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19 放射性塵埃-1

鈾彈 諾貝爾獎能夠改變科學家。對於有些人來說，獎章是一個標誌，表明他們已不是昨天的無名小卒，一夜之間已經成了國際上大名鼎鼎的人物；對於另外一些人來說，得獎證書代表著一種通行證，他們將進入新的領域去闖蕩。當然，對於幾乎所有的獎主，得獎意味著人生出現了一個轉折的時期，從此開始，成果將不斷減少，研究的中心也逐漸模糊。 鮑林對名聲已經習以為常了。回國以後，面對堆積如山的信函，大把大把的請帖，新聞媒體爭先恐後的採訪，他絲毫也沒有產生飄飄然的感覺。當然，這次得獎確實使他的生活發生了變化。他已為世人公認，登上了科學成就的頂峰，因而不必再擔心自己的學術地位。有了三萬五千美元的獎金，他也不必再在經濟上求人了。

這樣，他又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再一次投身於政治活動的天地。他以前曾經迫使自己在政治上沉默，一方面是因為不想丟掉自己的飯碗，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杜布里奇勸說過他，說他的活動對加州理工學院不利。現在，鮑林心裡想，倚仗諾貝爾獎的崇高聲譽，他再也用不到有這方面的思想顧慮了，加州理工學院不至於要解僱一個諾貝爾獎得主吧。幾個月來慷慨地向他獻出的讚語和頌辭似乎給人以這樣的印象，舊的傷口已逐漸癒合。不管他的政治觀點是什麼，他所在的學校可以再次因他而感到自豪了。 比基尼島的核試驗，還有奧本海默的案子，促使鮑林又重新回到社會行動主義的軌道。諾貝爾獎使他有可能全心全意地走這一道路。在接下來的六年時間裡，反對核武器的政治活動在鮑林的思想和行動中將會佔據壓倒一切的地位。正如加州理工學院院長杜布里奇所說的那樣，“在一段時間裡，他與科學已不沾邊了。”

鮑林一回到加州，重點就開始轉移。他在電台和電視台發表了一項聲明，說他這次周遊世界後，他開始真正相信，再也不會發生另一次世界大戰。全世界人民都熱愛和平，氫彈使戰爭成了不可想像的事。鮑林寫道，現在的危險並不是戰爭，而是由核武器試驗釋放出來的放射性。 “我們到底有什麼理由不顧後果地促使人類素質不斷下降呢？”他這樣問道。與此同時，他著重指出，放射性的微小增加，都可能導致發病率上升和畸形兒童數增加。 “為了限製或根本禁止一切原子武器的試驗，進行國際談判極為重要。是採取實際行動的時候了。” 他堅信自己的聲明是合情合理的。他曾讀過有關的資料，非常清楚放射性的危害性；他曾與遺傳學家交談，並且與日本科學家交換過意見。對各種動植物進行的試驗已經證實，基因會受到放射性的破壞，而且還有一些初步的證據表明，受到照射的放射性越強，這種破壞就越嚴重。放射性減小，其破壞程度會直線下降。非常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只有放射性完全消失，這種破壞才能真正停下來。因此，放射性的微小增加都可能給人體健康帶來更多的麻煩，這種風險雖不大，但確實是存在的。

這是有關數據顯示的結果，不過仍需做更多的研究工作來證明這一點。特別是對人體健康的影響，更加需要過硬的證據。當然，已有足夠的證據讓人擔憂了。鮑林和許多科學家相信，核武器試驗及其放射性塵埃的增加，對人類健康是一大危險。對動物所作的研究已經表明，放射性能破壞卵細胞和精細胞，導致生育方面的缺陷。另外也有一些證據顯示，放射性能損害體內其他類型的細胞，使癌症的發病率上升。儘管這麼說，畢竟幾乎還沒有人直接考察過，放射性微量增加，比方說，放射性塵埃增多，到底會產生怎樣的結果。 不過，鮑林在自己的談話中很少有模棱兩可的說法。他接受了全國廣播公司的採訪，因此受到全國上下的注意。他在講話中斷言，“白血病是一大危險，”並且聲稱，放射性塵埃也許足以在易感人群身上誘發這種形式的血癌。

1955年春季的一段時間裡，鮑林在日本的所見所聞已廣為人知。日本學者毫不含糊地說，比基尼島試驗的決非普通的氫彈，不但其能量要比普通氫彈大好幾倍——其威力足以穿透低層大氣而將塵埃噴射至同溫層中，懸浮在那裡的塵埃可以擴散到世界每一個角落——而且它形成的放射性塵埃數量也大大超過了以前任何一種核武器試驗所產生的散落物質。 看來，在比基尼島投放的炸彈是一種新型武器。日本人對放射性塵埃所作的分析提供了更多的證據。塵埃中有各種各樣奇怪的同位素，其中有些同位素只能是鈾裂變的副產品一這就令人疑惑不解了，因為普通鈾比較穩定，在標準的原子彈中無法使用，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科學家花了大量時間和金錢，提煉出一種稀有且爆炸性更強的同位素。物理學家認為，普通鈾一定要有大量能量的激發，才能進入爆炸反應的狀態。 。

