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15 野蠻人的攻擊-2

氫彈的出現似乎只是更加激勵了鮑林。關於氫彈的巨大破壞力的公眾討論使人們對美甦之間瘋狂的軍備競賽增添了新的憂慮，因而願意傾聽鮑林關於和平和國際合作的人又多了起來。 1950年2月13日，鮑林在座無虛席的卡內基大廳裡作了一次報告，呼籲與蘇聯進行談判，建議國會向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撥款幾百萬美元用於研究戰爭的起因和預防措施，這是他所作的最精彩的政治報告之一。 “討論原子戰爭問題時，不應被諸如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誰勝誰負的問題所迷惑”，他說，“原子戰爭將殺死每一個人，不管他是左派、右派還是中間派。”他用有力的聲音告誡台下的幾千名積極分子：“我們的世界已經最終來到了一個需要迅速作出決斷的緊要關頭，這一決斷將關係到人類走向光輝的未來，還是走向死亡和文明的徹底毀滅。”報告結束，他注視著台下的聽眾，全場響起暴風雨般的掌聲。終究，他並不孤立。

1950年的整個春季，他不斷地就軍備競賽、和平的必要性、氫彈及其給世界帶來的後果等問題一場接著一場地作報告，在每次報告結束時，總要呼籲與蘇聯談判，呼籲建立世界政府。 鮑林的每次報告都有人監聽，這些人包括反共報紙的記者，加州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此時仍被稱為特尼委員會，儘管特尼的主席職位已由另一個同樣狂熱的反共議員接替〕的情報人員以及聯邦調查局的特工。是年2月，海軍情報機構將一封匿名信——也許是鮑林的某個鄰居所寫——轉到了聯邦調查局，寫信者說他親眼看到“一台功率強大的無線電設備”裝在鮑林家車庫的一面牆上。“也許需要對這些教授進行一點秘密調查，”告密者這樣建議。這封告密信又引起了聯邦調查局對鮑林的興趣。雖然後來查實所謂的！司諜裝置不過是鮑林兒子的一台業餘無線電設備，聯邦調查局還是決定對鮑林重新進行審查。5月18日，鮑林在由帕薩迪納無黨派人士和平委員會組織的小型報告會上作了一次報告，右翼雜誌《警惕》的一名記者馬上給聯邦調查局洛杉磯辦事處寫了一份備忘錄，指控鮑林在講話中“詳盡介紹了原子彈的製造過程，隨後還描述了氫彈是如何製造出來的”。這使胡佛對鮑林的講話產生了極大的疑問。他指派一名特工人員到理工學院鮑林的辦公室進行盤問，追查情報來源。鮑林實事求是地作了回答：他閱讀了很多公開發表的文件和科學報告，然後自己推斷出了一些結論。隨後胡佛建議原子能委員會審查鮑林是否已經違反國家安全法。該委員會專家審查了鮑林的講話記錄，結果沒有發現什麼有價值的情報。他們告知胡佛，講話中的技術估計非常粗略，夠不上違反安全條例的行為。

反共狂熱症 雖然聯邦調查局沒能抓住鮑林的把柄，但他們決定對鮑林的密友下手了。曾當過鮑林科研助手達15年之久的西德尼·懷恩巴姆是一個共產黨員。鮑林在20年代後期聘用他進行晶體結構中涉及到的複雜的數學計算。他精於此道，以至後來獲得了“精密的人工計算機”這一美譽。此外，他也是一個充滿生活情趣的人。他彈得一手好鋼琴，還兩次獲得洛杉磯地區國際象棋冠軍。他在鮑林手下工作得很愉快，認真仔細地為鮑林的研究專著補充各種數學推導。鮑林對他很友好，以一種老闆對待僱員的方式不時邀請他和夫人到家裡參加聚會。然而按照懷恩巴姆的說法，他們從不談政治。 後來的事實說明他們當時沒有談論政治倒是一件幸事。懷恩巴姆的父親是在俄國革命時期逃離俄國的猶太人，他本人在30年代成為一個左翼激進分子並參加了加州理工學院的“共產黨俱樂部”，在那裡經常與其他學生和青年教授談論政治。 1941年，他退出了這個組織。兩年以後，他又離開鮑林的實驗室到航空工業工作。戰爭結束後，他在加州理工學院的噴氣動力實驗室覓得一職。

