有點像小小的推進器，等等。在此之後，他還要從科學怎樣使社會進步，一直談到醫學、交通和通訊事業的發展。 不過，他希望說明，科學上也有一些發明和創造，已經將這個世界完全置於空前的危險中。他接下去就要進入中心的議題，論述1945年的原子彈和1954年的鈾彈“這兩次重大的突變”使戰爭成了人們不敢想像的事。他還打算向聽眾描述一番恐怖的景象，說明放射性塵埃和全面核戰爭災難將會造成怎樣的破壞，然後再用一些具體的數字激起聽眾的憤怒，讓他們了解美國正在花費多少金錢來毀滅這個世界。同時，他還要告訴聽眾關於核武器研製和擴散的最新消息。 “為什麼要製造更多的毀滅性武器呢？”他會這樣問。 “這些武器非用不可嗎？這個世界上各個大國的領導人是否想要犧牲世界上所有的人，因為他們都不願合情合理地進行彼此之間的談判，運用人類的理性解決世界面臨的問題？我認為，這些政治家和外交家仍然生活在19世紀的世界上，他們不懂得這個世界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們仍然生活在強權政治的舊世界中，而不是生活在今天這個現實世界上。”

他堅持認為，新的科學進步要求在政治上採用新的做法。 “我們在處理國際事務時，應具有科學的精神，”他會這樣說，“處理國際事務，就是努力尋求正確、公正地解決國際問題的方法，決不是讓一個國家壓倒另一個國家，也不是挖空心思去損害他國的利益。我相信道德，相信正義，相信人道主義……是讓道德在國際事務中佔有支配地位的時候了，是讓世界各國用國際法來規範自己行為的時候了。”最後，如果聽眾是美國人的話，他還會揮舞這樣的旗幟：“我是美國人，”他將這樣來結束自己的演說，“出生在俄勒岡，居住在加利福尼亞已經多年了。我為自己偉大的祖國而自豪。我希望美利堅合眾國帶一個頭，在處理世界事務的進程中，讓道德佔有優先的地位。”

這篇基調性政治演說在世界各地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他每到一處，無論是英國，德國，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奧地利，還是法國，他都受到了許多反對核武器的團體和群眾熱烈的歡迎。他的形象與美國倫那副典型的漫畫式形象構成了鮮明的對照：美國佬在人們的心目中，不是華盛頓那樣張牙舞爪的帝國主義官僚，就是大腹便便、粗裡粗氣、醜陋無比的美國遊客；鮑林則是身材魁梧、機智幽默、平易近人的西方人，誰也不能使他閉上嘴，無論美國政府怎樣對待他，他決不害怕把真理講出來。 與英國移民局發生的糾葛，標誌著鮑林一生在公共場合最後碰到的一次令人不快的事件。隨著美國官方政策向禁試方向傾斜，只有極右派的新聞媒體仍要攻擊積極反對核武器的人士了。鮑林仍然受到聯邦調查局的秘密跟踪，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仍在蒐集和整理有關他活動的檔案。但是，聯邦調查局經過12年調查，能夠說出對鮑林最不利的結論是：“多年來，鮑林一直是渴望在公共場合拋頭露面的人……他是一個極端個人主義者，一個唯我獨尊的人物。”唯我獨尊構不成叛國罪，因此，鮑林的名字也就從這個機構的安全薄上刪去了。