現在看來，這就是比基尼島發生的事。很清楚，在那裡進行的爆炸試驗使用的是一種三級裝置：先是用廣島式裂變彈激發一種聚變型氫彈，然後用其產生的能量使其外層的普通鈾發生裂變。這種裂變一聚變二裂變的設計是非常巧妙的，用很少一點錢就能極大地增大氫彈的威力。從理論上講——這也是使鮑林那樣的科學家感到驚恐不安的原因之——只要簡單地利用價格便宜且很容易得到的一點鈾，就可以造出這樣一種威力無比的核彈來。 用這種辦法得到了後人所稱的“鈾彈”，其威力之大令人咋舌，其骯髒程度難以想像。鈾彈的研製激起了新的一輪世界範圍內激烈反對核武器的浪潮。 1955年7月，英國哲學家、數學家、和平主義者羅素，有感於比基尼島試驗所造成的放射性污染，拍案而起，公開發表了一份由他本人、愛因斯坦和另外八位著名科學家簽署的反對核戰爭的聲明——這也是愛因斯坦臨終前簽署的最後一份公開文件。當羅素來函徵求鮑林的幫助時，鮑林正好有事在外，幾天之後，他就致電錶示贊成這一聲明，因此，他成了這份聲明的第十一位簽署人。後人將這份聲明稱為羅素一愛因斯坦宣言。

“人們擔心，要是有許多氫彈投入使用，那就會帶來普遍的死亡——突然死亡的是少數人，多數人將在疾病和衰弱中承受緩慢的折磨，”這份宣言這樣說道。 “如果讓我們選擇，那麼展示在我們面前的將是幸福、知識和智慧的不斷湧現。然而，我們會不會選擇死亡，僅僅是因為我們無法忘記彼此之間的爭吵？作為人類的一部分，我們向全人類呼籲：記住你們的人性，忘記其餘的一切。如果你們能做到這一點，那麼進入新的樂園的道路將暢通無阻；要是你們做不到，那麼你們面臨的將是普遍死亡的危險。” 宣言的用詞使人想起了原子科學家緊急委員會的早期歲月。那時，科學家面對的也是威力巨大的新武器，一樣的動機，一樣的緊迫感，一樣的感受。只有科學家將事實真相告訴公眾，人們對核武器的厭惡才會帶來有序的新世界。愛因斯坦的逝世，在獻身於和平事業的科學家的精神領導這一問題上造成了一種真空。羅素只能在英國發揮自己的作用；在美國，就要由鮑林來舉起這面旗幟了。

已經到了1956年，根據鮑林自己的估算，他用了一半的時間閱讀和談論有關核彈和放射性塵埃的資料。他專心致志地查閱政府的報告、有關核戰爭的書籍、關於遺傳機理的科研文獻以及人們對核武器試驗的見聞等等，夜以繼日地尋找著有關的真理。 原子能委員會發言人為了消除公眾的擔心，聲稱大家每天都處在自然界放射性的包圍中，因為在地面上受到的太陽輻射和宇宙射線中，就有自然狀態下的放射性同位素。他們說，在這種“基底輻射”的基礎上，由於核試驗而增大百分之一的放射量，對每個具體的人來說，其影響是微不足道的。然而，無論怎樣說，低劑量輻射與人類疾病之間有沒有直接的聯繫，此時並沒有任何過硬的資料。 6月，原子能委員會總幹事劉易斯·斯特勞斯在一次內科醫生的會議上保證，到那時為止，所有核試驗釋放出來的放射性塵埃總量，使每一個具體的人受到的額外輻射量，並不比一次Ｘ光胸透更大。他說，有人聲稱，核試驗污染了大氣，將來怪胎會增多，這是“不負責任的說法”。

鮑林認識到，原子能委員會對有關資料的解釋是片面的，因為它將重點放在每一個具體的人身上，而不是放在總體的人群上。低劑量輻射對每一個具體的人來說影響不大——如果不對人口總體作測算，這種影響確實是微乎其微的。鮑林說，如果認為全世界每年發生的總共150萬例胎兒畸形都是由自然界中的基底輻射造成的——作為遺傳學證據，這是一個重要然而又是可以質疑的假設——那麼，因核武器試驗使其基底輻射增大1％，就會造成每年多生出來15000名畸形胎兒。個人承受的危險較小，但總體上累積起來就是15000名畸形嬰兒，這一數字是觸目驚心的。鮑林和另外一些人開始使用的就是這一類數字。 儘管原子能委員會不肯提供確切的資料，全世界的研究人員只好埋頭於分析放射性塵埃的情況。這方面得到的信息越多，公眾就越感到放不下心來。鈾彈爆炸以後，其外層物質生成了各種各樣奇特的放射性產物，其中一種則很快引起了美國公眾的警覺：鍶90。這是一種生存期很長的同位素，在原子試驗以前，地球上從未看到過。鍶90很像鈣，因而就特別危險。研究人員很快就能表明，雨水穿過放射性塵埃落到地面，鍶90就會被青草吸收，牛吃了這種草，就會通過牛奶傳給人體，沉積在人體骨骼中，特別是正在發育的兒童骨骼中。錫叨一旦進入骨骼，就發生衰變，從而使周圍組織受到輻射。在1956年這一年中，鮑林和另外一些科學家為千百萬戶家庭形象鮮明地描繪了兒童牛奶受到放射性污染的情景，給人們留下了刻骨銘心的記憶。試驗一枚核彈，不再是本國的事情；它的影響會隨風飄散到整個世界的四面八方。

鮑林重新投身於政治活動，其範圍已不只限於發表一些反對核武器試驗的聲明。他參加了科學社會責任學會。這是一個由科學家組成的和平主義左翼團體。另外，他又重新活躍在人權領域，曾經簽署了一份請願書，敦促國會宣布1950年國內安全法違背了美國憲法；他還積極發起成立美國人自由公民委員會。 1955年11月，他被召前往華盛頓，這一次是以友好證人的身份作證，在一個根據第一修正案賦予的權力而成立的國會小組委員會前，說明他在護照問題上受到的種種阻撓。這個小組委員會的主席是長久以來一直反對麥卡錫的托馬斯·赫明斯。 赫明斯的小組委員會召開了若干次聽證會，鮑林的大名又回到了新聞媒體上（《帕薩迪納報》的醒目標題是：“鮑林訴說國務院'荒唐事'”），照例又引來了一系列反應。富爾頓·劉易斯是一家保守報紙的專欄評論員。與聯邦調查局的關係很密切，他攻擊鮑林的證詞有偏見，因為他積極參加了共產黨陣線的活動，並且歷數了一長串這類活動的名稱。第二個月，相對於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在國會的另一部分中有一個名叫參議院國內安全委員會的機構，它出版了一本書，書名為（美國共產黨：是何物？幹何事？——美國人必讀的手冊》。書中羅列了82名“共產黨陣線最為積極的典型的倡導者”，鮑林是其中之一。看來，諾貝爾獎也決不是抵禦政治迫害的擋箭牌。

