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19 放射性塵埃-2

也有幾位科學家對請願書表示了否定的意見。伯克利的兩位受人尊敬的化學家，肯·皮哲和喬爾·希爾德布蘭德，公開指出，在鮑林的請願書上簽名的科學家中，對放射性的影響真正內行的人不到1％。這就促使鮑林作出了反擊，他說，在請願書上簽名的人實際上都是與核試驗問題相關的某一方面的專家，而且請願書是根據放射性專家公佈的研究結果作出判斷的——就拿我本人來說，鮑林提醒記者道，我就得益於希爾德布蘭德和皮哲作出的判斷和試驗。原子能委員會發言人仍然千方百計淡化核試驗的危害。在請願書發表後幾天，利比再次提醒國會的一個調查組稱，與人們每天承受的輻射量相比，與美國一旦拱手相讓原子武器的優勢可能帶來的毀滅相比，放射性塵埃造成的危險是“微不足道的”。

鮑林6月11日動身赴歐前，又再次反擊。 “當利比博士和原子能委員會其他代表人物在這些至關重要的問題上發表一系列誤導公眾的聲明時，我的良心不允許我保持沉默。”他對記者說，他將與另外一些人聯繫，幫助他起草一份新的請願書——這一次，他要徵求全世界的科學家簽名了。 看來，鮑林的請願書確實已經讓美國政府處於被告的地位。在倫敦，談判已經開始，蘇聯和美國第一次開始認真地商談禁止核試驗問題了。這在一兩年以前是不可想像的。公眾輿論已經公正地傾向於鮑林的一邊。鮑林開始抱有這樣的希望：1957年夏天也許就能達成一項禁試協議了。 第一次出訪蘇聯，成了鮑林這次歐洲之行的高潮。多年來，他一直希望親自考察一下蘇聯人實驗的具體情況，因此，當他接到邀請，與另外九名美國科學家一道，出席在莫斯科召開的國際生物化學會議時，他欣然接受了。在訪問期間，鮑林還一直擔任發言人的角色。他打算在自己的生物化學報告中，簡要地回顧孟德爾一摩爾根的遺傳學理論——那時，這一理論在蘇聯仍受到冷落，李森科的思想還是官方的信條——然而，一位翻譯企圖要他相信，在會上鼓吹西方遺傳學將鑄成大錯，對此鮑林非常惱火，壓根兒就沒有將這些話放在心上。事實與此正好相反，當他在會上直接批評李森科的思想時，他發現在場的俄國人似乎表現出無所謂的樣子。除了作一些專門的學術報告外，鮑林還在莫斯科的一個禮堂裡就分子型疾病作了一次科普性講演，錄製了一篇供電台廣播的有關和平問題的發言，其中公開反對核試驗。他和愛娃還抽了一些時間旅遊和觀光。他們發現，主要城市的郊外都有大片大片的農田，對他們來說，這是出奇地熟悉的景象。 “我驚奇地感到，這一番景色勾起了我七八歲時在東俄勒岡時的回憶，”鮑林說。 “俄國人看來很像美國人——當然，不是像美國東部紐約等地的人，而是像生長在西部的真正美國人……就像我們一樣，只是他們更加渴望著和平。”

另外，那裡似乎不存在犯罪的現象。舉個例子來說，鮑林在莫斯科會議上碰到了一位德國病毒學專家。這個人把自己的公文包和所有盤纏都忘在出租車上了，情緒非常低落。然而，第二天，出租車司機趕來了，把這些失物還給了他，並再三致歉沒有早一點送來。人們表現出來的誠實，科學家在蘇聯受到的熱情接待，這些都給鮑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鮑林發現，科學家是“頂尖人物”，在這個國度裡，是最受人們尊敬、工資收入最高的職業。這也是優越的理性社會的一個標誌。 當然，這次訪問帶有官方的性質。他沒有見到為持不同政見者設立的“精神病醫院”，也沒有人請他去看一看古拉格勞改營裡的情況。 等到他秋天回到美國時，事情已經發生了變化，幾個月前反核試運動還如火如荼，此時卻突然偃旗息鼓了。

鮑林至少知道其中的一個原因。在他出訪蘇聯期間，在匈牙利出生的物理學家、被媒體炒作為“氫彈之父”的愛德華德·特勒，出面為原子能委員會辯護，使許許多多的人相信，為了完善一種“乾淨的炸彈”，還需要進行更多的試驗。特勒是一個與共產黨不共戴天的人，他的一家以前在匈牙利共產主義的統治下吃盡了苦頭。他堅信，要是不發展核武器，俄國人就會毫不遲疑地征服世界，他認為他本人有責任防止這種事態的發生。特勒還說，一種干淨的炸彈，在其爆炸的過程中，差不多完全是聚變，因此幾乎不再會有放射性塵埃。他對艾森豪威爾講，這樣的炸彈在戰場上是一種完美無缺的工具，既可以殺傷敵軍士兵，又不會飄散出放射性物質，甚至也沒有損壞設施和建築之虞。他說，這樣一種炸彈，如果允許繼續作試驗，那將用不了四五年時間就可以達到盡善盡美的地步。

