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16 生命的奧秘

偏離航道 此時，鮑林的注意力頻繁地在政治與科學間來回穿梭。政治活動將他置於受人攻擊的地位，研究工作則成了他擺脫重壓的手段。在出版社一再催促下，他於1949年完成了《普通化學》一書簡易本的編寫工作。此書更適宜於達不到加州理工學院水準的大學一年級新牛，因而讀者面更廣，他用錄音機口述，讓秘書整理成文，然後再由他作最終的潤色。他的另一部書名為《大學化學》，1950年問世，也甚為暢銷。 1950年，鮑林購買了一輛嶄新的英國造兩座位綠色賽車，作為他給愛娃·海倫的生日禮物。 鮑林繼續在思考蛋白質的結構。 1950年春，懷恩巴姆案發生時，勞倫斯·布拉格、約翰·肯德魯、馬克思·佩魯茨等人在《皇家科學院學報》上發表了一篇專文，題目為“晶體蛋白的多肽鏈結構”。鮑林見到這一標題時，心裡一怔：難道布拉格的研究小組已取得突破，趕在他前面摘取了桂冠，將一種蛋白質結構中的原子一個一個都分得清清楚楚了？

他讀了正文，心裡才好受了一些。布拉格小組的這篇論文很奇怪，全文沒有一個中心的議題，東拉西扯，猶如在洗衣房繩子上晾衣，七拼八湊地羅列了蛋白質種種基本的類型，缺乏令人信服的證據，更無明確的方法可用來鑑定具體的蛋白質到底屬於哪一種類型。有些屬於螺旋狀結構，另一些則是旋轉式鏈結構。鮑林很清楚，其中任何一種結構在化學上幾乎都是無法輕易地予以否定的。布拉格及其研究組沒有明確地指出到底是哪一種結構，更沒有對蛋白質的最終結構作出清晰的定論。他們只是對阿斯特貝里提出的折疊緞帶結構這一陳舊的觀點有氣無力地表示認同而已。 在布拉格小組的這篇文章中，鮑林從字裡行間也讀出了一些令人頗感興趣的內容。這篇文章的作者根據自己對有關結構元素的理解——鮑林滿意地註意到，作者還特別採用了加州理工學院發表的關於氨基酸形狀和尺寸的詳細資料——構造出蛋白質結構的種種模型，同時也考慮到使其具有最終形狀的力，並且還特別強調了氫鍵的概念。鮑林本人原本也會這樣做。

顯而易見，布拉格在競爭中被鮑林規則擊敗的十五年時間裡，已經學到了一些東西。鮑林在1948年卡文迪什實驗室度過的那幾天時間，對他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就在鮑林回國後不久，布拉格對佩魯茨和肯德魯由粗到細的研究方法進行了補充，強調整體蛋白質的結構，並且像鮑林那樣對各種氨基酸的結構逐一進行了考察。 不過，鮑林完全可以放心，他知道布拉格仍然不懂如何正確地玩這一場隨機性遊戲。布拉格在1950年的論文中，在對蛋白質結構進行猜測時，並沒有從化學特性方面施加足夠的限制來充分縮小思考的範圍。舉例來說，這位英國人顯然不相信肽鏈一定要保持剛硬和平直，他們設想的模型幾乎都可以發生扭轉或彎曲，鮑林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事——這也是為什麼他們設想會有二十種而不是只有幾種可能性的一個原因。另一方面，他們都附上了鮑林認為不必要的一個限制。在卡文迪什的這個研究小組認為，他們的螺旋模型中完整的每一圈所含的氨基酸數目必定是一個整數——很可能是3或4。哈金斯在他1943年的論文中也曾犯過這一個錯誤，認為這是一個整數。其思維方法是，既然蛋白質螺旋結構經歷了結晶的過程，那麼其基本的重複單元——也即所謂的空間組合——就一定會顯示出一種可以用整數來描述的對稱性。由於阿爾法角蛋白螺旋結構被認為是由完整的一圈組成的，那麼，沿著鏈向上不斷重複，借助於空間組合對稱性這種思維方法，認為每一圈中氨基酸個數是整數，也就理所當然了；這樣，每一圈都應當在氨基酸骨架的同一相位點上開始和結束。

但是，對鮑林來說，這並非是顯而易見的事。他在牛津大學折疊他的紙質螺旋模型時，注意力集中在化學原理上，並沒有留意結晶的圖式。他草草擬想出來的模型並沒有涉及到每一圈中氨基酸個數是不是整數的問題。然而，一旦想到這一點，他卻怎麼也看不出為什麼非此就不可。在讀了布拉格的1950年論文後，他開始想起，有關這個整數的結論，與30年代蛋白質研究人員對“魔幻數”的癖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正是相信這種美妙整數的錯誤導致林奇陷入了怪圈而不能自拔。鮑林認為，自然界不是以那樣的方式運作的，未必按數學方程的要求創造出各種生命體；自然界比這要懶散得多，更具有機會主義的意味——自然界喜歡用最簡便的方式行進，這種方式需要的能量最少——這也是建立最穩定的化學結構所採用的方式！

布拉格研究組並沒有搞到這一頂桂冠，但是他們的論文卻使鮑林重新聚精會神地回到了競賽的跑道上。兩年以前從英國回來時，蛋白質曾經是他最為優先考慮的課題，他曾吩咐幾位研究人員加緊這一方面的研究：科里及其同事在氨基酸和小型縮氨酸的結構研究方面仍然處於世界領先的地位，他們的研究結果證實了鮑林關於肽鍵是平直的思想；科里還和一個研究小組對一種完整的球狀蛋白——溶菌酶作了研究，他們將其切割成細小的片段，在色譜圖上予以分隔，一一進行研究；鮑林指示研究人員將汞那樣的常見重元素的原子摻入蛋白質鏈，以便於進行Ｘ光分析；另有一名新同事傑克·科克沃德使用了泰氏電泳儀，蒐集球狀蛋白的電荷分佈和一般特性的有關信息。 1948年與1949年之交的冬天，物理學客座教授赫爾曼·布蘭遜來訪，鮑林安排他詳盡地考察一下蛋白質螺旋結構到底有哪些可能的模型，“看一看我是否遺漏了什麼。”這種模型必須滿足鮑林提出的兩個條件：肽鍵是平直的，氫鍵數取最大值。重要的是，鮑林撤去了布拉格研究組附加的一個條件。他對布蘭遜說，我們沒有足夠的理由可以相信，螺旋結構的每一圖中氨基酸個數一定是一個整數。布蘭遜在懷恩巴姆（此時他尚未受到作偽證的指控）的幫助下，利用自己掌握的數學知識，使用極為精確的建模設備，開始工作起來，就螺旋結構的課題，構造了幾十種不同的模型。

此時，鮑林將注意力轉到了其他事情上。他於1949年1月開始擔任美國化學學會主席，政治活動佔用他的工作時間更多了。關於鐮狀細胞貧血症的研究已經開花結果。在1949年末和195M初的幾個月裡，鮑林花費了大量功夫，並利用上述成果作為起跳點，企圖在分子學層面上一舉攻克諸如癌症和心髒病那樣的醫學問題。 “我感到很有把握，將醫學研究更加緊密地與基礎科學最先進的前沿成果聯繫起來，就一定能在戰勝疾病方面取得長足的進步，”他這樣寫道，“而要做到這一點，唯一的途徑是將醫學研究看作為推進基礎科學實驗活動的一個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他希望創造一種場所，讓依泰諾那樣的年輕醫學博士能基於對分子作用的認識採取一種新的醫學研究方法。為此，他開始規劃建造一幢新的大樓，這幢大樓中將設置一個醫療化學實驗室。這個實驗室將是介於他的克萊林化學實驗室和比德爾的科克霍夫生物學實驗室之間的前沿陣地，工作人員也將來自這兩個方面。他打算用新的視角開展醫學研究。