鮑林還發現，加州理工學院董事會私下里捕前咕咕的抱怨，此時又一次演化成公開的咆哮。由於鮑林的緣故，兩名董事會成員里斯·泰勒和赫伯特·胡佛已先後辭職；此時，約翰·麥科恩這位南加州國防工業方面飛黃騰達的人物，帶頭髮難要求驅趕這個頗有爭議的科學家。杜布里奇堅定地執行他一貫採用的方針：在公開場合，支持鮑林發表意見的權利——特別是在核試驗問題上，杜布里奇本人對其軍事上的價值也持懷疑的態度——而在私下里，對他手下這位桀騖不訓的系主任施加壓力，讓他降低一下講話的調門。 鮑林的朋友們又一次構築了為他辯護的防線。在全國廣播公司的電視上，哈羅德·烏雷稱鮑林是一位“極其卓越而又正直”的人物。他還向公眾揭露，鮑林曾因政治方面的原因被剝奪了由美國公共衛生服務處提供的資助。比德爾在加州理工學院校友雜誌上發表一篇不同尋常的文章，為鮑林辯護。他稱讚了鮑林的自主精神，痛斥安全和忠誠審查的製度。然後，他尖銳地聲稱：“加州理工學院有一位真正懂得學術自由含義的院長，為此我感到驕傲……董事會沒有在疑心病前低頭，我表示深深的感謝。” 甚至鮑林手下的辦事人員也站出來為他辯護。其中有一位秘書到當地一家百貨公司採購物品，與營業員聊天。當這位營業員得知她在為萊納斯·鮑林工作時。問道：“您是為那個共產黨分子乾活的？” “不，他不是共產黨員，”鮑林的這位秘書答道。 “如果說有人清楚的話，那我應當最清楚，因為我分管他的私人檔案已經有好幾年了。我在他的往來信件中，從來沒有看到任何材料可以表明他是一個共產黨員。”她扔下了原想購買的東西，憤然離開了商店。 鮑林此時對這一切已經習以為常了，因此，對於杜布里奇關於學術責任之類的談話也已經習慣。無論在私下里談話，或者在公開場合發表演說，他都說得非常清楚，他不主張政治上的急進冒險主義，也不打算在加州理工學院學生中散佈左翼思想。與此相反，他勸學生們聽一聽亞里士多德的教導：“年輕人應當成為數學家，老年人應當是政治家。” 就這樣，他堅持不懈地為了和平和結束核彈試驗而奮力抗爭著。 先天性白痴 鮑林政治活動的任務日益繁重，但他仍能抽出時間從事科學研究。他親自掌管研究組蛋白質結構的課題，對核酸結構不時地提出一些修改的意見——他終於與科里一起，對沃森和克里克的雙螺旋結構作出了他自己的貢獻：在每一對鹼基中增加一條氫鍵——同時，他最後完成了對教會實驗室進行裝備的艱鉅任務。 多年來，他一直在談論將化學應用於生物學研究可能會得到哪些發現。利用他創造的分子型疾病模型來解釋鐮狀細胞貧血症就是一例。他在斯德哥爾摩時，甚至還聽到有人議論，能不能考慮授予鮑林一個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以表彰他的這一成果。他非常清楚，鐮狀細胞的研究極為重要，肯定還有許多其他疾病的治療可以得益於與此相似的分析。雖然依泰譜新近離開帕薩迪納去國家醫學研究院工作，他將非正常的血紅蛋白這個課題帶走了，但還有許多其他領域可以用分子模型進行研究。鮑林簡要地考慮了一種攻剋癌症的方法，但也估計到已有許多學者在這一領地上牢牢地紮下了根。他曾想到過肌肉營養不良症，然而他最終決定還是不碰這個課題為好。 1955年夏天，他找到了自己一直在尋找的事情。他以前曾經讀過一些有關大腦生理的資料，特別關注具體分子參與大腦功能活動的方式。無意中他讀到了對一種少見的生化缺陷的論述，這是由於氨基酸中苯基丙氨酸的新陳代謝失調引起的，血液和小便中可以找到這種物質以及其他有關的成分。不知何種原因，這種生化失衡現象就會導致思維障礙。這一疾病就是後來人們所說的苯丙酮尿症（PKU）。 鮑林讀到這一材料後，馬上就想到，這種情況是因為缺少一種酶而引起的，這種酶有助於苯基丙氨酸的新陳代謝。換句話說，苯丙酮尿症是一種分子型疾病。這就是他一直在尋找的一個研究工作的切人點。也許他能夠證明這是由於一種酶的缺失引起的結果，要是能將這種缺失的酶分離出來，就可進行專門的研究、“當然，不能奢望這類研究就能馬上得到醫治這種病症的方法——我們的主要著眼點是獲取與大腦疾病的本質有關的基本信息，這對以後尋找新的醫療方法會有很大的幫助，”他在給表弟理查德·摩根的信中這樣寫道。後者當時是加州精神病治療中心的一位統計師。 苯丙酮尿症將一種特殊的酶與一些嚴重的認知障礙性疾病聯繫起來了。一個新的非常廣泛的研究領域敞開了大門：在分子學水平上研究精神性疾病。鮑林請摩根幫助做一些奠基性工作，他這位表弟則介紹他認識了醫療中心另外幾位精神病專家。這些專家有可能向鮑林提供一些其他精神病患者類似的生化異常症狀的資料。