1957年夏天，特勒的“乾淨的炸彈，作為一種宣傳，讓人們不再擔心核武器和核戰爭的威脅，在一段時間裡似乎收到了一定的效果”，鮑林說。一方面，有人寄希望於這種放射性塵埃較少的核武器，另一方面，蘇聯的談判代表不肯作任何妥協，在這兩方面因素的作用下，在倫敦進行的核武器談判陷入了僵局，到9月份就完全破裂了。公眾的注意力又轉向了一些新問題——小石城發生的種族騷亂，蘇聯人造衛星的升空——大家也就不那麼關心核試驗問題了。 秋天，幾個主要的大國利用這一形勢，競相開始進行各種各樣的核試驗。在短短幾個月時間裡爆炸的核裝置，比在此前整整一年中爆炸的數量要超過兩倍多。蘇聯的人造衛星刺痛了美國政府，使它對世界舞台上的競爭對手有了新的認識。同時，人造衛星證明了蘇聯人充分掌握了利用火箭在彈道導彈的基礎上發射核彈頭的技術。軍備競賽進一步加劇，美國宣布將在1958年進行一系列重要的試驗。

人們對核試驗的態度發生了變化，鮑林為此深感失望。為了應付這種具體的情況，他開始動筆撰寫一些科普文章，論述放射性塵埃的危害——但是，《女性之家雜誌》和《星期六晚郵報》拒絕刊登他的文章，“因為這樣的討論會涉及到那麼多的灰色區域”——另一方面，鮑林繼續爭取在全世界範圍內進行反對核試驗的請願活動。 1957年秋天，他陸續收到許多科學家的簽名。鮑林注意到，其中歐洲科學家的反應非常熱烈，因此，他查閱了科學家人名錄，希望徵得更多人的簽名。他僱用了一個兼職的秘書，並從自己的腰包裡支付他的報酬。這個人負責打字。油印、翻譯和郵寄請願書等。鮑林和愛娃還親自動手，同時又得到了幾位朋友的幫助。他最終可以確信，不但在美國，而且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人們正在爭相傳閱他的請願書——具體地說，鮑林想要實現的目標是，在48個國家中，每一個國家至少有一名科學家簽名——而且名字一定要核對無誤。

結果是令人鼓舞的。到1958年1月初，他已經徵集到43個國家中九千多人的簽名，其中許多人屬於東方集團的國家。並不是每個科學家都簽了名——在未簽名的人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勞倫斯·布拉格爵士，他給鮑林來信說，他沒有簽名，只是因為“我才疏學淺”；還有一位是一所大學的校長，他寫道，“親愛的萊納斯：關於您11月6日的來信以及隨函附上的請願書，也許您能想像到，我從心底里不喜歡您這一套做法。因此，我的崇高願望就是您這一舉動遭到徹頭徹尾的失敗！！！”——不過，在請願書上簽名的科學家數量已經足夠了，其中有35名諾貝爾獎獲得者，成百上千位來自我們這個星球上許多較高水平學術團體的著名人士。這就保證了這份請願書具有鮑林所希望的份量，足以讓世界的注意力轉到禁試問題上。

1958年1月13日，鮑林出席了在紐約為諾貝爾獎得主舉行的一次宴會，他藉機將附有全部簽名的一份請願書當面交給了聯合國秘書長哈馬薩爾德。隨後，他又舉行了一次新聞發布會，向全世界表達了科學家們渴求和平和不再有放射性塵埃的願望。 事實證明，公眾輿論再次發生了180度的轉變。在禁試大旗下，鮑林似乎是單槍匹馬地將國際利學界輿論動員起來了。他所作出的努力，進一步增強了全球學術界人士的團結，成了世界各地人們議論的主題，同時也為反對核試驗的積極分子注入了新的勇氣和希望。 特勒 在胡佛眼裡，鮑林一貫帶頭鬧事，利用放射性塵埃問題“製造恐慌，惹是生非，蠱惑人心”。爭論繼續進行，胡佛已能斷定，保守派專欄作家已經掌握了鮑林與共產黨陣線的聯繫，他們在文章中開始質問，鮑林到底是怎樣籌集到那麼多的資金到處徵集簽名的。一家報社的編輯寫道：“有人曾為本地的一所學校董事會的請願書徵集過一二十個人的簽名，他們一定清楚，像鮑林這樣大張旗鼓地徵集簽名，不花上成千上萬個工時，沒有幾十萬美金，是根本辦不到的。”鮑林在回應這第一輪攻擊時說，他組織這次請願活動，全是在他家廚房餐桌上進行的，總的開銷大約是250美元，主要是買郵票用去的。 “當人們理解了一個重要的問題，急於想為它做一點事情時，就像全世界科學家在這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上所做的那樣，要得到成千上萬個簽名就比較容易了，”他說道。