1949年，懷恩巴姆的歷史問題開始帶來麻煩。從大戰開始以來，他一直持有參與保密研究的許可證。現在由於發現他在青年時期與可疑組織有關係，他的機密工作許可證被吊銷，噴氣動力實驗室也立即將他解僱。鮑林為了幫助他，就將他要回自己的實驗室做一些非機密性工作，而同時理工學院將此案件上訴到軍事複審機關。懷恩巴姆在作證時否認自己是共產黨員，但聯邦調查局掌握了確鑿的證據。為了破獲理工學院的間諜組織，他們要挾懷思巴姆提供同伙的名字。懷思巴姆拒絕這樣做，於是他在1950年春季以偽證罪被逮捕。 。 這個案子在南加州引起了一陣小小的轟動。儘管最終未發現任何間諜活動的證據，但由於懷恩巴姆在絕密的噴氣動力實驗室工作過，因此他是南加州揭露出來的最接近於共產黨間諜的人物。他的案子幾乎每天都出現在當地報紙的新聞標題中。

在取保候審期間，懷恩巴姆向鮑林求助。鮑林記得懷恩巴姆當時因為沒有錢供養妻子女兒而“憂心如焚”。他告訴鮑林，他的妻子萊娜（鮑林夫婦了解她是一個易於激動的女人）快要急瘋了。鮑林答應為他籌集聘請律師的費用，並立即與其他教師一起籌措一項法律訴訟基金。 在理工學院校董會內那些極端保守的董事們眼裡，懷恩巴姆與鮑林的聯繫是說明鮑林是共產黨員的有力證據。他們找到了杜布里奇，堅持要他對鮑林采取必要措施，以免報上的不利輿論進一步損害學校的名聲。 “當時學校裡的情況是一些人對共產黨的憎恨達到了幾乎狂熱的程度，”曾經當過校董的貝克曼這樣回憶說，“萊納斯的行為使他們感到非常不滿，特別當萊納斯的親密朋友懷恩巴姆被指控並確認為共產黨員後，這種不滿情緒更加高漲。很多人認為萊納斯是共產黨員。而萊納斯是一個具有獨立品格的人，他根本不做任何事情去平息他們的不滿情緒。”佩奇和杜布里奇繼續勸校董們保持耐心和平和，等待進一步的證據。杜布里奇向校董會保證，如果事實證明理工學院的某個教師是共產黨員，他就立即將他開除。他說，共產黨員必須受到紀律制裁，因為他們不可能將真理教給學生。然而現在尚無證據證明鮑林是共產黨員。這件事使校董會分裂成兩派，一派主張馬上開除鮑林，另一派主張再等一等。貝克曼回憶說，“就我所知，這是校董會內意見對立最為尖銳的一個問題。”

不管出現哪種情況，對杜布里奇都是一個災難。一方面，鮑林的最新研究成果，特別是他對鐮狀血紅蛋白的研究成果以及他關於分子病理學的整體構想，使他在科學界的地位達到了新的高峰，連帶著也提高了加州理工學院的地位。開除一個資歷淺的教師是一回事，而出於政治原因開除一個像鮑林這樣有著崇高學術地位的科學家完全是另一回事，這在美國尚無先例；如果這樣做，勢必會在國際科學界激起強烈批評的浪潮。然而另一方面，如果一點措施也不採取，那麼就會激怒一些地位顯赫的校董，並造成杜布里奇對付共產黨軟弱無能的印象。他以等待懷恩巴姆案件的審訊結果以便獲取鮑林是共產黨的確切證據為由拖延時間，並儘力平息校董們的不滿情緒。審訊持續了整個春季，結果沒有發現鮑林是共產黨員的任何證據。

隨後於1950年6月25日，共產黨北朝鮮向南方推進，懷恩巴姆案件就此退出了報紙頭版。兩天之後，杜魯門宣布美國將派遣軍隊擊退共產黨的進攻，由此引發了新一輪的反共浪潮，冷戰也變成了熱戰。這可不是對叛徒嫌疑分子講究溫情的時候。 就在杜魯門出兵朝鮮後兩天，理工學院校董會秘密決定成立一個委員會以“調查鮑林博士在學校的工作是否有損於學校以及是否需要終止對他的聘用，並向校董會提出相應報告”。杜布里奇擔心，由於這個委員會全部由企業界人士組成，會被人認為具有片面性，因此又成立了一個平行的由教授組成的委員會，並獨立地提出一份報告。所有這些工作均在秘密狀態下限時完成。杜布里奇希望通過這種方式靜悄悄地把這件懸案了結。這是加州理工學院歷史上第一次進行的校內政治審查。