鮑林發現，精神性疾病在美國的所有住院病人中所佔的比例也許有10％，然而誰也沒有根據他建議的思路作過實驗的嘗試。利用他提出的分子型疾病的模型，很有可能對大腦工作的機理出人意料地作出重要的發現。 摩根在太平洋州立醫院安排了鮑林與幾位當地精神病專家的會見。這家醫院是洛杉磯地區專門醫治精神病的機構。鮑林的這次訪問為自己提供了一次冷靜思考的機會。他從一個病房走到另一個病房，住在那裡的全是智力遲鈍或有精神缺陷的兒童。有些小傢伙患的是苯丙酮尿症和脂肪軟骨營養不良症，也有一些少年存在著原因不明的智力障礙。鮑林一向認為人的思維能力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面對這麼多人因失去這種能力而造成的後果，他在內心深處被深深地觸動了。他看到，有些人的講話和推理已完全失常，有些人的行為和動作則非常怪異，這些典型的生理症狀反映了思維過程的內在功能已喪大。人類智力的喪失乃是一種可悲的現象，他相信，這是雙螺旋受到損害或酶功能失凋造成的結果，這是構成分子的部件發生錯位而給大腦帶來的危害。他可以幫助找到這些情況發生的原因，他也許能夠治療或預防至少是其中某幾種疾病。 這家醫院收治的病人大多數是先天性白痴，當時人們就是這樣稱呼他們的。該院治療部主任認為，這類病症是他們從父母那裡繼承下來的遺傳性缺陷引起的。他對鮑林說，這些父母本人也許完全是正常的，不過，可以從某些特定的外表將他們區分開來——可以看一看他們的耳朵、雙手以及其他器官的外形。他還告訴鮑林，這同樣是一個有待研究而且很有希望出成果的研究領域，他們醫院中有幾百個先天性白痴，而患有苯丙酮尿症的患者一共是14人。 鮑林看到了自己想看的一切。拜訪這家精神病醫院後不到一個月，他就起草了一份要求巨額資助的報告，請求福特基金會提供80萬美元，以便在分子學水平上對精神病作為期七年的研究。一部分錢將用於尋找造成苯丙酮尿症的異常酶，最終的目標是創造一種診治這種疾病的簡單方法。另一部分研究工作將涉及到運用流行的尿分析方法檢測這種疾病的病程；還有一部分錢將用來研究造成先天性癡呆和其他精神性缺陷生化異常的機理。 鮑林雖然沒有爭取到所需的數額，但他提出的資助要求仍然得到了慷慨的回報：第二年春天，他得到通知，福特基金會將向他提供為期五年總數為45萬美元的資助。這是又一筆巨額的資助，也是將鮑林在化學上的觀點推進到一個全新領域所作的又一次開創性努力，同時也是最新的一個證據，表明加州理工學院化學和化學工程系在世界上最具有高瞻遠矚的目光。 但是，全校引起的反應卻異常平靜。鮑林的研究組人員，新來的教師和學生，他們曾經幫助過他開展蛋白質研究，因而完全懂得鮑林正在做的事；但是，較早時候被諾伊斯僱用的那些教師，對此事卻持嘲笑懷疑的態度。從這樣一些智力遲鈍的兒童身上收集尿樣，這與化學有什麼相干？這屬於醫學研究的領域，加州理工學院化學係為什麼要在醫學研究上多管閒事？諾伊斯曾經建造了物理化學的殿堂，而鮑林作為系主任卻要把這座大廈毀掉，竟然將自己的全部時間和精力花在那些愈來愈離譜的事情上。請看一下教會實驗室工作場地安排的情況吧。那些寬敞的新套間全被用於免疫學研究以及現在即將進行的醫學研究課題上，至於那些堅持科學核心領域中工作的物理化學家和分析化學家，只能擁擠在年久失修的蓋茨實驗室和克萊林實驗室大樓裡。在這些老資格的教職員心同中，鮑林打破了化學系的平衡。再說，其中還有一個個人品質的問題。鮑林僱用的許多人都服服貼貼地支持他研究的目標，善於獨立思考的人都走了，撈到這些工作崗位的都是一些實驗技術也懂一點然而決不是教授材料的人。另外，還有一些是左翼思想濃厚的醫生，他們也被雇來認事他的醫學項目的研究。在這些老資格的教職員眼裡，在新近僱用的人中，只有一個人有真才實學，就是傑克·羅伯茨，這是一位在有機化學領域裡正在升起的新秀，他十分熟悉核磁共振的使用方法。羅伯茨是這些老資格教授可以相處的一個新人。 化學系內部的抱怨反映到了杜布里奇的辦公室，杜布里奇抱著同情的態度聽取了他們的意見。他並不反對有關精神病研究的課題，儘管他也認為這是遠離化學核心基礎的研究。不過，他真的非常擔心鮑林在化學系系主任這個位置上總體的表現。鮑林似乎不再關心他這個系的事情了。他在獲得諾貝爾獎以後，似乎不再置身於加州理工學院裡一樣，幾乎全部時間都用在全國各地的旅行，除了日程上已經排得非常緊張的政治性和化學學術性講演外，現在還要去各式各樣的心理學和精神病醫療機構和團體作報告。而在這裡的時候，他似乎有點不受控制了。此時，正值弗洛伊德主義及其繁複的分支盛極一時的歲月，許多精神病專家和心理學家都相信，精神性疾病的根子扎在患者的經歷中，而不是紮在分子中。 1956年5月，鮑林在美國精神病學會的一次全國性會議上發言，觸犯了與會的許多聽眾：“我可以肯定地說，大多數精神病源出於化學。”接下去，他又特別以精神分裂症為例，認為這是分子失衡引起的結果。在此之後的提問階段，他又承認還不能證明這一點，但他是憑自己的“直覺”進行工作的。 杜布里奇吃不准鮑林的設想是不是無的放矢，對於他的董事會來說，比這更為重要——而且更令人煩惱——的是鮑林所從事的政治活動。