然而，最厲害的攻擊卻來自特勒。作為對鮑林的請願活動的回答，他寫了一篇題為“核試驗刻不容緩”的文章，發表在《生活》雜誌上。這家雜誌的編輯在2月號的封面上加上了這樣的標題：“特勒博士批駁9000名科學家。”鮑林讀了這篇文章後，怒不可遏。這篇文章根本就沒有說明請願書中那一句話說錯了；只是裝腔作勢地重彈了原子能委員會的陳詞濫調，要大家別害怕放射性塵埃；甚至還振振有詞地聲辯說，為了製造完美無缺的“乾淨炸彈”來壓壓共產黨的氣陷，一定要繼續不斷地試驗下去。 鮑林先前在幕尼黑的時候，就對特勒這個人略知一二。當時，這個匈牙利青年正在學習量子物理的啟蒙知識，鮑林曾稱讚他是一名科學家。但是，後來特勒成了科學界主張發展核武器的頭號吹鼓手，鮑林就不再將他當人來尊重了。正當有人提出研製氫彈應當謹慎從事的時候，特勒卻搖唇鼓舌主張加快這一方面的進程；在剝奪奧本海默參與機密權利的案件中，特勒的證詞就起到了惡劣的作用；特勒曾是斯特勞斯和艾森豪威爾的親密顧問，因此，在製訂美國核試驗計劃的過程中，他成了全國最有權勢的科學家；特勒脾氣暴躁，固執己見，因循守舊，經常聲言自己掌握著從絕密檔案中篩選出來的權威資料；為了使歷史上首次禁試談判偏離正確的軌道，他不失時機地提出了“乾淨炸彈”的概念。如果說，愛因斯坦曾為自己的同事製造出原子彈而感到羞愧，那麼特勒卻為之感到驕傲。 “在我看來，核武器和常規武器之間的區別，”特勒說，“就是一種有效的武器和一種過時武器之間的區別。”他看不起那些談論和平的人。他曾見到希特勒在征服匈牙利時這麼做過，而且他還相信，俄國人盤算著併吞世界上更多地方的時候，也在這麼做，只有美國的核武器才能製服他們。 “要是我們放棄核武器，”特勒毫不掩飾地說，“我們就為侵略者打開了大門。”

特勒和鮑林，真可謂針尖對麥芒，各不相讓。彼此也有相像的地方：都有非常鮮明的政治觀點，都有百折不撓的執著要求，都能頭頭是道擺出有很有據的科學事實來支持各自的政治立場。 1958年春天，兩個人之間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舌戰。 爭鬥的舞台構築在洛杉磯教育電視台的演播室裡。電視台老闆為特勒和鮑林安排了一次長達一小時的論辯。在攝像機面前，鮑林看上去身材頎長，身穿挺括整潔的高級西服；另一方面，特勒顯得矮小黝黑，眉骨突出，眉毛濃密，相比之下，更像是一位老態龍鍾的大伯。 兩個人都被允許發表一個開場白。鮑林首先開頭。他一開口就轉入攻勢，無情地批駁了特勒發表在《生活》雜誌上的文章，批評其中“許多說法毫無事實根據，還有不少說法嚴重誤導公眾。”比方說，特勒曾經指摘鮑林講過不可能研製出乾淨炸彈的話，實際上鮑林絕對不會這麼說話，因為他對這一課題了解不多。

特勒發音低沉，語速緩慢，仍然帶有濃重的匈牙利口音。他利用了開場白平靜地回答了鮑林的責問。他說，他曾看到鮑林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有關乾淨炸彈的意見，也許是記者誤解了鮑林的看法（這家報紙的確報導過鮑林將生產乾淨炸彈斥之為“無稽之談”）。不過這還是次要的事，特勒說道。人人都說要和平，但怎樣才能取得和平，各人的看法可不一樣。說到底，第二次世界大戰之所以發生，原因就在於一些光明正大的國家裁減了軍備，而希特勒卻受到姑息而強大起來了。特勒又說，俄國人說過要埋葬我們，我們不研製核武器，就無法制止他們這樣做。只有進行更多的試驗，我們才能造出乾淨的炸彈，開鑿運河，開發礦產，讓原子彈為人類造福。 “有人聲稱這種微小的放射性造成了危害——據說是癌症和白血病——據我所知，目前尚無確切可靠的統計數據可以證實這一點，”特勒最終得出結論說。 “造成危害是可能的，但是，在我看來，即使有其可能性，並不等於事實上已有危害；進一步說，極為微量的放射性反過來也可能是有益的。說到底，沒有變異，怎麼會有進化呢？” “做每一件事情，要是都像我們在核試驗問題上那麼謹小慎微，恐怕這個世界就只能像蝸牛一樣爬行了，”特勒收起了話頭，臉上浮起了笑容。 “作為一名偉大的革新者，鮑林博士肯定不希望出現那樣的情況吧。” 鮑林沒有料到特勒竟會那樣地鎮靜和機敏，因此作出的反應聽上去就比較尖刻。與特勒的聲音相比，他的嗓門更高更尖。此外，鮑林還犯了一個戰術性錯誤，他竟然設法為赫魯曉夫講過的“我們將埋葬你們”這句話進行辯護，聲言這位俄國總理談論的是政治進程，並不是指戰爭。