1950年1月，在比德爾的幫助下，鮑林向洛克菲勒基金會正式提議建造這樣一個場所。但是，韋弗給他當頭潑了一盆冷水，聲言生物學和化學首先應當加強自身的研究，用不到去開闢新的戰場。再說，資助建造大樓，這也不屬於基金會的業務範圍。那年春天，鮑林和比德爾花了好幾個星期寫信，奔波於紐約的街頭巷尾，尋求其他基金會和醫藥公司的讚助——例如，他們要求克萊斯吉基金會資助150萬美元——但是，他們的要求全都落空了。這兩位加州理工學院的學者發現，慈善家們和醫生們一樣，誰都顧不上花一點時間去了解一下分子型疾病的概念，這些人甚至認為“醫療化學”是一個“混淆視聽”的術語——不但有含混不清之弊，而且有危言聳聽之嫌。他們只肯給加州理工學院研究組一些小額短期資助。

無望取得資助，鮑林只能回過頭來繼續研究蛋白質螺旋結構。在此之前的秋天，布蘭遜和懷恩巴姆經過一年時間的研究，得到這樣一點結論：蛋白質只有兩種螺旋結構——鮑林在牛津時曾經考慮過其中的一種——不但能滿足氫鍵最大化和肽鍵平直性這兩個條件，而且能使各個原子相互靠近而不重疊。在螺旋的每一圈中，兩種結構中比較緊密的一種大約有3.7個氨基酸，比較鬆散的一種有5.1個氨基酸。鮑林已經清楚，蛋白質只可能有兩種螺旋結構，但他仍然不想將其公之於眾。還是他早在英國時就看到的老問題：大多數學者認為，螺距是螺旋結構的一個重要參數，阿爾法角蛋白經Ｘ光反射所得數據是5.1埃。但是，這兩種螺旋結構都與這一數據不符。布蘭遜和懷恩巴姆的研究工作證實，鮑林此時正在思考的那種比較緊密的螺旋結構，很可能就是角蛋白的結構，螺距卻是5.4埃。 “我非常堅定地認為，這種結構應當符合Ｘ光的有關數據，”鮑林回憶說，“因此，我決定再等一等。”

但是，布拉格的研究小組設想的螺旋結構之一，也即每圈有4個氨基酸的那種結構，已經非常接近於鮑林知道的那種含有3.7個氨基酸螺旋結構。鮑林感到，他們遲早會修正自己的研究方法。 1950年春，鮑林再次將全部身心投入蛋白質研究。他全面考察了科里新近關於蛋白質可能結構所作的系統分析，並用線、球、桿等實物製作有關結構的模型。他在加州理工學院的一個車間裡用木頭雕刻出一種嶄新鮮豔的模型，代表原子的是一些球體，每個球上都標明了范德瓦爾斯半徑，在其側面則按有許多小孔，以便於各個球體之間的連接。整個模型看上去就像一團團肥皂泡一樣——因而有填補空間的模型之稱。這是鮑林的又一創新，後來成了成千上萬個化學實驗室和課堂的標準教具。在製作模型的過程中，鮑林嚴格地遵循了自己為蛋白質結構所作的規定，確保所有可能的氫鍵無一遺漏，每一肽鍵都保持平直的狀態，各個構件之間都不存在人為張緊的應力，原子之間也沒有彼此擠壓太緊的情況。這樣，鮑林和科里運用模型證實了蛋白質兩種螺旋結構在化學上是完全可行的。這一次，他們還得到了一些新的啟示——可以用某種方式拉伸其中的一種結構，藉此即可說明這種結構具有緞帶的特性。不過，儘管他們作瞭如此精細的修飾，仍然存在著一個令人困惑的難題：蛋白質的兩種基本結構中較為緊密的那一種，也就是鮑林相信就是角蛋白結構的那一種，仍然不能解釋用Ｘ光反射得到的5.1埃這一個數據。根據鮑林的理論結構，可以預測是5.4埃的反射。這兩個數據之差——等於一個氫原子寬度的六分之——也就成了鮑林摘取揭示蛋白質結構桂冠第一人這一殊榮的唯一障礙。這一障礙也許比美國科羅拉多大峽谷還要難以逾越。

1950年夏秋兩季，鮑林一直受到布登茲的控告和來自加州理工學院內部的調查，但是，他仍然繼續著這一問題的研究，試圖弄清楚其他一些蛋白質的結構。 1950年9月，鮑林得知，他從前的學生（也是林奇的信徒）戴維·哈克在歐文·朗繆爾的支持下，正在建造一家“東海岸實驗室”，專門進行蛋白質結構的研究，並且獲得了大筆資助。這事大大增強了鮑林的緊迫感，競爭變得更加激烈了。他需要更加努力地工作。為此，他開始使用一種駕馭夢中活動而設計出來的方法。從上床熄燈到實際成眠這段時間裡，在頭腦裡不斷翻騰那些使他最為困惑的問題。他發現，運用這一方法，他的潛意識可以通宵達旦地繼續研究有關的問題。在他的夢境裡，蛋白質螺旋結構不斷地翻滾和旋轉，時隱時現，飄忽不定。這種方法也使他有可能不做那些受到政治迫害的惡夢。

但是，這一切並沒有給5.1埃這一難題帶來任何解答的希望。於是，鮑林作出了一個關係重大的決定。感到自己“身不由己地受制於布拉格、肯德魯和佩魯茨三人的論文”，鮑林決定不理會那個與實驗結果矛盾的重要信息，至少先發表一篇初步的註記性文章，談談自己為蛋白質設想的模型。如果他是正確的——也即如果能找到某種有待於發現的解釋，可以說明為什麼自己的模型與Ｘ光數據之間存在著差異——那麼他就應當首先將其結果見諸於公開發表的文字，否則就有在歷史上喪失應有地位的危險；如果他是錯誤的，那麼到底是何時發表的就無關緊要了。 1950年10月16日，鮑林和科里給《美國化學學會學報》寄去了一篇簡短的註記，表明他們最先得到了有關的結果。文中提到，他們設想有兩種螺旋模型：在一種螺旋結構中，每圈含有的氨基酸殘基數為3.7；在另一種結構中，此數為5.1。他們還提到了氫鍵的排列方式，聲稱已經找到非常有力的證據，表明他們提出的這兩種結構在各種各樣的蛋白質中都存在。文中還暗示他們已為蠶絲製作了具體的模型。這些就是這篇註記的大意。結尾處，作者許諾“不久將詳細公佈他們的研究結果”。 喜訊終於不期而至。鮑林從英國的一家名為“科托爾茲”的人造纖維製造公司獲得了新的資料。該公司的研究人員成功地生成了完全是人造的多肽鏈，構成這種多肽鏈的只有一種類型的氨基酸。與自然角蛋白相比，這種人造多肽鏈的特性，在某些方面完全一樣，而在另外一些方面又有顯著的不同。科托爾茲公司的科研人員發現，他們生成的人造鏈就像裝在一個盒子中捆在一起的許多鉛筆——在鮑林看來，這就是一種螺旋結構的證據，其總體形狀就像一根細長的柱體——他們還發現，在這種鏈的長度方向上似乎存在著氫鏈。當然，最好的消息來自這組研究人員提供的極為洋細的Ｘ射線圖：這種新型纖維並沒有顯示出5.1埃的反射。 鮑林非常興奮。看來，這就是一種螺旋結構——更精確地說就是一個“螺旋”，此時，鮑林已經開始使用這一名稱。