有些事情是無關緊要的，比方說，1956年，鮑林出現在《青年人須知》這一檔電視節目中，他告訴美國青少年說，他所進行的科學研究使他懷疑上帝是不是存在。更為重要的是，他始終如一地不滿核武器試驗，而且反對的態度愈來愈激烈。到1956年年中，科學家已經普遍同意鮑林的觀點，就是大氣層中放射性增加是一件壞事——6月份，國家科學院發表了一份報告，稱“放射性有一個安全劑量這一個概念是沒有道理的，”這份報告特別警告說，長期的遺傳性影響可能是鍶90在骨骼中積澱下來的結果——但是，對於鮑林這樣的觀點，即這是對人體健康的一種重要的危險，當時人們尚未達成普遍的共識。國家科學院調查組尚未發現有確實的證據，可以說明放射性塵埃會引起白血病和其他疚病發病率上升，儘管他們得出結論說，不能排除放射性塵埃對平均壽命會產生微小的影響，但他們仍然一致認為，就對人體健康的危險而言，與醫療上Ｘ光照射相比，放射性塵埃算不了什麼。 鮑林根據對動物所作的研究，收集了進行限定劑量的輻射而得出的有關數據，並對其進行統計學分析和推斷。他反復對這些結果進行分析和修正，終於得到了這樣的結論：每一次對試驗總體增大輻射的劑量，都會縮短某一個體的壽命，不是引發癌症，就是導致“未老先衰”的現象。他計算了總體的平均值，得到了一個數據，就是每增大1倫琴的輻射量，平均壽命就要縮短兩三個星期。他在後來所寫的幾十次報告和文章中都引用了這個數字。 他知道怎樣進入報紙的大標題。有一天，他接到內華達州多諾帕市一名婦女打來的電話。她告訴鮑林，她認為，那裡嚴重的放射性塵埃導致了她七歲的兒子生了白血病，並且奪走了他的生命，還有許多人眼睛病也與此有關，當地的報紙卻拒絕刊登這一類觀測得到的材料。鮑林受到這一電話的啟發和促動，提筆寫信給多諾帕《時代—繁榮報》編輯，附上了他對當地居民可能受到傷害的估計。在那個放射性塵埃積聚的地區，放射量增加了5倫琴，當地居民的平均壽命大約要縮短3個月，鮑林這麼說。他還告訴編輯，將這個數字乘上當地的人口數，你就能作出估計，這些核試驗剝奪了內華達人的壽命總共是一千年。這一項估計終於進入了報紙的大標題。鮑林還提醒一位進行調查的新聞記者，注意一下內華達受放射性塵埃影響的地區癌症的發病率。這些內容後來都在全國性媒體上進行了報導。 大多數科學家都套用國家科學院提出的口徑——放射性塵埃有危害，但危害不嚴重——鮑林再次發現自己受到人們的嘲諷，被人看作為喜歡吵吵鬧鬧瞎起哄而且有點歇斯底里的少數派領袖，利用放射性塵埃問題作為實現明顯的政治企圖和達到和平主義目的的工具。只有在反對核武器試驗的少數激進分子的眼裡，鮑林才是一位真正的英雄。 在另一方面，竭力主張增強國防的人則變本加厲地強化了宣傳的攻勢。他們一再向公眾保證，放射性塵埃是安全的。原子能委員會主任斯特勞斯，還有他的首席科學顧問、受人尊敬的放射物理學專家威廉·利比，到處宣稱核試驗對基底輻射的增加是微不足道的，並且故意縮小鍶90可能帶來的不良後果。他們憑空設想了這樣一個問題讓人們選擇：一方面，人類中為數極少的幾個人健康將受到影響，而且這種影響還有待於驗證，也許完全是可以忽略的；另一方面，停止進行核試驗，美國在軍備競賽中甘拜下風，然後讓共產黨獨霸全世界。為了給自己的論點增加更多的份量，他們還用冷戰式思維強調了國家安全的重要性：俄國人的地面部隊比西方國家要強大得多，只有美英兩國的原子武器才能夠遏制他們。如果停止核試驗，西方社會就會喪失這一重大的軍事優勢，赤色的潮水就會壓過來。 這一類公關宣傳是非常奏效的，它成功地將建議中止核試驗的鮑林式人物與反美親共的立場聯繫起來了。這種宣傳使阿德萊·斯蒂文森在1956年秋季爭當總統候選人的計劃落了空，因為他主張停止這類核試驗，並且將其作為他競選的策略之一。此外，這種宣傳也使大多數反對核試驗的科學家封起了自己的嘴巴。 “對於政府某些壓制的行為，大家已漠不關心，這是頗為令人吃驚的事，”鮑林在1956年對一位作電視採訪的記者說。 “據我的估計，十年以前在談論時事，特別是談論原子彈問題以及戰爭與和平問題的人，十人中只有一人仍然敢於講話，其餘的人都閉上了嘴。” 那麼多人後退了，鮑林也就成了全國范圍內反對核試驗的帶頭羊。他到處發表講話，通過盡可能多的渠道，對微量輻射可能帶來的影響宣傳自己的看法。他對放射性塵埃對人類健康的影響作出了令人震驚的估計，進而還論述了對今後幾代人可能造成的危害，從而有力地駁斥了原子能委員會所作的保證。一些政客和記者重新開始對鮑林的信譽進行攻擊，但是，鮑林依然精神抖擻，整個身心再次投入到這場偉大的鬥爭。到那時為止，誰也沒有表明鮑林對核試驗給人類健康造成的危害所作的統計分析是錯誤的。要是沒有人能做到這一點，他是決心要鬥爭到底的。 愛娃，琳達，鹿窩牧場 孩子們一個個長大成人，離開了家——最小的孩子克萊林現在也上大學了——愛娃·海倫對鮑林的影響更大了。她現在始終陪伴在他的身邊，出外時也形影不離，為他潤色每一次講話，幫助他樹立信心，強調他作為一名全國的知名人士，其重要性與日俱增。愛娃是鮑林最親密的朋友，也是他政治上的良師，鼓勵他勇往直前的伙伴。她的觀點對鮑林產生的影響，比成百上千政治家、行政長官和報刊評論員對他的影響還要大得多。他倆的關係經受了艱難時世風風雨雨的考驗，他們攜手面對各種各樣的問題，同享成功帶來的喜悅。