同一天，一個秘密小組聚集在華盛頓一間毫無特徵的屋子裡。他們面前坐著一個臉色蒼白，神情緊張，身著一套黑色西裝的白髮人。他是拿聯邦調查局薪俸的密探，名叫路易斯·布登茲。他是來告密的。 布登茲以前是共產黨員和《工人日報》的執行編輯。他因揭發昔日的同志而早已聞名全國，並掙了不少錢。自從他在1946年向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敞開心扉後，聯邦調查局向他進行了三千個小時的“諮詢”。接著布登茲開始了他的“我是前共產黨員”巡迴演講，並開始著書揭露內部的赤色恐怖。這種生活相當不錯，不過需要他不時公開一些新的內幕。布登茲和許多瘋狂反共的人一樣，習慣於過激的言論。他在《沒有臉的人》一書中聲稱知道在美國社會高層的四百個“隱蔽的共產黨人”。他在1950年6月到華盛頓的目的就是向秘密小組提供這四百個人的名單。在羅列了他所知道的所有貨真價實的共產黨員之後，他開始列舉那些他覺得可能是共產黨員的人。其中的一個人的名字是萊納斯·鮑林。

布登茲的證詞沒有見報，而胡佛對他提到每一個人進行了調查。聯邦調查局對布登茲證詞中提到鮑林特別感到滿意；有了這樣一份宣誓過的證詞，聯邦調查局現在可以不受忠誠調查的限制了。胡佛下令對鮑林再次進行全面的調查。 1950年夏天到初秋的三個月中，他的特工人員旁聽了鮑林的演講；盤問了他的朋友；翻閱了他在加州理工學院的個人檔案；複製了他的特尼委員會檔案；與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進行了交流，那裡的調查人員剛剛往鮑林的捲宗內添加了從《每日人民世界》上剪下來的35篇報導；又仔細查閱了坎特伯雷紅色教長來訪的檔案；複查了他對懷恩巴姆的支持；並再次核查了鮑林參加過的每一個“共產黨陣線組織”。 他們沒有發現鮑林參加共產黨的任何證據。胡佛仍然不能採取任何法律行動，但是，當10月17日這份27頁的聯邦調查局報告完成之後，他建議把鮑林的名字放到安全索引中去。這份新造的名單包括美國最上層的“共產主義同情者”，胡佛認為他們有損於國家安全。國會新近通過了《國內安全法案》，史無前例地賦予政府在和平年代控制國內政治活動的巨大權力，這份名單正是這一法案的產物。被列入聯邦調查局名單的人將受到經常性的監視，他們的檔案每六個月要更新一次。

聯邦調查局的報告完成後的一個星期，鮑林接到電訊社一名記者打來的一個電話。 “參議員麥卡錫對您的指控是真的嗎？”記者問。鮑林說自己沒有聽到過任何指控。 “他稱您和其他六位與共產黨有聯繫的原子科學家對安全構成威脅，”記者說道，“他說您是共產黨陣線組織的成員，在這一方面您有'幾乎令人難以置信的記錄'，是真的嗎？”鮑林一直注視著麥卡錫借助新聞界不遺餘力地散播隨心所欲、肆無忌憚的指控而飛黃騰達。他重複說，他從未聽到過任何指控。 “我一直支持能夠最終導致和平和避免核戰爭的國際政策，我想麥卡錫參議員說的就是這些吧。” 第二天，他的名字出現在全國各大報紙上。 “麥卡錫說赤色分子滲透進了原子彈項目，”《紐約先驅論壇報》以醒目標題報導。這是麥卡錫的隨手一擊，報導中鮑林的名字是從布登茲的證詞中拿來的，夾雜在一些實際從事原子彈項目的科學家名單之中。指控含糊其辭，沒有給出任何證據，以後也沒有什麼新的東西；在頭條報導之後，參議員又去尋找其他的目標了。

但是由此而造成的損害是不可估量的。現在全國盡人皆知鮑林是對安全的威脅，他在美國士兵正在朝鮮戰場上前赴後繼的時候為共產主義辯護。儘管他能夠處理那些接踵而至的杭議信——在戰後的日裔美國人事件後他不時地會收到此類奇怪的信件——但是接著發生了一樁令他困惑的事情。伊萊·莉莉醫藥公司給他寫來一封信，這是一家鮑林在1946年開始提供諮詢的公司。 1949年，這家公司與鮑林續簽了三年合約，將他的年費提高到4800美元。相對於鮑林有限的諮詢而言，這是一筆不小的收入，但公司稱鮑林“傑出的服務”使他當之無愧。現在僅僅一年之後，他們來信告訴他合同被取消了。鮑林說，“信中沒有給出任何理由，但是後來，前研究部主任、當時的研究部主任助理告訴我取消的原因是由於我的政治活動，如果我能夠宣佈在未來不參加任何政治活動的話，合同有可能得以恢復。” 鮑林的政治傾向殃及他的科學研究工作，上述事件並不是唯一的例子。