接著，他又指出，特勒及其同僚自己就估算過，放射性塵埃可能招致1500例缺失性變異——相當於鮑林本人估算數字的十分之一，不過，他們已經承認放射性塵埃存在著危險。 特勒反擊說，估算上的這種差距正好表明人們在這個問題上還處於情況不明的狀態。既然數字上可以有那麼大的懸殊，那麼認為無法找到一個確實的病例，也不是沒有道理的。特勒重申，即使試驗會帶來風險，我們也一定要迎面而上。向空氣中釋放更多的工業煙霧，在膳食中加入一種新的食品添加劑，給我們造成的危險比這要大得多。他甚至還讀到過一篇報導，說人在穿緊身衣褲時，由於精液的溫度提高了，也會造成相當數量的變異現象。根據這種說法，我們如今穿的褲子比放射性塵埃要危險得多。 辯論就以這樣的方式繼續下去：鮑林根據統計分析提出一條條具體的批評意見，特勒在反駁這些意見時，不時地說一兩句俏皮的話，作一些無關緊要的比喻，並且設想未來世界消除了核武器後將是怎樣的情況。鮑林給人以缺乏幽默和蓄意挑剔的印象；特勒則是一副悠閒自在和滑稽風趣的樣子。 辯論結束以後，鮑林感到自己的表現糟透了。特勒避實就虛，運用了公關的技巧，讓人聽上去似乎一切都太平，並且給美國人戴上了高帽子。特勒列舉了大量的例子，說明人們對原子能委員會和軍工企業界存在著種種錯誤的認識。有人稱，這方面的人正在考慮進行核戰爭，制訂著計劃進行戰術性核攻擊，計算著到底有多少百萬人將會被殺死，他們會心甘情願地犧牲未來幾代成千上萬個年輕人，目的是要加速推進他們政治和經濟的部署，就是不肯花一些時間和金錢來研究一下和平的事業。 然而，特勒比這些人所起的作用還要壞，鮑林心裡這樣想，因為他是一名科學家。鮑林的請願書表明，科學家一般說來都讚成削減軍備的競賽。科學家應當帶領人們走向一種理性和和平的未來。但是，經過這次辯論後，鮑林認識到特勒是另外一種科學家。 “特勒博士主張繼續進行核試驗，因為他相信戰爭，特別是核戰爭的作用，”鮑林在辯論後寫道，字裡行間幾乎仍有百思不得其解的感嘆。鮑林認為，在這個世界上，在他為科學界設想的方案中，在一個沿著科學道路前進的天地裡，科學家應當發揮積極向上的作用。此時，在鮑林的心目中，特勒雖然是卓越的物理學家，但也是一個戰爭狂；他是從科學天堂裡降臨到塵世間的一名黑暗的天使。 在關於禁止核試驗的爭論中，這是這兩個引人注目的對手之間唯一的一次面對面辯論。 “從那時起，我拒絕再次（與特勒）見面和辯論，因為我認為他辯論的手段不正當，”鮑林說。 鮑林試圖通過報刊繼續展開與特勒的鬥爭，但是，他很快發現，自己在這一陣地上也處於下風。特勒幾乎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願，在諸如性活卿樣的一些重要雜誌上發表所寫的文章，而鮑林的文章卻遭到退稿的處理，理由是整個領域爭議性太大，充滿了含糊不清的概念。鮑林曾寫過一篇短文投寄給《生活》雜誌，批駁特勒的觀點，結果被退回。在此之前，他已寫過好幾篇文章，許多暢銷的雜誌都拒絕刊登。他能夠發表文章的唯一地方是《斯通周刊》。 他又嘗試了另一條途徑。新聞媒體可以拒他於門外，但要是出版一本書又怎麼樣？特勒的一部著作快要付梓了，書名為《我們的核未來》；鮑林想，他也可以寫一本書，不但有助於抵消那本書可能產生的影響，而且也可以就特勒在《生活》雜誌上發表的文章作一次全面公開的答复。 1958年3月初，他廢寢忘餐，奮筆疾書，整整花了兩個星期，完成了厚厚一疊書稿，將他在前幾年裡了解到的有關核武器和放射性塵埃的知識，一無遺漏地作了精闢的論述。 這本書以《不再有戰爭！ 》為名問世了。這是一部集科普讀物、政治論文和悲劇故事於一身的奇書。開頭幾章簡易通俗，深入淺出，是鮑林教授開設講座的講義，闡述了原子裂變和聚變、放射性塵埃的生成、遺傳變異與放射性之間的聯繫等內容。其中還不時地穿插了一些開人眼界的材料。例如，地球上30億人身上一共有10萬個基因——構成了人類的完整基因庫——糅合在一起可以形成直徑為二十五分之一英寸的一個球。不過，鮑林非常注意避免引用一些可能會引起爭議的數據，將自己對遺傳性受損所作的一切估計，力求用一種溫和的字眼記錄下來，並且對每種情況下如何推理和論證都作了精心的考慮。只是偶而在幾個地方給特勒和原子能委員會戳幾槍。特勒有一種說法，認為接受一點放射性也許對基因是有益的，鮑林在答复特勒的這種意見時，引述了霍爾丹①所作的比喻：我這台鐘走時不准，是不是設想一下，對著它發射一顆子彈，這樣做，有可能使它走得準一些，但可能性更要大得多的是，它完全停下來不走了。 ①霍爾丹（John Burdon Sanderson Haldane，1892—1964），印度籍英國遺傳學家、生物統計學家和生理學家，對種群遺傳和進化研究有貢獻，1957年移居印度，著有《遺傳學的新途徑》等。 書寫到一半，作者的話鋒一轉，矛頭直指特勒、斯特勞斯、原子能委員會和軍備競賽。 “時下公眾好像又得到了這樣的印象，就是科學家對事實的看法有很大的分歧，”鮑林寫道，“我想，這種情況可以這樣來解釋，原子能委員會經常發表誤導公眾的聲明。其中有許多聲明是正確的，但讓人得到的印象卻是錯誤的；有時候，一些聲明本身就是荒謬的。”然後，鮑林列舉了許多誤導公眾的聲明，並且一一進行了批駁。 特勒聲稱，放射性塵埃帶來的危害，並不比一個人超重一盎司給健康造成的危險更嚴重。但是，鮑林質問：誰能說清楚超重一盎司給健康會造成多大的影響？鮑林說，特勒的說法是“滑稽可笑的”。原子能委員會發言人利比曾說過，丹佛這個地方的海拔較高，那裡的人受到的輻射比較多，但尚無證據表明他們的癌症發病率比其他地方的人來得高。這種論調也是非常荒唐的，鮑林反駁道，因為目前的醫學還不夠精細，尚不能準確地預測癌症發病率上升的微小數字。利比還說過，“在美國，現在還找不到一例可用來證明，由於核試驗造成放射性微小增加，某一個人受到了傷害或身體健康受到嚴重的影響。”在某種意義上，這也許是準確無誤的，鮑林寫道，因為你無法斷定放射性塵埃與任何一例癌症或新生兒缺陷之間有著因果的聯繫。但是，這會給人以虛假的印象，似乎一點危險也沒有了，而在實際上，所有科學家都認為，包括利比本人也承認，放射性塵埃，說得輕一點，至少會導致遺傳性缺陷略有增加的現象，況且對全體國民的健康還可能帶來其他方面的危害。 這本書最後幾頁讓讀者締聽了原子科學緊急委員會的警世之言，這也是鮑林要求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一篇呼籲書。 “'不要殺戮'這一戒條難道對我們失去了意義？我們是否要將其解釋為'不要殺戮，但大規模殺戮還是可以的”，或者是'不要殺戮，但國家領導人說可以時殺戮還是可以的'？ ”鮑林說，如今這個世道，道德淪喪、爭權奪利、窮兵黷武等等現像已經屢見不鮮，只有道德回歸才能拯救人類。鮑林寫道：“但願我們這個國家，美利堅合眾國，能夠在處理各種世界性事務時，首先把道德放在最為重要的位置上。 ”當然，光有這一點還不夠。即便美國在一夜之間正義就佔了上風，而世界上其他地方卻依然故我，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該怎樣實現和平呢？“我提議，解決世界上的大問題，也可以採用解決其他問題那樣的方式，”鮑林寫道，“關鍵在於鍥而不捨的努力——和平的道路需要人們去探索。 ”他建議在美國內閣中確定一位負責和平事務的部長，並用軍費開支的10％作為這方面的預算，這筆資金“可用於一項重大的國際性研究計劃，召集科學家、經濟學家、地理學家和其他方面的人才，用若干年時間，切實地探索一下解決世界上各類問題的方法，找到防止戰爭、維護和平的途經。 ”每一個國家都應建立探索和平的機構。可以通過聯合國領導下的研究世界和平的組織，將這些機構聯合起來，首先為簽訂禁止核試驗條約那樣一類國際性協議掃清必要的障礙，然後再進一步探索結束各國之間戰爭的方法。鮑林寫道，更大更新的武器決不會給我們帶來和平，只有國際法才能做到這一點。 就是在鮑林撰寫這本書的時候，六個月前進行的大型核試驗產生的放射性塵埃開始在世界各地向地面散落。放射性污染惡化，人們的擔心也隨之加重。鍶90的含量不斷上升的新聞報導，又使公眾輿論倒向鮑林這一邊。幾十個地方性抗議團體開始合併，成立了一個新的全國性組織，名為“健全核政策全國委員會”。在歐洲和日本，反對核武器的抗議活動風起雲湧，迅速蔓延到各個角落。這些活動對各國政府施加了新的壓力，要求採取具體的行動來對付放射性塵埃。 鮑林在完成這本書的手稿後，又開始思考採用新的方式促使核試驗停止下來。通過請願書和演說，鮑林已經成了反對核試驗活動中國際上公認的領袖。他的通訊網絡日益擴大，設想的方案也日益增多。森特一哲爾吉是一位匈牙利血統的美國人，維生素Ｃ的發現者，像鮑林一樣，也是一位研究興趣非常廣泛的科學家，他致函鮑林，建議召開由美國、烏克蘭和蘇聯等國科學院代表參加的一種科學界高峰會，討論如何使這幾個國家“陳舊過時”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現代化，並以此作為爭取和平的第一步。