這一切都使他們彼此之間更加心心相印了。 愛娃此時也有時間從事政治活動了。她現在能更加主動地幫助鮑林在某些問題上更加完善他的看法，鼓勵他更加積極地投身於各種各樣的活動，使他關心和注目的視野更加廣闊和清晰。此時，鮑林仍然是這個兩人世界的發言人，仍然由他公開地表達兩人共同的情感。不過，對於他應當說哪些話，愛娃無疑是一位重要的指導者。當然，愛娃本人一直沒有這樣說，一直到後來她才承認這一點，她的話說得很簡單：“我想我向他介紹了一些他也許一時沒有看清的事情。” 在鮑林獲得諾貝爾獎以後，他倆開始到鄉下找一個地方住下來，也許要靠近海邊的某個地方。在那裡，兩人可以單獨在一起，逃避帕薩迪納的工業煙霧和壓力。他們驅車飛馳在洛杉磯和舊金山之間婉延曲折的海濱公路上，周圍是名為大蘇爾的崎嶇多山的丘陵地帶。一幕幕如畫的風景映入他們的眼簾，猶如置身在與世隔絕的桃花園世界。他們在緊靠公路的一片高高的山坡上停了下來。眺望遠方，是浩瀚的海洋，俯視腳下，是一塊呈山角狀的巨大陸地，它伸展到廣闊的水域中，滿山遍野一片鬱鬱蔥蔥的美麗景色，實在是一個理想的地方。山腳下流淌著一條小溪，靠近海岸有一所小屋。 “這可是一塊完美無假的寶地，”鮑林對妻子情不自禁地說。 他們發現，這兒原先是放牛的牧場，面積一共是122公頃，可供出售。他們找來了地產商，和他一道沿著牧場的一條土路，在佈滿車轍的路面上顛簸著開車下山。他們在牧場上走了一大圈，感到很滿意。這座小屋建造於上一個世紀之交，裡面仍然保留著一具巨大的木製爐灶，還有一些用了很久的家具；另有一間風雨飄搖的穀倉。牛群在牧場上自由自在地溜達，旁邊還栓著兩匹馬。鮑林夫婦一下子就迷上了這個地方。 他們用鮑林得到的諾貝爾獎金將牧場的一切全買了下來，其中也包括那具木製的爐灶。他們將這個地方改名為“鹿寓牧場”。從此開始，他們要盡量抽時間到這裡生活。這裡，是他們兩人的避風港，反正連一部電話都沒有，可以待上整整一星期而不見第三個人影。這裡，他們可以棲息在一片高高的岩架上，下面是大海，浪濤拍岸，海風呼號，小鳥惆瞅，除了這些大自然的聲音外，再也沒有什麼可以使他們分心了。鮑林可以聚精會神地思考一個個問題，不用擔心受到別人的干擾，愛娃則在廚房裡一心烘烤她的麵包。有時候，兩個人手攙著手，在牧場的草地上長時間漫步，談論著那些說不完的往事。 孩子們算是長大成人了，但仍不免讓人操心。 1956年夏天，照例經過了一番周折，鮑林又得到了前往歐洲的護照。公開的理由是在羅馬舉行的一次典禮上作主題發言，紀念偉大的化學家阿佛加德羅的百年忌辰。當然，鮑林順便也需要關心一下孩子們的情況。 彼得新近與一名姑娘結了婚，鮑林夫婦從來沒有與她見過面。彼得在卡文迪什實驗室攻讀博士學位，現已到了最後的階段，此時他正因為碰到了困難而發愁。鮑林停留的第一站是英國，在那裡他要和肯德魯談論有關的情況。通過交談，鮑林清楚地感到，他的第二個兒子在蛋白質研究領域裡不會有多大的作為，結果，彼得轉學到倫敦大學無機化學專業繼續進修。 琳達的問題甚至更麻煩。她1951年開始在里德學院上學，不久，她就從一個嬌小姐變成了一名自由自在的大學生。這個學校是位於波特蘭的一所規模不大的文科大學。琳達在那裡結識了許多新朋友，對社會上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有了新的看法。 “我發現自己的確難以理解這些年輕人，”鮑林向一位朋友坦率地承認了這一點。琳達在里德學院畢業以後，動身去英國探望彼得。父母原以為這是一次短暫的旅行，不料她卻留在彼得那裡不走了。她從彼得的朋友那裡受到熱烈的歡迎。這是一群年輕而又愛好聚會的美國籍學生和博士後研究者，其中也夾雜著少數很有意思的英國青年。開始時，鮑林每月寄給琳達100美元作為生活費，後來看到她無意回家，就直接寄去了一張飛機票，命令她馬上回國。她卻把這張飛機票退掉了，兌成了現鈔；繼續留在那裡，並且還在一對夫婦家找到了一份活。男主人名叫弗朗西斯·克里克，他的妻子叫奧迪爾。琳達在他們家幫助熨燙克里克的襯衣，並負責照顧他們的幾個小孩。這家所住寓所的名字叫“金色螺旋屋”。每當夜幕降臨後，琳達這位來自異鄉的美國姑娘，柳腰細身，一頭金發，成了劍橋社交場合眾人注目的中心。她年輕美麗，獨自一人在歐洲闖蕩，周圍男友雲集，其中至少有一位可以稱得上是她的未婚夫。她曾經匆匆忙忙趕赴英格蘭，與一位動物學教授會面，與他和另一位朋友在愛丁堡的一所尖頂小屋裡度過了幾個星期。後來，1956年春天，她終於在意大利佛羅倫薩安頓下來了，不時地聽一些藝術類課程，有時則泡在咖啡廳和博物館自娛。 1956年6月，兩年多時間裡沒有與父母見面的琳達，終於在羅馬與父母會合了。 “真不知道怎麼辦才好，”愛娃在琳達來到的那一天日記上寫道。作為父母，他們對女兒近年來的作為很不高興，但又不想讓過去的事影響到他們之間的關係。琳達注意到鮑林收到了意大利共和國的通知，邀請他參加紀念阿佛加德羅的隆重典禮。她陪同父母在意大利各地遊覽觀光了一個月。他們下榻於第一流賓館，在最高級的餐廳裡用餐。然而，當他們開口要女兒一道回到帕薩迪納的時候，琳達一口回絕了他們。