這個用語是鮑林讀博士後時的一位同學傑克·杜涅茲首先提出並建議他採用的——儘管仍無證據可以用來說明那個使人傷透腦筋的距離到底是多大。也許在自然角蛋白中那5.1埃反射並不如大家所想像的那麼重要，也許那隻是一種人為的現象，或者是自然角蛋白中某一更高層次結構造成的結果。總之，他不予理會是很有道理的。鮑林和科里又重新振作起精神，繼續進行模型的製作，構造出兩種螺旋的最終形式。鮑林將其緊密的一種稱為阿爾法螺旋，鬆散的一種稱為你瑪螺旋。鮑林和科里還將兩種絲狀的擴展結構定名為片層。 一條新聞在加州理工學院傳了開來：鮑林的研究組正在精細地建造蛋白質的模型。這引起了理工學院那些生物學家的注意。那年冬天，。鮑林在一次研討會上向他們闡述了自己的思想。科克霍夫實驗室的大型報告廳內座無虛席，在場聽眾議論紛紛。 “每個人都清楚這將成為一個非常令人注目的熱點問題，”生物學教授雷·歐文回憶道。 像往常一樣，鮑林繪聲繪色地作了演講。助手們肩背手扛著各種各樣的支架，簇擁著他走進了報告大廳。有一件高高的物品用布遮蓋著，上面還繫著一根繩子，好像是即將揭幕的一座塑像。大家都知道那就是“模型”。鮑林開始講演，首先一一介紹了蛋白質結構的基本情況，同時還畫出一些圖形，說明氫鍊和平面肽鏈的重要作用。他手持一堆孩子們玩耍用的軟塑料珠子，劈裡啪啦地將它們一一裝配起來，從中可以看到各個氨基酸是怎樣連接起來的。作了必要的介紹以後，他起身走向這一模型，從衣袋裡取出一把折刀並將其打開，像是要割斷那根繫著的繩子。聽眾中不少人從座位上欠起身來，瞪著眼睛注視著即將發生的一幕。此時，鮑林這位表演大師，似乎想起了什麼事情，動身退回原處。大家又坐回自己的位置。鮑林注意到這一做法所產生的某種效果，數次重複了這套把戲。 “他的確鋪設了大量懸念，”歐文說道。 隨後，鮑林已經感到心滿意足，雙手一揮，幕紗揭開：一具色彩繽紛、美麗動人的模型顯露在人們的面前。這就是他為蛋白質設想的那種緊密的螺旋結構，也就是所謂的阿爾法螺旋。在場聽眾中許多人是第一次親眼目睹一種立體式的分子模型，而且是如此氣派。模型看上去“栩栩如生”，一個個原子被漆成鮮紅色、白色和黑色，井井有序地裝配在一起，相互盤繞和彎曲，形成了一根粗壯的滾花狀柱子。螺旋中，一條條微微伸展的曲線清晰可見，一個個原子歷歷在目；各個部件深淺不一，輕重有度，錯落有致，顯示出來的視覺效果使任何別的模型都相形見細。鮑林主觀想像的化學結構得到了逼真的體現，引來了在場聽眾陣陣驚嘆之聲。鮑林在結束講演時，列舉種種證據，表明這種結構在許多天然材料中都是存在的。此後，加州理工學院的教授和學生紛紛上前與鮑林握手，問這問那，仔細察看和撫摸這個螺旋模型。 科克霍夫研討會上那樣的講演就像去外地巡迴展示的預演，使鮑林在撰寫詳細論文之前有機會回答各種各樣的質疑。不過，他並未聽到實質性的批評意見，看來，大家的印像都非常深刻。鮑林對自己設想的結構，特別是對阿爾法螺旋，心裡更加有底了。 隨著自信心日漸增強，鮑林和科里在1950年和1951年之交的整個冬天，一直在忙於擴大戰果，為其他蛋白質，如膠原蛋白、羽鈾。膠含蛋白、肌肉蛋白等，尋找結構，其中不少蛋白質在其更加複雜的結構中包含阿爾法螺旋的成分。兩人的合作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程式：鮑林提出結構的基本設想，科里就將這種設想細緻而又精心地製成精確完美的模型。有時，兩人在一起談論那些粗糙的地方，科里的工作可能會顯示出鮑林設想中還有薄弱的地方，隨後兩人再在一起對這些地方作進一步的潤滑和修飾。就這樣，一種又一種結構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成功的消息也在世界上不脛而走。在卡文迪什，布拉格小組的研究人員原先並沒有重視鮑林和科里先前在《美國化學學會學報》上刊載的那篇晦澀難懂的註記，他們一直在等待鮑林發表更加詳細的論文。而在紐約，1951年2月，韋弗卻急於了解這一聯串突破的詳細情況，他向鮑林的實驗室派去了一位熟悉蛋白質研究的洛克菲勒基金會官員，他的名字叫魯密斯。魯密斯發現，這個實驗室是一個大膽想法層出不窮的地方。 “無疑，鮑林這個人想像力豐富，雄心勃勃，智慧過人，”魯密斯與鮑林相伴只有一天，就在自己的日記中寫下了這樣的話。 “但是，他在有些情況下（比方說，'人造抗體'），已經偏離航道，他的許多激勵人心的圖片、模型等等，在很大程度上也許只是憑空的主觀想像，尚難算作牢靠合理的科學創造。” 廣闊前景 偏離了航道！鮑林也許可以接受這種說法。他在某些層次上的確在碰運氣。科托爾茲公司的數據所顯示的很可能只是人造多肽的一種奇異特性；試驗中找不到5.1埃這一反射數據的踪影，這一現像也許與真實的蛋白質毫不相干，對鮑林的模型進行Ｘ光反射試驗似乎永遠也不會得到這樣的結果。對此，鮑林仍然無法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釋。儘管存在這一差異，他還是決心向前邁進，他要碰一碰自己的運氣。而在這個問題上，布拉格的研究小組是決不會貿然行動的。在卡文迪什，他們循規蹈矩地運用所得數據，根據照相底板上的斑斑點點構築有關模型。但是，在帕薩迪納，Ｘ射線設施較差，研究晶體學的人員也較少，因此只能夠靠碰運氣致勝。他們大膽地在鮑林挑選的層次上玩這場遊戲。對蛋白質的分子結構進行分析，運用的模型要比別人用過的模型複雜成千上萬倍，精確度卻要達到一埃的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在沒有可靠數據作為後盾的情況下，換了別人，都一定會像布拉格那樣退避三舍而不敢輕舉妄動。 但是，鮑林是獨一無二的。人居中年，在人生的這段時間裡，許多科學家已經滿足於躺在年輕時取得的成就上，開始涉足行政管理。然而，鮑林卻更加雄心勃勃，精力旺盛，他比以前更加自信了。 事實證明，自信心是決定性因素。鮑林對自己掌握的化學知識深信不疑；他對這門學科的來龍去脈比世界上任何人都理解得更為透徹。在化學的各個分支中，他最清楚原子是怎樣構成分子的。他的全部化學知識告訴他，阿爾法螺旋以及他設想的其他蛋白質結構都是正確的。這些結構是他們根據可靠的原理構築出來的；成年累月精心製作模型的工作已經證實了他們的能力。到底相信自己——相信自己解決大分子問題時所採用的策略，相信自己摸索規律和建造模型時所採用的隨機性方法——還是相信Ｘ光照片上的斑斑點點？他有選擇的自由。他最終還是選擇了相信自己。 信息對於鮑林來說是不可缺少的。由於政治上感受到愈來愈多的麻煩，他不得不反省一下自己在那個領域裡的一些信念；他已經面臨著這樣的抉擇：要么堅持自己的信念，要么在一個調查委員會面前低頭。