日內瓦禁試談判原定於1958年10月的最後一天舉行——這個日子也是希望各國暫停核試驗的起始日。在此之前的準備期內，有關各方都爭分奪秒地進行了一系列核試驗，這些也許是在一段時間裡最後的試驗了。美國將自己進行的這一系列試驗稱之為“截止式行動”。單單在10月份的前三個星期裡，蘇聯人就爆炸了14顆核裝置，散發出大量的放射性塵埃，由此導致洛杉磯的放射性含量的讀數比正常數字升了120倍，這是在核試驗地區以外記錄到的最高值。在萬聖節來到之前，三個核大國在1958年一共進行了63次核試驗——這個數字等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核試驗總數的三分之一，而且是在10個月時間裡完成的。 與此同時，聯合國的一個專家委員會核對了所有的證據，得到的結論證實了鮑林發現的結果：核試驗每年大概會造成42萬白血病病例，“即使是最小數量的放射性也可能造成遺傳性惡化的……效果” 日內瓦談判開始時，媒體報導稱，1958年進行的各種核試驗生成的放射性煙雲正在向各方飄散。這使公眾感到焦急和不安，鮑林也乘機在火上澆油。他知道，談判在以前曾經破裂過，特勒和原子能委員會新任主席麥科恩仍在拼命鼓動有關方面恢復核試驗。鮑林還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地認識到，只有公眾不斷向有關方面施壓，才能保證談判不出軌。他發表演說的時間表仍然是排得滿滿的，他照樣經常地與接受原子能委員會資助的研究人員進行小範圍內的爭論，這些研究人員對他提供的核試驗影響健康的數據表示有懷疑。那一年秋天，鮑林與那些認為他的估計數據不可靠或者有政治動機的人經常有書面的交鋒；為了支持自己的論點，他每一次都會引用有關方面認真研究後發表出來的資料，例如，聯合國公佈的報告，還有原子能委員會自身發表的數字。這類爭論的最終結果總相同：在缺乏更精確資料的情況下，鮑林的數字和別人的數字都是有案可查的，他在《不再有戰爭！ 》一書中提出的論點和事實是正確的。 “我可以高興地說，自從我這本書面世以來，發表的任何新信息都沒有推翻我在書中得出的任何一個論點，”他在1959年1月這樣寫道。 日內瓦談判一直繼續到第二年春天。在此期間，鮑林在全世界各地遊說，向和平團體、教會組織、學生組織、工人組織和其他各方面人士講話。前一年秋天瘋狂地進行的核試驗生成了大量放射性塵埃，此時，這些塵埃仍然飄浮在空中，散落到四面八方，因此，鮑林的講話就更有份量了。報刊幾乎每天都要用這樣一些標題把這個問題帶進千家萬戶：“噴氣客機飛越美國上空，機身外表覆上放射性鍍層”；“明尼蘇達州小麥鍶90含量超標”；“牛奶和兒童骨骼中鍶90含量急劇上升”；“紐約鍶90含量四年翻番”。此時，原子能委員會正在採取新的行動，鼓勵人們構築防彈設施，只因未及時發表新聞公告，就被人指摘為自相矛盾。評論界質問：同一個機構，一方面在加緊研製核武器，另一方面又要負責監測核武器對健康的影響，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政治上的壓力也不斷加大，有人要求撤銷原子能委員會有關公眾健康方面的職責，鮑林則提議將這種職責轉交給美國公共衛生署。 反對核武器的人越來越多，他們的熱情也日益高漲。在紐約市布魯克林區舉行了一次健全核政策全國委員會的集會，有二千四百多人聞訊前往當地的一個禮堂，在那裡，他們屏息靜聽鮑林傳達一條條令人心寒的消息：美國積聚了一個龐大的核武庫，足以殺死世界上每一個人二十多次；構築防彈的設施，建立全民防禦的體制，這類高談闊論“全是幼稚可笑的胡話”；原子能委員會是一個“反复無常”的機構；“我們孩子骨骼中鍶90的安全含量是零”。 鮑林心裡想，辭去系主任之職也許並不是壞事。