同年，海軍研究局化學部主任邀請鮑林主持一個委員會，評價海軍研究局資助的化學研究項目的進展情況，並幫助制定新的研究方向。這是一個具有相當威望的職位。然而海軍研究局駐帕薩迪納的主管獲悉這一邀請之後提出了強烈抗議，他隊海軍研究局和聯邦調查局檔案中收集材料，給上級送去了一份有關鮑林參加共產黨陣線組織的十點報告。 “讓一個忠誠度有疑問的人來主持這個海軍研究局委員會的工作實在令人難以接受，”這位主管寫道，不僅是因為有洩密的可能，而且如果國會經過調查發現海軍提名一個“共產黨同情者”出任一個敏感職位的話，將會把海軍研究局置於一個“非常尷尬的境地”。化學部主任被弄得狼狽不堪，被迫收回了邀請。 加州理工學院的內部調查持續了整個秋天。鮑林夫婦試圖保持往常那樣的平靜生活，但是越來越困難了。鮑林在自己的分子結構和最近剛剛修正的蛋白質模型中尋求解脫。他和愛娃繼續參加教師的聚會。他們大多數的朋友對這種政治壓力不以為然，試圖幫助鮑林夫婦坦然置之，但是也有一些教師表現出冷淡，而且情況越來越糟。當懷恩巴姆被認定犯有偽證罪而坐牢之後，鮑林注意到人們在與他擦肩而過時總是避開他的目光，疏遠他，特別是在進行內部調查的時候。鮑林屬於熟人很多但是密友很少的人；他需要同事的喜歡和尊敬。當他看到他們都在躲避自己的時候，內心受到了莫大的傷害。 被自己的學校調查的壓力，抗議信件，失去伊萊·莉莉公司的合約，校園中的敵意，所有這一切都開始鬱積起來。鮑林在公開場合從未流露出他的憂慮，但是愛娃知道她的丈夫正在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她本人也同樣如此。在遭麥卡錫指控後不久，鮑林以前一個友好的學生在茶話會上詢問鮑林的近況。愛娃一時失去了自製，眼眶中充滿了淚花。 “我不知道我的丈夫還能堅持多久，”她說。 內部調查終於在那年秋天結束了。兩個委員會都沒有發現鮑林參加共產黨或是違法亂紀的任何證據。儘管一些董事強烈堅持開除鮑林，教師委員會最終仍決定留下鮑林，說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開除鮑林不僅將使學校失去一位世界一流的化學家，還將使學校在全世界的科學家面前丟臉。在杜布里奇看來，這次調查是一個成功：既釋放了保守的校董們的怒氣，又使他能夠理直氣壯地為鮑林辯護。當他又收到一封信，質問他為什麼不把鮑林和其他赤色分子從學校中清除出去的時候，杜布里奇解釋說，鮑林的罪名已經被洗刷清楚了，他還加上一句說，“我希望在這個國家中，一個人不會因為他的政治信仰不隨大流而遭到迫害。” 讓他認識自己的錯誤 然而這個國家已經今非昔比——即便鮑林不承認這一點。整個50年代，他繼續著自己的政治活動，好像什麼也沒有發生一樣：他籌款為懷恩巴姆辯護（儘管在懷恩巴姆受審的大部分時間裡他都不在城裡，以免出庭作證）；同意充當好萊塢十君子之一的劇作家達爾頓·特朗勃的假釋指導人；參加了美國科學工作者協會，這是一個由法國原子物理學家，共產黨員弗雷德里克·約里奧—居里①導的左翼國際組織在美國的分支；在美國進步公民協會和藝術、科學和專業人士委員會中保持領導地位；並繼續就那些讓他惹上麻煩的話題發表演說。 ①弗雷德里克·約里奧—居里（Fiederic Joliot-Curie，1900—1958），法國原子物理學家，著名科學家，皮埃爾和瑪麗·約里奧—居里夫婦的長女婿，與其妻伊倫·居里（Irene Juliot Juliot—Curie）合作發現中子而共獲1935年諾貝爾化學獎。 在那段時間內，他是美國為數不多的幾個堅持就和平和民權公開發表自己觀點的知名人士之一。當眾人明哲保身的時候，他們卻承受了個人和職業的風險。儘管人性自然地傾向於保護自己，鮑林卻堅守陣地。他當然樂意將所有的時間都投入科學，避免任何政治紛爭而專注於揭開自然之謎，並享受由此帶來的個人滿足、地位、金錢和榮譽。至少在科學上來說，鮑林並不是一個反叛者。他的勇敢表現在他敢於越過學科的界限，但是他的勇氣是建立在科學的基本準則和預測上的。