他還是選擇了堅定——與此同時，他仍在想方設法避免受到蔑視調查的指控。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毫不動搖，對自己充滿信心。他問心無愧。他在這場遊戲中處於上風，根本就沒有退卻之意。在他就要揭開生命奧秘的關頭，他是決不會退卻的。 1951年2月28日，正值鮑林50歲生日。鮑林吹滅了下屬為他烤製的生日蛋糕上插著的蠟燭，接受了同事們的良好祝愿，然後向《國家科學院學報》寄去了一篇論文的手稿。此文題為“蛋白質結構：多肽鏈的雙氫鏈螺旋結構”，作者署名為鮑林、科里、布蘭遜。這篇論文完整而又非常詳盡地描述了阿爾法螺旋和伽瑪螺旋的結構。 在等待這篇論文正式發表的時間裡，鮑林的情緒興奮異常，喜悅之情溢於言表，逢人總免不了要吹上一番，敘說這一研究工作是多麼重要，他們的成果具有怎樣的獨創意義。 “我們預測的結構與文獻中介紹的他人成果不同，差別就在於我們的結果非常精確，而他人的成果則多少有些模糊不清之處，”鮑林在寄出論文後的幾天裡寫信給韋弗時這樣說道。 '哦認為，在一定意義上，這一結果標誌著蛋白質結構問題已得到最終解決。 ”韋弗也感到非常高興，自己在這二十年裡對鮑林的資助總算沒有白費，因此，他立即派遣洛克菲勒基金常駐記者和出版人喬治·格雷到加州理工學院採訪，為基金受託人準備一份全面的報告。格雷發現，鮑林是一位非常理想的作者，一位懂得怎樣使用平易生動而又豐富多彩的語言來介紹自己研究工作的科學家。（“我可以設身處地地將自己看作為原子，”鮑林對他說道。“我問自己，要是我是一個碳原子或鈉原子，我將會做些什麼。”）韋弗開始重新考慮，要不要為加州理工學院的化學和生物學追加幾百萬美元的資助。鮑林在論文尚未刊出以前，還曾寫信給《科學美國人》雜誌編輯丹尼斯·弗拉納根，稱他和科里已經攻克蛋白質結構的難題，同時還加上了一句：“在我看來，這是最近25年、或許是最近50年裡這一領域中邁出的最為重要的一步。 ”弗拉納根迅速回信，索取有關這顆“重磅炸彈”的更加詳細的資料，同時還請求鮑林為這家雜誌寫一篇關於蛋白質結構的文章。 第一篇論文只不過是引子而已。看來，關於阿爾法螺旋和伽瑪螺旋的結果一旦發表，問題得到解決，一直縈繞在他頭腦中的其他蛋白質結構問題解決的思想也就非常清楚了一切事物都開始各就各位。他和科里一起，整個3月份都花在撰寫有關蛋白質結構的其他幾篇論文上。 “目前我已忙得不可開交，幾乎雙腳著地的時間也沒有了，”鮑林在3月中旬給一位他從前的學生的信中這樣寫道。 “連續不斷日以繼夜地工作，幾乎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從二十年前尋找化學鍵的早年歲月算起，這是他從事的最為舒心的科學研究。對於這一成果，連他本人都感到驚奇不已。 4月初，鮑林和科里又向《國家科學院學報》寄去了一組論文。這是20世紀科學史上最不尋常的幾組論文之一。這組論文共有七篇，幾乎戲劇性地佔去了該刊5月號的全部版面。這幾篇文章對蛋白質的片層結構作了詳盡的論述，為羽軸找到了一種新的模型，提出了關於人造多肽、球狀蛋白和肌蛋白的新的思想。對於鮑林來說，最為令人激動的是，為肌腱中的一種重要蛋白——膠原蛋白，找到了他所說的“一種使人目瞪口呆的結構”。他相信，在膠原蛋白中，有三個螺旋相互盤繞，形成了一根單一的腱索。 世界上任何一位研究蛋白質的學者，馬上都會體會到鮑林這一研究所具的深遠意義。鮑林設想的這些結構非常完整，而且又極為詳盡。這是一個研究領域，諸多現像以前從來沒有見過，而現在，一下子什麼事情都冒了出來：就像一位學者，畢生都在從事某一項可敬的研究工作，有朝一日，突然柳暗花明，奇思猶如泉湧，結出碩果累累；又像一位作曲的音樂家，在同一天時間裡一口氣創作出七部交響曲來。 在英國，布拉格剛剛讀到這些論文，就像中了邪一樣，一頭衝進了亞歷山大·托德在劍橋的化學系辦公室。托德是一位著名的有機化學家，也是鮑林的老朋友。托德在此之前從來就沒有在劍橋大學這個地方見到過這位名叫勞倫斯·布拉格的人。他馬上就注意到這位物理學家漲得通紅的面孔，同時也看到了他抓在手裡的東西——鮑林的論文。 “我對他說，我能在化學系辦公室見到他非常高興，問他是什麼東風將他吹來的，”托德回憶道。布拉格“頭腦處於某種發熱的狀態”，想要知道在鮑林的螺旋結構和他本人早先提出的模型之間人們該如何作出抉擇。托德在此之前已經讀過鮑林的手稿，因此直言他肯定要選鮑林的結果，因為其中的肽鏈具有平直的特性。而布拉格聲稱，肽鏈不可能是平面鏈，此時，托德向他介紹了有關共振結構和多鏈特點的知識。 “要是你以前向我核對，我肯定會把這些情況給你說清楚，”他說道。布拉格感到十分尷尬，動身返回物理系去了。 “我敢斷言，他並未仔細地讀過《化學鍵的本質》一書，”鮑林從托德那裡聽到這件小事時得意地說。 佩魯茨利用一個星期六上午，一口氣讀完了鮑林和科里合寫的全部論文，隨後，他就一頭鑽進了自己的實驗室。要是加州理工學院這些學者的結果是正確的話，那麼在阿爾法螺旋的每一圈裡就應當有3.7個氨基酸，在鍊長方向上每一個氨基酸所佔的距離是1.5埃。在蛋白質骨架上，這種氨基酸重複的距離應當在Ｘ射線圖上有所顯示，然而，1.5埃這個尺寸太小，因此，一定要有特殊的試驗才能分辨清楚。不過，做這種試驗還是值得的，因為在為阿爾法角蛋白設想的許多結構中，只有鮑林的螺旋結構才會在感光底片上留下特殊的斑點；其功能就像是阿爾法螺旋留下的“指紋”。佩魯茨在他的Ｘ光射線設備中放置了一根馬鬃，在其周圍圍上了一圈感光膠片，以便拍攝預期的反射現象。他按下了快門。底片衝出來之後，他馬上掃視了整個畫面。一點不錯：就在照片的遠端邊緣，看到了一個模糊的斑點。這一反射現象表明存在著每隔1.5埃重複一次的結構性現象。佩魯茨又將一根豪豬刺進行Ｘ光照射試驗，同樣也發現了這一反射現象。他後來又對人造多肽和血紅蛋白作了同樣的測定。他甚至還在若干年前拍攝的蛋白質Ｘ光照片的遠端邊緣發現了這種斑點，然而他們以前並沒有對此加以注意。佩魯茨是一位很不尋常而且毫無自私心理的學者，他在證實別人的研究成果時，就像是對待自己的發現一樣，感到非常高興。他在給鮑林的信中寫道：“這一預測得到證實、並在血紅蛋白的試驗中最終找到了有關的反射跡象，這是我畢生最最令人激動的發現。”隨後，他發表了證實這些結果的具體資料，其結論是：“發生反射的間距是對其他各種模型的否定，但與鮑林、科里和布蘭遜關於3.7個殘基螺旋的理論是完全吻合的。”佩魯茨還援引了帕薩迪納研究小組得到的其他數據，他繼續寫道：“再也沒有必要懷疑他們的結構是否正確了。” 