他現在可以自由地發表自己心裡想說的話了。為了反對核試驗，為了和平的事業，他想要怎樣乾就怎樣幹。事情正在取得實質性進展。他在4月份寫道：“我對發生變化後自己所處的境況感到很高興。”到了6月份，他就感到更加自信樂觀了。 “從一年前開始，一切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他說道。 “一年以前，我提出的一些建議與政府的政策相抵觸，如今，我的感覺絲毫都未變，但這些建議已經成了政府政策的一部分。” 朗巴瑞納 鮑林見到過不少總統和總理，也見到過許多哲人和國王，但他還需要見見在他看來是世界上和平和道德最為有力的捍衛者：施韋策。他打算在1959年夏天實現自己這一個願望。 施韋策是一位奇特的人，責任心極強。他出生在法國，具有典型西方文化的背景——研究過巴赫，考證過耶穌的歷史，撰寫了關於康德和基督門徒保羅的幾部專著，取得過神學、音樂、哲學和醫學一共是四門課程的博士學位——他離開了歐洲，放棄了一切榮譽，隻身去法屬赤道幾內亞叢林中一所原始醫院，為救治當地百姓而默默無聞地工作。整整35年裡，他在公眾的視野裡消失了。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他那充滿自我犧牲精神的傳奇經歷才受到新聞媒體的注意，一夜之間他成了有口皆碑的英雄。施韋策成了人們崇拜的偶像，幫助苦難大眾的“白人奇才”，自願放棄學術功名而投身於基督教服務的聖賢。施韋策在1952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以後，被人們普遍稱頌為在世最偉大的歐洲人。他贊同的思想必定有無與倫比的威力，有他的署名——比方說，他在鮑林要求結束核試驗的請願書上籤上名——其價值抵得上成千上萬個普通人的簽名。 自從鮑林在1957年徵求施韋策在他的請願書上簽名以來，兩人就核試驗和呼籲禁試等問題一直保持著書信的往來。施韋策曾邀請鮑林去非洲訪問。愛因斯坦的逝世使鮑林失去了一位能夠在道德問題上提供建議和指導的長者；還有誰比聖賢更適合充當這一角色呢？ 1959年7月，鮑林夫婦從德國乘飛機抵達朗巴瑞納，這是位於非洲中部的一個小村莊。隨後，他倆轉乘一輛吉普車到達附近一條河流的岸邊，在那裡登上一條獨木舟。兩名船工一面划槳，一面唱歌。小船在河面上飄流了最後幾英里，最終來到了施韋策的醫院。 鮑林夫婦一下子為醫院的原始景象驚呆了：沿著泥濘不堪的小道，零亂地排列著一間間茅舍。煮飯的油煙，豬穢的哄鬧，鸚鵡的聒噪，孩子的啼哭，好一番異國他鄉的情調。他們看到了經過馴養的巨嘴鳥和猿猴，一個很大的菜園，不遠處，四周全是鬱鬱蔥蔥的叢林，從那裡不斷傳來呱呱的鳥鳴，給人以沉悶的感覺。 “這裡的風景非常美，但實在太亂了，”愛娃在日記中寫道。 他倆與施韋策及其下屬人員寒暄了幾句以後，就去其中的一間茅舍招待所里安頓下來了。看來，每天都有來來往往的客人被安置在這種招待所住宿。鮑林夫婦停留的時間比大多數客人都要長。在接下來整整一個星期中，他們由施韋策手下英俊年輕的醫務主任弗朗克·卡奇普爾作嚮導。在醫院四周兜了一圈，並且參觀了當地病人居住的茅房。他們與醫院的工作人員交談，並與新聞記者、作家、攝影師、國家元首、電影明星以及乘舟前來探幽獵奇的富豪大款們聊天。施韋策把大多數來訪者看作為佔用他時間的累贅；他往往裝著不懂英語以避免無謂的閒談。 但是，鮑林夫婦可不一樣。 “在來到朗巴瑞納的所有客人中，鮑林是最感到自由自在的人了，”卡奇普爾說。 “對於我們這家非洲叢林醫院的嘈雜、骯髒和混亂，他表現出毫不在意的樣子。”正因為如此，他很快就得到了施韋策的好感。每天下午，他們開始與他和其他員工一起進餐了——愛娃注意到了一種頗具諷刺意味的現象，黑人和白人是分開用餐的——吃過飯以後，他們又待在～起聽施韋策用法語講解一些有關宗教的問題。一個星期後，鮑林應邀作一次飯後的演講，題目是鐮狀細胞貧血症。這種病在當地很流行，但醫院員工對這方面的知識卻非常缺乏。鮑林用漂亮的德語講了45分鐘，給員工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施韋策在大部分時間裡一直在打瞌睡，直到講課快要結束時才醒來，正好有一點時間佈道，他朗讀了使徒保羅的信件。 後來，施韋策開始邀請鮑林到他的住所作私下的交談，每晚一小時左右。他們用德語談論了核試驗。消除放射性塵埃的必要性。放射性對健康的影響、世界政治等方面的問題。就像愛因斯坦一樣，施韋策“給我留下的印像很深刻，”鮑林說，“我還記得，我們在所有問題上的看法都是一致的。” 然而，在其他方面，鮑林夫婦就感到不那麼愉快了。愛娃始終沒有受到邀請進入施韋策住所，她只能在飯桌上有機會與他搭訕幾句。 “在這一點上，他比愛因斯坦要守舊得多，”鮑林評論道。施韋策對待病人的態度也是令人失望的。 “很清楚，他並不認為這些人員與他是平等的，”鮑林說。 “他幾乎沒有做什麼事使他們受到較好的教育，也沒有設法改變他們生活的方式。”一直到後來，他們才比較清楚，施韋策的醫療態度是怎樣在非洲文化背景下形成並與之適應的。不過，此時此刻，他們感到很失望。這位白人奇才並不是聖賢，看上去倒更像是一個種族隔離主義者，他自命不凡，只是向少數幾個歐洲員工喋喋不休地談論一些晦澀難懂的宗教課題。如果說，鮑林想要找到一位像愛因斯坦那樣的父親式人物的話，那麼施韋策顯然不夠格。 他和愛娃又從非洲直接赴廣島，去參加第五屆禁止原子彈和氫彈世界大會。會上，鮑林作了主題發言，題目是：“我們的選擇：在原子彈下死亡，還是要世界法律”。鮑林利用自己在世界上不斷提高的威望，倡議發表一篇簡短的聲明，概括介紹大會關心的問題，以易於公眾的了解。 但是，他這種牌號的科學和平主義並沒有得到每一個人的響應。廣島呼籲書第一稿是由鮑林起草的，在大會上宣讀時，聽眾中的左翼分子大喊大叫地起哄，認為它口氣太軟了。接著就發生了長時間七嘴八舌的爭論。有些人要求在文件中加進一些更加尖銳的詞句，也有一些人讚成鮑林這種以理服人的做法。在大會進行過程中，英國核裁軍運動的激進派代表曾一度走出會場以表示不滿。鮑林根本未料到會出現這麼鬧鬧吵吵的場面，不過，他還是幫助找到了一種折衷的做法，這反映在最後擬定的呼籲書中——其中包括：點名譴責美日安全條約，反對日本裝置核彈頭，等等——呼書得到一致的通過。 '哦們都非常滿意這次會議的結果，”鮑林在隨後寫給羅素的信中這樣說。 正如杜布里奇所說的那樣，鮑林幾乎完全忘了科學研究的事。在這之前的兩年裡，他所作的唯一重要的新研究就是回答有關放射性塵埃的爭論中提出的問題：兩篇刊登在雜誌上的文章論述了碳14和鍶90對人體健康的影響，另一篇不尋常的文章介紹了長壽與肥胖之間的關係——寫這篇文章的目的是反擊特勒關於放射性塵埃與身體超重一盎司的危害性相同的結論。其餘的文章全是以前工作的小結、書評，還有為左派刊物撰寫的大量科普性文字，主要是說明核試驗的危害性。 隨著華盛頓當局態度的改變，主流報刊終於開始刊登贊成禁試的文章了。 8月下半月，《星期六晚郵》發表了一篇專門的報導，它由兩部分組成，標題為“放射性塵埃：無形的殺手”。