他的成功並不在於推翻科學秩序，恰恰相反，他在其中如魚得水。他比別人更勤奮，更敢於將自己的思想推向更高的層面，實際上，他非常希望成為這種秩序的一部分。他希望得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別人的掌聲，需要科學院和學術團體授予的獎勵和榮譽。他後來說，從這一點來說，他是一個遵紀守法的人。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他的政治活動表明他絕對不是一個墨守成規的人。在這一領域中，他公開地挑戰權威。拿他的話來說，在麥卡錫時代，“我性格中有兩種對立的品格彼此在爭鬥：一種要我聽話，一種要我相信自己的判斷。” 在政治舞台上，他妥協的慾望被另一種更為強大的力量所替代：他對自己的信心。在一種層次上，他可以簡單地說，就像他在那段時間裡經常說的那樣，“我覺得投身政治是我作為一個美國公民和一個科學家的職責。”但是在內心深處，他必須為自己冒如此大的風險，給自己和家庭帶來如此大的壓力尋找一種理由。他以科學家的思維方式苦苦思索著自己的政治信仰。 如同所有科學家一樣，鮑林是啟蒙運動的產物。和許多啟蒙運動的哲學家一樣，他用理性替代了上帝，而且他相信理性的思維和科學方法的應用將促使社會不斷地進步。知識是鑰匙。鮑林的道德觀念來源於他相信的真理；他知道自己是一個理性的人，而且他相信其他理性的人只要有足夠的知識，也會得出與他相似的結論。 鮑林的信念反映了從大蕭條到60年代初期其他許多左翼人士和自由派人士的觀點。一些科學家嘗試共產主義並參加左翼政治活動，因為這一體系建立在理智和理性之上。法國的伯納爾和約里奧—居里成為左派，因為他們發現在此可以用科學方法來處理人間的事務。為最多的人創造最多的利益這一社會主義思想在統計學上是完全正確的。蘇聯在這一意義上也許稱不上完美，但是至少它採取了勇敢和必要的步驟來推進人類的進步，如將理性運用到處理人問事務中來，將科學家提升到社會的頂層，並製定出一個個理性的五年計劃。相對而言，資本主義提升的是企業家，獎勵的是貪婪。 鮑林信仰科學人文主義和社會主義，並用一種獨特的美國言論自由補充這一種信仰。在此，他的政治理論相當簡單，和他的科學思想同源：建築在已經證實的知識體系上，將問題分解為幾個組成部分，將注意力集中在最重要的部分上，並用新的認識重新將這幾個部分組織起來。他相信美國政治的基礎——知識體系和公認的智慧——是美國憲法和《人權法案》，他推崇這些文件是啟蒙運動哲學的不朽豐碑。在麥卡錫時代，他認為代議制民主和言論自由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並從一種科學的立場來分析這些概念。照他的觀點，美國的政治如同量子力學一樣，可以用統計學來解釋。 “真正的民主體系運作的原則是，沒有任何人聰明到可以單獨一個人對非常複雜的問題作出正確的決定，作出正確的決定就是將民主制度下所有公民的意見加以平均的過程，”他寫道。 “這些觀點對應著一條從左向右延伸的概率分佈曲線。如果現在我們說所有位於右側的觀點都是不正常的，取平均值時應該剔除，那麼我們得到的平均值就是錯誤的。只要理解概率，那麼民主體系的運作顯然要求每個人都有對政治問題表達自己觀點的權利，不管他的觀點如何。” 因此，他現在處於概率曲線左側並沒有關係。他仍然是一個有效的數據點。他有權表達任何他喜好的觀點。至少對鮑林而言，這是一個科學事實。 這一認識激勵著他。同時，還有另外一個動因激勵他繼續發表自己的觀點。 “大多數科學家停止不前了。我可以理解他們。我能夠理解為什麼有人認為這一犧牲太大了。他們知道他們會失去工作。他們可能無法繼續他們的科學研究。我也有同樣的擔憂，”他如此評論麥卡錫時代，“但是我將繼續戰鬥，為了繼續得到我妻子對我的敬意。” 8月，鮑林收到伯克利學術會議代表寄給他的一封信，請他支持他們，反對加利福尼亞大學校務委員會強迫他們作效忠宣誓。他們在信中寫道：“一股恐懼、仇恨和疑慮的情緒已經蔓延到全校。