到了6月，布拉格根據在自己的工場裡得到的證據，承認阿爾法螺旋也許具有某種合理性——儘管用它仍然無法解釋天然角蛋白為什麼給出的是5.1埃的反射——他還致函祝賀鮑林的論文，特別是關於阿爾法螺旋的那篇論文，稱此文開闢了“廣闊的前景”。使鮑林感到非常欣慰的是，他的競爭對手寫下了這樣的話：“我認為，這是在認識蛋白質的過程中非常真實而又至關重要的進展，為此我衷心地向您表示最最熱烈的祝賀。”但是，超越阿爾法螺旋的“廣闊前景”到底是什麼樣子，此時尚沒有定論，研究蛋白質的英國學術界開始一篇一篇深入細緻地鑽研鮑林撰寫的其他論文。 錯誤百出，用心險惡 1951年上半年，鮑林在蛋白質結構的研究方面花費了大量的時間，相對來說，他過問政治的時間就很少了。然而，在那些以追查公眾生活中赤色分子為業的人看來，這可算不了什麼。在聯邦調查局、特尼委員會和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之間，情報是相互交換的，因此，鮑林已經成為內定的美國知名人士中，在每一個調查委員會的共黨嫌疑分子名單上都是首當其衝的人物。在1951年這段時間裡，每當提及科學界或和平運動中赤色顛復活動時，鮑林總是首先受到指摘和攻擊的一個人。反共的通訊刊物《警惕》用了三期的篇幅向讀者通報了鮑林在加州教育調查委員會出庭的情況，並且還不厭其煩地羅列了他公開露面的情況。 4月1日，也就是鮑林和科里寄出七篇有關蛋白質的論文供發表的那一天，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點名指摘鮑林是“讓美國放下武器和失敗運動”中最活躍的美國人之一，因為他參加了一場虛偽的“共產黨和平攻勢”。在這一指控中並沒有什麼新鮮的東西——證據是已經公開的一份左翼團體的名單和鮑林參加活動的的記錄——但是，這次攻擊的火力更加猛烈了。 “他的活動的全部記錄……表明，萊納斯·鮑林博士首先熱衷於讓許多團體利用他所取得的科學成就，這些團體都俯首貼耳地聽從美國共產黨和蘇聯的指揮”，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發表的一份新聞公報這樣說。 “1946年以來，鮑林教授絲毫都沒有偏離對共產主義事業的這種類型的忠誠。”為了回答這一類攻擊，鮑林對記者說：“對於我所注意到的每一次和平運動，我在不同程度上都把自己看作為其中的一員，我將繼續順應自己的良心和吩咐竭儘自己的努力。” 這一指控在報紙上頭版登出來以後若干天，鮑林打開了一封來自西弗吉尼亞馬歇爾學院院長的來信，這位院長在信中表示遺憾地收迴向鮑林發出的給有關領域科學家作一次講演的邀請。這位院長寫道，問題當然不在於鮑林的政治信仰，而是因為這可能引發當地公民的“強烈抗議”，從而有可能使鮑林夫婦陷於不必要的窘境。然而，鮑林卻不買賬。 “您竟然使用這種方式行事，為此我深表不滿，”他在信中這樣回敬對方。他建議對方重發邀請，後來就再也沒有收到對方的回音。 在跑林看來，更欠公正的當推夏威夷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們的行為了。他曾被安排為該校一幢新的化學大樓落成典禮剪彩，但是校務委員會受到該州反顛覆官員的警告。這些官員聲稱，他們從加利福尼亞的同行那裡收到了特尼委員會關於鮑林的一份檔案材料。於是，校務委員會迫使化學系撤回了對鮑林的邀請。鮑林是從一位記者那裡得知這一消息的，他同樣直言不諱地提出了自己的批評意見：“我非常吃驚，堂堂一所大學的校務委員會，本來應當是由一些志士仁人組成的，然而這個機構竟然可以不向對方指控就審判一個人，並公開宣布這個人有罪，而且根本就不給人家申訴的機會。”當這一爭議公之於報端時，媒體派人找到杜布里奇了解他的意見，這位校長守口如瓶，只說他看不出這一問題與加州理工學院有什麼相干。 靜下心來以後，鮑林給夏威夷大學校務委員會去了一信，對他們的行為表示“強烈的憤慨”。 “你們認為，一個美國人，堅持自己的獨立主張，不願受人支配，反對頤指氣使的官員指手畫腳。就成了非美國人了嗎？”他這樣寫道。 “我不這樣看。我想，這種人與那些不表示反對態度的人相比，更加具有美國人的氣質。”他隨信還附上了一份有關自己政治信仰的聲明——其中也提到他拒絕參加共產黨一事——他要求對方重新發出邀請，並且暗示，要是對方不這樣做，他將訴諸法律。但是，該校校務委員會仍然堅持自己的立場。 不管怎樣，鮑林還是決定到這個群島去走一趟。此時正值度假的美好時光。他的幾篇關於蛋白質的論文剛剛刊出，政治氣候也在升溫，他需要休息一下了。況且，到夏威夷去也是表明自己鄙夷和不滿的一種方式。 “我想，到檀香山去還是值得的。到那裡可作幾次科學講座，同時也可向這個群島的居民表明，夏威夷大學校務委員會撤回對我的邀請是犯了多大的錯誤，”他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這樣寫道。他說服了美國化學學會夏威夷分會邀請他作一系列講演，於5月底帶著愛娃·海倫一道飛到了檀香山。這次旅行終於成了一個非常令人高興的轉折點。每次講演都受到一批批熱情洋溢的科學家的熱烈歡迎。大家都急切希望了解他的最新發現。講演完畢後，許多人上前與鮑林握手，感謝他蔑視有關方面的狹隘偏見所顯示出來的勇氣。檀香山報界也站在鮑林一邊，開始質問夏威夷大學校務委員會為什麼採取那樣的行徑。 這對鮑林是一個很大的鼓舞。看來，在一段較短的時間裡，由丁奮起堅持自己的信念，他不但維護了自己的聲譽，而且給別人也帶來了希望。 然而，從夏威夷歸來後幾個星期，氣氛又變得沉悶起來。從1948年開始，鮑林曾多次成功地擺脫有關方面要他接受忠誠計劃的審查，但是，要避開這種糾纏將會愈來愈困難。 1951年，朝鮮戰爭煙火瀰漫，羅森伯格審判案又再次將原子彈間諜問題變成了人們議論的中心。杜魯門簽署了另一項行政命令，進一步提高了忠誠的標準。只要對一個人的忠誠有疑問，那怕缺乏任何切實的證據，就可以成為免去這個人公務員職位的理由。成百上千個案例又重新開庭審理，愛德華德·康頓的案子就是其中之一。這一次，這位長期受難的物理學家吃足了苦頭，最後被迫辭去了國家標準局局長的職務。 政府用於科學的經費，特別是用於屬於保密防務研究的經費大大增加了。許多科學家、技術人員和工程師為了要找到工作，不得不接受有關方面對自己進行忠誠的鑑定。本來，只是軍方對下屬有關人員進行忠誠的鑑定和聽證，但在此時，面對新近大量湧現出來的有關平民的案件，有關方面對審查制度作了相應的調整，許多非軍方人員也要接受忠誠的鑑定。