這是第一次由一家發行量很大的雜誌正式肯定鮑林和其他反對核試驗的科學家所持的主張，儘管此文仍然認為鮑林的數字大悲觀，並且引述了一些評論家的話稱，鮑林對危害的估計比有關的證據來得高。不過，一系列報導得到了共同的結論：放射性塵埃具有危險性，應當停止核試驗。鮑林本人至少也能把自己源源不斷地向通俗報刊編輯寄去的信件，還有一些較長的文章，見諸於文字，發表在具有自由思想的報刊上。 他廢寢忘食地工作，希望把禁試運動持續進行下去。 1959年秋天，他和愛娃先後訪問了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從澳大利亞的悉尼到加拿大的薩斯喀徹溫，他向和平團體發表了數十次演說。此時，除了他的講話外，人們也可以經常聽到愛娃的聲音了。她開始單獨發表自己的演說，起先是因為鮑林演說的日程實在排不過來，只好由她去代勞，後來她本人也收到日益增多的邀請，主要是一些婦女團體要她去講話。例如，其中就有和平與自由婦女國際聯盟，這是亞當斯①在1915年創辦的一個和平主義組織。到了1959年，愛娃演說的次數幾乎與她丈夫演說的次數不相上下了，單單在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訪問期間，她就發表了三十多次講話。她非常高興地看到，自己已經成為少數幾位公開論述政治問題的婦女之一，而且她還受到了熱烈的歡迎。 ①亞當斯（Jane Addams，1860—1935），美國女社會改良家，和平主義者，曾參與製定第一個青少年法庭法和婦女8小時工作制等，1915年擔任海牙國際婦女大會主席，與另一位美國人同獲1931年諾貝爾和平獎。 兩個人的日程有時候是由一些作為發起者的團體負責安排的，其中有一個團體名為美國友人服務委員會。該會曾為兩個人的一系列講話巧妙地制定了一攬子計劃。但是，有時卻非常緊張，有好幾次，兩人發現彼此的日程有衝突，愛娃要到一個地方去講演，而鮑林卻要到另一個地方去趕場子。兩個人有時就只能在汽車旅館裡、火車上或者赴約途中的汽車後座上見見面。有一次，他們飛到了紐約，鮑林在卡內基大廳舉行的一次健全核政策全國委員的大型集會上，作了主題性發言。他們又驅車前往好萊塢，出席電影《海灘上》的全明星首映式，接下來又到格羅曼的中國戲院參加一次在強烈的弧光燈下召開的午夜記者招待會。會上，鮑林和英國小說家赫胥黎①及另外十位被媒介稱為“傑出思想家”的人在一起，討論了有關裁軍的問題。 ①赫肯黎（Aldous Huxley，1894—1963），美籍英國作家，英國博物學家赫胥黎之孫，寫有詩歌、小說、劇本、文藝評論等。所寫小說被稱為“概念小說”，代表作有《勇敢的新世界》、《針鋒相對》等，1937年移居美國，以後的作品帶有神秘主義的色彩。 懸崖 1959年秋天，日內瓦禁試談判已開始破裂。罪魁禍首是特勒——至少在鮑林和另外一些觀察家的心目中是這樣認為的。似乎在萬事順利的時候，馬上就要簽訂一項全面禁止在空中、海洋和地下進行核試驗的條約了，這位氫彈之父公開了一種至關重要的情況：核試驗可以在一個巨大的地下洞穴中進行而不被人發現。根據一位名叫阿爾伯特·拉特的學者提出的理論，可以用適當大小的洞穴來隱瞞不同能級的爆炸，如用地震儀來測定這種方式的核試驗，其難度則要提高三百倍。媒體將這種理論稱為“大洞論”。由於特勒的支持，大洞論受到高度的重視。