鮑林熱烈贊成這一個想法，並且很快就將其修改為成立“世界科學議會”的建議，從許多國家召集而來的代表將可以在一起，“研究如何調整世界的政治結構，使它與科學進步相適應”。 3月，森特一哲爾吉讀到了一份用核武器裝備美國潛艇的計劃，他更加急切地感到有必要建立這一種科學議會。他寫信給鮑林說：“誰也無法保證這些潛艇的指揮官一定是道德水準很高的人。我們可以肯定的是，這些潛艇會沉入海底，待在那裡一定會厭煩得要命，只好整天飲酒作樂。世界的命運就這樣掌握在幾十個唱得酩酊爛醉的人手裡，其中任何一個人都可以點燃鞭炮，尋找一點刺激。”鮑林和森特一哲爾吉向國家科學院遞交了召開世界大會的建議。 鮑林一直與羅素和其他有關的科學家保持著聯繫。這些科學家都是一些志同道合反對核武器的人，他們組成了一個結構鬆散的國際網絡。作為羅素一愛因斯坦宣言的繼續，這些活動家安排在1957年夏天召開首次由東西方各國科學家自主參加的世界性會議，討論超越於各國自身利益而又共同關心的核武器問題。這一次會議——稱為“普格瓦什會議”，這是以富有的實業家塞拉斯·伊頓開辦的一家加拿大房地產公司所在地的名字命名的——後來證明是很有價值的，因此，羅素認為應當將其拓展成一系列會議。由於鮑林是羅素一愛因斯坦宣言最早的簽字人之一，因而大家預料他會成為參加首次普格瓦什會議的二十名左右代表中的一個。但是，會議開始，他仍在歐洲訪問，未能與會。不過，他在1958年會見過羅素和另外幾個人，一道策劃了在維也納召開下一次普格瓦什會議。 鮑林繼續頻繁地在公眾場合亮相。他與利比在愛德華德·穆羅主持的《今日觀察》節目中唇槍舌戰，並且還接受了多家電台記者的採訪。 1958年3月，蘇聯人呼籲立即停止所有的核試驗，這無異於在政治上投下了一顆炸彈。這一時機是經過精心考慮定下的。那時，蘇聯人剛剛結束了持續時間很久極其骯髒的一系列核試驗，美國人則正要開始新的一系列試驗，人們對放射性塵埃（很大程度上是由蘇聯試驗造成的）的擔心正好達到了高潮。當然，考慮到一份新的禁試建議已經遞交給有關方面，這種時機對鮑林來說就不那麼重要了。 他和普格瓦什會議的代表們給禁試活動又加上了一把火。 4月4日，蘇聯人提出建議後三天，鮑林、羅素、克勞倫斯、皮克特、托馬斯①，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些人——其中還有來自馬紹爾群島的六名代表——聯名上訴聯邦地方法院，要求禁止原子能委員會預定進行的一系列核試驗。鮑林等人採用了一種獨特的法律程序，說明國會從來就沒有授權政府當局向大氣層釋放放射性塵埃，以致於威脅到“人們生活的權利和養育正常孩子的權利”。鮑林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宣布，他們已在向蘇聯和英國採取類似的法律行動。 ①托馬斯（Norman Thomas，1884—1968），美國社會黨領導人（1926—1955），六次競選美國總統均告失敗的社會黨總統侯選人（1928—1948），畢生致力於社會改革，維護個人權利，為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創始人之一。 上告聯邦政府的一個機構，這是一種堂·吉訶德式的行為。由於主要目的是喚起公眾注意，因此鮑林對此還是頗為得意的。如果政府的行為荒誕不經，那麼為什麼不可以通過法庭予以矯治呢？在這一案件中，他非常信賴律師林肯·威林。不過，威林要他作好思想準備，這個案子將會曠日持久地拖延下去。 反對核試驗的活動現在幾乎佔去了他所有的時間，但將時間花在正義的事業上總還是值得的。為了這一事業，他可以花去自己每一分心血。即使是那些對他的行動持否定態度的報刊，在他看來也無關緊要。 《時代》雜誌將鮑林和其他反對核武器活動分子的照片刊登出來時，用了這樣一個標題：“到底是尚未出生者的衛士……還是受自由的敵人操縱的傀儡？”鮑林看了以後，臉上竟然浮起了冷冷的笑容。反對核試驗的力量積聚起來逐漸形成了一定的聲勢；也許，一些用濫了的攻擊手段，比方說，扣上赤色分子的帽子進行迫害。造遙和中傷，不再會有什麼效果了。 1958年4月初，鮑林仔細地查閱了有關放射性塵埃的最新文獻，無意中讀到了一份令人吃驚的材料。