學者們迫於生計，不得不默許一些他們知道將摧毀他們的職業和生活的真正意義的東西。” 鮑林的反應異常激烈。 “加利福尼亞大學校務委員會先前引進的政治測試已經使學校受害不淺。這些測試限制了思想自由和對真理的探求，”他在一份公開聲明中宣稱。 “除非校務委員會放棄他們早先的行動，加利福尼亞大學將無法重新恢復其卓越的地位。”他將自己的言論複印了一份送交學術會議，並附上一張便箋，建議校務委員會的成員——他們主要來自工業界、金融界和農業界——應該被一批“理解教育和學術的明智人士”所替代。伯克利學術會議保證報紙廣泛地宣傳了鮑林的觀點。 過了十一個星期，1950年11月13日早晨，一個人走進了鮑林在加州理工學院的辦公室，交給他一張傳票，傳喚他到洛杉磯加州教育調查委員會出庭。鮑林將傳票讀了兩遍，才看清出庭的時間就是當天上午十點半。傳票終歸是傳票。鮑林取消了全天的活動，抓起茄克衫，朝自己的汽車走去。 鮑林以為自己大致了解將要發生什麼。委員會一直在就效忠宣誓對公立學校的教師可能產生的影響舉行聽證會，作為著名的宣誓制度反對者，他推測委員會將自己召去是為了聽他的專家證詞。不期而至的傳票有些不同尋常，但是他急切地希望讓委員會了解自己的想法。他一邊駕著林肯牌轎車駛向市中心，一邊在頭腦裡整理自己的批評言論。 他不了解的是，這一委員會脫胎於特尼委員會，主席是特尼委員會的一個成員，法律顧問也是特尼委員會的律師。聽證會的意圖與其說是徵詢專家證詞，不如說是搜尋赤色分子。 上午10時30分，鮑林走進了洛杉磯州政府大樓的大聽證室。在宣誓講真話之後，他坐了下來，對委員會發表他的開場陳詞。鮑林真心實意地開始陳述：“我認為沒有什麼比通過合適的安全措施來維護國家安全更為重要的了……然而，在做到這一點的同時，必須維護我們的個人自由。”他解釋了無視概率曲線兩側極端意見的危險，並陳述了他認為效忠宣誓是如何危險地迫使人們順從。他說效忠宣誓並不能限制顛覆活動，因為真正的顛覆分子會簽署誓言，而繼續我行我素。鮑林現在改變了對共產黨的看法，他和伯克利教師們一致同意，共產黨員是狹隘的教條主義者，不應該繼續教學。鮑林作證說：“我認為如果涉及共產黨活動的話，每一個參與者都應該引起當局的重視，並舉行相應的聽證會和審判，如果有證據表明當事人是共產黨的話，就應該開除。我不認為效忠宣誓和共產黨活動有什麼關係……那些反對簽名的人是那些堅持美國基本信仰的人，他們堅信我們必須維護民主，必須恪守先輩們進行獨立戰爭時的精神。”最後，鮑林賣弄了一下自己的口才，將強迫教師在誓言上簽字比作是俄國強迫科學家接受李森科學說，比作30年代納粹對科學家的迫害。 接著委員會回到了正題。委員會的律師問鮑林是否在加州理工學院發現任何顛覆活動的跡象。鮑林回答說沒有。律師提醒鮑林不要忘了西德尼·懷恩巴姆，他曾經僱傭的已被判刑的共產黨員。鮑林對於聽證會語氣的改變非常吃驚，他說懷恩巴姆的罪狀是偽證，而不是顛覆。 “沒有證據表明他對於這個國家有任何不忠，”他說。 在接下去的兩個小時內，委員會盤問了鮑林對於共產主義的看法，問他如何能夠忍受赤色分子將黨派路線強加給無助的年輕人，以及為什麼他不同意拯救孩子比正常的訴訟程序更為重要。最後，鮑林忍無可忍了： 多內利參議員：我認為許多加利福尼亞州的納稅人會覺得與其讓孩子們在少不更事的時候潛移默化地接受教授們共產主義的教條，還不如取消一些高等教育。 鮑林：是的。您相信堅持民主的原則是錯誤的。 多內利參議員：不，我沒有說過這樣的話。我也不相信這樣的事情。 鮑林：正確的決定基於對所有人的觀點加以平均，而不排斥那些由於其意見和政治信仰受到壓制的人的觀點。 多內利參議員：一個人有一種思想，然後走上教師這一人們所信賴的崗位，這與您說的完全是另一碼事。就像今天出庭的一位教授所說的，父母把他們在這世上最珍貴的東西——他們的子女託付給教師，而這些教師卻偷偷摸摸地向這些孩子傳授共產主義的教條。根本就沒有人讓他們教這些課程，我認為沒有必要雇傭這樣的教師。 鮑林：那好。