後來證明這一理論是正確的——理論上行得通，儘管要挖掘如此巨大的洞穴來隱瞞地下核試驗，費用極昂貴，因而是不大現實的——特勒又將它大吹特吹了一番，進一步談判遇到了嚴重的障礙，核查有沒有違反禁止核試驗條約，一直是非常敏感的問題。而特勒又火上澆油，強調大洞論為蘇聯人提供了迴避核查和檢測的一條新途徑。要將一整套地震儀安裝成萬無一失的系統，所需的花費將是一個天文數。在委派西方核查員人數和允許在他們國土上建立地震觀測站的數目問題上，蘇聯人已經死磨硬纏了很久，現在再要求大量增加，他們是無論如何不會答應的。 禁試談判一旦脫離了軌道，也就停步不前了。俄國人和美國人正在起勁地爭論時，生效了一年的暫停試驗期在不知不覺中過去了。儘管各方都同意將禁試期再延長兩個月，談判也在時斷時續地進行，但這額外的時間解決不了大問題。 1959年年底，艾森豪威爾政府宣布，自願地暫停試驗期已經結束了。 對鮑林來說，這是令人懊喪的新年。 1月中旬將重開日內瓦談判，但其基礎已發生動搖；特勒的大洞論已經使全面禁試的談判走入了死胡同。由於核查地下核試驗有困難，1960年的議題將轉向部分禁止核試驗。這仍可算作在正確方向上邁出的一步——地下試驗釋放的放射性塵埃很少，甚至可以做到一點也沒有——但終究還允許繼續核試驗。對於鮑林和其他主張禁試的人來說，原本可望馬上達到全面禁試的目的，但在最終關頭泡了湯，這已經是第二次了。 年末，鮑林個人也遭到了一次意外的打擊，理查德·李普曼離開了人間。最近幾年裡——鮑林將他僱為助研員，讓他負責精神病項目的研究，也算是幫了這位被列入黑名單的年輕人一個忙——兩個人關係愈來愈密切，政治上休戚與共，科研上也齊心協力。 1959年，李普曼成了勞爾德·傑夫勒斯十年前去世以後鮑林最後的朋友。他在聖誕節突然亡故，時年僅47歲，這對鮑林是一重大損失。當然，他像往常一樣，沒有流露自己的感情。但是，禁試談判發生逆轉，友人英年早逝，鮑林在這雙重打擊下，感到很傷心，思想上處於一種前所未有的苦悶狀態。 1960年1月，他和愛娃兩個人退避到他們的大蘇爾牧場。這一次度假，花費了很長的時間。他冥思苦想，獨自一人待在廚房餐桌旁，靠近那具大木灶；有時則單身躑躅於通向海濱的小道上。 13日，星期六清晨，鮑林對愛娃說，他想要出外散散步，以便檢查一下四周的籬笆。愛娃目望著他大步流星地奔向小山坡。這些小山坐落在小屋南面的海邊上。中午時分他還沒有回來吃中飯，愛娃開始擔心起來了，但仍估摸著他大概忘記時間了。到了傍晚6點鐘，仍不見人影，愛娃的心收得更緊了，天漸漸黑了下來，卻聽不到鮑林回答她的呼喊；她想，他一定在什麼地方滑下了山坡，受了傷，也許跌人了大海。屋子裡又沒有電話，只好心急慌忙地開車趕到當地護林員辦公處——這是能與外界取得聯繫最近的地方——向他們報告了丈夫失踪的事。 不到一個小時，一小群人在山坡上一字兒排開，開始了搜尋。他們用手電照明，抄近路趕到陡峭的山崖上。一直到半夜，仍不見鮑林的踪影，只好暫停這次事關重大的搜索。第二天黎明，更大規模的搜尋又開始了，並且召來了直升機。有幾名記者聽說正在搜尋成為爭議中心的這位諾貝爾獎得主，也從舊金山趕來。幾個小時過去了，仍未找到鮑林的踪跡，護林員談論著要到崖底岩石間搜尋。被一位性急的記者無意中聽到了，他馬上打電話謊稱已在懸崖下看到了鮑林的身體，估計已死亡。這一消息至少在舊金山的一家電台裡廣播了出去；有人聽到了這一條消息，馬上告訴了琳達和克萊林，說他們的父親已在事故中喪生。 鮑林在黑暗中聽到了搜尋者發出的聲音，並且大聲地向他們叫喊，但風聲將他的喊聲吹向了大海的一邊。他試圖向他們移動，但在挪動身體時，周圍有更多鬆動的碎石抖落下山坡，消失在懸崖下。