她在意大利又停留了一個月光景，然後，鈔票逐漸用光，再加上患了嚴重的呼吸道感染，她不得不踏上了歸國之路。 琳達在家休養了一段時間，身體逐漸康復。鮑林夫婦嘗試了新的辦法來對待女兒。從琳達回家的那一天起，他們故意讓她經常與鮑林的一個研究生長時間待在一塊。這是一位聰明俊俏的青年，專業是地質學，名叫巴克萊·卡姆。一直到1957年夏天，琳達才真正安下心來：她住在家中，白天在加州理工學院科里手下乾活掙錢，有時候也為卡姆做晚飯。鮑林高興地註意到，卡姆“往往在我們家不想離去”。兩人有意作媒，事情也就成功了。 1957年的一個陽光艷麗的日子，鮑林手挽著琳達，當著兩百多位來賓，緩緩穿過他家梅德爾寓所面前的草坪，將她領到卡姆跟前——此時，卡姆已是地質系助理教授——就這樣，卡姆和琳達結了婚。 請願的權利 1957年的一年裡，由於政治活動和廣為人知的精神病研究，鮑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忙碌了。在他的辦公桌上，邀請書堆積如山。都是要他去作報告，談論化學、醫學和核武器等方面的問題。邀請單位有中學、婦女組織、醫院、大學、學術機構和各種各樣的社會團體。紐約市教師聯合會給他發獎，表彰他為教育界爭取自由的事業作出了傑出的貢獻；羅斯威爾·派克紀念會聘請他擔任該會顧問委員會成員；美國醫療化學家協會授予他名譽會員的稱號；國家科學基金會為理科教師拍攝了關於化學鍵的彩色科教系列片，請他擔任特邀的佳賓。與此同時，他開始修訂《化學鍵的本質》一書，另外還要安排在夏天再訪歐洲。 鮑林一如繼往，主張禁止核武器試驗，並一再重申放射性塵埃會給人體帶來危險，這與羅素和另外一些人的努力是不謀而合的。這些活動似乎正在發生一定的影響。 3月，日本政府派遣了一位放射性專家去世界各地遊說，呼籲禁止這一類核試驗。 4月，英國工黨警覺到鍶90的數量在不斷上升，因此開始在禁試方面採取一系列行動。尼赫魯向世界正式呼籲，支持禁試活動。德高望重過著獨居生活的內科醫生施韋策①，一生都在非洲中部為百姓治病，也在電台裡向全世界發出呼籲——鮑林將其稱為“一份偉大的文件”——要求公眾行動起來禁止核試驗。世界基督教聯合會、西德聯邦議會和羅馬教皇都齊聲要求停止核試驗。 ①施韋策（Albert Schweitzer，187l—1965），德國神學家、哲學家、管風琴家、赤道非洲傳教醫師，獲1952年諾貝爾和平獎，著有《文化哲學》、《使徒保羅的奧秘》等。 他們的呼聲得到了英國原子科學家協會發表的一份報告的支持。根據這份報告的估計，每次試驗百萬噸級的核彈，就會有一千人死於由此引起的各種疾病。鮑林又將這一證據向前推進了一步，在芝加哥舉行的一次集會上，他告訴在場聽眾說，他對放射性塵埃作了測試，由此得到結論，由於核武器試驗，有一萬個人將會死於白血病。如果保持當前的試驗水平，那麼由於遺傳變異而生病的比率將會上升1％。原子能委員會發言人比爾·利比得知這一數據後立即致函鮑林，想知道鮑林是在哪裡得到這一估計數字的，信中還加上了一句：“我在有關的武器試驗問題上負有非常嚴肅的責任，因此我渴望知道我們是否犯了什麼錯誤。”鮑林回信說，他這些意見是在一次演講後回答聽眾提問時隨口說出的，利比可以查閱他公開發表的報告，他曾根據對食物鏈中鍶90的含量所作的估計進行過計算。 對輻射引起傷害的程度進行估計，當然不能把話說死。況且，有關數據都是根據初步的科學調查測算出來的，出於特定的政治需要，完全可以用扭曲的方式作出不同的解釋。 “這一領域裡的估計值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具有不確定性，”鮑林在1957年寫道，“但我認為，我們應當從最壞處看想，決不能用最好的可能性麻痺自己。”為了引起全國上下各方面人士的注意和重視，鮑林通過各種渠道，利用一切機會和手段，不厭其煩地將他這種從最壞處著想的觀點廣為宣傳，幾乎使其達到了婦孺皆知家喻戶曉的地步。 原子能委員會使用的是同樣的數據，但強調了與之相反的極端，只談少數人可能面臨的風險，目的是向公眾保證，核試驗帶來的危險性並不比戴普通的夜光手錶更大。 事實上，兩方面都是正確的。但是，鮑林基於總體的統計數據而得出的估計——核試驗將會導致成千上萬個嬰兒患有先大性毛病——對公眾的影響更大。 1956年秋天，大多數美國人還不贊成禁止核試驗，然而到了1957年春天，幾乎有三分之二的人認為，要是其他國家也答應，就應當禁止核試驗。 鮑林感到風向已改變，因此，5月15日，他在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的一個紀念日集會上，發表了一篇火力很猛的反核演說。他談到了變異基因與鐮狀細胞貧血症和苯丙酮尿症之間的聯繫，並將這種變異現像日益增多的危險與放射性塵埃結合在一起進行分析，同時還引述了施韋策的呼籲。他對與會聽眾說：“我相信，誰都不應當成為完善核武器這一研究項目的犧牲品。”此時，場上響起了暴風雨般的掌聲。結束時，他引用了他本人非常喜歡的一段富蘭克林①話：“如今，真正的科學正在取得飛速的進步，有時候我甚至後悔自己生得太早了。