如果您手上有任何這類教師的例子的話，為什麼不把他們帶到這兒來作證呢？ 委員會擔心鬥不過這位加州理工學院的教授，暫時休會吃午餐，讓鮑林在下午兩點鐘再回來。 下午的聽證會如同一場惡夢。委員會又回到了懷恩巴姆的問題上來：他什麼時候開始為你工作的？誰推薦了他？你有沒有調查過他的背景？為什麼不？接著他們又轉向鮑林自己的政治活動。手裡握著特尼委員會的檔案，主席開始逐一盤查鮑林值得懷疑的朋友。加州參議員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發現鮑林擔任副主席的美國進步公民組織是受共產黨控制的，他是否知曉這一點？你是否支持坎特伯雷紅色教長？亨利·華萊士？藝術、科學和專業人士委吊會'你對共產黨的策略有何感想？你對最近對共產黨領導人的審判有何評論？鮑林耐心地回答了每一個問題。 接著在臨近結束的時候，中心問題被提了出來。 律師：鮑林博士，我還有最後一個問題。現在你是共產黨員嗎？ 鮑林：嗯，這個問題聽上去像是在詢問我的政治信仰。當然這是一個愚蠢的問題，不過我想這是例行公事。 律師：是的，我想請您回答…… 鮑林：我正在想著那些加利福尼亞大學的一個一個受到威脅的同事們——起初他們中許多人反對效忠宣誓，接著他們一個一個受到失業的威脅，被要求放棄他們作為一個美國善良公民的原則，放棄他們的信仰——我意識到這就是政治壓力。最終堅守信仰的只剩下少數一些人，大約一百名左右，他們最後落得被開除的下場。當我想起他們的時候，我就會猜測我對於效忠宣誓的反對還能堅持多久。我不知道我能承受多大的壓力。除非到了決斷的時候，不然你永遠也不知道自己會採取何種行動。我見過許多人，原先強烈地反對效忠宣誓，然而當他們看見如果不簽字的話就會失業時還是簽了字。現在我發現我面臨著同樣的困境。我覺得很難決定，僅僅是為了一條原則，是否值得無視可能帶來的麻煩。然而，我覺得自己對於民主的認識沒有錯，我們只有捍衛民主才能拯救這個國家，因此我拒絕回答任何有關我的政治信仰和組織歸屬的問題。因此，我的回答是無可奉告。 委員會決定休會片刻以商量對策。鮑林面臨著當時許多證人在國會委員會面前都曾遇到的三種選擇：問答這一個問題；援引《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五條，用憲法來保護自己，以表明自己有不自證其罪的權利；堅持認為這一問題已超出委員會的職權範圍而拒絕回答。鮑林不想回答這一個問題，因為這個問題曾經使自己的一些朋友被送進監獄或受到內部流放的處罰。在委員會面前援引憲法修正案第五條也有一定的風險，因為一般人都認為這等於承認有罪，而且常常會導致證人被開除。於是，他選擇了最後一種對策，也就是達爾頓·特朗勃和好萊塢十君子所採取的對策。然而這一方法也有其危險：拒絕回答一個立法委員會的問題會被套上蔑視法律機關的罪名。 續會之後，律師試圖恐嚇鮑林，提醒他說，從法律的角度來看，他最好還是回答這一個問題。鮑林見多識廣，當然沒有上當。他堅持不回答問題。如果委員會想要得到更多的東西，他們得傳喚他。律師退了一步，又繼續盤問。鮑林冷靜、嚴密、清楚地回答了每一個問題。 委員會一無所獲。最終，大失所望的委員會成員又將討論帶回到了起點： 多內利參議員；好了，博士，現在我們正在進行一場戰爭，不管這是否是對俄國的公開宣戰，我們的國家正在和共產黨鬥爭，我們必須認識到這一點，美國的年輕士兵正在異國的土地上捐軀。如果我們允許共產黨人滲透進我們的大學，向我們的青年人傳授共產主義教條，這對我們有什麼益處呢？ ……當有人提及共產主義，或是問你是否是共產黨員的時候，你總是不斷地提到政治壓力和政治權術……我覺得你將共產黨稱為一種政治組織是不公正的。退一步說，如果你同情共產黨的話，將這稱為政治現點也是不公正的。我認為這是顛覆，是背叛，特別當我們正在進行戰爭的時候。 鮑林：好吧，我很有興趣了解你想些什麼，但是我認為這不是決定性的。我再次重申，如果我犯了法，我理應受到法律的製裁。 