他只能停下來不動了。用登山者的話來講，他被“捆”住了，緊夾在陡峭的山崖上，離開海浪線300英尺。他感到，卡在這個位置上，向任何方向移動都是很不安全的。 他是沿著一條鹿走的小徑穿越海濱小山的。沿著這一條鹿道前行，突然就無路可走了，小徑消失在一塊懸空的岩石下。當他轉過身來的時候，腳下的岩石和礫粒開始鬆動起來。他趕緊站到了一塊也已經鬆動的藍頁岩斷面上。這是一種油膩粘滑的石頭——登山者稱其為“油滑石”——它突然開始向岩崖邊滑動，著實是令人心驚肉跳的一幕。鮑林想起了20年代在德國時學到的一種登山的技巧，他小心翼翼地坐了下來，使勁將手杖插進岩屑堆。岩石終於停止滑動了。 緩過了一口氣之後，他試圖爬下這塊藍頁岩。然而，只要身體動一動，就會有一些碎石子向山坡下飛去。於是，他只得緩緩地向岩石上一小塊平面挪動，想方設法使自己處於比較安全的位置。每一次挪動都有帶動整塊岩石再次滑坡的危險。他的心跳得很厲害——後來他說起當時的情景時，說自己得了“恐懼症”——經過好長一段時間才鎮靜下來。然後，他琢磨了一下所處的形勢：這是非常陡峭的岩坡，他猜想大約是80度，要是不希望岩石再滑動，就只能委身在原來的地方一動也不動。身子下方是有三十層樓那樣深的崖底，周圍除了那些鬆動的岩石外，就是茫茫的大海。 他決定不再移動了。 他在心裡想，還要等多長時間，愛娃才會召來搜尋的人呢？夜晚已經降臨。他用手杖小心地挖出了一個小坑，大約有8英寸深，大小容得了他躺下的身體。他在靠海的一邊將手杖扎進亂石中，以防睡著時身體滾下去。自從吃過早飯以後，什麼東西都未下過肚。天氣又漸漸轉冷，外衣只是一件薄薄的茄克衫；他從口袋中取出了一幅地圖，攤開後圍在身上擋擋寒。他開始等待起來。天黑以後幾個小時，蒐集人員曾在他上方經過，他非常高興；心裡想，不久他就可以吃到熱氣騰騰的飯菜，躺在暖和柔軟的床上美美地睡一覺。想不到，他處在懸空岩石的下方，這些護林員既沒有見到他的身影，也沒有聽到他的呼喚，他們就離他而去了。 鮑林又開始恐懼起來。他知道，自己最好別睡著。說實在話，睡眠中身體要是動一動，那就危險了。於是，為了保持清醒的狀態，他開始作頭腦體操，用他所記得的各種各樣的語言，從1開始把數字一個個數下去。他還“就化學鍵問題的有關知識作了一次短暫的講座”。為了使身體暖和一點，他伸了伸四肢，先是動一條手臂，然後動另一條手臂，接著動一條腿，再動另一條腿。他還背誦了元素週期表。他傾聽著下方巨浪拍擊海岸的聲音，感到一生中從來沒有這樣擔驚受怕過。 第二天中午，人們發現了他。此時，他心緒緊張，已處於精疲力竭的狀態。但是，他盡量克制著自己，絲毫沒有流露出驚慌失措的神色——對他來說，幾乎已形成習慣：不去多想，將令人心煩的事和不愉快的經歷深深地埋在心底，絕對不讓人看到一個弱者的跡象——他奮力挺起身子抓住了營救人員的手，讓他們將自己拉到崖頂上。接著，他憑自己的力氣堅持著走出了小山，一路上還和護林員開起了玩笑。 “身體完好，精神煥發，”記者們這樣描寫他。他喝了一杯咖啡，吃了中飯，並向大家介紹了事情的經過，他又恢復了常態，甚至還斷定，自己的精神很好，可以馬上開車回到帕薩迪納，根據課程表的安排，第二天就給學生上課。至於愛娃，她也算是捱過了這段提心吊膽煎熬難忍的一幕——“然而誰也沒有想到過我，”她說——她對搜尋的人千謝萬謝，然後推開記者，通過無線電告訴孩子們，萊納斯已平安無事。隨後，她為鮑林準備了汽車。她想，她的丈夫不愧是一個堅強的男子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