不過，在其冠冕堂皇言論的背後，忠誠鑑定實際上成了一項影子式的法律制度。非軍方科學家如要得到一項屬於某一密級的政府合同，那就必須將自己的檔案資料送交地區司令官審閱。如果發現可疑的活動和聯繫，那麼這個人的檔案就要送到一個地區性人事安全部門作進一步的審查。那個安全部門有權撤銷此人參與機密工作的許可——此人將不得參與任何保密項目的研究——而且還用不到召見當事人或者提供任何證據。科學家一旦被列入黑名單，唯一的求助手段是向就業資格審查委員會申訴。如果是第一次，當事人可以在律師的陪同下親自陳述自己的情況。就業資格審查委員會舉行的聽證會，並非精確意義上的審理——而是在判決已經作出，並且由軍方對平民的政治活動作出判斷之後，在法律制度之外進行的一種活動——當然，聽證會在形式上很像法庭審理，有審問、抗辯、律師等等。這是一種《阿麗絲漫遊記》式的製度。就業資格審查委員會作出判決以後，當事人就再也無處可以申訴了，陪審團作出的是最終判決。 成千上萬名學者受到這一荒唐制度的擺佈。一個人一旦因故被排除在某一密級之外——其理由可以僅僅是參加過某一可疑的團體——那麼，在別的地方，不管是不是政府項目，此人要找到飯碗將都是非常困難的。忠誠鑑定並沒有查出任何原子彈間諜，但在實際上起到了堵住不同政見者之口的作用。五年以前，這種開列黑名單的基本做法，曾經有效地迫使電影界納入安分守己的軌道，現在則被用來防止學者在政治上說三道四了。 此時，鮑林本人也被捲入了忠誠鑑定的浪潮。 鮑林曾避免涉足國防保密項目的研究。但是，根據合同規定，他是加州理工學院教職工委員會的成員之一，這一職位要求他審查其他人提交的從事保密項目要求資助的申請。空軍要求，任何人閱讀他們的有關合同，那怕此人具有審查人的身份，也都應當接受較低密級的資格審查。這種人只能接觸屬於“機要”級或“內部”級的材料，不能參閱“機密”級或“絕密”級的文件。對有關人作這種較低密級的鑑定，原本只是加蓋橡皮圖章的例行公事，很少要求本人到場接受就業資格審查委員會的全面審查。 1951年初，加州理工學院將鮑林和另外一些校務委員和員工的名單上報，讓有關方面作這種較低密級的資格鑑定。所有人都順利過關——但鮑林除外。 7月下旬，鮑林收到了當地軍事安全委員會的一封公函，正式通知他要求接觸加州理工學院保密材料的申請不予批准。根據該委員會掌握的“情報”，“你曾是一名共產黨員，一名與共產黨員有密切聯繫的外圍人員，……你還與信仰共產黨意識形態的眾多團體發生過密切的聯繫，或者就是其中一員，在許多場合，你曾公開為知名的共產黨人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進行辯護。” 一切全是不實之辭。鮑林立即就上述指控向就業資格審查委員會提出申訴。聽證會定於11月份舉行。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就在鮑林在美國被指控為共產黨人的同一時間裡，有消息傳到加州理工學院，稱他受到了蘇聯化學家的嚴厲譴責，說他基於共振的化學結構理論“錯誤百出，用心險惡”。李森科時代的俄國學者為了吹噓俄羅斯在結構化學方面取得的成就，用了兩年的時間在與鮑林的“資產階級反動”化學思想決裂，特別是要與他的並不真正獨立存在的唯心主義共振結構的用法決裂。他們認為，共振理論與唯物主義唱反調，因而也是反甦的。 1951年夏，蘇聯科學院化學部通過正式決議，認為鮑林的做法是“偽科學”，是“唯心主義”，因此必須摒棄。 《真理報》大力鼓吹這一決議，並且在蘇聯的科學出版物上激起了一陣陣聲討的浪潮，稱鮑林研究化學的方法是“臆想捏造出來的玩意，是與現實毫不相干的偷懶想法”。一位當代觀察家在《美國化學教育期刊》上發表文章寫道：“攻擊辱罵之猛裂和粗暴，這在化學界是史無前例的。”自此開始，蘇聯化學走上了反鮑林的軌道。 鮑林現在處在這樣一種奇特的地位：一方面，美國人辱罵他是共產黨人；另一方面，蘇聯人又把他稱為反動分子。在私下里，鮑林對俄國人的謾罵還是“頗為關注”的。他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寫道：“我真不明白這樣一種攻擊到底有多大意義，他們到底想幹什麼。”在公開場合，這倒提供了一個可以減輕破壞性後果的可能，杜布里奇就迫不及待地抓住了這一機會。當《紐約時報》的一位記者將俄國科學家通過的反鮑林決議電傳到加州理工學院徵求看法時，該院用了整整三頁的新聞通訊作回答，強烈譴責李森科主義，並且強調了鮑林對共產主義科學的批評意見。 “如果不容許俄國科學家應用共振理論，或者剝奪他們在其他方向上進行科學研究的自由，那麼俄羅斯科學必將落在西方科學的後面，俄國的技術也會因此而受到損害，”該文引用鮑林的話這樣說道。後來，《紐約時報》和《時代》雜誌在報導中將鮑林描繪成了西方科學反對俄國人扼殺真理的一名衛士。 遊戲規則 正當俄國人和美國人都在忙忙碌碌地清算鮑林的活動，試圖找到他在政治上圖謀不軌的行為時，布拉格、阿斯特貝里和其他英國學者卻在細心地審閱他關於蛋白質研究的論文，以便發現其中的破綻。到了1951年秋天，他們自認為已經找到了大量錯誤。一方面，佩魯茨證實了阿爾法螺旋的存在性，發現這種結構存在於許多種蛋白質中，具有1.5埃的阿爾法螺旋指紋；另一方面，他在羽軸蛋白質中卻沒有找到這一種結構，然而根據鮑林的預計應當是能夠找到的。佩魯茨得出結論說，鮑林和科里提議的羽毛結構是錯誤的。佩魯茨還認為，鮑林曾設想，肌肉收縮模型可使片層結構收縮為阿爾法螺旋，這是不對的，因為無論在擴張形式還是在收縮形式中都找到了阿爾法類型存在的證據。伯納爾曾打算接受纖維蛋白中存在阿爾法螺旋的理論，但他心裡很清楚，這對他正在研究的核糖核酸酶和胰凝聚蛋白酶這兩種球狀蛋白質的結構並沒有幫助。科托爾茲公司的研究組不同意鮑林關於人造多肽的尺寸所說的話。鮑林關於鬆散的枷瑪螺旋的意見也受到了批評，因為在其中心存在著一個大洞，完全裝得下一些細小的分子，因而會使其不穩定。最令鮑林失望的是，他為膠原蛋白設想的結構——三螺旋索結構，並沒有得到英國Ｘ射線研究結果的證實，而他認為這種結構的發現為解釋物質的抗拉伸特性做了一件好事。 1951年下半年，鮑林花了大量的時間考慮怎樣回答這些批評，並且繼續修正自己關於蛋白質結構的理論。他感到這一工作極重要，以至他謝絕了哈佛大學要他擔任客座教授的邀請，目的是要集中精力攻克這一個堡壘。他還推遲了預先計劃好去歐洲的一次旅行，同樣是為了把自己的思路理得更加清楚些。羽毛中阿爾法螺旋的指紋可能是非常隱蔽的，因為他已註意到，各個螺旋具有不同的相位；肌肉可能包含著“非拉伸性阿爾法角蛋白”，它永遠用阿爾法形式存在著。