比爾·利比本人在向瑞士醫學科學院發表的一篇演說中，透露了造成放射性塵埃污染的一種來源：一種被稱為碳14的壽命很長的同位素。這在以前從來沒有報導過。利比對這種物質是非常熟悉的；好幾年以前，他在自己的專業研究中就已經發現，可以利用自然界中存在的碳14衰變的特點，精確地測定文物的年代。 但是，對於這一新信息，鮑林更感興趣的是這種物質正向空中洩漏的數量——每一次相當規模的核爆炸大約要洩漏160磅。碳元素幾乎是構成一切生物分子的基本材料。鮑林知道，人體內處理碳14與處理普通碳的方法是相同的，可以按它們在自然界中實際存在的比例吸收到人體組織中。碳14的壽命很長，大約在八千年以上，因此到遙遠的將來都將會構成威脅。鮑林很快就算出，到那時為止所進行的核試驗，已使地球上碳14的總量增加了10％左右。如果讓這種物質以這樣的速度進入體內，它的放射性衰變就會大大提高遺傳變異的速度。任何“乾淨的炸彈”都無法消除這一種物質而使問題得到真正的解決，因為碳14並不是裂變產生的，而是中子和空氣中的氮原子發生反應的結果。但是，至今尚無人指出這種危險性。鮑林急急忙忙地就把其長期的影響算了出來。 4月28日，鮑林在華盛頓由國家科學院召開的一次會議期間，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會上，他宣布了他對“放射性塵埃中一種新威脅”作出的發現。鮑林告訴記者說，到那時為止，核試驗所產生的碳14可能在未來三百年裡創造出五百萬名有缺陷的兒童，另外還有幾百萬人因此生癌症。第二天，鮑林所稱的“新威脅”在全國各地的報紙上都作為頭版新聞登了出來。 利比對此很惱火，因此立即進行了反駁。他聲言，鮑林的估計離開目標十萬八千里，因為大多數碳14最終都進入了海洋，人類因核試驗而接觸到的碳14，在總量上增加還不到1%——他對記者說，這種情況帶來的“影響是極其微小的”。兩天以後，一批哥倫比亞地質學家致函《紐約時報》稱，鮑林在作估計時，使用的是碳14在整個地球上而不是純粹在空氣中的含量，這一數字就是造成模糊不清的起因；根據他們的計算，鮑林對碳14所作的估計比實際數字要高50倍。他們寫道，來自碳14的實際威脅，只不過等同於向上爬升幾英尺時增加的輻射量所帶來的危險。他們在結束語中說：“受人尊敬的科學家誇大事實的言論，只能模糊公眾的視線，無助於問題的解決。” 鮑林認識到自己在計算中出了錯，因而將估計的破壞值降低了5倍，但他仍然堅持碳14會對未來的新生兒造成長期的威脅。 他原先的估計有錯誤，但經修改後所得的數據是正確的。六個月之後，原子能委員會悄悄地發表了一份報告，對放射性塵埃中碳14在長時間裡造成的遺傳性危害進行了估算，其結果與鮑林修改後的數據是非常吻合的。 但是，這畢竟給鮑林的信譽造成了損害。有人抓住他誇大其辭的把柄，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利用他這一次失誤，有意迴避這樣的事實，就是他在碳14問題上就本質而言是完全正確的。 1958年5月11日，鮑林出現在《與記者相見》的電視節目中。這是一次關於公共事務的採訪，在全國范圍內作實況廣播。鮑林打算利用這一機會說明他對放射性塵埃的看法。他似乎並沒有意識到，這一節目主持人勞倫斯·斯皮伐克照例會向特邀佳賓提出一系列尖銳的問題，他這檔節目就是因為這一點而贏得過很高的評分。 在這一節目開始時，由四名記者組成的採訪團開門見山地要求鮑林說明他反對核試驗的動機。當鮑林試圖說他與利比在數據上所持的不同態度時，一位來自赫斯特報系的記者打斷了他的話。他問道，為什麼美國人不應當相信利比和特勒？他們兩位都是科學家，“從來就沒有與共產黨的陣線和事業發生過絲毫的牽連，不像你那樣與他們有長期的聯繫。”當鮑林想要回答這一問題時，這位記者又提出了更多有關共產黨陣線的問題，使他無法把話講完。其他記者也插了進來：他選擇時機用碳14的有關數據來抨擊乾淨炸彈的試驗，難道不是非常奇怪的嗎？他不是支持過羅森伯格一家嗎？鮑林不得不就羅森伯格案的細節與斯皮伐克展開了一場小型的辯論。接下來，問題轉到他是怎樣為請願書籌集資金的問題。鮑林回答說，全是他本人出的錢；此時，有人質問道：“那末，全世界共產黨的報紙都在那一天宣揚了此事，你該作何種解釋？”“那是報界的事情——”鮑林回答道，“恐怕你比我了解得更多吧。” 預定給他的半小時已過，他始終未得到機會就放射性塵埃問題說上幾句實質性的話。