多內利參議員：你不覺得拒絕回答你是否是共產黨員，並蔑視加利福尼亞州參議院是違法的嗎？ …… 鮑林：我覺得，而且我必須說，我是在沒有法律準備且沒有任何法律諮詢的條件下來到這裡的。你們沒有理由詢問我的政治信仰和聯繫，這一原則足夠了……即使我會將自己置於一種危險的境地，我也將堅持這一點…… 多內利參議員：如果你是共產黨員，如果你繳納黨費，如果你是一個宣揚以暴力來椎翻美國政府的組織的成員，你說的所有的漂亮話不會使事情的性質有絲毫的改變。 訊問的結局陷入無法擺脫的困境： 韋布賴特參議員：如果我們每個人都轉而支持這些共產黨人，而且明知他們受某一個外國勢力的操縱，那麼我們會走向何方？如果我們都採取同樣的態度，那麼我們將何去何從？ 鮑林：你指全國所有的人民？ 韋布賴特參議員：是的，我們將何去何從？ 鮑林：那樣的話，作為全體人民的選擇，我們將會有一種不同形式的政府。委員會討了個沒趣，佔不到便宜，精疲力竭地宣布散會。 聽眾中一個聯邦調查局特工合上了筆記本。幾天之後，他將一份完整的報告交給了胡佛。 儘管在委員會面前鎮定自若，鮑林的內心還是受到了極大的衝擊，特別是考慮到蔑視罪的威脅。他曾經親眼看到與國會委員會作對使達爾頓·特朗勃陷於的境地——由於被認定犯有蔑視國會罪，這位劇作家在獄中服刑，妻子和三個孩子則過著淒慘的生活。在州議會這一級，鮑林還不能確定將會有何種處罰，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如被認定蔑視州議會，他肯定會被加州理工學院開除。 第二天，鮑林拒絕回答委員會提問的消息就上了報紙，傳遍了校園。鮑林不知所措，向有著廣泛社會關係的自由派物理學教授查理·勞利森求助。勞利森的辦法非常簡單：在脅迫之下向委員會陳述自己的政治主張，這樣做違背鮑林的原則，但是他完全可以自願地向他的朋友和同事講述自己的觀點。理工學院的內部調查已經表明鮑林不是共產黨員，每個人都清楚這一點。勞利森建議鮑林給杜布里奇寫一張便箋，說明你不是黨員。然後讓杜布里奇想辦法對付。 鮑林考慮了勞利森的建議，起草了一個很長的聲明，在同一天送交給杜布里奇，並附上一張條子：“親愛的李：我送上這份關於我的政治信仰的聲明。你可以隨意引用。”在這份三頁的文件中，他復述了自己在委員會面前拒絕就自己的政治信仰作證的理由，剔除了對忠誠宣誓的批評，並在最後總結道：“我相信一個公民有權利在他希望的時候宣布自己的政治信仰，也有權利在他希望的時候保持沉默。就我個人而言，我並不贊同某些共產黨人所信仰的極端思想和政策；但是我覺得我們必須堅定地捍衛我們民主的基本原則，包括信仰哪怕是極端的政治主張的權利。” 在文章中間，鮑林寫道：“我不是共產黨員。我從來沒有參加過共產黨。我從來沒有和共產黨發生過任何瓜葛。”杜布里奇需要聽到的無非是這些。他剛聽到新的一輪校董們有關鮑林危機的抱怨，他很高興自己的化學系主任作出了這一份聲明。他建議鮑林作一些潤色——增加了一個部分：“總體來說，我並不反對效忠宣誓。我曾經自願地就我對這個國家的服務作過許多效忠宣誓”——接著，杜布里奇對鮑林說，他會妥善處理這件事情的。杜布里奇與教育委員會進行了聯繫，安排鮑林兩天后在委員會到帕薩迪納再次舉行聽證會的時候出席。聽證會開始後，鮑林走了進來，宣誓之後念了自己的聲明，轉過身去，走出會議室，身後議員們竊竊私語。當他走出門的時候，鮑林似乎聽到有人說，“我確信他愚弄了這個委員會。”這很可能是多內利參議員的聲音，他屬下的工作人員正忙著羅織鮑林藐視議會罪。 聽證會的情況經報紙披露後，照例又有一批反對鮑林的信件湧向了杜布里奇的辦公室。然而這次杜布里奇可以從容應對了，因為他握有一個無可辯駁的事實所鑄成的擋箭牌：鮑林已經宣誓保證自己不是共產黨員。他可以寫信告知那些對鮑林不滿的校友們，儘管他們強烈反對鮑林的觀點，但是只要鮑林遵紀守法，而且不把政治帶進課堂，那麼“最恰當的方法是讓他認識到自己的錯誤，而不宜採取過火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