他澄清了科托爾茲公司研究組的一種誤解；不久以後，該公司研究人員就承認，對他們研究的人造多肽來說，阿爾法螺旋是合理的。然而，對於伽瑪螺旋的情況，鮑林打算放棄了，他對其穩定性向來就感到有些吃不准；到了秋天，他就完全將這個問題置於腦後了。鑑於愈來愈多的證據不利於他為膠原蛋白提出的結構，他又回復到了一個新的出發點。到1951年末，他終於認識到“我們提議的這種結構……不完全合理，我認為在總體上是正確的，但需要作些細小的修正”。與此同時，他與科里又想到兩種片層結構，同時還考慮為某些蛋白質提出一種他們稱之為“波層”的結構。 不過，在鮑林的阿爾法螺旋這一驚人的成就面前，人們提出的種種批評的意見也就黯然無光了。儘管阿斯特貝里不斷提醒鮑林，應當對5.1埃這個數據得不到證實這一點作出明確的解釋，但是鮑林提出的螺旋結構都有其充分的依據，這一點也是無可辯駁的事實。使人困惑不解的Ｘ光反射現象，看來是與基本結構本身無關的某一種因素造成的。鮑林在對阿爾法螺旋進行推廣時，提出了各種各樣的片層結構，看來也是很有道理的。在英國，人們開始認識到，儘管鮑林在其他結構問題上前進得快了些，但他終究解決了一個大問題，也即角蛋白的收縮形式和擴張形式的問題，阿斯特貝里相信，這種物質是所有蛋白質生成的源泉。正如鮑林在那時寫下的那樣，“我心裡非常清楚，這些發現將會迎來蛋白質研究的一個新時代。” 事實也確是如此。鮑林對蛋白質的研究使這場競爭遊戲的規則發生了變化。正是鮑林始終相信氫鍵是十分重要的。同樣也是鮑林顯示了根據精確的化學定律建造模型的巨大威力——這種隨機研究的方法，使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有可能利用猜測最終結果的辦法，來解決複雜的Ｘ射線那樣的問題。仍然是鮑林堅持將結構的精確度定到百分之一埃以內，從而將這場競爭提到這樣高的水平，以至任何關於蛋白質結構的一般性粗糙的想法根本就沒有立足之地。從此開始，人們提出任何一種蛋白質結構，都得滿足鮑林對精度的要求。另外還有一點很重要，正是鮑林徹底打破了英國人有關整數對稱性的思維定勢。根據這種思維定勢，人們一直認為晶圖應具有對稱的空間結構；正是因為這種思維定勢，導致布拉格和佩魯茨迷失了前進的方向。在阿爾法螺旋結構的理論提出以後，研究生物分子的晶體學家在思想上得到了解放，他們開始用新的方式思考生物分子，尋求其非整數特性——因而可以根據自己的想法弄清楚真實的研究對象了。 這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鮑林確信自己是當之無愧的。 1951年9月，來自42個國家的18000名化學家會集在紐約市，舉行世界化學大會，又稱純粹化學和應用化學代表大會——這在歷史上是最大的一次化學家聚會，慶祝美國化學學會成立如周年紀念日。會議規模宏大，地點又選在曼哈頓島的中心，因此得到了新聞媒體的大量報導。鮑林根據大會的議程作了好幾次報告，其中包括一次關於蛋白質結構的重要講演。他還協助加州理工學院新聞系整理了一份長達六頁的新聞稿，其中簡要地闡述了他的發現所具的重大意義。這一篇文章後來成了科學家進行公關活動的一篇傑作。文章較為詳細地概括了鮑林發現的成果，著重提到了在這些發現背後有關人員作出的努力，同時還強調了這些發現對科學和醫學將會產生的巨大影響。文章使用的語言都是記者能夠理解的，其中不乏諸如“生命的奧秘”那樣一些引人注目的用語。美國化學學會公關部工作人員急切希望媒體能最大限度地報導大會的實況。除此之外，他們心裡很清楚，鮑林這個人氣度不凡，又平易近人，因此也樂於給鮑林的工作提供必要的幫助。 這樣，鮑林在大會上出盡了風頭。整個大會期間，他所作的關於蛋白質結構的講演吸引的聽眾最多。這次講演是安排在羅斯福賓館的大會議廳中進行的。像往常一樣，他興致勃勃地面對著將大廳擠得水洩不通的聽眾，侃侃而談。聽眾中不少人是來自幾家大報的記者，另外還有一名來自《生活》雜誌的攝影師。一切都非常順利，事事都無可挑剔——一直到快要結束時，開始進入提問和答辯的階段，一位頭髮稀疏、相貌一般、身著西服的男子從後排座位上站起，聲稱是他第一個發現了阿爾法螺旋。這個人就是莫里斯·哈金斯。這位科學家在1943年就曾提出蛋白質具有螺旋狀結構，為此他曾要大家去尋找這種螺旋。這使鮑林一時感到很尷尬，他在頭腦裡苦苦思考著，試圖回憶起哈金斯研究所得的詳細結果。然後，他終於回過神來，指出哈金斯關於螺旋形態的基本思想是正確的，但他和布拉格一樣，沒有認識到平面肽基的必要性和非整數類型的重要性。但是，這並沒有平息哈金斯顯示出來的怒氣。哈金斯和鮑林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早在20年代，他曾用有關化學鍵的某些早期的想法幫助過鮑林，而且也提出過氫鍵的想法——但是，在每一種場合，一直是鮑林出名得利，相形之下，哈金斯的業績卻再三地受到冷落，他不想讓鮑林在蛋白質研究方面竊取他的思想。鮑林花了好幾個星期的時間試圖說服他，他的模型相對來說比較含糊，在某些重要方面甚至是錯誤的。 這短暫的口頭交火，不但沒有使在場記者對鮑林的成果產生懷疑，正好相反，他們對這些發現的重大意義留下了更為深刻的印象。第二天，《紐約時報》的大幅標題是：“化學家揭開蛋白質奧秘——戰勝疾病的有力幫手——探索生命起源道路上第一座里程碑——有可能解開千古之謎。”隨附的報導使用了發動總攻擊令式的語言，將這一發現比擬為“攻克自然界重要堡壘的第一個重大的據點——細胞質的結構，也即生命的物質基礎——這一堡壘在不久以前還一直是堅不可摧的。”消息很快地傳遍了全國。兩個星期以後，五百万讀者在打開《生活》雜誌時，看到了鮑林的巨幅照片。照片上，他笑容可掬，手指著他填補空間的阿爾法螺旋的模型，標題是“化學家解開大秘密”。他在蛋白質結構問題上取得的成就，使他進入了世界上最著名科學家的行列。 就業資格審查委員會 兩個月以後，鮑林被召到就業資格審查委員會面前，他又得為自己的名譽而戰了。 無論在公開的場合，還是在杜布里奇收到的一系列信件中，鮑林的政治立場都不斷地受到來自右翼的攻擊。杜布里奇明白，大多數保守派人士，在一些情況下還有一些非常有錢的客人，他們是學校的經濟後盾。這些人不喜歡鮑林，這一情況正在使學校失去巨額的資助。在那年10月份聯邦調查局的一份報告中，杜布里奇和加州理工學院的許多人對鮑林的態度是這樣歸納出來的：“在加州理工學院的員工中，誰也不相信鮑林真的是共產黨員，大家將他劃歸為有點（原文如此）愛出風頭的人。許多人指出，鮑林經常想看到自己的名字在報紙上出現，這種情況已經給加州理工學院帶來了許多麻煩的事。”