鮑林和愛娃昂首闊步走出了演播室。這根本不是公共事務性節目，這是一場事先不打招呼的審訊。兩人都氣憤極了。 辭職 杜布里奇也非常氣憤。他手下的化學系主任竟然在全國性電視上叫嚷要為已經定罪的間諜作辯護，他感到，這下更難繼續護衛鮑林了。 杜布里奇親眼目睹了鮑林在獲得諾貝爾獎後所發生的變化。在他看來，鮑林變得不那麼負責了，講話更大膽，將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拋在反對核試驗的鬥爭上，影響到他在加州理工學院的工作。他看到，鮑林發表言辭激烈的聲明，在政治上將自己置於不受人歡迎的地位，與學校賴以取得資助的政府機構作對，造成了學校董事會內部的不團結。 鮑林在政治上愈陷愈深，他和杜布里奇之間的關係也愈來愈冷淡。不過，其中的原因倒不是杜布里奇不贊成鮑林的立場，他和物理系主任羅伯特·巴契，像學校裡其他教授一樣，都聲明過反對核試驗。 “我想，有人感到有些……——這裡用到了介於不滿和不安之間的一個字眼——萊納斯沒有千方百計地去爭取其他同事站在他的一邊。事實上，這些同事也運用了一些不那麼聲張的方式，就和平問題向政府進言，”鮑林的一位同事諾曼·戴維森這麼說。鮑林這個人豪放不羈，一意孤行，對於學校這個大家庭中其他成員的優秀成績，忘了給予充分的肯定。 杜布里奇還不贊成鮑林所用的策略。學校裡似乎很難看到鮑林的身影。作為系主任，許多事情都等著他去做：主持有關的儀式，進行必要的社交和應酬，尋求資助人，等等。研究工作也沒有做好。以前在化學鍵方面所做的工作已是昨日的輝煌，相比之下，更多化學家已經把目光盯在分子軌道的理論上——鮑林卻始終沒有把這一課題放在心上——他當時正在研究的許多課題，例如，在分子水平上尋找精神病病根，似乎已走入死胡同。系裡教職工對辦公房間的分配和科研重點的確定，一直在嘀嘀咕咕地埋怨。反正鮑林不在場，他也難以聽到這麼多意見。 在這段時間裡，鮑林奔走在世界各地，他的名字常見於報刊的標題中。 算起來，前後已經有三人因對鮑林不滿而辭去了校董的職位，其中一位就是約翰·麥科恩。一天清晨，這位共和黨要人打開報紙，讀到了另一篇由專欄作家撰寫的報導，涉及到鮑林參加共產黨陣線發起的和平運動的情況，一怒之下，他辭職離開了校董會。他打電話給杜布里奇發牢騷，時間是清晨6：30。電話鈴驚醒了還處於夢中的杜布里奇。麥科恩對著他憤怒地責罵鮑林是一位大逆不道的化學家，接著就咔嚓一聲掛上了電話，隨後又給其他校董打了電話。有些態度比較溫和的校董對麥科恩這次發牢騷很反感，因此不願意跟他繼續談下去。這樣，麥科恩退出了學校董事會。 但是，時間到了1958年，杜布里奇聽人說，麥科恩已被內定為斯特勞斯的繼承人，即將擔任原子能委員會主席。杜布里奇和他手下的物理系主任巴契，兩個人都與原子能委員會有著許多業務上的聯繫。 6月初，鮑林被請到杜布里奇的辦公室。日常閒聊已沒有必要，杜布里奇單刀直入回顧了許多令人痛心疾首的事情。接著，他對鮑林說：“你應當清楚，科學並不意味著你一定要以國際問題的權威自居。”鮑林重申，在自己認為是至關重要的問題上，他有發言權。兩人都承認，鮑林使學校捲進了許多麻煩事。杜布里奇再次要求鮑林收斂一下自己的活動，然而遭到鮑林斬釘截鐵的拒絕。但是，杜布里奇需要向校董們出示自己的保證，表明鮑林在某種意義上仍然是受到約束的。杜布里奇想起了一年以前鮑林曾主動請求辭去系主任職務的事，因而隨口說了一句：“現在我想可以答應你這個要求了。”鮑林馬上立起身來，走了出去。 鮑林擔任化學系系主任已經二十多年了。毫無疑問，無官一身輕，他終於可以擺脫這類使人頭疼的行政事務了。的確，這是他本人在一年以前主動作出的抉擇，辭職以後，他就能用更多的時間投身於和平的事業。 6月10日，他上書杜布里奇說：“自己擔任系主任職務……已有21年了，我認為應當把這副擔子交給另外一個人……請允許我利用這一個機會，再次向您和學校董事會表示衷心的感謝。你們給了我這麼好的機會，使我在過去的光陰和未來的歲月裡繼續在加州理工學院進行科學研究的工作……作為學院教職工隊伍的一員，我感到高興，同時我也希望在這裡繼續愉快地工作十年的時間。” 不久以後，他的口氣卻有所變化。 “我被要求辭去了化學和化學工程系主任的職務，辭去了克萊林化學實驗室主任的職務，”鮑林說道，“我也就真的辭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