我們無法想像一千年以後人類征服自然界的力量是多麼強大。天哪！但願道德科學能夠得到理性的發展，以至人與人之間不再進行你死我活的爭鬥，人類最終將學會做真正的人，儘管他們今天還不夠格。”在場的師生員工都站了起來，長時間地歡呼和喝彩。散會後，聽眾將鮑林圍了起來，他們急切地希望知道自己可以做哪些有益的事。 ①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美國政治家和科學家。曾參加起草美國獨立宣言（1776），出使法國（1776—l785），締結法、美同盟，與英國簽訂承認美國獨立的和約，參加製憲會議（1787），研究大氣電（1746－1747），發明避雷針。 那天晚些時候，鮑林與另外兩位志同道合的教師聚在一起，擬定了一個計劃。其中一位是物理學家康頓，另一位是生物學家巴里·康門納。鮑林在全國各地與人們交談，得知科學家對核試驗的危險已形成共識，然而許多人不敢講話，因為政府對不同政見人士採取了壓制的方針。原子能委員會故意縮小核試驗危險的策略也在公眾的心目中造成了錯誤的印象。 鮑林在康頓和康門納的幫助下，決定採用請願的方式呼籲停止核試驗，讓大家聽到科學家的聲音。三個人各自起草了一份請願書，然後又一道商量，決定採用鮑林的行文比較簡明、語氣也比較溫和的文本寄出去，標題是“美國科學家致政府和世界人民的呼籲”。 “我們，在下面簽名的美國科學家，鄭重建議，現在就簽訂一份停止核武器試驗的國際協定，”這就是呼籲書的開頭語。在接下去的五小段文字中，說明了核試驗的長期危險是使遺傳變異現象增多（行文有意不提一些更有爭議的影響，如癌症等）；警告人們注意核擴散的危險；建議將禁止核試驗作為裁軍的第一步。呼籲書結尾部分稱：“我們和全國同胞一樣，深切地關注所有人的福祉。作為科學家，我們知道其中的危險，因此有特殊的責任讓大家也了解這種危險。我們認為，必須緊急行動起來，立即簽訂一個全面禁止核武器的國際協議。” 那天晚上，他們將原稿重新打印，油印了好幾百份，然後寄給他們認為有可能簽署的科學家。短短一個星期時間，他們就收到二三十個人的簽名，其中就有馬勒①，他是全國最受尊敬的遺傳學家之一，也是放射性具有遺傳變異作用的發現者。這還僅僅是個開始。鮑林將這件事情帶回帕薩迪納。在此，他在愛娃和另外一些志願者的幫助下，又將請願書抄寫了幾百份，寄給全國各地的大學和實驗室。幾個星期之內又徵集到兩百多人的簽名。 ①馬勒（Hermamn Muller，1890—1967），美國遺傳學家，認為基因是生命的基礎，證明X射線可誘發突變，獲1946年諾貝爾醫學獎。 鮑林欣喜若狂。在這些簽名的人中，包括了國家科學院五十多名院士，有些人還是諾貝爾獎獲得者，相當多的人是重要的遺傳學家。由於各種不同的原因，也有一些人避免表態。有些學者不喜歡呼籲書中某一具體的觀點，有些學者則認為，科學家一般來說應當置身於政治之外。但是，總體的反應令人鼓舞地表明，美國科學家反對核武器試驗。 6月3日，鮑林向媒體發表了請願書，同時向聯合國和艾森豪威爾總統發送了抄件。 十年以前，為了禁止原子能用於軍事目的，曾經發生過一場爭論。從那時以來，還沒有任何一件事情能夠得到如此多的科學家熱烈的響應。鮑林這份請願書的影響是非常驚人的，一夜之間成了全國各大報紙的頭條新聞。政府官員和報刊評論員都急於弄清楚禁試辯論中出現的這一突發事件到底意味著什麼。鮑林抓住這一時刻，使這一事件更具戲劇性色彩，他在美國廣播公司電視醫學節目中告訴從事採訪的記者，放射性塵埃在今後20代人中將會給20萬名兒童帶來精神障礙或身體缺陷，100萬人將會縮短五到十年壽命。 很快就有人起來貶低鮑林的請願，並對請願書作者散佈懷疑情緒。請願書正式發表後幾天，艾森豪威爾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告訴記者：“我已註意到，有許多例子表明，有些科學家似乎喜歡離開自己內行的專業領域，參與這場有關核試驗的爭論，看來，很像是一次有組織的事件。”美國報刊的保守派專欄作家和負責撰寫社論的編輯非常敏感，'有組織的事件”就意味著“受到共產黨的驅使”。格羅夫斯將軍談到鮑林的專業時說：“除了他獲得過一次諾貝爾獎以外，我真不知道他心懷何種目的。我決不會請足球教練談論如何管理一支重要的棒球隊。 ” 接下來的一步也就可想而知了。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在眾議院會議上詆毀鮑林為蘇聯宣傳；幾天以後，參議院國內安全委員會傳喚鮑林，要求他說出請願書背後有沒有共產黨組織撐腰。 “能有機會在這個問題上幫助我們在華盛頓的一些代表受到一點教育，本人將樂於奉陪，”鮑林這樣對記者說道。華盛頓的政治論壇卻沒有給他這樣的機會。與此同時，參議員克林頓·安德遜和林登·約翰遜正式舉行原子能問題的聯合聽證會，他們不希望參議院國內安全委員會主席詹姆士·伊斯特蘭德在他們的問題上插手。在安德遜與伊斯特蘭德“攤牌”以後，鮑林到國會出庭的事就無限期地拖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