這位特工又寫道：“鮑林近來名聲不佳，加州理工學院校方對此感到很不快，這在全校的一般員工中也有所反映。……（此處原文已塗沒）覺得他是一位獨一無二的科學家，但也開始相信，遲早有必要採取某種措施，因為這已使學校失去了可能得到的幾百萬美元捐款。”於是，儘管杜布里奇在公開的場合仍一如繼往地保護鮑林，但在私下里卻再三勸說鮑林降低一下活動的調門。 在為就業資格審查委員會聽證會作準備的過程中，杜布里奇在鮑林問題上的兩面性做法得到了充分的體現。鮑林曾要求杜布里奇為自己指派一名律師，但這位加州理工學院的校長拖延了很長的時間不答复，致使鮑林失去了希望。他感到最好還是僱一名自己信得過的人。此人就是本地的美國公民自由協會激進分子阿伯拉罕·林肯·威林。鮑林一家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抗擊日冠歇斯底里的鬥爭中認識威林的。從那時起，威林就在公眾心目中贏得強硬異常的激進律師這一名聲，他隨時準備和各種各樣的調查委員會對著幹。在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一次聽證會上，威林因為不肯閉口而被警衛人員駕著扔出了法庭，他也因此而遠近聞名了。就在鮑林案聽證會舉行前的星期四，杜布里奇召見鮑林，告訴他威林不能當他的辯護律師，並且為他提供了另一位人選。鮑林回答說，時間太晚了。 “我將盡力代表學校和我本人，讓大家滿意，威林先生也會這樣做，對此我抱有信心，”他這樣說道。鮑林還建議杜布里奇僱一名律師在聽證會上代表加州理工學院作辯護。 星期一，鮑林走進了洛杉磯聯邦大廈810房間，後面跟著威林和他們兩人選中的一批鮑林品行的見證人。鮑林面對著陪審團就坐。聽證會剛宣布開始，鮑林就宣讀了一份長達十三頁的聲明，全面總結了自己的生活經歷和政治信仰。他向陪審團成員談到，他的園丁是一位美籍日本人，他們兩人在一起相處，使他看清了一些社會問題的實質。通過閱讀報紙和對歷史的研究，他逐漸形成了一套自己特有的政治見解。 “我沒有對任何一個政黨或團體作過任何一類承諾，”他對陪審團說。 “我從來就不是共產黨人，現在也不是共產黨人。我與共產黨從來就未發生過牽連。” 鮑林說，他是一個美國人。實行典型的民主制度，維護各個國家和民族之間的和平，尊重美國憲法中規定的人權，承認最高的道德準則，這些就是他信仰的準則。接下去，他又簡要地說明了自己為政治活動付出的代價。他告訴陪審團，他為此失去了伊萊·莉莉公司顧問的資格。 “我目前的雇主，也就是加州理工學院，為了迫使我停止政治活動，對我施加了巨大的壓力。”他在聲明的末尾，用了很大的篇幅回顧了他為國家所做的大量工作。他曾贏得杜魯門總統頒發的獎章。他對自己作為一名科學家所掌握的知識作了非常自信的評價——“我認為，就總體上來說，我所掌握的科學知識，比任何一個美國人都更為廣博——數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還有地質學（礦物學），”他說道。他申訴自己是清白無辜的。 “我知道，由於我的政治活動和社會交往，有人在用於鑑定的分級檔案裡將我列入了不可靠一類，”他對陪審團說。 “我本人認為，考慮到本人的人格和品德，考慮到我對國家可能提供的服務，考慮到我的人生價值，應當把清白的名聲還給我。” 在洛杉磯，就業資格審查委員會花了兩天的時間，例行公事般地對鮑林進行了令人乏味的盤問，並且出示了一份常見的清單，上面列出了“可疑”團體的名稱、發言稿和一些經過簽署的文件。唯一逗人發笑的是，陪審團顧問竟然問了這樣一個問題：“你到底是還是不是保護紅木組織的成員？”鮑林禁不住朗聲大笑起來。最後，在聽取品行見證人的不著邊際的證詞後，陪審團決定12月初在華盛頓繼續舉行聽證會。這稱得上大案——鮑林是至今面對就業資格審查委員會的一個最為有名的科學家——而且他們也不急於收場。 但是，華盛頓聽證會後來根本就沒有舉行。洛杉磯聽證會結束後第二天，杜布里奇給鮑林發出了一封令人吃驚的信函。他在信中稱，學校人事處已對有礙於鮑林要求恢復名譽的一次工作上的“疏忽”作出了處理。看來，鮑林之所以要接受就業資格審查委員會的聽證會審查，原因就在於他的名字“因誤解”而被列入要求參閱絕密級文件的科學家名單，這些科學家正在從事名為“遠景工程”的一個氫彈項目的研究。原來這一切全都是誤會，就業資格審查委員會對他作了錯誤的調查。杜布里奇囑咐校人事處的主管寫了一封“道歉信”。鮑林將這封信轉交給在華盛頓的就業資格審查委員會，之後，整個案子就被取消了。 鮑林已深受其害。一方面，就像他以前受到加州教育委員會糾纏那樣，他必鬚麵對當地一批反共政客的鼓譟；另一方面，他從事國家級科學研究的資格也受到了威脅。由於失去了接觸機密材料的資格，他作為加州理工學院的一名高級管理人員，有效地進行工作的能力就大打折扣了。舉例來說，他不再有資格審核他手下的員工所提出的各種級別的資助申請。這種情況不但使他在學校裡所處的地位發生了動搖，而且杜布里奇和其他反對他的後台老闆很可能因此得出結論，應當削弱他的某些職權，甚至將他降級使用。事情已經非常清楚，鮑林的政治活動正在嚴重地影響到他作為創造性很強的一名科學家發揮自己的才能。 在此之前，鮑林一向在服從上級和獨立思考之間，在討人喜歡和堅持真理之間，小心翼翼地保持著平衡。就業資格審查委員會的聽證會進入高潮，這種平衡狀態也開始動搖。此時，他已清醒地認識到，在政治上與可疑的團體搞在一起，可能招來很多麻煩，還是小心謹慎為妙。 鮑林與愛娃·海倫進行了一次長談，他打算後退一步了。 在杜布里奇發現人事工作出錯後的幾天時間裡，鮑林向國家藝術、科學和專業人士委員會以及美國科學工作者協會寄去了辭職信。這兩個組織當時正處於受人攻擊的狀態，被指摘為受到共產黨的操縱。鮑林還對美國和平十字軍運動說，他不能擔任這一組織的官員，這是一個鮑林曾經幫助發起的團體，此時也背著受共產黨指揮的罪名。幾個月以後，他又退出了世界科學工作者聯合會，這是以法國物理學家、共產黨人弗雷德里克·約里奧一居里為首的一個國際性組織，鮑林曾經同意擔任該會的副主席。他因為“太忙”，他寫道，無法對他們關心的事情“給予足夠的注意”。在1951年餘下的歲月和1952年大部分時間裡，鮑林不想作任何嚴格意義上屬於政治範圍的講演，不希望對報界發表政治性聲明，不願意參加被認為是親共的任何團體。他喜歡像大多數自由派人士一樣，埋頭苦幹，等待更好的時機。 關於鮑林的聽證會原本可以不開，但它畢竟收到了某些人所希望的結果。聽證會過後，鮑林看清了世態的炎涼，企求關起門來過幾天比較安頓的日子了。